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在华犹太人运动会于上海举行，图为天津犹太人组成的代表团

犹太人欧洲遭难国民党意欲安置

1938年，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出兵侵吞奥地利后，悍然掀起新一轮的排犹浪潮。他们出动大批盖世太保党卫军，煽动暴徒，公然对德奥两国的犹太族居民实行极野蛮的种族主义迫害，烧杀掳掠，砸冲店铺，毁坏犹太教堂……无所不为。欧洲各国犹太人惶惶不可终日，他们预感到大浩劫将临，纷纷出逃。数万犹太人有幸得到签证，经海路迢迢万里逃往我国的上海市，一批又一批，扶老携幼，涌入租界。但只有少数人因原先有亲友在沪而能得到妥善安置，多数人无以为生，又无法落籍，缺衣少食，处境艰难。他们的境况引起租界内外各界人士和中国民众的同情。中华济难总会等慈善机构几次发动人民为犹太难民募捐。英、美、法、比、荷等国驻沪领事馆迫于侨民们的压力，也为犹太难民提供了一些帮助，但所起作用毕竟有限。况且那时日军已占领大上海，租界已成“孤岛”，日本又与德国是协约国，关系密切。

在陪都重庆，孙科、于右任、孔祥熙等国民党高层人士也对犹太难民问题的日益严重感到不安和忧虑。1939年2月，立法院长孙科向国民政府提出建议，要求尽可能在我国西南边区划定寄居区域，安置逃亡来华的数万犹太难民。孙科认为，先总理国父生前一再提倡实行人道主义，若此项建议得以付诸实施，必能得到美、英等国民众的好感，而且很可能会获得国际上拥有强大财力的犹太族商人、银行家、实业家对中国艰难的抗战事业的支持与帮助。孙科的提议得到不少人的赞同。外交部、内政部、财政部、国防最高委员会、行政院等部门为此发文、协商、论证，大体上商定好在云南与缅甸边境的腾越（即腾冲）、蒙自两地设立犹太难民的寄居区域。这一地区在我国内陆，物产丰饶，自然气候暖热，人口本不多，环境较安宁，又靠近与缅甸（那时由英国控制）相衔接的国际公路，交通相对较便利。

滞留于上海租界内的数万犹太难民经海路到达缅甸或泰国，再转陆路进入云南境内是切实可行的。此外，从欧洲经地中海乘船出逃的大批犹太难民经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入印度洋，穿越马六甲海峡就可驶往孟加拉湾，到达缅甸，再经印缅公路进入云南，比去上海租界要近2000多公里呢。重庆国民党政府正在酝酿着具体的方案。孙科为此还去黄山别墅拜访蒋介石，探询他对“安置犹太人计划”的态度，他不置可否，表示眼下最关心的是长沙、襄阳、南昌等地的战局，此事容改日再说。孙科只好怏怏而回。

不想这一计划却引发出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

蒋介石不置可否孔祥熙急切促成

出乎人们意外的是行政院长孔祥熙，他居然对择地安置犹太人的计划及方案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他在1939年4月22日致国民政府的呈文中除特列出外交部、内政部等部意见的清单外，又列出具体方案。提出：“有国籍之犹太人保有其本国国民之义务和权利，如欲来华，可照现行条例及惯例办理……无国籍之犹太人则情形特殊……吾人理应尽力之所能予以协助，以体现我国素重人道主义。”呈文中列出“犹太人入境之协助，入境之居留及职业之介绍三项具体办法”，简明扼要，便于办理。此次，孔祥熙一改不温不火、拖拖沓沓的作风，行文相当快，一点不拖泥带水。在他的热情背后，蕴藏着他的谋略。

在世人的心目中，肥胖的孔祥熙名声不佳，似是以昏庸贪婪而著称的，他对聚敛财富有着浓厚的兴趣。在重庆国际俱乐部举办的一次例行记者招待会上，他当着百余位中外记者的面居然打起瞌睡，举座愕然！故而重庆高官中，他受到的讥讽与批评最多。其实，孔祥熙是个藏而不露、城府极深的人。他在抗战爆发前就奉蒋介石的密令成立了一个对口工作小组，在上海、香港等地与日本方面进行秘密谈判，谈谈停停，讨价还价，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孔祥熙迅速秘密成立了行政院第六组，专事情报活动。以其子孔令侃为负责人，收罗了沪上一些有活动能量的社会人士为组员，如曾是共产党北方负责人之一的胡鄂公及张公直等人，还收买一些人充当双重间谍。第六组财力雄厚，令戴笠的军统自叹不如。众所周知，孔祥熙、宋子文都是所谓美英派。孔祥熙控制的几家公司就一直与美英两国做生意、获利丰厚，出于保护自己家族的利益也要抗日。孔祥熙对于犹太人很早以前就有好感，清代末年，他父亲在山西太谷开的商号就与美籍犹太人哈伯曼做过生意，合作愉快。

他在青年时代去美国留学，后又转入德国柏林大学攻读政治经济专业。他发现：在欧洲的犹太族人中人才辈出，很多优秀人才无法跻身军、政界，改而专业经商。30年代初，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里都已形成犹太人财团控制的议员团体。犹太实业家、金融家们往往能对美国政府的国内外政策施加不小的影响。孔祥熙的柏林大学同学史瓦茨、辛德格后来都成为欧洲著名的银行家。1933年，孔祥熙以南京政府实业部长身份率代表团赴欧洲考察并洽谈贷款时，就曾得到这两位老同学的关照。很不幸的是希特勒上台后，开始大规模迫害犹太人。史瓦茨家被抄，银行被查封充公。他被纳粹党徒绑架，活活烧死在汉堡街头。辛德格和妻儿老小舍弃亿万家产，逃往中立国瑞士，但仍难逃迫害，一天早晨，辛德格夫妇被跟踪来到日内瓦的盖世太保便衣党徒刺杀……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令孔祥熙对希特勒产生强烈的反感：史瓦茨等犹太知名人士尚朝不保夕，广大犹太平民的处境之悲惨就更可想而知了。1938年2月，孔祥熙当上了行政院长，两个月后又兼任赈济委员会委员长。他和宋子文都主张中国应尽快切断与德国的关系，转而向美国乃至苏联购买飞机大炮等军火。但蒋介石坚决反对，他从骨子里崇拜希特勒，幻想请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出面调停中日战争，但迟迟没有回音……

孔祥熙内心同情犹太人噩梦般的遭遇，确实想为他们办些实事，这可以为他今后与美英等国犹太商家做生意取得优惠而做个铺垫。再说，犹太难民中除了商人、实业家外还有很多律师、工匠、教师、医生、工程师等，他们拥有的专长和智慧本来就是一笔惊人的财富，如能尽快在云南边境安置他们，对于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加强抗战大后方的实力是大为有益的。而且，孔祥熙已经通过孔令侃的情报系统得知，日本内阁和军部也已在酝酿于我国东北占领区建立犹太人安置区的秘密计划，便更有了紧迫感。

日军蠢蠢欲抢先分析无望暗破坏

1939年初，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外相有田三郎和军部首脑杉山元海军大将等人也打起犹太难民的主意，想利用犹太人的财力和技术为侵华战争服务。

杉山元提出：顶好能通过上海的日本海军舰船，将租界内外的犹太难民都接运到东北，安置在铁岭一带“治安模范区”，或安置在从大连到沈阳的南满铁路两侧的三个县里，给予“亲善友好”的对待，让他们安居乐业。组织犹太工匠、工程师为“皇军”修理军车、枪炮等，并利用犹太难民的财力与技术协助日本移民“垦植团”开垦从当地中国农民手中掠夺去的土地，扩植高产农作物。而且，犹太人安置区也可成为中国农民与他们仇视的日本移民之间的缓冲区。有田外相则从国际政治斗争的角度考虑，认为这样可有助于大大改善日军在国际上的凶恶霸道的形象，对于不重视犹太难民问题的英国和一起有反犹太人倾向的苏联领袖也是一种反击。至于德国方面，有田认为只要做好协调工作，讲明日本只是在利用犹太人，当会取得理解的……总之，这既是打经济牌，也是在打政治牌。在日本，掌实权的并非政府而是军部。军部为此特电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大将回东京商议此事。南次郎却对这个计划不甚热心，认为具体实施将很困难，极有可能是日本一厢情愿的事。回到沈阳后，他就将此事搁置下来，推说等几个月再作考虑。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此人后来是甲级战犯之一）却对安置犹太人的计划颇感兴趣。他暗里派忠于他的情报部副部长园田正勇大佐前往上海，向特务机关长柴祯吉利少将了解租界内外犹太难民的情况，以掌握第一手资料，为此后制定安置计划提供依据。

园田到上海后，受到柴祯的热情接待。柴祯的资格很老，早年在东北参加过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后，他担任过关东军旅团长。1936年改任关东军炮兵司令官。因与前任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大将关系紧张，一度回日本在军部任高职，他出生于中国，被称为“中国通”。1938年初调任驻上海日军总部特务机关长。柴祯直率地告诉园田：日本军方如在东北搞犹太难民区将是行不通的，据他所知，淞沪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里的犹太侨民几乎都支持中国军民的抗战，参加美、英等国侨民的集会和示威游行，犹太人社团也多次单独发起声援中国的活动。“八·一三”抗战打响后，上海的犹太侨民也是一边倒地声援中国，发起募捐活动。犹太侨领艾尔克曼几次在租界内的报刊上撰文直斥日军侵华犯下的罪行……很难想象，犹太难民们会愿意去寒冷的东北，托付于日本皇军的枪刺。柴祯的直言相告犹如给园田大佐泼了一盆冷水，他想：难怪南次郎司令官对这个计划很冷淡。柴祯还告诉园田，他已获悉重庆方面正积极筹划建立犹太人安置区，已得到外交部、内政部等多个部的同意，只等蒋介石最后批准。由于是孙科、孔祥熙从中推动，很可能会取得成功。倘若真的搞起云南的安置区，对正陷入对华侵略战争中的日本肯定不利。当务之急是要了解有关详情，从中破坏。日军在西南滇、川、贵、桂诸省已建有地下间谍网，且已有若干间谍成功地打入西南国民党军政界，与一些地方实力派人物乃至一些少数民族的个别土司、酋长也建立了关系，正密切关注着事态发展。园田听了连声叫好，鼓掌狂笑。他表示此计完全可行，纵然日本关东军在东北无法建立犹太难民安置区，也决不能让中国方面安置犹太人的计划取得成功……于是，日本驻沪、驻南京的特务机关的活动又紧急地增加了一项恶毒而阴险的任务……

安恭根重庆失踪万斯白徒劳无功

1939年5月1日，重庆上清寺闹市区街头出现两个不速之客。一个是意大利籍人万斯白（音译），一个是韩国籍人安恭根。他俩是受上海犹太侨领艾尔克曼的委托来重庆活动的。任务有三：一是到外交部、财政部、行政院等机关进行游说活动，陈述犹太难民的悲惨处境，促使重庆政府尽快实施在大西南安置犹太难民的计划；二是秘密前往云南的腾越、蒙自两地区作实地考察，如地理气候、各族居民的组成成份、民风民俗、治安环境、卫生设施、是否瘴气流行区等等，要写出书面报告，越详细越好，以供犹太人社团领袖们研究；三是请万斯白、安恭根两人结束考察后取道滇缅公路，从曼德勒、仰光至孟加拉湾港口，再搭乘轮船经香港返回上海……也即是探探路。期限为两个月，能提前回沪当然更好。艾尔克曼除了提供旅费，还让两人携带10万法币（当时的货币）、2万美金和一些金条等，作为在重庆国民党上层搞游说活动的经费。

万斯白是犹太人，他出生于罗马一个商人家庭，富有冒险精神，青年时代就来到中国，混迹于黑白两道之间，20年代，他就利用侨民身份，勾结北洋大小军阀和天津、上海等地官员大搞军火走私，甚至贩卖过鸦片，一度是奉系大军阀张作霖的座上客。万斯白与张学良的关系尤好。而且他会说中国话，又通些日语，与日本浪人、政客，乃至关东军上下都有些联系。万斯白干过不少坏事却又以侠义人物自居。1926年，他在哈尔滨与流亡的沙俄贵族的女儿娜嘉结婚，育有一子一女。“九·一八”以后，万斯白在东北目睹日军到处烧杀掳掠的暴行，渐渐悔悟，转而同情中国抗日分子，私卖军火给游击队，还主动提供过日军情报。一次，万斯白奉命协助宾县宪兵队审讯被捕的一批抗日分子，他设法偷偷放走了被捕者，自己也逃走了，结果受到日军的悬赏通缉，老婆遭日军宪兵轮奸致死，家破人亡。万斯白辗转逃入关内，在北平得到张学良资助，来到上海，托庇于犹太人组织“大卫王之剑”，专与日本人为敌，参与策划了几次针对日本浪人、官员的暗杀，成为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重点通缉的“危险分子”……万斯白当然乐于为自己的同胞效力。他的搭档安恭根是朝鲜民族英雄安重根的胞弟。1909年，孤胆勇士安重根在哈尔滨车站月台开枪击毙了一向鼓吹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世界为之震惊！安重根被捕后，备受日军宪警拷打，坚贞不屈，壮烈牺牲。安恭根小小年纪就流亡于大连、沈阳、北京、上海等地，投身于抗日救国斗争，成长为一名职业革命者。

1932年4月，日酋白川义则大将和外相重光葵等人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庆贺天皇生日的集会，与会的除千余日本陆海军官兵外还有许多日韩侨民。安恭根参与了爆炸行动，担任后勤掩护。炸弹炸死白川大将等多人，重光葵负重伤。而后，安恭根逃到南京，得到国民党中统头子徐恩曾的保护，经徐与元老褚辅成相商，褚冒着被日本人报复的危险，设法将化装了的安恭根送往其家乡浙江嘉兴，藏匿于一祠堂里，逃脱了日军特务的追杀……

抗战爆发后，精明强悍的安恭根已是韩国流亡在中国的抗日组织大韩复兴党的情报部长，同时又受聘于中统，按月领取活动津贴。他的家也从上海迁往重庆。他在租界内专搞对日情报工作，出生入死，冒险犯难。安恭根与犹太社团领导人艾尔克曼、巴亚柯夫等人关系一向亲密，多次得到他们的帮助。这回安恭根主动提出愿为犹太朋友效力，愿充当万斯白的助手，一个有利条件是他与国民党高层一些官员的关系不错，便于开展游说活动……

安恭根与万斯白从上海去香港，再从香港搭乘一架英国飞机飞桂林，辗转来到重庆。当时，重庆常受到日军飞机的空袭，但市面依旧热闹，抗日气氛也很浓，安恭根怎么也没有料到，潜伏于重庆的日本特务已迅速盯上了他。他与万斯白分手，相约两天后就碰头，投入工作。他回到歌乐山下磁器口附近的家里，看望了久别的妻儿。大女儿安静生已1７岁，投笔从戎，穿上军装，还学会了射击。幸运的是，她在浮屠关战勤总队受训时，被前来视察的宋美龄看中，问及其身世，当得知安静生的伯父便是举世闻名的抗日英雄安重根时，宋美龄很高兴，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立即调这位白皙美貌的姑娘到自己任会长的全国妇女抗日救国总会工作，给予关照。这当然也使安恭根很感激。他在家休息了一天，于第二天离家去城区复兴路上一家韩侨开的牙医诊所治牙痛病。不想就此失踪，音讯全无！三天过去了，仍不见个人影。经一家报纸报道后，“韩国抗日志士安恭根神秘失踪”成了山城内外广受关注的奇案，人们议论纷纷。重庆的军警、中统、军统都奉令行动起来，忙了一星期也不见安恭根的下落。韩国流亡组织领袖金九特拜见孔祥熙院长和卫戍总司令刘峙，请求尽快破案。

悲痛中的安静生上书宋美龄，请她出面干预，总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她怀疑父亲是被军统特务绑架或杀害的。因为安恭根在上海时期一直为中统出力，提供了大量重要的日本军事情报，却坚决拒绝与戴笠为首的军统合作，且不买军统的账。当然，也有人怀疑安恭根的失踪与日本特务有关，但又没有任何可靠证据，仅仅怀疑而已……

万斯白受此案惊吓，好几天不敢外出，出门必带手枪、匕首以作防卫之用。他心中是有些数的，中国重庆政府高层就有不少身居高位的亲日分子，如何应钦、张群、戴季陶等，都与日本人有过暗中勾搭，就是蒋介石抗日也是迫于形势，而军统、中统都热衷于反共、镇压民众，对付日军的间谍活动则显得很无能，也很被动。万斯白为不负上海犹太同胞重托，还是去大溪路上的范庄（原为川军军长范绍增的别墅，后借与孔祥熙住）求见孔院长，但被孔的秘书吴佩丞挡了驾。再三陈说来意也没用，吴佩丞是个英国留学博士，傲气十足，他根本不相信万斯白说的话，甚至怀疑他别有用心。万斯白碰了壁，一时很沮丧，在陪都办事还真是不容易，而且时时有遭日特暗算的危险，可他总不能遇难而退啊。万斯白想到外交部常务次长吴国祯。据说此人作风较民主。于是，他去求见吴国祯，吴很客气地接见了他，两人用英语交谈。在简朴的客厅里，吴国祯听万斯白说明来意，当然也说到同来重庆的安恭根的不幸失踪。吴国祯为之动容，他看了万斯白带来的上海犹太人社团领袖的信件、呼吁书等，深信不疑，神情沉重地告诉万斯白：他和王部长（王宠慧，时任外交部长）都同情欧洲犹太民族的悲惨处境，正与其他部门加紧协调，务求实施安置计划而又不给德国人找到抗议的口实。因为半个月前，德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康培已奉大使之命来外交部交涉，认为德国政府还未便就中国政府酝酿的安置计划提出正式抗议，但犹太人素仇视德国，中国应考虑到不要破坏德中关系……吴国祯又给孔祥熙、宋子文打了电话，介绍万斯白去见他们。万斯白告辞时特留下2000美金，说是给吴的三个小女儿的见面礼金，但被吴国祯、黄卓群夫妇严辞拒绝。吴国祯劝他不如将这些美金捐给重庆赈济机构，为中国艰苦的抗战事业办点实事。万斯白面有愧色，心中却有些感动，看来重庆政府高层也有些讲操守的人。接下来，他又顺利见到了孔祥熙、宋子文，两人态度热诚，表示将尽力说服蒋介石。万斯白着实高兴了几天。

却说蒋介石更关心的是领导抗日的同时，谋求与日本方面停战搞妥协，时时处心积虑地搞反共，在德国大使陶德曼打来电话就安置犹太人计划提出口头抗议后，蒋介石明确告诉孔祥熙、宋子文、孙科等要人，安置计划应搁置下来，以后再说……如此一来，万斯白也就没必要再去云南边境考察了。他已不敢再返回上海租界，他知道：日本特务正到处追杀他，为安全计，他在重庆隐姓埋名，一度躲藏在英国大使馆的任外交官的朋友家里……直到抗战胜利，万斯白才重回上海，并于1946年回到意大利。上海犹太人社团并未责难他，因为他已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