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至1966年上半年间，中国在文学、艺术、学术等意识形态领域里展开了一场急风暴雨式的政治大批判，最终以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毛泽东在此期间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无疑是这场越烧越旺的政治批判烈火的助燃剂。同时，也应当看到，在当时特定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下，毛泽东之所以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认识不断加深，实际上与该领域里所发生的某些事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1964年2月3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在政协礼堂举办的“迎春晚会”，就是这样的一个事件。它是在毛泽东作出关于文艺的第一个批示不久发生的。对这次事件的处理，又直接导致毛泽东关于文艺的第二个批示。

逐步升级的文艺批判和 毛泽东的第一个“批示”

在1962年八九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提出小说《刘志丹》的问题，认为它是替高岗翻案，是向党的进攻。9月2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强调阶级斗争时，康生递上一张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接着又说：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八届十中全会后，文艺界开始根据全会精神检查工作。文化部党组于次年3月16日向中央写了“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中央于同月29日批转了这个报告。5月，《文汇报》开始发表署名文章，批判孟超的新编昆剧《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报刊上的公开点名批判从此开始。

在文艺界反修浪潮的推动下，批判的调门越来越高。11月，毛泽东对《戏剧报》和文化部先后进行批评。他说：“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文化工作方面，特别是戏曲，大量的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就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果不改，文化部就要改名字，改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可见，毛泽东对文艺界特别是戏曲界的看法已经相当恶劣。

12月12日，毛泽东对12月9日的《文艺情况汇报》第116号上所刊登的《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作出批示，并把这一批示批给了北京市委的彭真和刘仁：“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I、寸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在该文后，毛泽东又加批注：“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1964年1月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学习讨论毛泽东的批示，周扬、彭真、邓小平、刘少奇等先后讲话。

周扬说：文艺问题，主席最近写了批语。前年十中全会的时候，少奇同志就讲了，在文艺战线上有一种资产阶级的现象。去年主席说，在文学艺术战线上要反对资本主义倾向。这一年多来，主席很注意文艺问题。根本问题就是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就是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少数人就是根本反对这个方向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恐怕是个认识问题。

刘少奇说：我看周扬同志讲的这些意见好。主席最近有个批语，批语上面讲，我们的艺术部门“问题不少，人数很多，‘死人’统治着。”所谓‘死人’，恐怕就是指演历史戏，过去的观点，资本主义观点，封建主义观点。主席的批语讲了成绩，但是又说问题不少，戏曲的问题更大一些。主席说，现在基础改变了，为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还是大问题，不是小问题。周扬同志刚才讲，整个文学艺术的阵地，我们无产阶级跟社会主义占领得很少，封建主义的东西，资本主义的东西，占压倒优势，阵地是他们占了。而这个阵地，你不去占领，它势必占。队伍又这样大，二三十万人，天天在那里演，影响很大，而演出的东西，跟我们的经济基础，跟我们的政治，是不适合的，许多东西是相反的。这里有厚古薄今的问题，就是毛泽东讲过的颂古非今的问题，还有颂洋非中的问题，这就是“死人”统治着、外国人统治着。

邓小平说：毛主席批的这个问题是很及时的。过去，在我们领导上，确实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忽略了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应该抓这个问题。少奇同志讲的我完全同意，周扬同志讲的我也同意。现在看来，可以说有三句话：第一句话，统一认识；第二句话，拟定规则；第三句话，组织队伍。

彭真说：主席这个信是写给我和刘仁同志的。主席为什么写这个信?他就是觉得北京这个文艺队伍是相当的鸦鸣。在文艺这个战线上，我们的革命搞得比较差，也可以说是落后的。文艺战线上的革命所以落后，首先是我们领导方面有责任。主席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很及时，再不搞要吃大亏。现在要摘文艺这一条战线的革命。

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此时文艺界所面临的形势实际上已经相当严峻。但是，就在这样一个关头，中国戏剧家协会却在政协礼堂举办了一台“错误性质严重”的“迎春晚会”，结果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直接导致了毛泽东措词极为严厉的关于文艺的第二个批示。

“吃喝玩乐”、“庸俗低级、 趣味恶劣”的迎春晚会

1964年2月3日，中国剧协在政协礼堂举办了一场“迎春晚会”，北京和外地来京的戏剧工作者约2000人参加。从晚会所安排的活动来看，晚会的组 织者——剧协代理秘书长李超是动了一番脑筋的。晚会会场上分别设有“朝阳沟电影院”、“远方餐厅”、“祝您健康茶社”、“三人行游艺室”、“向阳诗文轩”、“芦荡灯谜阁”、“巧遇照相馆”、“双双舞会”等娱乐活动场所，还安排了文艺节目演出。为了使来宾更好地了解晚会的活动安排，组织者在发出请柬的同时，还附了一封信，详细介绍了各场所的活动内容：

如果你想看新影片，“朝阳沟电影院”七时和九时半有两场电影(影片相同)，对不起，该院还没有登广告，所以不能告诉你片名。如果你有兴致，请到“三人行游艺室”玩耍，或到“向阳诗文轩”吟诗作画。“芦荡灯谜阁”的谜语是别具一格的，那里有丰富多彩的奖品，如果能得到一张地方风味的小吃尝试券，就可以到“祝你健康茶社”小坐，尝尝知名人士给你准备的别有风味的小吃。如果你和你的朋友想合影留念，“巧遇照相馆”摄影师的技艺巧夺天工，拍出的照片，保险更会像你本人，不信，不妨花几毛钱去试一试。如果你玩累了，请就近到“远方餐厅”用餐，招待周到，价廉味美，可别忘了带粮票和钱。

信中还特别劝告参加“双双舞会”的人：舞厅里温暖如春，不宜穿得太多。女同志以穿裙子最适宜。如果能讲究一下服装的颜色更是锦上添花了。

晚会上演出的一些文艺节目，后来被指责为“大部分是庸俗、恶劣、低级趣味的东西”。比如空军文工团表演的《兄妹开荒》，用京剧中的老生、小生、花脸和昆曲的各种曲调来唱，“怪声怪调”；铁路文工团表演的《梁祝哀史》，用真人学木偶动作，有时女的一下扑倒在男的怀中，“既糟蹋了演员，也糟蹋了剧本”；哈尔滨话剧院演出男扮女装的《天鹅湖》，一个男演员脱得赤条条的，只穿一条三角裤，披着薄纱，胸前安了两个假乳房，“乱蹦乱跳”。报幕员还对观众赞叹地说：“你们看，那腿是多么富有弹性啊!”

晚会过后，当即有一个部队文艺工作者写信反映晚会的情况，说晚会乌七八糟，对组织者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中宣部整风报告和毛泽东的第二个“批示”

在文艺界大张旗鼓地学习贯彻毛泽东的第一个“批示”之时，竟然发生“迎春晚会”这样的事情， 在当时看来，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事件。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剧协的一部分人已经腐败；所有各协会工作人员都应该 轮流下放锻炼和加强政治学习，批示剧协进行调 查。刘少奇专门对此事作了批示，要求进行调查。 江青也参与了对这次晚会事件所进行的调查。

中国戏剧家协会在调查之后，写了关于“迎春 晚会”的检查。剧协的检查首先说明了这次晚会举办的经过，接着又坦白交代，剧协曾经举办过好几 次这样的晚会。剧协的检查中对迎春晚会的错误 性质进行了深刻地检讨，最后认为，剧协代理秘书 长李超应当对晚会的错误负主要责任；李超具体 负责组织这台晚会，剧协党组事先并没有讨论过 晚会节目，活动及节目的安排是李超自作主张；还 说他每次办晚会都不主张请领导同志参加，怕领 导同志在场“不自由”。

3月下旬，以“迎春晚会”事件的发生为由，中宣部召集文联和各协会党组成员、总支和支部书记50多人，连续开了3次会进行讨论，认为有必要进行一次整风学习。参加整风的，有全国文联、作协、剧协、音协、美协等10个单位的全体干部，以“迎春晚会”事件作为这次整风的反面教材。整风主要检查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贯彻执行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问题，一是机关的革命化问题。

5月，中宣部就全国文联和各协会的整风情况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报告指出，“迎春晚会”虽然有一些经验交流等有益的活动，但着重的是吃喝玩乐，部分演出节目庸俗低级，趣味恶劣。这件事发生在传达主席去年12月12日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和今年1月3日少奇、小平、彭真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的讲话以后没有多久，错误性质就更为严重。报告认为，这件事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当前阶级斗争在文艺队伍中的反映，是剧协领导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暴露。类似“迎春晚会”这种事和由此而暴露出来的问题，在其他协会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报告向中央详细汇报了整风中检查出来的问题和今后改进工作的具体措施。

毛泽东已经在中宣部的“内部情况”上了解到这次事件的详细情况，进一步加深了他对文艺界的恶劣印象。中宣部的整风报告才出来草稿，还没有定稿，就被江青拿去，送给了毛泽东。

6月27日，毛泽东就在这个报告草稿上作了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二个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1956年10月，社会主义阵营先后爆发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当时认为，裴多菲俱乐部是一个以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名义，以举办各种学术讨论活动为幌子，进行“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活动的组织，是导致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罪魁祸首。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当时文艺界形势的估计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的错误认识是对诸如此类现实事件加以“放大”的结果；而经过毛泽东“放大”的认识和理论，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又被有意无意地进一步“放大”。毛泽东的这个批示一出，预示着意识形态领域里一场更大规模的风暴即将来临。

摘自：《文史精华》2004年第4期 作者：胡尚元

作者：胡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