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陈高华文集》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重视户口、土地的调查登记，有一套完整的制度。“有户则有差，有地则有税”，掌握了户口和土地的情况，便能对百姓征收赋税，摊派差役，实施有效的管理。相对来说，元朝的户口、土地调查登记是比较混乱的，制度既不完善，又不能定期举行，从而造成种种弊端，加剧了社会矛盾。关于元代的土地调查登记，论者殊少。本文拟就此作初步的探索，希望能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13世纪30年代，蒙古灭金，统治了北方广大农业区，当时称为“汉地”。70年代元灭南宋，实现了规模空前的统一局面。但北方和南方存在很多差异，元朝政府管理的办法、实施的制度亦有差别。

在社会大动荡以后，新的政权必须掌握现有的户口和土地数额，才能实施有效的管理，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从各种记载看来，蒙古国政府并没有专门进行土地调查。就在灭金的第二年，蒙古国在“汉地”进行人口调查，史称“乙未括户”。尽管记载缺乏，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次人口调查的同时，还进行了包括土地在内的资产登记。首先，前代的人口调查，都包括资产登记；而后来元朝在江南实行的人口调查，也明确宣布有登记“事产”的内容。第二，此次括户完成以后，立即“定天下赋税”，其中有地税，“上田每亩税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五升”。如果没有登记土地，如何能征收地税?第三，在此次括户后不久，真定(今河北正定)汉人世侯史天泽上奏，建议：“军则中户充籍，其征赋差贫富为定额。”蒙古国批准了这一建议。这是说，签发军户时在中户中选派。也就是说，依照前代的制度，实行户等制，将民户按丁力、资产分为三等，即上户、中户、下户。如果没有资产登记，便不可能有户等的划分。而“征赋差贫富为定额”也说明政府掌握各户的贫富情况，这只有通过资产登记才有可能。

蒙古国的第二次人口调查，是在蒙哥汗二年(1252)进行的，史称“壬子括户”。关于“王子括户”的记载也是很少的，可以认为它是按照“乙未括户”的方法进行的。在此以后十余年，中统五年(即至元元年，1264)八月，忽必烈发布《条画》：“诸应当差发，多系贫民，其官豪富强，往往侥幸苟避。已前哈罕皇帝圣旨：‘诸差发验民户贫富科取。’今仰中书省将人户验事产多寡，以三等九甲为差，品答高下，类攒鼠尾文簿。”上面说过，“乙未括户”后真定已有户等之分，此项命令应是将户等制全面推广，或因原来各地做法不同而加以统一规范。鼠尾文簿的全名是丁口产业鼠尾簿，上面登记的内容除丁口外还有产业，“凡丁口死亡，或成丁，或产业孳畜增添消乏，社长随即报官，于各户下，令掌簿吏人即便标注”。土地作为各家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便会登记在鼠尾簿上，所以税粮的征收，土田的词讼，“——凭籍(鼠尾簿——引者)照勘”。中统五年发布“类攒鼠尾文簿”时，并没有进行各户“事产”的登记。因此，可以认为，它所依据的，只能是此前户口登记时的资料。反过来说，这次关于划分户等和编制鼠尾文簿的命令，正好证明了以前人口调查时进行了资产登记。

根据以上所说，可以认为，蒙古国时期进行的两次人口调查，同时都进行资产登记。将人口调查的资料编辑成册，便成了户籍。蒙古国政府下令编制的鼠尾文册，则是以户籍为基础，按照户等加以编排的。鼠尾文簿也具有户籍的作用。实际上，在鼠尾簿编定以后，各级政府便以它作为摊派赋役、处理纠纷的依据，各家丁口、资产的变化也在鼠尾文簿上标注，原来的户籍反而不受重视了。

至元七年(1270)五月，忽必烈下令在北方调查户口，但实际举行则在次年(1271)。就在这一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因此这亦可视为元朝的一次户口调查。这次户口调查的重点是“分拣定夺各各户计”，也就是区分各种人户、驱良等。元朝政府为此发布的《条画》中，多次提到“手状”、“今次手状”。所谓“手状”，又作“手实状”，是唐、宋时户口调查的一项重要内容。“手实者，令人户具其丁口、田宅之实也。”“手状”就是“手实”的文书，上面写明各户白行申报的户口、资产。这就是说，至元十一年的户口调查，沿袭前代的制度，是以居民的“手状”作为基础的，蒙古国时期的两次调查，亦应如此。由“手状”亦可推知三次户口调查必然包括资产在内，户籍中应列有资产部分。

自此以后，元朝政府再没有在北方进行过普遍的人口调查。元朝灭南宋统一全国以后，户籍混乱的问题愈来愈严重。至元十八年(1281)，济宁路总管胡祗通“上八事于枢府言军政”，其中说道：“匹夫之身不三数年之中有疾病旺衰，数口之家或子侄兄弟衰旺，或家业兴衰。旱干水溢，年岁丰凶之无定，运命吉凶，人为巧拙勤惰之不一，既不能长富，亦不能长贫，此造物消长之理。故前人之为政，三年一大比，造户籍，上计帐。每造凡三本，一留县，一送州府，一申省部。覆实无伪，验其力之增减而轻重其赋役，黠吏奸民不能诈伪，一富一贫不待申诉，如指诸掌，故下无妄讼，官无繁文，无废事，良以此也。我朝之于军民，一籍之后近则五七年，远者三四十年，略不再籍，孰富强，孰贫弱，孰丁口增加，孰丁口消亡，皆不能知。临事赋役，一出于奸吏之手，一听奸民之妄诉。”他建议立即重新对户口悄况进行调查核实，“分路排门，据即今实在丁口事产物力符同，给户帖，造籍册”。每种“造籍各三本，以为定例。自此之后，三年一籍。经手官吏冒伪不实者，若干户杖罪，若干户处死”。他又说：“诸路户计，东移西窜，南徙北迁，消乏者不减差，兴盛者不增赋。宜委本路公举廉慎官同按察使官一员从宜抄数，仍具戊戌、壬子两次附籍，仍具本家见在物力，除为清册，以凭从实定夺差赋。”胡祗遹提出的重新调查户口建议，并未被元朝政府接受，其原因可能如他所说，“富强奸伪隐伏狡狯者多不爱此举”，元朝政府害怕“摇动骚扰”，引起社会不安。但从他的建议可以看到，“抄数”户口，包括“事产物力”的内容。

但是，全国统一以后，北方的部分地区进行过单独的土地调查登记。至元二十年(1283)十月，元朝政府“籍京畿隐漏田，履亩而税”。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中书省奏：‘去年大都路，不拣谁的田地都抄写了来，今年依那田地数目里科税来。如今那着的人每道，俺是怯薛歹有，更勾当里差出去了也，么道，推事故说的多有。若依他每的事故里不教纳呵，别个的攀例去也。’奏呵。奉圣旨：‘不是咱的言语，是哈罕皇帝见有的圣旨有。不是咱定夺下的勾当，但阿谁种田呵，纳税者。’”⒀这段记载的意思说，大都路田亩登记以后，政府要按登记的田亩数收税，有人依仗自己是怯薛成员的身份，不肯交纳。中书省认为他们这样做，别人也会照着办。忽必烈下旨说，这不是我的话，而是哈罕皇帝(窝阔台汗)的圣旨，凡是种田的都要交税。怯薛是蒙语音译，原指大汗的禁卫军。在忽必烈仿效中原传统模式建立中央统治机构之后，怯薛仍然存在，成为皇帝的侍从，在内廷服役，政治上享有特殊的地位。怯薛歹即指怯薛的成员。他们有特权，故敢抗拒不纳地税。忽必烈则以祖宗成法为理由，要他们交地税。至元二十年的“履亩”清理登记，显然是震动颇大的。在此以前，至元十七年(1280)正月，元朝政府有令：“诸路差税，……不须履亩增税，以摇百姓。”为什么过了三年，专门要在大都路“履亩而税”，原因是不清楚的。但是，尽管中书省决心实行，并且得到忽必烈的支持，这件事仍然中途夭折。至元二十二年二月，“钦奉圣旨内一款：京师天下之本，一切供给，皆出民力，比之外路州郡，实为偏重。近年有司奏请打量地亩，增收子粒，百姓被扰尤甚。今后将大都一路军民等户合纳地税，尽行除免”。不过几个月，忽必烈便否定了自己原来的话。这次土地调查登记，实际上宣告无效。忽必烈态度的变化，无疑受王公贵族和怯薛的影响，为了照顾他们的利益。而其结果，使中央和地方官员，都不想再在北方进行土地的调查登记。成宗大德四年(1300)，睢阳县(今河南商丘)“打量军户地土”，上级衙门认为这是“信着歹人每言语”，“践踏了田禾，军户每根底使气力哏骚扰有”。成宗下令：“不得咱每的圣旨，军户每的地土休打量者。”自此以后，再没有人敢在北方“打量地土”了。

北方是否有专门的土地籍册?至元二十九年(1292)八月，“御史台咨，监察御史呈，为大都路失散户地籍册事，今后拟令各路府州司县将目前至今抄数到诸色户籍地亩干照文册，取勘见数补写完备，如法架阁。正官、首领官得替，相沿交割，解由内依式开写。察官照勘卷时依期检举，但有不完，随即究治。呈奉中书省。准呈施行”。这里提到了大都路有“户地籍册”，各路有“诸色户籍地亩干照文册”，显然是一回事。是否即鼠尾簿，或是专有地亩文册，有待进一步研究。

13世纪70年代，元灭南宋，统一全国。至元十三年(1276)正月，南宋皇帝投降。二月，忽必烈“诏谕临安新附府州司县官吏士民军卒人等”，其中讲到，“凡典故文字，并户口版籍，尽仰收拾”。同年十二月，诏谕新附军民，“其田租……从实办之”。可见元朝政府在平定江南之初，便注意保存各种籍册和征收赋税。南宋时，曾不止一次进行土地调查登记，有专门的籍册，“宋南渡后，金华县诸名额田体量于绍兴辛酉，检踏于嘉定甲申，复量于咸淳丙寅，立法详而为制密，户有恒征，地无遗利，犹不失有田斯有赋焉”⒆。咸淳丙寅是公元1266年，离南宋亡国不过10年左右。这是南宋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土地调查登记。元朝统一以后，征收赋税，很自然便以之为依据。以金华县来说，“元之下江南，因之以收赋税，以诏力役”⒇。江南其他许多地方亦应如此。也有一些地方，在战争中各种簿册遭到破坏，于是便由基层职事人员呈报，作为依据。如松江(今江苏松江)，“归附之后，亡宋科征文册损失殆尽。至元二十四年催纳税粮，止凭乡司草册数目”。又如南丰(今江西南丰)，“咸淳中，南丰行自实法，凡有田者各书其户之顷亩租收实数，悉上于官，以为版籍。……归附初，兵毁交至，簿书煨尽”。可知此类情况颇多。南丰“簿书煨尽”后如何征收税粮，记载中没有说明，应亦与松江相同。“乡司草册数目”应是要求按咸淳田亩税粮数上报，当然乡司等便可乘机上下其手，营私舞弊。

至元二十六年(1289)二月，元朝政府下诏“籍江南户口”。这次籍户，除了登记丁口之外，还对包括土地在内的“事产”进行登记．在有关的《条画》中规定：“漏报事产[杖]七十七下。”在此次籍户过程中，庐州路(路治今安徽合肥)同知马煦“令其民家以纸疏丁口、产业之实，揭门外，为之期，遣吏行取之，即日成书”。可知仍然由各户呈报“手状”，然后由官府编造成册。

就在元朝政府下令江南籍户的次月(闰二月)，江南行大司农司就清查江南官田提出处理办法：“先奉《条画》内一款：亡宋各项系官田土，每岁各有额定子粒，折收物色。归附以来，多被权豪势要之家影占，以为己业佃种，或卖与他人做主。立限一百日，若限内自行赴大司农司并劝农营田司出首，与免本罪，其地还官，止令出首人种佃，依例纳租。据在前应收子粒，并行免征。若限外不首，有人告发到官，自影占耕作年份至今应收子粒，尽数追征。职官解见任，退闲官军民诸色人等，验影占地亩多寡，就便约量断罪。仍于征收子粒内，一半付告人充赏。钦此。行大司农司议得，犯人十亩以下杖五十七下，一百亩以下杖六十七下，三百亩以下杖七十七下，五百亩以下杖八十七下，一千亩以下杖九十七下，已上地亩虽多，罪止一百七下。”《圣旨条画》还提到“富豪兼并之家多有地土，不行尽实报官，或以熟作荒，诈冒供报”；以及“田多之家，多有诡名分作数家名姓纳税，以避差役，因而靠损贫难下户”；要求限内自首，否则验地亩多寡断罪。二十六年三月，行大司农司又分别对这两种情况提出处理办法。与这三项处理办法有关的《圣旨条画》何时颁布缺乏记载，从其中“立限一百日”看来，显然应是至元二十六年颁布的，应与二月颁发的籍户命令有关。元朝政府对富豪兼并之家隐占官田、田土不尽实报官和诡名纳税等现象进行清理，其目的是为了配合做好籍户时的“事产”登记工作。

但是，从种种迹象看来，这次籍户过程中，土地登记并不认真。后来的种种记载，涉及土地者，常常提到南宋咸淳籍册(见后)，很少见有提到至元二十七年籍册的。文宗至顺四年(即元统元年，1333)成书的镇江地方志，专门有“田土”一卷，其中说：“《嘉定志》不载亩数，惟载夏、秋二料(科)。……其后又益以公田，及拘没丁府田，至于民田数，则阙而不载。归附之后，尚稽检核。延祐乙卯，然后立法经理。”该书记述户口时，提到“至元庚寅籍民之数”，而记载田土时，却没有提到这次“籍民”时的“事产”登记，说明当时根本不重视此事。需要指出的是，元朝政府对于江南官田的清查登记是颇为认真的。至元二十一年(1284)，“十二月甲辰朔，中书省臣言：‘江南官田为权豪、寺观欺隐者多，宜免其积年收入，限以日期，听人首实。逾限为人所告者，征以其半给告者。’从之”。这是元朝政府首次下令用自首和举报的办法清查官田。上述二十六年立限清理官田，也是采用自首与举报的办法。行大司农司拟定的与土地清理有关的三项处理办法(隐占官田、隐匿田土、诡名析户)中，以隐占官田处分最重，“犯人十亩以下杖五十七下”，而其余两项分别为笞四十七下、笞三十七下，亦反映出对清理官田的重视。行大司农司一度撤罢，至元三十年(1293)三月重立，名义上仍是管理农田水利，实际上主要是为了“迫寻豪右之家隐藏田地”。“赛因囊加台燕公楠言：‘蛮子地方富豪之家隐藏官田地多，立行司农司衙门，隐匿田地我寻觅出来。’”忽必烈批准了这一建议。赛因囊加台(带)是忽必烈赐给燕公楠的名字。他是南宋降臣，熟知江南情况。上奏时燕公楠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行大司农司重立后，他任大司农，积极搜刮隐匿不报的土地，“得藏匿公私田六万九千八百六十二顷，岁出粟十五万一千一百斛，钞二千六百贯，帛千五百匹，麻、丝二千七百斤”。陈思济为池州路总管，“时又有括田之令，公令有田互相根括，增田三千顷以应命，而反复苛横之苦，视他而少息矣”。陈思济为池州路总管在出任岭北湖南道肃政廉访使之后，而元朝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改提刑按察司为肃政廉访司，可知“括田之命”是至元二十八年以后之事，显然就是行大司农司重立以后之事。所谓“有田互相根括”，便是命有田之家互相检举。从这一记载看来，行大司农司的“括田”，是有“反复苛横”之苦的。此次“括田”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在忽必烈死后不久，成宗元贞元年(1295)“以究藏不多，无济于事”，又将行大司农司撤销。

至元二十七年籍户和至元三十年成立行大司农司，都与江南土地的调查登记有关，但前一次没有认真进行，后一次规模有限，影响都不大。真正比较认真的江南土地调查登记，是在仁宗(1312—1320)时进行的，史称“延祐经理”。“延祐”是元仁宗的年号，“经理”就是土地调查登记之意，“经界废而后有经理，鲁之履亩，汉之核田，皆其制也”。延祐元年(1314)，“平章章闾言：‘经理大事，世祖已尝行之，但其间欺隐尚多，未能尽实。以熟田为荒地者有之，惧差而析户者有之，富民买贫民田而仍其旧名输税者有之，由是税人不增，小民告病。若行经理之法，俾有田之家，及各位下、寺观、学校、财赋等田，一切从实自首，庶几税入无隐，差徭亦均。’于是遣官经理。以章闾等往江浙，尚书昵匝马丁等往江西，左丞陈士英等往河南，仍命行御史台分台镇遏，枢密院以军防护焉”。章闾在有些文献中又作张驴，系同名异译。此事的实际发动者是当时的权臣右丞相铁木迭儿，他以此作为解决政府“经用不给”的一种手段，章闾不过奉命行事而已。上奏所说“经理大事，世祖已尝行之”，无疑指的是至元二十七年籍户时的“事产”登记和至元三十年行大司农司括田而言。也就是说，以上两次亦可称为“经理”。此次经理“遣官”前往江浙、江西、河南三省，从后来的情况来看，没有越出三省以外。江浙、江西位于江南，河南行省情况比较特殊，一部分在淮河以北，一部分在江、淮之间，大体相当于今天河南省和湖北、安徽、江苏三省的江北部分。

“延祐经理”的具体办法是：“先期揭榜示民，限四十日，以其家所有田，自实于官。或以熟为荒，以田为荡，或隐占逃亡之产，或盗官田为民田，指民田为官田，及僧、道以田作弊者，并许诸人首告。十亩以下，其田主及管干、佃户皆杖七十七；二十亩以下，加一等。一百亩以下，一百七；以上流窜北边，所隐田没官。郡县正官不为查勘，致有脱漏者，量事论罪，重者除名。”除了民间的土地外，“诸王、驸马、学校、寺观亦令如之”。将这次规定与至元二十六年行大司农司的各项规定相比较，可以看出：(1)限期短促。至元二十六年规定限百日，此次限四十日。(2)处罚加重。至元二十六年规定隐占官田十亩以下杖五十七下，其余两项分别为笞四十七下、笞三十七下；隐占、虚报、诡名田土最多杖一百七下；此次作弊者十亩以下即杖七十七下，而且一百亩以上便流窜北边。至元二十六年规定，隐瞒田土一半没官，而此次则全部没官。显然，元朝政府在此次经理中，仍然沿用自实与举报相结合的办法，但是加重了处罚，企图以严刑苛法逼使三省居民如实申报，在短期内完成土地的清查。

这次经理是延祐元年(1314)发起的，但实际施行则在第二年。“延祐二年正月初三日，钦奉圣旨，立限经理田粮。”经理时先由百姓、寺院、学校、机构“自实供报”，然后“官司复验，归类造册，作数在官”。所谓“归类造册”，是分别土地种类(田、地、山、荡、池塘、杂产)，归属(官、民)，生产情况(荒、熟)，纳税情况(纳粮、免粮)，登记入册。此次清查登记的籍册，称为“经理册”，它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各户占有土地的情况，一是各地区土地的分类情况。上述文宗至顺年间编纂的镇江地方志“田土”门所载各种土地的数字，便是此次经理的结果。三省经理的结果是：“河南省总计官民荒熟田一百一十八万七百六十九顷，江西省总计官民荒熟田四十七万四千六百九十三顷，江浙省总计官民荒熟田九十九万五千八十一顷。”三省总计2650543顷。由于在此以前三省土地的数额缺乏记载，此次经理查出隐匿土地有多少，便难以说明。可以肯定的是，元朝政府用严刑苛法威胁，各级地方政府便多方设法增加田土数目，以邀功请赏。在实施过程中，“期限猝迫，贪刻用事，富民黠吏，并缘为奸，以无为有，虚具于籍者，往往有之”。具体来说，“以两淮、荆襄沙碛作熟收征，徼名兴利，农民流徙”。江西“信丰一县，撤民庐千九百区，夷墓扬骨，虚张顷亩，流毒居民”。饶州路乐平州(今江西乐平)，“延祐经理，官吏务增民粮，以希功赏”。奉命在江浙经理的张驴，“以括田逼死九人”。

延祐二年(1315)四月，“赣州宁都州蔡五九反”。蔡五九是宁都州(属赣州路，今江西宁都)人，起事的原因就是“宁都官吏经理田粮，残虐启畔”。八月，元朝监察机构御史台的官员上奏：“蔡五九之变，皆因昵匝马丁经理田粮，与郡县横加酷暴，逼抑至此。……乞罢经理及冒括田租。”仁宗同意。九月，蔡五九被元军所杀，起事失败。但是，元朝政府并未真正取消经理及“冒括田租”。这一年十一月，仁宗“以星变赦天下，减免各路差税有差”。其中规定：“河南、江浙、江西三省，经理自实出隐漏官民田土，合该租税，自延祐三年为始，与免三年。”这就是说，经理仍然有效，只是括勘出来的“隐漏官民田土”，可以免税三年。延祐五年(1318)六月，“御史台臣言：‘昔遣张驴等经理江浙、江西、河南田粮，虚增粮数，流毒生民，已尝奉旨，俟三年征租。今及其期，若江浙、江西，当如例输之，其河南请视乡例减半征之。’制曰‘可。’”既然承认经理“虚增粮数”，但又要百姓“如例输之”，元朝政府之蛮横由此可见．河南“减半征之”，是出于地方官的要求：“时汴梁路总管塔海亦言其弊，于是命河南自实田，自延祐五年为始，每亩止科其半。汴梁路凡减二十二万余石。”另有记载说：“先是，朝廷令民自实田土，有司绳以峻法，民多虚报以塞命，其后差税无所于征，民多有逃窜流移者。塔海以其弊言于朝，由是省民间虚粮二十二万，民赖以安。”两种记载的不同是，一说税粮减半，一说减省虚粮(虚报田亩应纳之粮)，显然应以前者为是。也就是说，凡河南此次经理增加的田土，一律采取每亩减半征收的办法，不管是虚是实。为什么对河南采取不同于江浙、江西的办法?这要从元代南北税粮不同说起。北方税粮分丁、地税，一般民户只纳丁税不纳地税，有的户则纳地税不纳丁税。南方则均纳地税。河南行省属北方，所征税粮以丁税为主。现在经理增加的土地要纳地税，对于民户来说，就是重复纳税，既交丁税，又纳地税。后来有人说：“世祖时，淮北、内地，惟输丁税。铁木迭儿为相，专务聚敛，遣使括勘两淮河南田土，重并输粮。”正因为“重并输粮”，不合制度，所以在当地官员力争之下，中央政府不得不作些让步。汴梁一路经理增加的税粮半额尚有22万余石，这就是说，实际上征收的也是22万余石。河南一省有路十二、府七、州一，可以想见，经理以后新增的税粮额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延祐五年六月征收括田税粮的命令下达后，引发了新的动乱。十月，“赣州路雩都县里胥刘景周，以有司征括田新租，聚众作乱。敕免征新租，招谕之”。雩都和蔡五九起事的宁都同属赣州路。刘景周的起事，很快也归于失败。元朝政府“免征新租”的许诺，和延祐二年的“罢经理及冒括田租”一样，紧接着就被取消了，“新租”照征不误。泰定元年(1324)六月，中书平章政事张珪等因灾异上言，“极论当世得失”。其中一个重要内容，便是要求纠正“延祐经理”的弊端：“两淮河南田土，……宜如旧制，只征丁税。其括勘重并之粮，及沙碛不可田亩之税，悉除之。”这一建议和许多类似的建议一起，遭到否定。总起来说，“延祐经理”中登记纳田亩数，有相当大的部分是虚增的。元朝政府了解这种情况，但为了达到增加赋税的目的，仍然认可这次“经理”的结果。有的记载说：“至泰定、天历之初，又尽革虚增之数，民始获安。”这应是溢美之词，不符合事实。

元朝百姓向政府承担的义务，主要有税粮、科差、杂泛差役、和雇和买四项。科差主要行于北方，是以户为征收对象的。税粮南、北不同，已见前述。南方按地亩征收，“延祐经理”后，河南民户既征丁税，又征地税，情况特殊。杂泛差役、和雇和买两项，北方以户等为据者居多，划分户等的标准是丁力、资产，土地在资产中占很大比重；南方有的以户等，有的则直接以田土或税粮为标准。因此，土地占有的登记，不仅与税粮的交纳有关，而且必然影响到杂泛差役与和雇和买的摊派。这种情况，在南方尤其明显。元朝后期，危素说：“嗟乎，赋役之难均也久矣。大抵江淮之北，赋役求诸户口，其田(南)则取诸土田。户口之贫富无恒业，土田之贸易无恒主，由是虽欲其均，卒莫能均。”这段话说得比较笼统，但指出了南北赋役的征收摊派标准不同。有元一代，杂泛差役与和雇和买，对于百姓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科役繁重，破家荡产，往往有之。”各地的富家大户，往往与官吏相勾结，把自己承担的杂泛差役与和雇和买，转加在普通百姓头上。他们逃役的常用办法，便是隐瞒田土或诡名析户：“田政久不理，大家与吏胥并缘为奸利，诡匿其税额，以避徭役，而受役者多阊左之民。”“为郡者于民间徭役，不尽校田亩以为则，吏得并缘高下其手，富民或优有余力，而贫弱不能胜者，多至破产失业．”田上不实不仅造成税粮负担不合理，而且使杂泛差役与和雇和买的差充摊派出现种种问题，从而加剧了社会矛盾。既然中央政府进行的“经理”并不可信，因此，江南的不少地方官员，为了“均赋役”，便在自己的辖区之内进行核实田亩的工作。

从现存的记载来看，早在世祖至元、成宗大德年间，江南已有地方官员着手核实田亩。危素说：“予尝求能核其有田无税、有税无田以定力役者，盖得三人焉。其一至元间绍兴县尹李君，其一大德间金溪县尹赵君，其一同知余姚州事刘君。”“刘君”事迹下面将会说到．总的来说，至元、大德间从事此项工作的官员是个别的，而到“延祐经理”以后，这样的事例就多了起来。这既反映出元代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同时也说明“延祐经理”之不足信。或者可以说，正是由于“延祐经理”之不可信，促使不少地方官员认真在自己管辖地区内重新核实田亩。

“延祐经理”以后江南实行核田的地区为数甚多，难以作出正确的统计。可以知道的是，浙东地区最为突出．浙东在顺帝时期有两次大规模的核田。一次在顺帝至正二、三年(1352—1353)间。至正元年(1351)，泰不华任绍兴路(路治今浙江绍兴)总管，到任后，“令民自实田，以均赋役”。绍兴路辖下的余姚州(今浙江余姚)在核田过程中，“自陈者五万人，或无粮今自实有至三、五百亩者，至于消积年之争讼者七千余事”。核田以建立各种土地簿册告结束。主其事者余姚知州刘辉，就是上面危素所说的“刘君”。绍兴路所属其他州县亦应有类似举动，但缺乏记载。第二次在至正十、十一年间(1350—1351)。董守悫为肃政廉访使，由于廉访司佥事余阙的推动，他在婺州路所属六县一州全面推行核田定役，“先期一月，令民及浮图、道士各以田自占，其或蔽匿及占不以实者没其田。令既浃，乃保以一正属民履亩而书之”。核田结果是建造各种簿册，“册成，一留县，一藏府，一上宪司”。此次婺州路核田，留下的记载颇多。如浦江：“赋役不均，吏并缘为奸，是故贫益贫而富益富。……会宪司行随产当差之法，他州县皆别遴官，独浦江就委侯(浦江县达鲁花赤廉阿年八哈——引者)行之，盖知侯廉明正直，足以登厥事。侯亦感激，益行素志。集耆老于庭，备询其详，令民自实其业。用宋咸淳册为之根柢，命里长履亩而推正之，及命邻者复核。侯躬校簿书，正其是非，斥其隐蔽，更造册籍，灿然明白，积年之弊不可去者一旦尽除之，然后依粮定役，咸服平允。”又如义乌：“至正十年，浙东部使者言：民役不均由民田有不实，乃俾属郡括其实以赋役，且命有田者随其田之所在而受役。真定范侯公琇遂被檄来莅其事于义乌。……凡民有田，俾其自陈，里胥载核，徂*[阝显]徂畛。且稽故籍，质其伪真，钩隐弗遗，增崇弗逾。既括而实，乃籍乃图。图籍既完，弗缪弗污。按籍以役，庳高用敷。豪民大家，徭兼役重。单夫窭人，获免于佣。富既弗病，贫将终丰。”“田政久废，民或无田而被役，而多田者其役顾与下户同。公(义乌县达鲁花赤亦怜真——引者)奉宪府令，尽括其实，定著于籍。由是民田苗米莫得飞寄诡匿，多田者则随其田之所在，验米之数以受役，而下户细家差徭俱免，民皆服其均平。”除了婺州路之外，核田还在处州路(路治丽水，今浙江丽水)进行。处州路属下的庆元，“会分宪余公阙以括赋役不均，举行核实，各县皆择人往董之，惟庆元就以属公(庆元县尹孔旸——引者)。乃令民以田亩多寡自占，即不实，罪及邻保。立法周而用法严。民自占，无敢不以实。赋以田制，役以赋定，富者幸免、贫者重困之患遂除”。龙泉，“部使者余公阙……复命侯(处州路青田县尹叶琛——引者)垦田龙泉，召有田之家履亩而实之，验民粮多寡以定科徭。……事成，移婺之武义，侯垦田定赋一如龙泉”。这一次核田规模是比较大的。白景亮在衢州路(路治西安，今浙江衢县)“核验田亩以均之，役之轻重，一视田之多寡，大小家咸便安之，由是民不劳而易集，他郡邑皆取以为法”。除此以外，福建兴化县尹雷机，“令民自实田，随其高下为定，日选一吏主其官书，每一乡毕，具其姓氏揭之，民大悦”。湘乡(今湖南湘乡)知州王文彪，“田政久不理，大家与吏胥并缘为奸利，诡匿其税额，以避徭役，而受役者多阊左之民。公为括其实，俾其陈毋有隐，即有隐没，田入官。既得其实，乃定著于籍，用为赋役之差，富贫以均，民心悦服”。休宁(今属安徽)县尹唐棣，“至正五年春，君始至官，召父老问民不便者，皆以赋役不均告”。唐棣“谓胥吏贪墨，遴选闾里良民觞于庭，俾家至户喻，察恒产有无，聿新税籍，削逃徒，并诡异，秋毫底实，逮三月告成”。

由以上所述，可知元朝后期江南很多地方都有核田之举，而核田的主要目的，则在于均役。核田的方法，大体上仍是自实与举报相结合，某些地方还采取“履亩”核实之法。对不实者采取没收的处罚措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方的核田，并非中央政府的命令，而是地方监察或行政官员的行为。凡是采取这一措施的官员，大多是比较廉正、有所作为的人物。正如当时有人所说：“核田均税，最善政也。”他们将此视为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缓和社会矛盾的最佳行为。当然，在整个社会矛盾急剧尖锐化的情况下，这种改良措施犹如杯水车薪，实际上是无济于事的。

元末农民战争爆发(至正十一年，1351)后，江南群雄割据，不断争斗。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地区仍然继续核田定役。如：“至正十八年夏四月，安阳韩侯谏来为尹。会治其县境，一切军资悉取于民，重轻失当，怨嚣载道。侯……乃下令听民自陈，即有不实，并以坐吏，仍选乡里大姓有禄位德望者核视之。……然后奸欺屏息，田赋正，徭役均，而庭无纷争之讼矣。”韩谏出任的是上虞县尹(浙江上虞)，元代属绍兴路，当时为投降元朝的方国珍所据。湖州路乌程县(今浙江吴兴)在元末是张士诚占据的地方，“戎务尚殷，供亿繁夥，征输敛，趣期会，皆倚办于役户。奈何富民之奸谲者巧于隐避，产税多析于他名，故役轻而益富；贫懦者田虽鬻而额仍存，故役重而愈贫。物力既殚，官事稽失，荷校受笞，赀孥不保，而累延有司矣。”乌程县尹冯信卿在路总管命令下，“明列数条，集里长乡胥分置各所，讥防周密，言不一漏，……不逾月而毕”。“得自实之田千余顷，倍愈旧籍。税产既裕，役调遂均。”朱元璋兴起于淮西，渡江后向浙东发展，占有婺州路等处。“公(朱元璋任命的江南行省左司郎中王恺——引者)令民自实田，……通验其粮而均赋之，有一斗者役一日，贱与贵皆无苟免者。”婺州路原来曾施行核田均役，见前述，朱元璋到来以后沿袭了这一做法。由以上数例，可以看出，核田定役在江南已深入人心，被视为施行善政之必不可少的措施，即使在动荡变革的时代中仍然如此。

核田的结果是建立土地籍册，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赋役的合理负担。关于土地籍册的情况，请看以下记载：

[余姚州核田]田一区，印署盈尺之纸以给田主，为(谓)之乌由，凡四十六万余枚，田后易主，有质剂无乌由不信也。……其画田之形计其多寡，以定其赋，谓之流水不越之簿，又画图谓之鱼鳞才次之图，其各都田亩则又有所谓兜簿者焉。至于分其等第，以备差科，则又有所谓鼠尾册者焉。

[余姚州核田]田一区印署盈尺纸，以给田主，谓之乌由，凡四十六万三千有奇。画之为流水册，次之为鱼鳞图，类之为兜率簿，第其高下而差徭之，谓之鼠尾册，又总凡六千二百五十。

[至正十八年上虞县核田]其法，每田一区署由一纸，戴田形地方亩数与凡执事者其上，俾执之以为券，而图以鱼鳞，册以鼠尾，分以兜率，总以归类，然后奸欺屏息，田赋正，徭役均，而庭无纷争之讼矣。

[婺州路核田]其以田之图相次而疏其号名亩税粮之数与得业之人于下者曰流水，亦曰鱼鳞；以人之姓相类而著其粮之数于后者曰类姓，以税粮之数相比而分多寡为后先者曰鼠尾。

具其田形疆畎主名，甲乙比次以上官，官按故牍而加详核之曰鱼鳞册，以会田。别为右契予民使藏之，曰乌由，以主业。其征之所会曰鼠尾册，以诏役。

综上所述，元末江南核田编制的籍册文书，有乌由、流水、鱼鳞、兜率、类姓、鼠尾数种。鼠尾前已述及，其余在下面分别作一些说明。

乌由。以上三条记载中提到乌由，显然是各家各户占有土地的凭证，上载土地的形状、大小与业主的姓名。此外，元末上虞湖田重新丈量以后，“拨付各户照依元佃亩步布种纳粮采画图本，每一丘出给乌由为照”。湖田是官田，这就是说，官田佃户亦可获得所佃田的乌由。“由”即凭证，“乌”可能指此物的颜色(乌黑)而言。据“每田一区”、“每一丘”“署盈尺纸”，可知业主所占有的每块连接成片的土地，都有乌由一张，并非业主所占有的全部土地，都在一张乌由上。原来，土地买卖主要凭契约；而在颁发乌由以后，“田后易主，有质剂无乌由不信也”。这是古代土地买卖史上的一次重大变化。

流水簿(册)和鱼鳞图。上引5条记载中，同时提到流水、鱼鳞者有3条。从这几条记载来看，流水和鱼鳞都是“画图(形)”的。其中之一说流水“亦曰鱼鳞”，两者没有区别。但从其他两条记载来看，流水和鱼鳞是有所不同的，否则就不会先说“流水”，接着又说“鱼鳞”了。但是，区别何在，从上面几条记载是看不清楚的。也许，流水册是某一地区的自然土地图形，而鱼鳞图则是各户占有的每块(丘)土地图形。

鱼鳞图(簿)在宋代已经出现。“鱼鳞”指土地形状而言，元人诗：“齐鲁多平原，江浙田高下，戢戢如鱼鳞，土籍谁主者!”江浙多丘陵，土地形状不规则，如鱼鳞状，这是鱼鳞图一名的由来。鱼鳞图册的出现是古代土地登记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后代有深刻的影响。各户占有的每块(丘)土地均有图，汇集成册，由政府保存，这就是鱼鳞图册。而“乌由就是每张鱼鳞图册的副本”，发给业主，作为凭证。“流水”一名的由来，有待进一步考证。元代有关丽水县(今浙江丽水)学田的碑文中说：“追照本都砧基并流水簿籍，查照本都亡宋咸淳二年推排核实田亩，及至元十七年讲究取勘田亩流水簿，俱系县学田亩，与元抄籍册相同。”可知至元十七年即有流水簿存在，可以认为，流水簿和鱼鳞图一样，亦可追溯到宋代。众所周知，明代通行的是鱼鳞图册，但亦有记载提到流水册。如方志《嘉靖浦江志略》载：“大明洪武十有四年，造田土流水文册，共三百四十册。内开：每都佥都长一名，保长一十名。每遇造册之年，照号挨踏入册，图画田地山塘段样，开载原业某人，今业某人，及米麦科则数目，庶毋隐漏飞诡，查明方上四截文册。”同一记载中完全没有提到鱼鳞册，似可认为，明代流水、鱼鳞已没有区别，一般均采用鱼鳞册，但个别情况下仍沿用流水册这一名称。

类姓簿、兜率簿。上面所引记载说：“以人之姓相类而著其粮之数于后者曰类姓。”可知这是以田从人的籍册，即将一定行政区划(乡、都)内登录的各块田土，应纳税粮，按人户姓氏归并在一起。明初某些地区保留了这一名称。《嘉靖浦江志略》记：“田土类姓文册，共三百四十册。随流水编造，如一都一保田土，不拘另籍，或张姓、李姓，选作一处，以便查考。”类姓文书和鱼鳞册可以互相补充。但在多数明代记载中，这种类型的土地籍册称为归户册。

如果往上追溯的话，宋代已有类姓簿。同时又有砧基簿，应与“类姓文册”相近。“所以立砧基册者，以田归户也。”元代江南某些地方仍有砧基簿存在。前引丽水县学田的记载，便提到“砧基”、簿籍；湖州路安定书院与僧人发生田土争执时，书院以“宋淳祐五年安吉州给到印信砧基一册”为据。可见宋代的砧基簿在元代一直沿用。后来类姓簿取代了砧基簿。上引5条记载中，4条有兜率簿(兜簿)而无类姓，1条有类姓而无兜率。似可认为，“类之为兜率”、“分以兜率”之兜率簿，与类姓簿应为一物，否则就难以解释了。至于此类簿册为何以“兜率”命名，尚有待考订。

梁方仲先生指出：“自汉迄唐，八九百年间，政府最看重的是户籍的编制。户籍是当时的基本册籍。关于土地的情况，只是作为附带项目而登记于户籍册中。当时的户籍实具有地籍和税册的作用。”唐、宋以后，“私有土地日益发达，土地分配日益不均，因而土地这个因素对于编排户等高下的作用愈形重要，……于是各种单行的地籍，如方帐、庄帐、鱼鳞图、砧基簿、流水簿、兜簿等便相继逐渐设立起来了。”“这时，地籍已逐渐取得了和户籍平行的地位。”梁先生概括地说明了土地登记籍册的变化过程。就元代而言，仍是一个过渡时期。北方土地仍登记在户籍册中，南方户籍登记时包括土地在内，但同时沿用南宋时开始的各种土地籍册。元朝末年，江南(主要是浙东)若干地区核田定役，建立了多种土地籍册(多数应沿袭自宋代)。至于全国范围内土地籍册的建立，应是明代的事；但元代浙东的核田建籍，无疑对明代有重大影响，这一点何炳棣先生已经指出，不再赘论。

作者：陈高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