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钢：还原华国锋

原标题：还原华国锋——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

《往事》编者的话：八零后出生的年轻人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华国锋，对他们而言，这一人物并不存在。既便存在，也只是一个似有似无的影子。在官方的叙述中，他更多是一个碍事的角色，被摒于所谓“三代领导集体”之外，没有他，历史的叙述会更顺畅，更完整。对于一位曾在共和国历史上集党政军最高职务于一身的中共领导人，这种情形是很可骇怪的。而实际情况是，没有他，历史将是另一番光景，没有他，历史的叙述会中断。他是真正改写了历史的人。

就韩钢教授的叙述分析，华在历史上的遭遇，不但与当时的政治格局有关，也与他个人的性格有关。就前者而言，他所继承的政治遗产和他的权力来源是相当含混和矛盾的。他所继承的政治遗产是一个既无法终止，又无法继续的局面；而他的权力既来自毛的指定，也来自“粉碎四人帮”的行为。这其间的矛盾不言自明。他既是“四人帮”攫取最高权力的阻碍，也是别人通往最高权力的踏脚石兼绊脚石。作为绊脚石，尽管有毛的钦定，尽管“党政军”集于一身并立下“粉碎四人帮”的历史功勋，但在一个“论资排辈”，讲根基讲实力讲权谋的官僚集团中，都不能成为他的护身符。而他忠厚老实的性格（毛看中的就是这一点）在这个冷酷狡诈的政治环境中成了他的负资产。于是他的言行被安上了种种说辞，以便证明他“犯了错误”，以便证明他的“下台”是合理的。

这些说辞真真假假暂且不论。问题不在于说了和做了什么，问题在于谁说、谁做。比如“两个凡是”和“四个凡是”，比如“压制平反”与压制给（除文革外的）历次运动的受害者平反，比如“个人崇拜”与“只能有一个婆婆”……前者就是错误的，后者就是正确的。归根结底，问题不在于搞不搞“改革开放”，问题在于谁来掌握“改革开放”的话语权，从而说明改革开放是某人的功劳，离了他就不行。

使人感慨万端的是，华国锋是在一个百废渐兴、日趋进步的历史时期，被想回到“十七年”的传统势力和希望往前走的“实践派”合力赶下政治舞台的。华是“文革的受益者”，前者认为他没有资格，后者认为他是个障碍。而这两者在“后华时期”的斗争，以后者的失败而告终，形成了目前“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局面。

韩钢教授在本文中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华国锋，一个曾经被冷落、被歪曲、被误解的历史人物，并进而认为，一个社会的深刻变化和转型，未必需要强势政治领袖。

继毛泽东之后，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华国锋任职五年：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实际主政却只有两年零三个月：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

1980年代以来，官方对华主政两年的评价尽管有贬有褒，却是贬多于褒。最权威的结论，可用“一正四负”来概括。“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此后，在中国大陆，只要论及华国锋，相关著述几乎无一不是按照这个基调来评述的。近些年来笔者阅读的印象，发现“一正”显得不足，而“四负”则不少有违事实或过于武断。

华国锋辞世后，官方的评价有了变化。新华社发表的华的生平，有几点同从前大不一样的说法：关于粉碎“四人帮”，不只是“有功”二字，而称华“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起了决定性作用”；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再说“拖延和阻挠”，而说他“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关于经济工作，不再说他“求成过急”，而肯定他“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此外，还提及华在“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推动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新的进展”等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抛开其意识形态的色彩，至少在事实的层面，官方这次的评价应该说还算公道。至于“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新的个人崇拜”等问题，新华社的生平完全回避了。这很可能是格于对已故者悼念、避讳的人伦和惯例，未必是官方在这几个问题上也改变了结论。

华国锋已成逝者，官方也以新华社发表生平的形式重新做了结论。但是在笔者看来，盖棺却并未论定，关于华国锋的研究，还有许多事实需要还原。

抓捕“四人帮”

关于1976年的抓捕“四人帮”行动，迄今为止，在缺乏公开文献的情况下，三位直接当事人的口述最值得重视，即华国锋、李先念、吴德。其他的记述多为转述甚至道听途说、以讹传讹。

三位当事人的口述都表明，正式提出解决“四人帮”动议的是华国锋。

据《李先念传》编写组成员的文章披露，1980年11月29日，李先念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详述抓捕“四人帮”经过：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他家，对他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李问华下了决心没有，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9月14日，李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告了华的意见。

吴德在《十年风雨纪事》的自述中说：9月11日，华国锋去李先念家，告诉李：“现在‘四人帮’问题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了华的委托。吴大概是从华国锋那里得知这个情况的，因为据吴称，华同叶剑英、汪东兴商量的事，都是华告诉他的。

据张根生记述，1999年3月9日，他曾亲自向华国锋询问粉碎“四人帮”的过程。华告诉张：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谈，指出“四人帮”正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

三位当事人对事情经过的回忆，时间、细节不完全相同，但主要情节是一致的：华先找李，通过李找了叶。最近发表的熊蕾（熊向晖的女儿——笔者注）的文章也值得注意。熊文披露，抓捕“四人帮”后的第五天，叶选基（叶剑英侄子——笔者注）和刘诗昆（叶剑英前女婿——笔者注）曾向王震和熊向晖介绍此事的经过。叶选基称，毛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访叶帅。叶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李说：是东风。叶问：哪股东风啊？李答：华总理。这也从一个方面证实了三位当事人的说法。

对解决“四人帮”问题，叶剑英曾在中共元老和军方将帅之间有过私下议论，可以说早有考虑。当华国锋委托李先念转告此意后，叶与华一拍即合。这样，华、叶、李最早达成了共识。叶剑英的支持最为关键，叶以其军方元老的资历和丰富的政治智慧，凭借当时合法的政治身份（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党政军各界具有极高威望。他同华联手解决“四人帮”问题，堪称中流砥柱。

三位当事人的口述还表明，与其他在京政治局成员分别沟通的，也是华国锋。

当时在京的政治局成员一共有16位，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外，吴桂贤因被认为“追随”江青等人、刘伯承因病重不曾与闻此事，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都是华国锋先后分别商谈或打招呼的（据吴德说，倪志福是他个别打的招呼）。在京政治局成员都赞成或基本赞成华的提议，尤其是汪、吴、陈（锡联）、苏态度坚决和积极。这样一来，华取得了在京政治局成员绝对多数的支持。

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方案，也是华国锋分别同叶剑英、汪东兴、吴德、李先念、陈锡联等人商谈的。

据张根生的记述，华国锋说他“亲自和叶帅直接商谈了多次”，并找了汪东兴谈话，“还与汪东兴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华“还亲自找了北京市委吴德、吴忠谈话，指示他们要坚决防止北大、清华等学校的学生因不明真相，受谢静宜、迟群的煽动上街闹事”。

据《李先念传》编写组人员2000年5月20日访问华国锋，华说：（1976年）9月16日，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参加，我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还说：9月21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后，征求李先念等人的意见。9月26日，他向李先念、吴德通报了隔离审查的想法，得到李、吴赞同。

吴德的回忆最为详细，不仅印证了9月16日和26日华同李先念和他两次商谈的情况，而且叙述了10月2日、3日、4日，华国锋同汪东兴和他分别多次商议行动细节的经过。吴德还提到华约见耿飙，指令他进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的情况。

10月6日晚8点，在华国锋、叶剑英主持下，汪东兴具体指挥，中央警卫部队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予以抓捕，宣布对其隔离审查。吴德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抓捕了“四人帮”亲信迟群、谢静宜、金祖敏。耿飙率北京卫戍区部队，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等新闻单位。随后，华国锋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议，决定华为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从提出动议到分别沟通，从商量方案到坐镇主持，华国锋是抓捕“四人帮”行动所有环节的主导者，绝非仅仅“有功”，而的确“起了决定性作用”。

阻挠邓小平复出？

一个流传至今的说法，称华国锋继续“批邓”、阻挠和拖延邓小平的再次复出。近些年披露的一些材料说明，事实恰好相反。

据吴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会后，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了邓小平，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华宣布请邓小平出来工作，叶剑英可能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这并不能反证华国锋“阻挠和拖延”了邓小平的复出，而正好说明华接受了叶的提议。

事实上，邓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很快得到改善。据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回忆，抓捕“四人帮”之后，叶向他传达中央的指示，为邓小平今后工作的方便，由王给邓小平送阅中央文件。王守江说的是“传达中央的指示”；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回忆录里也说，是“中央做出决定”恢复邓看文件的。既然是“中央的指示”、“中央做出决定”，华国锋肯定是知道而且同意的。

王的叙述有一点尚待考证，他说给邓送阅文件，是叶剑英安排邓小平住到北京西山以后的事情。据毛毛的回忆和官方编写的《邓小平年谱》，邓是1977年2月3日出院之后住到西山的。而毛毛说，第一批文件是送到医院的。邓当时患前列腺炎、严重尿潴留，于1976年12月10日住进解放军三○一医院。毛毛称，12月14日，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这比王守江说的时间，早了近两个月。毛毛还说，12月16日，华国锋、汪东兴批示同意为邓小平进行手术治疗。据《邓小平年谱》，邓住院期间被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听取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介绍粉碎“四人帮”的情况。

恢复阅读文件，批准实施手术，高规格的集体面晤，对尚是“待罪”之身的邓小平来说，不只是生活和医疗待遇的改善，更是政治上的松动。华和高层这时是否告诉过邓请他重新出来工作的打算，不得而知。但仅从上述举动看来，即便当时没有明说，也是作一种暗示。何况，前引吴德口述提到他和李先念、陈锡联去西山看望邓，“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

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向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者说过：“中央在决定解决‘四人帮’反党集团问题的时候，认为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华说的是“决定”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候，即一开始华和中共高层就已经考虑邓的问题了。吴德的口述可以印证华的说法。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李鑫后来也说过：“我记得1976年12月中央就议要有步骤地解决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到1977年1月时，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当时中央准备召开一个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的会议，交一个底，要我们为华国锋同志起草一个讲话提纲。我记得我向参加起草讲话提纲的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传达了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参与起草的当事人证实了李鑫的说法：华当时的“指导思想是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多做工作，准备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1977年1月份为华起草的“讲话稿中已经明确地写了这个思想”。阴差阳错的是，这次会议后来因故推迟了。不然的话，还在1977年1月份，华就会向党内高级干部“交底”，那样，也许就不会导致后来中共内外的纷纷议论了。

至于邓小平没有马上复出而等待了一段时间，其实是华和中共高层的策略考虑。在上述那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也曾作了说明：中央考虑到“四人帮”的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会利用这个问题作借口，所以解决邓的问题“要有一个过程”。华用了八个字：“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华说：“有些同志不理解、不赞成中央的这个决定，认为一打倒‘四人帮’，马上就要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如果不是首先紧紧抓住对‘四人帮’斗争这个全局，在‘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一、之二还没有发出，他们的反革命面目还没有充分揭露之前，在他们批邓另搞一套造成的混乱没有澄清之前，就急急忙忙去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那就可能在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上产生各种疑问，特别是‘四人帮’的余党一定会乘机捣乱。‘四人帮’不是早就造谣说什么‘有人要为邓小平翻案’，什么‘邓大平、邓二平’吗？……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去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华不是辩解而是袒露心迹。事后看来，华和高层或许有些过虑，对人心向背估计不足，但绝非“阻挠和拖延”。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华宣布：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两个月后，5月3日，中央向全党转发邓小平的两封信，实际上是就邓的复出向全党“打招呼”。7月，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所有职务，正式复出。

其实，经过一个过程再让邓出来工作，不是华一个人的主张，而是高层的共识。熊蕾的文章披露：1976年10月31日，熊向晖面见叶剑英。熊跟叶讲了大家都希望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的心情。叶说，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有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叶还说，小平晚一点出来，也可以显示华主席的能力。现在粉碎“四人帮”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呢？还要让群众看一看嘛。如果说华是“阻挠和拖延”，那么，又如何解释叶剑英“要晚一点”、“要有一个过程”的说法呢？

坊间一直有说法，华继续“批邓”，是为了阻止邓复出。有充分的文献证明，同意继续提“批邓”口号的不是华一个人，所有高层人士当时都维持了这个口号。实际上，这也是华和高层的策略考虑。

抓捕“四人帮”和华国锋继位，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权力更替。执政以后，中共高层权力的变更从来都由毛泽东决策，毛做出的决定，一言九鼎，不容置疑。毛生前钦定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虽然有向华交班的意图，但从无解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职务的打算。1975年，在江青等人同邓小平的矛盾日趋激烈时，毛曾指责江青等人搞“四人帮”，说过要“解决”江青等人的问题。但是毛认为江青等人“问题不大”，而且话里有话地告诫“不要小题大做”。毛逝世后，尸骨未寒，华国锋等人就抓捕了毛的遗孀和毛倚重的几个人物，不能不说是冒着极大政治风险的。抓捕“四人帮”之后，海外即有华搞“非毛化”的舆论，国内也有华搞“右派政变”、“宫廷政变”、为邓小平“翻案”的流言。“批邓”毕竟是毛泽东的意旨，撤销邓的职务也是毛做的决策。华和高层不能不担心，刚刚抓捕了毛的遗孀，又马上停止“批邓”、恢复邓的工作，极有可能授人以柄，坐实“非毛化”和“政变”、“翻案”之类的说法，引发华背离毛泽东遗志的更多非议，威胁新的权力核心的巩固和国内政局的稳定。华国锋事后也曾解释：“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有利于对‘四人帮’斗争的全局。”出于策略的考虑，华和高层一方面暗中准备邓的复出，另一方面则公开维持了“批邓”的口号。

笔者阅读所见，抓捕“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公开的讲话只有一次提过“批邓”。1976年12月25日，华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说“四人帮”“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批邓另搞一套”。仅此一句。这大概是高层领导人最后一次公开提及“批邓”。至于官方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从1977年元旦起再也不见“批邓”的字眼。这倒印证了李鑫的说法：1977年1月中央已经决定请邓出来工作。既然要请邓复出，当然不会再提“批邓”。所以，说是继续“批邓”，其实不长，三个月而已。后来对华的指责，是把史实放大了、说重了。

“两个凡是”的由来

华国锋最受诟病的，就是“两个凡是”的问题。“两个凡是”，华当然脱不了干系。但是事情也并不如长期流行的一些说法那么简单。

“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并不出自华国锋，而源自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社论是汪东兴提议写的，由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这是一个新成立的秀才班子，主要负责人是李鑫。社论最后说到：“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华国锋本人也说过两次“凡是”，但是具体背景有不同，与社论的表述也不完全一致。一次是1976年10月26日对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讲话。谈到揭批“四人帮”，华说：批判中要注意，凡是主席点过头的、批（示）过的不要去批，比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肯定的，某演员不好，可以换人。华在这里针对的是具体问题，主要是顾虑揭批“四人帮”时触及毛泽东，与邓小平复出与否无涉。一次是1977年3月14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原话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对比一下，华的讲话与两报一刊社论的表述不完全一样，主要是第二句话不同。讲话稿也是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两个凡是”不是华的“发明”，当然，华和政治局也都讨论过或传阅同意。

不过，华后来感觉这个提法有毛病：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华并非“两个凡是”受到批评后才感觉有毛病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华再未提“两个凡是”，而官方文件、官方媒体也不再出现“两个凡是”。当然，华只是感觉“两个凡是”的提法有毛病，并非要触及极左意识形态。这是华的历史局限，其实也是许多人的历史局限。“文革”刚刚结束，毛依然是被顶礼膜拜的政治和精神偶像，从官员到国民，许多人不能也不敢怀疑和批评。因此，笔者以为，“两个凡是”与其说是方针，不如说是相当普遍的观念。

有一点需要澄清，“两个凡是”不管有什么真实指向，至少没有反对邓小平复出的意思。据邓力群的自述，他最早质疑“两个凡是”是试图阻止邓小平复出。邓回忆：“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当天我没有注意看。第二天，政研室的党支部书记、一个年轻人朱佳木来找我。他说，老邓，你看了昨天那篇社论了吗？我说，我没看，有什么事吗？他说，这个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可值得注意啊。我看了之后，同意他的看法。很快我就找了王震，把这个意思说了。王老说他没注意。我对他说，这‘两个凡是’里面问题大了，依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没过几天，王震同志就在国防工办的一个会议上，公开地说，有一个社论，讲‘两个凡是’，据说是一个理论家主持和定稿的，然后王老就批了一通，还点名批了李鑫。接着王老找邓小平反映。”邓力群显然有误解。如前所述，华和高层已经在考虑和安排邓出来工作，怎么会发表一篇社论去反对邓复出呢！真要如此，为什么社论发表之后华还要宣布准备恢复邓的工作呢？岂不是自己反对自己！

还有一种说法：提出“两个凡是”是为了继续“批邓”。这更无从谈起。前面已述，年初开始高层停止了“批邓”，如何会用“两个凡是”去维持一个已经废止的口号呢？

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

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平反冤假错案，被认为是华国锋的主要错误之一。但是，笔者发现，相关著述在叙述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形时，都是讲的汪东兴。

也许是笔者孤陋寡闻，迄今为止，笔者没有看到哪篇著述举出华的具体言行。只有胡耀邦在1980年11月1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说过一段这样的话：“对大批受迫害的、有能力的老同志的解放、使用，我觉得国锋同志不积极，不热情，不公正。我当组织部长以后，国锋同志公开地同我讲哪一个人不能解放，这倒还没有，我总要讲一个公道话，从一九七八年以后，确实没有过。但是，我经常向他反映一些干部的情况，他总是说，哎呀，这个事我不熟悉，把材料弄清楚吧。多半是这种情况……为什么国锋同志粉碎‘四人帮’很果断，解放老干部就那么顾虑多端，顾虑重重？我看，确实是有一种心理：这一批老家伙总是多多少少有点问题；这些人出来以后难领导。这就不公正了。”胡在这里更多的是分析华的一种状态、一种心理，而没有说华反对解放老干部。按胡的感觉，华至多也只是“不积极，不热情”。胡是中组部部长，自然是熟悉情况的人，他的感觉可能是准确的。但是笔者以为，“不积极，不热情”同有意“拖延和阻挠”恐怕不是一回事。何况，近些年来的一些口述，还反映出华的另一面。

以胡耀邦本人复出为例。胡耀邦透露，1977年2月26日，华国锋、汪东兴曾找他谈话。谈什么，胡没有说。据胡耀邦女儿满妹的著述，华找胡耀邦谈的是请他出来工作的事情。满妹回忆，抓捕“四人帮”后，经叶剑英提议，华国锋亲自登门看望胡耀邦，请胡到中央党校工作。胡婉拒了，华登门无果。1977年2月26日，华再次邀胡到中南海商谈工作问题。这次是华国锋、汪东兴一起同胡耀邦谈的，华告诉胡：中央党校即将恢复，请胡去党校主持工作。胡仍不从，后来是叶剑英出面，胡才答应。

还比如胡绩伟的出山。胡在自述中说，他回到人民日报社担任总编辑，就是华国锋亲自找他谈话的。胡“文革”前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文革”中作为“走资派”打倒。1975年，胡到国务院政研室工作，没有安排任何职务。1976年10月底，经人举荐，华专门找胡绩伟谈调回人民日报社工作一事。胡以能力差、不能胜任为由推辞。据胡回忆：“华国锋笑着对我说：‘你能力差？你难道还不如那个草包总编辑（指《人民日报》前主要负责人鲁瑛——引者注）高明？’华国锋是老实人，说的是真心话，他的激将法对我还真起了作用。我不服气地说：‘当然，我比他高明！’华说：‘他干得了，你干不了？’我无言以对。华说：‘好，中央决定让你回去，明天就去报社上班！’我只好服从。”

再比如张爱萍的任职。据张爱萍之子张胜记述，张爱萍的复出是华国锋亲自召见谈话的。华告诉张爱萍:专委（指中央专门委员会，此为领导原子能工业的中央机构——笔者注）现在由他来接，华和叶帅商量过了，相信张一定能把“两弹一星”抓上去。华还说，通过1975年，他就看出张爱萍来了。张胜还记述了华对张爱萍一番颇为坦诚的谈话。

胡绩伟、胡耀邦、张爱萍都是“文革”初期被打倒的“走资派”，胡耀邦、张爱萍还在刚刚过去的“批邓”运动中被诬为邓小平的“黑干将”。华以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或登门，或约见，求贤若渴，一片诚心，不仅没有“阻挠和拖延”，甚至也看不出“不积极，不热情”。

1977年，一批曾经被打倒或受冲击的资深官员如胡耀邦、罗瑞卿、吕正操、万里、任仲夷、陈丕显、张劲夫等，重新进入或首次进入中央委员会；聂荣臻、徐向前、乌兰夫、赵紫阳、方毅、耿飙、余秋里、张廷发、彭冲、陈慕华等再次或首次进入政治局，同中央主席华国锋也不会没有关系。

平反冤假错案，华国锋也不是毫无作为。据图们、祝东力的著述，内蒙古最大的冤案“内人党案”的复查平反报告，就是华国锋亲自修改和审定的。报告送上去之后仅过四天，中共中央就做出批复正式平反，而中央的批示也是华国锋亲拟的。据曾志的回忆，胡耀邦在中组部召开冤假错案的案例座谈会，也是华国锋批准的。材料显示，汪东兴阻挠胡耀邦复查、平反历史案件，不交出中央专案组的全部材料，华国锋曾指示中央专案组转交全部材料给中组部。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继续提“以阶级斗争为纲”，肯定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这也被认为是华国锋的一个错误。华的确维持了这些口号，这表明他没有、至少相当程度上没有脱出毛晚年意识形态的窠臼。但是，通观华的政治实践，事情同样不像人们批评的那样简单。

华的方略是“抓纲治国”。“纲”是毛泽东的语言，指的是“阶级斗争”。不过，仔细考察，华说的“阶级斗争”不是泛指，而是特指“揭批‘四人帮”。《人民日报》称：“我们当前的主题，当前的纲，就是深入揭批‘四人帮’。”而且，华“抓纲”的目的在于“治国”，他借毛泽东的话，特别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976年10月26日，华在中央宣传口会议讲话：“在批‘四人帮’中要贯彻主席说的‘抓革命，促生产’，过去‘四人帮’谁说‘抓生产’，他们就说‘唯生产力论’……我们现在要好好‘抓革命，促生产’。”11月5日，华在国务院财经工作会议强调“把暂时的困难渡过去，而且要把群众生活搞得更好”，要求“注意群众生活要搞好，市场一定要搞得更好，不要搞得乱七八糟”，嘱咐“明年市场要安排好，元旦、春节要安排好一点”，“轻工业这两个月不要放松”；还提议明年要解决工资问题。12月，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这是“文革”之后的第一个全国性会议，主题是恢复和发展农业。华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发展经济的问题：“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前提下，生产发展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四人帮’把这个叫做‘唯生产力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对广大工农劳动群众的污蔑。”华对发展生产力作了正面肯定：“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粉碎‘四人帮’这场大革命，清除了破坏生产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大祸害，被‘四人帮’长期压抑的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生产积极性迸发出来，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大有希望了。”充满浓重意识形态色彩的语言，透露出来的却是“抓生产、抓生活”的意向。

仅以1977年到1978年召开的一系列全国性会议为例：1977年3月全国计划会议，3月中央工作会议（议题之一是商定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4月到5月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11月到12月全国计划会议，1978年2月到3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议程之一是讨论《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3月全国科学大会，4月到5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6月到7月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7月到9月国务院务虚会；还有这两年召开的行业性全国会议，如全国石油企业工业学大庆会议、全国化工和炼油企业工业学大庆会议、全国煤炭工业学大庆赶开滦会议、全国铁路工作会议、全国冶金工业学大庆会议、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中国科学院工作会议，无一不是以计划、生产、科技、教育、财贸为主题。

抓捕“四人帮”之后，华即重申“四个现代化”。20世纪实现“四化”，是周恩来在1975年四届人大再次提出的目标，但在“批邓”运动中遭到批判，张春桥甚至称“四化”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四化”一时成禁区。华即位时，1976年已将过去，距离世纪末不过二十三年。华感到了紧迫，一再提出加快步伐，要求拟定实现“四化”的三步计划。其关注点和志趣所在，显然在经济恢复和发展，而非“阶级斗争”。事实上，华主政两年，除了揭批“四人帮”运动，没有搞过任何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政治运动。1978年11月10日，华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始的第一天，即宣布：“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公开资料看，这是最早和最为明确的“重点转移”的提法。

压制“真理标准”讨论？

压制“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被认为是华国锋的又一大错误。笔者阅读相关材料和著述，发现大多也是讲的汪东兴，涉及到华国锋则语焉不详。

对“真理标准”讨论，汪东兴的确是压制，许多材料可以证明。华国锋与汪东兴不同，充其量是不积极，现有的材料很难看出他“压制”了这场讨论。这恐怕与华向来对意识形态问题谨慎有关。华从地方到中央，长期从事政府工作，曾分管文教、农业、财贸、科技，事务性特点突出而意识形态色彩较淡。1970年代，毛泽东曾提醒华：“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要抓路线。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为什么。”这大概可以算作一个佐证。

“文革”结束之后，理论界逐渐提出许多问题，议论蜂起。1978年4月7日，中宣部负责人向华国锋等人汇报。对理论界的动向，华表示：现在议论多，思想活泼，知识分子从“臭老九”变成了“香老三”，又一步登天了，成了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汇报中，中宣部负责人希望华讲一讲有争论的理论问题，华却表示：“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我们讲早了不好。一些问题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我讲早了不好，认为党中央主席讲了，大家就不好说了。中宣部负责人再次请华讲一讲争论的问题，华仍坚辞：具体争论的问题，思想不一致，讲早了不好，思想问题有针对性的可以讲一点。从谈话看，华不同意由他本人出面对理论问题匆忙表态；而对理论界的争论，华并不反感，甚至还主张“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其态度不可谓不开明。

1978年5月11日，“实践标准”文章发表，华刚刚回国（5月4日至10日访问朝鲜）。据华本人说，因为有许多事情急待处理，没有顾上看。6、7月间，华听到关于这篇文章的争论情况，才知道对文章有不同看法。华国锋后来说：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议过这个问题，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没有去研究。“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应当包括华国锋。一些文章称，华曾经对个别人打招呼，不要对“真理标准”讨论表态。即使属实，至多是华过于谨慎，不想对理论问题表态而已，与汪东兴的压制、指责不可相提并论。

胡德平最近发表文章，称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展开，“不能不说这和当时特殊时期的党内民主生活有关”，“华国锋同志的克制、宽容态度也是相当重要的”。胡提供了胡耀邦1978年8月18日在中央党校的一段谈话：“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胡德平评论：华国锋同志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处于最高领导地位。他认为党内有思想分歧，应强调团结；党内分歧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斗争，他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是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他更没有暴怒、不计后果地把形势搞乱弄糟。

笔者所见的一则史料显示，华国锋不仅“克制、宽容”，而且不赞成戴政治帽子的做法。1978年7月4日，华同胡耀邦、谭启龙谈话，谈到肃清“四人帮”流毒，华说：“狠抓肃清流毒的问题。这是思想认识问题，人民内部问题，但一定要肃清，要整风。现在有一种苗头，动不动就说矛头对准谁，就说你要砍旗子。这样说，你叫人家怎么办呢？胡耀邦说，我们搞‘四不’（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引者注）。有人爱整人，结果整到自己头上。”“砍旗”是反对者给“实践标准”文章扣的政治帽子，华的反感溢于言表。这一番话，对着“实践标准”文章的组织者胡耀邦讲，不说是对胡的支持，至少不能说是“压制”吧！

事实上，“实践标准”文章发表之后，一些官方主要报纸和学术刊物非但没有停止反而继续发表相关文章，地方官员纷纷表态支持，倒是反对的观点在公开报刊上鲜见。如果华真要“压制”，以他中共“第一号人物”的身份，“真理标准”的讨论也许更加曲折。

“洋跃进”？

“洋跃进”是指斥华国锋的又一个错误。“跃进”在1980年代以来是个贬词，“跃进”再戴个“洋”的帽子，更有些挖苦的意味。

所谓“洋跃进”，指的是在引进国外先进设备、技术和国外资金方面，贪多求快，超出国力，类似1950年代的“大跃进”。关于这一点，当事人和研究者迄今有不同看法，赞成和反对的观点兼有。作为学术问题，这本来是可以讨论的。不过，姑且不论当年引进的是非得失，至少应该先弄清事实。

就中共高层而言，大多都赞同扩大和加快引进，而最积极者是华国锋和邓小平。这里仅举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到1978年五届人大前后的材料说明。

1977年7月，国家计委报送了一个65亿美元的引进方案。7月26日，政治局听取国家计委汇报。邓小平提议引进还可以加一点，譬如搞100亿美元也是可以的。他的想法是，多出石油、煤炭和轻工业产品，换取外汇，多引进设备和技术。叶剑英当即赞成，说“不算多。投信任票。”华国锋、李先念也都表示赞成。会后，引进规模扩大到150亿美元。

10月18日，华在国务院会议上透露，中央常委开会提出速度是否搞快一点。邓小平说：我也有这种想法，是否把石油搞快一点，换回材料设备，把速度搞快一些。

11月18日、23日、25日，政治局三次听取国家计委的汇报，肯定了计委修订后的方案。邓小平说：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速度来逼一下。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我们需要有这个雄心壮志。对引进150亿美元成套设备，邓认为没有什么危险，再过两年，也许可以再多些。华国锋同意邓的看法，肯定国家计委的这个计划是积极的，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

1978年2月9日，政治局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一个突出议论的话题是加速和扩大引进。邓小平认为：引进技术的谈判，要抢时间；对共同市场，也要迅速派人去进行技术考察，几百亿的长远合同要考虑；要进口大电站、大化工设备，不怕冒头。还说：步子要快一些，政治局今天可以下这个决心，试一试，不行也不要紧。叶剑英说：我们要在二十三年内完成四个现代化，这是全世界都关心的问题。干劲要鼓足，气势不可怕。把积极性调动起来搞社会主义建设。要把我们的建设速度加快，再加快。华国锋赞成，说：180亿元的进口，可以一起谈。

3月13日，政治局再次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引进新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的汇报。邓小平说：引进这件事肯定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要缩短从谈判到进口的时间。如果一个项目能缩短半年，早投产一年半载，就把钱赚回来了。华国锋说：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装备，是加快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小平同志1975年说这是一个大政策。粉碎“四人帮”以后，提出了65亿美元的方案，现在看不够了。华还说：引进也要有个长远打算，至少要有八年的打算，但是不定死。国际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不断变化，要加强调查研究，统筹考虑。华说：八年引进规模180亿美元，也可能是200亿美元。

4月19日，政治局听取国家计委等五部委关于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汇报。邓小平说：今后八年对外贸易中的逆差，可以吸收外汇存款解决，不仅可以从香港吸收，还可以从欧洲吸收。政策放宽一点，可以多吸收一些。邓明显流露出不满：扩大进出口贸易问题，我已经说了多次，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做得快一些好一些。政策上大胆一点，抢时间进口设备，是划得来的，得到的比付出的利息要多，问题是善于去做。目前的时机是有利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思想解放了，可以拿资本主义国家行之有效的办法为我们所用。要想一想，现在思想解放得够不够，到底还有什么障碍，看看上层建筑、生产技术方面存在什么问题。有些事情不能总在北京转圈子，一拖就一两年，要尽快研究解决。华国锋说：我同意小平、先念同志的意见，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放手一点。华再次强调了速度问题：我认为还是要考虑争速度问题。西德、日本战败后，十多年就上去了，要研究他们的经验。我们要经过二十三年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真正动脑筋，想办法，争速度，这里就有一个引进的问题。太急了不行，慢腾腾也不行。后来的“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即由此而来。

材料显示，即便是“洋跃进”，也不是华一个人的主张，高层都同意，邓小平恐怕比华国锋还要积极。无怪乎邓后来不赞成批“洋跃进”。最近发表的叶选基的文章提供了一个情况：邓小平后来说不要再提“洋跃进”了，与（19）58年的“大跃进”不是一码事。在叶选基看来，这实际上为华国锋犯的所谓“洋跃进”的错误平了反。胡耀邦的评论比较公道：“经济问题，我们也是有错误的，一个是高指标，一个是大轰大嗡，主要是一九七八年。我觉得，这个问题，国锋同志是有一份责任的。但是，我的意见，当时指标是中央全会讨论了的，大家都举了手的，我也是有错误的，因为当时我是中央委员之一，我也是吹过的。”“经济上的严重失误、严重错误，我的意见，不要把主要的账算在国锋同志身上”。经济工作有没有错误、有多大错误，见仁见智，尽可讨论；不过，胡耀邦说“大家都举了手”、责任不在华一个人，却是不争的事实。

被忽视的“滥觞”

谈到改革开放的历史，很少有人提到华国锋。这也是一个误解。

1977年5月，华国锋在一篇文章里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会使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完善的地方暴露出来，唤起人们去加以改革。”这恐怕是华国锋在抓捕“四人帮”之后最早一次公开提到“改革”。当然，这是秀才班子起草的稿子，属于官样文章，源自主流意识形态理论的逻辑，未必能反映华的真实认知。

资料显示，华的改革意念不是因循某种“理论”的结果，而主要受国外经验和国内现实所激发。如前所述，华非常重视国外设备、技术和资金的引进，而且极力主张扩大和加快引进。但华并没有将引进局限在技术和物质的层面，而是同时倡导研究国外的经验、效仿国外的先进事物。他“主张出去看看，开开眼界”，还说这样“有好处”。在长期形成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氛围下，这种主张在当时是相当开放的。华心里清楚：“过去这个话不能说，一说国外先进，就说是崇洋媚外。”

在对外交往方面，华尤其不是一味僵化、墨守陈规的领导人。1977年，华国锋邀请南斯拉夫总统、南共联盟总书记铁托访华，这在当时是一个颇具勇气的决策。自1958年始，中共就一直视南斯拉夫为“现代修正主义”，并且第一个中断了同南共联盟的关系。据曾任中联部部长的朱良的文章，虽然1975年毛泽东一度称赞铁托，并托来访的南斯拉夫总理比耶迪奇向铁托转致问候，两国紧张的关系有所松动，但是铁托访华涉及是否恢复两党关系的问题。中共内部有一种意见认为，反对南共联盟“现代修正主义”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不能否定。当时，中联部部长耿飙、副部长李一氓思想比较解放，而“中央领导同志的思想更解放”。笔者猜想，朱良所说的“中央领导同志”，当指、至少包括华国锋。当年8月，铁托来华访问，获得极大成功，两党关系的恢复进入快车道。1978年3月，中共高层派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的党的工作者访问团出访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据朱良文章，访问团回来后向中央报告，否定了过去中国党给南斯拉夫加上的“修正主义”罪状，肯定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南共联盟是马列主义政党，并就恢复两党关系的方式和华国锋访南提出建议。6月，中南两党正式恢复关系，南共联盟成为第一个同中共恢复关系的“修正主义党”。8月，华国锋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自1957年以后，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出国访问。

华国锋还特别关注同西方的交往。据胡少安著《项南传》，1977年初，项南向华国锋汇报考察美国农业机械化的情况，谈到美国“三大差别”比中国小、应该借鉴资本主义先进经验时，华“内心有所触动”，表示相信项南所说。1978年5月，华亲自提议派谷牧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时，有关部门还派出了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日本、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考察香港和澳门。在华和高层推动下，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纷纷组团出国考察，1978年形成当代中国最大的一次出国考察潮。

出国考察产生的效应，绝不仅仅是签订引进合同，而是给中国提供了现代化的参照系。反馈回来的信息，使华初步了解了西方和世界。中国与西方和世界的现实对比，强化了华的紧迫感，从而催生改革的欲望。

据朱良文章，华了解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的对外经济合作完全放开，搞补偿贸易，吸收外国投资，合作经营，生产协作等等，看来也没有损害国家主权；华说：看来我们吸收外国贷款“似无不可”。南、罗同中国的同类工厂、企业比，规模、设备都不如中国，但效率比中国高很多，企业还挤出一部分产品出口换外汇，而中国的企业权利太小，经营管理有问题。我们关门自己搞，既不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又由国家垄断出口，企业产品不能进入国际市场去接受外国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裁判。印象最深的，是南斯拉夫的农工联合企业，不仅搞农、牧、畜，而且搞加工，还有自己的销售网点。华还要赵紫阳到四川搞一个、北京搞几个这样的企业。华认为，这次访问很大的成果，是开阔了眼界，有助于解放思想，找到了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差距，我们要争取时间赶上去。

1978年6月30日，华主持听取谷牧的汇报，三番五次谈到改革：“考察了这些国家，对我们有启发。外国企业管理确实有好经验值得借鉴。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确实不适应，非改革不可。”“上层建筑，很多东西要改进。我们出个国，办手续，快者三个月，慢者半年。这样的上层建筑不适应，要大胆改革。”华很感慨：“不看先进的东西，不比较，就容易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让华痛心疾首的是：“这不是个别现象、局部现象，是带普遍性的。这样能加快速度？”华看到“问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落后”，“我们是有个思想束缚，要加快建设，我们本身有个学习问题”，所以要求“思想再解放一点”。这种源于经验的改革意识，比某种“理论”更实在，也更具张力。

关于改革的指向，华当时比较关注的是机构和人员的精简、企业管理、干部考核、分配政策等等。同改革的内在需要相比，这些改革也许还是零星和浅层的。但改革本来就是一个渐次推进、梯度升级的过程，“其始也简”。因为其简、其浅，就忽略它作为滥觞的意义，恐怕是历史虚无主义。何况，当时人们对改革和开放的认知，大体也都是在这个层次上。值得注意的是，华这时提出“警惕片面强调集中统一”，“搞经济工作要掌握经济法则”，“要利用价值法则，加快资金周转”，“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计划为主，也要利用价值法则”，也多少显露出经济改革后来的纵深走向。

当然，华所认知的改革和开放，在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都无法同后来相比。但是无论如何，应该肯定，在其主政的时间里，开放和改革已经提上了日程。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召开了两个多月的务虚会。这个会议正是华国锋听取谷牧汇报后提议召开的，会议的主题就是改革、引进和开放。与会的于光远后来评论：“这次国务院务虚会起了开拓视野启发人们思想的作用。我认为，说我们党正视经济体制中的问题，重视改革，发轫于这次务虚会，未始不可。”

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最为民主的一次会议。但对华国锋来说，这次会议成了他政治上的“滑铁卢”。高层权力的核心事实上发生了转移，从华国锋移向了邓小平。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与会者对包括“两个凡是”问题在内的批评，尖锐而激烈，直指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包括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也间接触及华国锋本人。华没有采取压制和对立的姿态，反而肯定“这次会议发扬民主，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样敞开思想讨论问题，是很好的”。华虽然没有直接受到批评，却在“两个凡是”等问题上主动承担了责任，表示“我应该作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表现出包容、厚道、民主的精神。会议的最终结果，同华不无关系。

然而官方极高评价三中全会，却从不提及华的作用。倒是与会的两位“实践派”人物多年后的回忆，有了一些公道的评论。胡绩伟在著述中称：“他（指华国锋——引者注）对于自己的这个重大错误（指‘两个凡是’——引者注），是在党内作了自我批评的”，“他的态度比较温和，为人比较厚道，处事比较谨慎”。胡还称华“是我党历史上一位比较开明比较民主的领袖”。于光远在著述中说：华国锋“自始至终主持了这次会议。在建设问题上他是积极的、主动的，很愿意多讲。可以看得出他是希望能集中地讨论开幕会上提出的那三个议题（指‘重点转移’、农业问题和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引者注），他也努力去引导这样的讨论。对会议提出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提出解决许多重大的冤假错案，会议提出‘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这样的问题，我认为他是有精神准备的。有两点可以证明，一是他在闭幕会上没有再提‘两个凡是’，没有再采取引用‘最高指示’这种方式来讲话，让出席者更加讨厌甚至激怒许多出席者；二是他批准北京市常委扩大会上对‘天安门事件’讲一篇与自己在1977年3月工作会议调子很不一样的话，想争取到一些主动。整个说来在这些问题上他是被动的，但是他并没有硬抗，虽然不可能彻底转变，但一直采取考虑大家意见甚至接受大家意见这样一种态度。会议开得比较顺利，他这种态度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中共历史上，华国锋不算是强势政治领袖。他主政的两年多，高层权力核心经历了两次变化：一次是毛泽东逝世后最高权力真空的填补，一次是从他本人转移到了邓小平。经历如此大的变局，中国大陆却保持了平稳和安定，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新的震荡，并且开始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和转型。其中的原因自然不是单一的，而华国锋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因素。这种经验告诉人们：一个社会的深刻变化和转型，未必需要强势政治领袖。

最大的错误

同任何历史人物一样，华国锋的政治实践也是复杂的、多面的。这里不多作详细叙述和分析，只想指出一点：华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即1977年对所谓“反革命谣言”的处置。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民间自发举行了声势不小的纪念活动，一些地方出现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追究吴德、陈锡联、吴桂贤等人责任的大字报，令高层异常紧张。华国锋当即指示“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并亲自签发通知，要求各地了解“有没有出现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大字报、大标语以及政治谣言的情况”，报告中央。按照这个指示，1月份，北京市和一些地方逮捕了一批所谓“谣言制造者”和“反革命分子”。

1977年2月8日和22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即中发1977年五号文件），批转《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即中发1977年六号文件）。两个文件认定，“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攻击和污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标语、大字报。现在社会上还流传不少政治谣言”，“政治上十分反动，恶毒攻击一些已经去世的和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妄图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要求“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

华国锋本人就亲自批发了北京市关于“李冬民事件”的报告。李冬民系北京重型机器厂工人，时年32岁。1976年，李曾参与“四五运动”，写大字报对“批邓”表示不满。1977年1月8日前后，李和十多位年轻人在北京长安街贴出大标语，要求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李的活动被北京市公安局跟踪，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武断地认定李是借纪念周恩来，以天安门事件做文章，“阴谋策划先提‘保邓’口号，让邓出来工作，然后宣布打倒‘四人帮’是右派政变，打出保王洪文口号，号召推翻以华主席为首的搞‘右派政变’的党中央”。2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将李冬民逮捕。28日，北京市委给中共中央上报《关于一个反革命集团案件的情况报告》。3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华国锋决定将这个报告及所谓“罪证材料”作为会议文件印发（1980年李冬民获平反）。

各地奉五号、六号文件的指令，进一步追查、逮捕“谣言制造者”，立案审查，判刑收监。此后，一些地方和部门又逮捕了一批人。有关逮捕的准确数据，迄今未见官方公布的材料。更厉害的是，3月28日，国务院发出三十号文件，要求“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要坚决杀掉”。据一些材料显示，抓捕“四人帮”之后，全国处以死刑的所谓“反革命分子”达44人（还有两种模糊的说法，一说四十余人，一说五十余人）。这些案件有些是“文革”中立案、“文革”后才审判的案件，最著名的个案是王申酉案件和李九莲案件。王、李都是“文革”中被捕，1977年4月、12月先后以“反革命罪”执行死刑的（均于1981年平反昭雪）。王、李案件的最终判决，都同五号、六号和三十号文件有关。

华和高层的处置，自然是出于对可能发生的政治动荡的忧虑。对于民间舆论和自发活动的应对，如果只是采取意识形态的手法（如宣传“两个凡是”），充其量不过是政治上的失策；一旦动用司法手段，尤其是开杀戒，则不能不铸成大错。

深究起来，这个错误的根源并不在华国锋，而在于长期的“专政”制度和传统。“文革”时期的“恶攻罪”，将以言定罪推至登峰造极。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其中第二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这项根本没有经过立法程序规定的“罪名”，完全违背了宪法关于公民言论自由的规定，其内涵和外延又毫无界定，可以任意解释和放大，实际上成了政治斗争、派系斗争的工具，导致了难以计数的冤假错案。1977年“打击政治谣言”的后果，当然不能与“文革”相提并论，但是手段却沿袭了“文革”，只是把“攻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罪名换成了“攻击毛主席和华主席”。从性质上说，这是“专政”制度悲剧的重演，而这一点才是最应该反思的。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原载《往事》第七十四期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作者：韩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