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论中西教育的差异|钱穆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1912年，归乡执教小学，后历中学而大学，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任教。1949年只身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1967年起定居台湾，受聘于中国文化学院，任史学研究所教授，继续从事教学直至1986年。他从事教育历时之久，且从小学、中学直至大学、研究生，教学品类之全，鲜有人可比。钱穆先生一生一直站立在教育的第一线上，为之奔走操劳，并利用自己深厚博大的学识阐明教育的理念，有诸多思想可兹借鉴。

一、中西教育意义的差异

钱穆先生认为西方教育意义仅为功利，而中国教育则在教人为人。

钱先生认为教育是文化体系中一个主要项目，而中西方教育有很大的不同。西方教育重在传授知识，知识对象重在外在之事物。

“西方人似乎认为，每一项学问都有其客观之存在与其各自的终极境界，而有待人之分别探讨。……外于人而存在，而人之努力，则只为发现此学蕴奥之一工具”。这样就造成为学的一个病症，即“学为主而人为从”。学问可不依赖于人而存在，而人只是发现外在事物中“真理”的工具。“因此学与学问，分疆分道，而待人以各不同的方法，各走各路，而形成为各种学问之专家……循至除却其所学，乃不见其人之存在”。学问的分疆而治，造就出大量的专家来，但如此以来，就只见其学，不见其人，人的本身反倒淹没在外在的知识海洋中了。而学问的分支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细。“每一人只附着于每一学，而又是附着于每一学之分支小节上皓首腐心”，这样就造成为学的又一个病症，即“学问上的分工愈细，而从事于学的人，则奔驰日远，隔别日疏，甚至人与人之间不相知”。[1] 人成了学问的工具和附庸，把人生意义地位约束了。

而造成人成为外在知识的工具和附庸，使人生的意义低下的原因，则在于教育的功利主义倾向。

“西方又称小学为国民教育。人生不限为一国民，其意义价值，有超乎为一国民之外之上者。倘仅以一国民地位，向其政府来争取人权，此亦为人权之至狭者。又其大学教育分院分系分班授课，内容狭，为时暂，即获最高学位亦仅为一专家，不为一通人。故其所教育，最低则使为一国民，最高则成为一专家，皆把人生意义地位约束了。”人生的意义并不只限于成为一个合格国民，它的意义要在此之上，但政府对教育的要求却是如此，故这种教育培养的至多也只是个专家了；“要之，为一国民，则仅为其所生一国之用。为一专家，则仅为其向外一事一物之用。教育意义仅为功利。” [2] 故钱先生最终给西方教育盖棺定论，其教育意义仅在于功利。

然而，人生的意义却又不应该仅为功利，教育的宗旨也不该把人培养成功利性的工具。故钱穆先生认为，“中国观念则不同。中国人似乎很早便认为学只为人而有，一切学之主要功用在于完成人，人的本身则别有存在，此一存在则自有其理想与目的。即是说，人必该成为如何样的一个人，而其从事于学，则只为追求此理想、到达此目的之一种手段与工具。因此，在中国观念中，重在为人分类，如圣人、贤人、大人、君子、善人、恶人、智人、愚人、非常人与庸碌小人等。而一切学问之分科分类，则转属第二层次而忽略轻视了。”人之为学，只是工具或途径，其最终目的则是要成为人，实现人之为人的意义。综言之，中国传统，“重人更过于重学，学不外人而存在。故所重在为人之品格分类，不重在为学术分类”。[3]

人进行学问研究也只是为了完成自身，非为功利之获得，而为道德之进境，故“中国教育则在教人为人。天生人，乃一自然人。人类自有理想，乃教人求为一文化人、理想人。”[4] 中国传统教育的最高宗旨在教人学为人，尤其是儒家理念全在于此，“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教育即负起了其他民族所有宗教的责任。儒家教义，主要在教人如何为人。亦可说儒教乃是一种人道教，或说是一种人文教，只要是一人，都该受此教。”[5] 此项教育的主要意义，并不专为传授知识，更不专为训练职业，亦不专为幼年、青年乃至中年以下人而设。此项教育的主要对象，乃为全社会，亦可说为全人类。中国传统教育面向的是整个人生和整个人类，器量与格局非西方教育只对一物一国负责可比。谓中国教育为人生教育或德性教育者即在于此。

这里需要稍作说明的是，钱穆高度强调做人，却并不要否弃为学。他在开办新亚书院时手订的《新亚学规》开首两条便是“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做人的最高基础在求学，求学的最高旨趣在做人。”[6] 做人与求学并不矛盾，贵能共进相养，在求学中实现做人的终极目的。况且，“德性之一部分虽为自然禀赋，其另一部分则属人文修养。”[7] 德性的提升本来就需要人文修养来促成，为学当然不可舍弃，只是，知识教育当以德性教育为根基，也应以德性教育为归宿。两者有主有次，又相辅相成，方可成就人才，为社会和人民做贡献。

二、中西教育精神的差异

钱先生所谓教育意义当是在教育的宗旨或取向上说的，而不同的教育宗旨或取向必使各自的教育特点与特质不同，这些不同即钱先生所言的教育精神。钱先生认为西方教育精神失于冷酷，而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则充满情意。

钱穆先生认为，西方之教，多显寡情，“如造为铜像，屹立街头，日晒雨淋，常此暴露，更无遮蔽，以供人这瞻仰，而瞻仰者亦不为此动心。又如耶稣像，必在十字架上，血滴淋漓。岂耶稣之足以感动人心者仅在此？西方之人情冷酷，亦可由此而见……中国人言礼教、风教，亦可谓之情意教。中国传统之教育精神则正在此。”[8]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当政者应注意的一件大事就是教育和培养，因而他在《理想国》中拟定了教育和培养公民的原则纲要。他认为，良好的政治制度和良好的教育能培养出良好的公民；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提出教育应把人引向善德，但使人向善的动机却是要达到政治的终极目的，因为他认为惟有教育才能达到城邦的统一。[9] 故西方教育在其初就有一定的功利性倾向，主张教育当是维护国家政体的工具。中世纪西方人的教育掌握在基督教会手里，教育的目的则是培养宗教的维护者。到了近代，教育由于过分强调社会的服务功能而培养出的只是工具性人才。这样，尽管国家、社会及个人都会对教育相当重视，人们受教育后也是有利于个人、国家和社会的，然而教育精神出现了扭曲的一面。因为，在这种教育精神背后，是对人的培养是一种冷冰冰的功利性对待，把人视为一种类似于外物的对象性存在，不是立足于把人培养成人的，而是把人培养成物的，教育失落的是对人本身的深切关怀。西方的教育的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倾向使得其教育精神失于冷酷。

西方教育精神冷酷的症结出在哪里了呢？钱穆先生认为是西方把教育看得太偏狭的原故。西方教育由于过于强调其功利性，故只关注国民教育和专业知识技能培养，而对于个人而言，知识技能的培养与人生成长相脱离，“所以一个青年，在小学、中学里有国家，出了大学，进入社会，便不免以个人为重、国家为轻了。”他指出，“当然学校教育是一段重要的过程，但从人类国家社公各方面广义的教育来看，我们决不能只以学校时代年轻的一段，作为教育功能之全体。”，[10] 钱穆先生认为，要治理这一症结，树立“中国此后的教育最高精神，必然要向自己国家民族的传统历史文化中找求。”

而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钱先生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彻头彻尾，乃是一种人道精神、道德精神。”而道德精神中充实的是饱满的情感，“儒家知识从德性起。德性中即有情感。”[11] 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人的道德精神，而道德精神如何落实到每个人的身上则是教育的职能了。道德是每个人的生命与人格的真实体现，是人的真性情的自然流露。故教育的过程也使自身充满了真实的情意精神。钱先生进而指出，由儒家长期支配的中国传统教育，是最看重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和文化教育的。“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没有比中国把教育看得更重。”[12] 这种教育活泼而真挚，充满人性之至美与生活之快乐，诚如《论语》中所言：“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李泽厚先生亦认为，以儒学为骨干的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乐感文化”，它具体呈现为“情感本体”。[13]

中国教育的情意精神不仅体现在学习过程中，还体现在师生共同的学习生活之中，“《小戴礼记》言：‘敬业乐群’，师弟子共成一群，共治一业，以敬以乐，情意教育之实际生活乃如此。”[14] 这才是中国教育生动鲜活的写照，不似西方教育的生冷场面，“师不亲，亦不尊，则在校学生自亦不见尊。所尊仅在知识，不在人。人不尊，则转尊器物。”钱穆先生甚至进一步指出中国艺术与中国之传统教育精神也是相通的，“中国艺术亦一种人生艺术，即情意艺术，故与中国之传统教育精神亦相通。” [15] 故中国传统教育只言教化，不言教育；只有师道，而无教育家之称。[16]

但是，这样一种生机盎然的情意教育却在近代失落了它的传统。西方那种生冷机械的教育精神不利于促进人的身心培养，却极利于向物的层面发展，西方近代以来科技得到了迅猛发展，然后他们凭仗坚船利炮击断了中国自有的历史进程，中国的教育也开始效仿西方，最后几乎完全步入西方一途。然而，即使面对这种不可逆转的历史事实，钱先生仍然在坚持：“今天，我们东方人的教育，第一大错误，是在一意模仿西方，抄袭西方。不知道每一国家每一民族的教育，必该有自己的一套。”[17] 因为，他还是认为科技的发达、物质的丰富并不是人类需要的全部，人生的意义不能只囿限于此。

三、中西教育培养目标的差异

教育意义与教育精神必使教育的培养目标迥异。钱先生认为西方教育至多可培养出专家，而中国传统教育培养的则是通德通识的人才。

西方教育意义仅为功利，故在课程设置上偏重“达用”，及至近现代以来，更强调专业知识教授与专项技艺的培养，几沦为职业培训，“西方现代教育，最先本亦由教会发动，此刻教会势力亦退出了学校。教育全成为传播知识与训练职业。”如此一来，培养的人才虽可以成为专家，但人生却也随之分裂，“人的本身，亦为职业观念所分裂。如宗教家、哲学家……等，每一职业，在其知识与技能方面，有杰出表现杰出成就者，均目为一家。好像不为由人生大道而有职业，乃是为职业而始有人生。全人生只成为功利的、唯物的。”接着他又借用庄子“道术为天下裂”句来论证，“今天世界的道术，则全为人人各自营生与牟利，于是职业分裂。”然而，“德性一观念，似乎极少人注意。职业为上，德性为下，德性亦随职业而分裂。”[18]

前文已经论述过，钱穆先生并不反对知识技能的学习，但他主张的是以人为学的中心、学为健全人格和完成德性的教育宗旨。“故中国学术乃亦尚通不尚专。既贵学之能专，尤贵其人之能通。故学问所尚，在能完成人人之德性，而不尚为学术分门类，使人人获得其部分之智识”，[19] 人要通过学来健全人格、完成人之德性则“通”贵于“专”，因为“凡属知识技艺，则终必偏至。惟人之所以为人，为其全生命之主宰与中心，属于心情德性方面者，则贵于得大全，贵于能相通，尤为人类所以贵有教育之最大宗本所在。”要使知识技艺有所功用，必要集中且指向特定的目的，故必“偏至”，而人的成长属于“心情德性”方面，却非某一方面的知识可以促成，非“得大全”和“能相通”不可。故“所谓全人教育，乃指其人之内在全部生命言。贯彻此内在全部生命而为之中心作主宰者，乃其人之心情德性。因此中国教育，比较忽视了一种偏才教育。”[20] 故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教育并不看重偏才教育的做法，它无助于心情德性的培养。

但是，还要注意的是，钱先生不重视偏才教育却并也不是要主张近代以来所言的通才教育，“近代教育上，有专家与通才之争。其实成才则就其性之所近，宜于专而分。中国传统教育，也不提倡通才，所提倡者，乃是通德通识。”[21] 他明确指出，中国传统教育提倡的并非通才教育，而是通德通识教育。或许有人以为二者并无区别，而按钱先生的看法，通才仍是西方教育的一种结果，所谓通才不过是知识技艺稍为广博一点的专家，它缺失的仍是德性的养成与人生的觉解（这里“通识”之识非西方之知识之识，乃是德性之识、人生之识）。故钱先生所谓的“通德通识”之人，当同于他提到的“通人”，“今日国家社会所需者，通人尤重于专家。而今日大学教育之智识传授，则只望人为专家，而不望人为通人。”[22] 大学教育当培养“通人”，而非专家，今日大学培养目标偏离之远，亦当反思。

中西教育培养目标的不同，也就使得中国传统教育培养的“通人”与西方教育培养的专家所能实现的人生意义有所不同。钱穆先生的《人生十论》一书中指出人生有三步骤：人生之第一步是生活，主要是人的物质生活；第二步是行为与事业，主要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三步是德性与生命，主要是指人性的圆满完成。西方教育培养出的人才或专家，满足物质生活可能有余，但完成事业与生命却遥不可及，故只可达到人生之第一步；而中国传统教育培养的通德通识的人因不偏守一隅，亦不为职业所分裂，方可能走完这三步。

结语：

从中西教育差异评判上大致可以看出，钱穆先生大多对西方教育的倾向持批评态度，对中国传统教育诸方面多予肯定。但自近代以降，中国也迫于发展或艳羡西方，教育也走入了西方的路径，历史的事实似乎使钱先生所固守的教育理念并无立足之地。然而钱穆先生亦是一现代人，近代之历史他更清楚于我们，故窃以为钱先生所主张的教育思想深刻之处在于，他要求中国教育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不要忘记自己的传统：“教育的第一任务，便是要这一国家这一民族里面的每一分子，都能来认识他们自己的传统。正像教一个人都要认识他自己。”[23] 不知道取长补短，必定灭亡，但若先破灭自己而学习别人，亦是极为可悲的。

故钱穆先生所主张教育理念之于今日可鉴之处在于：西方教育在组织方式上可能有很多可取的地方，但其教育在理念和精神上却有很多可商榷之处；当今教育如何从中西教育思想中互取有无，找寻一个更为完善的教育形式来，则是我们学习体会钱穆先生教育思想的初衷。

参考文献与注释

[1] 钱穆.历史与文化论丛［M］.东大图书公司.1979，195.

[2][4][8][15][16]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71.172.174.177-179.180.

[3][6][1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无锡县委员会编.钱穆纪念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292.292.292.

[5][14][17][18][20][21][23] 钱穆.国史新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93.177.203. 200－201. 239－240. 198. 203.

[7] 钱穆.新亚遗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380.

[9] 单中惠，杨汉麟.西方教育学名著提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7－24.

[10] 钱穆.中国历史精神［M］.东大图书公司.1986，79.

[11] 钱穆.晚学盲言［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09.

[13] 李泽厚.论语今读［M］.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28.

[19] 钱穆.历史与文化论丛［M］.东大图书公司.1979，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