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那个艳阳天呀咦唉哟，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东风吹得风车转啊，蚕豆花儿香啊麦苗儿鲜……”每当人们听到这首优美动听的《九九艳阳天》时，不禁会想起军事爱情题材影片《柳堡的故事》。

新中国军事题材的影片中很少有涉及爱情故事的，《柳堡的故事》显然是一个例外。这部风格清新优美，恰似一首抒情诗的影片在严酷的战争生活中展现一对青年纯洁真挚的爱情故事，并通过这个故事展现了军民之间鱼水关系。这在建国以来的银幕上还是第一次。

关键时刻，周扬作出批示：军队作品并非不能表现爱情，而在于如何表现

《柳堡的故事》的诞生来源于一则真实的故事，故事的情节是这样的：解放战争期间，我军某连队驻扎在江南的一个村子里，那时的军人在姑娘心目中地位特别高，找军人做伴侣是许多姑娘的愿望。这个连队一个战士被房东姑娘相上了，但粗心的战士对此却浑然不知。这也难怪，因为那时连队战士们与老百姓关系相处得非常好，房东姑娘经常抢着洗战士的脏衣服，干了以后又整整齐齐地叠放在各人的铺上，房东姑娘的一些细微情感的表露在他们眼中完全是一种正常的交往，更何况军队还有纪律：军人不许与地方姑娘谈恋爱。直到有一天，那个战士发现自已军装口袋里有个小纸条，上面写着“你好”，才感到姑娘对自已的心思，但囿于军队纪律，他没敢吭声。不久，他又相继在自己口袋里发现了第二张、第三张纸条，上面分别写着“你真好”“你实在好”。战士的心被姑娘打动了，他俩暗暗地相爱了。不料，此事被人发现了，连长狠狠地批评了这个战士，并不许他再和姑娘有任何来往。不久，部队开往前线，战士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战斗结束后，部队又返回原来村庄。姑娘得知心爱的恋人牺牲了，她觉得战士是为她死的，心里充满了愧疚，便在一棵树上上吊自杀了。那位连长觉得这对情人的死与自己当初的批评有关，非常内疚，并用一辈子不结婚来惩罚自己。

这是战争年代特有的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它深深地打动了军旅作家石言的心，他决定以此为原型写一篇小说。他觉得这个故事过于凄悲，决定给这个故事增添一些亮色。毕竟，让有情人终成眷属是人们永远的祝愿。于是，在石言的笔下，这个凄美的故事改变了它原来的发展方向：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进驻一个名叫柳堡的村子，村里有一位漂亮的女孩子叫二妹子。新四军一位名叫李进的副班长住进她家后与二妹子渐渐地产生了感情，后被领导发现。按照部队纪律战士是不允许谈恋爱的，副班长在指导员的开导下只好服从命令，暂时中断了与二妹子的联系。不久，部队上前线，副班长与二妹子将爱深深地埋在心底，忍痛分别。几年后副班长所在部队又经此地，已经升为连长的副班长去找二妹子，得知二妹子自部队走后参加了游击队，还入了党，成为一名干部，并且一直在等着他。两人在当年约会的地方又重逢了，两位有情人终成眷属。

《柳堡的故事》最初发表在南京一家刊物上，并获得读者的好评。南京军管会文艺处长赖少其、剧作家沈西蒙以及作家黄宗江看了后都感到这个小说是拍电影的好本子，便找到石言核计将它改成剧本，并由黄宗江与石言完成这一改编。

在改编过程中，有人提出在战斗生活中,军人与地方姑娘之间谈恋爱,这是违反了军队纪律，应当予以批评。甚至有人提出，军事影片中不应当出现谈恋爱的镜头。其实，在小说发表后，这种批评就已经开始了。上述种种意见使石言和黄宗江对小说的改编陷入困境，好在当时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周扬在关键时刻支持了他们。周扬在看了小说后很是欣赏，同时也指出了小说立意的不足之处，即单纯描写了军人与地方姑娘的爱情。周扬认为，小说经过改编应该是可以搬上银幕的。他在批示中表示：军队作品并非不能表现爱情，而在于如何表现，“戏中最最关键的一点是部队的纪律,特别是军民关系方面的纪律问题,如果这恋爱既发生在部队和驻地居民之间，同时又是在紧张的残酷的战斗环境中,像恋爱这类属于个人情感个人幸福的事,就不能不退到生活的极不重要的地位中去。因此在表现这个题材的时候,不要只表现一种纯洁的、真正的、高尚的爱情,而更重要的是要把它安置在生活中的适当位置上。如果这个位置没有摆上,那就要成为不正确的,不真实的了。”

周扬的指示使黄宗江和石言茅塞顿开，并为作品确立了个人利益要服从革命利益,必要时甚至牺牲个人利益，但归根结底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是互相结合的构想。于是他们让二妹子的命运与新四军的来去、对敌斗争和胜败,始终紧密相连，使之与李进的爱情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李进也被塑造成一个在党的帮助下用集体主义一步步克服个人主义，在对敌斗争和自我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人物。

剧本完成后，1957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决定立即投入拍摄，并指定由新中国第一位女导演王苹来执导这部影片。

《柳堡的故事》既表现爱情，又反映军事，细腻含蓄是这部片子的成功之处

王苹接手《柳堡的故事》后，组织人马对剧本根据电影需要作了适当的修改，并在自己熟悉的圈子里来找“二妹子”，结果找来找去，却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正当她为此感到苦恼时，黄宗江、吴石岩“雪中送炭”来了。他俩向王苹推荐了华东军区解放军艺术剧院话剧演员陶玉玲。黄宗江是王苹的老朋友，做事一向很有眼光。心急的王苹恨不得立即见到陶玉玲。不巧的是当时陶玉玲正在各地巡回演出。王苹从南京找到杭州，又从杭州找到舟山，终于在舟山“截住”了陶玉玲。然而，当她第一次见到陶玉玲时，却感到有些失望。原来陶玉玲由于为战士们演出疲劳过度，眼睛肿起了一个大包，整个脸都有些变形，同行的人见了都认为陶玉玲不是饰演二妹子的最佳人选。但王苹却感到陶玉玲尽管“不美”，但气质不错，再说跑了这么远，就这么放弃也有些不甘心，便给陶玉玲拍了些照片带了回去。同事们看了照片后说：你在全国到处找演员，没想到找了这么一个“独眼龙”。但王苹对这个“独眼龙”却很上心，她把陶玉玲与饰演“二妹子”的其他人选比较来比较去，最后觉得“二妹子”角色还真是非陶玉玲莫属。好在厂长也站在了王苹的一边，“二妹子”的角色就这么定了下来。

找到“二妹子”后，王苹便带领剧组一行来到江苏宝应县柳堡乡拍戏。柳堡原来叫留宝头，后又改名刘坝头，石言在创作这部小说时为体现既是战争又是抒情的风格，遂将刘坝头改成了柳堡，因“柳”字多情，“堡”有兵味，况且刘坝头上也都是些大柳树。这一改不但使剧名有了浓浓的情味兵味，而且也使刘坝头在《柳堡的故事》上映后改名柳堡。

王苹带摄制组来到外景地后，为了使演员们充分把握自已所饰演的角色，她安排演员们与老乡们生活在一起。陶玉玲与饰演“我爹”的康天生同志一起跟老乡们学划船，跟姑娘们学割麦子，还利用业余时间帮姑娘们补习文化，正是这种朝夕相处的生活使演员们深深地体会到了柳堡姑娘们的真诚和朴实，演起戏来也显得得心应手。拍《柳堡的故事》时，正逢王苹爱人宋之去世不久，但为了拍好这部戏，她努力克制着内心的悲痛，几乎将全部时间都扑在了这部戏上，夜深人静时，演员们一觉醒来还经常发现她在煤油灯下伏案工作的身影。

《柳堡的故事》是陶玉玲第一次拍电影，也是她的成名之作。也许正是因为偶然走上的银幕，陶玉玲演起二妹子的表现才更为本色，用她自已的话说“本色得什么也不懂，什么镜头，什么近景、远景，一概不知”。直到数十年后，谈起当年演二妹子第一个镜头的情景，她还是不知不觉地将自已当成了二妹子。“我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在拍《柳堡的故事》，风景很漂亮，柳树、小河、慢慢一条小船……我的背影，我跟我爹就这样划着船出来了，慢慢地上岸……上岸以后，听到有人在唱歌，实际上是在帮我们家修房子……我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也没见过这么多解放军，这么多男孩子，一上岸一看这么多，就很不好意思地从这些部队的中间这么低着头走过去了。……”

看过《柳堡的故事》这部影片的人对戏中二妹子躲在水塘里的那场戏一定印象很深。其实，这场戏是在北京莲花池拍的，而且拍摄时天气很冷，水很凉。王苹怕冻着陶玉玲，便让美工挑来两桶热水，一开拍就往池里倒，陶玉玲随即跳入水池中。其实，那么大的池两桶水是根本热不起来的，陶玉玲躲在水中冻得直发抖，但她的心却被大家的关爱暖得热乎乎的。

《柳堡的故事》是反映爱情故事的，但影片中却没有一处谈情说爱的镜头。其实，细腻含蓄正是这部片子的成功之处。戏中陶玉玲的话很少，一段要求参军，三次叫副班长，台词总共加起来才208个字，但她凭着自己的聪慧灵性把少女怀春的情致演到了极致。导演王苹只要一点拨，她就立马能悟出什么来。而王苹点拨最多的要算那句“二妹子，给我们加点糖”。 剧中有一场戏描写的是部队回来后，小牛把副班长拉到姐姐的房间里，让他看二妹子给他做的鞋，副班长不好意思地跑了出去。摄影师这时将镜头摇向了正在梳妆的陶玉玲饰演的二妹子，当陶玉玲表演在头上插花动作时，在一旁的王苹对她说道：“好，二妹子，再给我们加点糖。”陶玉玲在往头上插花的那一刹那，自然流露出甜甜一笑，这甜甜一笑将少女的腼腆柔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乐得王苹嘴都合不上了。

同样的含蓄也体现在了副班长身上。剧中有一场戏是二妹子给副班长倒水，烫得副班长跳起来又死捧着那个杯子，嘴里连忙说着没事没事。还有二妹子让小牛捎信儿约副班长到小桥那边去，副班长高兴得不知怎么好，咧着嘴到旁边做了一套单杠。这些动作将那个年代爱情的含蓄表现得淋漓尽致。

罗瑞卿称赞《九九艳阳天》是“最好的抒情歌曲”

“九九那个艳阳天呀咦唉哟，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东风吹得风车儿转啊，蚕豆花儿香啊麦苗儿鲜……”与演员的含蓄相比，《柳堡的故事》还把另一种美的享受带给了观众，这就是优美景色与悦耳音乐的完美结合。在导演王苹细腻抒情的风格指导下，摄影师曹进云将苏北水乡恬静，优美如画的景色展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影片开始时江南的小桥流水，绿色的田园、转动的风车，动人的音乐将观众很快带入一个和平、宁静、温馨的环境，预示着一个优美爱情故事的即将发生，而影片适时而响的那首《九九艳阳天》更是将这种妙不可言的美丽推向了极致，从而产生出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1958年初，《柳堡的故事》拍摄完成，影片一经公映，立即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影片所到之处，到处都响起了《九九艳阳天》那优美的旋律。尽管《柳堡的故事》以其清新自然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但同时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尤其是对这首由高如星创作的《九九艳阳天》争论更为激烈，有人认为这首插曲“表现了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粉红色的爱情幻想”，“迎合了很多青年的不健康情绪”。使人在歌里“感受到的是一种软绵绵的不够健康的情绪”，“好像是又听到了解放前扬州姑娘卖唱时的那种扭扭捏捏的音乐格调，也想到了周璇唱的《天涯歌女》，二者在旋律的装饰上很相似”。《北京日报》、《人民音乐》、《大众电影》等各大媒体围绕这场争论也相继刊发《“九九艳阳天”是一首很健康的歌曲》《“九九艳阳天”的创作方向值得研究》、《战士喜爱“九九艳阳天”》、《不应该过份推崇“九九艳阳天”》、《这不是一首好的爱情歌曲》、《“九九艳阳天”唱起来不对劲》等多篇文章。李焕之、瞿希贤、李凌、谭冰若等著名音乐家对这首歌则给予了肯定，认为“这是一首比较成功的爱情歌曲，其情调是委婉动听的，旋律比较优美，并且有令人感到亲切的南方民歌的特色”。罗瑞卿总谋长也称“这是一首最好的抒情歌曲”。这场争论的结果使得《九九艳阳天》影响更深更广，并成为全国人民喜爱的一首爱情歌曲。

周总理也非常喜欢这首歌，对陶玉玲在影片中扮演的二妹子也很是欣赏。在1959年国庆十周年招待会，他在接见陶玉玲时说：“你是在《柳堡的故事》里演二妹子的吧，演得很甜啊！”“演得不错嘛，你还年轻，不要骄傲，好好努力。”听了总理鼓励的话语，陶玉玲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连连点头。事实上，尽管陶玉玲在后来演过不少角色，但她留给观众印象最深的还是她在《柳堡的故事》中饰演的二妹子。直到今天，二妹子的身影还伴随着《九九艳阳天》的优美旋律不时浮现在人们眼前，成为对那个特殊年代的一种永远的记忆。

摘自：《党史博采》2007年第6期 作者：袁成亮

作者：袁成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