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大梦初觉大跃进和农民行为（下）|高王凌

大梦初觉——大跃进和农民行为（下）

这一部分的内容，将主要集中于1959—1961年，包括“继续跃进”、“三年困难”，以及这一时期的农民反应。“战争”已到了如此惨烈的地步，农民为了求得生存，使用了除起义造反以外的形形色色的手段，它使这一反抗带有了不同寻常的意味，也显得格外正义和悲壮。由于种种原因，本文不可能全面描述出这三年的实际情况（特别是有关大饥荒的情况），资料的缺乏本身就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但从本项研究的主题出发，最重要的可能不在这里，而是努力探索农民在各个方面的反应，哪怕它仍不够全面。

在前一个部分我们曾强调1958年的特殊意义，确实，由于“纠偏”的存在，“大跃进”这几年的历史似乎被割断了，但在读过本章之后，不难看出，1958年和1959—1961年这两个时期，其实还是一段历史。

如同前一部分，本文首先叙述这一段历史的简要过程和主要事件，然后再依次讨论农村情况和农民反应。

一、继续跃进和三年困难

1）庐山会议和“反右倾”∶

1958年，共产党企图在农村建立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一方面是为了迅速向“理想社会”过渡，另一方面则是为经济上的“大跃进”服务。这种组织以“公有”为原则，以行政命令之下人员和物资的集中使用和无偿调拨为方式，以尽量缩小乃至铲除个人权益（所谓“资产阶级法权”）为底里，因而立即演化为“抢产共产”，它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经济目标，也引起了农民的“坚决抵抗”。“纠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纠偏的目的是纠正偏向，以利再战，并不是要取消“大跃进”。因此，到1959年年中，中共中央决定“停止后退”，1随后在庐山召开会议，准备由批“左”转为赶快抓1959年的“跃进”。2“纠偏”只是承认工作中存在着一些偏向，并不意味着有什么指导思想上的问题，因此它的作用只能是有限的。例如对“共产风”的纠正，实际上远非如想象中的那么彻底，若干省份连中央的有关指示都没有传达，甚至把它认作“反面材料”；3对形势的认识，也存在很大分歧，如在庐山会议前，毛泽东以为问题都已解决了，只剩个尾巴；因此说会前走了四省，是“天下太平，四方无事，情况很好”。4因此无论如何，庐山会议都不可能解决多大的问题。5正是有鉴于会议不能正视和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那些严重的问题，彭德怀写了给毛泽东那封著名的信，从而引起了轩然大波，改变了会议的进程和方向，导致了“反右倾”的出现。

彭德怀的信讲出了许多实际情况，揭露了一些问题，有的还是很尖锐的。其目的在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6但是毛泽东却把它看做了对他的冒犯，是动摇三面红旗，有损于他的权威和革命理想的实施。7其实在彭的信中，有许多问题还没有写到，如相当多的地方还在搞大兵团作战，不分强弱，不计报酬；由于拆房建居民点，有些群众无处栖身；不少地区抢着实行“园田化”，加上农村劳力极端不足，全国春播较1957年减少9000万亩，以及市场紧张，……等等。8这些绝不是什么“鸡毛蒜皮”或“一个指头”的问题，由此可知，这一事件虽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大的争论的发生，确是迟早难以避免的。9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被定性为“反党集团”。随后在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中，一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到批判和受到组织处分。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在这次运动中被重点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如果把不脱产干部和群众也包括在内，全国估计总有一千万（远远超出了“右派”的人数）。这些大都是敢于讲真话、敢于反映实际情况和提出批评意见的人。

2）继续“跃进”（大跃进的第二回合）∶

庐山会议的结果，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同时重新吹响了“跃进”的号角。彭德怀在当年的笔记中曾写道∶“它将要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引起更加严重的比例失调，甚至引起党内外一段时间内的混乱，影响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后果！”事情的发展竟完全证实了他的忧虑。继续“跃进”首先表现在高指标上，其中尤以钢铁“一马当先”，其次则是粮食、煤炭等。钢，在1958年仅生产了800万吨，为北戴河会议确定指标的75%.拟定1959年计划时，钢由3000万吨的高起点，逐步压缩，减至1800万吨，4月调至1650万，5月压到1300万吨。实际产量达到1387万吨。1960年的计划，由于受到“反右倾”的影响，许多人头脑再度发热，指标无法调整，由庐山会议的1840万吨，到1960年初，修改为三本帐，即1840万吨，2040万吨，2200万吨；要求确保完成第二本帐，争取实现第三本帐。钢产量一变，冲乱了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全国又掀起了保钢、保煤、保运输的“跃进”高潮，造成经济生活的更大危机。当年钢产量达到1866万吨。1961年计划生产钢2010万吨，1961年6月调低到1100万吨（估计至多能完成850万吨）。所以说三年大炼钢铁，始终没有放下“跃进”的架势。重工业的“单兵突进”，使轻工业生产急剧下降，而遭到最大破坏的是农业。粮食，原公布1958年产量7500亿斤，庐山会议修改为5000亿斤；1959年指标也由10500亿斤，调为5500亿斤，当年实际产粮3400亿斤，虚报为5400亿斤。1960年指标，庐山会议确定为6500亿斤，以后减至6000亿斤，实际产粮仅2870亿斤。1961年计划产粮3900亿斤，后调高为4100亿斤，当时预计只能生产2700亿斤。尽管到1960年中央同意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即以调整为中心，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失衡的比例关系，巩固生产建设取得的成果，充实新兴产业和短缺产品的项目，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但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统一了全党的认识，“西楼会议”下了退够的决心之后，才真正开始扎扎实实的全面调整，“八字方针”方落到了实处。庐山会议之后，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之下，各种“大办”一拥而上，如大办钢铁，大办粮食，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大办城市人民公社等等。由于各种“大办”，庐山会议前有所收敛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又大刮起来。平调范围，从土地、粮食、房屋、生产工具、劳力以至生活家具，无所不有；平调单位，省、地、县、公社和生产队，一级比一级利害。人民公社刚成立时，发生“共产风”的主要契机，如果说是“一大二公”和平均分配，第二次郑州会议确定三级所有体制后还继续刮“共产风”，主要契机则是急于过渡。因为它没有改变原有三四年、五六年或更多时间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观点，而且强调“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就在于不断壮大社一级经济。所以会后不久，特别是庐山会议以后，不少地方就开始制定过渡的规划。1960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更提出了限期（八年）过渡的要求。会后各省开始试点，有的要求“六零年试办，六一年大办，六二年渡完”，并产生迟早要过渡，因此“早过渡比晚过渡好”，以及平调“没有什么”的思想。16据1961年8月统计，几年以来全国平调物资折款总值为250亿元。如按当时乡村人口计，平均每人49元（1961年农民平均消费水平仅为68元）。1960年11月中央指示彻底纠正“五风”，在所附湖北省有关报告中指出，“共产风”从1958年下半年以来，虽然年年在处理，但始终没有停止，还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刮，而且越来越严重。据湖南某地统计，如果以三年来平调这个公社农民的财富总额为100，则各时期所占的比重是∶公社成立前为6%，公社建立到第二次郑州会议前为48%，1959年其余时间为20%，1960年为26%，也就是庐山会议以后约占平调总量一半。事后毛泽东说∶庐山会议的估计不灵了。当时认为一年之内形势可以好转，以为右倾压下去了，“共产风”压下去了，加上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共产风”比1958年刮得还利害。反右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有天灾又有人祸，我们工作上的错误，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调劳动力过多。

3）三年困难∶

正如“大跃进”在时间上是指1958—1960年，“三年困难”主要是指1959—1961年，但它的定义并不十分明确。从一般认识来说，它主要是指农产品的提供和人民生活这一方面而言。

从1959年始，农业生产连年下降，例如粮食产量1958年估计为4000亿斤，比1957年增加2.5%（当时以为有7500亿斤）；1959年下降为3400亿斤，1960年为2870亿斤，年平均递减15%，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现象；1961年有所回升，产粮2950亿斤。在1960年，农牧业产品的产量大都退回到1951年即建国初的水平（油料作物仅及1951年的一半）。在主要农产品严重减产的同时，征购量却有了大幅度的增长，1958年为1175亿斤，1959年1348亿斤，1960年1021亿斤，分别占总产量的29%、40%和36%.粮食库存量，到1960年末降至573亿斤，比1955年减少29%.出现了严重的全国性的粮食危机。大跃进的损失，又不仅在于农业和粮食，而是及于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如轻工业生产的下降，以及山林大破坏等等，据统计，大跃进期间的损失共约1200亿元，人均近200元。造成生产严重下降的原因，在农业方面，据说主要是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摧残，没有心思生产，生产力遭到破坏，劳力外流，农具损坏，疾病流行，土地耕作粗放或大量荒芜。例如，1958年秋种面积比上年减少20%（11000万亩）；1959年约有30%的春播地缺少底肥，全年粮食播种面积比上年减少17400万亩；1960年比去年少播冬小麦8300万亩，而且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板茬下种和未施底肥，或下种量偏低和下种失期。至于1959—1960年的自然灾害（成灾面积55200万亩）等，与各种人为因素相比，只能说是一个较为次要的原因。大跃进时期，粮食征购量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与1957年比较，1958－1960年分别增加了197、342和61亿斤；而农业销售量增加很少，它们分别增加51、104和103亿斤。农村粮食的输出量，分别为708、799和520亿斤；与1957年比较，1958和1959年分别增加147和238亿，1960年减少42亿斤。粮食进出口，1958—1960年分别出口65、95、20亿斤，较前几年有较大幅度的增加，直到1961年才开始进口（94亿斤）。粮食库存，1958—1959年基本持平（略低于1957年水平），所谓挖库存若干，皆因出口所致；1960年挖库存较多（176亿斤），主要用于国内需要（以上皆为贸易粮）。24在三年困难以前的5年，全国乡村人口平均粮食消费量为396斤（不计自留地粮），由于以上种种原因，1959—1961年依次下降为366、312和308斤，平均330斤，减少了17%，因为取消了自留地，农民口粮实际下降的幅度较之更大。如以1960年与1957年比较，全国人均年度口粮减少了182斤。上述情况，到1962年才开始好转。

根据现有人口统计，1958年全国人口为65994万人，比上年增加2.22%，已较前几年增长率为低。1959年为67207万人，1960年为66207万，1961年为65859万，累计减少135万人。不过，以上这几年的人口统计数字是不真实的。如据《当代中国的人口》披露，1959年数字是浮夸风盛行之下有意多报的结果；1960年人口减少实际比1000万还要多（也不可能是整整减少1000万人）；1961年人口据1964年普查资料回推，应当是64508万人，比原统计数少1351万人，这样三年累计减少数则为1486万人。如果考虑进人口的出生、死亡和由此决定的人口自然增长情况（这与前几年相比也有很大变化），这一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当有数千万之多。另据对农业劳动力的一项统计，1961年比之1957年，农业劳力即减少了2000万个。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实际上从1958年就开始了。如前所述，1959年初发生了严重的春荒。据说，1959年初河南豫东五县及开封地区已饿死数万人。4月，毛泽东批转了名为《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的文件。不久又了解到，河南春荒已在全省范围内停止发展；河北春荒停止发展，但还未从根本上缓和下来；山东农民外流已经停止，浮肿病开始下降，一些地区春荒还在发展。这时，许多省出现成片地区挨饿甚至死人的情况。山东、安徽、湖北、甘肃、云南等省比较严重，广东、山东有的地方还发现了抢粮事件。随即在若干地区发生了夏荒。到7月份，全国6个月的存粮只有310亿斤。但是在庐山会议上，粮食问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从《毛泽东文稿》中看，会后也不再见有类似的反映（而只有“跃进”的报告）。事后毛泽东说∶农村问题，1959年即已发生，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加重，1960年更严重。饿死人，到1960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但到这时，严重的事件已经发生──1959年底到1960年初这个冬天，可能正是饿死人最多的一个时期。

二、农村境况和农民反应

在“三年困难”时期，农村中最突出的就是粮食和“共产风”问题。庐山会议以后，“共产风”不但没有制止，比1958年刮得还利害。1960年初广东发现，在发展公社经济上，在重复“一平二调”和“共产风”的错误；山东也发现同样的问题，中共中央指出，类似的问题，各地都有，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3410月指出，这一问题在不少地方至今没有解决。在转发的湖北省委的报告中说，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两年以来，“共产风”年年季季在刮，年年季季在处理，可是边处理边刮，一直到工作队进村，有的队还在收自留地。刮的单位，上至省级，下至基层，没有不到生产队刮“共产风”的。刮的范围，大自土地、粮食、房屋，小至镰刀、筷子、夜壶，无所不刮。其中仅刮个人的，就有农具35000件，砖瓦147万块，家具24900件。生产队以下的“共产风”，更是一阵接一阵，干一件什么事情或搞一个什么运动，就刮一次，就是一次大破坏。公社化以来，某管理区全区性的“共产风”就有25次，最严重的是1959年，刮了19次。经粗略计算，每人平均损失50元左右，多的达到100元，相当于一到两年的分配收入。生产上的瞎指挥，也严重到难以置信的地步。公社干部生怕把权力交下去，自己就没有事干，或者就会天下大乱，因而采取了“一刀切”统一指挥的办法，全公社统一行动，要干什么都干什么。在粮食上比较普遍的问题，是购过头粮，有的队把种子都卖光了。在其后发出的材料中说，沔阳县从1958年下半年以来，“共产风”始终没有停止，而且越来越严重。省、县、社、队四级，共圈占土地30000亩，占用社员房屋4400栋，拆毁房屋8200栋，刮大中小农具84900件，各种家具170000件，砖瓦1887万块，调骡马700多头，生猪17900头，粮食119万斤，其中无物可兑部分，共折款276万元。报告指出，刮共产风、瞎指挥、购过头粮、没收自留地的结果，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给生产造成严重的损失。动不动就圈占土地、调走耕牛、拆毁房屋、没收家具，生产不能作主，分配不能到手，吃饭很成问题，这样干法，叫群众那有心思搞生产？那有心思爱护公物、提高工效和细收细打？结果生产年年下降，收入年年减少。与1957或1958年比较，一般都减少20－30%，严重的达到50%以上。37由此可见，“共产风”不仅是为了抢先过渡，也是发展社有企业的需要。它不仅是一种“理想”的追求，也成为一个现实的考虑，否则社有企业就不能“无中生有”，有了也不可能充实。简言之，不“共产”，人力物力资源从哪里来？大办快上如何办到？“优越性”又从何而来？另一方面，它又是人民公社体制“好管理好领导”的必然产物，两者一而二，二而一。对这样一套体制，恐怕不能称为什么“工业方式”，而毋宁说是“官僚式”、“极权式”和“军营式”的。因此要想反掉“共产风”，就不能不痛下决心。这才有了中共中央在1960年11月连续发出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和彻底纠正五风的指示。从此以后，以“共产风”为首的“五风”才得以制止，但它在中国大陆上反复蹂躏，已有两年之久了。

在山西太谷，“共产风”相当严重，从1958年5月以来，大风刮过两次（1958年秋公社化后，1959年反右倾整风后），小风不断，边纠边刮，纠了又刮，几乎每一个运动，每一项工作，每一条战线，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单位都在不同的刮共产风。最主要的有十个方面∶1）1958年春季大搞水利，夏季植树造林，无偿调动劳力，并发动干部、社员投资水利建设公债。2）大搞电气化，积资献宝运动，计有金、银、铜、铁、锡、珠宝、玉器、药、砖瓦木料石、箱、柜、棉布等，无所不包。3）公社化后，搞食堂、“五化”和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有的认为已经到了共产主义，有的实行“天下人民是一家”，吃饭不要钱，有的实行“十大”包干、“八大”包干的供给制，有的实行男女老少分住分吃，说什么“你的我的大家都是伙的”。4）学校大集中，“五化”硬成套，提出七天突击、三天扫尾的口号。5）大讲卫生，大除四害，并在1958年和59年冬季两次大拆民房，大建新村。6）1958年深翻土地和59年秋冬大搞万亩丰产方、万头猪场，调劳力、土地、干部、猪羊。7）在反右倾整风之后，借发展社营经济，大肆平调管区企事业现款、劳力、牲畜、工具。8）抢过渡，急过渡，盲目扩大管理区。……据统计，1958－60年省专县社四级共平调劳动力760万个，土地1万多亩，肥料99万担，车辆3000多辆，大小农具43000件，粮食132万斤，日常用具42000件，灶具26000件，瓜果菜113万斤，款项599444元，占用民房343691间，拆房屋1377间，……共折款8164637元。其中1959年4月以前占49%，1960年4月以前占30%，以后占21%.省、专、县几级单位和公社、管区，分别占16%、28%、26%、18%和12%。据说大队平调多为实物，公社平调多为现金，县以上平调多为劳动力和物资。但是平调退赔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在“问题订证”、“作价合款”、“如何兑现”几个环节上，通常都存在“两种思想和两条路线的斗争”，需经过与“富裕中农”的斗争，才能把问题确定下来。也有些东西并未退赔（如幼儿园和食堂占用的房屋），有的则要到以后“逐步归还”。在安徽凤阳，“共产风”也一直未停。据1961年初的一项统计，全县一平二调的财物共折款732万元，人均27元。结果公社化以后，生产连年下降。如凤淮大队三年来粮食产量从157万斤下降到59万斤，总收入从38万元下降到7万元，人均收入从79元下降到4.4元。武店大队的分值也年年降低，1958年社员人均收入37.7元，到1960年降到4.6元，每个劳动日仅值0.05元。社员说，“当社员不如老母鸡值钱”。1960年凤阳是个风调雨顺的好天气，但由于种种原因，粮食产量仅有9900万斤，比1957年下降了64%，生猪下降44%.同时存在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高指标、高估产和高征购。1957年丰收，凤阳实收产量为2亿斤，1958年却订了8亿斤的指标，1959年更提高到12亿斤，超过上年实产量的6倍。连年减产的实际情况，却被说成是增产，1958、59年产量都虚估为4亿斤。高估产的结果是高征购，特别是1959年，总产只有10960万斤，仅够全县口粮，却征购了5974万斤。结果从秋收结束到12月底的两个多月中，农村中没有供应口粮，造成了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人口非正常死亡是从1958年冬开始的，1959年冬到1960年春，正是全县缺粮、疫病、外流、死亡严重的时候，却错误地认为没有粮食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于是规定各公社每天粮食入库数字，一天报告三次，逼得卖了种子，卖了口粮。搞不到粮食就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大会，进行反瞒产斗争，乱斗硬逼，斗得不狠就是“右倾”。有的公社边斗边打基层干部，层层开会，一直开40多天。干部被斗得无法，造成全县到处翻箱倒柜、东捣西戳、搜查粮食的局面。直到1961年中，查粮翻粮仍没有停止，严重的地方普遍查翻。不少大队口粮标准每天只有2两或3两粮食。43从1959－1960年，凤阳335698名农村人口中，外流的有1万多人，发病的有10万人（主要是浮肿、营养不良、子宫下垂和闭经），死亡现象更为惊人，两年死掉6万多人，占人口总数的17.7%.有两个公社有1／4以上人口死亡，全县死绝8000户，死跑而空的村庄27个。同时，出现了人吃人的事件60多起。群众说∶“日本鬼子来了，我们还可以跑，今年我们哪都跑不掉，活活在家管死了”。从1958年冬，各级党委就成立了“农民外流劝阻站”，配备干部和民兵，极力杜绝农民外流。据说，1958年受灾后，断粮断炊现象日渐增多。1959年元月调查，某些社3／4的户断了炊，并有吃青苗现象发生，许多人到外县讨饭。人们开始吃干菜，把山芋叶、芝麻叶、腊菜叶和胡罗卜缨等全收藏起来，烘、晒、晾、炒，做为代食品，粮菜混吃，低标准，瓜菜代。到了1959年秋季，问题更严重了，一点吃的也没有，天天死人。1959－1960年冬春，有30%以上的人发病，5万人死亡。1960年秋，消灭了夏季传染病后，浮肿病陆续发展到各乡。丢弃小孩的很多。全县17.7%的房屋倒塌了，有29个村庄的房屋扒、拆、倒光。……451960年夏天在安徽亳县，作家陈登科写道，工作队连夜向省里要钱、要粮，长在地里的绿豆和高粱，还没等到成熟就已吃光。一个原有40户人家的村庄，1959年冬去掉十分之三，60年春又去掉十分之六。只一冬一春把好好一个村庄破坏光，院墙倒了，院子里长起蒿子，房子垮下，屋里也长起蒿子，整个村庄全长起这种驴尾蒿。人们好似在蒿子棵里钻来绕去，其实就是社员昨天的房屋大院。在山西太谷，春起大人们到地里去挖野菜，小孩挖不动，就去寻野草吃，趴在地上，象羊儿一样地啃。……在河南信阳地区，农民十室九空，家贫如洗，一个县死亡人口就有10万左右，因而被称之为“敌人的大屠杀、大惨案”。随着农民“产权”和人身权益的被剥夺，和人民公社制度的极权化，干部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实际上，所谓“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生活特殊化风，强半都是针对干部行为而发的。有的地方问题十分严重，把群众当做奴隶，认为不打骂不扣饭就不行，捆绑吊打、扣留关押、扣粮扣饭、罚劳役等，甚至把社员打死、处死。有的私设劳改队，关押外流社员，抓住偷青的小孩、妇女，就毒刑吊打。以致1961年中央试拟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其中有两项规定∶保护人民安全，打人要法办，打死人要偿命；保护人民自由，随便罚人抓人关人搜查要法办。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有一些什么反应呢？

如前所述，1958年“共产风”刮起之后，农民就不怎么干活了。如一律拉平的做法，使许多社员偷懒不去劳动。当时总结归纳有二不高∶社员生产情绪不髙、干部工作责任性不高；四不清∶收的、打的、扬的、扫的不清；十多∶粮食糟蹋多、仓库损耗多、不干活的多、投机取巧的多、私分瞒产的多、农具随便丢失的多、牲畜不加爱护的多、窝工浪费时间的多；七不干∶人不到齐不干、报酬不一样不干、吃的不一样不干、牲畜农具不一样不干、干部不到不干、轻重活不平均不干、土地远近不一样不干，总之是“不干”了。然而这类问题始终没有得以解决，如一直有反映说∶“实行公社化，不分你我他，人都是公家的，一碗稀饭是自己的，谁还烦鸟神，想办法搞生产”？有的社员说∶“多劳不能多得，谁还愿意干”！到饥荒来临之后，生产更处于停止状态，如到地里生产睡觉的多、外流的多等等；1960年的大兵团作战中，有的大队的社员仅6里路就走了3天，消极对抗。后来纠正“共产风”时，有的农民指出，过去就是把人“都弄得糊糊涂涂不想劳动”。这种状况自然极大地影响了生产。例如土地大量荒芜，如1960年山西出现了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草荒现象，6、7月份全省荒地达到600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1／10.在安徽凤阳，据统计，1959年荒田31万亩，占耕地面积的21%，1960年荒田53万亩，占38%.最严重的公社有一半荒田，有的地方荒地连片，甚至6000亩地不立苗，或几里地不种庄稼。插秧失时，种下不管，收割不尽，更是普遍现象。这些都是人为造成的，或是瞎指挥的结果。此外，耕畜、农具大量减少，两年来凤阳全县耕畜减少了37%，剩下的瘦弱不堪，农具则减少了35%，约价值70万元，农具不加管理，损坏、破烂、丢失现象相当普遍。从全国看，1957年以来大牲畜头数连续下降，到1961年6月底仅有6618万头，相当于1950年的水平，其中下降最严重的便有山东、河南、河北、甘肃、安徽等省。上述情况当然不止限于个别地区，例如1959年广东反映，有一半劳动力没有出工，辽宁等地的工效也相差很多，湖南等地消极怠工。湖北沔阳群众从1958年起，就渐渐消极了，经常出工的不到一半，1959－60年继续“拉平”、“充公”的结果，小队把耕牛卖了，农具、家具也烧了不少，一个公社损失的耕畜、农具就价值27万元，用各种方式对“共产风”进行抵制。在这种情势下，群众已没心思再搞生产。在山西，1960年4、5月份，全省参加田间劳动的劳动力大为减少，只有240万“老弱残军”（据说是“女的多男的少，老的多年轻的少，小脚女人多大脚女人少”），仅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8%.58浙江省自公社化以来，公社和县以上的工业企业、基本建设共调用了农业劳动力95万人，还不包括冬春兴修农田水利的200万人。在1960年紧张的春播栽种季节，云南直接投入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全省平均只占总数的50－60%，而且多数是妇女劳动力。在湖北荆门，有的小队只剩下一两个男劳动力。浙江萧山县有个29户人家的生产队，最少时只有2个人出勤。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已无法正常进行。

影响生产的原因还有很多，例如1959－1960年冬春全国水利战线占用劳动力过多，最高额曾达到7000万人，另一方面社办企业事业摊子铺得过多过大，劳力浪费严重，使福建一些地区农业劳力减少1／3左右；一些政策如鸡、猪、蛋的强购，也使群众不愿再喂鸡喂猪，说“还喂它干啥”！据说，1960年底恢复农村几项“小自由”时，发还自留地，农民不要，劝农民饲养家畜家禽，农民就是不听。广东1959年荔枝特大丰收，虽比上年超产3倍以上，上市量却减少了50%，大部分为社员分光吃光，农民已不再象过去那样勤俭节约，滋长了一种不计将来，只顾眼前的大吃大喝的不良风气。这恐怕是公社化以来，分配制度上的供给制和生产生活资料上的公有化不能实施下去的一个原因，也是某些生产品“歧型发展”的原因之一。

这反映在生产上，就是在主要农产品生产严重下降的同时，有一些作物产量却提高了，象广东荔枝所说明的，在全国范围增产幅度较大的，有水果，特别是蔬菜，以及以家庭副业和队办工副业所构成的副业等。如1959年发现，江苏、安徽等地把粮田改种蔬菜，或用荒田种粮，用熟田种植经济作物，以增加小队的收入。黑龙江一些地方“什么来钱多，来钱快搞什么”，用大车猛搞运输。在湖北沔阳，河旁路边，房前屋后，到处种的是洋姜。其实，并不是社员喜欢洋姜，而是为了对付“共产风”所使用的一个“秘密办法”。因为种植小杂粮往往会被没收，洋姜则可以零敲碎打，挖一点，吃一点。实际上，种植蔬菜最主要的作用是为了在大饥荒中，弥补粮食的不足，为此中共中央从1960年也开始提倡多种蔬菜；同时在各类农产品中，蔬菜因不是统购对象，受控制程度较低，可以较多地落在农民手里一些。在山西太谷，正是在“困难时期”，蔬菜生产有着最大的增长（其后它反而降下来了）。该县著名的先进大队扬家庄，在口粮标准很低的情况下，靠着蔬菜（以及瞒产私分）没怎么饿死人，并在1961年达到了集体经济时期人均收入的最高水平。吾村也是那几年菜多，看到别村种菜大发财，动了脑筋。结果和扬家庄一样，靠着这笔收入，在1960－61年实现了“电气化”。另外，在类似的一些不太“困难”的地方，农民则趁机卖了不少高价粮。据 “四清”时揭发，当时太谷仅胡村、任村、小白三个公社为开展种种“协作”，就卖了高价粮220多万斤。71因此，农民在这场“战斗”里，一方面是“不干了 ”，或是干也不多产出，特别是对作为统购派购对象的主要农产品如粮食等（另一方面，已开始采取各种“变通”行为，以图自救）。

于是，当大饥荒来临之时，一切都嫌太晚，诚如黄克诚的兄长所说∶前些时大家都不干农活了，哪里会有粮食！等到挨饿时再想干，就来不及了，而且也没力气干了。72以上只是对三年困难时期的农村生活勾勒出的一个简略的图像，也仅谈到农民的一般反应，在下一节里，我们将专门讨论农民的各种反抗，那里才能反映出当时农民行为的鲜明特色。

三•农民反抗

在“三年困难”时期，农民的反抗有着多种形式。1959年底中共中央转发的湖南整社经验中说，当前农村中一部分农民和干部猖狂地反对人民公社、反对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反对大跃进、反对总路线和党的领导，根本上反对社会主义。他们否认大跃进的成绩，说∶“共产党好吹牛皮，讲大话，年年喊增产，年年都减产 ”；不但不相信大跃进，而且主张根本不要搞大跃进。他们认为∶“公社化搞快了、搞糟了、搞穷了”：“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解放后不如解放前，好象一个倒宝塔，一节比一节差”（按：不久这就成为各地的普遍说法）。他们主张把土地、耕牛、农具和粮食下放到户，把产量、产值包到户。说什么“供给制出懒汉”，主张予以取消，搞“清一色的按劳分配”。经常叫喊粮食不够，说“现在一天的粮食抵不上过去的一碗猫饭 ”。主张“拆散食堂，重建私灶”。反对党的领导，埋怨“共产党为甚么管得这样宽，你只管收购就算了，生产、生活随我搞”。他们不择手段，想方设法破坏和盗窃集体财产，或隐瞒私分，或自动扩大自留地，甚至直接进行破坏。从各方面情况看来，这一时期农民的反抗，主要有瞒产私分、各种“偷盗”、包产到户，以及对“共产”和食堂的反对等。现将其分述如下∶

1•瞒产私分和偷粮

瞒产私分是农民的“传统”的斗争手段，它在这一时期有了特殊的意义，也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使用方式。如前所述，在1959年初，毛泽东曾发现，农民普遍瞒产私分，反对上面的“抢产”、“共产”。在这以前，农民也瞒产私分，但情况远没有这么严重，涉及的量可能也不太大。但是现在不同了，公社化以后，随着“ 浮夸风”而来的“高征购”，使各地农村的口粮供给都发生了问题，尽管不一定每个村庄都同样严重，但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在死亡的威胁面前，许多过去并不瞒产、甚或是模范的生产队，也要为自己考虑怎样才能生存下去。山西省太谷县的扬家庄大队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据说，这个大队在1958年总共打了80万斤粮食，秋天汇报时硬被报成180万斤，征购走100万，以为你还留有60万，不知连种子都没有了。原说共产党最讲实际，不料最胡说了。本来以为是国家管的，这时才发现没人管。直到1960年才有了一点返销粮，每天吃不上几两。于是，从1959年起就开始偷，集体偷，实际就是瞒产私分。本来一直跟着共产党走，公社化也是愿意的，这一下，情况就变了。从这以后，就和共产党越来越不一心了。吾村的瞒产私分，则是发生在1958年，是怕第二年挨饿，而且说是共产主义了，哪里也能吃饭（当时到处都混吃乱吃），上头也不会那么利害。只瞒了一次，以后再不敢了，改为社员“偷粮”和利用其他的变通方式。1959年初在湖北，“公社是新东西，瞒产私分也是新东西”，有一个小社查出集体瞒产49.9万斤，另一个小队报出瞒产20万斤。随后农民的瞒产私分不但没有制止，反而更为发展了。如山西五寨县在1959年秋收分配中，据说查出隐瞒产量有1000多万斤。同时发现，浙江农民“先下手为强”，扩大瞒产私分活动，有的地方几次报告产量都不真实。山东也有“相当一部分生产小队”搞瞒产私分，一部分群众乱偷乱摸。有的地方则编造两套帐目，蒙骗上级。瞒产私分之外，农民 “偷盗”也发展了。在安徽凤阳，几年来上报产量越来越低，田亩越来越少，有的大队玉米亩产只报10多斤；据说1961年产量降低的原因之一就是被“群众搞去”，这样丢失的粮食各公社估计总共有500多万斤；问题即在领导上思想麻痹，没注意到群众的“三支手”，另外也有一部分干部带头偷粮。河南省秋收秩序也很混乱，1960年南阳地区仅红芋一项被偷、摸、哄闹，损失不下一千余万斤（折粮），加上多吃和怕犯反瞒产错误，不敢加强管理而造成的浪费，估计共有一亿余斤粮食，其间还多次发生了上百人哄抢庄稼的骚动。据报告，1961年全国由于粮食分配不能落实，群众紧张心理没有消除，所以夏收中私分和偷青、吃青的现象比较严重，偷盗早秋作物的现象也在发展。如果说，上述现象自1958年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在“三年困难”期间，似乎就越来越有所发展，并达到了一个高峰。据报告，1960年入春以来山西晋中地区各类案件大幅度上升（一般上升了四至六倍），到1961年第一季度，偷抢粮、菜和宰杀猪羊、耕畜的案件较上季度又上升了4／5.在太谷县窑子头公社，直到1961年，仍然是隐瞒私分、扩大灾情，社员则是偷的偷、拾的拾、翻的翻，相当严重（瞒产私分中有∶吃了不算、多扣水分、打多报少、高称出库、不算复打等）。经核实后，全公社产量由原来的190万斤提高到214万斤。辽宁省群众中流传着“小偷小摸，有吃有喝”的说法，1961年秋开展了“护秋教育运动”，结果农村中乱拿乱摸的现象显著下降，一般与运动前相差70%左右。据说，沈阳地区在8月20日以前共发生拿摸3400起，参加的有4万多人。同一时期，一些地方由于干部简单粗暴的做法，不但没有制止了社员的小偷小摸，反而使之越发严重了。1960年初，在陕西全省发现压产、瞒产的生产队12562个，占总数的48.4%，共瞒产私分粮食11300万斤，棉花204万斤，现金294万元。在“三年困难”时期，这些实际上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例如在这一时期的中央文件里，瞒产私分已成为一个经常提到的名词，1960年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中说，瞒产私分的行为，不在运动范围内清算；其后在转发的湖北省委的报告中说，必须反对不报实产量这种倾向；在对待河北、河南等地粮食“小仓库”（“黑仓库”）的问题上，也指示各地不许打它的主意，以免又发生变相的“反瞒产”现象，对陕西发生的事件则规定，群众中隐瞒、私分，不要去追究，也不要去处理。瞒产私分俨然成为一个普遍的、似乎也有几分被认可了的现象。以致1961年毛泽东在总结这一段历史时说∶在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上，我们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弄得大小队之间和干群之间，一年大吵几次，“结果瞒产私分”。

2•包产到户风潮再起

1958年前后，似乎没有发现有关包产到户的报道，这一方面是因为57年反右以后（上一轮的“闹社退社”和“包产到户”就是因此被打下去的），紧跟着就来了大跃进；另一方面可能是面对着人民公社，农民一时还闹不明白和不及反应。但是不久之后，包产到户又出现了。1959年10月农业部的一份报告说，5、 6、7月间，农村中曾出现一股右倾的歪风，如小队所有、小私有、小自由等，其中就包括包产到户。随即中央转发了江苏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认为这实质上就是从集体退回到单干。在转发的河南省委的报告中谈到，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宣扬小农经济优越论，主张生产和生活组织规模越小越好，越分散越好；一再宣扬“人和土地发生感情”，认为集体方式对农民卡得过死，剥夺了农民的自由，打乱了生产秩序，没有生产责任制了；还说∶“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把农民的劳动力拿过来了，不能自由劳动；公社化以后，把生活吃饭也拿过来了”，因此提出包工定产到户，并在该地区内强制全面推行。洛阳地委书记王慧智也有相同的看法，并背着地委到各县推行包工包产到户。报告指出，他们是采取修正第二次郑州会议的做法，把包工包产到队变为包工包产到户。这种情况，在河南其他地方也是存在的。为此《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点名批判了这两个地区的农民李春容和姚长坤。在前述农业部的报告中提到甘肃武都县有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还有的把全部农活或大部农活包工到户，取消或基本取消了集体劳动，恢复单干。此外，甘肃秦安县委第一书记宇文荣等，公开破坏人民公社（说去年革了农民的命），极力恢复单干，提出包产到户，谁种谁收。据说其背后还有地委的支持。湖北浠水县委第一书记唐玉金在红光生产队召开顾问小组座谈会，根据老农献计，将小杂粮分到户，将来收获，队与社员四六分成。在湖南整社中也发现，有人提出把生产生活资料下放到户，产量产值包到户，即恢复原来的私有制和个体生产方式。贵州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农民这一期包产到户的努力，在庐山会议后被批判制止，但到1961年初，又再度出现。中央农村工作部报告，在一些生产力破坏严重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对于集体生产丧失信心，以致发展到“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分口粮田”，变相单干。这种地区虽不占多数，但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差不多每个省、市、区都有发现。个别地方则是有领导地自上而下地执行这种做法。有些地方实行“田间管理包到户”或“田间管理责任制”，结果引伸到变相的“包产到户”，或是部分产量包到户。有的地方出现了“父子队”、“兄弟队”。广西各县在农村干部会议上，暴露出很大一部分公社以下干部有分田到户，包产到户，恢复单干的思想倾向。据统计，有这种思想和行动的人，占到会干部的25%左右，在“五风”和受灾减产严重的地区，达到60%.其中，基层干部的比例尤大。不少生产队已经包产到户或分田单干，如龙胜县即有42%的队已包产到户。其实，远在高级社时期，在比较边远闭塞和户口特别分散的山区，一些地区压根儿就没有合作起来，这些地区单干长期存在，主要原因就是基层干部和农民向上级领导打了埋伏，谎报说合作了。在他们看来，要彻底解决平均主义，改变农村生产面貌，唯一的办法是分田到户，恢复单干。横山县在1961年夏收夏种后，也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单干（占总数的12%），虽几度纠正，到1962年入春以来，又有所回升，有所蔓延。自治区党委报告说，有人说，“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集体、单干，能增产就算好”，说政府现在是“道公老儿倒骑驴，一步一步退”，“共产党有四把钥匙，第一把开公社之门，第二把开大队，第三把开小队，第四把就要开单干”；有一副对联，说单干是“明知故犯，万众一心”。广东清远县洲心公社凤凰大队，1960年根据农民的要求，把低产田一块块地定出产量标准，分给社员一家一户去种，以解决口粮不足的问题，取名曰“就地分粮”。1961年下半年在全县推广，效果十分显著。省委预拟于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请示后在全省推广（未果）。1962年，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70%以上的生产队在短期内解体”，推行“包工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成为西北全区的一大政治事件。湖南的“单干风”，1961年春耕时出现一次，秋收时出现了一次，1962年春耕生产时又出现了一次，时起时伏。据全省初步统计，有5.5%的生产队已经分田单干。在形式上，有的实行了分田到户，有的实行了“井田制”，有的实行包产到户。不管形式如何，生产是以户为单位进行，负担是以户为单位摊派。农民说∶“共产党是走群众路线的，现在两条群众路线，已经走了一条，食堂可以不办了，还有一条，就是分田到户，迟早也是要走群众路线的”。并把省委“田塍包产到户”的建议，删去“塍”字。为了生产自救，湖南省在1961年冬季将数百万亩冬闲田借给农民（大体每人可借三至五分），种植冬菜或冬种春收作物，收入全归社员。这一时期农民的“反行为”形式，多种多样，但很少出自“首创”，而大多与历史传统有关。例如借地，据说过去山东就有无地少地的农民要求地主，从佃户手里拨一些麦茬地，让他们种一季地瓜，秋后再还给原主的。困难时期最著名的一次“借地”发生在河南（1962年）。一开始只在部分地区，随后普遍实行，每人可借地五分至一亩不等，借期三到五年，借出土地约为20%左右（以上统计皆已计入自留地亩数）。在山西似也存在多种形式的借地、租地和非法占用集体耕地的现象。陕西省紫阳县城关公社双溪管区，从1959年起社员“私人滥种土地”，无限制地扩大自留地，全部或大部包工包产到户，分掉公共积累，把基本核算单位变为生产小队。在问题最为突出的清涧县，据调查，全县“绝大多数群众要求包产到户 ”，认为“农业社是个大摊摊，精精捉憨憨”，提出“合作化道路要走，单干不可能，只有包产到户最合适”。该县单干倾向严重的生产队占17%，已经瓦解和接近瓦解的占7%.据了解，在横山、神木、定边、靖边、佳县、子洲六县包工、包产到户的大队占9%，生产队占6%.据1960年初统计，全省包产到户、包工到户以及把牲口、农具下放到户的生产队占总数的近10%.四川泸县、叙永县的一些地方也搞了包产到户。当时统计，全国各地陆续发生的不同形式的单干，约占20%，或说30%左右。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安徽。

在三年困难时期，安徽是问题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从1960年底省委开始采取划小核算单位的办法，来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时受到一个老农的启发∶1959年宿县老农刘庆兰带着有病的儿子进了山，自己开荒种地，第二年就打了3300斤粮食。他提出建议，最好把田包给社员来种。从此就在全省范围内开始了包产到户的实验。当时称为“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简称“责任田”。从1961年3月开始推行，其后屡经制止，但到4月已有39%的生产队实行了责任田；到7月又有不少地方自动采用，使比例增加到67%，到10月竟增加到85%.1962年初，开始“纠正”责任田，但到8月只有36595个生产队改了过来，仅占全省生产队数的12%.直到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才被全面“改正”。在纠正责任田的过程中，太湖县委宣传部干部钱让能上书毛泽东，保荐责任田。他说∶我认为 “责任田”是农民的一个创举。1958－60年，太湖县遭到毁灭性的破坏，1961年初，这里90%以上的地区推行了责任田，荒、逃、饿、病、死，一瞬而基本改变。农民群众的那股劲头是十多年来的第一次见闻。在改正责任田时，农民说∶社会主义总是要多打粮食，人人有吃有穿吧！我们国家任务一两没有少，大小队都有机动粮，困难户也照顾得很好，公共积累照样提取，这有什么不好呢？你偏要把大家搞在一块上工收工，千斤担子只队长一个人挑，这就是社会主义？对于就要实行的小队核算，农民说∶57年以前就实行过，也有问题！譬如说，自留地与大田用肥、家庭副业与集体生产、耕牛使用与发展、农具添置保管、农活的数量和质量、评工记分等等，怎么也搞不好。现在责任田一搞，都解决了。你们想想，多轻巧，何必自找麻烦呢！互助合作，最好就是实行责任田制度。只要不变，多完成任务，我们都情愿。风闻要改正责任田，不少农民绿肥不准备播种了，田埂也挖到了边，实行了消极反抗。中央农工部宿县工作组也有类似的反映∶过去一些地方虽然连年增产，但多产不能多吃，群众说，劳动一年总是吃不饱，饿肚子，饿怕了。实行责任田粮食增产显著，不但超额完成了国家任务，家家都有存粮，队里也有了储备粮和机动粮，社员说∶“实行一年责任田，粮食就够吃二年。连续搞三年，保险又和过去一样了，粮食又无人要了”。大家害怕改变责任田，表示要改就不多下肥料，说看来政府是不叫农民吃饱肚子。尽管上边表示改为小队核算就是退到了最后一步，但许多地区都反映除非包产到户，就不可能解决集体经营的那些问题，各地普遍出现出勤率降低，工效不高，一个人的活要三个人干，社员马马糊糊，装病、装瞎子；干活磨洋工，锄地偷懒，“前边锄，后边荒，猫盖屎，草上飞”，以及偷粮等现象，预示了以后集体经济生活的实际状况。同时，在那些没有包产到户的地方，也存在着把基本核算单位越来越向小划分的趋势。在 1959年初讨论这一问题时所说的三级所有，实际上是指生产大队。现在，许多地方的农民却在把它降到小队、或者是生产组一级。例如，1959年四川泸州地委提出生产小队的规模不宜过大，应在15—20户左右；芦山县委确定将原生产队编为生产小队，原生产队改称生产大队，作为一级生产管理机构保留。实际上，改变了基本核算单位。在1962年北戴河会议以前，据说广东早就推行了“包产到组”；河北张家口地委书记胡开明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关于推行“三包” 到组的生产责任制的建议。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类似的制度创新，都很值得重视。

3•退出和解散食堂

在整个集体经济时期，食堂的存在只是一个短期的现象，它一共只有几年时间。但在当时，这一个“社会主义的基本保证”，却成为农民生命攸关的事情。因为农民的口粮虽同样受到严格限制，但在食堂之内，他的吃饭权利却完全攥在了别人手里。因此食堂受到农民的坚决抵制。据说，在1959年“反右倾”以前，农民的主要活动，是闹土地下放，包产到户，牵牛拉马，其后则是千方百计扯垮食堂。例如有人把食堂喊成“死堂”，主张“家家起火，户户冒烟，拆散食堂，重建私灶”，有的说“食堂好比紧身袄，穿在身上怎么也不自在”。河南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也到处宣扬食堂卡得太死，提出要有十大自由。1211958年底，在食堂吃饭的人口曾达到农村人口的70%、80%到90%，随后出现了一股解散食堂的风，山西一度只剩下20%的人还吃食堂。四川泸州地委从1959年初提出食堂“可以阴一个阳一个的解散”，“让公共食堂名存实亡”，到年中各县市的食堂解散了大部分，其后仅有有限的恢复。到庐山会议以后，食堂成为一个更为突出的严重问题。这不但与“反右倾”，也与当时的整个形势、特别是粮食供给的恶化有关。但是食堂非但没有缓解、反而使后者更为恶化了。1959年底，全国公共食堂再度发展到392万个，在食堂吃饭的约有4亿人，占农村人口的73%.统计上食堂办得最多的几省，差不多把饿死人最多的地方都包括在内了。其后中央几次强调加强公共食堂，称之为“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有的地方称之为“人民公社的心脏”。直到1961年的“十二条” 和1962年初的“六十条”草案，还在坚持办好公共食堂，尽管中央派出的几个调查组都带回了农民强烈要求停办食堂的意见。到1962年6月修正草案时，才放弃了公共食堂这个“共产主义的萌芽”。当时，公共食堂还与平均主义、自留地，以及拆房并居等问题联系在一起，并使问题更为恶化。在取消公共食堂的同时，供给制这一“共产主义因素”也终于被否定。

近来，在海外学者的大跃进研究中，有一种观点特别强调了食堂的作用，甚至把它列为大饥荒的“元凶”、“罪魁祸首”。不错，这些研究提请大家重视起食堂问题，它确使农民的情况更为恶化，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把那一点粮食交给农民而不是由食堂控制，尽管仍不够吃，却也可能多拯救一些人命，……但我认为，并不能因此就把食堂的作用过分夸大了。

4•农民的思想反映及其他

上述之外，农民还有其他一些“抵抗”行为。如山西农民对“一平二调”有如下各种抵制方法∶1）分，把队里的副业转给社员，猪场、运输队转为食堂生产；2）关，关门不干；3）顶，顶住不给；4）藏，不让看见；5）拆，把机器、胶皮车拆开；6）卖；7）杀。……有的地方害怕过渡，就“卖掉、吃光、分尽 ”，把钱全部分给社员。此外，还有反对生活集体化、反对供给制、反对统购统销等言行。庐山会议以后，农村还有过一些运动，如整风整社，直到后来的“ 反五风”。但是这些运动，多没有经过象1959年初整社运动那样的大鸣大放，对农民的思想只能做有限的反映。如1960年初在山西晋中地区，农民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责“三大万岁”是“三死”、“三少”、“三没头”，即∶集体生活限制的死，统购统销限制的死，集体劳动限制的死；口粮留的少，自留地留的少，休息时间少；苦干没有头，大跃进没有头，农村没熬头。公开提出，要想搞好生产就得实行“四大自由”，即∶劳动自由（不要集体劳动），生产自由（自由种植，包产到户），生活自由（取消食堂，回家吃饭），买卖自由（取消统购统销）。为此进行了各种“破坏活动”，如∶叫（叫喊困难、叫喊缺粮）、要（要钱、要粮、要劳力）、瞒（隐瞒私分）、装（生活上装穷、装缺粮、劳动装病，工作装积极）、骂（骂干部、党团员、积极分子）、偷（偷窃集体财物）、破（破坏损害集体财物粮食）、拉（拉拢干部）、打（打击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找（找缺点，说坏话）、闹（闹粮）、抗（抗交粮、抗劳动等）、拖（事无巨细、消极拖延）、逃（逃避劳动、逃避服勤）、篡（在政治上篡夺领导权）。实际上，即如文件所指出的，反对和“拒绝走社会主义道路 ”。有的则把“共产风”、瞎指挥等等错误都算在“社会主义的帐上”。在三年困难时期，农民有没有“武力反抗”？这似乎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有人以为，农民始终就在逆来顺受，坐等饿死，这恐怕是很不确切的。从山西晋中的情况来看，据报告，1960年入春以来，“反革命现行破坏显著增多”，凶杀、投毒、纵火案件较去年同期上升了四倍，破坏的主要目标是公共食堂、幼儿园、饲养场等；反动标语、传单、信件，较去年上升了一倍（如有标语攻击人民公社是“大规模的奴隶制度，破坏家庭，强制劳动，剥削个人自由……”）；反革命集团和反动会道门活动，较去年增加了六倍；反革命破坏事故，增加了五倍。到 1961年第一季度，政治案件较上一季度又上升了24%，特别是偷抢粮、菜和宰杀猪羊、耕畜的案件很突出，较上季度上升78%.在“三年困难”时期，农民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度荒和生产自救。他所采取的反抗方式，如瞒产私分和包产到户，基本上都可以说是自救措施。但前者比较消极，后者则显得更为积极一些。正是依靠这些，他们中的幸存者才活了下来，并使生产有所恢复。大跃进的结果，正如农民所说，“政府背了时，农民造了孽，两败俱伤”。经过激烈的碰撞，斗争势态差不多又回复到以前高级社的状态，但人民公社的一幕既已发生，就不会和没有过一样，农民的许多行为也保留下来，这一切都对以后的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四•小结

1958年及其以后的几年，是中国农民与政府间斗争最为激烈的一个时期，尽管在表面上远不若实际中那样动人心魄。但直到今天，我们对那个时代仍缺少全面的认识，对农民的抵抗，他们的心理和行为也所知甚少。有人问，面对着那样的大饥荒，农民为什么不奋起反抗？这一问题提出也许有些道理，却又似是而非。这一时期农民的行为主要是抵制、怠工和变通（而主要不是反抗），这一点即很能说明问题。为此，要回答的将是那个时代的问题，是整体的政治形势，农民的组织和力量，及思想意识等等。他们是那样的无组织、那样的分散和无力。尽管他们曾使用多种方式来反映意见，包括给执政党和党的主席上书，以及利用各种会议和各种场合，但历史注定了他们的命运还要由别人来决定，不管是受到漠视或重视，交的是好运还是厄运。在另外很多地方，他们恐怕根本就没有发言的机会。

在集体经济的历史里，人民公社时期是政府的手伸得最长、控制最为彻底的时期，不但生产小队和大队两级“所有权”都被取消，集中到公社或更高机构的手里，农民的“私有产权”包括生活资料所有权也都遭到了剥夺。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受到了最大的伤害。尽管这时阶级分野似已失去了它的意义，农民行为空前一致，但干部问题的相对恶化，在许多地方却使情况雪上加霜。

1958—1961年确是中国历史里，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里一个特殊的时期，也可谓空前绝后。今天我们只能十分概略地概括农民的反应∶农民是高度被动的，惊困之余，他们就不再生产（一方面是因为多生产没有好处，一方面是想要“吃国家”）；但不久就发现，这是靠不住的，首先挨饿的正是农民自己，但这时一切已嫌迟矣。于是，农民开始自救，偷、瞒，……无所不用其极（除了公开对抗），只要能不被饿死。其次，就是改变制度，如包产到户等。当然，自救也可以说是一种制度修改。

在这一时期，农民的包产到户和瞒产私分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在大饥荒面前，农民普遍瞒产私分和偷窃粮食，这是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与之相比的（但在高征购面前它又是有限的，否则就不会饿死那么多人了）。包产到户也在这一时期有了极大的发展，而到下一个时期则几乎被完全禁绝。

1958年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正是经过它，许多农民才“变了心”，或说是省悟过来，所以我们将这一部称为“大梦初觉”。自然，这时农民有许多行为还不十分确定。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农民“两败俱伤”，只好互相让步、妥协。大跃进被停止，食堂和供给制被取消，自留地重新发还，生产队所有制被承认，偷窃和瞒产私分遭到批判，所有这些，都成为以后十几年的基本制度，和农村的基本生活方式。其中许多东西（特别是包产到户与自留地的扩大），虽一时受到严厉的批判，却成为十几年后农村改革的契机。历史就这样赋予了它以不同的意义。

作者：高王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