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堂发展的曲折历程 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

市民社会的变化，直接推动了沿海官绅和士林风气的转变，并间接影响中央朝政，在开明之士鼓动、外强压力、地方洋务大员支持以及商民社会与西学相互促动的合力作用下，主张变通的一派占了上风。但是，朝政的转向却与闭塞耳目、坐而论道的京师士大夫发生严重冲突。直到1860年，郭嵩焘仍在抱怨：“中国与西夷交接二十余年，至今懵然莫知其指要”，“京师知者独鄙人耳”。《郭嵩焘致曾国藩》，《陶风楼藏名贤手札》第5册。上海广方言馆的筹建虽然风平浪静，1866年京师增设天文算学馆却引起轩然大波，显出士风的区域性差异。与前此同文馆相比，天文算学馆不仅增加西学课程，不再仿照乾隆年间的俄罗斯馆只习西文，招生对象也由八旗幼童改为举人、五贡、翰林及五品以下由进士出身的京、外各官等正途士人。奕等人在那拉氏的支持下，挫败了以倭仁为首的守旧派所谓“矜奇好异，震于西人术数之学”，“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十六。的攻诋，却无法化解诸如“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翁同龢日记》同治六年二月十三日、二十四日。等俚语对句满天飞的社会影响。旧学泰斗操纵着士林动向，“自倭仁倡议以来，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且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或一省中并无一二人愿投考者，或一省中仅有一二人愿投考者，一有其人，遂为同乡同列所不齿”。《洋务运动》，第39—40页。结果，形式上获胜的奕在次年招考时惨遭败绩，半年中只有98人报名，而且无一人出身正途。到考者减为72人。经初复试，录取30人。入学半载，因程度太差又斥退20人，剩下的10人，只得并入旧馆。所以有人说：“中国学者中的优秀部分拒绝和它发生任何关系”，“只有一些才具较差的‘骗子’之流才肯去接受新课程的利益”。高斯特：《中国在进步中》，《洋务运动》八，第432页。此后，同文馆中京师学生的水平一直不及沪穗两地的保送生。1872年，该馆的92名学生中，“成绩最好的都来自海口各校”。毕乃德：《同文馆考》注21。到1899年，该馆先后从上述两地接收保送生74人，每届大考，各科头名几乎为他们所独占。天文算学馆的失败，反映出当权者与士大夫，以及京师与沿海士林间的差异分歧，同时标志着西学东渐进程在士大夫精英层的严重受挫。恰好同一年，教会学堂不仅在沿海城市有所发展，而且深入到陕甘云贵川等内陆偏远省份。

相反相成为万物进化之理。天文算学馆遭挫折，京师士林核心也与西学东渐潮流正面撞击，陷入思想先驱鼓动、当权者倡导、沿海士风变化冲击以及下层文化借西学之力浮升趋势的夹攻之中，内部出现分化苗头。当时名士领袖之一的李慈铭说：“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稍有人心宜不肯就，而又群焉趋之。盖学术不明，礼义尽丧，士习卑污，遂至于此。”徐一士：《一士谭荟》（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66年），第136页。间接反映出一些士人心欲归之而顾虑重重的矛盾心境。这比丝毫未染欧风美雨的一潭死水之地，又要略胜一筹。

洋务新政推行，中外交往扩大，以及中西学地位此升彼降的变动，使教会学堂得到加速发展的良机。到1876年，新教学校达350所，学生5975人。而天主教会1877—1878年度仅在江南一带就有学校558所，学生9013人。《中国近代教育史》，第75页。鉴于毕业生的社会需求量大于供给，而面向下层的方针见效较缓，早期利用贫民文化排他性弱的特点来打破心理氛围障碍的积极作用已形减少，下层社会文化内化力和辐射力差，潜在制约作用又更多体现于惰性的弱点相对突出，从60年代中期起，教会开始调整对策，一方面淡化宗教色彩，首先以扩大西学影响改善社会文化环境，为宗教传播提供便利，教学内容逐渐世俗化。另一方面，改变招生对象的层次，由贫民转向商贾富家，最后达到吸引官绅子弟。1865年，上海英华书院“考虑到英语教育将是高度有利的，有许多人表示为此目的希望能学习英语”《北华捷报》1865年7月12日。，率先实行收费招收商界子弟，以提高学校的质量地位。到1887年同文书会成立和1890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上，这已成为普遍共识。教会人士认为：“往往在北京的高级官员和开通的官员已准备接受外国人的建议，而地方上的士大夫们却进行干涉，并且会有效地阻害一切进程。这般士大夫们充斥在帝国各地而且受到高度的尊敬，事实上他们乃是这个帝国的真正的灵魂，并实际地统治着中国。”“如果我们要影响整个中国，就必须从他们下手。只有当我们愈是博得士大夫的尊敬，我们在中国的事业才愈能顺利进行。”《同文书院章程、职员名单、发起书和司库报告》，1887年。为达此目的，办法之一，是通过培养富有聪明的人“担任领袖、先生和司令官”，以取代士绅阶层的地位。《1890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记录》，第457—459页。办法之二，是直接影响并改变士绅。后者更能收到一举两得、事半功倍之效。李提摩太任广学会总干事时，便计划将10000名正式、候补官员和34000名士子童生作为经常施加影响，进行系统教育的对象。江文汉：《李提摩太与广学会》，《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

教会学堂方针的适时调整与社会变化趋势相合拍。80年代中期，美国教会计划在广州设立一所大学，当地的官绅士商400余人联名请愿，要求将学校设在广州。其中1／4是政府官员，10人是翰林。《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9—30页。上海中西书院由于规定“肄业生不论何局办事，何堂习学，悉听自便，进教与不进教，亦不勉强”，到1892年共有在校生161人，只有17人系教徒子弟。其历年毕业生“或至各海关，或至电报官商各局，以及招商铁路等局办事者已有二百余人，再各处设立电报、水师等学堂，由本书院去学习者，亦有数十人”。财政收入也大于支出，反映出对殷实人家子弟有较强吸引力。《中西书院报单》，《中西教会报》1892年5月第2卷第16期。到1889年，新教学堂共1086所，学生16836人，1895年更增至21353人。《中国基督教会差会手册》1898年第二部分，第326页。1892年天主教学堂633所，学生10917人，《海关十年报告之二》,《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115页。为同期中国人所办学堂学生人数的16倍。不仅数量大幅度增长，程度也明显提高。新教学堂的中学有114所，占10％。不少传教士到80年代末提出兴建大学的计划，上海圣约翰学院于1891年正式开设大学课程。

当然，由于清政府对教会学堂采取排斥态度，不承认其毕业生的资历，在科举制根本废止前，教会学堂对士子童生的吸引力毕竟有限。但教会学堂的商富—贵族化趋向及其毕业生在就业、升学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对士群产生进一步刺激。特别是教会学生投考官办学堂时具有优越条件，如1890年江南水师招考，科目为英文、翻译、地理、算学，第一案及所取精通洋文者“皆出自中西书院、万航渡虹口英文书院、麦家圈诸学堂”。由于“西师教法精勤，人才备出”，还免去4个月的试习期。《万国公报》第22册。士人有围绕朝廷主政派向心运转的惯性，又面临仕途粥少僧多的困境，在世风变幻、西朝涌起的鼓荡下，逐渐打破心理禁锢，转变取向。据不完全统计，到甲午战前，中国共自办学堂25所，其中语言学堂5所，军事学堂9所，普通学堂5所，工艺等学堂6所，在校学生约2000人。据朱有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辑上册辑录。除武备学堂外，均已转向招考士子童生。1860年代上海广州设学堂时，虽未引起强烈反对，但主要招收对象并非士绅，而且定额长期不满。如上海广方言馆初期，40名文童正额实收24人，而“候补佐杂及本地绅士附额十名”，则“从未有来馆者”吴宗濂：《上海广方言馆始末记》，《京师同文馆学友会第一次报告书》，第1—2页。，反映了士绅态度的消极。广东同文馆中的民籍正附各生“来去无常”，“始愿不过希图月间膏火，迨学习一二年后，稍知语言文字，每有托词告病出馆，自谋生理”。《同治十年十月二十一日文渊阁大学士两广总督瑞麟等折》，《洋务运动》二，第117—119页。1871年，容闳受命在沪、宁、闽、粤挑选幼童赴美留学，预备学校虽设在风气开通的上海，首次招考仍不满额，容闳不得不到香港英政府所设学校选拔数人补足。全部120人中，籍贯北方者仅山东1人，其余均为南方，江苏21人，浙江9人，安徽4人，福建2人，而广东占82人，其中仅香山一县就有39人。温秉忠：《最先留美同学录》，《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3期。70—80年代设立的福州电气学塾和天津医学馆，各有28和16名学生来自香港，分别占总人数的3／4和2／3。《万国公报》第393卷；K.Biggerstaff：TheEarliestModernGovernmentSchoolsinChina.P6869。据说这时广东香山、浙江宁波等地“不乏熟习欧洲情事之人”，但清政府认为“流品太杂。又未经历试”，不敢“轻信而用之”《同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南洋通商大臣李宗义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函》，《海防档》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57年）福州船厂（二），第498—499页。

到80年代中期，京师与各地士风明显转变。1885年京师同文馆第4次招考，额设108人，对象为满汉举贡生监及平日讲求天文算学化学洋文者，出示后有394人投考，经过初试，150人达到文理通顺，并粗通天文算学化学洋文的程度。《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总理各国事务奕等奏》，《洋务运动》二，第65—66页。1881年天津水师学堂招考时，因“初次挑选，恐读书世家子弟，尚多观望迟疑，不肯应试者”，预先规定：“倘届时报名人数不多，拟先尽数挑迄存记，再展一个月后另行示期补考一次，以期足额。”《天津新设水师学堂章程》，《万国公报》第361卷。而1890年江南水师学堂招生，要求“年在未冠，经书已熟，体健无病，业通英文”，比天津水师学堂所定“良家子弟”、“文理通顺”的条件严格得多，到考者却有数百，合格者也超过百人。《格致汇编》1892年第7卷第4期。1887年，刘铭传在台湾设西学馆，原只想“造就一二良才，以资任用，讵一时闻风兴起，胶庠俊秀，接踵而来”，最后录取“年轻质美之士二十余人”《光绪十四年六月初六日刘铭传折》，《刘壮肃公奏议》卷六，第15页。。而这时上海青年士子为入广方言馆，甚至要向总教习纳资行贿。

士林风气的普遍转变，为维新思潮的兴起和戊戌变法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条件。1887年，西学终于正式列入科考，第二年乡试时有32人报考，一人中举。1895年公车上书后的一年半左右时间里，主张兴学的奏折至少有20份。报刊杂志也以鼓吹兴学为重要内容。据统计，《时务报》发表这类文章53件，《湘学新报》35件，《利济学堂报》49件，《集成报》127件，《知新报》139件。而百日维新期间，有关教育改革的谕旨占总数的1／3以上。颁布改书院为学堂的谕旨，标志着正统文化中西学观念的根本捩转。由于朝野上下的一致呼声，19世纪最后5年间，新式学堂有了长足的发展。1895—1899年，全国共兴办学堂约150所，其中1895年3所，1896年14所，1897年17所，1898年5月以前14所，戊戌变法期间达106所，估计全盛期学生总数达到万人。早期官办学堂学生虽然也有士子童生，但多属家境拮据者，被指为“名为向学，实图膏火”。1897年，湖北自强学堂率先废止膏火，以俾吸引真正“有志求益之士”《张文襄公公牍稿》卷二十八。。1899年，该堂各班75名学生中，有两湖及苏、闽、鲁等省生员32人，特别是各科新班的23名学生，全是生员。苏云峰：《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76年）附录五。表明学堂已成为士人向往之地。尽管政变后一度出现倒退，但趋势已定，不可逆转。1899年，仍增设了7所官办公立学堂。

维新思潮推动西学骤然兴盛，显示出士文化层强劲的影响和导向力度。湖南时务学堂招考时，投考诸生达4000余人。《时务杂志》，《知新报》1897年11月24日第38册。1900年上海南洋公学招生，70个名额，却有1000人应试。据同文会报告书说：1895年以后，“全国各地的中国学生纷纷要求传教士教他们英语、法语、德语或一些西学”。《中国教会大学史》，第80、84页。传教士与各地士绅间的友谊代替了传统的憎恨与敌对；关于西方学校的消息经常出现在内地通讯者的信件中，来人或来函请教以及聘请教师者络绎不绝。戊戌兴学的意义，不在于直接招收了多少学生，而是最终以朝廷名义正式确立西式教育的趋向，向社会预示了学堂科学取代旧学教化的前景，从而进一步增强士林对科举制的离心力。受此影响，神学色彩日趋淡薄的教会学堂更受世人瞩目。1895—1900年间，上海、福州、苏州等地的教会学堂在所在地筹募基金，得到官商各界的捐赠。许多学校申请入学的人数大为增加，尤其是富商家庭子弟。汇文、文华等校还有十几位达官显宦的亲戚和正途士人入学。虽然政变后科考恢复，不少人又要求退出，但1899年圣约翰大学的报考者还是超过招生数的50％。《中国教会大学史》，第80、84页。截至1901年底，山东境内的基督教学堂共221所，学生2844人，天主教学堂67所，学生239人。《帝国主义与胶海关》（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96—97页。到1898年，美国教会在华创办中小学1106所，学生20129人。天主教系统有学生16571人。《中国近代教育史》，第74—75页。1901年，天主教学堂为975所，学生18057人。《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第115页。加上中国人自办的官、公、私立学堂，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总数达到50000人左右。

文化分层对于西学内化和学堂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经验型的俗文化对于异质文化的看法带有直观片断性，接受或排斥具体事物，很少做一般性概念判断。哲理型的雅文化则抽象系统，从一开始就把夷夏、中西文化的整体价值评判作为前提，这就造成了二者在接受与内化阶段上难易程度的反差。乡村、市民社会对外来文化反应的区域差异要大于士绅。道咸后日渐增多的教案及反对敷设铁路电线的风潮，常为论者引为民众排斥外来文明的例证。然而，教案中一部分为官洋冲突，一部分受士绅操纵，真正的民教冲突以及反对铁路电报的骚动，又有相当部分是因为生计财产受到侵害。只有维护风水坟茔之举属于文化冲突。当时一些来华的外国人也承认：“老百姓对坟墓极端尊敬，这不是不合乎人情。”《田凫号航行记》，《洋务运动》八，第393页。60年前英国出现第一条铁路时，“各阶级的知识人士所提出的反对，比今天中国人所表示的厌恶可笑得多了”。并且指出：有钱有势的墓主态度更加顽固，反对对坟墓权利的任何侵犯，官府则常常出于自私的动机，“但是我们应该承认，中国一般的人民群众的举动是有理而适中的。当人们的生计受到威胁的时候，愤怒的示威再加上暴动，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处置得当，学堂、铁路等洋新事物并不会遭到抵拒。天津敷设第一条电报线时，在未经出示通告及派兵保护的情况下，“所通过的土地的所有人未曾有任何敌意或反对的表示”。《中国在进步中》，《洋务运动》八，第428页。不过，下层社会接纳西学洋货多属文化适应而非转变，当习惯于经验规范的下层文化的惰性被守旧官绅加以利用时，更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同时，下层社会的文化取舍以实利为准绳，而清政府的求新活动，多少都触犯了他们的利益，或把由此增加的负荷转嫁到他们身上。新政以后各地普遍刮起的毁学风潮，半是文化隔膜作祟，半是切身利害冲突。士绅与平民、官府与百姓的分歧对抗，和革新与保守、西化与传统的矛盾扭成一团，在强制性行政干预下不断激发社会冲突，这是造成近代中国表面变化频繁，动荡剧烈，其实却螺旋大螺距小、外形多内涵少的重要原因。

不少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重义理轻技艺的观念阻碍了引进吸收西学。但这一论断主要适用于士大夫层面。1867年奕等人为天文算学馆事批驳反对派“制造乃工匠之事，儒者不屑为之”的论调时，竟也声称：“盖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理明而用宏焉。今日之学，学其理也，乃儒者格物致知之事，并非强学士大夫以亲执艺事也，又何疑乎？”《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六。这显然有违西学本旨。然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下层社会关怀的并非义理，而是实利与技艺。这也是乡间市井之人比士绅容易接纳洋器西学的原因之一。当时一些外国有识之士指出：中国手工工人不仅观念上比工业革命时期的西方工人更容易接受机器生产，而且他们过去所受本地手工业的综合训练，使之更能适应各种细致复杂的工厂工作。《中国在进步中》，《洋务运动》八，第427—429页。当然，西学讲究理与艺融会贯通，所谓“学以业而有征，业以学而愈进”，要求接受者本身的统一。而19世纪不同阶层的中国人却各执一端，士大夫学理而不习艺，平民百姓又很难由艺上升为理，所以始终不得要领。对此来自异域者感受更加分明。一位传教士评论道：“近数十年，中国亦知泰西实学为要，而所以不能专心致志，抵于精深者，亦非无故，盖因中西俗尚不同，中国宦乡子弟，断不屑于诵诗读书而外，兼习百工，手艺生徒又岂能于终朝操作之余，讲求文学。”安保罗：《崇实学》，《中西教会报》1896年10月第2卷第1期。不同的文化取向，无疑会影响上学读书的少年子弟。

雅俗文化的女性规范差异，也产生不同的结果。士绅阶层重礼教大防，提倡三从四德，所以女学一直没有合法地位。甚至20世纪初清政府正式颁布学制时，仍然排斥女学。直到1907年，才勉强允许女子初等教育。而下层社会约束较松，对女子入学的态度宽容得多。中国最早设立的西塾便是女塾。1869年，新教女学生已有576人，1876年为2100人，1895年达6798人。《中国基督教会差会手册》，第326页。而天主教1878—1879年有女校213所，学生2791人。估计女生占教会学生总数的1／3。这对官府士绅放松对女学的禁令戒律，当是有力的冲击。

作者：桑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