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初期，在知识分子的转变中还有一个现象是，那些年长的、对中国文化有较深认识的知识分子，不易转变，如梁漱溟、陈寅恪、邓之诚、潘光旦、钱穆、顾颉刚等，转变快的差不多都是四十岁以下的知识分子。这可能与年龄、个性和受传统影响的深浅有关，当然这只是一个感觉性的判断，不一定准确，像陈垣、金岳霖等就不能作如是观。钱穆在《庄子纂笺?序》中一段话，是有感于当时思想改造运动中知识分子的表现而发的感慨：“报载平津大学教授，方集中思想改造，竞坦白者逾六千人。不禁为之废书掷笔而叹。念蒙叟复生，亦将何以自处。作逍遥之游乎？则何逃于随群虱而处（注：计算机里没有这个字，衣字旁一个军字）？齐物论之芒乎？则何逃于必一马之是期？将养其生主乎？则游刃而无地。将处于人间乎？则散木而且翦。倏忽无情，浑沌必凿，德符虽充，桎梏难解。计惟鼠肝虫臂，唯命之从。曾是以为人之宗师乎？又乌得求曳尾于途中？又乌得观鱼乐于蒙上？天地虽大，将不容此一人，而何有乎所谓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此六千教授之坦白，一言敝之，无亦曰翟墨是而杨朱非而已。……天不丧斯文，后有读者，当知其用心之苦，实甚于考亭之释离骚也。”43钱穆的话，对理解中国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关系极有启发。

黄平认为，虽然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都先后卷进了思想改造运动，但这次运动所主要针对的，是非体制知识分子。在毛及其同事们看来，新中国建立之初科学技术人才相对说来极度短缺，“旧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知识、技术应该被用于新中国的建设；而且，由于新体制及其代表人物的巨大感召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也能够如此，这是把他们一概包下来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按照新意识形态阐释，这些知识分子不论是由于其出身或所受的旧式教育，都在头脑中有一个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精神王国，故不能原封不动地使用，而必须经过思想改造转变立场和感情。

思想改造运动第一阶段是了解新式话语规则的阶段，从著名学者到普通教师，都参加到了逐日逐句的严肃而认真地阅读、领会有关政策文件和“经典著作”的带有强制性的被动性色彩的学习之中，通过学习，这些旧式的非体制知识分子开始被灌输一整套对他们来说几乎是全新思想观念和思维用语。第二阶段是清理原有话语的阶段，这些知识分子根据所学文件和著作去发掘自己头脑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肮脏思想”，包括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进步包袱，名利思想等等，其中特别是亲美崇美思想。最后一个阶段是意识形态上的自我批评批判阶段，知识分子将他们所学习、所清理的东西写成书面的自我批评批判文字并在不同规模的场合宣读或发表，以求完成“洗澡”。

从1951年9月30日至1952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主要报刊发表了大量著名知识分子写的有关思想改造的文章。从内容上看，这些文章主要是自我批评性的，而且大多出自非体制知识分子之手。体制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所发表的，主要是代表权威阐释运动的意义和必要性，例如胡乔木、周扬、艾思奇、郭沫若、范文澜等，都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诸如《学习》杂志之类的报刊上发表了署名文章，论述思想改造的重要性；而民主人士则基本上是以著名社会贤达或民主党派领袖的身份呼吁知识分子响应号召投入到思想改造运动中去，这可以从黄炎培、章乃器、陈叔通、李济深、邓初民、谭平山、周建人等到人的文章中看出来；真正作为改造对象在报刊上发表自我批判性文字的，是旧式的非体制知识分子；冯友兰、梁漱溟、金岳霖、张东荪、沈从文、钱端升等。这些非体制的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文章，大都是对自己或自己过去所受的教育、所从事的工作的检讨。例如“批判过去协和的一切”，“否定过去”，“从头学起”，“肃清崇美思想”，“批判我的崇美奴化思想”，“批判我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教育思想”，“检查我追求教授名位的思想”，“清除我的清高思想”，“批判我的剥削思想”，“斩断与旧协和的一切联系”，“进步包袱是思想的敌人”，“名誉地位给我的毒害”，“我替美帝作宣传”，“批判我的反动买办思想”等等。

这些出自著名知识分子之手的自我批判，大多是按照所学文件精神检讨反省自己，自然没有什么文采可言，相反却有相当多的从文件上抄来的带有很强政治性色彩的官方正式的政策性用语。不论自我批判者是否被迫或真得愿意这么公开揭露自己，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至于这样做的结果，例如长此以往知识分子将自觉不自觉地习惯于使用这种具的浓烈政治色彩的官方语言去应付各种政治运动，去批判另人或批判自己，去参加日常的政治学习与评论，并进而去进行日常的思维与交流，去改变自己原来定已形成或确立的思维语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说是他们当时所无法预期的。正是这些出自昔日的学界著名人士之口的自我批判，参预了在社会公众中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勾划。以前被奉为大师的人物在承认自己也有这么多龌龊思想，也需要当众“脱裤子，割尾巴”的过程中，为自己日后的公众形象涂上浓重的一笔。不论思想改造运动与后来的运动比较起来多么温和，从知识分子的配合程度与运动的直接结果看是多么成功，从长而论，思想改造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建立后经历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观念与话语形式的转换，无论是否出于自愿，当他们在用新式的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正式语言否定自己的过去的时候，也就投身于建构代表权威与支配的正式语言本身的过程，同时这也是知识分子自己参预下第一次在社会公众面前重新确立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形态。

四、统战和宣传工作对思想改造的作用

经过延整风运动，新政权对知识分子虽然要改造，但对他们将来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还是有相当认识的。他们从来没有放弃知识分子，新政权对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做得是比较好的，也是比较早的。当然统战工作之所以能有成绩，与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整体思想状况有密切关系，当年向往延安也是青年知识分子的一种愿望，特别是燕京大学，有许多学生后来成了新政权的外交人才来源，还有像《大公报》那样有影响的、以自由主义为基本取向的报纸，在四十年代末实际上已有很多共产党员在其中，比如范长江、杨刚、李纯青、徐盈等，所以在政权转移的时候，对文化部门的接收都非常顺利，当时由北方局城工委领导下的清华地下党，也起了很多作用，四九年以后他们中的一些骨干如蒋南翔、袁永熙等人都成了新政权教育部门的重要领导。从清华大学的接收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一些情况。

1948年12月间，光未然作为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的先遣人员，到达北京。他当年在昆明就是以做大学教授工作为主的，在闻一多的转变中，他也配合华岗做过许多工作。他到北京的任务是向清华和燕京两所大学宣传、解释中共的政策。他在12月28日的日记中说：“随荣高棠去看了张奚若与曹靖华（二教授，熟人），略事寒暄。同学们来，要求到大礼堂讲话。我和高共谈了一小时，谈话要点是：北京解放的日子已十分迫近，同学们最好赶快组织起来，学习政策，准备入城宣传。谈后应燕京同学邀，又到燕京作了同样的鼓动。会见了陆志韦校长。两校大礼堂均座无虚席，火点起来了，同学们当夜开始讨论，建立了入城宣传的机构。”

12月30日：“上午对清华同学讲解宣传要点，仍以市委宣传部的宣传大纲为依据。中午在燕京翁独健教授家吃饭，晤严景耀（燕京教务长）、雷洁琼教授夫妇。下午对燕京同学解答他们学习中提出的有关政策的各种问题。大礼堂中又是满座，讲台上装了扩音器。”

1949年元旦：“上午我张宗麟同志去严景耀家。吃过午饭后，严约了燕京进步与中间的教授十余人举行新年座谈会。教授们提出若干问题，由我们解答，属于教育方面的问题，由张解答；一般政策的问题，由我解答。属于宗教方面的问题，我解答的比较具体、详尽，得到宗教学院赵院长的首肯。他把捷克教会的宣言朗诵一过作为补充。会后他告诉严景耀，他要根据今天听到的，亲自进城去广为宣传。”

1月10日，“早饭前，请来了张奚若、李广田、钱继昌教授，就我们的初步接管方案，征询了他们的意见，他们基本上同意。认为这样做是很稳健的办法。十时到清华，冯友兰及校委员会诸负责人均在座预候，钱俊瑞对他们声明了初步接管办法，1、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2、组织机构暂时依旧，只取消（国民党的）训导制度及停止国民党团公开及秘密的活动；3、经费由我们完全负责，原职原薪。冯友兰等表示同意接受，继续负责。在他们那里吃了午饭。

下午二时开全体大会，冯友兰主席，当他说道：‘从今天起，清华就是人民的清华了’，台下掌声雷动，持续数分钟，钱俊瑞同志说明初步接管方案，约半小时，即行散会。

散会后参观了图书馆，随即参加教授会。钱在该会上对我们的基本政策有所解释。张也谈了些，我和李均未谈。接着参加了该校生活委员会，评论发薪的具体办法。晚饭后回到清龙桥。

今天进行得很顺利。钱的谈话很具体，必给予该校师生以良好印象。”

当年在昆明，光未然就与许多西南联大教授熟悉，所以让他来接收清华大学可谓合适人选，另外当时的政策和军队与干部的表现也确有新气象，这给知识分子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冯友兰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清华的师生也都跑到海甸欢迎解放军，同他们谈话，很是亲热。叔明也到海甸去了一趟，回来说，她扑克见在校门口站岗的那位解放军同志，，是赤着脚穿鞋，她打算送他一双袜子。我说：‘你去送试试，恐怕他们不要。’她拿了一双袜子，去了不久，回来说：‘他果然不要’。解放军的这类举动，使各阶层人民都对于共产党有了无限的敬佩之心。常看见书上说，某某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以为是溢美之词，未必真有那样的军队。可能过去是没有的，解放军可真是‘秋毫无犯’。”

冯友兰说“事后我听说，解放北京以前，党中央预定了一个处理各大学的政策，第一步是‘按而不管’。事后我体会到，这全政策是完全落实了。文管会第一次来清华，本来就应该派军代表的，可是没有派，而是让原来的那些人继续维持校务，只派来联络员进行工作上的联系，先是两个一般的工作人员，后来是原在清华生物系任教员的吴征镒，这就是‘接而不管’。过了一段时间才派军代表，这就是真正的接管了。这可见党中央对北京这些大学是很重视的，对于它们的处理也是很慎重的。”冯友兰、钱端升、费孝通、张奚苦等知名教授后来都不同程度参与过清华的校务领导。这些政权转移时被特别看重的知识分子，在以后的转变中，也都起了带头作用，不过他们的最终命运也与他们的带头作用相关，在1957年“反右”的“文革”中，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更大的伤害。

至于宣传工作，新政权更有优势。从延安时代起，陈伯达、胡乔木、艾思奇、周扬、范文澜、胡绳、于光远、田家英等，就特别长于做政治宣传工作，他们多数是名牌大学出身，本人又有学术兴趣和相当功力（五十年代翦伯赞、吴晗、陈垣都对陈伯达影响不错，但文革中翦、吴的遭遇都与陈有关，陈是吴承仕的学生），所以在宣传方面，也很有成绩。

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较早从理论上给予阐述的正是这些理论家。陈伯达在《五四运动与知识分子的道路》一文中曾说：“在前一个历史阶段，工农运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思想领域上所引起的大革命，既促进了许多知识分子相继走进了为人民服务的行列；在今后新的历史阶段，人民迫切地需要更多更多的有用的知识分子，而由于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正在促进全国知识界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空前新高潮；和这种新高潮在一起，也就必要旧知识界又来一个关于宇宙观人生观的思想大革命。知识分子们必须根据百年来——特别是三十年来中国人民革命的实际经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观点，新方法，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新观点，新方法，在一切学术部门（不论是哲学的、经济的、政治的、历史的、文艺的以及各种自然科学的），去对自己来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进行批判与自我批判。”范文澜说：“今天，轰轰烈烈的革命胜利，其显而易见易闻，比雷庭泰山不知要高大多少倍，大量知识分子倾向或涌入革命阵营，这决不是偶然的现象。可是还有一部分人舍不得旧有的一套，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有的自嫌迟暮，懒得再下功夫去改造。这两种想法都是不对的，新中国伟大的建设工作——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军事的——正开始，只要参加这个工作总是早而不算迟的，关键在于立场观点方法的改变是否早而不迟。如果愿意改就要改的机会，但迟到不禄而还没有而还没有改那就算是迟了。

我也是一个知识分子，虽然经过改造，却改造得很不够，愿意和我的同伴们共同努力，攀着时代的轮子，永远前进。”五二年，周扬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变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一文中说：“思想改造是以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去克服一切落后思想，这就包含了一个人的整个世界观、人生观的改变，整个思想、情感、心理、习惯、趣味的改变；对于被改造者来说，必然要经过一个相当时间的、剧烈的、痛苦的内心斗争的过程，这个过程时间的长短、痛苦的大小，就要看个人主观上自觉的程度和努力的程度来决定了。”

对思想改造必要性与合理性的理解，许多知识分子都要与“五四“运动联系起来，好象“五四”的精神就是要向工农学习似的，这可能与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具有的民粹主义倾向有关，他们总是对自己通过知识所获得的社会地位不自信，以为是不合理的，总有内疚的心理，似乎只有回到工农的地位，他们才感到安慰。陈学昭在《“五四”精神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中说：“革命很快要在全国胜利，革命力量由农村推进到城市，城市里有很多知识分子，中国的文化落后，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产，但是知识分子必须改造自己的思想，去掉自高自大，轻视劳动的观点，并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才能为革命事业，才能为广大人民服务。好在今天革命力量的强大，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一个便利的条件，只要知识分子努一把力，不要使自己掉在革命队伍的后边，而是自动自觉的跑向前去，那么思想改造的过程一定可以缩短，痛苦也可以减少，时间也不至于浪费。城市里有很多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工厂和工人，以及其它的劳动人民，到工人中间去，到劳动人民中间去，去帮助提高工人的文化，开展他们的文娱运动，这对于改造自己思想，体验劳动，是一个最好的实践。”52罗常培《纪念“五四”的第三十年》也说：“可是咱们认真检讨一下，这三十年来，国人对于科学的贡献究竟有几椿能发挥民族自己的智能，适应人民大众的需要？对于民主，有很多人也是崇尚假民主。以资产阶级的假民主为装饰，而不能彻底了解，并推进，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新民主主义。自然我不是说，这三十年来咱们没有值得尊重的科学家和革命家。相反的，我知道咱们确有一些恪守岗位的科学人材，埋头实验室里得到独立自发的贡献；更有无数身体力行的革命志士，与广大的工农群众相结合，不惜摩顶放踵的牺牲自己去争取人民大众的福利。可是，也仍有一些只是口头叫喊的，不是实事求是的；言论民主，行为不民主的也不乏实例。这种幼稚病是成年人不该有的。”53欧阳予倩《回忆与感想》文章中说；“中国的人民站起来了！全中国就要解放了。毛主席说：这还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这个召示，使用我们感到今后的责任更重。的确，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真是千头万绪。因此每一个都要确定自己努力的方向，要在一定的历史阶段里完成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能有所怀疑。”

知识分子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把自己的独立性全部交了出去，他们不会想到这样做的后果，从此以后，一个阶层在社会上独特地位的消失，此后，中国社会再没有一种独立为文化、为道统负责的力量了。

思想改造的最理想目标是这样的：“接受党的领导，具体地说就是一切听党的话。好好听党的话，党叫做的事情就做，党不叫做的事情就不做，同时在运动中要认真地领会党所以叫我们这样做的意图是什么。这样是提高政治水平，提高思想水平，站稳工人阶级立场，不犯错误最可靠的办法，也是进行思想改造的快捷方式。听党的话，接受党的领导，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不仅要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话，而且要听你所在的单位党组织的话，有事向党组织报告，有困难向党组织请教，这才是真正的接受党的领导，听党的话。”55刘再复曾指出，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理性层面和社会实践层面上，对农民的盲目崇拜，确实造成了一种不必要的自我贬抑和自我矮化，以至在接受“改造”命题之后无休止地自我践踏和自我奴役，这就使得自己进一步丧失知识分子的独立本性，顺理成章地变成革命王国的驯服臣民。他说：“中国知识分子的改造，除了农民化过程之外，还有一个国有化过程。国有化是在经济国有化的同时，要求精神文化的国有化和个体心灵的国有化。这种国有化的基本内容是通过对‘个人主义’的批判，逐步磨灭知识分子的个性、个人生活空间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把他们变成国家机器中的螺丝钉，变成政治服务的工具。1949年之后，不断地批判‘知识私有’，不断地批判个人主义，把知识分子的工作全部纳入国家计划。”

五、思想改造运动的形成

作为政治运动的“思想改造”的出现，与两个人有直接关系，一个是马寅初，另一个是周恩来。

“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可以从1951年9月3日算起。这一天，周恩来和北大校长马寅初有一次谈话，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和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谈话，听他介绍北大汤用彤、张景钺、杨晦、张龙翔等十二位教授响应周恩来八月关于进行思想改造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师政治学习运动的情况，并就马提出拟邀请中央负责人为北大教师学习会作报告事交换意见。九日，致信毛泽东、刘少奇，报告本月以来马寅初以口头和书面邀请周恩来和其它中共中央负责人为北大教师会作报告，以推动思想改造为目的的学习运动开展的情况。”当时北大校长马寅初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说：“北大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如汤用彤副校长、张景钺教务长、杨晦副教务长、张龙翔秘书长等十二位教授，响应周总理改造思想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他们决定敦请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老、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嘱代函请先生转达以上十位教师。’”58如果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标准来说，马寅初这封信是有损他个人名节的，以北大校长的身份，请政界显要来做北大的教师，这不是书生本色。马寅初的信最后转给了毛泽东。1951年9月11日，毛泽东在马寅初给周恩来的那封信上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

马寅初给周恩来信中提到的“响应周总理改造思想的号召”，是指1951年8月22日周恩来为全国十八个专业会议和政府各部门负责人作的题为《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周恩来在这个报告中说：“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现在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进步，我们的思想感情，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生活方式才能够适合于人民的利益，而不违背人民的利益。”59五十年代初期，所有留下来的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

是很复杂的，在强大的压力下，他们有恐惧感，但同时也对新政权存有幻想。他们要求改造自己的思想，不能说没有一点自觉性，但主要还是外在的压力。这一点从当时两个知名教授顾颉刚和邓之诚的日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顾颉刚在日记中说：“1951年春，镇反运动起。六月，妻兄等被捕，因为《顾颉刚嘱》。七月十三日，抵苏，本拟理书，不意遇李文实之变，彼前几日在苏被捕。‘今年渠到苏，极欲闭门读书，而政府竟不许之，未免可惜。’十一日，返沪。十二日，又离沪赴宁，为妻兄事设法。”

七月九日，运动正式开始。“此次学习，可怕者三：天正热，不堪炎热，一也。刺激太甚，使予接连不得安眠，二也。开会太多，无写作自我批判之时间，三也。”

1952年山东《文史哲》3月号上发表了童书业《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和杨向奎《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对这两篇文章，顾颉刚说：“均给予无情之打击，盖思想改造，有大力迫之，使不得不然也。……”

顾颉刚1952年7月13日日记中说：“思想改造，一定要写文章，说过去是如何如何的不好，此于我真是一难题，以向日予自觉是一不做坏事的人也。”

7月19日：“予在三反中是一个不重要的脚色，本想不出什么来。自听了两天的报告与提意见，居然想出十一条，然皆鸡毛蒜皮也。盖贪污、浪费，在旧社会中本亦视为恶德，故予兢兢不敢犯，兹所提者皆平常不视为贪污者也。”

7月23号：“近日每夜必药，可见血压又高。在此紧张场合中，何法使血压正常耶！。”

7月30号：“竟日开互助小组，论个人思想。李琦来，大声斥责，至六时半散。……李琦同志因本组同人认识不够，批评不真切，帮别人提意见亦不足，破口大骂，真有‘到此方知狱吏尊’之感。”

7月31号：“人家自我批评，必要我加以批评，这在我是极困难的事。我从小养成的习性，要我六十岁改了，真是天大的难事。”

8月9号：“听李光信交待思想，未及半，即为李琦喝住。……光信为人，拘谨之甚。生平唯做教员，亦无害人民之事实。思想交待，在彼实无可交待者。然而不能不交待，则唯有硬带帽子，把唯利是图，投机取巧，损人利己等往头上套。李琦知其非也，不俟其说毕，即令停止改写。此实难事，盖彼如不套，便不得作交待矣。三反之时，不贪污不如贪污。思想改造时，则不反动不如反动，以贪污反动者有言可讲，有事可举，而不贪污、不反动者人且以为不真诚也。好人难做，不意新民主主义时代亦然，可叹矣！光信已两夜不眠，逼之过甚将成精神病，更可怜！”（7月24号日记中说：“予所开贪污单，解放前一千二百余万，解放后四十八万。予戏语剑华云：‘可套金刚经语曰：所谓贪污，即非贪污。’剑华大笑。”）

8月11号：“本来十五、十六两日上海学院供应大学入学生考试，思想改造可停两天，今又改变，试场易地，改造不停，则予之检讨书势不得不在夜中作矣。真正逼死人！为吴瑞芳言之，她说客观困难要用主观努力克服。”

8月12号：“王善业第三次交待，毕，开互助小组讨论，逼得他大器。……以光信之简单，且多悔过之言，而提意见者仍极多。渠已四五日不能睡，不能食也。”

9月1号：“今日诸人对予所提意见，毛举细故，不中予病，盖有此形式，大家不得不说话，而要说者已于上次说过也。思想改造而落形式主义，亦难乎其为改造矣。”

9月10号：“闻丁山已于今春逝世于山东大学。此人性倔强，不能与时屈伸，宜其然也。”

9月12号：“予失眠自作检讨书起，至今亦月余矣。学习中终日开会，无写作之暇，而又不得不做，只得在晚间为之，而予夜中不能工作，一工作即失眠，愈发愈剧，至近日而非服药两三次不可，‘脑息定’至不生作用。”

8月3日，顾颉刚在给祝瑞开的信中说：“其时适值刚在上海学院参加思想改造学习，终日冗忙，无暇作答。学习毕后，积搁之事太多，整理至今，迄未就绪。我辈在社会工作者，苦于人事之烦，既不能读书，又不能真正学习。本年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三种运动，刚无不参预，而皆未真有所会悟。所以然者，每一运动皆过于紧张迫促，从无思考之余地。”

邓之诚思想改造时期的日记中记载：

一九五二年正月十二日；“钟翰来言，昨聂检讨，党总认为不满，令其再行检讨，从政治背景追求，又谓党团于予未赴会，始终无丝毫不满之意，且备极爱护。令人心感。又谓科学院来函问予思想改造情况。”

正月十四日：“下午阎简弼、俞敏自行检讨，陆为家长或土皇帝，沈则恶霸，聂封建把头，阎、俞狗腿子也。不知何以糟到如此，陆万万不能辞其责。数年来，陆提拔沉、聂诸人，一脚踢倒老教员，以便独断专行，而不料也有今日。阎尚攻孙铮作诗诽谤余攻陆越权包庇，兼攻高、宋、孙亦有派系，险哉！”

正月二十日：“晨李文谨自行检讨。下午四系讨论会，阎简弼暴露沉、聂辱骂领袖，群情奋激。由学校常务委员会开会，将沉、聂二人先行隔离看管。童狂悖一至于此，盖天夺其魄矣，不胜愤悒。阎又言：沉骂我为老妖，蒋家胡同妖气冲天。不知何以开罪于彼，更不知何所取义。此皆陆志韦心腹，陆之胡涂可知，予与之相处六年有余虽隐忍不较，而遘闵既多，受侮不少，自叹孤弱而已。”

正月二十四日：“晨八时半，小文学院开会，翁独健、王钟翰自行检讨。……下午开干部会议后，王钟翰、高名凯来。钟翰言翁检讨甚好，彼则揭发事实甚多，晚七时尚有会，匆匆去。李陶钦来，校中广播说，东荪八日检讨不诚实，明日再行检讨，须就司徒关系、沦陷期间、汉奸关系一一说明。外文系更要求向全体师生检讨。”

正月二十五日：“晨间开会，林赓补充检讨，并总评近数日李、吴、翁诸人检讨。下午，张东荪再行检讨。”

正月二十六日；“晨，小文学院开会，定明晨批评张东荪检讨，下午续会，沉、聂、阎皆勿须再作检讨，令其作自白书。张、陆则须向大会检讨。党部似欲就此告一段落。钟翰早晚皆来，去：他系学生有诘我不开会者，属明晨必往，答以大风或过寒则不去。”

正月二十七日：“晨起甚早，九时讨论会对张东荪检讨作批评。……晚翁独健来言王钟翰检讨虽已通过，然不老实，尚持保留态度。细问之，亦不能举实例。”

二月初一日：“开会中，宣布运动从下星期起，只由干部与教员负责，并由教员领导，学生此次报名检讨者一百一十一人，通过者七十八人，未报名者四十余人。张、陆、聂、沉四人须向大会检讨。”

二月初五日：“下午一时，校中大会讨论张东荪第三次检讨，六时始毕，尖锐批评，俱有录音，尚未大骂。”

二月初六日；“《快报》伍愉凝发言：谓张东荪始终未抛弃反动立场，一贯反马列，反苏，反人民，反革命，而亲美，谓为完全失望。《快报》原要求彻底老实，要求彻底改造，以墨涂去。伍，学生会主席也，尚称张先生。昨日党员张世龙则直乎其名矣。照伍‘完全失望一语’，似不令张再作检讨。而昨夕开幕之美帝文化侵略罪行展览有张、陆、赵再作深刻检讨标语，似张尚未脱思想范围。然学生中已有高喊撤职者矣！”

二月初七日；“问张东荪事，去避嫌不敢。往昔吾识子之面，今吾识子之心矣。”

二月十一日：“下午赵作第五次检讨，非难蜂起，陆递延。钟翰来谈燕校三反重心在消除美帝文化侵略影响。张、赵、陆三人为消除目标。自美帝文化侵略毒害展览后，予已心知此义矣。”

二月十三日：“高名凯来言：陈梦家坦白贪污三亿；唐兰坦白贪污金条七十条；赵万里贪污之数不详。此举所谓羞死人。又言张东荪向本校及中央政府、民盟总部请假反省。翁独健来，以高在坐，未深谈，唯言张、陆、赵三人皆已不能任教。与予所料合。

二月十五日：“高名凯来，言昨日民盟总部开会决定张东荪停职（盟内）反省，限期交待。晚七时开大会向赵紫宸提意见者百余人，有要求撤职查办者，至十二时一刻始毕。赵受洋人豢养，为之效力作谍至去冬犹未停止。”

二月十七日：“晨，钟翰来言赵情形最严重。下午二时至五时，陆志韦作第三次检讨，提意见者九百余人。”

二月二十二日；“晨往女体育馆注射防鼠疫针，不往者为不爱国，予恐被不爱国之名，蹒跚而往，则人员拥护，皆恐被不爱国之名者。……下午二时，文学院开会控诉陆志韦，要求撤职查办。陆先不来，督之，乃夫妇俱来。会毕先去，节约委员会乃宣布慎重考虑群众要求。恐撤必不可免，能留教席与须看处理之宽严矣。”

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二时，教授会议对陆检讨之认识及体会。多人发言后，工作组张大中宣布昨晚与陆谈，颇有觉悟，又言陆乃是中国人民，仅丧失立场。如遂加以帝国主义分子之罪名，未免过重。始终称陆先生，与昨日会场中，新闻系一年级学生高某，因其父高青山昔年被校中辞退，遽高呼：陆志韦跪下者，情势顿异。”

二月二十四日：“高名凯、王钟翰来言：今日之会，定陆为买办阶级，较帝国主义分子稍轻。张大中宣布陆前夕作函托彼转致教部请求撤职查办，有愿悔而死，不愿死而悔语。此即所谓觉悟，亦即所谓新材料也。料教部有批示，故张谓群众当尽力帮助陆坦白。翁独健遂谓罪行大小，应视坦白程度而定，需要群众多数意见，不需要少数恩怨意见。翦公起而驳翁，谓群众意见未错，毋乃文不对题。”

二月二十六日：“又言：三反运动基本结束。下一运动为整干，即忠诚老实运动，人人须交代历史，与三反有关者仍继续进行。未知交代是与思想结合否？亦未知北大、清华同须整干否？”

冯友兰参加三反运动，多次检查四九年前后思想言行。第一次检查承认1949年前有名位思想，想当大学校长，1949年后有进步；第二次检查以名位思想为主，还承认有反共拥蒋思想，1949年后进步不多；第三次检查以反共拥蒋思想为主，承认1949年以后无进步，但只剩名利思想，没有反共拥蒋之心。均未获通过。期间，金岳霖、周礼全曾来看望他，金与冯友兰为检查事抱头痛哭。后又检查多次，还涉及对美国、对梅贻琦、对卜德与李克的认识与态度等。最后李广田代表中共清华文学院党组织宣布对他“免于处分”。冯友兰曾说，在三反运动期间，他有一种思想，觉得不如辞职自谋生活，闭户著书。

杨树达当时在湖南大学，在日记中说：“1951年8月14日，晚夏作铭（鼐）来……又言马学良出版一兄弟民族语著作，序文录一歌颂法国教士碑文。书出后陆定一发现不合，郭沫若、罗常培皆自行检讨，收回赠本。以此近日出版事愈慎重云。”

这样一件小事，已让许多知识分子害怕了。1952年7月19日，湖大思想改造运动，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今日，群众意见书来，凡六条，内容为自高自大，轻视他人，专家学者思想包袱极重，强调业务学习，喜爱奉承。皆切中余病。又谓余教课负责，性格爽直，为同学所欢迎。”“四日，余向历史系师生检讨。生平最大之错误，为应日本人之请续修《四库提要》一事。因好利之故，丧失民族立场，最可痛恨。次之则反对学生运动（抗日运动除外）。李毓尧长湖大，学生反对，余竟为李缓颊。及军人入校干涉，余始力助学生，则事已无及已。他如强调业务，自高自大，自私自利，皆极端错误，急需改正。检讨毕，同事同学多人与余握手道贺，幸获通过。”

邓之诚日记提到张东荪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情况，可以认为是一个是知名学者的真实处境，张东荪作完第一次检讨，群众的意见很多，风头已经不对。他接着作第二次检讨，这时学校已经预备好了很多关于张东荪一生的历史材料，如他给人提书面引用西方一位作家的话：“如果在共产主义与绞刑之间，叫我有所选择，我宁愿选择绞刑”之类；这些材料都刊登在燕京校刊为张东荪特出的专号上。他在民盟的老朋友周鲸文回忆说：有一天晚上他由燕京大学进城来，在他的大儿子张宗炳家我们会面了。他说：“情形搞得这样，我的方寸已乱！”我了解当时共产党为他布置的情况，我很冷酷的问他一句：“你今年多大岁数？”他说：“六十三”。我回答说：“已经六十三，你还怕什么！”他体会了我的用意，向我点了点头。接着我们谈论一会儿。我以死的心情对待我的老友，临别时，我还觉得是残酷、难过，但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恶魔世界，我们又有何话可说。

张东荪先生又在燕京大学大会上又作了第三次检讨，群众还是不许他过关，对他提出尖锐的批评和责难。周鲸文回忆说：这时在会外，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徐冰奔走于民盟主席张澜和毛泽东之间。毛泽东说：“这样的人――坏分子张东荪，我们不能坐在一起开会了。”张澜先生说：“东荪先生问题，还是从缓处理为是！”李维汉装做一副阴森面孔说：“我们不能和这样的坏人合作，他出卖了国家情报。”张东荪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以反革命分子定了罪名。从此以后，张东荪在燕东园的小屋里过其软禁生活，朋友们想和他会面已无可能了。

在张东荪被斗争的同时，在燕京大学还有两个严重对象，一个是燕大负责人陆志韦，一个是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这两个人被斗争的情况的激烈甚于斗张东荪。在运动中，这两个人都过是停职反省的生活。

北京大学在斗争一批教授中，以斗争周炳琳先生为最激烈。他担任过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在学术界很有名气，为人也很正直。他的检讨本来是很坦白的，就是做自毁式的自我批评，甚至骂自己的祖宗三代。群众向他进攻，他就是不承认那些恶语诬陷加在他头上的罪过。这样便形成了僵局。他被认为是旧文化界的顽固堡磊。一方是坚决不认被诬赖的错误，一方是当作堡磊进攻。这样形成了骑虎难下。所以几次检讨斗争，都过不了关，最后还是动员他的家人。他的儿女和妻子、儿子多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学校动员他们在斗争会上检举周炳琳的罪过，同时回到家里再行劝说。这样搞了很长时期，周炳琳已经形成孤立。没有了朋友――朋友们在运动中都划清了“敌我界线”；凡是被斗争的人，就是敌人，谁也不许同情他，而且要以他为敌。同时也没有了家人，周炳琳于是沉默不言。运动高潮过去，他的案子是以不了不之。据周鲸文说，以后他再见过周炳琳，他的脸上始终有不愉快之色。

《北京大学纪事》一书中披露了当时的情况，对比周鲸文的回忆，应该说是非常真实的。以下是本书中涉及北京大学思想改造运动时的记载：

1952年2月24日，工作组党组开会研究教师思想改造学习问题。会议认为群众要求提高了，对教师思想总结（洗澡）不仅要求暴露真实思想，还要求分析批判。这里有个要求到什么程度的问题，需要开个会，组织已经洗澡的人中思想总结好的人作典型发言，以具体事实解决洗澡的问题，推进运动。

1952年2月24日：经济学系周炳琳教授在法学院师生大会上作检查。群众对他的检查很不满意，要求他对破坏“一二九”等历次学运问题、封锁北楼阻挠学运问题和解放后发表的一些不好的言论进行检查。

1952年2月27日：校党委召开干部会，讨论布置教师思想改造学习工作。工作组党组书记张文岑传达了北京市委统战部长李乐光的讲话精神，并结合我校情况提出：教师洗澡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问题小，其中有的还比较进步、积极，不用帮助就可过关。这类占大多数。第二类问题小，但不愿暴露或愿暴露而分析差，需要加以帮助后过关。第三类问题较大，需要在较大范围内认真加以帮助，才能过关，这类人是少数。第四类问题大、有典型性，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加以帮助，这类人更少。大多数人过关后剩下少数即可以开学。前一段的问题是领导上方针不明确，要求过严，一律对待，反而放松了重点。下一段，第一二类人洗澡可以快一些，但也不能马虎。

1952年2月27日：周炳琳在法学院师生大会上作第二次检查。群众对他的检查仍非常不满。周向马寅初校长表示，他拒绝再作检查，“愿承担一切后果”。

1952年2月27日：市高校节委会办公室向各校节委会发出通知。通知说，各校院都已进入打虎高潮，为制止贪污分子互订攻守同盟，防止自杀、逃跑，对拒不坦白者采取隔离的办法是必要的，但必须高度警惕，防止发生自杀事件。

1952年3月7日：西语系朱光潜教授在该系师生大会上作检讨，因其它系来旁听的人很多，不得不数易教室，最后在新膳厅举行。朱检讨后，与会者一致表示不满。有五位西语系的教师和学生在会上发言，对朱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揭发和批判。

1952年3月12日，马寅初校长和法学院钱端升院长到周炳琳教授家中看望周。周对检讨仍抱抵触态度。

1952年4月1日：“马寅初校长主持召开有关朱光潜教授的思想座谈会。曹联亚、郑昕、孙承谔、汤用彤、杨人鞭、向达、金克木、季羡林、文重等参加了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应进一步帮助朱光潜教授提高和加深对自己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

1952年4月8日：法学院全体师生在新膳厅举行大会，周炳琳教授作第三次检讨。与会师生对周的检讨仍不满意。大会的主持者当场收到了540条意见。

1952年4月9日：朱光潜教授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做了第三次检讨。

4月10日：全校师生大会对朱光潜教授第三次检讨提意见，先后有十四位教授、讲助、和同学发了言。最后由马寅初校长作总结发言。他说朱先生的检讨有进步，但还需要继续反省，加紧改造，根据群众意见，彻底批判自己的思想，根本改变反动立场，站到人民一方面来。他号召全体师生再接再厉，肃清反动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树立工人阶级思想在北大的领导权。

4月14日：马寅初校长召开分学委会，研究如何帮助周炳琳教授做好思想总结及检查。钱端升汇报法学院同人结合周的思想，成立了四个研究小组，准备在下次会上发言，对他进行帮助。

4月16日：马寅初校长召开座谈会，对周炳琳教授进行帮助。汤用彤、钱端升、向达、罗常培、孙承谔、金克木等二十位教授参加。新从朝鲜归国的曾昭抡、张景钺教授也赶来参加。会后，周认为这样的会对他确有帮助。

4月17日：周炳琳找马寅初、汤用彤二位校长及分学委会金克木教授，表示愿和群众一起清算自己的反动思想，并请马校长把自己的想法转达给教师和同学，希望大家多来帮助他。

4月18日：马寅初校长主持召开分学委会，研究周炳琳教授在全校大会思想总结和检查的有关事宜。

4月20号：中共北京市委报送毛泽东主席并党中央的北京高等学校三反运动演示文稿中说：为了帮助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周炳琳更好地解除对思想改造的顾虑和端正对三反的态度，北大党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派人同他谈话。在张奚若、马寅初等同周谈话和周的女儿（共产党员）做工作后，周的态度有所转变，表示愿意听取大家的批评，进一步作思想检讨。

4月21日，“马寅初校长主持召开分学委会，再次研究了周炳琳教授在大会上做思想总结和检查。周检查后有十四位教授、讲助和同学发言，对他进行帮助。

7月30日：周炳琳教授在法学院师生大会（其它院师生参加，共约1000多人）上作检讨。周这次检讨较诚恳，对自己的过去有认识，并体会到党与群众对他的帮助。大会对他的进步表示欢迎。

1952年5月22日——23日：忠诚老实运动的准备开始阶段。第一批干部159人的学习于22日、23日进行。工作组党组书记袁永熙做了动员报告。他说，运动中除个别的人以外，都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历史问题，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问题。领导人必须自己先扔掉包袱，然后再愉快地去领导别人。运动中要坚决贯彻‘自发自觉，不追不逼’的原则。经过两天学习，这批人共交代问题119件，交代问题的人数占参加学习人数的75%。其中：一般性问题60人，反动社会关系51人，一般政治问题8人。各级有关领导对交待问题者做了结论。

周炳琳最后能过关，还是应为毛泽东说了话。1952年4月21日，毛泽东对北京市高等学校三反情况的批语中说：“彭真同志：送来关于学校思想检讨的文件都看了。看来除了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特分子以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北京大学最近对周炳琳的作法很好，望推广至各校，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们的必要作法。”初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原则上是和风细雨，不搞大批判，但具体到每一个单位，又不尽相同。汪敬虞回忆说：“我记得在科学院刚展开运动不久，曾参加过一次北京大学周炳琳教授的批判会。那是在一个可容上千人的大礼堂里举行的。当时我看到面无表情的周先生坐在台下正中，两旁坐的是他的亲属，有人告诉我那是他的老伴和子女。大会上除了群众一个接一个上台批判以外，还有周先生亲属的揭发。他们也走上台，带着激愤的表情对自己和亲人进行声色俱厉的揭发批判。这种场面，在后来的反右等等运动中，看得多了，也就不以为怪。但在建国初期第一次看到时，却很不习惯，觉得异乎常情。

然而，在后来科学院的思想改造运动全过程中，我却没有再碰到这种让人不习惯的场面。相反，倒是有两个动人的场景先后出现在我眼前。

科学院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全院的学习是分区进行的。我所在的经济所和近代史、考古、语言等所同在城东南，就以东南区的名义经常在一起开会学习。我记得在考古所郑振铎所长作思想检查的会上，有些群众有些激动，打断了他的发言。郑先生也有些不大受用，他一边讲着一边摘掉眼镜，用手绢去擦眼泪，会上空气有点紧张。就在这个卡壳的当口，原来不在场的范老（范文澜同志）忽然匆匆地赶来了（范老就住在会场附近）。他喘息未定就起立发言，对郑先生在历史上的进步和学术上的贡献作了积极的评价。范老的讲话使会场上的气氛立刻缓和下来。原来疾言厉色的面孔没有了，郑先生的脸色也好看多了。散会时候，看得出来，绝大多数同志都感到满意。

另一个场面也出现在考古所的学习会上，考古所梁思永研究员当时身患肺疾，基本上卧病在床，按规定他可以自学，不必参加小组学习。但是梁先生坚持要同大家一起参加学习。在这种情况下，小组学习会有时就在他的家里开。有一次我参加了这个小组会，看到梁先生靠在躺椅上，大家依次环坐。梁先生虽然躺着，却拿着学习文件认真思考和发言。他的亲属也在一旁，偶而也说一两句话，不过与学习无关，只是对梁先生小声耳语，给梁先生以悉心照顾。面对这一场面，当时我就想：这和周炳琳先生批判会上的场面是多么强烈的对照！然而它的最大不同，应该说，还是在对周先生、对梁先生、对所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实际效果上。”当时科学院的思想改造运动的实际主持者是刘大年，虽然运动平和，但也可以想见对运动的忠诚，梁思永重病在床，还不放过，他不久就去世了。

清华大学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两个特殊的例子，一个是斗争华罗庚先生，一个是斗争潘光旦先生。华罗庚是国际闻名的数学家；从美国回来投奔祖国，不久就碰上思想改造运动。这样一个留美学者，在共产党眼里自然是周身是病，所以指使群众搞他一下，他以坦白的心情都尽其所有交代清楚了，看来问题还并不严重。最后因为他还保留着原有的出国护照，未加焚毁。由这个引线起就对他展开了无穷的斗争，说他有“投靠帝国主义的思想”，为“留后路”的打算，在斗争会上他是有口难辨的。华罗庚简直成了“罪人”。他看见了这个无情无理不问是非的世界，自己的灾难是无穷的，生活在这样的社会还有什么意义，于是进行了自杀。后被发现的早，保存了他的生命。因为他是民盟盟员，他的检讨改在民盟北京市支部举行，躲开了自己在清华布置的火线，这样华罗庚才算过了关。

清华大学另一个斗争的对象，是潘光旦。他是全国有名的社会学学者，为人老实厚道，为民主运动奋斗甚力；早年就加入了民主同盟，多年保持中央常务委员的职位。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他的检讨大体上是坦白、老实的，没有什么隐藏，而且以他的历史人所周知，也不需要什么隐藏。他虽然作了检讨，但群众硬要整他的“思想暗流”；意思就是在表面思想之外，还有什么隐藏的思想。这一追查，越检讨，越搞不清，潘光旦虽然前后作了八次检讨，被斗争的痛哭流涕，这个“思想暗流”也搞不清。最后还是运动收了兵，他也是在民盟北京市支部检讨之后过的关。

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等院校教师学习会上做了一个报告，这就是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他在报告的一开始就说：“北京大学教师学习和马校长要我给他们做一个报告。我想，既然给北京大学讲，也就应该给别的大学讲。因此，我同教育部商量了一下，这个报告会就以北京大学为主，把北京、天津其它大学的教师和同学代表也请来了。

我讲什么呢？做一般的政治报告吧，也许不适合大家的要求，因为大家正在进行思想改造的学习，这样的报告不是最需要的。既然在学习，就一定要下决心改造自己。因此，我想讲一讲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周恩来的报告是从他个人经历开始的，报告亲切、生动，很有感染力，他特别讲了南开校长张伯苓的事。他说：“张伯苓先生晚年做了国民党政府的考试院长，重庆解放以后，开始有了觉悟，后悔了。以后他回到北京，又转到天津。他和我总算是师生关系了，也很接近，但是我丝毫没有勉强他写一个东西。以后他慢慢地认识了新中国，认识了人民中国的好处，开始跟我讲了一些他最赞成、最高兴的事，但是我仍然没有请他写个东西。我觉得一个人的进步要等他自觉地认识以后才最可靠。这样一耽搁，没想到他就年老病故了。临终前他写了一个遣嘱，大家可能在报上看到了。也许这是我的一个缺点，没有及早地帮助他提高觉悟。假使我知道他身体那样差，早一点提醒他一下，他也可能多一点进步表现，使人民对他有更多的谅解。这是我抱歉的地方。”

周恩来举的第二个例子是翁文灏。他说：“翁文灏，大家也很熟悉，新华社宣布过他是战犯之一。但是他在欧洲表示愿意回到新中国来，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到美国去当教授。因为他有这样的表示，我们就欢迎回来。他回来以后，有些朋友觉得他应该写一个声明，这样好使人民谅解他。但是我仍然觉得不要太勉强，要他慢慢觉悟，自觉地写。”五十年代初期，周恩来在知识分子当中很有威望，他的这次讲话令知识分子非常感动。他还讲了梁漱溟。他说：“梁漱溟先生初到北京的时候跟我说，有些问题他要观察一下。他在这点上很直爽，我们也很尊重他，所以介绍他到各个地方去观察。他每次回来的确都有进步，这一点我们应该欢迎。他观察一个时期就提出一个新的认识，那很好嘛！”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以后，全国各地的思想改造运动就开始了。在这一段时间内，全国几乎所有有名的知识分子都开始以接受记者采访、单独发表检讨文章，表示自己要和过去化清界线。

1951年10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开幕。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教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已经逐步地变为现实。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十月二十三日的《人民日报》也发表短评《认真展开高等学校教师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这次会议以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就进入了一个高潮。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那段话，几乎成了知识分子写文章时必然要引用的一段名言。

同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的通知”。通知中说：“学校是培植干部和教育人民的重要机关。党和人民政府必须进行有系统的工作，以期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使全国学校都逐步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并逐步取得与保持其革命的纯洁性。因此，必须立即开始准备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于一至二年内，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员中和高中学校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的工作，培养干部和积极分子，并在这些基础上，在大中小学校的教员中和专科以上（即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

同年12月9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思想改造是知识分子对人民祖国的责任》。社论中说：“这是思想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和平改造是不可能有任何效果的，必须经过一番痛苦才能放下包袱而感到轻松愉快。思想改造自然是长期的，这是说，从一个阶级的观念形态的转变，不是几次会议，一个运动所能全部解决的，必须经过长期斗争的磨练，像毛主席教育我们要经常扫地，经常洗脸一样。”这是四九年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政治运动，由于运动的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知识分子的第一次清理，为随后到来的1952年的院系调整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1952年9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好院系调整工作，有效地培养国家建设班干部》。文章说：“今天的院系调整工作，是在学校的政治改革和教师的思想改造已经取得重大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两年以前，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即曾得出了调整院系的问题，但是两年来这一工作很少进展。这主要是因为许多教师在思想上还严重地存在着崇拜英美资产阶级、宗派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的观点，没有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因此就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自从去年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号召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和今年经过‘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各校教师进一步肃清了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树立加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样，就有条件与可能把院系调整工作做好了。”

五十年代初，朝鲜战争和随后进行的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重叠的，所以显得非常恐怖。1951年1月21日，毛泽东代表中央人民政府签署公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什么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这篇社论语气非常强硬。其中有这样一段：“有一些同志不懂得镇压反革命是人民民主革命必要的完成，而竟然认为在革命胜利之后，对于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也要施以‘仁政’。他们似乎忘记了由于无数先烈流血牺牲的结果，才使我国人民推翻了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革命政权。这就是广大被压迫的人民起来，压迫过去长期压迫人民的少数压迫者。国家政权就是这样从原来少数压迫者的机关，变成为今天最大多数人民压迫少数压迫者的机关。我们人民的革命对象，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那一小撮反革命势力。革命和反革命是不能两立的。人民对于一切决心脱离反革命阵营，回过头来为人民服务的，都已经给予宽大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现在愈加分明了。现在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既不会自己甘心死亡，就必须彻底革掉它们的命，决不能允许它们来革掉人民的命。”

1951年2月发动并持续到1953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从1951年夏秋的反对腐化干部的三反运动、针对那时为止受到尊重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五反运动和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这些运动都进行的极为激烈，并引起了社会上严重紧张和忧虑。如同在乡村，官方的暴力也被大规模地使用，特别是在镇反运动中，但三反五反运动使用暴力的程度则小得多。此外，各种各样的措施造成了强烈的心理压力，其中包括强迫在小组中坦白和有数万人参加的公审（并向几百万人广播）。这不但形成一种不信任气氛，破坏了已建立的个人关系，而且还导致大批人自杀——可能有几十万人。从此以后，知识分子就开始变得谨小慎微，这次思想改造运动到1952年的秋天基本结束，它带给知识分子心灵上的伤害是很重的。

中国知识分子本来就有文人相轻的习惯，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由于相互揭发导致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严重恶化，至此把知识分子的道义和人格力量基本摧毁。冼玉清当时感到，四九年以后每逢开会，凡叫口号，女子也和男子一样高举拳头，看见这样剑拔弩张，他有点不顺眼，认为世界真是变了。冼玉清说：“有人检举我去香港传达情报，许多检举材料都是私人恩怨而制造的。我认为风俗之良劣，在乎人心之厚薄。自检举风兴，人心之凉薄极矣。”

思想改造运动以后，知识分子当中说假话开始成风，虽然这是压力之下的被迫选择，但天长日久，它已成为一种风俗，这对中国文化的破坏是很大的。胡适给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写序时，看了金岳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写的检查，他说：“是不是毛泽东和他的政权已经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胡适认为这都是由于“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所造成的，不可能真正有效，但短时间内可能是这样，如果是整体化，长时间如此，情况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文革”当中，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残杀，不能说与思想改造运动的后果没有关系。

胡适说；“现在我们有许多朋友在北平受压迫，作坦白文章。去年（四十年）八月下半月起，即有所谓思想改造运动，尤其是对于高等教育机关的教师。许多我们的朋友公开否认北大的传统；这是在日本铁蹄之下都没有经过的苦痛。我们那些老朋友，在思想改造时期，被迫作土地改革，自我批评；而且要所有群众来批评‘自我批评’。还有，他们除宣告‘胡适的思想为敌人思想’外，更进一步评判蔡先生思想。蔡先生的思想：一是自由思想，一是学术平等。他们说：‘这是错误之至；难道资本主义思想同人民的思想可以平等？’所有这些公开否认‘胡适思想’，检讨‘蔡元培思想’的朋友，都是在非人环境的生活中，被压迫而这样样做的。我们应该基于深刻的同情，知道他们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我们应该体谅，他们所坦白的，绝不是他们心中要说的。我想，各位一定与我同感。

在这个时期，我不敢说过分乐观的话。不过，我一向是乐观的人，总觉得这种局面不会长久。他们清算北大，我觉得他们越清算，越是提醒人家对某种思想的回忆。想想那时学术平等，想想那时自由空气，大家会更加深刻的了解。他们清算‘胡适思想’，等于温习胡适的书。”胡适以为思想改造运动不足以摧毁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优良传统，他的这个估计是太过于乐观了，因为他想象不到四九年以后政治运动的严酷。思想改造运动，从设计者角度考虑，这个运动是很成功的，不过它越是成功，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伤害就越大。

作者：谢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