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们讲座的题目是《〈西游记〉的前世今生》,今天这一讲的标题是《孙悟空的原型之二:外来与本土》,主要介绍孙悟空原型问题两种主要学说:外来说与本土说。
俄国学者钢和泰向胡适建议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寻找孙悟空的原型,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
《罗摩衍那》是古印度的著名史诗,大约产生于公元前二、三世纪。衍那,梵语中故事、传记的意思;罗摩,故事中主人公的名字,一位王子,因此《罗摩衍那》中文可以翻译为“王子罗摩的故事”。
《罗摩衍那》核心内容讲阿逾陀国十车王的长子罗摩在英勇善战和美德方面胜过任何人,特别是他在诸王子争取赢得悉多公主垂青的竞争中获胜,悉多成了他的妻子。十车王选中罗摩为自己继承人的决定,在王国里得到普遍的赞许。可是由于第二个妻子施展了阴谋诡计,国王改而指定婆罗多(第二个妻子的儿子)为继承人,而将罗摩放逐到森林里达十四年之久。跟随罗摩前往放逐地的,还有他的妻子——贤良的悉多和忠于罗摩的弟弟罗什曼那。
罗摩、悉多和罗什曼那生活在森林里。恶魔十首王把悉多劫到自己的岛上,罗摩在寻找悉多时遇到了被哥哥逐出其王国的猴王。罗摩帮助猴王恢复王位。猴王为了报答罗摩,把自己的军队交给他使用。罗摩通过能在空中飞行的神猴哈奴曼的帮助,由猴子和熊组成的一支大军,在罗摩统率下,通过由猴子建造的桥,从大陆开到了岛上,爆发了激烈的决战。在决斗中,十首王被罗摩所杀,罗摩救出了在被劫期间始终保持贞操的悉多。罗摩流放期结束了,他返回阿逾陀,继承了父亲的王位,幸福地生活。其中叙述了被认为是孙悟空原形的哈奴曼出生的故事,哈奴曼是天风的儿子,神通广大。他身高如山,尾长无比,脸放金光,变化多端,能把大山背走,能在空中飞行,能一步跳过大海。有一次,哈奴曼飞向楞伽时,途中被一个老母怪一口吞下肚去。于是哈奴曼在老怪的肚子里把身子变大,逼得老母怪也不得不将身子变大,直到张开嘴就有几百里宽。这时哈奴曼忽然把身子一缩,缩成拇指一般大小,从老母怪的左耳朵里跳了出来。哈奴曼同魔王最后决斗时,魔王用计把油涂在哈奴曼的尾巴上,点起火来,那其长无比的尾巴就烧起来了。然而反被哈奴曼借刀杀人,用他尾巴上的大火把楞伽城烧光。哈奴曼终于保护着罗摩,救出了悉多。
在印度,《罗摩衍那》有着至高的地位,每天晚上都有千百万人聆听《罗摩衍那》的故事。在结婚的喜筵上,在宗教仪式上,在节日庆典上,在酋长首领或王孙贵族的酒会上,每当祭完众神,歌舞尽兴之后,都会有一位受尊祟的婆罗门走上前来,手执一束写有字迹的棕榈叶,开始款款轻声地唱那古老的赞诗。《罗摩衍那》中有个张扬正义,神通广大的神猴哈奴曼,他最终帮助王子取得了胜利,因此它是印度人心目中勇敢正直、无所不能的英雄,1982年印度新德里的第九届亚运会,吉祥物就是这位长尾巴猴哈奴曼。
无论在外形还是性格上,哈奴曼与孙悟空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如上述哈奴曼与妖怪的争斗与《西游记》的火焰山故事孙悟空斗罗萨女的情节很相似)。但让大家接受“印度进口说”并不容易。最根本的原因是《罗摩衍那》虽然著名,但她是婆罗门教的史诗,与佛教不仅无关而且相互抵触。虽然印度的佛教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罗摩衍那》的影响,但它在佛教中决不会占主导地位。另外,他可能并没有进入中国,我们在漫长的中印文化交流过程中始终没有找到《罗摩衍那》曾经进入中国的证据。中国大众了解《罗摩衍那》,还是受近几十年孙悟空原型研究的影响。季羡林先生直接从原文译出的七卷本《罗摩衍那》,直到1984年才全部面世。
当然也不能说一点点痕迹也没有。曾经有两个僧人吉迦夜和昙曜曾翻译过一部经书,叫《杂宝藏经》,这个经里有个故事似乎有点像《摩罗衍那》,大约是前三分之一的内容提要;三国时建立了中国第一座佛寺的高僧康僧会,翻译过一部《六度集经》,其中有个故事也有点像《摩罗衍那》后三分之二的内容提要。所以主张孙悟空受《罗摩衍那》影响的学者就说这两部经合起来就是整个《摩罗衍那》,认为在古代中国人已经知道了《摩罗衍那》的故事提要。但这也是很有问题的,这两部经里的故事加起来只有一千多字,而《罗摩衍那》长达50000行数十万字,故事变化曲折,无论如何也不是这一千多字能概括得了的。而且,故事里虽然提到猴王,但没有哈奴曼一个字。凭这个就说中国的孙悟空从哈奴曼克隆而来,显然缺乏说服力,
无论是坚持还是反对“外来说”,现在都在围绕《罗摩衍那》是否曾经传入中国,是否有渠道传入中国做文章,中国与印度的历史交往,主要依靠的是我们都知道的丝绸之路,也就是玄奘取经走过的这条古道,很对学者研究通过这条渠道传入中国的佛教和印度文化故事,基本上可以断言在这条古道上没有出现过比较完整的《罗摩衍那》的传播。这非常关键,如果能证明中国人——暂且不管是哪类人——见过《罗摩衍那》,那么神猴哈奴曼影响过孙悟空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反之,不管那个哈奴曼多么古老,多么有影响,它还只是一支印度的猴,与我们的孙悟空攀不上亲戚,如有相似,纯属巧合
但是也有些学者提出,为什么不考虑雪原上的中印文化交流?由于特殊的文化联系和交通关系,在西藏广袤的冰峰雪原上,中国与印度两大古文明的往来千年来未曾中断,由无数人开辟的蜿蜒小道虽然行走艰难但一直开放,无数的文化交流就像雪山上淌下的涓涓细流,每天都在向大地浸润;就像遍布古道的驼蹄马迹,一层一层的堆积着历史的印记。以《罗摩衍那》在印度的地位影响,不可能不向周边强力渗透。对于我们来说,需要的是发现的眼光。
这条通道终于被发现了,那就是穿过青藏高原,从雪域延伸而来的麝香之路。
古代的中西(中印)通道,人们熟知的有三条:第一条是从长安出发,经西域、中亚转向地中海周边的丝绸之路;第二条是从东南沿海港口出发,经南海到达印度洋及非洲东海岸的海上丝绸之路;第三条由成都出发,经云南,缅甸转入印度,被称为川、滇,缅通道。
除此之外还有第四条通道,因为它曾经大量运送过以麝香位为主的香料,因此也被称为麝香之路。这条通道大致是由长安经敦煌至格尔木,再由格尔木经昆仑山口、唐古拉山口到达拉萨,然后继续向日喀则延伸,转向印度。麝香之路在中国境内的部分,大致与现在的青藏公路平行,考古中曾发现离青藏公路路址约6公里处,确有一条与该公路平行的入藏古道。
在丝绸之路上(也就是玄奘取经的这一条道),中印文化交流中负载最大,影响也最大,但是佛教一支独大,因此基本上没有婆罗门教文化。但在麝香之路上,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前面我们介绍过佛教的密宗。密宗实际上是佛教与婆罗门教调和的产物,它的重法术、重仪式的特点很大成分上来自婆罗门教,因此不管是刻意所为还是自然形成,密宗中夹带有较多的婆罗门教文化,《罗摩衍那》自然也在其中。密宗也曾经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但大多并不是纯正的密宗而是经过西域各国本土化的杂密,婆罗门教的东西很多被过滤掉了。
然而,有一点我们应当注意,那就是印度佛教的第二轮扩张,成功的跨越了喜玛拉雅山。这股从印度直接传入西藏的佛教则完全属于密宗,而且是纯密。因此西藏地区对印度文化的吸收也比内地要丰富得多,这当然也包括对《罗摩衍那》的吸收。在我国各民族中,首先大量介绍印度梵语古典文学作品的,当推藏族;《罗摩衍那》的最早译本,也是藏文译本。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估计,大约在公元七世纪佛教传入西藏的同时,《罗摩衍那》的故事包括哈奴曼的故事,也就进入了藏族人民的生活,成为藏族人民的口头传说、故事甚至是人的姓名。
更重要的是,通过麝香之路,藏传佛教进入了敦煌,在敦煌这个佛教传播中心占据了一席之地,在珍贵的敦煌写卷中,人们就发现了五个编号的藏文《罗摩衍那》。请大家记住,敦煌写卷大多是晚唐、五代,最晚在宋初,而在敦煌榆林窟里发现的取经壁画,也是在宋代。
在同一地点,由一种双方可以接受的文化运载,在一个可以衔接的时间段里?这种情况下发生文化碰撞的可能就大得多了。我们终于发现,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事实上,印度的神猴哈奴曼,完全可能通过雪域高原慢慢的爬过来,爬到敦煌。
前面说过,鲁迅“本土说”的主要依据是唐代的无支祁的传说。
据说唐代有个渔夫在古淮水边龟山脚下钓鱼时,钓出了一根环绕龟山的大铁链,铁链的一头锁住龟山,另一头则不知伸向何方。渔夫报告了当地的领导楚州刺史李汤,李刺史安排了五十头牛,将铁链慢慢拖出水面。铁链的尽头是一把大铁锁,铁索出水时,淮水突然波涛汹涌,一只被铁锁锁住,状若猿猴,雪牙金爪,高有五丈的怪兽跃出了水面。这只怪兽乍出水面,两眼紧闭,但突然间双目忽开,目光如电,吓得观看的人四散奔走。怪兽似乎好梦未醒,懒得与人群计较,揉揉眼,若无其事的又回到了水里,把身后的铁锁和五十头牛也都一起拽入了水中。岸上的李刺史与众多观看的地方绅士名流惊愕万分,面面相觑而不知所措。后来这事被刺史的朋友李公佐知道了,李公佐恰巧又在仙山古洞里得到了一本《岳渎经》,才知道这个怪兽就是传说中的淮水水怪无支祁。《岳渎经》说无支祁能言善辩,熟知水性,颈伸百尺,力逾九象,腾踔疾奔,轻利倏忽,身手非常了得,而且手下还有一大帮山精水怪,早在远古时期,因为兴风作浪而被治水的大禹捉住锁在龟山脚下。
这个故事中所谓仙山、古洞、《岳渎经》之类当然不可相信,但有关淮水水怪的事则有必然原因。
故事的发生地龟山旧属楚州府(今江苏省淮安市)泗州城,在今江苏省盱眙县境内的洪泽湖边,这里是淮河中、下游的分界处。淮河是中原地区的一条水患比较严重的水系,原因在于它发源于河南的桐柏山区,上游水势较急;其下游也就是进入安徽省境内之后,尤其是进入江苏之后,完全就处在地势平坦的大平原上,上游的洪水下来之后,往往在平原上随意漫行,从而酿成洪涝灾害。这样的一个经常为患的水系,诞生出水怪的传说并不奇怪。据说远古的《山海经》曾经记载过无支祁的传说,但后来《山海经》的这一部分遗失了,无支祁也就暂时被人们遗忘了。但唐代以后,黄河夺淮的现象日趋明显——所谓黄河夺淮,指与淮河并行的黄河在唐代以后经常决口漫堤,泛滥成灾。泛滥时黄河的河水会改道冲入淮河,夺淮河的水道入海。淮河的下游本来就比较平坦难以过水,黄河来了之后,夹带了大量泥沙,抬高了淮河下游河床,淮水水患当然就更加严重,因此关于淮水水怪的故事又重新被人们谈起。上面关于无支祁的故事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
到宋代以后,无支祁的故事又被嫁接到僧伽大师身上。僧伽何许人也?观音菩萨的前身。僧伽是一位唐代初年来华的西域高僧,具体哪国人不详,大约来自中亚,来华后曾经长期逗留在淮河下游的楚州、泗州一带。僧伽大约做过一些梳理水道、扶贫济困的工作,因此当地就有了僧伽治水的故事,有的故事称僧伽为泗州大圣,说他降过淮水水怪水母夫人,现在我们还可以在元代以来的戏剧、小曲中见到“大圣降水母”一类的故事。这里的大圣不是齐天大圣而是僧伽大圣。
而后进一步,僧伽的故事与印度佛教的一位菩萨合并,成了中国佛教中香火最盛的观世音菩萨。僧伽降服水怪也就成了观音降怪。《西游记》中观音菩萨是除唐僧师徒外出镜最多的一位,因此关于无支祁、小张太子等等与当年僧伽大师有关的故事被带进《西游记》也就不奇怪。
更巧的是,无支祁故事的发生地龟山当时属于泗州城,泗洲城属于楚州府,楚州府则相当于今天的淮安市,而吴承恩恰恰就是淮安市人。因此鲁迅认为吴承恩熟悉僧伽、观音、无支祁、水母等等水怪的故事,并由这些故事创造了孙悟空。
无支祁的身份是猴。中国古代关于猴的传说还挺多,在鲁迅以后的研究中,大家基本上已经将中国的猴故事梳理了一遍。
汉代有一本书叫《焦氏易林》,保留了大量上古的民歌民谣,被誉为“《诗经》第二”。其中有一首诗:
南山大玃(jue),盗我媚妾。怯不敢逐,退然独宿。
大意是说:南山有只大猴子,抢去我漂亮的妻;我胆怯不敢追赶,只得独守空屋。
唐代早些时候还有一个著名的猴故事,一般文学史都会讲到,叫《补江总白猿传》或者叫《欧阳纥》。故事的主人公叫欧阳纥,领兵打仗到广西的荒蛮之地。当地人对他说:将军,你为何将如此美丽的妻子带到此地?此地深山有神,专门偷人家少女,不可不防。欧阳纥听了甚为惧怕,不仅将妻子藏在密室里,周围安排十余名女奴侍候,而且自己亲自带兵在屋子周围巡逻。但尽管如此,妻子还是不知不觉地不见了。欧阳纥知道定有山精作怪,于是带领精兵壮士,四处寻找,终于在一处山洞里找到妻子。妻子告诉他,她是被一个神通广大的白猿抢来的,与十余名妇女一起被藏在山洞里。后来在这些妇女的协助下,欧阳纥终于杀了白猿,救回妻子。妻子已经怀孕,生下一个尖嘴猴腮但绝顶聪明的小儿。这个故事里的欧阳纥,就是唐代著名书法家欧阳询的父亲;其妻生下的猴种,就是欧阳询本人。据说这个故事是欧阳询的政敌编造的,因为欧阳询瘦小脸尖,他们就借这个故事骂欧阳询是猴精野种。对我们而言,这证明了猴精抢人老婆的事早已有了。
再往后,这个故事又被编成了宋代一个叫做《陈巡检梅岭失妻》的故事,大意是陈巡检上任途中,妻子被一个叫做申阳公的老猴精抢去。后费尽周折,终于夫妻团圆。这回故事与以上的《欧阳纥》核心内容相似,只是情节更复杂些。
这些猴故事,都被认为是支持鲁迅的证据。但作为证据,似乎又显得恍恍惚惚,不能说服别人。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许多《西游记》的早期资料,读者觉得西域、敦煌、佛教等等关键词,能与这些好色、恶坏的妖猴发生关系吗?我一直怀疑。
数年前,福建顺昌县博物馆馆长王益民先生在该县宝峰山发现了供奉“齐天大圣”、“通天大圣”牌位的双圣庙与相关碑刻、石雕以及孙悟空的姐姐雕像,称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孙悟空乃是福建顺昌人。大约是在2002年年初,有关报道见诸大众媒体,引起公众一片喧哗。而新华社2005年1月12日的再次报道,则导致了一次新的炒作狂潮。短短的十多天内,竞相转载的媒体多达数十家,所涉文章则以百计,俨然成为当时的热门文化话题。相关的报道都配发了精美的图片,的确引人眼球。报道说:
……在福建顺昌境内,有一座叫做宝山的山脉,主峰石宝山高程为1305米,是顺昌境内的最高峰。宝山顶上有一座属于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的宝山寺,可以考定建于元代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孙悟空兄弟合葬墓(其实是神位)就发现于宝山寺大殿附属文物——宝山主峰上上庵南天门后的双圣庙内。
就在新华社2005年1月12日再次报道的次日,我接受了《北京科技报》“探索”专栏的电话采访,谈了一些个人看法:如果确实能证明顺昌发现的齐天大圣雕像早于明代,那就非常重要的,顺昌的发现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一定会引起学界的注意。王益民先生的发现不仅可以证明猴形的齐天大圣早已有之,而且由于连他兄弟、姐姐都找到了,证明这个家族也是存在的。但由此得出结论,说孙悟空的老家在福建顺昌,则是错误的。
我反对说孙悟空老家在福建。因为我比较了解唐僧取经故事前后九百年的演变过程,知道无论如何孙悟空的老家不会出现在福建,媒体显然对齐天大圣家族的发现有误读。
但我很在意齐天大圣家族的发现,觉得发现这么一个“齐天大圣”的家族,也不能等闲视之,不能回避,必须有解释。
就在分析媒体误读的原因时,我忽然问了自己一个问题:这个齐天大圣与《西游记》有关系么?
我想了一想,自己回答说,没有!这个齐天大并不依赖《西游记》而存在。我下意识中有一种醍醐灌顶般的醒悟:顺昌发现的齐天大圣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类神怪,但与《西游记》其实没有关系,它是福建乃自整个南方地区老百姓崇拜的一个地方神祗。
我国南方民间,自古而来就盛行淫祀民风,无论正式野史,都有记载。关键词是 “淫祠”。所谓“淫祀”,古代官方的注解是“非其所祭而祭之”;用现代语言解释就是祭了不该祭的神;再用俗语土话说就是山精水怪都是神;而用文化人类学的术语表示就是多神崇拜。这一说就比较容易明白了,几乎所有的民族在他们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时,都有多神崇拜的倾向,山精树怪均可成百姓祭祀的对象。当年大文学家韩愈在潮州时鳄鱼为患,韩愈杀了只鳄,还要写篇文章祭一祭。这种风气至今还有,乡村百姓的撮土为庙,大张旗鼓的祭妈祖、拜黄大仙,其实到处都有残留的淫祠的痕迹。
所以在道教中,所以多神、多圣、多仙,既无编制也无标准,只要有人拜有人信,都可以成神、成圣、成仙。齐天大圣其实就是南方“淫词”的一,他并不是《西游记》里的那个孙悟空。
而《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原来是由两只猴子混合或者说融合而成的:佛教的、外来的孙悟空;道教的、本土的齐天大圣。媒体关于顺昌发现齐天大圣家族墓的报道,让我们透过顺昌的发现,看到了一只中国本土的齐天大圣猴。这只猴因机缘所赐,渐渐地走进了以唐僧为首的取经小团体,与那里已经存在的佛教的猴孙悟空合二为一,形成了一个非佛非道、亦佛亦道的新的猴。所以他的身上既有外内的文化影响,也有本土的文化传统。
是我们自己犯了糊涂,硬要将两只猴当成一只猴。 胡适与鲁迅之所以各执一词,是因为胡适看到的是这只猴外来的佛性的一面;鲁迅看到的是这只猴本土的道性的一面。就像盲人摸象,摸到腿的说是柱子,摸到肚子的说像一堵墙。我很尊崇这两位,没有贬低的意思,这是做一个比喻。
下面我们再强调一下几个事实:
1.早期的唐僧取经故事一定是在佛教文化土壤里成长的,孙悟空无疑是个佛教
的猴:他的原型可能是护法神,可能是哈奴曼,应当与佛教有关;他的名字叫猴行者、叫孙悟空,也是佛教的;他的秉性机智善变,乐于助人,还是佛教的。我们完全可以称它是一只佛教文化浸润出来的猴。
以胡适为代表的主张外来文化影响的学者们所说的,应当就是这只猴;而面对这只猴说他所受的影响主要来自中国本土文化,显然不太合适。
2.巧得很,中国本土文化中,也有一只猴子,就是齐天大圣,我们可以大致滤出这个家族的形成过程:
他的远祖就是上面提到汉代抢人老婆的“南山大玃”,所谓“大玃”,就是一只大猕猴;
他的前辈,就是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中神通广大,喜欢将妇女掳入深山的白猿申阳公;“申阳公”这个名号,已经表示他在道教中有了神或者圣的地位。
到宋代,他的兄弟姐妹已经出现了。在宋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中,夺人妻女入申阳洞的猴精则声称“弟兄三人,一个是通天大圣,一个是弥天大圣,一个是齐天大圣。小妹便是泗州圣母”。
再看元代,这个家族又有壮大,在杂剧《二郎神锁齐天大圣》中,这位齐天大圣声称:“吾神三人,姊妹五个。大哥通天大圣,吾神乃齐天大圣,姐姐是龟山水母,妹子铁色猕猴,兄弟是耍耍三郎。”并且闹腾得太不像话,影响到社会安定,于是二郎神受命将其捉拿。
鲁迅看到的是这只猴。
3.元末明初,有个叫杨景贤的人写了个杂剧剧本《西游记》。这个人的身份事业我们不太清楚,只知道他是蒙古人,姐夫在金陵一带做官,姓杨,后来这位小舅子也就以杨为姓,在金陵一带落户。喜欢杂剧,也有一点名气。正是这位看起来并不起眼的人物所写的这个剧本,对我们今天看到的《西游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就是他,将佛教里护法神的孙悟空故事,与中国本土文化(也可以说道教)的齐天大圣猴来了个合二为一。
说杨景贤为《西游记》带来了深刻变化,一点不过分。
首先,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杨景贤为唐僧取经故事涂上了道教的色彩,这事实上是为唐僧取经故事发放了在道教统治区流行的通行证。道教文化的介入,好像酸碱中和反应一样,冲淡了原本浓厚的佛教基色,使得取经故事更加世俗化。而且这也为后来吴承恩用儒学精神改造故事提供了借鉴。
其次,孙悟空原本应当是一个神通广大、乐于助人但在佛教范畴内循规蹈矩的角色,但现在,他有了翻江倒海、顽劣不羁和好色善偷的性格和行为,这些性格和行为在当时虽然完全不是正面的,只有在吴承恩加以改造以后,才变得可爱了,但他提供了一个基础。齐天大圣带进了很多新的故事,与妖魔有说不清的家族关系,《西游记》里的牛魔王、铁扇公主、红孩儿乃至霸占着解阳山落胎泉的道人如意真仙,都是齐天大圣的那些狐朋狗友;再如偷仙桃,偷仙衣,偷仙丹等等斑斑劣迹,后来得到吴承恩的妙手点化,成了百回本最精彩的“大闹天宫”故事。
最后,还得说一句,唐僧取经的故事在此之前都叫“取经”,在杨景贤手里第一次称为《西游记》。取经,是佛教的说法;《西游记》,是道教的名称。这时候的取经故事,已经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了,发生了文化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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