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后，西方国家对俄国实行围堵，列宁寄希望在西方列强联合阵线的最薄弱环节——中国身上寻找突破，以求从西方列强的联合阵线上撕开一个裂口，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打破俄国政权被国际孤立的危险，消除俄国政府东西方同时受敌之危难困境。所以，列宁在与中国北洋政府和孙中山的广州南方政府联系的同时，也尽可能地与中国地方实力派加强联系，多管齐下，希望尽快打开与中国建立正常关系的渠道。

苏维埃俄国政府发表《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

1919年，中国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爆发了“五四”运动。此时，俄国正在与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进行着殊死的斗争。1919年7月25日，苏维埃俄国政府向觉醒的中国发表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致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宣言》，即俄国政府以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的名义发表的《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以下简称《宣言》)。

《宣言》郑重宣布俄国政府放弃帝俄在中国因侵略而获得的一切土地，放弃领事裁判权利等各种特权，并无条件将帝俄在中国东北修建的中东铁路归还中国，希望在新的平等基础上建立两国邦交关系。

《宣言》体现了列宁对中国采取接近建交的战略思想。列宁看准了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本质，看到了中国已经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境地，完全有可能与俄国结成联盟，来求得自己的民族独立地位。当时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与西方列强保持着一致的立场，还不敢与俄国正式来往，只保持非正式接洽关系，处理华工和边界事务。于是，列宁领导的俄国政权决定通过《宣言》加大推进俄中关系力度，进一步推动北洋政府承认俄国。

但是，这个宣言并没有立即得到中国的响应，原因是北洋政府根本就没有能够及时读到《宣言》的全部文本。《宣言》虽然公开发表在1919年8月26日的俄《消息报》和《真理报》上，但却没有能够通过一定途径送达到中国政府手中，也没有完整地传播到中国民间。协约国和日本不愿意俄国如此“蛊惑人心”，搅乱他们利用中国最终分解俄国特别是远东西伯利亚肥沃地区的计划。因此，《宣言》并没有立即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知晓。当时外国武装干涉与俄国内战一片混战，帝国主义列强对俄国实行严密封锁，俄国与外界邮电不通，帝国主义列强很容易就将这一消息对中国封锁住了。消息灵通的上海报人曾于1919年9月间在报纸上作过一鳞半爪､片言只语式的报道，因为语焉不详，就没有能引起轰动效应。

北洋政府决定派张斯麟出访俄国

1920年，俄国形势急转直下，俄国政权的主要内部敌人高尔察克被红军击溃，在俄国境内已经无处藏身，向中国新疆和东北流窜，英､美､法干涉军也纷纷撤退，协约国最高委员会也于1920年1月中旬宣布取消对俄国的经济封锁。英国更是率先向俄国伸出外交触角，早在1919年底就与俄国直接对话，继而拉开了英国与俄国的贸易序幕。

奉行对俄国外交政策“每依列强为转移”的中国北洋政府曾于1918年8月22日发表《出兵海参崴宣言》，随协约国一起武装干涉俄国，曾经派出过一个混成旅，与英､法､日､美联合行动，进入西伯利亚。这次，由英国率先与俄国谈和，北洋政府紧随其后，表示要“与各国取一致行动”，1920年2月中旬宣布从海参崴撤军，日本军也因为中国撤退而独木难支，不得不撤走。

这样，远东的力量发生了变化，更加有利于俄国巩固自己的根基，俄国立即向各国开展外交活动，外交触角一直伸展到中国边境。1920年3月3日，奉俄国外交人民委员部命令，抄送俄国1919年对华宣言给中国外交部门的俄国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全权代表杨松。在照会中十分明确地说，苏维埃军队正在胜利地向东方推进，因此苏中两国政府有必要建立明确的关系，并请中国政府将宣言内容告知全体中国人民。于是，俄国代表们在远东通过广播､报纸及拍电报､派员､转递等各种渠道，终于将《宣言》在其制定后8个月完整地传到了中国。

中国朝野各界立即为之感动。《宣言》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欢迎，当时中国31个社会团体纷纷作出了反应，致电俄国政府，对《宣言》表示赞美，并强烈要求中国政府与俄国政府建立友好关系。与此同时，俄国派出了党政代表来到中国，广泛接触北京政府各界人物，宣传《宣言》精神。他们还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以及哈尔滨等地，联络开明人士､先进分子､革命志士，向他们宣传“十月革命”､共产主义及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促进中苏关系的改善。

北洋政府收到《宣言》之后，即将译件抄送国务院和参众两院，并分发各部，又于1920年4月1日电告有关驻外使节:对俄外交先进行非正式接触。4月8日，北洋政府召开国务会议，对《宣言》中的要点逐条核议后决定:由外交部密派外籍顾问辛博森等3人到西伯利亚海参崴与俄国政府进行非正式接触。辛博森等人的立场是西方列强的，回来后当然没有起任何直接的促进作用，但也如实反映了西伯利亚的情况，因此，北京政府的态度与沸腾的民情相比，处在非常尴尬的状态。

由于参加了协约国，对俄国政府怀有疑惧心理，北洋政府的统治在“五四”运动冲击下本身就风雨飘摇，这下就更担心俄国涉及中国的《宣言》进一步唤醒民众，动摇自己的统治了。同时，一举一动都要看协约国列强的脸色，北洋政府的“银根子”掌握在西方列强手中。更何况，北洋政府认为俄国政府是开空头支票，所有条约与俄国现政权关系不大，他们乐于表示不要本来就不是他们的权限，因此，北洋政府对《宣言》一开始采取不予理睬､不予表态的办法。

然而，形势发展极快。此时，俄国已与爱沙尼亚签订了和约，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与英国开始了贸易谈判，从而在打破经济封锁之后，又开始摆脱了外交上的孤立处境，国际地位有所改善。不久，各国为解决对俄事务，分别派出代表在丹麦与俄国政府代表接洽。为了及时获知各国对俄国态度的新动向，北洋政府也派出了代表。这时的北洋政府开始认为，考虑到《宣言》对中国确实是有利的，完全不理睬也不是办法，迫于国内的舆情压力，也该接触;何况，列宁领导的俄国政权在未来一定会占据统治俄国的优胜地位，资产阶级旧党万难复辟了，英､法､美已有接待俄国代表的先例，美国还曾暗中派员赴俄调查。所以，为了避免落在他国之后，中国应重订对俄方针，应接近俄国新党，但不能过于接近。

于是北洋政府采取了新的步骤，于1920年6月，正式决定派遣以督办边防事务处张斯麟中将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远东考察并伺机前往俄国，进行非正式接洽，探探俄国政府的虚实，也测一测西方列强对中国与俄国政府接触的容忍度。此前，张斯麟与俄国已经打过多次交道。在派出张斯麟的同时，北洋政府终于做出了一件顺乎时代民心的事，停止了旧俄公使在中国的活动。

临行前，北洋政府再次明示张斯麟中将，遇事只能相机作非正式的接洽。北洋政府主要以观望和探听虚实为主，不愿意在西方列强尚未普遍与俄国发展关系之前，与之发展太深的关系。张斯麟中将率领的代表团启程，意味着中国北洋政府终于开始对俄国主动接近了，这是中俄交往中的一个突破性行动。

中国代表与俄国代表的出访几乎同时进行着

张斯麟率代表团到莫斯科去，俄国方面并不知道，这是因为北洋政府采取的是与俄国政府非正式接触的态度，由张斯麟随机行事;而此时，俄国派出的远东共和国外交代表团在优林率领之下正准备进入中国，就《宣言》进行谈判。北京政府不敢放行，优林被阻在中俄边境的买卖城。

1920年5月16日，远东共和国就向北京发出照会，建议中､俄､远东国三方举行会议，以俄国1919年7月25日《宣言》为基础，就解决所有紧迫问题进行商议，但没有得到北洋政府的回音;1920年5月底，以年轻的陆军副部长优林为首的远东共和国外交代表团毅然前往中国。与张斯麟一样，优林使团也是事先没有外交照会，没有打招呼，没有征询出访国的意见，只是在抵达中国边境口岸买卖城(现已分割为蒙古国恰克图市和俄罗斯阿尔布拉克市)后，才于6月12日发出了一份简单的电报，请求北京命令地方当局协助他们前往北京。

张斯麟途经远东共和国时，远东共和国没有得到任何官方证明，因此对他很不热情。6月24日，远东共和国外交总长克拉斯诺晓科夫致电北京。电文说，贵国派入我境内之人，他欲往何处去，抱有什么样的目的，我们一概不知，也没有得到贵国的正式照会。

张斯麟于6月27日抵达远东共和国重镇上乌斯丁，远东共和国官员对张斯麟态度漠然，他几乎是不受欢迎。张斯麟遭到冷遇，盘桓多日，不是办法，于是给列宁和外交人民委员部齐切林发出电文。张斯麟在电文中自我介绍说，他率领的中华民国代表团现停步于远东共和国，拟前往俄国首都莫斯科，主要目的是“为了建立贸易和外交关系”，请准予放行。

齐切林接到电报后，照会中国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核实张斯麟的身份。北洋政府怕此消息成为正规政府消息，泄露出去得罪了协约国，于是语焉不详，既不说张斯麟是，也没说张斯麟不是，搞得齐切林一头雾水，不得要领，事情就搁置了起来。远东共和国对张斯麟的态度非但没有转好，相反，要驱逐张斯麟出境。

张斯麟知道北洋政府事到临头总是吞吞吐吐､犹豫不决，作为军人，他不喜欢拖泥带水，于是马上拍电报直接与旅俄华工联合会主席刘绍周联系，要求迅速疏通关系，促成此行。

刘绍周与列宁打过交道，曾多次见面，还参加了共产国际成立大会，是列宁“组织里的人”。刘绍周直接向列宁请示:考虑到北洋政府的矛盾心态，在没有得到北洋政府答复之前，可否允许张斯麟将军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前来莫斯科。

列宁说，俄国政府欢迎中华民国张斯麟将军的到访，当着刘绍周的面，列宁挥笔致函齐切林:请远东共和国迅速安排张斯麟将军一行前往莫斯科。

俄国政府对张斯麟表示欢迎的态度以命令的方式迅速传送到远东共和国，于是，远东共和国立即改变态度，奉张斯麟为上宾。张斯麟立即得到了远东共和国主席兼外交部长克拉斯诺谢科夫的接见和超规格的热烈隆重的宴请接待。期间，克拉斯诺谢科夫请张斯麟电告北京政府，对被阻拦在中国远东共和国边境买卖城的优林一行予以放行。

张斯麟当然没有推辞。最后，优林使团在边境苦等了两个多月后，于8月26日抵达北京。但北京政府并没有立即与优林就《宣言》的内容展开谈判，因为北洋政府看到，俄国在打破经济封锁之后，虽然与一些国家开展了贸易，但多数国家并没有在外交上正式承认俄国，中国政府当然不能走在西方国家前面，但优林既然来了，也可就边境地区的贸易问题进行磋商。所以，对优林使团就是要留有余地，外长不能出面，先由部属的专门委员官员与他晤谈，作非正式接洽。同时，边疆地方当局与俄国边邻地区的官员的磋商则照常进行。优林到北京的最大收获是在这年9月，两国政府换文批准了《中俄新疆商约》，不再承认帝俄公使。优林进而要求发展两国商务，建立邦交。

而这时，协约国已经听到了风声，厉言逼问北洋政府。北洋政府的立场为此有所后退，给张斯麟发去电报，又一次强调要张斯麟明确此行任务只是“抚我侨民觇彼国情藉资应付”。在刘绍周的联络之下，张斯麟得以启程前往俄国首都，北洋政府又紧急电告张斯麟“遇事只能相机妥与非正式接洽，藉察内情而资应付，并随时电候核夺耳也”，生怕张斯麟与俄国政府交谈太深，真的搞出什么“建立关系”的举动来，让北洋政府到时没有回旋退缩的余地。

俄国政府对张斯麟的到访满怀热情，满怀希望

1920年9月5日，以张斯麟将军为首的中华民国军事外交政府使团从北京来到莫斯科。在北洋政府的一路嘱咐之下，张斯麟对外只能宣称，此行目的是华工返回中国问题，还包括需要了解西伯利亚中国公民遭受的损失情况，与俄国磋商怎么保护好在俄国华人的利益。张斯麟在与苏俄官方见面时则再次重申他的代表团是代表中国政府前来谈判的，并说获悉俄国粮食危机，特意随车运来面粉，赠送莫斯科及彼得堡儿童，并赈济华侨。

张斯麟一行抵达莫斯科后受到了超规格热情接待，俄国政府以接待全权代表团的规格接待了尚无全权的张斯麟代表团。列宁､俄国政府和外交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分别多次接见了张斯麟。

俄国政府认为，张斯麟使团是可以肩负中苏两国政府和人民的愿望的，北京政府可以通过张斯麟使团了解俄国局势及其稳固的程度，完全可以由张斯麟使团与俄国政府就与两国愿望有关问题进行交涉并探索以俄国宣言为基础的非正式谈判的途径;俄国政府则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使团赴俄之机，直接阐明俄国对华政策，争取就建立两国友好关系达成协议。

在谈判中，俄国政府主动向张斯麟表示:希望在莫斯科有中国的常驻代表，以便于两国间的各种联系。10月12日，张斯麟知照俄国外交人民委员部称，中国将向莫斯科､伊尔库茨克､鄂木斯克派任总领事，俄方欣然应允。

张斯麟使团访俄直接沟通了对话渠道，增进了两国间的了解，随着中俄接触的步步深入，如何处置旧俄驻华公使的问题也提到了中国政府的议事日程上了。本来，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旧俄公使不服从新政权就应停止公务了，但囿于当时国际环境的中国北洋政府认为不必积极地与旧党断绝关系，也不想主动承认俄国，而是期望它们自动变换，以示“中立”。因此，实际上容许了旧俄驻华使领在中国相当长时间的存在，但“十月革命”后，旧俄使领实际上已经逐渐失去办事能力，每当遇到中俄交涉各事时，只好由中国各有关部门和毗邻俄国的地方当局自行酌定办法。到了1920年夏，其他各国的旧俄使领已大半不复存在了，北京政府便决定仿照办理。

在征求了地方当局的意见并得到一致同意后，9月23日，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发布命令，停止旧俄驻华使领待遇。24日，俄使库达摄夫照会中国外交部，称停止俄使领待遇的通知已经收到，并将中国政府公布的命令通知了驻华各俄领事，同时让各有关区域内的俄民周知。至此，中国政府与旧俄的外交关系宣告断绝。

通向中俄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一个重大障碍排除了。4天之后，即9月27日，俄国外交人民委员部发表了《加拉罕第二次对华宣言》，这次宣言全称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政府的宣言》，这次称呼上省略了“南方政府”与“中国人民”字样，只面对谈判对象——北京政府。这表明俄国又一次抓紧张斯麟作为中华民国代表团访俄国的时机展开活动，要接续上1918年春中断的中俄外交接触，加速和加强与中国中央政府的接触，以期建立和改善两国关系。

1919年9月，张斯麟曾将第一次《宣言》报告北京，现在张斯麟在莫斯科听到《加拉罕第二次对华宣言》，更为兴奋。张斯麟以自己的所见所闻，认为俄国政权的社会基础日益巩固，海军和陆军日益强大､精良，正呈现出蓬勃不可一世之气象。俄国政权在外交上坚决反对秘密条约与利用政策，对工业落后国家完全以诚相待，事事公开。张斯麟对俄表示，愿意将俄国的真实景象介绍给中国。

9月27日，俄国政府由副人民外交委员加拉罕出面，与张斯麟会谈。加拉罕向张斯麟将军率领的使团递交了陈述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的照会。照会指出，俄国政府有意按照彼此完全平等､尊重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与中国建立关系。照会着重指出中华民国派遣张斯麟率领的军事外交使团到莫斯科这一事实，表明了希望中华民国政府代表直接与俄国政府谈判的愿望。因此，首先文件略去了在两国人民之间建立联系和在两国政府间进行接触这一混合关系问题。再者，也略去了莫斯科和列宁同时与中国两个政府(即北京的政府和广州的政府)打交道的意图问题。这就为开始谈判创造了正常条件，至少排除了列宁政府以前宣言造成的障碍。照会中，俄方提出了政府与政府，即国与国之间协议的要点。这首先是宣布前旧政府与中国缔结的一切条约无效，照会再一次强调放弃旧俄对中国领土的一切占领。这份照会，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加拉罕第二次对华宣言》的主要意思，而《加拉罕第二次对华宣言》恰恰也是这天签署的。

张斯麟是列宁会见并举行正式会谈的惟一中华民国官方代表

张斯麟将照会情况立即报告国内，北洋政府担心张斯麟的活动将开罪协约国列强，决定立即召回张斯麟代表团。可是，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张斯麟并未立即回国，因为他已经得到了刘绍周传达的信息:列宁要与他会见面。张斯麟于是在莫斯科等着与俄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进行会晤。

没几天，张斯麟就受到了列宁的接见。会见一开始，列宁就开宗明义，表示欢迎使团的到来，强调说他本人把这次会见看作是中国和俄国相识和接近的第一步。列宁表示希望两国间的联系将是牢不可破的，声言尽管两国所走的社会道路不同，采用的社会制度不一样，但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共同目的必将把俄罗斯和中国联合起来。列宁这一提法，张斯麟表示赞同。尽管张斯麟向北洋政府报告列宁的这一说法，北洋政府并没有采纳此意见，但这构成了后来列宁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寻求相互理解的政治基础。

在这次会见中，列宁表达了有意放弃前沙皇与中国缔结的全部条约，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本家武力侵占和夺取的一切归还中国人民;他还建议中国政府参加建立友好关系的谈判。列宁的意图是与中华民国建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赞成与中华民国建立正常的贸易和经济关系。

张斯麟听得明白，列宁关切的事是中国领土不能成为白俄残余势力的温床，决不能让白俄势力利用中国的领土休养生息，壮大反俄国力量，并把中国作为进攻俄国政权的基地。列宁严肃地对张斯麟指出，应确立这样一条原则:即莫斯科和北京的双方政府应承担义务，对在中华民国领土从事反俄罗斯联邦叛乱的个人和组织，及在俄罗斯联邦领土上从事反中华民国叛乱的个人和组织，应全部解除其武装并交给对方。这里还应确定一条原则，即两国中住在邻国领土上的任何一国的公民，必须遵守这个国家的一切法律。莫斯科要求北京终止与未经俄国政府授权的俄国人往来，将在中国领土上属于俄罗斯的大使馆和领事馆的房屋和财产归还俄国。作为回报，俄国政府确认放弃义和团赔款，建议建立两国外交关系，提出了缔结中东铁路使用程序条约的建议。

会见中，列宁还谈到愿意尽可能快地缔结友好条约。张斯麟认为，列宁在这次会见中的建议符合俄罗斯与中国的一系列共同利益，因此可以作为建立两国外交关系的谈判基础。

张斯麟决定留在俄国继续推动中俄两国关系的发展

与列宁会见后，张斯麟决定暂不回国，他自以中华民国驻俄国总领事的身份，留在了莫斯科，与俄国政府谈判两国建立正常友好国家关系的问题。

经过张斯麟与俄外交人民委员会交换意见，俄国政府同意中华民国在莫斯科及鄂木斯克派驻总领事，在伊尔库茨克设领事馆。俄国方面对张斯麟的友好态度投桃报李，为张斯麟提供了一切尽可能的方便条件，发给他出入克里姆林宫的常用通行证，给他派专用轿车并享有外交豁免权。在俄国期间，张斯麟还访问了彼得格勒，前后在俄国留住两个多月。

得知张斯麟正率中华民国代表团访问俄国，被奉为上宾，还自说自话谈起了两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么大的事来，这使得一心想围堵俄国的西方列强气急败坏。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驻华代表纷纷发表声明，警告中华民国政府不要与俄罗斯缔结任何有损西方国家在华利益的任何协议。

在北洋政府的一再催促之下，张斯麟于11月中旬启程回国。回国之前，俄国政府托他带回一封给中国政府的信件和俄国政府于9月27日公布的《加拉罕第二次对华宣言》文本。这份极为重要的《加拉罕第二次对华宣言》提出了8项具体条款，作为两国缔结和平新约的基础。

中俄两国政府开始建交谈判建交谈判的关键是外蒙古主权问题

当然，由于张斯麟在俄国多呆了不少时间，在他回国之前，中国政府已经了解了《加拉罕第二次对华宣言》，并派出了在满洲里张斯麟遇见的驻苏俄总领事陈广平作为回应。

中国政府对《加拉罕第二次对华宣言》的解读是:此次比第一次发布的《宣言》明显退步了，或者说鼓动宣传的内容减弱了，实际的东西加重了。因为从字面上看，旧的中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一语，比第一次所持立场前进了一大步，其实不然，在后来的磋商和谈判之中，维持旧的不平等的中俄界约，正是俄国代表所坚持的基本立场，而且凡涉及中俄疆界问题，俄方态度就十分强硬，俄方表示出的惟一让步是“不坚持江东六十四屯归俄国保有”而已。

关于中东铁路问题，《加拉罕第二次对华宣言》以“另行签订使用中东铁路办法的专门条约，在订立条约时，除中俄外，远东共和国也参加”，替代了第一次《宣言》将中东铁路及其一切租让企业概行归还中国的许诺。此后几年中，俄方一直坚持中东铁路必须由两国合办，这种民族利己主义的表现与俄历次宣布的扶助弱小民族的原则是不一致的。很明显，在这个问题上的退步，其实这正表明在国内和国际局势改善的情况下，俄国对于改善它同中国关系的紧迫性要求减弱了，对作出大的允诺换取中俄关系的进步兴趣也不大了。总之，《加拉罕第二次对华宣言》表现出明显的务实态度，表明俄对华外交从追求建立联盟关系转为建立一般平等的国家关系阶段。

俄政府态度的变化，使本来就对苏维埃政权猜忌颇多的北京政权更加狐疑不定，怀疑它发表宣言的诚意，在对俄关系方面也更加小心谨慎。北京政府没有立刻答复此对华宣言，但仍于1920年12月10日任命了驻莫斯科总领事陈广平赴苏俄首都莫斯科。

张斯麟带回的全本《加拉罕第二次对华宣言》，提出了8项具体条款，作为两国缔结和平新约的基础。张斯麟携回的《加拉罕第二次对华宣言》以及他个人提出的意见，对于政府当局有积极的影响。1921年2月11日，中国政府对俄宣言作了正式答复，表示愿意直接与俄政府建交谈判:察中俄界连长数千里，证之历史，考之地理，两国一切关系情形当然极为切近。故本国政府深盼有最早之机会，循此次宣言书中指示之程序，以与贵国直接开议也。

张斯麟的俄国之行任务完成，他退出了两国建交谈判的政治舞台。

而中俄两国政府间直接对话也随之开始。之后，俄政府先后派出裴克斯､越飞､加拉罕与北洋政府就两国建交等问题进行磋商谈判。

经过几轮的艰巨谈判，1924年5月31日，加拉罕代表苏联政府(此时的俄国已经改称苏联)､顾维钧代表中国北京政府，共同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宣布正式建交。协定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并规定:“中东铁路之前途，只能由中俄两国政府取决，不许第三者干涉。＂协定的签订，确定了两国之间正常的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

摘自：《文史春秋》2007年第8期 作者：吴跃农

作者：吴跃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