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部科学省最新批准使用的新版历史教科书中说：“满洲国在五族共和，建立王道乐土的口号下，由于日本重工业的进入，实现了迅猛的经济增长。”这完全是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实质上是日本疯狂地掠夺我国资源，严重地摧残我国工商业，建立侵略者的“王道乐土”，为他们进一步扩大侵略服务。

推行“日满经济一体化”

日本对我国东北的经济侵略由来已久，在建立满洲国后全面垄断了东北经济，建立了殖民地经济或战时垄断经济,强制推行“日满经济一体化”。

1、日本对我国东北的经济侵略由来已久

日本以武力开道，在1906年日本就“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专以经营南满洲矿产及一切事物。” （1935年商务印书馆编《现代中国实业志》下73页”）我国东北的许多重要煤矿、铁矿被日本强行开采。在1915年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规定：日本享有在东北和内蒙东部一带工商、土地、路矿、顾问、借款的特权；日本享有在东北开发矿产的权利，如“开采辽宁九大铁矿之特权”（同上，301页），更进一步大肆掠夺我国东北的资源。

2、建立“特殊公司”，享有各种特权

与此同时，日本在我国东北开办了许多“特殊公司”、“准特殊公司”、“投资公司”等特权公司。这些公司和关东军有特殊关系，或者就是关东军的军工企业，这些公司逐步垄断了东北的军工、钢铁、煤炭、石油、矿山、机械、化工、交通运输等重要部门。1927年，日本在东北的这些“特殊公司”有28个，他们资金雄厚，占日本在东北总投资额的71%。这些公司疯狂掠夺资源，辐射垄断东北的经济命脉。

伪满洲国成立后，这类的“特殊公司”不仅遍及各个经济领域，而且势力越来越大，如1937年12月成立的“满洲重工业开发公司”就是由满洲兴业银行贷款成立的，这个开发公司包揽垄断了东北钢铁业、煤炭业、矿业、轻金属业、汽车、航空业，这些行业都归该公司统一经营和管理。

3、高度垄断东北金融业

1931年日本在我国东北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后，就急忙在东北扶植傀儡政权，1932年3月在长春成立了傀儡政府，挟溥仪为“执政”，年号大同。1934年3月称“满洲国”，“执政”改称“皇帝”，年号康德。“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在政治上饱受歧视，没有人身自由，生命得不到保障。同时日军以武力推行“日满经济一体化”，明目张胆地摧残我国的经济命脉，垄断了东北的金融业。

1931年9月19日清晨，日本关东军霸占了沈阳城内的东北三省官银号，又查封了边业银行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在沈阳的分支机构，劫走了大量黄金运到日本，同时把这些银行在东北各地设的分号和所属的工矿企业全部没收，转入新成立的日伪“满洲中央银行”。还把奉系军阀的私产和官产，包括矿山、铁路、军工厂强行霸占。1933年日伪政权颁布了《银行法》，给满洲中央银行很多特权。1937年，日伪统治者又把满洲银行、满洲商业银行、正隆银行、辽东银行及其各分、支行合并为满洲兴业银行。

满洲中央银行、满洲兴业银行的建立，是掠夺中国人的钱建日本的银行，反过头来压榨、攫取中国人的钱财。

满洲中央银行和满洲兴业银行打着开发的幌子，主要投资矿产开发、军事工业。实质上是无偿掠夺东北的矿业资源，生产军需，是日本经济侵略、军事侵略的工具。这两个银行信贷的主要对象是日本军工企业、日本财团开设的“特殊公司”、“准特殊公司”、“投资公司”等特权公司。

对我国工商业的摧残

伴随着军事侵略、政治上残酷迫害同时，日本侵略者打着“开发” 东北、“经营”东北、“繁荣”东北的幌子，对我国工商业也进行疯狂地迫害和掠夺。这对在苦难中挣扎的广大东北人民，也包括广大的工商业者，无疑是雪上加霜。

1、强制实施各种统制法， 建立各种统制组合

1932年8月起，日寇为加速东北的殖民地化，把东北经济纳入日本侵略战争的轨道，接连制定了“满洲经济统制根本方策案”、“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产业统制声明”、“贸易统制法”、“暴利取缔法”、“物价物资统制法”。在农产品收购、加工方面，制定了《米谷管理制度纲要》、《米谷管理法》、《关东洲重要产业统制令》、《满洲粮谷股份公司法》、《小麦专卖法》、《小麦粉专卖法》、《小麦及制粉业统制法》等，在各行各业都有强制法律，其实质是维护日本在东北的全部利益。

日本为了保证侵略战争的需要，强制实行包括粮食、布匹、火柴、食盐在内的人们生活必需品的“配售制度”，实行了《主要物资配给制》、《主要特产物专营法》，保证生活必需品的“专卖”、“配给”。特别是1941年7月25日，日伪政权颁布了“物价停止令”，他们不顾物资缺乏，原料上涨，硬性规定商品价格自7月25日后，必须保持在7月25日前的价格；所有的原料都纳入“配给”范围，这样就断绝了民族工商业者的生路，大量的民族工商业破产。

在《物价停止令》实行的同时，日伪政权的警察部门设置了经济保安科，来监督实施《物价停止令》，又设立了各种行业的统制组合，作为统制经济的基层机构。比如贩卖食盐、火柴、石油的必须是专卖品统制组合的成员，卖食品的必须是食品统制组合的成员，加工零部件的必须是铁工业统制组合的成员，染织业的必须是染整工业统制组合的成员。所有的企业，特别是商业，甚至要加入几十个统制组合才能得到商品维持营业，这种经济组合发展到200多个。

在商业方面，所有的商品都在统制之列，而且优先分配给日本商人，中国商人不仅分配的少，而且质量差，一个月只配给一、两次，不足卖几天的。

在统制组合组成后，批发商无货可批全部专业或倒闭。

1931年“九·一八”后，日军封锁了从上海、天津和关内的工商业贸易，而大量的日本商品源源不断地“免税” 涌入东北，形成了日货垄断东北市场的局面。

3、人身迫害比比皆是，苛捐杂税多如牛毛。

统制组合实行后，中国人经营的工商业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和摧残，因“经济犯罪”的比比皆是。仅举几例：

沈阳商工会理事、天德信文具纸张商店总经理曹主堂因为“经济犯罪”入狱。沈阳萃华金店经理人，以“盗卖日本大藏省（财政部）丢失黄金案”的罪名被捕，受到各种刑讯。

有800多工人的哈尔滨同记工厂，以违反所谓的“经济统制法” ，把经理赵胜轩等三个人抓捕入狱。然后强迫工厂停产，工厂因此倒闭。

日伪以“经济犯罪”为由，把哈尔滨百第公司经理刘坤山抓起来后装入麻袋，几个日本兵把麻袋高高地甩起来，又重重地摔下来，刘坤山被活活地摔死。

佳木斯福增庆商场副经理石仙洲被抓派在“勤劳奉仕队”当劳工，因不满日本监工的霸道行为，被活活踢死。

齐齐哈尔昌记油坊经理李晓生、股东张镜情以“经济犯”被捕入狱，李晓生被活活气死。

吉林洮南造纸厂经理成盛三以“经济犯”被关进白城子监狱。

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在营业税、印花税、所得税、组合税外，还有各种名目的“捐款”，如“国防献金”、“必胜储存券”、“勤劳奉仕队”，“飞机献金”、“水利献金”等。另外日本人家的老太太做寿，儿子结婚、姑娘出嫁、孩子满月、住房搬家、生日宴，归西宴等也要工商户“参加”，广大工商户几乎没有一天不出钱的。如修建伪国务院、甚至修建军事设施也要工商户“捐献”，在修建伪国务院中，要长春益发合“捐献”10几万元，这可以买3万袋白面。

双合盛企业从1939年到1945年，以购买股票、公债、储蓄等名义，被日本占领者巧取豪夺240多万元，几乎占双合盛流动资金的40%。1931年双合盛从国外花130万元购进了全套精油设备，1942年，日伪政权把总经理张廷阁的秘书抓起来，以此来威胁，强行“买”走了这些设备。此外，日本侵略者还把许多民族工商业的机械设备、重要物资强制收缴，搬运到兵工厂制造武器，或者是强迫为日军加工军需，许多工厂连起码的生产条件也没有了。如，长春益发合公司的工厂变成了日军粮油加工厂，百货店成了配给站，粮栈成了收购站。

4、我国工商业大量倒闭

在日本垄断东北经济时期，严重摧残我国工商业，工商业大量破产，或者挣扎在死亡线上。

倒闭的大企业众多，仅举几例。有2000多工人的丹东和聚正缫丝织绸漂染综合厂；有1000多工人，号称东北“铁工业鼻祖”的大连顺兴铁工厂；有800多工人哈尔滨同记工厂；长春协力工厂；齐齐哈尔的洪昌盛、瑞庆和、公和厚等大商店；辽阳实业公司下的5家企业。1931年，哈尔滨有机制面粉厂几十家，到1932年仅有4家勉强生产。

有的工厂、商店虽然没有倒闭，但是也处于长期停止生产或无货可售的状态。哈尔滨双合盛企业的双城堡制粉厂、双盛泰制油厂两个大厂，长期停止生产。哈尔滨的同记企业的同记百货商场、大罗新环球百货商场、大同百货商场，有职工几千人，因没有货物卖可，1945年仅仅留下20多职工看守着烂摊子了。

短文只能举出几个有代表性的大企业，众多的中小户破产的就举不胜举了。1940年，辽宁民族资本工厂约一千家，1942年就倒闭了836家。沈阳在1931年有工商户14596户，到1945年仅有9000户勉强维持。

民族工商业者的反抗

面对日本的入侵和高压，东北人民奋起反抗，组织了东北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爱国的工商界人士也和广大东北人民一起，为维护领土完整，为赶走日本侵略者而进行了各种方式的斗争。

1、反对建立伪满洲国

1932年2月26日，奉天市商会会董、贷业同业公会主席巩天民与各界爱国人士一起，发起了抵制成立伪“满洲国”的活动。其它城市的工商业者也组织起来，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1932年初，国际联盟调查团到沈阳，日军严防东北各界人士和他们接触。巩天民等工商界人士不顾生命危险，四处搜集材料，揭露日本霸占东北的阴谋，抨击日军残害中国人的罪行，指出建立“满洲国”完全是日本以武力强加给中国人的；同时发动基督教青年会的爱国会员、学生分头给调查团写信；巩天民还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负责人宋黎密切联系，帮助把义勇军写的揭露日军罪行的材料送到调查团团长李顿手里，短短的时间里调查团接到了2000多份材料。

巩天民等人的爱国行动若脑了日本占领者，他们抓了大批的进步爱国人士，巩天民被押到日本宪兵队，受尽折磨。

2、参加、支持“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1931“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政各界人士流亡进关，在北平、天津组织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奔走呼号宣传抗日救国，募集财务支援抗日武装部队。东北工商界人士秘密响应，安东（今丹东市）商会会长孙荣明极其秘密联系了十几家工商界的经理、厂长、股东，成立救国会安东商业分会，募集钱物，秘密地送到青岛、烟台、转送到北平、天津。1936年，孙荣明被日本宪兵队杀害。

辽宁肇新窑业公司经理杜重远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日本关东军到处搜捕他，他到北京参加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被选为常委。

3、把企业迁到关内

在伪满洲国建立前后，许多爱国的工商业者拒绝与他们合作，纷纷把企业迁到关内。1934年杜重远在江西九江创办了光大窑业公司，资助抗日救国事业。他还担任江西省陶业管理局局长。在管理局办了训练所，培养抗日青年，后来这些青年大部分参加了新四军。

大连东和长油坊经理兼哈尔滨永泰铁工厂经理徐敬之，把资金转向天津、山东投资。1943年他捐出5万元，募捐4万元，慰问山东抗日部队。

同昌行经理刘凯平以基督教青年会为掩护，商讨抗日大计，公开演讲，散发传单，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他参加了“反满抗日国民义勇军”，和地下工作者刘海秋、吴醒洲关系密切。1932年被日本宪兵逮捕，受尽各种酷刑后被杀害。他牺牲后，他的弟弟把投资转到了天津、上海、重庆等地。

安东（今丹东）瀛西药房经理在天津开设分店，后来把总店、总厂设在了天津，而后结束了安东瀛西药房。

4、开展多种形式的斗争

1932年11月，山西曹家经营的五家钱庄面临倒闭，与巩天民商议组成志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巩天民任总经理，掩护了许多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

1938年，福增庆商场经理曲辅臣秘密帮助地下工作者张殿池筹集了一批物资，辗转送走。

长春义大铁工厂经理胡占波、大连顺兴铁工厂厂主周文贵，拒绝给日军加工武器，险遭杀害。

东三省商会联合会会长、惠霖火柴公司和奉天八王寺啤酒汽水酱油股份有限公司总董事张惠霖和长春商会会长、益发合执掌柜务的孙秀三，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隐居起来。

伪满洲国是日本侵略者的“王道乐土”，是中国人的地狱。在日伪统治下，工商业大户尚且如此，广大的中小户也就可想而之了，那么普通百姓的生活不就更悲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