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中国历史25讲》

作者简介

陈高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1938年3月生。1955年至1960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历史研究所工作。曾任历史所宋辽金元研究室副主任、所长(1988-1991)，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历史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元史、辽史，西夏史，少数民族史。主要著作：《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陈高华、吴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元大都》，北京出版社，1982年。《中国史稿》第5册(合著)，人民出版社，1983年。《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合著)，北京出版社，1983年。《元上都》(陈高华、史卫民)，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元史研究论稿》，中华书局，1991年。《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元代卷》(陈高华、史卫民)，人民出版社，1996年。《中国海外交通史》(陈高华、陈尚胜)，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

古代中国对外关系

中国幅员广大，历史悠久。早在四五千年以前，中国已进入阶级社会，出现了国家政权。中国与周边国家、地区的交往，开始萌生。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关系，不断深化；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逐渐增多。

古代中国的对外关系，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1)先秦时期；(2)秦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3)隋唐宋元时期；(4)明清(鸦片战争以前)时期。下面分别作简要的叙述。

(1)先秦时期：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开始萌生

这一时期，包括夏、商、周、春秋、战国几个阶段。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中国与周边一些地区(如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中南半岛等)已有某些联系，中国的丝绸已经传到波斯甚至更远的地区。但是，总的说来，这一时期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只是间接的、偶发的，中国文献中关于外部世界的记载，大多是传闻和不准确的。

(2)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格局基本形成

秦汉时期，中国国力强盛，经济、文化繁荣，居于当时世界的前列。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逐渐展开。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秦汉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境地相接。传说殷朝灭亡以后，宗室箕子移居朝鲜。秦、汉之际，中国动乱，移居朝鲜半岛者甚多。西汉前期，朝鲜半岛北部出现了卫氏朝鲜政权，其创始者是燕人卫满。汉武帝时，曾经对朝鲜用兵，并在其地设置郡县。后来朝鲜半岛上逐渐形成了高句丽(北部)、百济(西南部)和新罗(东南部)三个国家。他们都与中国境内的诸政权有频繁的往来。当时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交通，有陆路，有海道。海道是沿渤海湾和辽东半岛海岸线航行的。

日本列岛位于中国之东。秦始皇时，派遣徐市(徐福)率童男女数千出海求仙，一去不返，传说到了日本。秦汉时期，有不少中国居民移居日本，被称为“归化人”。汉代，日本列岛上分成许多小国。汉武帝时，已有一些小国与汉朝建立联系。东汉建武中元二年(57年)日本倭奴国遣使来贺，汉朝赐以“汉委奴国王”印，此印至今尚存，是这一时期中日友好关系的见证。3世纪起，日本先后出现了邪马台国和大和国，邪马台国与曹魏，大和国与东晋南朝都有一定的联系。大批中国人继续移居日本。与中国的交往以及中国人的移居，对日本的经济、文化起了推动作用。当时日本与中国的交往，较多是经过朝鲜半岛作为中介，也有乘海船到朝鲜半岛南部港口，再沿海岸线(或横渡黄海)南下，直到中国南方。

汉武帝(前156一前87)时，张骞出使西域，连接中国与中亚、西南亚、印度北部的陆上丝绸之路，自此正式开通。张骞通西域，是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史上的一件大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与汉朝建立联系的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西国家有月氏(都城在今阿富汗北部)、贵霜(继月氏而起的王朝)、大宛(都城贵山城，即今塔吉克斯坦的列宁纳巴德)、康居(在大宛西北，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安息(今伊朗境内)、身毒(今印度北部，又称天竺)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动乱分裂，与葱岭以西地区的来往有所减弱。这一时期葱岭西地区以粟特人建立的昭武九姓国(主要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嚈哒(都城拔诋延，即贵霜蓝氏城)和波斯(即今伊朗)最为强大，它们与中国北方的王朝有一定的联系，与南方诸王朝来往很少。

中国古代把南方广大海域，称为南海。汉武帝时期，不少南海国家遣使前来中国。另一方面，汉朝也派遣使臣，带着各种礼物，由海道访问各国。当时汉朝使节所经历的，主要是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和印尼列岛的一些国家，也有可能已到达印度洋地区。秦汉时期曾在今越南北部设置郡县，越南中南部则由林邑政权统治。到了东汉时期，林邑和东南亚地区的叶调(今印尼爪哇岛)、掸国(今缅甸)、究不事(今柬埔寨)等国，都派遣使者由海道前来中国。印度南部的国家也由海道与汉朝建立联系。由海道与汉朝交往的，还有大秦，也就是罗马帝国。中国的丝绸，经过漫长的路程，运到了罗马，引起罗马人的强烈兴趣。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由海道向汉朝献礼物。这是见于中国历史记载的古代世界两大帝国发生联系的正式记录。中国文献中记载的大秦王安敦，就是罗马皇帝马可．奥里路．安东尼(MarcusAurelieusAntoninus)。这件事很可能是罗马商人借用皇帝的名义。即使如此，也足以说明两者之间已有某种程度的联系。到了三国时期，吴国统治者积极开展对南海诸国的交往，派遣康泰、朱应二人由海道出使，“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吴黄武五年(226年)，吴王孙权接见来自大秦的商人，询问当地的风土人情。此后在南方立国的东晋、宋、齐、梁、陈，都注意发展与南海诸国的关系。这一时期与中国往来较多的国家有林邑(越南中南部)、扶南(包括今柬埔寨和越南南部、泰国南部部分地区)、盘盘(今马来西亚北部)、狼牙修(今泰国北大年一带)、丹丹(今马来西亚吉兰丹)、干陀利(在今印尼苏门答腊岛)、婆利(今印尼巴厘岛)、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和天竺等。南海国家中有一部分与中国境地相接，除了海上交通以外，还有陆路往来。

(3)隋唐宋元时期：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规模不断扩大

隋唐宋元时期，中国的经济有很大的进步，再加上科学技术进步，促进了对外关系的发展。与中国交往的国家和地区不断增加，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联系更加密切。

这一时期，朝鲜半岛政权不断更迭。从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到新罗统一，接着是后三国鼎立，在10世纪上半期，王氏高丽统一了朝鲜半岛，一直到14世纪末。隋、唐和辽、元朝，都曾对朝鲜半岛的政权用兵。但在大多数年代，双方保持着友好的交往，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都很密切。这一时期双方海上交通更加发达，建立了由中国南方直航朝鲜半岛的航线。从7世纪到9世纪，日本不断向中国选派“遣隋使”、“遣唐使”，学习中国的文化。这是古代中日关系最密切的时期。10世纪以后，日本不再派遣使节，但是不断有僧人来到中国求法，双方的海道贸易一直存在。13世纪下半叶，元朝两次发军渡海用兵，都遭到失败。此后双方僧人继续往来，贸易亦有一定规模。9世纪新开辟的海上航线缩短了航行的距离，有利于双方的交往。

陆上丝绸之路在隋、唐时期有新的发展。葱岭西的昭武九姓国、波斯、拂秣(东罗马帝国)、天竺、大食(阿拉伯哈里发国)在这一时期都与中国有联系，时有使节往来，商队不绝于道。751年，唐朝军队在恒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与大食军队交战，唐军败绩，但双方的政治联系仍然继续。9世纪以后，中国动乱频繁，陆上丝绸之路时断时续。在葱岭以西，相继出现了喀喇汗王朝、西辽王朝和花剌子模国。13世纪，成吉思汗及其后裔3次西征，灭西辽、花剌子模、阿拉伯哈里发国，取得钦察(突厥语民族，分布在里海至黑海之北)、斡罗思(俄罗斯)的土地，前锋抵达秃纳河(今多瑙河)。西征的结果，建立了钦察汗国和伊利汗国，前者主要管理钦察人和斡罗思人的土地，后者统治以波斯为主体的西南亚和中亚的广大领土。他们都奉元朝为宗主国，与元朝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在历史上，俄罗斯与中国的交往，是从元代开始的。蒙古西征军在欧洲引起很大的震动，13世纪中叶，罗马教廷和法国国王曾先后派遣使者来到蒙古，了解虚实。后来罗马教廷不断派遣教士到中国传教，许多欧洲商人也来到中国。马可波罗便是最著名的一位欧洲意大利商人。可以说，正是在元代，欧洲与中国之间有了直接的联系。当时中国人将欧洲统称为拂郎(富浪、发郎)。

南海的交通在这一时期有显著的进步，一条东起中国港口，经过南中国海，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抵达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直至东北非洲的航线，在唐代已经形成。在这条航线上与中国关系比较密切的国家和地区有林邑(又称占婆、占城)、真腊(本扶南属国，后取而代之，即今柬埔寨)、赤土(马来西亚南部)、盘盘、丹丹、河陵(在今印尼爪哇岛)、佛逝(在今印尼苏门答腊岛)、师子国等。到了宋、元时期，这条连接东西的大动脉更加繁荣。与宋朝来往较多的有交趾(安南，今越南北部)、占城、真腊、三佛齐(在今印尼苏门答腊岛)、阇婆(在今印尼爪哇岛)、勃泥(在今印尼加里曼丹岛)、细兰(今斯里兰卡)、注辇(今印度半岛东岸)、大食(阿拉伯哈里发国)等。菲律宾群岛位于中国西南，离上述南海航线较远，自宋代开始，与中国有所往来。元朝与南海国家的联系更多，特别是和印度半岛南部、波斯湾地区的交往远远超过了前代。宋、元时期，中国人对于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北部也有更多的了解。密昔儿(今埃及)、马合答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等地名，见于中国的文献。

(4)明清(鸦片战争以前)时期：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发生重大的转变

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首先是周边的国家，其次是亚洲地区的其他国家，与欧洲、非洲的交往是很有限的。明代初期的对外交往，大体上延续前代的格局。但从明代中期以后，由于西方殖民者纷纷东来，明朝以及代明而起的清朝，对外交往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逐渐成为对外关系的重心。与周边国家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交往，逐渐退到次要的地位。

14世纪下半叶，李氏朝鲜王朝取代了王氏高丽王朝。明、清两代与朝鲜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16世纪末，明朝曾出兵援助朝鲜抗击日本侵略。从明朝建立时起，便出现“倭寇”(在中国沿海地区武装走私和抢劫的日本海盗，但其中也有一些中国的走私商人和海盗)问题，到明朝中叶特别严重，因而有明一代中日关系比较紧张，但是双方仍有贸易往来。清代，日本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两国政府没有正式关系，但以中国商船为纽带的经济交流没有停止过。琉球(今日本冲绳)在明、清两代与中国交往频繁，这是以前没有过的。在葱岭以西的中亚地区，14世纪下半叶，出现了强大的帖木儿帝国，它以撒马尔罕为首都，势力远及西南亚，与明朝时有使节往来。帖木儿帝国衰落以后，中亚逐渐形成了布哈拉、哈萨克、浩罕、布鲁特等汗国，清朝和这些汗国都有一定的来往。由于中亚不时发生动乱，中国经济中心南移，以及海上交通的发达等原因，在14世纪中叶以后，陆上丝绸之路再也没有兴盛起来。

明代前期，中国与传统的南海地区许多国家仍有较多的交往。特别是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年)，船队遍及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诸国，远抵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北部，可以说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传统交往的顶峰。但是，由于明朝实行消极保守的对外政策，再加上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来，15世纪中叶后，马六甲海峡以西诸国不再和中国交往，东南亚地区国家一般仍与中国保持联系，但其中有一些国家先后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与中国交往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15、16世纪，欧洲一些国家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他们积极开辟海上交通，到东方来掠夺财富。正是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在欧洲掀起了大航海的高潮。葡萄牙人最早经过非洲南端好望角来到亚洲，征服了若干地区，其中印度果阿成为葡萄牙在东方活动的中心。从1517年起，葡萄牙兵船不时骚扰中国沿海地区，在几次被击退后，用欺骗的手段得以人居澳门，作为贸易的基地。西班牙人首先在美洲建立殖民地，接着来到亚洲，占领菲律宾群岛，开展对中国的贸易。西班牙人以菲律宾群岛为中转地，将中国的丝绸经太平洋运到美洲，在历史上称为“大帆船贸易”。17世纪20年代，西班牙人侵入我国台湾北部。荷兰在16世纪末来到东方，在印尼的爪哇岛建立基地，进而骚扰中国沿海地区，进占台湾南部。不久荷兰与西班牙冲突，双方兵戎相见，西班牙被逐走，荷兰在台湾建立殖民统治。17世纪上半叶，英国曾派遣舰队来到中国，要求通商，但未成功。17世纪中叶，明亡清兴，欧洲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争夺市场，纷纷东来。人清以后，葡萄牙、西班牙的活动逐渐衰落。葡萄牙仍据有澳门作为贸易的基地，但澳门主权属于中国，由中国政府管理。西班牙人以菲律宾群岛为枢纽经营的大帆船贸易，在17世纪中叶到达高峰，以后逐渐转入低谷。17世纪60年代，郑成功收复台湾，将荷兰殖民者逐出，台湾随后归人清朝的版图。荷兰仍与清朝有贸易往来，但声势大不如前。这一时期最活跃的是英国，它一再要求清朝多开口岸，扩大贸易。遭到拒绝后便在中国大肆开展走私贸易。此外相继与中国通商的欧洲国家有意大利、比利时、丹麦、瑞典等，其中有的国家还正式派来使节。

俄国是中国的北方邻国，是地跨欧、亚二洲的大国。16世纪下半叶起，俄国向东扩张，进入西伯利亚地区。17世纪中叶，俄国士兵侵入黑龙江流域，与清朝军队之间冲突不断。1689年，中俄双方订立“尼布楚条约”，划定边界。此后双方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使节、商队时有往来，俄国还可以派遣传教士团和留学生来中国，这些都是其他西方国家不能比拟的。中俄之间的贸易，主要是通过陆道进行的，这也与其他西方国家不同。

总起来说，明清时期，主要是从明代中期起，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往愈来愈多，封建中国越来越深地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漩涡中去。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处于剧烈的转变之中。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正是这种转变的必然结果。

(二)古代中国的对外政策和管理体制蕃客和华侨

中国历代王朝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模式是朝贡制度。朝贡制度早在先秦时代已经出现。“朝”指臣下觐见君主，“贡”指臣下向君主献纳礼物。“朝贡”是天子与诸侯之间隶属关系的表现。秦、汉以后，中原历代封建王朝将这种关系作为处理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和域外国家关系的基本模式，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

按照这种模式，外国使节来华都被视做前来“朝贡”，也就是承认中国统治者为宗主，自己是藩属。外国使节觐见中国君主必须行臣属之礼，他们带来的礼物被视为贡品。中国君主要授予这些国家统治者以各种名号，并“回赐”各种礼品。中国派往外国的使节，其任务主要是册封名号和赏赐礼品，以建立宗藩关系。凡是有“朝贡”关系的国家，中国允许它们前来贸易。“朝贡”关系是一种政治上不平等的关系。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中国的经济、文化长期在亚洲甚至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由此产生了中国是世界中心的思想。视外国为藩属，以“朝贡”关系为对外关系的基本模式，正是这种“中国中心论”的体现。同时也应该看到，与中国存在“朝贡”关系的国家，中国一般不干预对方的内政，双方和平友好，中国要在经济上给予种种优遇(如“回赐”的礼品特别丰厚)，以显示自己对属国的关怀。

明朝以前的中国历代王朝，在对外关系上都推行朝贡体制，同时允许民间商人彼此往来贸易。明朝建立以后，统治者对外继续推行朝贡体制，与此同时实行海禁政策，不许民间商人出海．并把中国与海外国家的贸易限制在朝贡贸易范围之内，禁止海外非官方商人来中国贸易。也就是说，通过海禁政策将海外贸易全面官营化。海禁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海外贸易官营化，从根本上说，正是明初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表现，同时也是“倭寇”侵扰中国沿海地区带来的结果。明代中期“倭寇”问题基本平息以后，由于国内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对市场的需求扩大，开放海禁的呼声日高，明朝政府不得不做出政策的调整，允许民间商舶出海，也允许外国商舶来华贸易。这种政策的调整，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对于中国社会的变化，起了促进的作用。17世纪中期，清朝代明而兴，在对外关系方面，继续推行朝贡体制，同时为了镇压国内东南的反抗力量，在沿海推行更加严格的海禁和迁海措施。这不仅给东南沿海地区居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也给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的破坏。禁海和迁海的实行，也阻碍了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交往。17世纪晚期，台湾收归版图，清朝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重新开海贸易。但是它的对外政策仍以“朝贡”模式为指导原则。在政治上，它以天朝上国自居，视其他国家为“朝贡”国，按“朝贡”仪式处理一切国与国的关系。在经济上，它力求将对外贸易纳入“朝贡”贸易的范围之内，在时间、地点、次数上都加以严格的限制。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爆发以前。

历史学家通常把清朝政府这种排斥对外交往的政策称之为闭关锁国政策。17、18世纪，欧洲的科学技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8世纪中叶，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经济腾飞，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紧紧跟上。它们向全世界扩张的步伐不断加快，到处建立殖民统治。人类历史进入了从分散走向整体的时代，进入了经济国际化日益明显的时代。在这个世界性大变化的时代，清朝统治者仍然盲目自大，固步自封，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闭关自守，拒绝变革，使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科学技术上的距离不断拉大。闭关锁国加剧了中国贫穷落后，愚昧无知。19世纪40年代，终于抵挡不住英国的军舰大炮，被迫打开了大门。中国历代王朝都设有管理“藩属”事务的机构，“藩属”中有境外国家，也包括国内边疆民族。秦朝称典客，汉朝称为大鸿胪，魏、晋沿置。南北朝时期，省去“大”字，称为鸿胪。唐朝在礼部下设主客司，另有鸿胪寺，共同负责藩属的朝贡事宜。宋朝设鸿胪寺、礼部主客郎中，负责接待藩属使节，另设客省，掌管与朝贡有关的各种事务。辽朝亦设客省，职责与宋相同。金朝礼部职责之一是掌管诸国进贡之事。元朝在礼部下设侍仪司，负责外国朝觐之礼；又设会同馆，接待前来朝贡的藩属使者。明朝沿袭前代的制度，由礼部负责涉外事务。礼部下设主客部，具体管理诸蕃朝贡接待给赐等事；又有行人司，设行人，担任出使外国的使节。另有鸿胪寺，负责外国使臣觐见事宜；光禄寺，负责外国使臣饮食；会同馆，接待前来朝贡的使者；四夷馆，负责翻译外国和少数民族文字。②清朝与明朝大体相同。礼部下设主客清吏司，负责四裔朝贡封赉朝贡等事；又有会同四译馆，系将会同馆和四译馆(即明代的四夷馆)合并而成。另有鸿胪寺、光禄寺，职责与前代一样。此外，清朝设有俄罗斯馆，隶属于理藩院，这是前代没有的③。可以看出，从秦汉到明清，历代王朝对国外交往事务的管理机构，都是按朝贡体制的要求设置的。17世纪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国际关系逐步形成，外交工作在政治生活中日益重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设立外交部，处理有关事务。清朝政府对于外部形势的变化一无所知，仍然因循守旧，沿袭前朝的制度。在西方列强来叩中国大门时，便陷于左支右绌、难于应付的境地。

历史上的对外贸易，可以分为陆道和海道两个方面。历史上陆道对外贸易的管理，记载不多，不大清楚。海道对外贸易的管理，有很多记载，比较清楚。至迟从唐朝起，已经在广州设立了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官职，称为市舶使。宋、元、明三朝，都在对外贸易的各港口城市设置市舶司，作为海外贸易的管理机构。清朝开放海禁后，在各重要港口设立海关，后来限于广州一处。当时的海关，其职能与市舶司是大体相同的。与此同时，还制订了各种海外贸易的管理措施，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征税。宋、元时期主要是实物税(“抽分”，按比例抽取一部分货物)。明、清二代主要是货币税，明代有“水饷”(按船大小征收)、“陆饷”(按货物贵贱征收)，清朝有“货税”、“船钞”和“规礼”。(2)手续。商船出海要向市舶司申请，市舶司发给凭证(“公验”)，方许出海，否则便是走私。回港时货物要经过严密检查。(3)禁止若干项目出口，主要有武器、铜钱、人口等。元代一度禁止金银、粮食和丝织品出口。清朝曾明令禁止鸦片进口。海外贸易的税收在历代王朝的财政收入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但是，由于政治的腐败，贿赂公行，加上其他社会因素，导致沿海走私盛行，武装走私的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各种规章制度很难得到执行，大量海外贸易的税收流失。

唐、宋时期，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增多，不断有外国人前来中国，有的就在中国安家落户。他们往往集中居住在某些地方，例如唐代波斯人、大食入主要在长安(今陕西西安)、扬州、广州，新罗人则在扬州、楚州(今江苏淮安)、海州(今江苏连云港)、登州(今山东蓬莱)等地；宋、元时期，波斯人、阿拉伯人主要居住在广州、泉州、扬州、杭州等地。还有许多来自南海诸国的商人、水手，也在广州、泉州等处居住。当时把来自南海(包括波斯、阿拉伯)的外国人称为“蕃客”，凡在中国出生的“蕃客”后代，则称为“土生蕃客”。宋代广州有蕃坊，是“蕃客”集中聚居的区域，其他一些港口城市亦应有类似的地方。蕃坊的形成，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无疑与政府为了便于管理、禁止“蕃客”在城中与中国人杂居有关。蕃坊中有蕃长，由政府从“蕃客”中选择有威望和影响的人物担任，管理蕃坊的日常事务。蕃客触犯刑律，由地方官判决，轻罪交蕃长处罚，重罪则由地方政府执行。到了元代，对“蕃客”不再有限制。明、清两代，外来的侨民为数很少，已不再引起政府的注意了。

唐、宋以后，随着海上交通的发展，中国人到海外谋生的不断增多。到了明、清二代，东南亚各地，到处可以看到移居的中国人，即华侨。此外如日本、朝鲜，为数亦相当可观。对于这些侨居他国的百姓，明、清二朝政府都采取歧视的态度，不闻不问，漠不关心。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西班牙人在吕宋(今菲律宾)惨杀华侨二万多人，清乾隆五年(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爪哇屠杀华侨近万人，以及其他许多大大小小的排华事件，明、清政府几乎都没有作出反应，听之任之，以致西方殖民者气焰嚣张，变本加厉地排斥压制我国侨民。明、清政府的这种态度，并非偶然。在它们心目中，外出谋生的都不是安分守己的良民。这种歧视的态度，给海外华侨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三)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有着广泛的接触，已见上述。这种接触带来了彼此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各个民族和国家都从交流中得到益处，推动了各自社会的进步。

丝织品和瓷器，是中国人最早发明的。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丝绸和瓷器，一直是中国用来外销的主要商品。古代中国通往西方的陆上交通线被称为“丝绸之路”，而连接中国与西方的海道则被称为“陶瓷之路”或“海上丝绸之路”，反映出这两种物品在对外贸易中的特殊地位。茶叶是中国外销的重要农产品。茶叶作为饮料，也是中国人首先发现的，它先传人朝鲜半岛和日本，后来又行销到东南亚和欧洲。丝绸、瓷器和茶叶的大量出口，丰富了各国人民的生活。丝绸、瓷器的制造工艺和茶叶的栽培技术，也相继为其他国家人民所掌握。作为货物出口的还有多种手工业产品和农产品。由外部世界输入中国的，主要是香料和药材，常被称为“香药”。香料有沉香、速香、檀香、乳香、龙涎香、蔷薇水等。古代中国上层社会盛行焚香，成为风尚。此外，宗教活动和饮食中也大量使用香料。某些香料还具有医疗的功能。药材则有阿魏、胡椒、豆蔻、荜澄茄等。鸦片(阿芙蓉、阿片)最早也有作为药材输入中国的。进口的各种药材，是现代中药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料、药材之外，输人中国的物品还有各种珍宝、纺织品、白银等。明清时期，白银大量输入中国，分别来自拉丁美洲、欧洲和日本。前面说过，西班牙人经营的开始于16世纪的大帆船贸易，将中国丝绸运往拉丁美洲，作为交换，运回当地出产的大量白银，这些白银主要流人中国。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贸易，也使用白银。日本也一样。白银的大量输入，缓解了中国的银荒，从而推动白银成为流通领域中的主要货币。这是中国货币制度的一个重大变化，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古代中外经济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农作物的交流。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我国现有农作物(包括大田作物、果树和蔬菜)中，有40种左右并非土产，而是来自国外的。陆上丝绸之路开辟后，相继引进的有葡萄、苜蓿、胡桃(核桃)、胡荽(香菜)、胡蒜(大蒜)、胡麻(芝麻)、石榴、胡瓜(黄瓜)、胡豆(豌豆、蚕豆)、胡椒、菠菜、西瓜等。这些农作物主要来自中亚和波斯(今伊朗)，引进的时间从汉到唐。唐代中期以后，海外交通兴盛，又有不少作物引进到中国来，比较重要的有：棉花、占城稻、胡萝卜、南瓜、番薯(地瓜)、玉米、烟草、花生、马铃薯(土豆)、番椒(辣椒)、番茄(西红柿)、葵花白菜(结球甘蓝、洋白菜)、胡葱(洋葱)、西番菊(向日葵)等。其中大多数原产地是拉丁美洲，经过东南亚，再传人中国，时间在明、清之际。棉花、胡葱、南瓜、胡萝卜则是宋、元时传人的。这些域外农作物的传人，对于我国的农业生产来说意义非常重大。胡麻、花生的传人，为植物油生产提供了重要原料，大大改变了油脂生产的面貌。棉花的传人，使纺织业的状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而占城稻、番薯、玉米、马铃薯的传人，则引起中国粮食结构的重大变革。占城稻生产期短，成熟期早，对双季稻的发展和土地利用率的提高有很大的贡献。番薯、玉米是耐旱、耐瘠又高产的作物，适宜于丘陵山区种植，对于缓解农村的粮食不足有重要的作用。众多蔬菜品种的传人，有利于我国蔬菜品种特别是夏季蔬菜品种的多样化。马铃薯既是蔬菜的一种，又可充当粮食。总之，在当代中国人的食物结构中，追根溯源，有许多品种都来自域外。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吸收大量外来的农作物，中国人的食物结构将是单调、低产，甚至难以维持众多人口的生存。域外农作物的传人途径是多渠道的，有些是政府之间的行为，更多应是民间(商人、水手、僧侣等)交流的结果。另一方面，中国的稻、粟和茶叶先后传人周边国家，对这些国家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起了很好的作用。

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科学技术交流是多方面的。在16世纪以前，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有很多创造和发明，长期居于世界的前列。中国的科学技术对周边国家有过不可低估的影响，有些还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对于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在中国外传的科技中，影响最大的是四大发明，即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马克思指出：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一一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而印刷术和纸是分不开的。没有纸就不会有印刷术的发明，因此我们应该将“三大发明”扩展为“四大发明”。这四大发明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们都是中国人的创造然后传播到欧洲的。纸是西汉(前206一后220年)时产生的，雕版印刷应发生在隋朝或唐朝初期(6世纪末到7世纪初)，活字印刷则应发生在北宋中期(11世纪中期)。造纸术和印刷术先后传人日本、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南亚、中亚的许多国家。8世纪中期，造纸术传人阿拉伯地区；13世纪，印刷术传人波斯和埃及。10世纪前后，造纸术已进入欧洲。至于雕版印刷，应是14世纪上半期由来到中国的传教士或旅行家介绍到欧洲去的。火药是中国人的另一项重要发明，宋朝已大量制作火药武器。13世纪，蒙古军在与金、宋交战中夺得了火药武器，并在西征时使用。阿拉伯人从蒙古军处学会了制造火药和火药武器的秘密，随后欧洲从阿拉伯人那里学习和掌握了这一技术。中国人很早就发现了磁石的指向性，11世纪的文献中已有磁针(指南针)的记载，并已利用磁针指南的性能制成罗盘在航海中应用。欧洲人使用罗盘比中国晚，大概也是通过阿拉伯人学会的。

四大发明之外，中国还有不少发明创造，先后传人周边国家，有的则远至欧洲。中医学先后传人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以及波斯、阿拉伯地区。阿拉伯医圣阿维森纳的《医典》中便有关于中医脉学的记载。中国的炼丹术炼金术先后传人印度、阿拉伯地区，后来传人欧洲，对于近代化学和药物学的形成有促进的作用。中国古代的冶炼技术有很高的成就，在汉代已对中亚地区有所影响，并通过中亚向更远的地区辐射。同时还向朝鲜半岛、日本和其他周边国家传播。中国的天文历法、算学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另一方面，域外的科学技术传人中国的也很多。比较突出的有印度的天文学、医学，阿拉伯的医学等。唐朝曾派人到印度去学习制糖法，使中国制糖技术有很大提高。元代埃及人传授的树灰炼糖法，使福建的制糖技术又得到改进。元代还从阿拉伯世界引进了蒸馏酒技术，当时称为“阿剌吉”酒，“阿剌吉”是阿拉伯语的音译。中国大规模生产蒸馏酒由此开始。糖、酒制造工艺的改进，对中国人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日本、朝鲜半岛、越南在历史上都曾采用汉字作书面文字，甚至在它们自己的文字创制以后，汉字仍然继续使用。它们的大量文献和文学作品都是用汉字写成的。中国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儒家思想)和文学艺术，对于上述地区有很大的影响。18世纪起，中国的思想文化(主要是儒家思想)介绍到欧洲，得到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和重农学派代表人物魁奈等人的高度重视，中国成为启蒙思想家心目中的理想国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也研究过中国的思想。

中国本土的宗教，只有道教一种。在历史上，有多种宗教由域外传人。首先是佛教，创立于印度，西汉时期传人中国。袄教(拜火教)创立于波斯，在南北朝时期传人中国。景教是基督教的一支，又称聂思脱里教，创立于拜占廷帝国(东罗马帝国)，7世纪上半期传人中国。摩尼教发源于波斯，7世纪下半叶传人中国。伊斯兰教创立于今阿拉伯半岛，7世纪中期传人中国。14世纪，基督教的正统派(即通常所说天主教)进人中国。除了以上宗教外，传人中国的域外宗教还有印度教、犹太教等。在传人中国以后，由于各种原因，袄教、景教、摩尼教、印度教、犹太教都衰微以致消失了，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则保存下来。而且有很大的发展。这些域外宗教传人以后，它们的教义对中国原有的思想文化有很大的冲击，其中佛教最为突出。佛教思想的许多内容为中国原有的儒、道二家接受，后来还出现了儒、道、释(佛)三教合一的趋势。佛教建筑、雕塑、绘画艺术也随之而来，对中国传统的建筑、雕塑和绘画艺术有很大的影响。克孜尔、敦煌、龙门、云冈等处石窟艺术是中华瑰宝，也正是佛教艺术影响的最好例证。印度医学、天文历法传人中国，也和佛教的传播有密切关系。伊斯兰教对我国西北一些民族的思想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6～18世纪，天主教再度传人中国，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多种科学技术，包括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物理学、机械制造、军器制造、医药学、建筑学等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引起很大的震动。不少传教士直接参与中国历法的制定，制作天文仪器，对于中国的天文历法研究有所贡献。传教士介绍西方地理学知识，使中国人知道世界有五大洲(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南极洲)和许多国家，这是以前根本不了解的。正是在传教士的协助下，清朝康熙年间，首次绘制成全国地图《康熙皇舆全图》。如此等等。另一方面，西方传教士(包括俄国东正教教士)还积极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上面所说18世纪起中国思想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主要便是他们的功劳。

佛教在中国流行，逐渐本土化。隋唐以降，日本、朝鲜半岛的僧人，不断前来中国取经。中国僧人也陆续前去传法。中外僧人在进行佛教交流的同时，也起到了文化传播的作用。例如，唐朝鉴真大师去日本，对日本医学、书法、雕塑都有很大的贡献。日本饮茶的习俗，是在12世纪由人宋僧人荣西从中国带去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的僧人不断前往印度求法，其代表人物有玄奘、义净等。他们带回许多佛教经典，其中有些人还记录了自己旅行的见闻，如《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对于了解当时印度和西域、南海的情况有很高的价值，这亦应视为对文化交流的一种独特的贡献。

总的来说，历史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内容极其丰富。以上提到的，仅是其中一部分而已。但仅从这些方面，足以说明，历史上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绝不是孤立的，而是广泛吸收了其他文明的成果，才有今天的成就。与此同时，中国也为其他国家的进步，做出了自己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陈高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