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玉平：周总理警卫员|163

周总理警卫员人物小传：顾玉平，1912年生于江西瑞金。1930年，参加地方武装“红色警卫营”，1933年参加红军。在红军长征到陕北保安期间，担任周恩来的警卫员，曾在周恩来和邓颖超身边工作2年。后进入红军无线电学校学习。抗战中，主动要求到前线作战。平型关战役后，调到冀南军区任8支队电台台长。1942年日寇扫荡中，他带着电台和骑兵排杀出血路突围。后任七分区电台队长、八路军豫西抗日游击支队电台队长。解放战争中，在中原军区独立旅电台任队长，跟随皮定均将军参加了中原突围。新中国成立后任四川南充军分区副司令员，1970年离休后，回故乡瑞金安享晚年。

采写时间：2004年5月

顾玉平家住在昔日的红都瑞金，那是共和国最早的原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所在地。

“总理说，南京北京，比不上瑞金。”提起瑞金，顾玉平想到的，还是周恩来。

“你们要采访我个人的长征，但是，我关于长征的回忆，都是关于总理和邓大姐的。”听了我们的采访来意后，92岁的顾老有些担心地说。

长征开始时，他是周恩来的警卫员

长征前，顾玉平调任周恩来的警卫员。

顾玉平回忆说，在异常艰苦、极度紧张的行军战斗环境中，周恩来一方面要同战士一样行军作战，一方面还要看电报、批文件，和别的领导研究作战计划，指挥红军作战，决定行军路线，常常连吃饭睡觉都顾不上，宿营时，常常彻夜不眠。

“有一次，结束了一天紧张的行军，到了宿营地。这里借不到门板搭床铺，我们便忙着用稻草在地上铺好地铺——行军中，我们一般是和周副主席一起睡。吃过饭，还洗了脚，就睡了。”

周恩来很晚才从外面回来。顾玉平看了看身旁的空铺，以为他要睡了。没想到，周恩来又点上油灯，开始工作。“我催他睡觉，他口里应着，可就是不动。由于行军太累，后来，我又睡着了。”

深夜时分，顾玉平伸手摸摸身边的地铺，还是空的。迷迷糊糊中，他又睡着了……

“周副主席，周副主席……”突然，他听到门外有人叫。睁开眼，屋里漆黑，身旁传来熟悉的轻微鼾声，周恩来总算睡了。连忙起身点亮灯，小心地打开门，是作战局的参谋来送电报。

“周副主席。”那位参谋边进门边叫。

“嗯。”周恩来应了一声，又发出轻轻的鼾声。

那位参谋连叫几声，周恩来还是没有醒来。“参谋同志，首长太累了，又刚睡下不久，能不能明天看呢？”顾玉平恳求道。

“明天？……”参谋为难了，“这是份紧急电报呀！”

谁知就在这时，周恩来猛地坐了起来，大声问：“什么？紧急电报？拿来看！”

顾玉平回忆说，那时，他们看到周恩来日夜不息，冷雨淋湿了单衣，还和大家一同走路，非常感动。常常一而再再而三地劝他骑上马。有一天，部队走到湖南西南边境的深山里，碰到一个叫“老虎洞”的地方。这里山高路窄，巍峨崎岖，头上是挺拔的峭壁，脚下是深不可测的悬崖，山势十分险要。我们只顾着脚下那难走的山路，没有留意到几天几夜没合眼的周副主席在打盹。结果马一失蹄，周恩来就从马背上滑了下来，甩在了路边——幸好路边有一个树丛，周围还长着一丛芦荻，挡住了他，才没有掉下悬崖。

毛泽东得知这件事后，专门来慰问，十分关切地说：“周副主席呀，为了革命工作，还是坐上担架吧！”并一再嘱咐顾玉平，要好好地照顾周恩来。

周恩来却毫不介意地用手摸着摔伤的脚，笑着说：“走山路有好处——一定精神集中，不能打瞌睡嘛！”

看到顾玉平他们难过的样子，周恩来还安慰他们。

毛泽东还特地派人送来一副担架。可是，不管他们怎么劝说，周恩来都不肯上担架。

后来，周恩来生了病，不得不躺到了担架上。但是，即使是在担架上，他也忙着批阅各种电文，解决那似乎永远解决不完的问题。

顾玉平回忆说，长征中，他们吃的是“包子饭”，就是按定量每人一包，菜也是一份。周恩来和他吃的都是同一种菜，一样的分量。有时没吃的，勒紧裤腰带饿上一顿，也是常有的事。

那会儿，总理没有专门的炊事员。顾玉平说，他们4个警卫员轮流着做饭。“当时，只有李德有炊事员。”

李德就是那位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顾玉平他们都十分反感。正是这位外国的军事顾问，指挥红军输掉了第五次反“围剿”，迫使他们背井离乡，走上了远征之路。而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连中国话都不会说，却要指挥红军作战，吃得好、住得好，还要娶中国女人做老婆——这尤其令顾玉平这样的红军战士气愤。

“但是，长征前期，总理有事还要请示李德。”几十年后，顾玉平提到这一点还觉得有些不平。

遵义会议前后，他们在一个村里买到了两个鸡蛋，蒸了给他端去。经常在工作中忘掉吃饭的周恩来，这一次闻到了香味，他一看菜碗，惊讶地问：“小顾，哪里来的蛋？”

看那样，要挨批评了。顾玉平只好老实回答说：“用你的伙食费从老乡家里买来的。”

“买了几只？”

“两只。”

大约是看出了顾玉平的窘态，周恩来笑了：“去把他们都叫来。”

长征途中，周恩来有4名警卫员，其余3位是吴生开、范金标和魏国禄。顾玉平叫来他们后，周恩来指着蒸蛋说：“你们都来这里吃饭，把它分着吃了。”

调到长征路上的“特殊连队”——干部休养连

长征到湖南、广西交界处时，直属队指导员、朱德的妻子康克清和周恩来专门找顾玉平谈话，原来是邓颖超病了，而她的警卫员又调皮，周恩来放心不下，要把顾玉平换给她。

“开始时，我说我不愿意去。”顾玉平回忆说，最初，自己还是老观念，害怕与女同志接触。

顾玉平说，长征路上，邓颖超和周恩来并不在一起。“邓大姐在干部休养连。”他特意告诉记者，那是长征中的一个特殊的连队，连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他们在路上碰到休养连，也会停下来，下马打招呼。

干部休养连里面藏龙卧虎。有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这长征中的“三老”；还有陆定一、成仿吾；还有钱之光、罗明等中央部长和省级地方干部；红一方面军长征中30位女红军中，有24位在干部休养连，包括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博古的妻子刘群先，张闻天的妻子刘英，罗迈的妻子金维映……当然，还有李德的中国妻子萧月华。

连队中还有几位伤员，他们都是红军中的高级指挥员，有陈伯钧、张宗逊、钟赤兵……

顾玉平说，虽然只是一个连队，但规格之高，在红军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连队了。之前是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的何长工曾兼任这个连的连长。何长工调任9军团政委后，8军团卫生部部长侯政继任连长。

“周恩来同志曾专门向何长工交代任务，说：‘这批老人，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你要对他们的安全绝对负责，如果他们在，你也在，那就皆大欢喜；他们在，你不在，我追记你为烈士；如果他们不在，你在，我就要砍你的头！’”顾玉平说，周副主席在说这句话时，还做了个杀头的手势。

对后来的连长侯政，周恩来也讲过类似的话。

顾玉平掰着手指头说，这个连队的成员，在新中国成立后，有国家代主席，全国政协主席，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各部部长，解放军的军兵种司令员……“在当时就有中央委员，有中华苏维埃政府各部部长。”顾玉平说，像董必武，就是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部长。像谢觉哉，就是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秘书长，是怀里揣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的印章走完长征路的。

成了邓颖超的警卫员

顾玉平说，第一次见到邓颖超的时候，自己非常紧张。

大概是看他紧张得可爱，邓颖超笑眯眯地看着他，连声说：“好，好。”又问他叫什么名字，什么时候参的军。

“开始时，我第一次到女同志身边工作，很紧张，一直立正在那，正言正语地回答她。邓大姐见我这样窘，忍不住笑出了声，说：‘顾玉平，我看你有点紧张，是不是？没关系，熟悉了就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跟上队伍，不要掉队。另外，这里有几个同志，抬担架的，挑担子的，喂牲口的，你协助照管一下，再就是我有病，这里没有炊事员，你把饭弄一弄。大家在一起了，有什么问题多商量，你看行不行？’”

顾玉平说，当时，自己也不知道邓颖超得了什么病，黄瘦黄瘦的，平时行军常常坐着担架。她慈爱、厚道，当时，大家都亲热地喊她“小超同志”。

后来，顾玉平也学着大家的样子，叫她“小超同志”。

顾玉平说，邓颖超的行囊不多，一条毯子放在牲口背上，书、文件和一些换洗的衣服以及药品放在洋铁箱里，由一个人挑着，一个饭盒则放在他的背包里，还有一个马灯，也由他来提着。

邓颖超吃饭很简单，主要吃稀饭，或吃点面糊糊。“邓大姐是北方人，喜欢吃面食。偶尔搞到点面粉，煮些面疙瘩，或摊个小饼子，她就高兴得很。”顾玉平说，煮饭虽然说是自己的任务，可一到宿营地，邓颖超也常常自己动手。

“她很喜欢我，常常夸我很能做事情。”顾玉平回忆说。有一次，自己正在煮饭，邓颖超说他手艺不错，问他以前做过饭没有？“我回答说，我母亲死得早，父亲娶了个后母，比较刻薄，常常叫我淘米煮饭，所以从小干过不少活。但也就是不把饭煮生，谈不上什么手艺。”

“邓大姐听了后，很是同情我，说，那你还是吃了不少苦，从小就没了娘。现在革命了，仍然要吃苦。我们革命者，就是要以苦为荣。现在我还有个妈，是个医生，她很想和我们一道走，但没有办法，不能给组织增加负担，只好让她留在苏区。”

顾玉平说，长征中，邓颖超总是尽力帮助其他同志。曾把担架让给生了孩子的廖似光，还曾把她自己的担架员让给做了截肢手术的钟赤兵。

过雪山，邓颖超救了我一命

部队行进到广西时，顾玉平害了一次肠胃炎，病了好几天，又吐又泻。后来，就开始断断续续地掉队。有时白天掉队，晚上跟上来；有时晚上掉队，白天跟上来。

邓颖超见顾玉平很吃力，问他：“扛不住不要硬扛，我这里还有点药，你拿点去吃吧！”

当时药品比黄金还珍贵，顾玉平赶紧说：“不要紧，我扛一扛就过去了。”

结果，他又掉队了。两天后，他追上部队，邓颖超不容分说，叫医生给他看了看，打了一针。

“从这以后，长征路上我再也没有闹过肚子疼了。”

类似的关照，顾玉平记得很多。但他记得最深刻的一次，是在翻越夹金山的时候。“山上空气稀薄，冷得厉害，我的头有些昏沉沉的，老想坐下来休息一下。”顾玉平说，起初邓大姐关照他说：“顾玉平，要坚持啊，可不能掉队。不行的话，就拉着马尾巴走。”

但是，风雪吹得眼睛都睁不开，头痛，浑身无力，连拉马尾巴的力气都没有了。顾玉平手一松，坐在了雪地上。邓颖超一看，拉住马缰绳，呼唤着他：“顾玉平，顾玉平！你怎么样？”

顾玉平有气无力地摇了摇头：“小超同志，我怕不行了。”

“不要紧，不要紧。你那皮包里不是有药吗？吃它几颗就好了。”邓颖超提醒。

顾玉平摸了摸身上的皮包，里头装的是邓颖超的药。见他有些犹豫不决，邓颖超连声说：“你快吃啊，还等什么？不要耽搁了时间！”

“我摸出两片药，往口里一塞，站起身，跟着邓大姐走了起来。不知是药的作用还是精神的作用，我胜利地翻越了这座雪山。”想起身边那些坐下就再也没起来的战友，顾玉平说，要不是邓大姐的两粒药，自己恐怕也没有机会看到21世纪的今天。

草地，周恩来和邓颖超都经历了重病煎熬

红军长征到达毛儿盖时，周恩来病了。一发病就高烧不退，直到昏迷。顾玉平说，当时，由于得疟疾的人很多，一开始时是按疟疾治疗的，但症状始终不消。直到后来经过被红军俘虏的两名原国民党军医的进一步诊断，才确诊为肝脓疡。

但是，在长征中，做穿刺、开刀都不具备条件，只好用冰敷。战士们到60里外的雪山上取来了冰块，敷在他的肝区上方，控制炎症不往上发展。为了防止溃疡部位化脓穿孔引起腹膜炎，就用口服药停止肠蠕动，3天中粒米未进，排了半盆绿色的脓，才慢慢地好起来。

此时，正好邓颖超也病了。但是，她坚决要守护周恩来。顾玉平回忆说，当时，3天3夜，邓大姐一直守护在总理身边，我们谁劝她休息都不管用。有天晚上，她把周恩来脱下的灰毛背心拿过来，在油灯下抓虱子，整整掐死173只，血把她的两个指甲都染红了。

“总理病好后，邓大姐非常高兴，告诉我们，根据医学书籍记载，这种病死亡率极高，只有极个别患者在肝化脓部位与肠接触的地方穿孔，脓液经过肠子排出体外，而得以活命。恩来同志就是这种极少见的病例之一。”顾玉平说，自己当时却觉得，像周恩来这样伟大的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死。

过草地时，周恩来还是不能动，坐担架走。邓颖超就骑马跟在他后面。7天7夜中，周恩来又发过一次高烧，当时仅有一支退烧针，给他注射后，烧也奇迹般退了。

实际上，顾玉平说，过草地时，邓颖超也病了，而且病得很重。

过草地的第一天，邓颖超的挑夫因为又冷又饿，滑倒在了河里。顾玉平他们赶紧把他救起来，邓颖超指挥大家在树林里烧起火，想让他暖和过来，但是这位同志最终不幸牺牲。

邓颖超本人，也在过草地的第一天遇险。因为骑的马惊了，她掉进了沼泽地。当时，周恩来的担架已经走过去了，大家都不在身边，她一个人躺在沼泽地里，不敢动。幸好后边来了人把她拉了出来。

“当时，天正下雨，她全身连泥带水，湿透了。第二天就发高烧，拉肚子。过草地的7天7夜，几乎没吃一粒米。”顾玉平说，就是这样，第三天，在过一条河时，邓颖超还坚持自己走过冰冷刺骨的河水。

“河水很深，水流也急，下面又有淤泥，开始时人都没法徒涉。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动员大家解下绑带，连接起来，派人牵着先过河去，系在对岸的树上，然后大家扶着绑带绳过河。”顾玉平说，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过去了，但干部休养连的老同志和许多伤病员，身体虚弱，就是扶着绳子也经不起水流的冲击。后来，警卫营的同志们跳下水去，站在激流中筑成一道水中的人墙，让老同志、大姐们和伤病员从他们身边通过。

战士们要把患病的邓颖超抬过去，但她坚决拒绝了，咬着牙，扶着战士们的肩膀，走过了对岸。

到草地的最后一站巴西时，邓颖超已经拖得不成人样了。终于见到了房子，大家都很兴奋。那种房子是上下两层的，上层住人，下层养牛羊。邓大姐身体虚弱得连房子都上不去，躺在地上休息了两个多小时。当时，蔡大姐（指蔡畅）和其他同志来看她，看见她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以为她活不成了，都掉泪了。

新中国成立后，4次见到总理和邓大姐

长征结束后，周恩来的几个警卫员都先后去上学，学好本领准备上前线。顾玉平也很想上前线打仗。

“因为老警卫员都走了，周副主席让我暂时再搞一个时期。”顾玉平回忆说，后来，到了保安后，他又向周恩来提出上前线的要求，并缠着邓颖超，要她在周恩来面前替自己说话，周恩来终于同意了。

“临行前，邓大姐握着我的手说：‘这两年辛苦你了。希望你到新的岗位上，努力学习，立场坚定，为党的事业奋斗一辈子。胜利以后，我们再见面吧！”

“上了前线后，我20多年一直没有与总理和邓大姐通过音信。1960年4月，中央召开全国民兵代表会议，我作为四川代表之一，有幸到了北京，并见到了久违的邓大姐。”顾玉平说，见面后，他把20多年来的工作向邓大姐作了汇报，她说，不容易呀，20多年了，能走过来就不容易了。我们到处打听你，还以为你早已牺牲了呢。

邓颖超热情地留顾玉平吃了饭，还带着他到长安街参观北京的夜景。遗憾的是，总理刚好到印度访问去了。临别时，邓颖超送了顾玉平两块布和两支笔。

令顾玉平深为感动的是，邓颖超见他还没戴表，后来还专门托人给他捎来一块表。这块表顾玉平一直戴了30多年，没怎么坏过。

1962年春天，正在成都凤凰山机场参加军事演习的顾玉平，突然接军区副司令韦杰传来的命令，说总理到了昆明，叫他去接。

“这时天已经快黑了，哪儿可能啊。”顾玉平不相信。后来到了路上，韦杰才说，不是到昆明，总理已经来成都了，邓大姐也来了。他们向军区首长打听你，问你在不在，要你去见见面。

原来是周恩来访问亚非欧14国归来后，经昆明到了成都。“见面后，总理问我多大年龄了，我说40多了。他扬了扬粗黑的眉毛，说：‘你有这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