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

--胡适

张謇进入历史视野的身份是--晚清状元，弃官从商的中国实业先驱。这个带有转折性的身份蕴涵的内容很多。张謇在40岁之前苦苦求取功名，坎坷非常，到41岁才功成名就。但却在第二年便辞职返乡，转而经商。中国士大夫阶层历来以"学而优则仕"为事业，经商曾经是中国读书人所不屑于选择的一条道路。张謇弃官而从商，在一定程度上是他对儒家传统的背离；但是经商之后的张謇又从来没有放弃"尧舜之治"、"圣王之道"的儒家社会理想，作为商人的张謇甚至做了不少从商人的角度来看并不十分正确的决定。

张謇生活的时代对商人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代。此时的商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没有得到足够的社会权利，国家的经济政策仍未走出小农时代的框架，即使是很微观的商业活动都需要得到政府的批准，处处受牵制，也没有好的融资环境和渠道。张謇经历了许多艰苦，有许多感慨，对后代来说，这一代企业家的历程有许多启发和映射现实的意义。

虽然张謇从商之后，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经营，却很少有人简单地把张謇称为"商人"。这或许是因为他的政治和社会声望实在太耀眼了。他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既无大权，也无巨富，但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所以被称为"绅商"。用今天的视角来看，他应该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主义色彩的职业经理人兼公益家。

在20世纪初整个中国处于浑噩茫然之中时，张謇几乎完全凭借自己和家族的力量在他的故乡南通建设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城市范本。当时的南通城就像一个试验田，张謇在这里培植他对美好社会的理想。而南通城也像是张謇的城堡，是他政治追求受挫后苦心经营的小王国。它因张謇而起，也终于随张謇而落，令人景仰，却也发人深省。

张謇的科举之路仿佛是《儒林外史》中的一个片段，其中不乏荒诞之处，但他的确继承了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自尊。

1853年7月1日（清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张謇出生于江苏通州（今南通）海门常乐镇。张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张家世代务农，直到张謇的父亲张彭年时，才在务农之余兼营一个制糖的作坊。

张謇4岁时起，父亲张彭年开始教他学习《千字文》。到5岁，张謇已经可以完整无误地背诵《千字文》，于是父亲将他送进私塾读书。但是张家祖上三代没有人获得过功名，也就是所谓"冷籍"。当时科举规定"冷籍不得入试"。为了取得应试资格，张謇15岁时由他的一位老师宋琛安排，结识了邻近如皋县的张家。张家同意张謇冒充自家的子嗣报名获得学籍。16岁，张謇考中了秀才。

但是从此如皋县张家开始用冒名一事来要挟张謇，连续索要钱物，最后索性将张謇告上了公堂，要求得到一笔高昂的酬金。这一场诉讼延续了几年，令张謇十分狼狈，家道也因此困顿下来。幸而张謇的老师们爱惜他的才华，为他四处斡旋。当时的通州知州孙云锦也出面为他调解，将此事上报给江苏学政，继而上书礼部。直到张謇20岁时，此案终于告终，礼部同意张謇重填履历，撤销控案，恢复通州原籍。

"冒籍案"结案后第二年，孙云锦调往江宁（今南京），邀请张謇入幕同往。在江宁，张謇认识了孙云锦的世交，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此后成为吴的幕僚。吴长庆对张謇有不可忽略的提携之功，所以张謇一直敬重吴长庆。

1880年吴长庆奉命督办山东海防，张謇随同到了山东登州。第二年，科举不第的袁世凯来到登州投奔吴长庆。吴长庆认为袁世凯学识疏浅，命他在营中读书，由张謇教导他。因此袁世凯当时对张謇行的是弟子之礼。袁世凯初到的时候，因为不得吴长庆重用，颇为郁郁不得志。后来张謇向吴长庆举荐袁世凯，此后张袁二人成为吴长庆的文武两大幕僚。

从16岁中秀才到27岁之间，张謇每两年就去江宁参加一次乡试，先后5次都未得中。1882年，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兵进抵仁川。为了阻止日本吞并朝鲜，吴长庆奉命率兵赴朝平定局势，张謇随同到了汉城。因为身处政治风暴中心的缘故，张謇虽然人在汉城，但是他所撰写的政见和议论很快传回北京，引起了高层官员的注意。他所撰写的《条陈朝鲜事宜疏》、《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主张对外持强硬政策。这受到了光绪的帝师，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的赏识。翁同龢在政治上与慈禧不和，拥护光绪掌权，正需有人充实阵营，从此便不遗余力地提携张謇。

在朝鲜不多时，因为李鸿章不喜欢吴长庆，庆军被拆分为正副营。吴长庆率正营回国；袁世凯则率领庆军副营留守朝鲜，帮助朝鲜练习新军，袁氏的崛起就是从这里开始。袁世凯很快转而投靠了李鸿章，这令回国失势的吴长庆更加抑郁，不久病终。张謇痛斥了袁世凯一番，二人绝交多年，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后。

在这个时期，张謇可以跻身官场的机会很多。朝鲜希望以"宾师"的待遇留住他。而李鸿章虽不喜吴长庆，但却非常乐意上书推荐张謇在朝中任事。吴长庆病故后，北洋大臣李鸿章和两广总督张之洞同时向他发出礼聘，邀其入幕。但张謇一概婉拒，人称"南不拜张北不投李"，回到通州故里，继续攻读应试。这大约是一个旧时读书人内心的自尊--希望靠自己考取功名，名正言顺地踏入仕途。

1885年，张謇终于在乡试中考中了第二名举人。此后张謇开始参加礼部会试，向科举的最高阶段进发。很富戏剧性的是，当时翁同龢、潘祖荫等"清流"党人对他着力延揽，在礼部会试中暗中识别他的卷子，结果却连着三次误认了别人的卷子，将别人取中。1889年，张謇参加会试，结果"清流"的考官们将无锡孙和的卷子认作张謇的，孙考中而张落第。潘祖荫因此气愤不已，拒绝接受孙的拜见。1890年第三次会试，这次陶世凤的卷子被误认了，结果陶考中会元，张謇又落第。1892年第四次会试，考官们又误认了刘可毅的卷子，张謇再次落第。

到1894年，也就是甲午年，因为慈禧六十寿辰特设了恩科会试。心灰意冷的张謇因父命难违，第五次进京应试。这次在礼部会试，张謇被取中第六十名贡士。三月礼部复试时中了一等第十一名，翁同龢将他改为第十名。四月殿试时翁同龢的提携之心已经迫不及待。他命收卷官坐着等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之后，便劝说其他阅卷大臣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并特地向光绪介绍说："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于是张謇在41岁的时候，终于得中一甲一名状元，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职。

就在这一年，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惨遭失败。"清流"将目标对准李鸿章，借此冲击主和的"后党"。张謇上疏弹劾李鸿章，文中称"（李鸿章）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胁制朝野。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并要求朝廷"另简重臣，以战求和"。甲午之耻令张謇深感仕途之无聊，他在笔记中写道："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更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不久张謇的父亲去世，张謇回到故乡守孝，从此离开了清朝的政治中心。

纵观张謇的功名之路，既有科举中的种种荒诞之处，又令人不禁钦佩他的坚持和自尊。如果张謇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如果他求取功名的目标是官权利禄，那么朝鲜平叛之后他既可以留在朝鲜受人尊奉，也可以在李鸿章等大员的举荐下直接获得官职。可是张謇求取功名更像是一种自我实现。在他心目中，通过科举得到认可和荣誉是一个读书人成功的正道，其他方式都无法见容于他的自尊。为此他付出了生命的前41年。而一旦完成了这个过程，功名为他带来的结果却让他感到失落。所以说他的内心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同时张謇因为出身农家的缘故，富有草根情节，他的那句"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更不值计较之气"就是一个写照。这种理想主义和草根情节的交织是他后半生经营生涯的灵魂支柱，既成就了他，但或许也造成了他现实上的失败。张謇以状元的身份投身商海，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很多实际的方便。因为筹资无门，原本计划民营的企业因为缺乏民资的参与，最后只能求助于官方资本。

1895年，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向朝廷请示，委派张謇、陆润庠和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和镇江兴办企业。丁立瀛在镇江无所作为。陆润庠是比张謇早20年的同治状元，当时因母亲患病在家归养。但陆对经商办厂兴趣不大，两年后重归仕途，后来累递升至侍郎、尚书、大学士。而张謇却是离开官场再不回头。

江苏是中国的主要棉产区之一，以"纱花"闻名天下，产量和质量都很高。当时日商在中国大量采购棉花运回日本，加工成棉纱之后以高价回售中国市场。因此棉纱业成为洋务派扶持发展的重点产业之一。张謇为筹办中的纱厂起名"大生纱厂"，取《易经》中"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采取股份制的形式。

从1895年底开始筹办到1899年4月投入生产，"首尾五载，阅月四十有四"。在这44个月中，大生纱厂的招股集资历经曲折，几次濒临夭折。这段经历是近代中国企业发展不易的一个生动例证。

大生纱厂最初定位为商办，由张謇出面在民间集资。张謇召集到的股东包括沈敬夫、陈维镛、刘桂馨、郭茂芝、潘鹤琴和樊时勋。前三位来自通州，后三位来自上海，因此分别称为"通董"和"沪董"。最初决定以100两为一股，共6000股，筹银60万两。但是招股很快陷入困境，通董和沪董之间，几度分合，股金迟迟不能到位。张謇只好向官方求助。

此时张之洞早已调任湖广总督。张謇通过新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将1893年张之洞用官款向英国购买但一直搁置在上海的4万多锭旧官机折价，折算为50万两入股，性质是"官股"。大生的性质相应改成官商合办，张謇还需要另外招50万两"商股"，以使官商双方的力量均衡。但是商股还是迟迟募集不全。恰在此时靠洋务起家的另一位实业家盛宣怀也要买机器，就从张謇手里分走了一半机器，折算为25万两官股。大生的商股目标也就相应调整为25万两。但即便把筹资目标下调了一半，大生最后可以筹集到的商股也没有25万两。在大生开工时，真正向社会筹集的商股资金只有15余万两。

因为筹资困难，张謇一方面被迫一再降低目标，另一方面则尝尽辛酸，四处碰壁。江宁布政使桂嵩庆曾许诺出资六七万两；盛宣怀和张謇分领官机的时候也曾答应张謇筹资，甚至定有合约。但是当大生纱厂动工后，资金告急，桂嵩庆答应的钱屡催不应，盛宣怀也默不作声，百般躲闪。张謇到上海招股没有收获，甚至没有旅费回通州。无奈间，只得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四马路卖字三天，赚取旅费。状元经商，而狼狈至此，张謇在笔记中写道--那些市侩油滑的小人官吏对他冷嘲热讽，阴阳怪调，而他听着诽谤之词也不敢辩驳，蒙受侮辱也不能作色。此时的张謇已经不是当年痛斥袁世凯的名士，弹劾李鸿章的翰林。他在给刘坤一的信中表白道："三载以来，謇之所以忍侮蒙讥，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舌瘁而笔凋，昼惭而夜椣者，不知凡几。"从这句表白中可以看出，张謇在内心并没有彻底接受商人的身份，他还有儒家传统所赋予他的清高。"若不是经商，我一辈子不会和某些人来往；若不是经商，我一辈子不会说某些我不屑于说的话"--他终究还是很叹惋自己所作的妥协。

到1899年开车试生产时，运营资金仅有数万两，甚至没有资金购买棉花当原料。张謇情急之下以每月1.2分的高利向钱庄借贷。向股东告急，无人响应；而打算将厂房出租却又遭到恶意杀价。在走投无路之际，张謇与几个朋友在上海"每夕相与徘徊于大马路泥城桥电光之下，仰天俯地，一筹莫展"，此番情境，令人嗟嘘。最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作为张謇多年挚友和忠实助手的沈敬夫提议破釜沉舟，全面投产，用棉纱的收入来购买棉花，维持运转。幸而随后几个月里，棉纱的行情看好，纱厂的资金不断扩展，不但使工厂得以正常生产，而且还略有结余。大生纱厂终于生存了下来。

因为张謇是状元出身，大生纱厂早期的棉纱产品使用"魁星"商标，下设有"红魁"、"蓝魁"、"绿魁"、"金魁"、"彩魁"等不同产品线。商标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形象。投产后的第二年，大生纱厂得纯利5万两；第三年得纯利10万两；到1908年累计纯利达到190多万两。在大生纱厂经营好转之后，集资招股的问题似乎再也不存在了。1901年张謇等人决定再招20万两新股，一年之内就成功集到20.75万两。1904年，张謇决定扩张，筹建大生分厂。原来闪躲不肯出资的桂嵩庆也此时"自愿入股二万"。就连当初写信给刘坤一，指控"张謇乱要钱，大帅勿为所蒙，厂在哪里，哪有此事"的浙江候补道朱幼鸿，此时亦入股1万两。和大生一厂筹备时的艰难相比，大生二厂从筹备到开工仅29个月，很轻松地就收足了80万两股本。1907年3月，大生二厂在崇明建成。是年7月，大生纱厂召开了第一次股东大会，成立了"大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正式注册，并且取得了"百里之内二十年不准别家设立纺厂"的专利权。在当时全国工商业萧索停滞的黯淡背景中，大生集团显得十分耀眼。张謇的社会威望与日俱增，成为各派争相延揽的人物。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国忙于战争，中国纺织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从1917年开始，由于外货锐减，国产纱布畅销，特别是四川、江西两地需要量更大，纱价由每箱156元涨到230元。从1917年到1921年五年间，大生纱厂共获利560多万两。在此期间，大生三厂和八厂亦相继成立。但是规划中的四、五、六、七厂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期建成。截至1925年时，大生集团总计拥有纱锭15.57万枚，占全国华商厂纱锭总数的7.65%；布机1342台，占华商厂布机总数的10.04%。

据说张謇一直不能忘怀大生最初创建时的艰苦，特地请人绘制了四幅"厂儆图"，暗指创厂时遇到的事件，挂在厂内公事厅东西两侧。第一幅是"鹤芝变相"图，寓指潘鹤琴、郭茂芝在关键时刻退股作难。第二幅是"桂杏空心"图，指的是盛宣怀（号杏荪）和桂嵩庆食言而肥，拒付资金。第三幅是"水草藏毒"图，指是的南通知州汪树堂因不满刘坤一将地方公款拨给大生纱厂，煽动乡绅秀才发难。第四幅是"幼子垂涎"图，指的是大生纱厂即将投产而资金匮乏时，浙江候补道朱幼鸿、盐务督销严筱舫企图乘人之危，低价盘下大生纱厂产权。

张謇创业初期为什么遭遇了如此困难的筹资问题？实际上与他的身份有密切的关系。在当时的商业浪潮中，真正的主角是两种人，一种是有权力拨调官款的官员，另一种则是长期周旋于洋行之间，积攒了巨额财富和广泛关系资源的买办商人。前者如李鸿章、张之洞，他们纯粹属于官员范畴；后者则如唐廷枢（本书后文将有专门章节详述此人）。

张謇的身份却不属于以上的任何一种。他既不是有职权的官员，也不是广有资财的买办商人，甚至家境也并不富裕。他有一定的政府资源，通过张之洞和刘坤一等人的关系，他获得了公款和官机的支持。但在面对社会市场时，他的资源很弱。虽然作为状元，他很受尊崇，但是他并没有经商的经验，自己的财力也不强。在大生纱厂的股份中，他不过入股2000两，在6000股中只占200股，其中700两还是沈敬夫借给他的。从资本趋利避害的本能看，当时他筹集商股所遇到的困难并不反常。所以当沪董潘鹤琴、郭茂芝要求退股的时候，张謇虽然愤恨，但是自己也承认没有可以让世人相信的东西，他们中途退却也未尝不可原谅。而当利润浮现之后，资本追加进入其实也是正常的经济行为。这是多数民营资本起步时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并不会因为张謇是状元而有所改变。但张謇处事之坚韧，意志之顽强，还是非常令人钦佩的。

只是由于融入的民间资本有限，最终大生纱厂的股份结构从最初设想的纯民营，变成了官方资本和民间资本共同控股。而张謇个人在大生纱厂的角色，不是资本家，甚至不是大股东，而是一个经理人。他的经理人角色亦是多重而矛盾的，一方面张謇有高度的责任感，励精图治，并在企业发展的同时热心投入社会建设和公益事业；但另一方面张謇对大生集团资金的支配权几乎不受约束，使张謇在十几年中出于理想主义，过快地扩大规模，大办公益，最后终于陷入过于庞大以致无法运转的境地。

与孙中山和袁世凯的分合

张謇在政治上经历了一次从立宪到共和的转变，又经历了一次从孙中山阵营到袁世凯阵营的转变，最后又因为袁复辟帝制，又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的缘故与袁决裂。

随着纱厂和农垦公司的扩张，张謇的声誉名望甚至大大超过了当年新中状元的时候。1904年3月，清廷给张謇封赏了一个三品官衔，并任命他为"商部头等顾问官"。比当年六品的翰林修撰显赫许多。此时清朝政府的危机已经严重到不可调和的程度，政权内部发生了裂变，革新派提出了采用"立宪"政体的主张。"立宪派"几乎都是参与洋务运动的大吏，例如张之洞、袁世凯。张謇支持立宪派。1903年他曾赴日本参加博览会，并同时考察了政治、农工商和教育。1904年4月，张謇为张之洞起草了《拟请立宪奏稿》。同年张謇又主持刻印了《日本宪法》，意在为中国之变法提供范例，一时间"奏请立宪之说，喧传于道路"。

张謇早年在吴长庆帐中结识袁世凯，并为之举荐。但吴长庆离开朝鲜回国之后，袁世凯便投靠了李鸿章，令失意的吴长庆更加难堪，不久郁郁而终。张謇因此与袁绝交多年。但此时，张謇既非当日的幕僚书生，袁世凯亦非当日的武夫。为了使立宪运动获得广泛支持，张謇与袁世凯重修旧好。而袁世凯则将张謇推上前台："各国立宪之初，必有英绝领袖者作为学说，倡导国民。公夙学高才，义无多让。鄙人不敏，愿为前驱。"由此形成北袁南张，一个在朝，一个在野呼吁立宪的格局。

张謇为推动立宪做了许多努力，包括在上海组织了"预备立宪公会"，连番上书奏请立宪。清廷迫于压力，同意各省选举议员，成立省级的咨议局--张謇成为江苏咨议局的议长。此后不久，光绪和慈禧先后去世，清朝政府陷入了一片混乱，原来在立宪上取得的进展也因此陷于停顿。已经腐朽到无以复加的清廷在危机之下，不但停止了立宪的步伐，只是把军机处象征性地改名为"内阁"，反而走向了更加集权。1911年5月，负责全国铁路事宜的盛宣怀提出"铁路国有"政策。盛宣怀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借款合同，把原来已允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权收回，作为对外借款的抵押。此事一出，全国舆论为之哗然，四川保路同志会应运而生，宣誓"拼死破约保路"。而此时张謇受沪、汉、粤、津四地商会公推，正由汉口取道京汉铁路北上进京推进立宪。

车过河南彰德时，张謇顺道去探访了蛰居渲上村的袁世凯。两年前袁世凯在派系斗争中失势，被解除了军机大臣、外务尚书等职务，"隐居"在彰德修养。但是蛰居中的袁世凯仍然通过部下冯国璋、段祺瑞等人遥控着他一手缔造的北洋新军。正因为握有军权，所以袁世凯不论在清廷或是列强眼中都仍然是个可利用的人物。而袁世凯此时正在韬光养晦。

张謇与袁世凯谈论召开国会，改组内阁及商业交流等事。袁世凯对张謇说："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遵从你的意旨行事，务请你同我合作。"张謇听了袁世凯的话，满心欢喜。回到车上，对同伴高兴地说："慰亭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

张謇到北京后，受到了摄政王载沣的召见，并任命他为中央教育会长，但是立宪一事并没有得到实施。就当张謇仍在清廷逡巡的时候，局势的发展已经超越了立宪，走向了革命。这是张謇始料未及的。1911年10月，大生纱厂的湖北分公司（名为大维公司）开业，张謇前往武汉参加庆典。10月10日晚8时在汉口登上"襄阳丸"返沪。轮船开动时发现长江对岸城里火光冲天。12日上午到达安庆，才知武昌发生了起义。

张謇连忙从安庆赶赴江宁，求见驻防将军铁良，一面要铁良派兵增援湖北，挽救清朝之危局；一面动员他立即推动清廷实行立宪。铁良让他与总督张人骏商议。第二天张謇就去拜见张人骏。但张人骏痛斥立宪不可行，并且不肯出兵援鄂。张謇很愤慨，但也无计可施。

随后的形势更加超出张謇的预料。张謇的两位立宪派友人--江苏巡抚程德全和浙江巡抚汤寿潜，宣布脱离清廷独立，摇身从"巡抚"变成了"都督"。张謇在愕然之余，也不得不转变立场。他致电袁世凯说："今则兵祸已开，郡县瓦解。环顾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趋势然也。"很快张謇与上海同盟会取得联系，由他的三哥张詧出面迎接革命党前往通州，成立通州军政府，宣布通州和平光复。张謇戏剧性地从立宪走向了共和。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中央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张謇被任命为实业总长。刚成立的临时政府财政极其困难，清廷国库中的银两早已被转移，孙中山和黄兴为此十分焦虑。由于大生与日本三井洋行素有交情，于是由张謇作保为政府借得30万元，随后又以大生纱厂作抵押，向三井洋行再借50万元。但是新政府资金依然紧缺，这次孙中山和黄兴通过盛宣怀向日本正金财团出让汉冶萍公司50%的股权，以应付财政急需。张謇在上海得知此事，立即致函孙中山加以劝阻，认为日本对汉冶萍一直别有用心，盛宣怀尤不可信，抵押借款或让股权均有严重后果。但是孙、黄没有采纳张謇的意见，此后临时政府秘书长奉孙中山之命向张謇作了说明，但张謇颇觉不能曲谅。1912年2月12日，上任仅40天的张謇辞去临时政府实业部长的职务，与章太炎等一起拥立袁世凯。

关于张謇与孙中山的分合，有许多不同的评议。有的人认为张謇从立宪走向共和，并非发自内心，不过是时势所逼的苟且之计，是一种政治投机。也许张謇并不是投机，但比较明显的是，张謇的立场代表了当时很大一部分经商者的心理。

武昌起义爆发时，张謇并不主张革命。张謇代表的是商业群体。对他们来说，市场和社会的稳定就是最重要的前提，而革命的风险和代价都太大。但是张謇原来所力主的立宪既不讨好清廷，也不讨好革命派，所以张謇也只能采取务实的态度，顺应共和，接受革命，尽可能以和平方式尽早结束动荡。但是张謇和孙中山似乎没有真正谈拢。多年后张謇的孙子张绪武在张謇日记中发现张謇说孙"不知崖畔"。意思是孙中山没有意识到革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建设比革命要复杂很多。

今天的历史教科书倾向用"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来概括孙中山的立场，但在当时的商人们眼中，孙中山却未必完全是他们利益的代言人。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中带有部分公有制和共产主义色彩。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同盟会之前，曾经访问过设在比利时的第二国际，找到第二国际的领导人，表示希望参加第二国际。而孙中山的政策中也的确有节制资本、控制私人资本的主张。辛亥革命胜利后，广东的商人团体甚至武装反抗过孙中山。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张謇认为实力派的袁世凯更符合他发展实业的需要。

张謇离开了南京，北上加入了袁世凯的阵营。袁世凯将宣统帝逼下帝位时所颁发的《清逊位诏书》就是张謇草拟的。孙中山履行承诺，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了袁世凯。国内政治似乎出现了升平景象，工商业开始复苏。张謇认为他所追求的统一与秩序已经指日可待，就以全部精力返回南通经营企业，力行地方自治。期间孙中山曾发动"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但是未果。

1913年袁世凯成为正式总统，任命张謇为农商总长。但不久袁世凯便下令解散国会，复辟之心初露端倪。当时内阁许多要员辞职，张謇曾经劝阻袁世凯，表示解散国会、穿戴衮冕祀天等行为将会诱发新的动乱。但是当时他并没有辞职。到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时，张謇终于愤然辞职。袁世凯为准备称帝而组织的筹安会一再拉拢，也为他所拒绝。张謇彻底与袁世凯斩断了联系，返回到南方，继续从事实业、教育和地方自治事业。

1916年，袁世凯陷入了国内国外一片讨伐反对声中，被迫取消帝制。他想请张謇北上为之转圜，张謇拒绝，说南方讨袁战争已蔓延各省，"武力与调和皆不易解决"，唯一的办法是袁世凯自己"急流勇退"，以平民愤而早日结束战争。6月，袁世凯病死，张謇感叹道："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来未有之机会，可以成第一流人，而卒败群小之手。谓天之训迪吾民乎？抑人之自为而已。"

张謇的政治变迁和他的经济事业有着密切的关系。既然选择了实业之路，张謇对政治的考虑也就无一不是从利于实业的角度出发。清朝的保守政策显然不利于商业的发展；孙中山动用武力，不利于秩序和市场的稳定；袁世凯实现了一些秩序，但很快又被野心所颠覆，"二十一条"更是不利本国工商业。此后张謇更加全神贯注地致力于南通，抱着一种看似入世，其实又是遁世的心情，全力经营大生集团和南通城。在20世纪初的中国，南通仿佛是一个黄金城市。在举国动荡中，这个江苏一隅的县城却在张謇的主持下建立了一个相当完善的城市系统。他"遁居江海，自营其事"，把南通作为小国家来治理，但他个人树立的这个局部范本到底还是个乌托邦。

张謇在二十年间所参与的企事业数量高达180余家，所涉及的行业和门类包括工业、垦牧、交通运输、金融商贸、商会民团、文化教育和公益事业。当时还只是20世纪的前20年，政局动荡，制度缺失，中国的前途茫茫无着。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南通却几乎是在张謇个人的努力下，建成了相当完备的经济、文化、医疗和慈善体系，并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当时南通的子弟可以享受相对优越的教育条件，接受职业培训，并且在张氏所经营的企业中工作。社会井然有序，风气也清明淳朴。许多社会学者被吸引，前往南通考察，南通因此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南通虽小，但在那个动荡茫然的时代，却给了许多人的梦想一个现实的参照。1922年孙中山在上海接见张謇之子张孝若时题赠了一幅照片送给张謇，他谦虚地说："我是空忙。你父亲在南通取得了实际的成绩。"

这段时间大约也是张謇最意兴飞扬的几年，文士的风雅爱好此时也有时间和财力得以舒展。除了兴办企业之外，张謇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地方博物院、第一所戏剧学校；还曾邀请梅兰芳、欧阳予倩等名角在更俗剧场通宵唱戏。认识苏绣才女沈寿之后，张謇成立了女工传习所，由沈寿任所长，后来又创建南通刺绣局，并帮助沈寿将生平绝技写成《雪宦绣谱》。至于张謇与沈寿之间的关系坊间颇有些微妙的传闻，但这毕竟只是一桩很小的公案。

南通的建设是基于大生集团的成长。随着大生连年赢利，张謇新创办和投资的企事业数目同样迅速增长。这些资金主要来自大生纱厂的公积金。这时，张謇作为商人和作为社会活动家的身份是有冲突的。从商业的角度看，张謇的这种高速扩张，蕴涵着相当的危险。在短时间里兴办这么多企业和事业，必然难以对市场、原料、经营者素质等方面全面考察，难免有不少消极的后果。实际上，这些企业在兴办以后，大多效益不佳，有的甚至开办不久即已停办。但是张謇内心被理想和热情所鼓动，他原本放弃仕途经商也并非单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实现一些社会理想，到此时他已经有些欲罢不能了。从现代企业管理的角度看，作为经理人的张謇缺乏董事会的有效制约。这也为不久之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后来的研究者们认为张謇受到日本的影响很深。1903年张謇赴日本考察两个月有余。回国之后，他把日本的成功模式总结为"圣王之道加机器之学"，这也是后来南通模式的主导思想。

但张謇毕竟走不出一个正在老去的时代。他的前半生浸淫在儒学之中，从此一生都不能走出儒家的价值体系。他延聘英国、荷兰的工程师，前往日本、美国考察，为南通带回了许多先进的"机器之学"。但是"圣王之道"其实就是倚重某些个人的力量，而不是制度化的力量。可以说张謇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敏感程度远远低于他对资本主义机器的敏感程度。

张謇在南通的开拓带有强烈的个人奋斗色彩，所谓"上不依赖政府，下不依赖社会，全凭自己良心做去"。他目睹政治之混乱，而后"遁居江海，自营其事"，把南通作为小国家来治理，实现他的"新新世界雏形"。他把自己在南通的经营暗自喻为"舜耕于历山"，亲自撰写了一支《垦牧乡歌》--"翠郁起兮垦牧之乡，我田我稼，我牛我羊。我有子弟，亦耒亦耜，而冠而裳。僮万兮进井里，百年兮洪荒。谁其辟者南通张"。张謇个人在南通承担了一种秩序制定和维护者的角色，追逐理想中尧舜圣王的境界，但整个世界和中国已经开始向现代迈进。从这一点上说，张謇是没有超越自己的。

到了晚年，张謇提出了"村落主义"。所谓村落主义，是一种地方自治。梁启超到南通看了后曾说："盖村落者国家雏形，国家者村落之集合体也，假使全国之人皆行其村落主义，则扩充之即可成一村落国家。"但这其实不太可能。南通当时是一个绕着张謇转的"村落"，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和效率机制。随着张謇个人的逝去，完全以他个人为核心的体系也就随之坍塌。这也是南通模式不可复制的原因，因为只有一个张謇。

当时的南通更像是一个封闭环境中的试验田。钱以振1920年去南通参观后说："全国无论如何鼎沸，而南通则自养其兵，自教育其子弟发挥其实业。"乌托邦的理想有时在封闭式试验中能够光彩一时，但一旦与外部发生冲撞，失败便成必然。后来的事实便证明了这一点。对外部世界的敏感程度和信息灵通程度对商业发展而言是极其关键的。张謇的理想主义使他埋头于自己的小世界，当外部世界发生战乱和剧变时，有限的资源是无法抵挡那些冲击的。

当然，以事后的发展去评论历史是有失公允的。毕竟张謇只是一个人，改变不了当时的局势。至少这个"村落"是他实现理想的天地，也为国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范本。比起30年代晏阳初在定县办平民教育，梁漱溟在邹平搞乡村建设，张謇建设南通不但时间更早，规模也更大。而他个人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即便失败，也令人钦佩。

摘自：《国商》 作者：言夏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