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专家在中国》

沈志华/著 新华出版社 2009年5月

内容简介：

第一部专门研究苏联专家在华历史的学术著作——《苏联专家在中国》，近日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20世纪40年代末，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成千上万的苏联专家来到这片陌生的国土，他们胸怀革命的理想，本着国际主义精神，把知识、经验和技术传授给中国，并与中国人民一道挥洒汗水，为新中国政权的稳定、经济的恢复和工业化基础的建立，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然而，1960年7月，苏联政府一纸命令，所有的苏联专家突然撤退回国，给中国人民及其建设事业留下了众多困难和无限遗憾。《苏联专家在中国》就是一部专门研究苏联顾问和专家在华历史的学术著作。

作者沈志华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主要研究冷战史和苏联史，曾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中苏关系史纲》等。为了再现苏联专家在中国的这段真实历史，作者参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和档案文献，走访了当年聘请苏联专家的一些单位和有关人员。在充分使用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的基础上，对苏联专家来华的基本状况、中苏双方在专家问题上的政策方针、苏联专家在华工作的条件和环境、苏联专家的作用和影响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和论述，使读者能够对这段人所共知但又语焉不详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和真实的了解。

绪言

20世纪后半期苏联派往外国的顾问和专家问题，是苏联对欧亚许多国家战后发展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苏联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对世界的影响也日益增强。随着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为了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加强自身在冷战中的实力地位，苏联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各个领域不断扩大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影响。而施加这种影响的一个主要途径，就是向上述国家和地区派遣大量的顾问和专家。尽管苏联向国外大规模派遣顾问和专家这一现象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不长，大约只是1945年至1960年这十几年，但其影响面却很广，最初是在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继之在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朝鲜和越南，至1950年代中期以后则扩展到印度、埃及等第三世界国家。因此，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

本书专门考察1948-1960年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历史。

在现代国际关系史，特别是近20年兴起的冷战国际史（或曰新冷战史）研究中，最吸引各国学者的研究领域之一是中苏关系史。中苏同盟的建立、变动及其结果，无疑是现代社会主义历史及冷战国际历史中最值得关注的重大事件，也是历史学家最为注重的研究课题之一，其原因在于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不仅决定了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而且影响了东西方两大阵营近半个世纪冷战对峙的结局。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出现了某种质的飞跃。由于冷战的结束拉开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各国研究者得以在观念上突破冷战环境及其思维定式的束缚，从客观的角度考察中苏关系变动的全过程，从而取得了不少令人信服的成果。

在这一研究领域里，同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的恩恩怨怨，以及中苏两党、两国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相比，在华苏联专家问题也许不是一个热门话题，但却引起了笔者的极大兴趣。其原因大致有两点：

第一，在国际关系史领域应该加强对于出现在社会基层的那些现象、人物和事件的研究。很长时间以来，在中国大陆的国际关系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中，重点完全集中在社会的上层，集中在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外交举动和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及实施方面，而忽略了对于民间交流和交往的研究。应该说，一般民众之间的交往，以及他们对于国家外交政策的感应和反馈，也是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点，在中苏关系方面，在苏联专家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上世纪50年代，苏联就是中国的榜样。人们曾经如此地向往苏联，模仿苏联，以至在中国的大地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当然，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实地观察和了解苏联是不可能的。他们对苏联的认识，除了中国本身的大量宣传外，主要是通过苏联文学和电影在中国的传播。而他们能够直接接触到的苏联人，恐怕就是派遣到全国各地的苏联顾问和专家了。所以，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认识苏联专家就是认识苏联，对苏联专家的感情和态度，就是对苏联的感情和态度。在一定的时候，民众的情感和倾向也会影响到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当然，在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相反的情况，即中国对苏政策的调整殃及个人的情况却更为常见。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对于苏联专家问题的看法和评论，确实影响到很多人的命运。笔者在访谈中听到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1957年"大鸣大放"时，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工程师对别人说，"其实苏联专家不一定都是好人"。当时中苏关系正处在蜜月时期，于是在随后开展的反右派运动中，这位工程师就因这么一句话而成为"右派"，并被赶出北京，迁到东北工作。到1965年，中苏关系已经全面恶化，该工程师又私下对人说，"其实苏联专家当中也有不少好人"。结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揭发出来，他因此而带上了"反革命"的帽子，被放逐到边远地区--青海进行劳动改造。类似这样的事例，笔者在采访和谈话中还听到不少。苏联专家问题确实牵动着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许许多多中国人的心。

第二，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相比，研究苏联顾问和专家在中国的历史，对于理解和探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政治特征，可能更具有普遍意义和学术价值。因为与所有其他国家相比，苏联派往中国的顾问和专家不仅人数最多，延续的时间最长，涉及面也最广。1947-1956年10年间苏联向各人民民主国家总计派去14000多人，"帮助建设工厂和传授先进技术和经验"。而1950-1956年7年间仅到中国一个国家的苏联专家，据俄国档案记载，就有5092人。1956年以后，苏联撤回了在东欧各国的大部分专家和顾问，但在中国的专家则继续保留下来，且还有大量新增者。据笔者的考察，到中国工作过的苏联顾问和专家总计超过了18000人次。苏联向东欧各国派遣工作人员的政策，前后加在一起，最多不过延续了10年，而派往中国的顾问和专家，如果从援助中共在东北的根据地开始，到1960年全面撤退专家，已有13年，而且在此后两年中苏联仍然向中国派遣了少量专家。至于派遣人员的工作范围，苏联顾问和专家在东欧国家主要集中在军队和安全系统，以及少量苏联援建的企业，而在中国，他们则遍及政府和军队各个系统的领导和管理机构，以及所有大型企业、重点大专院校和技术兵种的基层部队，甚至包括卫生和体育部门。

因此，相对而言，苏联顾问和专家在中国的作用最大，影响也最为深远。由于中苏之间有过一段交恶的经历，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疯狂和混乱的年代，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在这种情况下，回想往事，难免让人尴尬，甚至会感到痛苦。或许，这也是苏联专家问题在中俄两国一直没有得到深入研究的原因之一。但历史毕竟是历史，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历史是一个客观存在，况且对于如何处理中国今后的对外交往，如何面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十分值得记取的。所以，这是一页不应忘记的历史，并且理应成为中苏关系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然而，到目前为止，国际学术界，特别是中俄两国学者，对这一课题尚未展开深入研究。尽管研究中苏关系的历史学家几乎都谈到过苏联专家的问题--由此可见其重要地位，但专门的论著却极为罕见。就笔者目前掌握的情况，专门讨论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俄文学术论著，只有圣彼得堡大学扎泽尔斯卡娅教授的一部讲述苏联专家在中国军工企业工作情况的专著。该书出版于2000年，恐怕是目前国际学术界专门研究在华苏联专家的唯一专著，虽然其内容侧重于研究在中国军工企业中的苏联专家，但也涉及整个在华顾问和专家问题。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在论述中采取了比较中立和客观的立场，并使用了大量俄国解密的档案资料。在英文论著中，比较早的有原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黛博拉·凯佩尔的一篇论文，该文最初在1996年1月由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组织的"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后经作者修改收入文安立的论文集中。该文的价值在于利用了大量俄国解密档案，以及作者亲赴莫斯科对30多位苏联专家本人的采访记录，而缺憾是基本没有利用中国方面的第一手资料。2002年，美国学者李滨（Douglas AStiffler）以苏联专家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建为题完成了一篇博士论文，尽管尚未出版，但作者已经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两篇论文。虽然只讲到苏联专家在中国教育系统的情况，但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不仅利用了大量俄国档案，而且还使用了不少中国文献，甚至包括连中国学者都很少利用的中国人民大学的档案。至于中文论著，除笔者曾发表过几篇有关的学术论文外，目前还没有见到相关的研究成果。1999年中国大陆出版了一部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的专著，作者查阅了大量的中文著作、报纸、文献和回忆录，文字也很生动。不过，那不是学术著作，而是一部纪实文学作品，作者也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作家协会的成员。该书对于历史研究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其本身毕竟不属学术研究。

笔者在考察和研究的过程中体会到，有关"苏联专家在中国"这一课题之所以一直未能展开，一个主要原因是有关的史料相当分散和零乱。所以，进行这方面研究的第一步就是要广泛收集历史资料。

首先是历史档案文献。

作为当事国，苏联和中国的档案文献长期封存，有关这方面的原始材料根本无法为一般学者所利用，这是阻碍历史研究开展的最主要的原因。

及至1990年代初，作为顾问和专家的派出方，俄国在大范围内解密和公布了以往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这已经成为历史学界和档案学界的一件具有历史意义和轰动效应的大事，从而为历史学家的工作创造了机会和条件。笔者在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历史档案选编》课题组工作期间，曾数次到俄罗斯和美国寻找和收集俄国档案文献。由于俄国在档案管理体制上存在的固有弊端，以及相关政策变幻莫测，档案文献的开放和利用时松时紧，所以在那里工作难度很大。特别是对于外国学者来说，把握机会极为不易。相反，美国的一些学术机构和学校花重金拷贝了大量俄国档案，而那里的工作条件和环境则优越得多。从笔者收集的结果和国外学者在论著中使用的情况看，有关中苏关系以及在华苏联顾问和专家的档案主要收藏于俄罗斯总统档案馆、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现代史料保管和研究中心、当代文献保管中心，以及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尽管比较分散零乱，但毕竟已有不少原始资料问世。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历史学界开始了对这一课题的专门研究。本书对苏联专家在华状况和相关政策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笔者本人收集的和转引自其他学者论著的大量俄国档案。

与俄国和东欧各国相比，中国公布重要档案文献的时间并不晚。早在1987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就开始编辑、出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这套重要文献的问世，曾引起国际学界的震动，并令人感到欣慰：中国的改革开放终于使历史档案得以走出神秘的光环了。然而，十几年过去了，人们发现，虽然档案文献集出版了不少，利用档案撰写的资料性著作和工具书也陆续增多，但中国的档案制度几乎停留在原地，没有实质性改进。中央一级或相关部门的档案馆，普通的中国学者难以问津，外国学者更是望尘莫及。各种档案文献集的出版固然为学者们提供了方便，却也存在着很多弊病。凡编撰者公布的档案都是经过严格审查和挑选的，其标准不得而知，但至少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彼者看来无关紧要的文件，却是此者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史料。在中国，只有极少数机构的研究者得以利用职务和工作之便，直接使用中央一级的档案文献进行研究，普通学者只能从他们的研究著作中间接引用一些重要史料。且不说这种状况对广大学者来讲是十分不公平的，其实也是很危险的，因为一旦直接引用者由于疏忽或受其观点和水平的限制，片面以至错误地使用了档案文献，就会以讹传讹，影响其他学者的研究思路。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文献编辑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比如近年出版的《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和《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不仅收入的文件数量很大，而且比较完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编者的注释，里面包含了大量相关的档案文件和信息。当然，最令笔者高兴的是，这两部文献集中收入了很多有关苏联专家的文件。可惜的是这些文件目前只编到1952年。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经过5年的准备，中国外交部档案馆终于在2004年2月正式对外开放了，第一批解密的档案文件从1949年至1955年，约万余件。随后又解密两批，文件的时间推至1965年（"文革"前），数量也有大幅度增加。其中，涉及中苏关系，包括苏联专家问题的档案数量很多。笔者曾推荐许多国外学者去那里查阅档案，有的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目前开放的档案层次较低，特别是缺乏有关外交决策过程的文件。殊不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对外开放目前迈出的虽然还只是一小步，但这对于推动中国档案管理工作的改革开放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大步。国家部委一级档案的首次对外开放，不是在文化部门、经济部门或其他行政部门，而是在最具敏感性的外交部门，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笔者相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延续，不仅外交部档案的解密范围会不断扩大，还会有更多的国家部委档案对公众开放。

国际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讨论各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决策过程及其出发点，因此研究者重视国家级档案的公布和利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如前所说，这方面的工作目前在中国推进缓慢，而研究者又不能守株待兔。于是，查阅和利用中国地方档案的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所谓地方档案，包括了省、市、县及一些大企业和机构收藏的档案。从管理制度上讲，学者（包括国外学者）查阅这些地方档案相对容易一些。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利用中国的地方档案，旅美华人学者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经捷足先登了。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张曙光在研究美国实行对华经济封锁问题时，发掘出大量上海市和辽宁省档案馆的材料，而美国奥克拉荷马大学的翟强教授在讨论中国与越南战争的关系时，也使用了江苏省等地方的档案，均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地方档案中，固然缺少有关决策方面的史料，但作为中央档案材料的补充，却有大量决策的结果，以及决策后各地贯彻执行情况的材料，而这些材料是研究苏联专家在华工作和生活状况所必需的。于是，在研究和考察的过程中，笔者前后奔波数月，到新疆、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福建等省区市的一些档案馆查阅档案，并惊喜地发现，那里保管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外国专家局有关苏联专家问题的各种规定和通知，以及各地专家工作开展的情况通报，从聘请专家的程序和手续、如何接待专家、为专家来华所做的准备工作、在发挥专家作用方面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等等，直到对苏联专家衣食住行的安排和规定，样样俱全，面面俱到。此外，笔者还在大连造船厂、鞍山钢铁厂、包头钢铁厂、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等大企业的档案馆（室）得到了许多有关苏联专家在华工作的具体资料，特别是苏联专家在各机构或厂矿企业的工作状况，与中方人员的关系，以及基层单位对待专家的态度和处理问题的方法等。大量地使用这些材料，正是本书在史料利用方面的一个特点。

其次是收集和整理口述史料。

在历史研究中，收集史料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和方法是对知情者进行采访，以及利用当事人的回忆录。在这方面，台湾学者早已作出了令人钦佩的成绩。口述史料的功能首先是可以弥补档案文献之缺乏，毕竟有许多原始档案是学者无法看到的，或者它们本来就不存在。同时，与档案文献相比，当事人通过其个人感受对当时的场地、语境和景况的描述，一方面可以帮助研究者对档案文献进行解读，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呆板的档案文献所描述的历史场面鲜活起来。美国学者黛博拉·凯佩尔在研究这一课题时，就把俄国有关档案文献与专家本人的叙述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在莫斯科报纸上刊登广告的方法，凯佩尔招徕了30多名曾于1950年代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他们的回忆和感受，加深了作者对俄国档案文献的理解，也使得作者对苏联专家在华工作场面的描写生动活泼。

当然，作为历史研究，不能孤立地和简单地使用口述史料，因为人的记忆是会出现误差的，如果研究者没有运用档案文献对回忆史料进行鉴别或核查，那么就很有可能造成重大的历史误会。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乔·奈（Joe Nye）和詹姆斯·布莱特（James Blight）提出的"批判口述史学"（Critical Oral History）这一概念，所强调的就是将有关当事人的回忆与档案文献的鉴别和学者的研究相结合，对所述史事作出多方位的分析和批判。在研究中，经学者的考辨，把档案文献与口述史料结合起来，就会使二者相互印证，相映成辉。

令人庆幸的是，在笔者开始考虑研究苏联专家问题时，恰值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重点科研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口述历史"启动，该项目旨在通过收集、整理大量当事人的回顾材料，从一个侧面再现新中国外交的历史画面。笔者参与了该项目的"中苏关系口述历史"课题，结果受益匪浅。在课题组成员（李丹慧、张玥、季萌、鲍佳音、蓝建学、王日华、夏维勇、孙璐、李琳、肖瑜）的协助下，笔者对尽可能找到的与苏联专家密切接触的当事人进行了采访。他们是：李越然，1950年代先后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外国专家局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的俄文翻译，曾长期为毛泽东做翻译，并与苏联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有密切往来；阎明复，20世纪50-60年代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工作，曾给毛泽东、周恩来、彭真担任俄语翻译，对中苏关系的高层情况有相当的了解；王亚志，历任中央军委作战部参谋、彭德怀和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国防科委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等职，对苏联军事专家的情况了解甚多；李正亭，50年代曾任劳动部办公厅主任，主管专家组的工作；孟戈非，时任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与苏联著名核物理专家作过促膝长谈；朱庭光，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宣传处处长，参加了中共中央与苏共论战的写作班子；纪亭榭，时任海军航空兵参谋长兼东海舰队航空兵司令员，曾与苏联顾问朝夕相处；赵明，时任公安部办公厅编译处副处长，专门负责专家工作；宣淼，曾任外国专家局聘请处干部，长期与各方面苏联专家接触；戴道，曾在任洛阳拖拉机厂业务处处长期间，与该厂专家组组长出差考察；宿世芳，50年代在中国驻苏商贸参赞处工作；周立平，曾作为空军某部地勤人员跟随苏军官兵见习数月；路逸，中国人民大学第二期马列主义理论研究班调干学员，毕业后在高等教育部工作；安纯祥，从莫斯科钢铁学院毕业后在包头核燃料元件厂担任技术员，后任该厂总工程师、厂长；邢锦棠，北京市丰台区教育局离休干部，曾陪同苏联专家视察北京小学的教育情况，并聆听苏联著名教育学家凯洛夫的讲座；欧阳惠，曾任驻旅大苏军指挥部机关报《实话报》中国部副部长、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机关报《中苏友好报》总编室主任；徐金成，现任大连造船厂厂史编撰办公室主任，在撰写厂史过程中曾广泛组织老一代工人和技术人员进行座谈，回忆苏联专家在厂工作的情况；郭德瑜，当年是通信兵大院的"孩子王"，与苏联专家的儿子结下了深厚友谊。他们对往事的回忆是本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最后，除了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外，本书还利用了其他一些中国的文字资料。例如1950年代《人民日报》的有关报道，以及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和各地方分会出版的介绍苏联专家的小册子，从中可以了解到中国政府对专家工作的公开政策、评价、宣传口径及其变化。还有香港中文大学收藏的由新华社编辑的《内部参考》（1949-1964年），其中反映了很多当时不易公开的专家工作中的缺陷和问题。中国党和政府关于苏联专家问题的政策、方针和指示，有一些就是根据这里的内部报道作出的。此外，如果说公开报刊作为舆论宣传工具，多是进行正面报道，那么《内部参考》作为新华社向党和国家高级干部提供国内外情况的渠道，其报道就全面多了。因此，从研究的角度讲，利用这些史料，在很大程度上也避免了只引用公开宣传材料的片面性。

在笔者看来，作为历史研究，考察1950年代苏联专家在中国这一历史现象，至少应该提出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如何估量苏联向国外派遣顾问和专家的动机及其影响。

在1947年冷战初起的时候，莫斯科对欧洲，特别是东欧的政策，首先甚至主要不是与西方对抗--尽管后来发生了很大变化，而是加强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通过成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组织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批判并将其清除出"教门"，斯大林完成了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整合机制、统一步调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苏联向其势力范围内的东欧各国派遣顾问和专家，除了要帮助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巩固政权外，主要动机自然是为了进一步监督和控制这些国家及其执政党。在莫斯科幕后组织的对东欧各党的政治大清洗中--诸如对匈牙利总理拉伊克的审判，以及对保加利亚总理科斯托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斯兰斯基的死刑判决等，苏联顾问都在其间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无论最终的结果如何，在斯大林统治的年代，莫斯科在东欧国家的顾问和专家利用其地位和影响，完成了党交给他们的任务。那时，派遣顾问和专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苏联监督和控制东欧各国的手段之一，这应该是一个可以成立的判断。

那么，后来苏联专家在中国的情况如何呢？特别是对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向中国派遣顾问和专家的动机及其影响应如何评价呢？赫鲁晓夫在他掌握国家权力的初期，竭力主张大规模对华提供经济援助--其中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在华顾问和专家的数量骤然增加，这是事实。那么，赫鲁晓夫在作出这一决策时，与斯大林的出发点是否有所不同？其主要目的是加强对中国的控制，以保证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指挥和领导权，还是通过扩大对华经济援助，以改善苏联与中国的关系？换句话说，苏联顾问和专家来华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情报、实行监督和扩大苏联的影响，还是传授经验、技术，帮助中国进行经济和国防建设？至于说到作用和影响，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中国整个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基础以及国防工业基础建立的过程中，苏联顾问和专家究竟处于何种地位？进一步的研究则涉及他们对于中国经济体制乃至政治体制的形成，对于中国选择、学习和实行苏联模式，有没有影响，有什么影响？或者反过来提问，如果没有大量的苏联顾问和专家，中国是否就会更早地走上另外一条发展道路？

第二，如何评判苏联顾问和专家撤退的目的及其结果。

在考察苏联向国外派遣顾问和专家这一历史现象时，人们注意到，无论动机和初衷怎样，其结果却是令人沮丧的。这些顾问和专家撤退时--有主动的也有被动的，都标志着派出国与接收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处于一种紧张或破裂状态。在这方面有几个典型的例子，首先看苏南关系。在战后南斯拉夫的恢复时期，莫斯科为贝尔格莱德派去了许多军事顾问和经济专家，他们对于南斯拉夫的政权巩固和经济重建应该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当1948年2月斯大林与铁托之间发生冲突时，苏联作出的第一反应就是撤走了在南斯拉夫的所有专家。苏波关系也是如此。战后苏联控制波兰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在波兰军队和安全机构的所有上层和关键部门安插苏联顾问，甚至担任波兰国防部长的罗科索夫斯基本人就是苏联元帅。当1956年苏波关系出现危机时，赫鲁晓夫被迫作出的第一个让步措施，也是从波兰召回全部的苏联顾问。中苏关系方面的情况更是人所共知。1960年7月赫鲁晓夫突然宣布全面撤退在华苏联专家的举动，不仅成为中共指责莫斯科破坏中苏国家关系的主要罪名，也是西方国家和中国民众判断中苏同盟开始破裂的重要根据。

至于苏联顾问和专家撤退的目的和原因，南斯拉夫和波兰的情况比较清楚。莫洛托夫曾直言不讳地提出了立即将"专家和其他工作人员撤回苏联"的理由：南斯拉夫政府作出的"不准向苏联机构提供经济情报"的决定，"是对苏联驻南斯拉夫工作人员的不信任行为和对苏联不友好的表现"。既然监督和控制的目的无法实现，这些顾问和专家继续留在南斯拉夫对斯大林来说已经毫无意义。而莫斯科作出提前召回在波兰国家安全机构中的苏联顾问及在波兰军队编成中的苏联军官的决定，则完全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主动要求的结果。哥穆尔卡对提出这一要求的解释也很明确："在波兰和苏联之间没有权利平等的关系"，"在波兰的某些机构内，实际上（苏联）顾问们变成了他们的领导"，在波兰军队里，"苏联军官占据着领导岗位并负责一系列非法审判和非法处死一些波兰军官"。显然，这里问题的核心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

中苏之间的问题就比较复杂了。赫鲁晓夫不顾一切地突然宣布撤退全部在华专家，其直接目的当然是要以此非常手段迫使北京在与莫斯科的争论中让步，但实际的原因何在？是像苏联政府的声明中所言--苏联专家在中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还是如一些人的猜测--赫鲁晓夫因无法控制中国而恼羞成怒，或者另有更为复杂的原因？如果把赫鲁晓夫撤退专家的举动看做是中苏国家关系破裂的最初标志，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苏联撤退专家的原因，就是中苏分裂的原因。进一步的问题是，赫鲁晓夫撤退专家时，心里想的确实像其表面做出的那样，即决定结束与中国的同盟关系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为什么在随后的一年中莫斯科又表现出和解的姿态（包括表示愿意继续向中国派遣专家）？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赫鲁晓夫何以要一意孤行地采取这种不顾基本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呢？

第三，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和特征。

在专家问题上出现麻烦从而影响两国关系的类似情况，在冷战年代的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苏联与波兰、苏联与阿尔巴尼亚，以及中国与越南之间，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因此可以说，派遣和撤退专家问题，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变化的晴雨表。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中，人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两国相好，就好到不分你我--大家以兄弟相称，高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掩盖了一切分歧和矛盾；两国交恶，就恶到你死我活--以至抛弃国际交往的起码原则和惯例，甚至不惜兵戎相见。在20世纪40-6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交往，要么是为维护团结和统一，不顾他人（或放弃自己）的主权和利益，要么是以主权和平等原则遭到破坏为由，断绝相互之间的一切往来。不是不分你我的朋友，就是你死我活的敌人。为什么会是这样？

首先，这当然不能归咎于一时一地的政策失误：即使铁托没有因政治局委员、财政部长茹约维奇向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透露党内秘密而决定不再向苏联官员提供经济情报，斯大林也会找到其他理由向南斯拉夫施加压力；即使罗科索夫斯基没有担任波兰的国防部长，哥穆尔卡同样会指责苏联侵犯了波兰的主权；即使赫鲁晓夫听从众人的规劝而收回撤退在华专家的命令，也无法扭转中苏分裂的必然趋势。其次，恐怕也不能完全用领袖的个性来解释。在社会主义国家通行的领袖外交的特征之一，的确使他们的个人性格突现在国际交往的舞台上，铁托的桀骜不驯，斯大林的恃强凌弱，赫鲁晓夫的喜怒无常，以及毛泽东的"无法无天"，固然都对他们之间双边关系的恶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如果把问题的实质仅仅归结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他们的性格可以促进或延缓事态的发展，而不能也没有决定事情的本质。上述情况既然是一种普遍现象，那么必然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内在结构有关，人们就需要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形成的历史原因，并进而分析这一关系的政治准则和特性，从中找出那种结构性失衡的关节点。

不过，本书的责任主要不在于进行理论问题的讨论和分析。作为对这一课题的初步研究，本书的主要任务是对所收集的大量史料进行梳理、对比、考证和分析，从而把这个历史现象的基本情况和脉络搞清楚，说明中苏双方在专家问题上的方针、政策及相关措施，苏联顾问、专家在华工作和生活的基本状况，以及他们对中国政治、经济发生的作用和影响。当然，笔者既然提出了上述三个问题，自然会在梳理史料和描述史实的过程中加以思考。

根据中苏双方在苏联专家来华问题上的政策变化，以及可以反映这一变化的专家来华的规模和在华工作的状况，笔者把研究的内容分为四个时期，而本书也就大体依照中苏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分为四章。不过，有些专门的问题在论述时会相对集中一些。

第一章，1948-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迫使斯大林着手调整战后苏联的对华方针，并开始加大对中共援助的力度。但在中国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尚未明朗化之前，莫斯科不便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遂使斯大林在为中共政权提供大批专家的问题上采取了拖延的政策。直到1949年下半年，中国大局已定，刘少奇才终于以十分优惠的条件把大批中共求之已久的苏联专家带回了中国。

第二章，1949-1953年。斯大林很不情愿地按照中方提出的要求缔结了新的中苏同盟条约，因而其对华经济援助是有条件的和要求回报的，同样，在派遣专家问题上也显得斤斤计较。中苏关于专家待遇和工作条件的谈判并非一帆风顺，其原因主要在于双方经济条件和观念上的差异。与东欧各国的情况根本不同的是，苏联专家大批来到中国，完全是为了满足新政权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而且确实对中国加强军事力量和恢复国民经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过，由于中苏双方都缺乏准备和经验，在专家派遣和管理上出现了许多矛盾和纰漏。为了充分发挥苏联专家的作用，毛泽东倡导全面向苏联学习的方针。

第三章，1953-1957年。赫鲁晓夫掌握政权以后全面调整对华政策，形成了苏联专家来华工作的高潮。中国政府给予苏联专家的优厚待遇和关怀照顾，体现了中国人热情好客的本性以及对苏联人的崇敬之情，也为更全面地发挥专家的作用创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但在科学技术方面，仍然强调向苏联学习。1956年苏波关系出现危机，迫使苏联同意撤回在东欧各国的专家，向中国派遣专家也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政策。与此同时，中国虽然不像东欧那样抵制苏联专家，但出于政治上和经济上两方面的考虑，在聘请专家的问题上明确提出了"少而精"的原则--倾向于减少在国家机关和管理机构中的顾问，而集中聘请经济技术专家，特别是研制核武器方面的专家。但是，1956年发生的苏联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和波匈事件等，没有对中苏关系以及双方的专家政策产生根本性影响。

第四章，1958-1960年。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以后，中苏之间出现了全面合作的辉煌前景，苏联专家对于中国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工业基础的形成，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对中国的核援助方面，苏联专家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尽管"大跃进"的浪潮和中苏分歧消息的传播不可避免地恶化了苏联专家的工作环境，但中国政府试图尽量使苏联专家在科学技术领域继续发挥作用。1958年夏天台海危机以后，中苏之间在对内对外政策上的矛盾逐步暴露出来，并形成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这自然会对在华苏联专家的工作产生一定影响。无法承受政治压力的赫鲁晓夫独断专行，宣布全部撤退在华专家，终于导致中苏国家关系的破裂。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争吵的结果，特别是赫鲁晓夫鲁莽粗暴的行为，致使苏联专家成为一种政治上的牺牲品。不过，苏联专家撤退时的感人场面告诉人们，人民之间的感情和友谊却不是政治家的一招一式所能够割断的。

结论

中苏同盟的实际存在，从1950年双方缔约到1960年代初两党分裂，仅仅10余年的时间，而其中真正的蜜月时期，不过六七年而已，但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则是极为深远的。直到今天，从党和政府的机构建制及名称，到经济体制的结构和运转，乃至在大都市的建筑物、厂矿企业的机器设备和人们怀旧的歌声中，都还可以看到苏联的痕迹。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一个国家的时尚或习俗传播到其他国度和地区，一般而言，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是国民自我意识发生变化的结果。然而，一种思想、制度甚至国家体制的移植或仿制，能够在短短数年内完成，则必然依赖于政府行为，所以它往往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苏联对中国社会的全面影响，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苏联专家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既要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旗帜，又要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既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又要把中国人民引上现代化的轨道。要完成这样一个沉重的历史任务，最现实和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向苏联学习。

据笔者考察，这种学习的途径大体上有三种，第一是大量引进和翻译苏联的各类书籍和资料，通过书本学习。到1953年底，翻译出版俄文书籍5183种，占全部翻译书籍种类的87.1%，其中仅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就108种，印行1200多万册，还有苏联高等学校和专科学校的教材277种。另有材料说，在1954-1957年全国出版的书籍中，译自俄文的竟占38%-45%。第二是大量派遣党、政、军各方面的干部、技术人员及学生到苏联实习、考察，通过实践学习。1950-1960年，苏联共接受38000多名中国公民前去学习或实习，1949-1966年，苏联的学院和研究机构共培养中国大学生、研究生和实习生11000多人。第三就是大规模、全方位地聘请苏联顾问和专家来华，将苏联的制度、经验、方法、技术等传授给中国人。应该说，与阅读书本和实地考察相比，通过面对面、手把手和朝夕相处的方式向苏联专家学习，收获更大，成绩更佳，见效更快。可以这样说，就苏联对中国的影响而言，中国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工业基础的建立，以及苏联政治体制和经济模式一度在中国的出现，在相当的程度上是通过苏联专家这一渠道发生作用的结果。

然而，由于学习苏联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行为，自然也就受到上层的控制。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中苏两党和两国政治关系的变化，党和政府就像一个调节阀，随时调整着向苏联学习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专家所能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也必然受到影响。总体看来，在本书考察的历史时期，苏联专家在中国的作用和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至1956年初，特别是1952年底提倡"全面学习苏联"以后，苏联专家对中国管理体制的形成和工业化基础的奠定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56年下半年至1958年中，提出"以苏为鉴"的口号，首先在规章制度方面对苏联的一套表示怀疑，进而减少来华专家的数量，苏联专家作用的发挥开始受到不利影响；1958年下半年至1960年中，由于"大跃进"在全国引起的思想波动和中苏领导人之间矛盾逐渐表面化带来的影响，来华苏联专家的人数更趋缩减，其继续发挥作用的空间也变得越来越狭小。

统计数字会说明一定的问题。因此，作为总结，这里有必要估计一下究竟有多少苏联顾问和专家曾经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更有必要对比一下在中苏关系发展的不同时期苏联顾问和专家来华的规模。

除去1948-1949年帮助东北根据地和中共民主政府修复铁路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不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刘少奇带来第一批专家（1949年8月）到1960年7月苏联全部撤退专家前，一般的说法是，来华苏联顾问和专家的总数在1万余人。不过，历史学家对此似乎还没有进行过考证。的确，做这方面的统计工作是很困难的。首先，此期苏联来华人员的称谓就比较复杂，主要有顾问和专家，还有教师、技工等，虽然1957年以后都统称为专家，但在不同时期形成的档案文献或其他史料中，由于历史原因，使用的称谓则各不相同，所以在考察统计数字时需要仔细判别。其次，苏联专家在中国来来往往的情况更为复杂，短则2-3个月，长则数年，最初的聘用期限大多为一年，后来又有延长，而且有些专家到期回国了，大部分则要延期聘用，还有更换的，补聘的等等。如此状况，想要得到完整而精确的统计数字几乎是不可能的。

尽管如此，笔者还是想努力尝试一下。当然，囿于原始资料的残缺，这里只能依据对各种数据的比较分析，作出大体的估计。

据中国的档案文献，至1958年底，全国经济、文教各部门聘请了11527名苏联和其他国家的专家，其中苏联专家占89%，即约10260人。而据苏联统计，1959-1960年苏联又分别派遣699名和410名工业技术专家来华，再加上1958-1960年来华教师的数字（共计107名），这样，到中国工作的非军事专家（除临时开会和访问的学者、专家）大概应是11476人。这个数字与1万余人的通常说法大体是一致的。但这里显然没有把军队系统的苏联顾问和专家计算在内，而他们在中国的作用丝毫不亚于一般技术专家。据目前看到的中国书面材料，海军系统聘请的苏联专家和顾问累计已达3390余人，其次应该是空军系统（仅1949年就来了878人），再加上在各大军区和各军兵种司令部的顾问团，以及在坦克兵、炮兵、通信兵、导弹部队等其他技术兵种的专家，据一位曾在军委总参作战部和国防科工委司令部工作的老干部告诉笔者，估计苏联军事专家和顾问总数肯定在万人以上。这个估计大概是包括了大量的军士和辅助人员，如果再作保守一些的估计，把这个数字砍掉1/3，那么苏联军事专家至少也有7000人。如此计算下来，作为苏联援华工作的专家总数应超过了18000人。

这当然只是一个大体的估计，但并非没有根据。以此为基础，可以对比一下不同时期来华苏联专家的人数。

据中国档案材料，自1950年至1953年先后到中国帮助经济建设工作的苏联专家共计1093人。如果按照苏联的统计材料，到中国工作的高级专家（不算技工）1951-1953年已有1210人（1951年557人，1952年258人，1953年395人）。这里大概是加上了文教方面的专家。不过，这些数字肯定没有把铁路专家计算在内，因为据铁道部1953年的工作报告，仅1950年5月长春铁路公司正式成立以来，就先后聘请苏联专家1500人。如果再加上刘少奇带回的220人，那么，薄一波的回忆大体是准确的：到1954年10月以前，共有3000多名专家和顾问到中国来帮助进行建设。此外，这一时期到中国来的军事顾问和专家也不在少数。据军方的统计资料，到1953年3月14日，在全军工作的苏联顾问和专家共488人（其中辅助工作人员91人）。考虑到军事专家工作期限一般在1-2年，那么前文提到的1949年底来华帮助筹建空军和海军学校的1589名专家肯定已经回国，没有统计在内。这样算下来，1949年8月到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之前的5年期间，来到中国的苏联专家和顾问大约总共有5000多人。

那么，用总数18000人减去这5000多人，赫鲁晓夫时期来华苏联专家的人数就应该是13000人左右，这个时期从1954年10月--此时出现了较大的政策性变化--算起，也是5年多。换句话说，同样是5年，赫鲁晓夫时期来华专家的人数是斯大林时期的26倍。

另一组对比数字也许更为重要，即在赫鲁晓夫时期内，不同年代来华专家的人数差别也是惊人的。如前列数字表明的，1959-1960年来华的技术专家只有1100多人，即使加上人数不多的文教专家和军事专家，这个数字应该也不会超过2000人。再举一个数字，即1960年8月从中国撤走的全部苏联专家的人数。目前在中国有关论著中普遍引用的一个数字是1390人，没有看到这个数字的出处，但很可能依据的是1964年2月29日中共中央答复苏联共产党1963年11月29日来信的信件。俄国学者提出的数字是1292人。笔者查阅中国档案时看到了几个数字：国务院1960年8月1日的一个通知说，"最近苏联驻华使馆通知我国政府，要在8月份以内分批撤退苏联专家1400多人和专家家属1700多人共3000余人返国。1960年8月1日国务院关于送别返国苏联专家应当注意事项的通知，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国际联运局1960年，卷号479，第1-5张。8月19日国务院的另一个通知说，"在华苏联专家已撤退1148人，尚余专家105人正在撤退中，估计8月25日前后可以全部撤退完毕"。9月7日铁道部运送苏联专家售票服务工作总结的报告说：从8月1日至8月31日，开出正班车17趟，1018人；加开车6趟，1197人；沈阳82人；哈尔滨273人；共计购票人数2579人。给苏联专家准备的高级包厢、普通软卧和硬卧铺位共2802个，使用率达92%左右。以上数字差别不大，所以，1960年在华工作的专家人数也证明，1959-1960年来华的专家在2000人以内这个估计是可靠的。于是，可以作出的结论是，赫鲁晓夫时期苏联专家来华主要集中在1954-1958年，即11000人左右，占此期专家人数的846%，占来华专家总人数的61%。

于是，大约的数字分析是，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和顾问，1954-1958年人数最多，达11000余人，1949-1953年次之，有5000多人，1959-1960年最少，只有不到2000人。这些数字与中苏双方在专家问题上的政策变化是完全吻合的，同时也反映出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变化的曲线。

纵观苏联专家在华10余年的历史，的确是令人回味的。其间双方政策方针的调整、管理措施的改动、条件环境的变化乃至私人感情的纠葛，构成了一幅复杂的历史画面，绝非短短几十万字能够描绘清楚的。本书不过是根据所看到和听到的史料，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1950年代初，苏联专家大规模、全方位、成系统地涌向中国，完全是为了满足新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需要，是应中国的邀请来进行援助的；由于缺乏经验，准备不足，特别是受到管理机制僵化滞后的制约，无论是专家的聘请还是派遣工作，都呈现出一种混乱的局面，直到全部专家回国之前，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中国政府努力为苏联专家创造了优裕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并尽量保证其不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为此中国也承受了巨大的经济上的压力和负担；在新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起步阶段，苏联专家在管理体制和经济建设方面作出的贡献显而易见，功不可没。特别是中国能够在短短几年内建立起工业化的基础，苏联专家的作用是历史性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决定性的；由于中苏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分歧，以及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的开展，1950年代后期，特别是1959-1960年，在华苏联专家的工作环境及其作用的发挥受到一定影响；所以，尽管中国政府无意冷淡苏联专家，并力图改善他们的处境，但还是被苏联政府找到了全面撤退专家的借口。这些就是本书的基本结论。

现在可以对绪言中提出的问题作一个简要的回应。

第一，如何估量苏联向中国派遣顾问和专家的动机及其影响。

无论领导人如何考虑，作为苏联专家本身，来到中国都是建立和保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友谊，他们也是这样被要求和教育的。但是，政治家的考虑就不一样了。

在斯大林时期，苏联援华的经济目的是十分明显的。战后初期，苏联的经济困难较多，不可能全力援助中国，这是客观现实。但斯大林利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急需苏联武器援助的机会，推销苏联已经淘汰和废弃的武器装备，也是事实。例如，苏联国防部和总顾问团一再建议中国以2亿美元购买已退役的120架图4重型轰炸机，一则中国资金短缺，二则这种飞机无法适应战场需要，彭德怀坚持拒绝，后为照顾中苏关系，作为训练器材买了10架。还有一些军事装备，是缴获的德军和日本关东军的战利品，其中有的到战场上根本无法使用。如1950-1951年从苏联运往中国的飞机，有1/4不能起飞，而需要进行修理。此外，斯大林甚至把为修复中国长春铁路而使用的铁路设备及专家们的劳动报酬，都算在了1950年2月14日提供的贷款的账上。苏联在关于专家来华工作条件的谈判中斤斤计较，也是对经济问题考虑较多的缘故。不过，即使如此，受益最大的还是中国：没有苏联专家的帮助，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和国家安全都是没有保障的，这也是中共所要求的中苏同盟给新中国带来的最现实的好处。

赫鲁晓夫扩大和加强对中国的援助，更主要的是出于政治目的，希望以此取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支持，从而巩固他在苏联党内和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地位。赫鲁晓夫不懂经济，也不大考虑苏联的经济实力，对中国援助的许诺甚至超出了苏联所能承受的范围。所谓苏联通过专家控制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不存在的，即使在当时，中国领导人也没有这种担忧。有学者认为，1956年毛泽东提出减少苏联顾问，"主要的忧虑是苏联专家参与中国国防工业发展的程度越深，他们对中国人控制的能力就越强。因此，可以断言，在毛看来，苏联顾问是莫斯科的控制在中国延伸的象征"。其实，毛泽东所担心的只是那些不适合中国的经验和方法可能通过苏联顾问和专家而影响到中国的独立发展，特别是当他正在为中国设计一个不同于苏联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的时候。赫鲁晓夫时期，中苏合作的基本取向就是：苏联在经济和技术上援助中国，而中国在政治上支持和帮助苏联。

苏联专家对于新中国政权的建设，经济的恢复，工业化基础的建立，乃至在中国大地上一度出现的从政治体制到经济体制的苏联模式的形成，都起到过非同寻常的作用。对于一个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政党来说，中国共产党的确没有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的经验。既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又要领导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在中共看来，这是它所肩负的两项并行不悖的历史任务。而要同时实现这两个任务，历史条件留给中国共产党的只有一条路--学习苏联。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苏联派来的专家和顾问自然是最好的老师。就像在一张白纸上作画，通过从上到下、各行各业专家的言传身教，苏联管理和建设国家的观念、制度、规章和方法潜移默化地开始在中国发生作用。于是，走苏联的道路，至少在一定历史阶段，就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

然而，这一过程很快就中断了。正是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完成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立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同时也为毛泽东提出摆脱苏联道路的影响创造了条件。一方面是中国自己的科技队伍形成和发展起来，一方面是要走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结果，在华苏联专家的历史使命的终结就是必然的趋势了--即使赫鲁晓夫没有采取突然撤退全部专家的步骤，到1960年代初，苏联专家在中国的作用和影响也会被缩小到一个极其有限的范围内。

第二，如何评判苏联全面撤退专家的目的及其结果。

实际上，除国防工业领域以外，苏联专家离开中国的过程早在1956年底就开始了。如果说苏联顾问和专家撤离东欧各国反映了莫斯科与其盟国之间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那么在中国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但其反映的问题却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严重。是中国主动请求苏联派遣专家来华工作的，又是中国首先提出要求苏联顾问离开中国和减少苏联专家来华人数的意向的。所以，在专家问题上，总体说来，主动权一直掌握在中国手里。无论是把顾问换为专家，还是将苏联顾问撤回，无论是总体上减少专家数量，还是增加尖端技术的专家人数，苏联方面在1958年夏天以前，基本上都是能够满足中国的要求的。

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和金门危机爆发以后，中苏之间的摩擦和矛盾不断加剧，苏联开始有意减少或减缓向中国派遣专家（主要是在核武器研制方面），这是常理之中的事情，也是容易解释的。从内心深处讲，无论是斯大林还是赫鲁晓夫，都不情愿让中国分享苏联已经掌握的秘密。只是由于赫鲁晓夫要确立其在苏联党内和社会主义阵营内的领导地位，必须得到中共的支持和帮助，才拿出核技术进行交换。因此，一旦赫鲁晓夫的地位得到巩固，这种交换的客观因素就不存在了。在此期间，赫鲁晓夫通过与毛泽东的直接会谈，以及与中共中央代表团在莫斯科的会谈，试图规劝中国领导人接受已经为社会主义阵营所接受的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和总纲领，但遭到中共的严词拒绝，并导致激烈争论。在无法说服中共的情况下，直到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后，苏联才企图以撤退全部在华专家的非常手段压服中国。问题在于，赫鲁晓夫由于感情冲动而采取的这种手段表明，其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是不明确的。如果说莫斯科欲借撤退专家和撕毁合同对中国实行类似经济制裁的政策，那么赫鲁晓夫应该想到，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西方的全面制裁都没有发生效力，而现在中国已经有了相当的经济基础，对苏联的依赖性也在减弱，再使用同样的招数，除了引起中国的愤怒和怨恨，还能有什么结果呢？何况，赫鲁晓夫想压服中国本身就表明，苏联并非要全面断绝与中国的关系，从战略上讲，莫斯科也无法设想毁灭与中国同盟的后果。但赫鲁晓夫采取违反国际协定撤退专家的做法，恰恰是把盟国之间的内部分歧和矛盾以国家关系破裂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这样做的结果无异于授人以柄，把中苏分裂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为北京提供了指责莫斯科的借口。所以说，苏联全面撤退专家是一时冲动的、愚蠢的举动。

第三，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和特征。

在专家问题上，中苏两国从最初的良好愿望出发，走到了最后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其根本原因必须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普遍原则中去寻求。在笔者看来，问题的实质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中固有的某种结构性弊病，或者说是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政治范式先天不足。

弊病之一：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

在社会主义的早期理论中，人们都把未来社会理想化，幻想一个没有国家和民族区别的大同世界。苏联的国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一名称，既不包含地域概念，也没有主体民族的内涵，充分表明了当时共产党人所追求的目标。在各个共产党之间，目标是一致的，理论是统一的，在相互关系的准则上只提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很少或未及考虑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度的差别。及至领导革命成功，掌握了国家政权，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仍然接续前缘，才发现与现实生活相距甚远。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代表，共产党人感到自己陷入了倡导国际主义准则与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之间的两难境地。从此出发，可以理解列宁为什么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前后对"民族自决权"这个问题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和理论阐述。从共产党的角度，无疑必须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而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则需要维护各自的政治和经济权益。此时，一旦两党在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产生分歧，隐含在民族利益上的矛盾和摩擦就会逐渐显露，如果双方都无意退让，那么两国关系的破裂也就成为必然。

中苏两国同属社会主义阵营，又有同盟条约作保证，相互之间提供援助本在情理之中。中国需要专家，而苏联也愿意给予帮助，双方最初的热情感人至深，但在具体执行派遣或聘请专家的政策时，中苏都没有从国家关系和法律角度认真考虑问题，缺乏严密的计划、具体的规定和详细的措施，致使矛盾和摩擦不断出现，即使中苏关系没有恶化，这种状态也无法长期维持。究其原因，恐怕主要就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阵营内部国家关系时过于看重意识形态的作用，以为信仰相同，目标一致，便可以兄弟相称，不分你我，一句国际主义的口号就替代了处理国家关系的一般准则。当中苏在理论和政策方面出现分歧或误解时，主权问题、平等问题则立即被提到桌面上来，甚至成为争论的主题，使得本来可以维持的正常关系也无法继续下去。如果说中国领导人的问题在于，从一开始就在心理和观念上把苏联提供专家和其他援助作为在国际主义原则下理所应当的政府行为，那么赫鲁晓夫的问题则在于，把派遣专家作为迫使中国在与其发生理论和政策分歧时屈从就范的外交筹码，其最终结果，导致在华苏联专家成为一种政治上的牺牲品。

弊病之二：把党的关系等同或混淆于国家关系。

综观共产党之间及共产党国家之间关系的历史，大概不会有人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混淆在一起的；国家关系就是党际关系的延续，即各国共产党把他们执政前相互关系的政治形态及其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

作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统管包括俄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这种在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规范下的结构形式，其本质上是排斥各党独立地位的，并体现出各国（各地）共产党都要服从于一个指挥中心的政治特征。由于历史的原因--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和革命成功的先导性，使得莫斯科一直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地位，而苏联共产党则实际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特别是在斯大林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之后，苏共就是各国共产党的太上皇，保障和维护苏联的利益就是拥护和实行国际主义的表现。因此，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党际关系从结构上就不可能是平等的。尽管有些党也曾对此表示不满，但由于理论上的误区和实力上的差异，这种政治范式不仅可以合理地存在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党际关系中，而且得以延续到后来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关系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东欧和亚洲一些共产党陆续掌握了国家权力，同时，在冷战兴起的背景下，这些国家组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在这个过程中，各国共产党有意无意地把他们执政前相互关系的政治范式和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共产党党际关系的延续。当然，共产党情报局的地位和权力是无法与共产国际相比的，斯大林以后的苏联领导人也比较顾及阵营其他各国的反应。不过，共产主义运动要有一个中心，社会主义阵营要有一人为首，则是所有共产党共同奉行的准则。既然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混淆在一起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原则仍旧是适用的，那么在这里，实际上也就无从谈起完整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

在不少研究此期中苏关系的论著中，动辄就提出苏联侵犯中国主权的问题，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出来的正是这种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党际关系所通行的政治准则，即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范式。既然各国共产党都强调和承认国际共运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并在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前提下维护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那么也就在实际上放弃了各自的独立性。于是，在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下，在国家关系混同于党际关系的状态下，社会主义同盟中各国主权的完整性就很难得到保证。同时，这种关系范式压抑了同盟各国追求独立发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团结统一往往掩盖了同盟内在的不稳定因素。平时大家以兄弟相称，言谈举止无所顾忌，淡漠了正常的国家关系，一旦政治关系发生变化，或领导者地位和权威受到挑战，或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受到怀疑，那种笼罩在民族感情和心理上的阴影就会立即显露出来，侵犯国家主权就会成为指责同盟"为首"者的最常见的罪名，而这种同盟关系也就随之遭到破坏。类似的状况，不仅存在于中苏之间，某种程度上也存在于中朝和中越之间。中苏在处理专家问题时所采取的做法正说明了这一点：似乎他们不是在解决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倒像是一对兄弟在吵架。

因此可以认为，中苏在专家问题上从最初的亲密无间到后来反目成仇，究其根源，恐怕就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本身的政治特征。中苏关系最终破裂的根本原因也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范式和准则中的某种结构性失衡，仅仅追究哪一方的责任是没有意义的。

作者：沈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