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分层与西式学堂的引进 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

近代学生是随着新式学堂取代旧学书院出现的，而新式学堂又是伴随西学东渐进程逐渐引进和发展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西文化正面相撞，刺激强化了西学东渐的趋势。迄今为止，对于这一过程的探讨有两个明显的局限：一是以先进中国人的主观意向勾勒发展变化的线索；二是用正统主导文化涵盖各个文化分层，而多少忽视了近代中西文化冲突融合的全面性体系化特征，对于不同层面不同区域文化的实际规范功能、反应差异与互动关系，及其对西学东渐的影响制约作用，缺乏具体认识和完整把握。从文化分层角度重新检讨西学东渐的开端进程，可以更好地认识作为中西文化传通的主要载体之一的新式学堂如何被引进接受，以及学生的地位、作用与局限。

建立在发达农商经济上的中国社会，至少宋明以后已经出现了官僚士绅的精英层、城镇市民的通俗层和乡土社会的民间层的文化分野日渐清晰的趋势，不同文化分层逐渐形成各自的规范功能，在大社会的共同性下表现出相异相悖的倾向特征。这种由社会分层决定的文化分层，在接触外来文化时，必然产生反应和作用的差异。

贵族官僚和士绅文化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及主导地位。鸦片战争前后，面对西方殖民者咄咄逼人的攻势，以及异质文明巨大优势的猛烈冲击，一些经世派士人破除闭关锁国的心物障碍，承袭明清之际学习西学的先驱的精神主旨，睁眼看世界，提出师夷制夷。尽管战争是坚船利炮的冲击，而洋货是奇技淫巧的展现，但物质文明刺激了人们对西方文化的全面探索。他们不仅对传入中国、目睹身接的洋货洋器洋技表现出浓厚兴趣，而且试图通过片断的外来文化因子进一步观照外在母体文化的整体形态，寻找民富国强的源头秘诀。这种探索的目光也投向教育。例如魏源等人就发现，美国广设学馆，“以教文字、地理、算法”，故其人“文质彬彬”，“且人才辈出，往往奇异”。不过，魏源只是觉得那些“上通天文，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穿古今”的外国人，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不得再以“夷狄”《海国图志》百卷本，卷六十、六十一、七十六。目之。在他看来，夷之所长在于技，即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而没有认识到在理的层面西学可能优于中学，西方教育不仅使其人民普受教化，而且成为近代文明形成发展的重要基础。对西学的优越性缺乏足够的认识估价，使开明之士忽略了1623年艾儒略所撰《职方外纪》中对欧罗巴学制的系统介绍。

鸦片战争后，中外接触交涉逐渐展开。为了通晓“夷情”，国人开始注意西学，并逐步过渡到引进西式教育。一些开风气之先者在与外来之人、事、物的接触中，发觉泰西器利技精的原因，在于有大量专业书籍。如姚莹谈到他曾登上英国轮船，“见其酋室内，列架书籍殆数百册”。交谈之下，又得知“白夷泛海，习天文算法者甚众，似童而习之者”。而在中国，这些学问则“几成绝学”姚莹：《康纪行》卷三。感到在科技理论方面中学逊于西学。1860年代初冯桂芬、郑观应等人提出采西学、设学馆，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认识到“彼西人所擅长者，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经译者十才一二，必能尽阅其未译之书，方可探赜索隐，由粗浅而入精微”《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不仅公开承认自然科学的技与理两个层面中不如西，而且明确指出，只有认真系统地学习，才能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掌握。由制器之技而格物致知之理，构成对西学认识进展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提出了引进西式教育的必要性。

从鸦片战争到1860年代，有20年的时间跨度，刚好是一代人的兴替。仔细考察一下，其间在官绅士人层面明显存在一个学习西方的断层。证据如下：1．这20年中，清政府几乎没有任何趋新意向或变动，甚至已开五口的地方政权也很少相应变化。2．鸦片战争时期开眼看世界和学习西方的先驱们，到1850年代初，大都已将其探索心得以著述形式做了总结，却鲜有人实际尝试。而后起之辈则到50—60年代之交才崭露头角，在认识和行动上接续并超越前辈，而且只有郭嵩焘、冯桂芬、郑观应等寥寥数人。1850年代，这方面的言行明显处于停滞沉寂的低谷状态。3．一般士绅极少回应魏源等人的前驱主张。1859—1860年，郭嵩焘一再愤激地批评士子官绅“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四国新档•英国档》的保守惰性。这表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冲击并未打开上流社会向西方学习的视野。如果没有后此及下层的变化，睁开的眼睛大有重新关闭之势。

如果说从镇压太平军发迹的洋务大员，是在与洋人的接触和对洋器的使用过程中认识到西文西学的重要，执掌朝纲的皇族亲贵则更主要是迫于对外交涉的压力。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开办便是明证。1858年因战败而被迫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凡有文词辩论，总以英文作为正义。”1858年6月30日，美国公使在《中美天津条约》签字后，又提出学习外国语文等4项建议。清政府虽可敷衍搪塞于一时，但因列强长驱直入，对外交涉失去地方缓冲，故伎重演，难以奏效。据说英法联军两度迫临京津时，该地区唯一的中国翻译是一名因案收管的广东人。恭亲王奕曾因无人认识巴夏礼一封中文信函的英文签名署期，在军情紧要之际耽搁数日。痛苦的外交经验以及外国公使驻京、总理衙门设置、直接交涉常规化的现实，使语言沟通成为当务之急。1859年2月，郭嵩焘上“请广求谙通夷语人才折”，首次提出要培养外语人才，以通夷情，“推考诸夷嗜好忌讳奕奏设同文馆时，只说：“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碍于面子，未提条约规定，实际上连对不平等条约订而不遵的本钱也丧失殆尽了。

只要稍微调整以官绅士人作为唯一尺度的观念，就不难发现，上述线索仅仅反映了西学东渐的一个层面。官绅士人作为正统主流文化的负载者，也具有本位文化异体排他性的主导功能，对外来文化的融汇内化力与抵拒排斥力适成正比。士绅对西学的态度也不尽相同。梁启超说，旧学的辞章、考据、掌故三派中，掌故一派“变而维新也极易”。而城乡的农工商民，则内化力差，排斥力也弱。他们不会明确地概念化比较中西文化的优劣短长，却能从实际生活出发，对具体事物选择取舍。事实上，最先接触和接纳西方文化的，并不是主观上对西学西艺有所认识的开明士绅，而是外国商人教士足迹所至的沿海口岸地区的凡夫俗子。在鸦片与大炮之前，洋货与宗教是西方试图开启中国大门的两把钥匙。官僚士绅通过坚船利炮来认识西方文明，百姓则从洋货的质地价格以及传教士的表现活动加以感受。早在1834年，英国传教士古特拉富的夫人就在澳门设立女塾，不久又附收男生。此后，广州、香港等地的教士商人组织了玛礼逊教育协会，通过“设学校”等方式，“以促进中国之泰西教育”。1839年，布朗夫妇在澳门设立玛礼逊学堂。这些学堂开设了中英文、算学、地理等课程，象征着西式教育嫁接到中国本土。传教士的活动与列强的殖民扩张相适应，《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和《天津条约》的签订，使外国人在华办学变相合法化。1859年以前，清政府和开明士人尚未提出办学设想，教会已在各地设立学堂50所，学生达1000人。另据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1852年江南的耶稣会派已有学生1260人。其主办者虽是外国人，学生却是清一色的中国人，至少体现了一个文化层对西学东来的一种反应。

与官绅士人在夷夏之辨中艰难曲折的情感转变相比，乡土村民面对西学的心理负荷显然要轻得多。迷信习惯与乡绅导向抵挡不住本能需求与实利诱惑。由于早期教会学堂以培养神职人员为主要目的，面对士绅的道德伦理大防和崇尚祖先风水的下层社会的疑惧，为了冲破文化屏障，教会以免费提供食宿为条件，招徕贫家子弟。同时，沿海一些地区受中外交往影响，出现社会变动，学西学可以增辟谋生之道。家境贫寒的容闳，小社会环境的改变使其父母很快做出适应性选择，让他们的儿子或入旧塾，或入西学。对于后者，诚如布朗于1877年所说，是让他学点英文，将来好在英国人家里当仆人。容闳的确因略通西文而得以到印刷所做工。此外，贫苦乡民子弟没有士子童生的名誉负累，既可充当小贩，也就不怕与“番鬼”打交道而有辱斯文。而且小社会对于学习西文或为洋人办事者，并不加以特别的歧视排斥。容闳进西塾和到印刷所做工，均由于父母受在传教士处做事的同里邻居的影响介绍。甚至田间老农也因容闳能背诵英文字母而奖禾数捆。这在当时的士大夫圈子里，起码要遭到耻笑唾弃。30年后郭嵩焘出使英国，还被目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怪物，举国上下无人表示同情支持。适宜的心理和小环境氛围，使乡民子弟比较轻松地跨越了中西文化的道德障碍。

乡村虽受乡绅和宗族的规范引导，但在一些地方力度不及城市士绅对市民的影响控制。与中世纪欧洲的情况不同，中国城市是士绅活动与生活的主要场所，加上地缘纽带把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组织引入城市，士绅商董凭借会馆公所控制商帮市民，使其支配作用更加常规化体系化。教会学堂乍由乡村进城，遇到不少麻烦。1839年，布朗的学校先是设在广州，但很快被当地居民赶走。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在各口岸城市陆续办学，也引起市民的反对抵制。如在福州设男女学校，招生本已寥寥，开学后不久，许多学生又迫于舆论压力而自动退校，连介绍学生的教徒也因受四邻的攻击而被迫迁居，曲折反映了士绅文化的排他性导向。

不过，与政治性都市不同，工商城市的士绅与商人早有互渗传统，进而仕宦，退而农商，成为明清以后士绅安身立命的不败之计。而清代实行捐纳制，更打开了商富与正途士绅交往的大门。士绅对西学初来的排斥，与商人对洋货乍到的抵拒是一脉相通的。当唯利是图的商人转而接受洋货时，与之关系密切的士绅对西学的态度也开始松动。加上“学在四夷”、“有教无类”的教育民间化传统以及科举取士的影响，平民寒儒子弟长期以读书为升迁之道。对于这类贴近下层的士子童生，西学发展的势头显示了比狭小崎岖的仕途更具现实意义的诱人前景。正如教会人士后来所说：“当初基督教学校，虽供给饮食，而仍难诱掖教外之子弟入学。厥后外国在华之贸易，日渐推广，所用本地人才，皆须谙通外国语言，教会学校学生遂得为捷足者之先登。”市井子弟入学，起初或许纯为免费食宿计，但主导倾向很快转为谋生求职训练。到1866年，在华的耶稣、天主教教会共设义学、学堂、书院74所，学生约1300人。其中全给衣食的义学及学生数，仅分别为只免学费的学堂及学生数的41％和28％。学堂的地区分布，也明显与各地对外交往的疏密程度相关。

市民的积极反应对本地官府士绅形成压力与威胁，促使后者加快接受西学的步伐。冯桂芬代李鸿章所拟设立上海广方言馆奏稿中，明确表露了对这种压力的担忧，他说：“查上海通事一途获利最厚，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其人不外两种：一广东、宁波商伙子弟，佻达游闲，别无转移执事之路者，辄以通事为逋逃数；一英法等国设立义学，招本地贫苦童稚，与以衣食而教肆之。”冯桂芬指责这些仅粗通西文、不知西学的“市儿村竖”“皆资性蠢愚，心术卑鄙，货利声色之外不知其他”，而且“借洋人势力播弄挑唆以遂其利欲，蔑视官长，欺压平民，无所忌惮”，固然反映出事实真相的一面，但也显然带有士绅对平民的偏见，以及统治阶层对中外交涉要事为民间势力“假手其间”《李文忠公全书》奏稿三。的疑惧。西学地位的上升与市民对西学的掌握相呼应，已经到了使口岸城市的官绅士人非正视不可的程度了。

村夫商民接受西学对上流社会的影响不止于客观压力。平民子弟的中学根底虽浅，毕竟受传统文化的感染熏陶，对于旧学有所了解体验，通过系统地学习和掌握西学，他们可以从与经世派士人不同的道路形成革新中国的认识。容闳便是典型之一。经过完整的西学教育和本位文化的潜在影响，他超越了谋生赚钱的生理需求，成为一名爱国革新志士。还在美国求学之时，他就拒绝了进入孟松学校的有条件资助，决心“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归国返里之际，母亲问以文凭学位可博奖金几何，他答称：此“非有金钱之效用，惟已造就一种品格高尚之人材，使其将来得有势力，以为他人之领袖耳”。摆脱单纯逐利的褊狭，显示出从原有文化层的升华。而开关后的社会变迁及西学地位上升，则为这类人提供了接近和进入上流社会，直接施加影响的机遇。几经浮沉之后，容闳终于以译文优于洋员而蜚声上海商界，又通过商界而接触名士官绅，开始鼓吹其救国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容闳完整地提出他的计划，是向太平天国的建议包括设立实业和陆海军学校，颁定系统学制，是一份以西式教育为基础的根本性改革纲领，也是中国人第一次要求全面引进西学，建立新式教育制度。遗憾的是，容闳源自西方教育背景的主张，对于当时包括开明官绅在内的大多数中国人，都显得过于隔膜。冯桂芬后此提出的采西学，设学馆，与此相比，仍只触及西方文化的皮毛。容闳试图以文化排他性较弱，而与自己共同性较多的太平天国为依托，实现变革蓝图，还是反应平淡。前车之鉴，使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投石问路，即使对曾国藩，也未将计划和盘托出。中国实行类似变革，要待40年之后，至于主观上明确认识中西学以及中西教育制度宗旨的根本区别，则是下一世纪的命题。不过，容闳决非孤立的偶然例外，其同学中，至少还有唐廷枢、黄赛、黄胜等人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留下了足迹。只是由于记载缺漏或观念褊狭，下层文化乘西学之风浮升的现象，尚不为人们普遍认识和重视罢了。

西学东渐与走向世界，是体现近代中西文化关系的双向互动过程。外来文化在沿海地区下层社会激起波澜，进一步改变了安土重迁的习惯取向，激发人们走出国门的欲望。由固定人口转变为流动人口，本来就是城乡贫民应付天灾人祸的习惯性调节方式。清代人口膨胀，土地资源日趋紧张，加上清中叶后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出海谋生者早已络绎不绝。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东进扩张，中国海外移民的走向逐渐由南洋伸展到欧美。从1785—1841年，当清政府及士绅阶层连美国的方位还茫然无知时，已有至少24位中国人到过或定居于新大陆，其中一位来自广州的王姓学生还进入了康威尔城的国外布道学校。到欧洲的人也日见增多，上述24位赴美华人中，有一些就是由欧洲辗转而至。他们主要是沿海地区的贫民，也有少数仕途困厄的失意士绅和商人。1866年，清政府首次派员游历欧洲，标志着官方向西方学习从睁开眼睛跃上举步出门的新阶段。但出访者一路上不仅在西贡、新加坡等地看到数以万计的华人，而且在巴黎遇见“已侨寓十数年”、“又解英法言”的宁波商人。令人奇怪的是，李善兰为斌椿《乘槎笔记》所作之序竟说：“所历十余国，皆开辟以来，中国之人从未有至者。”这位中国当时首屈一指的科学大师也不能免于文化偏见，对书中所载事实视而不见。当1868年清政府的第一个外交使团由外国人率领出访欧美时，同船赴美的广东“游民”竟有800余人，在旧金山定居者已达数万之众。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平民百姓，才真正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先锋前驱。他们虽然很少著书立说，流传于世，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却依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首先，他们的行为经历对亲朋邻里发生直观感应，潜移默化地使之产生到泰西谋生的欲望追求。在一定条件下，其影响还作用于士绅阶层。如18—19世纪之交“遍历海中诸国”《海录•序》。的谢清高，当其经历见闻引起乡人杨炳南的注意时，就被录之成册，成为士绅认识世界的重要印证与补充，影响的时空范围大大扩展。

其次，他们把中国的工艺器物、风俗人情带往西方，引起异国人对东方文化的关注和交往需求。1868年张德彝等人到旧金山时，只见当地唐人街“所有闾巷市廛、庙宇会馆、酒肆戏园，皆系华人布置，井井有条”，“远望之讶为羊城也”。一些宁波、广东籍商人在欧美经营中国货，所获颇丰，还有浙江民间艺人在欧洲各国巡回表演杂技多年。

再次，当东西方正式接触时，他们可以充当媒介。据说鸦片战争以前，美国政府曾让一位住在纽约的华人担任信使，希望向清政府传递信息。清政府的外交使团路经或抵达各国时，当地华侨纷纷前来拜见，除热情款待外，还介绍所在国的时政大事及风土人情，甚至亲任导游，有助于初出国门的官方代表更好地认识世界。1868年的使团到美国华盛顿时，一位华籍传教士登门建议献策：“公等旋归，可将西国风俗政事之善者以劝华人之不善，不数年间，华人必效西国矣。”此人言谈虽带宗教色彩，却是中国人向祖国发出的效法西方、变政革新的恳切呼吁。同文馆出身的张德彝用顽固派谩骂母校的语言斥责其剪发易服，数典忘祖，“取小利而乱大义”，反对“取彼数百年之善政，以易我数千年之善政”反倒显得道学气太浓。

最后，这些华侨中不少人学会了外文，有的还进入当地学校接受正规的西学教育。沿海地区也有人专程赴欧美学习语言文字。1872年曾国藩奏报选送幼童留美事宜时便提到：“前此闽粤宁波子弟，亦时有赴美学习者，但止图识粗浅洋文洋话，以便与洋人交易为衣食计。”曾国藩、李鸿章：《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约章成案汇览》乙篇卷三十二上，第1—6页。语言是文化沟通的工具。1868年，张德彝在巴黎时曾与两位华侨和两位俄国人用法、拉丁、俄、英、汉等“华洋五国言语，互为翻译交谈”，这场中外联唱同时也是海内外中国官民、雅俗文化的合弦，成为学习西方进程中一段极具象征意义的插曲。此外，一些山西、四川籍落魄士人为欧洲汉学家担任记室，有的还参与翻译介绍中国古籍。如一位姓李的四川人，就曾为一“广览华书”的法国学者任记室，协助译出《离骚》、《原道》等书。这些鲜为人知或视而不见的凡人小事，与士绅阶层开关20年后无人通晓洋文夷 情，以及1867年前京师增设天文算学馆的惨败形成鲜明对照。

作者：桑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