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独立后的外交政策是由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特别是冷战特性的判断所决定的。尼赫鲁希望在美苏冷战中采取“不结盟”的政策，在美苏之间保持平衡，并寻求在国际政治中组成以印度德为首的“第三支力量”，以此争取西方国家和苏东阵营对印度经济发展计划的支持。因此，冷战时期印度的“不结盟”政策服务于印度外交的两个战略目的：印度的大国地位和印度的国家安全。如果国内局势和国际形势的发展有悖于上述两个目标的实现，印度的外交政策就会有所选择。印度国内政治和经济因素诸如经济发展问题、饥荒的影响、印度共产党对印度政局的威胁等等，对印度外交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冷战的发展，特别是美苏对立的加剧要求印度在必要时有所倾向。从冷战初期印度外交政策看，虽然考虑到中国对印度未来国家安全的影响，但发展良好的中印关系成为一个时期内尼赫鲁外交政策的核心之一。随着中印两国在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日益加剧，中印关系最后完全走向敌对，这一结果极大地影响了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态势。尼赫鲁的外交思想，包括尼赫鲁对大国关系的认识，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对反对殖民主义的态度，以及不结盟运动对印度国家安全的意义等，都决定了冷战时期印度“不结盟”外交的实质。冷战时期的印度外交巧妙地利用了美国和苏联同中国的敌对关系，尽管尼赫鲁公开宣称“印度在必要时将有所选择”，但毫无疑问印度较为成功地同时发展了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在获得美国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同时，印度也得到了苏联的援助。因此，当中美开始关系正常化之后，印度外交开始公开明确地倒向苏联。1971年的印巴战争不仅表明印度冷战时期外交的实质和一个外交政策时代的终结，同时也显示大国外交在冷战的非核心地区之影响力的程度。

“印度在必要时将有所选择”：冷战、尼赫鲁的外交思想和印度不结盟外交政策的实质

有关印度独立后的外交政策的实质及其评价，一般研究认为，由于尼赫鲁对西方的深深的怀疑，同时也由于美国和苏联对亚洲民族主义反应的不确定性，因此对尼赫鲁而言，采取不结盟的政策就成为合乎逻辑的选择。从战后的一段时间看，尼赫鲁确实希望推行这种政策。1947年1月，尼赫鲁在给他的外交事务的主要助手K.P.S.梅农（K.P.S.Menon）的指示中强调了印度外交的基本原则。尼赫鲁说：“我们的基本政策就是要避免为大国政治所纠缠，不加入任何大国集团。当今世界上两大领导集团是俄国集团和美国集团，我们必须同两者友好而又不加入任何一方。美苏两国除了彼此极端猜疑外，还怀疑其他国家，这就给我们的政策选择增加了难度，它们会怀疑我们倾向其中一方，这对印度毫无益处。我们的外交政策从根本上讲是取决于我们的国内政策，这一政策决不是反对共产主义，相反它明确反对印度共产党。然而在印度，不仅存在一股极其强大并日益增强的赞成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某种模糊的情感，同时还有对美国的深厚友谊，并期待美国在许多领域特别是在科技领域帮助印度。苏联作为我们的邻邦，我们将注定同它发生密切的关系，我们不能因为其他国家的不满而与俄国敌对，当然我们也不能同美国敌对。”1947年12月4日，尼赫鲁在向印度人民院发表的演讲中，首次公开明确了印度外交政策中的“不结盟”的基本原则。尼赫鲁声称：“我们在过去几年内一直表明，我们将不使自己参与任何特定的集团。这同中立、消极或其他别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关系……通过不参加一个集团或其他的集团，我们一直寻求避免陷于国际上的纷争。”而按照印度官方的解释，“不结盟不是中立，因为中立只能在战争的状态中存在。当保卫至关重要的原则或生死攸关的国家利益时，不结盟政策并不排除诉诸武力。”不结盟政策的基础在于，“每个国家可以自由地和独立地判断每个问题的是非曲直，而不是以同其他国家的结盟而形成的先入之见的态度来决定”。

从实践上看，尼赫鲁的“不结盟”政策主要服务于战后印度的两个战略目标：大国地位和国家安全。尼赫鲁在1946年3月对此做了较为明确的表述，他指出：世界的中心舞台正在从欧洲转移到亚洲，印度地处东西方之间，这种地缘战略位置使它在东西方国家关系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为东西方之间不同思想和力量的汇合点。同时尼赫鲁还强调，“有些国家可能会垂涎印度，但其他国家会行动起来阻止这种可能，没有任何国家会允许其他国家取得对印度的统治权；如果一旦发生侵略，其他所有的国家就会阻止和挫败侵略者，这种对抗本身就是使印度免遭侵略的最好保证。”

然而，印度国内的形势特别是冷战的发展，对印度外交的取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是战后初期印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灾荒和经济困难，迫使印度不得不向西方国家特别是向美国提出经济援助的请求，但重要的是印度在请求美国援助时所提出的理由。1947年2月26日，印度驻美国大使阿萨夫•阿里（AsafAli）拜会美国国务卿马歇尔(GeorgeMarshall)，要求美国向印度提供经济和粮食援助。阿里明确表示，“如果印度强大起来，就会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堡垒，以反对那个已经把其阴影笼罩在欧亚大陆的强大的北方邻国……由于印度左右两翼都是一些弱小的国家，印度可以成为这些弱国的强有力的中心。”

为了进一步加深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印度外交政策的实质的认识，尽管尼赫鲁在第一次访美时曾公开声称“最密切的关系就是那种没有关系的关系”，但尼赫鲁在1948年3月18日就印度外交政策发表的演说中特别强调：由于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到时候我们也许不得不有所选择，甚至选择同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结盟，对此我毫不讳言。只要这个帝国主义国家和另外一个相比不那么罪恶昭彰。”在此之前，尼赫鲁指示外交部致函美国驻印度大使格拉迪(HenryGrady)，其中强调：一旦爆发世界大战，对印度而言，加入苏联一方是不可想象的。3月20日，印度驻苏联大使潘迪特夫人(VijayLaxmiPandit)受命约见美国驻苏大使史密斯(WalterBedellSmith)，强调了尼赫鲁政府对苏联支持印度共产党的极端不满。潘迪特夫人表示，“尼赫鲁和印度绝大多数领导人已决定和西方保持天然的联盟，只是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比如地理位置的限制和军事上的薄弱等等，因此尼赫鲁还不能公开谈论在军事上加入西方的问题。”潘迪特夫人还强调，如果美国能够援助印度解决国内困难，印度将会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1948年4月，印度外交秘书长巴杰帕伊(GirjaShankarBajpai)访问美国时对美国官员反复表示了印度对苏联的不满，并呼吁美国支持印度。巴杰帕伊根据尼赫鲁的指示，特别解释了印度之所以不能同美国结盟，是因为担心苏联的威胁以及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他说，美国把印度看作是苏联阵营中的一员是错误的，一旦爆发战争，“印度只能同那些信奉自由和民主理念的国家并肩作战”，而且美国是能够援助印度的唯一国家。巴杰帕伊还向格拉迪大使明确表示：印度的中立更倾向美国。

为了尽快获得美国的援助，尼赫鲁在1948年极力主张同美国签署商业和航空条约。为推动谈判进程，尼赫鲁在1948年8月明确表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富有的国家，因此有能力给予印度极大的帮助，没有任何理由使我们不去获得这种帮助以及消除我们之间存在摩擦的根源。”他还在1949年1月对具有强烈反美情绪的高级助手、印度驻联合国大使克里斯纳•梅农(Krishna.Menon)说：“我们为什么不多少与美国结盟来加强我们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呢？”尼赫鲁无疑认为，“命运和形势已将巨大的责任赋予美国，同样，命运和形势也已将印度置于亚洲的一个特殊的地位。”为了进一步发展印美关系，尼赫鲁决定1949年10月访问美国，并对美国采取了更加积极的行动。尼赫鲁在1949年4月任命他的妹妹、驻苏前大使潘迪特夫人为驻美大使，同时还放松了美英等国对印度的投资限制。4月22日，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发表演说，公开表明印度将更加倾向美国。尼赫鲁指出：“当我说我们不应同任何一个大国集团结盟的时候，很明显，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与这些国家的关系的亲疏完全一致。目前你们可以看到，我们事实上同西方世界某些国家的关系就比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亲密得多，它部分源于历史原因，部分出于其他因素，这种亲密关系无疑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且我们也将会全力推动这种关系的发展。”

冷战初期苏联对印度的外交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尼赫鲁更加倾向美国。尼赫鲁希望独立后的印度同苏联发展关系，他在1946年称苏联是“我们在亚洲的邻邦”，应该“从事共同的事业，彼此进行更多的合作”。[⑨]但斯大林时期苏联外交以两大阵营来划分敌我，因此以意识形态来指导苏联对印度的外交政策。[⑩]《真理报》1949年的一篇文章明确指出，尼赫鲁政府逐步把印度变成“英美帝国主义在东方的宪兵”。冷战初期苏联和印度的经济关系无疑是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的具体实践，清楚地反映了这一时期苏联对印度政策的基本定向。苏联从印度的进口额，从1948年的1620万美元，下降到1953年的70万美元；同时期苏联对印度的出口额，也从980万美元下降到90万美元。

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是尼赫鲁推行上述政策的一个重要缘由，他多次公开表明自己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尼赫鲁曾明确指出：他厌恶共产主义，“尽管它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由于它的死板，特别是由于它忽视人性的某些基本的要求，它还是要遭到失败的。共产党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谈得很多，他们的分析也是有道理的。然而我们看到，共产主义本身的呆板框架内部的矛盾正在日益增长。它对个人自由的压制引起强烈的反弹。共产党人鄙弃那些可以称之为生活的道德层面和精神层面的东西，他们不仅忽视人的基本东西，而且破坏人的行为准则，贬低人的价值。共产主义和暴力的不幸联系助长了人的某种有害倾向的发展。”基于这种理念，在尼赫鲁的默许下，印度各省宣布印度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封闭其出版物，逮捕其领袖和大批党员。在匈牙利事件中，尼赫鲁谴责了苏联对匈牙利的干涉，认为匈牙利人民的尊严和自由遭到了践踏；同时由于使用武力来镇压人民和实现政治目的，和平共处原则的精神也遭到了破坏。在1956年12月访问美国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中，尼赫鲁更是公开宣称：“布达佩斯的起义敲响了国际共产主义的丧钟。”

更为重要的是，在尼赫鲁的外交思想中，他把反对殖民主义同“抵抗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联系起来。尼赫鲁对美国官员表示，印度对殖民统治的反应并不是针对美国的，因为在亚洲反对殖民主义是对付共产主义的良策，“如果印度不能在消除欧洲帝国主义的最后残余的斗争中发挥领导作用，那么苏联就会这样做，其结果将是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蔓延。”1948年尼赫鲁同马歇尔在巴黎会晤时，反复强调印度可以成为亚洲稳定的重要力量。尼赫鲁指出：“印度为自己工作就是为亚洲工作，特别是考虑到中国事态的灾难性发展后更是如此。”尼赫鲁强调印度同缅甸、锡兰和印尼的密切关系以及对这些国家强大的影响力，他说自己对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影响有着清醒的认识，如果不坚决反对殖民主义，苏联的影响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1948年12月17日，印度驻美大使拉玛•劳(LamaRau)要求美国提供贷款和商品时向美国官员表示，由于中国事态的发展，印度“已经严重关切共产主义的扩张问题”，印度只有经济发展才能阻止这种扩张的趋势。巴杰帕伊在12月22日会见美国新任驻印度大使亨德森(LoyWesleyHenderson)时强调指出：“印度的民主制度”和“中国政府的崩溃”使得印度成为亚洲稳定的主要因素，印度应在国际事务中占有“合理的地位”，他还重申印度希望在亚洲同美国合作。

同时，不结盟政策对尼赫鲁来说，也具有实质不同的含义。在南斯拉夫总统铁托1954年底到1955年初访问印度同尼赫鲁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双方声明奉行“不结盟政策”，并强调这一政策不是“中立”或“中立主义”，而是“一种积极的、肯定的、建设性的政策，它寻求集体和平，只有它才能真正实现集体安全”。而对于不结盟的基本含义，尼赫鲁则认为是不参加大国集团，如果赋予积极的意义，则是旨在反对为了战争目的的同盟。在印度独立后，经过长期的考虑以及同英国的谈判，1949年4月印度最终决定留在英联邦。对此尼赫鲁表示：“如果我们完全同联邦脱离关系，那么，我们一时就要完全孤立了。我们不可能长期完全孤立的，因此不可避免地要为环境所迫而倾向于某一方面或其他方面。那种向某方面或其他方面的倾倒就必须以互惠为基础……换言之，这就可能要求我们承担比目前更多的义务。”对美国和西方而言，鉴于印度此前长期的反英立场、中立主义和反殖政策，印度留在英联邦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尼赫鲁公开倒向西方集团一边。《纽约时报》称赞印度的决定是“历史性的一步……它不仅促使英联邦前进，而且限制了共产主义的扩张，从而开辟了比大西洋更广阔的防务前景。”而苏联则将印度加入英联邦视为尼赫鲁投靠西方的又一证据，认为尼赫鲁“已经与英国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做交易来打击印度人民”。

美国决策者一开始就从冷战战略出发考虑南亚地区的问题。对美国的战略而言，“遏制共产主义对亚洲的扩张”是美国发展同印度关系的重要考虑之一。美国驻印度大使格拉迪在1947年10月强调：“对美国政府而言，尽可能在各个方面支持尼赫鲁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他垮台了，印度就极有可能分裂。我确信，我们不希望印度成为另外一个希腊。在我看来，俄国宁愿控制印度，也不愿意去控制好几个希腊。”助理国务卿艾奇逊当时也表示，美国“已充分认识到在保持印度完整的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障碍……但我们的观点倾向于，继续保持印度的完整，最符合我们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利益”。1947年12月26日，国务院召开专门探讨美国对南亚地区政策的会议，在如何对待印度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美国驻缅甸大使赫德尔(JeromeHuddle)和驻巴基斯坦大使阿林(PaulAlling)对印度在冷战中的外交政策持怀疑态度。赫德尔认为，在印度领导下的区域集团将使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外交更为困难，印度还有可能形成一个“对付我们的大国集团”。阿林则相信，同那些以宗教为理由反对共产主义的南亚国家和中东的穆斯林国家相比，印度更乐于同苏联进行合作。格拉迪的观点虽没有这样极端，但他也坚信，南亚是一个极易受到“意识形态渗透”的地区，美国必须意识到印度在“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性”，印度“必须站在民主阵营的一边”。格拉迪首先希望通过经济援助增加美国在印度的影响，认为这是“使印度站在我们这一边并处于我们影响之下的最有效的途径”。美国国防部1949年3月的一份报告也指出，经济发展在抵抗苏联对南亚地区影响中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建议美英两国制定协调一致的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经济政策。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同时期的报告中强调，共产主义对南亚地区的最大威胁不是外部的进攻，而在于内部的颠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还指出，印度和巴基斯坦存在着政治上分裂的可能性，这将产生更大的危险，因此，美国的政策应重点放在提升印巴两国内部安全之上。但杜鲁门政府当时倾向于英国暂时负责南亚地区的安全。

中国大陆的革命对美国南亚政策产生了巨大的的影响。随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不断取得胜利，印度在美国亚洲战略中的重要性更为突出。1949年底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48号文件明确指出，“如果印度和巴基斯坦落入共产党的控制之下，美国及其盟国在亚洲大陆可能会没有立足点”；一个中立的印度将成为“抵抗共产主义扩张的堡垒”，美国应探讨使英联邦所有成员国在同美国的合作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以保证南亚地区的安全。1949年12月3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题为《美国在亚洲的立场》的第48/2(NSC48/2)号文件，文件强调，“既然南亚的非共产党国家已经形成了在亚洲阻挡共产主义扩张的堡垒，美国就应利用一切机会加强这一地区目前亲西方的倾向，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们的政府尽量满足其人民的最低需求，保证其国内安全。”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951年5月17日制定的题为《美国在亚洲的政策目标和行动方针》的第48/5号文件号文件指出，“支持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对其内部和外部的共产主义进行抵制的愿望，支持其发展抵抗共产主义的能力，这将有利于加强自由世界的力量”。在这一政策中，美国决策者清楚地意识到尼赫鲁的重要性。

国务卿艾奇逊曾说过，尼赫鲁“对印度是如此重要，印度的生存对我们也是如此重要，如果他不存在了，没有人能够代替他”。冷战初期美国的舆论也集中反映了美国对印度在遏制战略中所起作用的期望。《新共和》宣称，印度的未来“就是全人类的未来”。《新闻周刊》说：“如果印度的经验失败了……那么整个亚洲将落入共产党的控制之下或陷入混乱。”《时代》杂志说，印度是“亚洲防线中的新的重要阵地”。《民族》杂志指出，“印度为击退正在通过南亚席卷亚洲的共产主义的浪潮提供了最好的希望”。美国国会对尼赫鲁也是一片赞誉。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FrankGraham)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他甚至赞扬尼赫鲁是“一个伟大国家的伟大领袖，在受到另一个残暴集权的独裁制度威胁的世界里，他是自由的希望之一”。

杜勒斯的一句话可以明确表明冷战初期美国对印度政策的实质。杜勒斯指出：“印度是全世界最大的自治国家。它同共产党中国约有2000英里的共同疆界。现在这两国之间出现了这样一种竞争：是自由方法还是警察国家方法能实现更好的社会进步。这种竞争直接影响这两个国家的八亿人民，它的结果最后也会影响整个人类，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适当地继续给予印度某种技术援助和物资，使它能完成它的五年计划，是完全符合我们的利益的。”1957年年初，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大规模援助印度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701号文件。艾森豪威尔在批准这一文件时强调：“美国对外援助的基本目标是向非共产党的政府提供援助，以避免它们陷入苏联的统治之中。假如我们不援助印度这样的国家，苏维埃俄国肯定会那样做。”肯尼迪政府更加重视发展同印度的关系。肯尼迪在1958年发表文章就指出：在所有的第三世界的国家中，印度已成功选择了在民主制度下发展的道路，“如果印度崩溃了，整个亚洲都会失去”。肯尼迪还强调，假如印度内部发生分裂或与中国一起加入共产主义阵营，那么“自由世界将不再是自由世界了。”肯尼迪就任总统后，他在1961年3月22日就对外援助问题致国会的特别咨文中特别指出：“我们在60年代对外援助计划的根本任务不是消极地同共产主义斗争，其任务就是做出一个历史性的展示，表明20世纪如同19世纪一样，南半球同北半球一样，经济增长和政治民主可以携手共进。”咨文要求在1962年财政年度拨款47.5亿美元，并要求在5年内拨款88亿美元。肯尼迪政府对外经济援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制定在第三世界同苏联的经济攻势作斗争的长期规划。肯尼迪在1963年进一步强调说，“今天的斗争不在欧洲，而是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他还告诉国家安全委员会，“我们不能允许那些自称奉行中立主义的国家投入共产主义集团”。因此，“我们不能看到四五个国家突然投向共产主义仅仅是由于我们没有提供相当的援助……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对外援助的问题，把援助视为可以最好地服务于我们利益的基础”。而在所有的中立国家中，“肯尼迪最感兴趣的就是印度，他认为印度是亚洲的关键地区”。更为重要的是肯尼迪相信，“印度和中国的斗争，是两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为争夺东方的领导权、争取全亚洲的尊敬以及寻找机会证明谁的生活方式更美好而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的结果将极大地影响整个亚洲的前途，影响共产党国家和自由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而且必然影响我国的安全和地位。”肯尼迪强调：“我们希望印度在这场与共产党中国的竞赛中获胜，我们希望印度成为自由繁荣的亚洲的一个自由繁荣的领袖。”肯尼迪表示，他看不出“在没有印度的情况下如何对付共产党中国”。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美国和印度的关系在艾森豪威尔时期和肯尼迪时期得到很大的发展，印度也以此寻求美国更大的经济援助，并取得显著的效果。尼赫鲁更加倾向于西方和美国“中立”外交为印度在冷战时期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对遏制战略与亚洲冷战的反应：尼赫鲁时期印度和美国关系的演进

由于尼赫鲁在冷战初期奉行所谓的“不结盟”政策，希望在美苏之外形成国际政治中的第三支力量，对遏制战略和亚洲的冷战的反应与美国决策者的期望相差甚远，印度由此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同美国产生了重要的矛盾和分歧。

尼赫鲁时期印度同美国在冷战中的第一个重大分歧是有关是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1月7日，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同美国驻印度使馆官员会谈，表明印度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上的态度。潘尼迦首先表示，他自己完全不喜欢共产主义，不想推动印度立即承认中国，但必须面对事实。潘尼迦解释说，印度与中国有上千英里的边界，这种境地比起同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利益要更为紧迫。对于美方有关“看不到在中国新政府做出其有意遵守国际义务的保证之前，过于匆忙地承认对印度有何好处”的询问，潘尼迦回答说，他并未期望通过承认从中共政府那里获取友谊。但如果建立了外交关系，那些建交的国家便可以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利益，并可能对中共政府产生某种缓和性的影响，如果没有外交关系，则什么事都不能做。潘尼迦还解释说，承认后的印中关系将建立在“明智的冷漠”的基础上，类似于现在英国和俄国的关系。而1949年10月尼赫鲁在访问美国时同杜鲁门和艾奇逊的会谈，更充分暴露了印度和美国在遏制战略和其他重要国际问题上的基本分歧。在10月12日同艾奇逊的会谈中，尼赫鲁不仅批评荷兰对印度尼西亚的政策，而且认为法国支持的保大政权“毫无希望，注定要失败”。尼赫鲁强调，在印度、印尼和缅甸，共产党人破坏民族主义运动的企图都失败了。至于中国的事态发展，尼赫鲁表示，他对北京的新政权并不关心，但印度不久会承认这一政权。针对艾奇逊的反对意见，尼赫鲁说，承认是不可避免的，拖延承认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有关印巴关系和克什米尔问题，尼赫鲁说，克什米尔已不仅仅是领土争端了，而是最为清楚地表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固有的意识形态的冲突。尼赫鲁说，巴基斯坦人希望在南亚制造一个宗教国家，因此以这个省的大部分居民信奉穆斯林为由而对克什米尔宣称主权。尼赫鲁强烈反对通过公民投票解决克什米尔问题。

在10月13日和19日同杜鲁门的会谈时，尼赫鲁特别说明了印度对中国的政策。他说，中国的基本局势是，国民党错误地对待了一场在多年以前便已开始的、但在1911年以后加剧的农民革命，它的无所作为导致权力落入共产党人手中。尼赫鲁强调，共产党在中国并非为人们所向往，共产主义与中国人的思想是不相符的，外国的统治将会受到深深的怨恨。因此事态的发展将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会重新成为统治的力量，并将削弱对莫斯科的依附。至于承认问题，尼赫鲁强调了印度与中国的相邻使得印度处于同其他国家不同的境地，因此印度倾向于尽早承认。尼赫鲁还特别指出，在毛泽东的支持者和周恩来的追随者之间存在着“真实的分裂”，前者完全执行莫斯科的路线，而后者则寻求扩大中国对外联系的途径，因此西方外交的目标应当是鼓励后者。尼赫鲁还预测，中国不久就会形成“比铁托主义更强大”的力量，西方国家应尽其所能鼓舞这种势头。从这点来看，不承认北京政权和继续支持国民党将会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因为当共产党人面临着西方的敌视时，它们就能够把自己未能实现的革命的许诺，归咎于“外国恶魔”。如果它们没有外部的敌人，“其自身的问题就会增多，内部分裂的趋向也会上升”。尼赫鲁在会谈中还解释了他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尼赫鲁说，共产主义对印度这样贫穷落后的国家具有天然的吸引力，似乎也需要急剧的变革，共产主义模式在俄国是行之有效的。说到印度共产党，尼赫鲁说，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印度共产党发展了许多党员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这种局面在1947年以后发生了变化，印度共产党接受莫斯科的指令发动了旨在破坏政府的暴力活动，由此疏远了人民。尼赫鲁认为，尽管中共的胜利可能会激发印度的左翼力量重新制造麻烦，但目前不会造成严重的威胁。因此，尼赫鲁建议美国对苏政策应采取“智力柔道”(mentaljiujitsu)的方法，做出每一个姿态表明同苏联进行公开合作，并且不要公开承认不相信妥协的可能；同俄国军队产生的威胁相比，共产党宣传的威胁要大得多，因此美国应在意识形态领域下更大的功夫。

对印美双方而言，尼赫鲁的这次访问极不成功。尼赫鲁认为杜鲁门是一个“庸才，由于意想不到的原因，才被置于其能力远远不能胜任的位置上”，艾奇逊也是一个“十足的庸才”。美国国务院“捉摸不定、混乱、肤浅，太过倾向于即兴发挥，同时还自命不凡，傲慢自大”。而美国作为一个民族是“不成熟的和功利的”，没有“文化上的动力”，仅仅希望“起居饮食更加舒适”。而负责制定美国对印度政策的那些人“从根本上说就是想取代大英帝国在19世纪在印度所处的地位”。因此，美国的政策和美国人都“充满了傲慢”。

朝鲜战争是导致印度和美国产生尖锐分歧的另一个重大的国际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后，尼赫鲁认为是一场内战，他首先关注的是如何防止冲突升级。针对美国提交联合国的议案，巴杰帕伊告诉美国驻印度大使亨德森：印度政府认为美国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很过激”，极有可能导致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巴杰帕伊说，尼赫鲁担心美国的行动“可能会导致连锁反应，在亚洲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同时，由于美国把抵制北朝鲜的侵略同援助台湾和印度支那的反共力量联系在一起，这样就有损于美国人的事业，因为包括印度人在内的成千上万的亚洲人都认为这些反共力量是“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的或者是反动的”。1950年6月29日，尼赫鲁同亨德森会谈时表示，虽然他基本上支持美国对朝鲜半岛的事态发展所作出的反应，但他反对美国把印度支那问题和台湾问题同朝鲜局势搅在一起。尼赫鲁说，印度根本不同情法国对印度支那的政策；至于台湾，印度已经在6个月之前承认了北京，现在只是希望同新政府发展友好关系，把印度同美国防卫台湾的决定连在一起将会严重损害印中关系。尼赫鲁还强调，同美国建立公开的密切关系可能会削弱国大党在印度议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多数，而现在已有人开始攻击他是“英美帝国主义的工具”，他不能无视这样的批评。因此，在朝鲜问题上，印度能够给予联合国的仅仅是“道义上”的支持，而不是军队或金钱。

印度还希望通过苏联寻求朝鲜问题的解决。1950年7月13日，印度驻苏大使拉达克里希南(S.Radhakrishnan)拜见苏联外长葛罗米柯(AndreiGromyko)，向他转交一封尼赫鲁致斯大林的信函。尼赫鲁在信中表示：“印度的目标在于使冲突区域化，并通过摆脱安理会目前的僵局，让中国人民政府的代表恢复自己在安理会的席位，使苏联能够返回安理会，在安理会范围内或在安理会外通过非正式接触，苏联、美国和中国在其他爱好和平国家的帮助和合作下，找到停止冲突并最终解决朝鲜问题的基础。”拉达克里希南在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的谈话中重审了尼赫鲁的建议，并强调如果安理会讨论有关朝鲜的问题，最好是将解决这些问题委托给那些与朝鲜离得近的国家，比如苏联、中国、印度，这样做可能将带来好处。拉达克里希南还说，利用一切办法改善朝鲜的局势是非常重要的，而美国军队从朝鲜撤出就是这种办法之一，如果有希望在这样的基础上达成解决朝鲜问题的协定的话。尼赫鲁同时也向美国发出了呼吁。7月17日，尼赫鲁致函艾奇逊，建议美国和苏联一起采取行动解决朝鲜冲突。尼赫鲁在信中说，他深信“莫斯科正在寻找摆脱不丧失其声誉而从当前纠纷中脱身的途径，因此存在着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真正机会”。如果莫斯科和北平拒绝和平倡议，世界舆论将会让它们对产生的后果负责；事实上，共产党人可能不会拒绝这样的和平倡议。美国及其盟国对印度的这一举动非常反感。1950年7月28日，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RobertMenzies)在同艾奇逊会谈时提请注意尼赫鲁的和平倡议所造成的“危害之严重性”，艾奇逊显然同意孟席斯的判断，他指出，虽然还不能判定印度的倡议所产生的全部后果，但危害确实是严重的。

印度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还试图充当中美之间的调停者，美国也试图通过印度向中国传递信息，让中国不要卷入朝鲜战争。1950年7月22日，国务院电告亨德森，让他告诉印度方面，委托印度向中国说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并“尽一切努力说服北平相信，不介入朝鲜的事态或者不进攻福摩萨是符合它自身利益的”。美军仁川登陆后，副国务卿韦伯(JamesWebb)指示亨德森，希望印度政府转告中国：朝鲜局势“对侵略者而言已经进入一个关键的阶段”，中国置身度外是“至关重要的”。11月3日凌晨，周恩来紧急约见潘尼迦，表明中国对朝鲜战争的立场：如果美国越过三八线，中国要管。中国的警告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美国决策者并不信任印度传递的信息，更不信任潘尼迦本人在其中的作用。杜鲁门总统指责潘尼迦“经常按中共的游戏规则行事”，韦伯也说潘尼迦不可靠，不负责，他指示亨德森请求巴杰帕伊安排在新德里的美方和中方的外交人员进行直接的接触。

印度方面同意安排这样的接触，但遭到中国方面的拒绝。中国参战后，尼赫鲁再一次呼吁美国同意召开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会议，以便实现停火并在朝鲜半岛划定非军事区。尽管尼赫鲁希望访问华盛顿，同杜鲁门和正在美国访问的英国首相艾德礼(ClementAttlee)商讨这样的安排，但美国决策者婉言拒绝了尼赫鲁的建议。美国主要反对印度把解决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同朝鲜冲突的解决联系在一起，因为在美国决策者看来，这将给世界舆论造成“美国同苏联做交易来贿赂共产党在朝鲜的侵略”的印象。而尼赫鲁则坚持认为，承认中共完全不会造成这样的印象，印度承认中共是因为它已经控制了中国，而不是因为印度赞同共产主义或中共的政策；而且中共进入联合国，对保持联合国的声誉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只要中共不加入，联合国就不能成为现代国际社会的代表，而在朝鲜的战斗也不会终止。

在朝鲜停战谈判的进程中，美国反对印度参与联合国有关朝鲜问题的政治安排的会谈，尼赫鲁为此曾抨击美国的大国行径。朝鲜战争结束后，鉴于印度在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美国开始考虑重申对南亚的政策。在1953年12月23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副总统尼克松(RichardM.Nixon)建议美国应把南亚政策的重点放在巴基斯坦，他表示，巴基斯坦是一个“他愿意为之做任何事情的国家，它的人民要比印度人更为单纯，巴基斯坦人非常坦率，哪怕是它受到伤害的时候”。1954初，杜勒斯也向艾森豪威尔建议，美国应向诸如巴基斯坦这样的关键国家提供军事援助以抵抗苏联在南亚地区的扩张。1954年2月25日，艾森豪威尔公开宣布美国军事援助巴基斯坦的决定。5月2日，美国和巴基斯坦签订了军事援助协定。巴基斯坦还是第一个签订巴格达条约的国家，按照阿尤布汗(MohammedAyubKhan)的说法，巴基斯坦成为“美国在亚洲最为可靠的盟国”。为了打消尼赫鲁对美国政策的顾虑，2月21日，艾森豪威尔致函尼赫鲁：“巴基斯坦同意将不会以任何方式进攻印度。我本人也将公开宣布，假如我们对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任何国家的援助被滥用的话，并在侵略中针对任何国家，我将根据宪法赋予我的权力立即采取行动，并在联合国内外采取适当的行动消弥此种侵略。”巴基斯坦也向美国保证，其所受军援只用于自卫。然而，美巴关系的这一发展成为印美关系的转折点。尼赫鲁在1953年初就告诫印度驻美大使：美国同巴基斯坦结盟对印美关系来说将是灾难性的。而在美国决策者看来，“一个象印度那样拥有3.6亿人口的国家会害怕一个人口仅有7600万的国家的侵略，那简直是荒谬之至”。不过美国决策者也清楚地意识到，由于美国同巴基斯坦的结盟，“尼赫鲁在亚洲以及在非洲某些地区所享有的领导地位将受到挑战。首先尼赫鲁并不想失去这种领导地位”。从冷战发展的角度来看，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政策导致“印度的不结盟政策逐渐走向亲苏的不结盟政策”。

总体而言，美国这一时期对南亚地区的政策本质是要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保持一种战略平衡，并希望以支持印度的经济发展使之成为美国在南亚地区的战略依托，并以此打消印度对巴基斯坦的“恐惧”。1954年2月19日出台的题为《美国对南亚的政策》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409号文件(NSC5409)，标志着美国决策者重新审查在冷战背景下美国对印度的政策，也是上述战略思路的具体体现。文件首先承认南亚地区已经成为“冷战的重要战场”，并突出了印度的重要性。印度在地理上是“连接南亚和中东地区国家广袤陆地通道”的中心，控制着通往印度洋的的航运线。从物产上看，印度拥有对美国防务“最为有用”的矿藏。从人口上看，印度巨大的人口资源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支援过英帝国，这样的人口资源即便是在核时代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文件认为，印度最为显著的重要性还在于国际政治领域，“尼赫鲁和印度其他领导人相信，避免战争的唯一途径就是既不同苏联及其卫星国结盟，也不同美国及其盟国结盟”；与此同时，尼赫鲁还渴望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尼赫鲁和印度人在那些还没有加入东西方阵营的国家中所产生的影响对美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报告承认，尼赫鲁的中立主义常常会导致印美之间的冲突，但尼赫鲁继续当政则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因为对印度民主的未来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而印度的民主反过来将对整个亚洲产生巨大的影响。文件特别指出，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通过截然不同的道路正在寻求所有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根本问题的答案，即如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印度已经选择了民主的、基本上是西方类型的途径，而中国正在走共产主义的道路。如果证明印度没有能力实现比中国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西方世界将会在一枪未发的情况下把发展中国家拱手送给共产党。因此，印度的发展对美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印度的经济发展失败了，经济上的麻烦将极有可能导致政治危机。这样，在发展问题上的斗争，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印度是在“民主的框架内继续发展”，还是“沦入共产主义的控制之下”。美国应“重审对印度的经济援助政策，以便通过援助和投资行动对印度的政治和经济前途产生最大的影响”。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印度为了发展以及为了增加在亚洲的影响，正在同共产党中国进行竞争，因此美国已经在印度有着至关重要的利益”。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409号文件的重要性就在于，美国决策者明确认识到亚洲的经济发展同美国安全之间的关系。杜勒斯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在1954年8月的时候表示：“我个人开始相信，如果我们不能用一些方法在提高生产水平方面超出共产党的那种大规模努力的好几倍，要阻止世界上许多地区落入共产党控制之下将是非常困难的。”杜勒斯承认共产党国家已经在生产增长上超过了美国，“这就是共产主义在许多地区产生极大吸引力的原因之一，在那些地区，‘解放’、‘自由’和‘个人尊严’的口号几乎毫无吸引力”。艾森豪威尔也强调，苏联开始意识到“经济武器”的重要性。如果美国“不能组织起来保护和推进我们自己的利益，不能保护和推进我们在世界各地的朋友的利益”，那么思考“共和制衰落”的时代就会开始。不过对于美国期望通过经济援助所达到的遏制战略的目标，尼赫鲁早在1950年12月就明确表示过，美国的粮食援助并不能影响印度独立的外交政策。

虽然美国希望印度成为在南亚地区实施遏制战略的重要阵地，但印度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系列重要的冷战事件中的政策和反应却令美国决策者大失所望。对1954年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尼赫鲁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立即就地停火，承认印度支那的独立，大国保证不干涉印度支那的事务。1954年4月，尼赫鲁和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同美国驻印度大使艾伦(GeorgeAllen)会谈时表示，他宁愿希望法国人继续控制印度支那，也不希望中国人控制这一地区。梅农也在会谈中告诉艾伦，印度的建议同美国所主张的东南亚集体安全的思路并不矛盾。梅农强调，印度不希望大国完全撤出这一地区，印度政府只是请求除法国之外的大国保证不在军事上进行干预。印度希望看到印度支那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中立，这样就可以成为抵抗中国进行扩张的缓冲地带。但美国决策者认为印度的建议不仅对法国公众是危险的，严重的是它损害了西方的立场。1954年5月梅农在同美国代表团的史密斯会谈时依然主张停火和撤军，当问及由谁来监督撤军时，梅农表示，印度和挪威可以担当此任；如果与会的五大国就此达成一致，他的政府可能考虑接受。然而，印度的建议不仅遭到美国的反对，同时还遭到印度支那国家的反对。柬埔寨的代表说，梅农对柬埔寨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不能信任印度的监督。老挝代表也反对印度的建议。南越政府的代表说，印度的提议对共产党有利，印度虽然想证明自己是中立的，但实际上并非中立。被视为是尼赫鲁外交事业“顶点”的万隆会议（梅农说过，“万隆精神就是尼赫鲁”），在美国决策者眼中却是一场“大败仗”，因为尼赫鲁的两个目标：获得对其中立哲学的支持以及确立其在亚洲的领导地位，都没有实现，而尼赫鲁希望在国际事务中建立第三支力量的计划也遭到了失败。因此，会议对印度来说是一场“重大的失败”。尼赫鲁虽然在万隆会议后告诉美国大使，他的政府对美国并无敌意。但美国决策者认为，万隆会议期间，巴基斯坦“在加强自由世界的立场方面起到了特别有益的作用”。

美国决策者对印度外交的主要决策者之一、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表示了极大的反感乃至厌恶。杜勒斯认为梅农是“一个极为娴熟和寡廉鲜耻的操纵者，喜欢在每一个派上都摸一摸”。在杜勒斯看来，梅农“强烈反美”，尽管他同美国人会谈时“都会颇为有效地掩盖这一点”。杜勒斯告诉艾森豪威尔，梅农是个麻烦制造者，因为他习惯于“把交流的渠道搞得一团糟”。艾森豪威尔则在自己的日记中把梅农说成是“一种威胁和粗野的人”，梅农的威胁就在于“他是一个歪曲别人言语和意思的高手，同时，他还为证明自己是操纵国际关系的高手的野心以及为证明自己是当代政治家的野心所控制”。1955年2月《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一篇文章中称梅农是尼赫鲁的“主要的麻烦制造者”，虽然梅农认为自己不是共产党人，但他执行的却是“党的路线”。梅农对美国决策者也抱有同样的厌恶。他说艾森豪威尔“无足轻重”，杜勒斯尽管是个“极为诚实的人”，但“诚实却可以导致所有奇怪的后果”；在梅农看来，尽管杜勒斯也很直率，“但这种直率或许来自傲慢自大，或许还来自他自认为自己就是事实上的美国总统”。在印度决策者眼中，艾森豪威尔爱好和平，而杜勒斯则是好战分子。

印度和苏联在这一时期关系的发展也使得美国极为不满，对1955年尼赫鲁访问苏联，美国《新闻周刊》评论说，尼赫鲁正在带领印度直接投入苏联阵营。随后赫鲁晓夫回访印度，同印度签订武器协定，苏联同意以印度准备向英国购买飞机的价格的一半向印度出售战斗机。1955年春，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交一份咨文，要求批准建立20亿美元的亚洲发展基金，以期影响印度的外交政策。艾森豪威尔宣称：“其他自由国家需要美国，而我们也需要它们，如果大家都希望得到安全的话。”对此参议员杰纳(WilliamJenner)表示：“当印度在人类尊严和人类奴役之间进行无可规避的斗争中无可否认地保持中立时，我们为什么要给它5000万美元？”杜勒斯1956年3月同尼赫鲁的会谈时表达了美国对印度购买苏联军火的强烈不满。杜勒斯说：“您可以从英国人那里买飞机，也可以从我们这里买，我就不明白，您为什么要从俄国人那里买，而您也知道这样做将会使美国在您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大规模援助您的努力几乎成为不可能了。”通过这次会谈，杜勒斯也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印度对巴基斯坦的担忧，特别是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对立，以及印度对美巴结盟和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军援的强烈不满。

苏伊士运河危机和匈牙利事件不仅是对尼赫鲁“中立主义”政策的考验，更是对印美关系的考验。尼赫鲁认为，造成中东动荡不安的首要原因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不久，尼赫鲁1956年8月8日在印度议会发表讲话表示，因为运河本身就在埃及，是埃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埃及拥有主权是毋庸置疑的”。

他谴责英法的入侵是“赤裸裸的侵略，违反联合国宪章，是帝国主义幽灵的复活”。8月25日，尼赫鲁致函艾森豪威尔，希望美国帮助和平解决危机。艾森豪威尔回函说，美国提议在伦敦召开一次这样的会议，他希望尼赫鲁说服纳赛尔接受伦敦会议的决议，以有助于确保“这一国际通道不成为任何国家之国家政策的工具”。当杜勒斯在伦敦会议上建议以1888年条约作为解决问题的基础时，梅农则指责这一条约是企图“否定国有化的行动”。梅农后来认为杜勒斯“毁掉了伦敦会议”，他指责杜勒斯玩弄两面手法，对世界舆论公开说得是一套，私下对英国人说得又是另一套。杜勒斯也认为梅农非常狡猾，似乎希望同苏联人协调行动。但印度和美国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后期合作密切，尼赫鲁支持艾森豪威尔有关在埃及部署联合国快速反应部队的主张，并派印度军队参加了这一部队。

艾森豪威尔希望利用匈牙利事件，使尼赫鲁“非常明智地开始加强他同西方的联系，并使他自己更为明显地疏远共产党人”。艾森豪威尔还多次致函尼赫鲁，希望印度支持联合国的行动，“以减少那里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尼赫鲁不仅在科伦坡会议上赞同会议做出有关抨击苏联的决议，并在1956年11月12日至14日在新德里召开的由缅甸、印度尼西亚和印度三国总理召开的会议上，要求苏联从匈牙利撤军。尼赫鲁在1956年12月16日还公开声称，如果匈牙利的领导人能谨慎地处理，匈牙利的民主进程就可能向波兰那样和平地产生。但尼赫鲁也暗示，如果没有英法两国入侵埃及，那就不会发生苏联的干涉；因为英法的入侵看来是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先兆，从而使苏联领导人关注不要在匈牙利产生混乱。尼赫鲁强调苏联处于一个困难的境地，如果它不镇压匈牙利的反革命运动，其他国家可能会同样单方面推出华约组织。如果华约解体而北约依然存在的话，那对共产主义世界将是一场灾难。另一方面尼赫鲁也指出，由于苏联的干涉，和平共处原则的精神遭到践踏，他还对美国驻印度大使库柏表示：匈牙利的起义是全国性的，苏联的行为绝对是野蛮的，毫无合法性。这一事件不仅震撼了苏联人，而且也在东欧国家产生了震撼，它表明共产主义不能从外部强加。

而在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看来，在匈牙利事件期间，“美国和英国最恬不知耻地把联合国作为冷战的工具”。梅农强调，在要求苏军撤出匈牙利之前，所有外国占领军都应该从匈牙利撤走，包括西方大国和苏联从柏林撤走。因此当安理会就调查匈牙利事件的决议，以及在匈牙利举行选举的决议进行表决时，梅农都投了弃权票。实际上，梅农做出这样的决定并没有同尼赫鲁或国大党的其他成员商量过；因为在梅农看来，如果印度支持这样的决议，那么印度就无法拒绝允许在克什米尔进行选举的要求。

鉴于印度在上述重大的国际问题上的政策立场，美国决策者在如何看待印度在美国国家冷战战略中的地位产生了分歧。1956年6月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备忘录强调，“尼赫鲁先生在中立主义的标签下，在亚洲公开追随共产主义的路线”。但1956年12月7日通过的题为《美国对南亚地区的政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617号文件(NSC5617)提出了不同的政策建议。文件首先强调“南亚已经成为具有国际重要性的主要地区，特别是印度，它已经成为亚非地区或万隆地区最重要的代表，是亚洲在政治上抵抗共产党中国的领袖”。文件承认，印度的中立将继续会给美国的外交带来麻烦，而一个逐步强大的印度将会使这些问题更加复杂化，“不过从长远来看，一个软弱和易受攻击的印度所带来的危害，远比一个稳定和具有影响的印度所带来危害要大得多。一个软弱的印度可能会导致南亚和东南亚落入共产主义的控制之中”。因此，“一个强大的印度将在亚洲成为不走共产主义道路的成功榜样，它还提供了一个稳步发展的途径，增进其外部安全利益，以抵抗共产党中国对南亚和东南亚的扩张”。同时，“共产党中国和印度在谁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发展经济的抱负上进行竞争的结果，将对整个亚洲和非洲产生深远的影响”。文件强调美国必须大力支持印度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假如印度在下一个关键的五年内明显缺乏预期的发展，失去在尼赫鲁的领导下业已存在的发展势头，它就不可能在可预见的将来有所发展。一个经济和政治的衰落时期注定将会来临，公众将不再支持国大党，国大党党内党外的分歧将会产生，混乱将会持续”。文件的结论之一是，“印度取得五年计划之宏伟目标的重大进展，将符合我们的利益”。

而尼赫鲁在1956年12月对美国的访问也有助于澄清印度在冷战中的立场，并对美国决策者特别是艾森豪威尔和美国舆论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在19日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中，尼赫鲁承认在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源起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但他高度评价纳赛尔，称“纳赛尔是埃及军官中最好的一位……在目前情况下，如果纳赛尔被推翻，那么掌权的人将可能更加敌视西方，其行为可能更不理智。”艾森豪威尔则希望尼赫鲁利用自己对纳赛尔的影响力，使中东恢复和平，并重新开放运河。至于匈牙利事件，艾森豪威尔表示，当尼赫鲁终于谴责苏联的行为时，其声誉便在美国得以提升；如果尼赫鲁能够在此次访问时在一项公开演讲中或在记者招待会上再次谴责苏联，那将有助于美印两国的关系。同时艾森豪威尔还建议印度能够接收一定数量的匈牙利难民。尼赫鲁说，成千上万的人民宁愿选择死亡，也不愿屈服于这种腐败的意识形态。匈牙利的起义对苏联领导人是一个震撼。因为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功的成就，共产党正在失去支持。民主已经获得机会去增强人民的信念和希望，而这些追求独立的人民“曾被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所误导”。尼赫鲁特别解释了印度外交政策，他指出，中立并非意味着对以专制为基础的政府和基于尊重人类基本尊严的政府之间无原则的漠不关心，印度在必要时将有所选择。印度之所以与苏联和中国友好并非自己兴趣所致，而是印度国家安全的需要。尼赫鲁强调说，印度和中国有1800英里的边界，守卫如此之长的国界线将耗尽国家的资源，这样就肯定不可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来阻止共产党从内部夺取政权上台。另外，同西方结盟将削弱美国及其盟国，因为印度无力防卫自己，负担将落到盟国身上。尼赫鲁还希望在印巴关系上获得美国对印度的支持。尼赫鲁说，印度和巴基斯坦各自有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印度已经选择了世俗的政府形式，而巴基斯坦则是以宗教为基础，这种差别使得两国的分歧特别激烈，特别是克什米尔问题上，也使得印度公众害怕来自巴基斯坦的进攻，而这种恐惧由于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武器而在印度产生了对美国的极大怨恨。艾森豪威尔再次做出了将反对巴基斯坦把美国的武器用于对付印度的保证。

美国舆论对尼赫鲁1956年12月访美的反应空前热烈。《纽约时报》称，“在尼赫鲁领导下的印度已经成为对抗共产主义成功的重要力量”。《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评论是：“同尼赫鲁先生对苏联采取友好的中立立场相比，印度作为非共产主义世界的一员，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更为重要”。《华盛顿邮报》则指出，大多数美国人不再认为尼赫鲁是一个“潜在的共产党分子了”。

在这一背景下，艾森豪威尔在1957年1月4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要求重新检讨对巴基斯坦的政策。他说，我们以前决定让巴基斯坦成为一个军事盟友，现在显而易见的是，要实现这个目标代价太高。艾森豪威尔强调，“这可能是我们做出的最糟糕的计划和决策。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我们现在看来是无可救药地卷入其中了”。在讨论对印度进行援助时，财政部长汉弗莱(GeorgeHumphrey)强烈反对，其原因是印度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差别微乎其微”。艾森豪威尔不同意汉弗莱的评判，他甚至说“在美国也有不少社会主义的东西”；如果美国不援助印度这样的国家，“苏维埃俄国肯定会做的”。1957年1月7日，艾森豪威尔致函尼赫鲁：美国之所以没有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是考虑到我们几个朋友的意见，当然也包括您”。对此，尼赫鲁表示遗憾，并回信说，苏联过多地卷入东欧事务，因此并不存在苏联侵略西亚的危险。

1957年1月1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第5701号文件(NSC5701)。文件进一步强调：“共产党中国和印度在谁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发展经济的抱负上进行竞争的结果，将对整个亚洲和非洲产生深远的影响。”一个软弱的印度将可能导致南亚和东南亚落入共产主义的控制之中

有关这种思想，艾森豪威尔1957年5月21日同参议员布里奇斯(StylesBridges)会谈时，布里奇斯表示，美国根本不要去援助南斯拉夫、印度以及印尼这样的国家，因为他们不可能对共同安全有所贡献。艾森豪威尔不同意这种分析，他说，印度有3.5亿人口，如果美国去防卫印度，那就需要守卫同中国接壤的1800英里长的边界，耗费高昂。因此艾森豪威尔认为，印度应该是世界上一两个可以保持“中立”的国家之一。尽管美国没有义务防卫印度，但也决不允许其他国家征服印度，“如果这个国家走向共产主义，那么我们将走向哪里呢？”

1957年夏，印度第二个五年计划进展的极不顺利，主要原因在于政策决策的失误、恶劣的天气、价格上涨、外汇短缺。尼赫鲁告诉美国记者，他的政府需要大约5亿美元才能渡过危机。为此，美国给予印度大量贷款和赠款，1958年是9000万美元，1959年1.37亿美元，1960年达到1.94亿美元。印度政府计划在博卡洛建设年产400万钢材的钢铁厂。1961年初，印度试图寻求美国对这一计划的支持，希望美国在10年内提供15亿美元。1961年6月，世界银行决定向印度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提供55亿美元，在计划的头两年提供20亿美元。其中美国保证提供10亿美元，世界银行的其它成员国西德、法国、英国和加拿大提供7.8亿美元，世界银行保证提供4亿美元。

美国在经济上大力援助印度的战略考虑不仅希望通过印度“遏制共产主义对南亚次大陆的扩张”，同时还希望以此缓和紧张的印巴关系。1959年艾森豪威尔访问印度时，试图以共同对付中国来说服尼赫鲁缓和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尼赫鲁拒绝了这一建议，他明确表示，印度不需要巴基斯坦这样的帮助，他唯一需要的保证就是，当印度同中国打交道时，巴基斯坦不要从背后暗害他。艾森豪威尔表示美国将采取强硬行动来防止此类事情的发生。肯尼迪就任总统后，政府内主张大力扶植印度的力量也非常强大。国务院官员强调，印度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来说是一笔财富，如果处理得当，美国将同世界上第二个最大的国家建立事实上的同盟关系，在适当的情况下甚至使之成为一个正式的盟国；这样，印度大约100万军队将会有助于减轻中共对东南亚的压力。

在这种战略背景下，印度和美国的经济关系在冷战时期得到了迅速地发展。从1951年至1967年印度的3个五年计划中，美国提供了印度全部外援的54.3%，在1961年至1966年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印度60%的外援来自美国。为了通过促进印度的经济发展来实现美国的南亚战略，美国向印度提供了大量的赠款和贷款。从1947年印度独立开始至1959年，美国向印度提供5.18亿美元的赠款，贷款11亿美元；1960年至1969年，美国提供的赠款为12亿美元，贷款45亿美元。同时，美国还不断加大对印度投资的力度。在印度头两个五年计划的213亿美元的全部投资中，美国及其盟国投资52亿美元，美国本身投资33亿美元，而苏东集团的投资仅为9.438亿美元。在印度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全部218亿美元的投资中，美国及其盟国为50亿美元，其中美国20亿美元，苏东集团为9亿美元。在1971年财年，美国向印度提供了5.5亿美元的发展援助基金，占该财年美国全部对外发展援助基金的2/3。冷战时期美国对印度的经济援助对印度的国家发展战略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经济冷战”的意义在印美关系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

从意识形态到地缘政治：尼赫鲁与冷战背景下的印苏关系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外交以两大阵营来划分敌我，虽然苏联在1947年4月13日同印度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对印度的外交明显包含了意识形态的因素。苏联科学院的印度问题专家在1947年6月举行一次特别会议，讨论印度独立后的内外政策。与会代表基本同意，印度的分治是印度资产阶级和地主同英国帝国主义交易和妥协的产物，印度资产阶级和国大党领导集团已完全倒向反动，投靠帝国主义阵营。印度目前的形势是“印度资产阶级贪婪和背叛的结果，它们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牺牲国家的独立”。1947年12月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了苏联著名印度问题专家茹科夫(E.Zhukov)的文章，呼吁印度共产党通过结成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领导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尽管苏联领导人在公开宣布“两个阵营”的形成时认为印度至少是“同情”社会主义阵营的，但随着冷战的全面展开以及对印度独立后所推行的外交政策的评价，苏联领导人显然更倾向于相信印度的政策并非真正是“不结盟”的中立政策。苏联对独立后印度的性质的判断，还体现在对甘地(MahatmaGandhi)和“甘地主义”的评价。，《苏联大百科全书》指出，甘地广泛利用宗教上的歧视，是一个鼓吹种姓制度的反动派；他背叛人民，以蛊惑人心的方式把自己伪装成印度独立的支持者和英国的敌人，并帮助帝国主义者反对人民。因此“甘地主义”是“反革命的意识形态”。当印度驻苏大使梅农(KrishnaP.S.Menon)提请苏联驻印大使诺维科夫(K.V.Novikov)注意上述问题时，诺维科夫回答说，如果在苏联的书中找到一句贬低甘地的话，那么就会在印度出版的书中找到一百句贬低列宁和斯大林的话。诺维科夫还说，在苏联，许多学者根据自己的观点从事研究，并得出诸如像甘地这样的历史人物的结论。

共产党情报局1950年对印度共产党的批评和直接干预，同样是这一时期苏联对印度政策的必然结果。1950年1月27日，共产党情报局机关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殖民地与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发展》的重要的编辑部文章，文章号召印度共产党“根据中国和其他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自然应该是加强工人阶级与全体农民的联盟，为实现急迫需要的土地改革而斗争，并在争取自由与国家独立、反对压迫他们的英、美帝国主义者、反对与英美帝国主义者合作的反动大资产阶级和封建王公而进行的共同斗争的基础上，团结一切愿保卫印度民族独立与自由的阶级、党派和团体。”而当时印度共产党内部对于是否应在印度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共产党情报局对印度共产党的猛烈批评，造成了印共党内严重的思想混乱，导致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改组。新中央与新政治局制定新的政治路线，赞成印度革命要走中国的道路。而本来就反对开展武装斗争的丹吉(ShripadAmritDange)、高士(AjoyKumarGhosh)等人组成新反对派，反对这条新路线，致使印共公开分裂为不同的派别。情报局的干涉使得印度共产党的斗争陷入更为严重的困难，从而也成为印共党内在中印边界冲突期间产生严重分歧的一个重要起因。

导致苏联对印度政策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印度在冷战中所采取的政策的重新评价，特别是印度对朝鲜战争的反应。斯大林开始意识到，“尼赫鲁真正的兴趣在于从西方列强对亚洲的冷战中追求印度的独立”。1952年3月5日，斯大林在同印度驻苏大使拉达克里希南会谈时，对印度的进步表示了“友善的兴趣”，并严重关注西方正对印度施加压力以便把印度拉入西方阵营。苏联其他领导人也强调印度对加强世界和平的重要性。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开始明显调整对印度的政策。马林科夫(G.M.Malenkov)1953年8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称赞印度在朝鲜战争期间所进行的和平努力，希望苏联和印度的关系在友好合作的基础上会更加密切。布尔加宁(NikolaiBulganin)的一句话非常具有代表性，他说：“我们并不想让尼赫鲁成为一个共产党人，我们希望尼赫鲁就是尼赫鲁。”因此，尼赫鲁1955年6月访问苏联时受到的前所未有的欢迎，就是这种调整的体现。尼赫鲁在离开苏联时甚至说，他自己的心留了一些在苏联。当时印度驻苏大使K.P.S.梅农说，俄国人在赞扬印度的一切东西。赫鲁晓夫1955年7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公开宣称，如果印度在中国之后加入社会主义阵营，那么西方资本主义将决定性的衰落下去。因此，苏联无需过早同西方发生冲突，而应该在欠发达地区展开攻势。

苏共二十大以后，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相适应，苏联对印度的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苏联领导人对尼赫鲁的认识上。1955年11月至12月，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对印度进行访问。布尔加宁说：“印度和苏联作了很大的努力来维护和巩固和平，并且主张用和平方法，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这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积极结果。”布尔加宁还强调：“我们两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是为世界和平而进行崇高的伟大的斗争的同盟国。”赫鲁晓夫也赞扬印度和尼赫鲁的外交政策，他反复强调，印度在尼赫鲁的领导下执行着独立的政策，“同苏联建立了最良好的亲善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主要是为争取巩固世界和平这样的卓越崇高事业而进行的共同斗争。”苏联“对印度人民和他们的政府在争取和平、反对新战争威胁的事业中所做的重大贡献给予很高的评价”。赫鲁晓夫强调，尼赫鲁是一位“宝贵的朋友”，他“虽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他并不只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家，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主义者。即使他不采纳马克思主义，他确已开始向社会主义方面做出暗示和姿态。”赫鲁晓夫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同尼赫鲁的关系会越来越牢固，而他本人同尼赫鲁的关系则是“再友好不过的了”。赫鲁晓夫还认为，“如果我们有耐心，尼赫鲁会自愿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自然，我们竭尽所能地帮助他做出正确的选择。”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也认为尼赫鲁是一个“杰出的人物”和著名的政治家，“对殖民主义怀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主张加强同苏联和苏联人民的友谊。苏共二十一大对印度和尼赫鲁的评价更高。苏联领导人认为，“毫无疑问，印度在彻底清除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保障社会和经济进步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同样无可争辩的是，由于杰出的东方政治家尼赫鲁及其领导的政府的富有远见的政策，以及所有进步力量的活动，印度在短短的历史时期里，在发展工业、农业和整个经济方面，在取得国内团结和提高国家的国际声望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1960年2月11日至16日赫鲁晓夫访问印度时多次强调，苏联支持印度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并表示一旦印度需要援助的话，苏联将予以提供，甚至可能会包括军事援助。访问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声明强调：“同以往任何时候相比，现在印度和苏联的关系是建立在更为牢固的友好和理解的基础之上。”

其次，虽然苏联和印度在匈牙利事件上存在分歧，但两国在其他重要的国际问题和涉及各自重大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仍然相互合作和支持。赫鲁晓夫在1958年考虑解决苏伊士运河危机和伊拉克政变时，建议举行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印度五国会谈。这种排斥中国的做法的意义是明显的。在果阿问题上，苏联支持印度的行动，谴责葡萄牙对果阿的统治是“文明的耻辱”。对此印度方面认为，“苏联领导人的声明在印度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支持了印度的立场”。在印度看来至关重要的克什米尔问题上，苏联明确支持印度的立场。1955年12月赫鲁晓夫公开表示，“克什米尔是印度共和国的一个邦，这已经由克什米尔人民决定了”。布尔加宁在给最高苏维埃的报告中也再次表明了苏联的这一立场。1962年6月，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动用否决权，支持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与此同时，印度也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支持苏联，特别是在德国问题上。1961年9月尼赫鲁访问苏联，在9月11日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尼赫鲁承认：“目前两个德国的存在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任何试图改变边界的企图都将产生危险的后果。”

另外，苏联还明确表示不支持印度共产党的活动，并保证说服印度共产党支持尼赫鲁的内外政策。1955年11月至12月赫鲁晓夫访问印度时对尼赫鲁表示：“苏联政府作为一个共产党政权，自然同情和理解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但绝没有领导这些共产党的意图。苏联共产党通过撤销共产党情报局，事实上已经解散了从事这些工作的机构。苏共和印度共产党没有联系。”赫鲁晓夫1957年再次向尼赫鲁保证，“苏联不会干涉印度的国内事务”。1961年4月7日至16日印度共产党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苏斯洛夫(MikhailSuslov)率领苏共代表团参加，从而加强了印共党内右派的力量。高士在报告中强调，必须组织“强大的群众运动保卫印度政府外交政策的积极现象，同时要同在实施这一政策过程中的不一致性作斗争。”苏共对印共的政策表示支持。

在上述政策指导下，赫鲁晓夫时期苏印关系发展迅速，苏联和印度的军事合作关系日益密切。1959年中印关系开始恶化，加上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军火，印度在向英国和法国购买武器无望的情况下，转而向苏联购买。1960年10月，印度军事代表团访问莫斯科，经过谈判苏联同意向印度出售运输机和直升机。1961年2月25日印度国防部长梅农(V.KrishnaMenon)宣布，苏联已经向印度提供了可以在北部边境修筑公路的设备。3月，印度宣布已经从苏联购买了8架安-12型运输机，苏联向印度出售8架安-12型运输机，这种机型可以向高度在17000英尺的地区投送作战人员和物资，印度当时希望在拉达克地区使用这种飞机。印度此前还从苏联购入伊柳-14型运输机和米-4型直升机。为此苏联还向印度派遣了40名飞行员来指导这些飞机的操作和维修。1962年初，当印度再次向英美提出购买超音速战斗机的要求遭到拒绝后，1962年10月，印度同苏联达成协议，苏联同意向印度出售两个中队的米格-12型战斗机，并为这些战斗机提供了空对空导弹和雷达设施。1963年2月以后，12架米格战斗机陆续运达印度。更为重要的是，苏联和印度在这一时期还加强在原子能领域的合作。从1961年2月开始，苏联和印度就苏联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援助印度的问题上进行谈判，并在1962年10月签订正式协议。为了获得更多的先进武器，1963年8月，印度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1964年5月双方宣布，苏联向印度提供50枚地对空导弹和其他先进武器。在1964年9月印度总统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之前，苏联再次向印度出售了38架米格战斗机。随后苏印两国还达成协议，在印度建立生产米格飞机及其零部件的工厂。从1962年10月至1964年5月，苏联向印度提供了1.3亿美元的军火，并在1964年9月保证在其后5年内向印度提供1.4亿美元的军火。

尼赫鲁1964年5月27日去世后，印度同苏联的关系依然不断发展。1964年10月，印度总理甘地夫人访问苏联。1964年12月，苏联总理柯西金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声称，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同印度的友好关系正变得“更加广阔和更富有成果”。对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印度强调坚决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并要求外国军队撤出捷克斯洛伐克，但对8月22日安理会7个成员国提出的谴责苏联及其盟国的决议，印度予以否决。甘地夫人8月23日在印度议会发表讲话时指出，使用“谴责”这样挑衅性的语言将一无所获。

印度和苏联的经济关系在冷战时期也有较大的发展，苏联出于与美国争夺第三世界的战略需要，大力加强对印度的经济外交。从1953年至1980年，印度和苏联共签订了6个贸易协定；从1955年开始，苏联和印度之间的贸易额持续上升。1951年到1959年，印度和苏联之间的贸易增长了15倍。同时，苏联还向印度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1959年9月12日，苏联宣布给与印度28亿卢比的第四笔贷款；9月28日，苏联又宣布给与印度1.87亿卢比的第五笔贷款，这些贷款用于印度第三个五年计划。1959年至1962年，印度从苏联的进口增加了4倍，对苏联的出口增加了10倍。印度对苏联的出口从1955年的32.6亿卢比，上升到1970年1736.7亿卢比；而印度1955年从苏联的进口为62.1亿卢比，1970年则为1713.3亿卢比。苏联还为印度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到1977年，苏联为印度培养了8570名工程师和技师，48720名熟练工人。在争取苏联经济和军事援助方面，印度在冷战中的选择是成功的。

印度对华政策与中印边界冲突：进程和影响

尼赫鲁在印度独立后认为，中印两国将“继续友好下去”，但他显然意识到印度和中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尼赫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就表露了这种担忧，他说：“自从中国革命以来，我们自然不得不考虑新中国将以何种面目出现。我们认识到，这次革命在亚洲和全世界以及对我们自己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强大的中国一般来说是崇尚对外扩张的，考虑到中国一旦强大就会产生内在的扩张动力，我们已意识到印度面临的危险，这种危险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日益显露出来。如果有人以为我们在推行政策时没有认识到这种危险，那他就大错特错了。”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印度对华政策的主动性以及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中国所采取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特别是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的认识，中印关系开始进入所谓的“蜜月时期”。毛泽东1954年10月在同尼赫鲁的四次会谈中，反复强调了中印的友好关系。毛泽东指出：“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所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毛泽东把印度划入第三类国家，即“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这些不是共产党领导的，而是由爱国的团体和政党领导的。”

即便是在中印关系这一“蜜月时期”，中国从印度在一系列涉及中国外交的重大问题的态度上，开始重新认识尼赫鲁的不结盟的“中立”政策。印度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的作用，特别是印度在联合国提出的有关遣返战俘的提案，被中共中央视为是“荒谬和非法的”。在万隆会议上，尼赫鲁对待周恩来就象对待一个小兄弟一样。周恩来后来同锡兰的一位外交官会谈时说：“我见过蒋介石，也见过美国的将军，但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向尼赫鲁那样傲慢自大的人了。”尼赫鲁的傲慢态度引起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极大的敌对情绪”。在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期间，尼赫鲁在1958年11月初向美国驻印度大使明确表示，他坚决反对中国试图以武力夺取沿海岛屿。基于印度的这些政策，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认为，“尼赫鲁曾经在一个时期内，做过一些对世界和平有益的事情……但是，即使在这个时期，尼赫鲁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重大侵略行动也很少加以反对，而对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和社会主义国家却不断进行攻击。在国际事务的许多重大的关键问题上，尼赫鲁经常是站在帝国主义一边，基本上是对帝国主义采取‘小批评、大帮忙’的政策。”中国特别强烈地批评印度在联合国的代表完全追随西方国家的政策，支持西方国家在匈牙利、朝鲜和中国问题上的强权政治，判定印度通过这种方式正在进一步向帝国主义反动派靠拢。因此，毛泽东虽然在1959年5月的时候认为：“印度不是我们的敌对者，而是我们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但他同时强调：“那些原则立场，那些是非界限，是一定要说的，不说不能解决目前我们之间的分歧。”

导致印度和中国的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是中印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由于印度同美国关系的迅速发展以及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印度政策的变化，直接导致尼赫鲁在中印边界问题上采取强硬的立场。1954年《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签订后不久，尼赫鲁即指示有关部门：印度对待北部边境的态度应该是“坚定和明确的，是不能同任何人讨论的一个问题。应该将边界哨所制度推广到整个北部边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在那些被认为是有争议的地区也设立哨所。”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61年11月2日印度决策层最终形成了有关“前进政策”的指令。随后，印度加紧进行军事部署以实施这一政策。从1959年到1962年，印度方面共在中印边界地区建立了43个哨所。

另一方面，印度方面早在中印边界冲突之前就寻求美国的外交支持和军事援助。1961年3月，尼赫鲁对来访的哈里曼(AverellHarriman)明确表示，“对世界的危险来自北京而不是来自莫斯科”。他还强调，中国的侵略意图正处于高峰时期，形势是危险的。1962年3月副国务卿鲍尔斯(ChesterBowles)访问印度时，同积极推行“前进政策”的考尔将军(B.M.Kaul)会谈。考尔问鲍尔斯：在中国公开入侵的情况下，美国是否会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鲍尔斯回答说，他个人认为美国会提供援助。10月12日，考尔同美国大使加尔布雷斯会谈时进一步表示，印度打算把中国军队赶出印度的领土，但“只有在美国的帮助下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10月18日，尼赫鲁从锡兰回国后在同加尔布雷斯的会谈中，强调印度已经决定要把中国军队赶出印度的领土，不管是需要一年、五年或者是十年的时间。尼赫鲁指出，印度不会使用所有力量，主要是“使用地面部队保持对中国的长期压力”，这一措施也会扩展到中印边界西段。加尔布雷斯表示，美国支持尼赫鲁的这一政策。

中国对印度的政策，首先体现了中共中央在冷战的背景下对待民族主义国家的政策的发展变化，特别是毛泽东“中间地带”理论的实践。中共中央领导人最初希望印度也能以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榜样，希望一个自由的印度终将有一天会出现在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大家庭里。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印度对华政策的主动性以及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中国所采取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特别是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的认识，中印关系开始进入所谓的“蜜月时期”。毛泽东把印度划入第三类国家，即“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这些不是共产党领导的，而是由爱国的团体和政党领导的。”对于印度这类国家的中立政策，毛泽东认为是“一种独立自主、不受控制的立场”，中国欢迎这种立场，因为它有利于和平事业，不利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在后来的一些谈话中，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这三个主义中，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比较接近。”因此，中国当时对印度的政策，正是中共中央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性质的基本判断的实践。

1959年西藏叛乱导致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印度外交政策和尼赫鲁的看法的根本转变。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西藏问题本质上是在中国大陆上最后一场激烈而严重的阶级斗争；这次斗争，在国内是由西藏叛乱集团、在国际上是由印度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挑起来的。毛泽东在平定西藏叛乱时曾说：现在是让印度当局多行不义，到一定时候我们再跟它算帐。对于尼赫鲁，毛泽东明确表示：“要尖锐地批评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闹翻，要斗争到底。”

边界问题是导致中共中央重新认识尼赫鲁外交政策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鉴于中印在边界问题上的根本分歧，1959年1月23日，周恩来致函尼赫鲁，阐明中国对中印边界问题的基本立场，指出中印边界从来未经正式划定，中方建议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在全面解决之前，双方维持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对于已经发生的局部争执，可以商谈临时性的解决办法。3月22日尼赫鲁复信，不同意周恩来的说法，要求中国正式承认英国统治印度时期的边界线，强调印度地图上所标明的边界线“是没有怀疑的余地的”。

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不仅导致了中共中央领导人重新认识尼赫鲁的外交政策，更为重要的是导致中共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理论以及民族主义国家的作用的重新思考，由此确立相应的方针政策，并直接影响到对印度的政策。中共中央领导人相信，中印边界问题的争吵是印度挑起来的，印度开始变成“反动的民族主义”。

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尼赫鲁想利用中印边界问题作为一张牌，对国内的右派进行控制，控制国大党内部，对左派进行打击，同时向美国要求援助，也向苏联要求援助，左右逢源。印度政府不想解决问题。“尼赫鲁扮演的脚色在印度人民中间逐步的被认识，反动的就是他。”陈毅1962年9月14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华东组发言时强调：“大量事实说明我们同肯尼迪、赫鲁晓夫、尼赫鲁联合战线的斗争是躲不掉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的斗争又是有分寸的、有约束的，不能说已经斗过分了。”

在上述理论思想的指导下，1962年9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认为“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正在激烈的进行着”，因此中国外交长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坚决而彻底地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主要危险的修正主义，坚决而彻底地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至此，中国“革命外交”的特点更加明显和突出。

另外，苏联在西藏问题以及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立场，加剧了自五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对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态度起到了相当的鼓舞作用。苏联在这些问题上的政策立场在总体上反映了赫鲁晓夫执政以来苏联外交政策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苏中关系和苏印关系的影响。而中国对苏联政策的反应，则突出了五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上同苏联存在的根本分歧。斯大林逝世后，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相适应，苏联对印度的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尼赫鲁1955年6月访问苏联，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苏联称赞印度是“大国”、“维护和平的重要力量”等。赫鲁晓夫1955年7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指出，如果印度在中国之后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西方资本主义将决定性的衰落下去。因此，苏联无需过早同西方发生冲突，而应该在欠发达地区展开攻势。在印度看来至关重要的克什米尔问题上，苏联明确支持印度的立场。

对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苏联的立场清楚地反映在塔斯社1959年9月9日的声明。10月30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对中印边界冲突表示遗憾和痛心，希望边界问题和平解决。12月22日，苏联报纸打破惯例，第一次首先发表了印度对中国的照会，并没有等中国方面做出相应的反应。

对塔斯社的声明和苏联的立场，中共中央1959年9月13日致函苏共中央，批评苏联政府“在重要的原则问题上采取迁就和妥协的立场”，指出塔斯社的声明向全世界表明中苏两国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分歧，这就使得印度资产阶级和英美帝国主义者感到兴高采烈，因为他们正想方设法在中苏两国中间打入楔子。在致苏共中央的另外一封信中，中共中央强调，尼赫鲁政府的内外政策在反革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相信，如果对尼赫鲁和印度政府采取无原则的妥协和让步，这不仅不能使他们的立场变得更好，相反，如果中国对他们日益进攻的立场不进行抵制并谴责他们，那只能鼓励他们的暴行。那样做不仅对中印友谊是不利的，同样也不利于使尼赫鲁和印度政府有所改进，只能进一步使他们倒向西方。”而在苏联看来，中共中央的立场不仅反映出中共中央不愿正确评价自己对印度政策的错误，同样也不愿正确评价苏共中央为处理中印冲突所采取的措施。

中印边界问题成为1959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同中共中央领导人发生激烈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并对两党和两国关系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害。从1959年年底开始，中印边界问题就成为中苏之间激烈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其中既包含国家利益的冲突，同时也体现了意识形态的根本分歧。同一时期，在苏联政策的影响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各国共产党也支持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政策。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上，许多国家的代表批评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政策，认为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政策和塔斯社的声明是“正确的、英明的和及时的”。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的反应，使中共中央更加坚信，必须坚决反击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所体现的“修正主义”思想和行为。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以前中苏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政策立场清楚地表明，中苏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已远非是如何对待领土和边界的政策问题，而是中苏两党在如何对待“和平共处”、对印度这样的民族主义国家采取何种政策的战略问题，双方的政策立场显然难以调和。

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尼赫鲁呼吁苏联介入冲突，并开始公开请求西方国家的军事援助。10月26日，尼赫鲁致函肯尼迪声称：“在此危急关头，我自信将得到您的同情和支持。”由于印度拒绝中国方面的停火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1月18日再次采取军事行动。尼赫鲁在没有同内阁商量的情况下，在11月20日连续给肯尼迪发出两封急信，呼吁美国同印度结成同盟，干预中印边界冲突，并希望美国直接参加战斗。

另一方面，中印边界冲突开始后，美国和英国立即做出反应支持印度。美国不仅向印度提供了紧急军援，而且还提供有关中国军事行动的情报。与此同时，12架C-130大型运输机赶赴印度，帮助把克什米尔前线的印度士兵运往东部。为进一步表明对印度的支持，肯尼迪指示加尔布雷斯大使发表声明，支持印度对有争议领土的要求，承认“麦克马洪线”为约定俗成的国际边界线。11月14日，印度和美国在华盛顿签署了美国军事援助印度的协议。英国对待中印边界冲突的态度也是强硬和明确的。1962年10月22日，英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英国“一向承认麦克马洪线是印度的边界，并且当然继续这样做”。英国还向印度提供了中印边界冲突爆发以来西方国家援助印度的第一批军火物资。

在得到英美外交上的支持和军事援助的保证以后，尼赫鲁力图最大限度地得到苏联的支持，而苏联也试图发挥自己的影响，苏印关系在边界冲突期间迅速发展，并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的决策。边界冲突爆发后几小时，赫鲁晓夫通过苏联驻印使馆致函尼赫鲁，对两个“友好国家”之间发生冲突感到遗憾，并呼吁两国在停火后进行谈判。在中国提出停火建议后，苏联希望印度接受中国的建议进行谈判，《真理报》10月25日的社论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尼赫鲁一开始非常不满苏联的政策，特别是对《真理报》的社论。为此印度在边界冲突期间反复向苏联表明自己的政策立场，力图使苏联支持印度。1962年11月9日，印度新任驻苏大使考尔(T.N.Kaul)拜会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会谈中再次明确表示了苏联的中立立场。在11月24日同赫鲁晓夫的第二次会谈时，考尔发现赫鲁晓夫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赫鲁晓夫表示，在上次会谈中他不能做出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的承诺，因为当时古巴导弹危机正处于高潮时期，苏联必须进行“战备”。赫鲁晓夫保证向印度提供一切可能的军事设备。

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中国方面出于外交上的考虑，向印度呼吁和平解决边界冲突，并进行了相应的外交努力。1962年11月2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于11月22日零时开始，中国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并从12月1日起，中国军队将从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中印边界冲突以“让全世界大吃一惊”的方式结束了。

影响中印边界冲突进程的因素，除了美国、英国等国的强硬反应外，中苏关系、古巴导弹危机、亚非国家的态度以及印度共产党的分裂等，都起到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前，苏联在这一问题上表示了对中国的支持。1962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在欢送刘晓大使离任的宴会上公开表示：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苏联是站在中国一边的，这是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致立场。赫鲁晓夫还介绍了古巴导弹危机的情况，希望中国在维护古巴安全方面也采取措施。第二天，米高扬又约见刘晓，通报了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的情况，请刘晓转告中国政府。苏联毫无疑问希望中苏双方在中印边界冲突和古巴导弹危机问题上相互配合和相互支持。苏联当时希望中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给予大力的支持，并通过相关的外交渠道向中国做工作。东德、匈牙利等国的外交官多次向中国官员强调：社会主义兄弟党之间必须进行必要的妥协和合作，特别是同帝国主义者存在着严重的祣!@#q1a2z3w4s5x6

作者：戴超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