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之谜：张冠李戴的两本《西游记》

大家好！我们讲座的题目是《〈西游记〉的前世今生》，今天这一讲的标题是《作者之谜：张冠李戴的两本〈西游记〉》，主要介绍《西游记》诞生后三百年中的作者之谜和将元代道士丘处机误为《西游记》作者的来龙去脉。

别看现在《西游记》被我们尊为“古典名著”，吴承恩因写《西游记》家喻户晓，被我们尊为古代著名文学家，但在《西游记》问世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西游记》的扉页上，却没有吴承恩的名字。

《西游记》第一次面世时，刻书的人明确的说他们不知道作者是谁，只猜测可能与某一王府有关，所以最初发售的《西游记》是没有作者署名的。古代没有版权概念，当然也不会有人追究。

但在清初的一个翻刻本《西游证道书》出现时，却说《西游记》是元初道士、号称长春真人的丘处机所作。时至今日，元代人不可能写出这么一部《西游记》已经属于常识性的问题，因为乾隆年间号称天下第一才子的纪晓岚已经指出，《西游记》中有不少明代才有的典章制度。但当时人们却无法做出这样的判断，所以从那时开始，几乎所有的后来刻本上，都有“长春真人”字样。

《西游证道书》凭什么说这本书出自丘处机之手？这其中半是误会，半是炒作。

所谓误会，乃是因为丘处机确实与一本《西游记》有关，甚至可以说他确实写过一本《西游记》；所谓炒作，乃是因为当事人很可能知道这是误会却仍然利用了这个误会以制造卖点。

关于长春真人丘处机，读者可能会通过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有所了解，金庸的小说向来都有一点真实背景，大致上能读出点历史的轮廓，至少王重阳、丘处机、全真七子这些人物是真的。但是武侠小说的随意性又向大家介绍了一个不完全符合历史原貌的全真七子和丘处机，让全真教和成吉思汗儿戏般的交往掩盖了历史严肃、残酷的一面。因而，要真正的知道丘处机为何会被认为是《西游记》的作者，我们还是要说一说道教，尤其是金元之际的道教。

早期的道教也称为天师道。道教虽然以黄老之学为理论基础，称《老子》五千文为《道德经》，但其真正用以立教而吸引道众的，却是传世已久包含有一定科学道理的行气、引导、炼丹、房中等养身长生之术（升仙），和根据民间巫觋伎俩改造过来的祈禳、役鬼之术（符箓）。入唐之后，在和佛教的较量中，道教理论薄弱、教义简单的缺陷和法术难经实证的弊病逐渐暴露，在针锋相对的争斗中道教已逐渐处于下风，颓势已成。北宋末道教曾经有过一段回光返照的时期，亡国的皇帝徽宗崇信道教至极，自己也利用符箓神话自己，自称“教主道君皇帝”，但金兵入侵，徽宗被掳，北宋就此灭亡，道教在北方基本上已经土崩瓦解。如何收拾残局，重新整理道教，对于后来道教的领袖人物而言，实在是一个棘手的难题。

正所谓时势造英雄。沉寂了一段时间后，新道教在民间应运而生，代表人物就是因《射雕英雄传》而家喻户晓的王重阳。

王重阳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原名王喆，号重阳子，世称王重阳，陕西咸阳人。少年时挺有志气，既习文又修武——但未必武功盖世——似乎天意要仔细打磨这位重要人物，王重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既参加文状元的考核，又参加武状元的比试，可惜文武二道均一事无成，万般无奈之下于四十七岁时加入道教。当初入道，估计也不过就是混口饭吃，但他是个很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入道后就以振兴道教为己任，苦苦思索如何走出一条变革道教的道路。为此，他在终南山挖了个地穴，称之为“活死人墓”，自己就住在其中苦修。苦修，其实就是苦想！想改变道教现状的办法。

二年后的一天，他腾身而出，一把火烧掉“活死人墓”，自称已经得道，然后往各地传道授徒——这在《射雕英雄传》里有描写。所谓“得道”，其实就是悟得了改革道教的方法。实际上，王重阳呆在“活死人墓”中并非像金庸所说的是在修炼什么绝世武功，而是在仔细分析对比佛道两家的特点，以及道教为何总是居于下风的原因。

他设计了一个很有创意，也很大胆的新的道教框架：

首先，放弃与佛教的直接对抗，提出“三教合一”的口号，求得一个比较宽松的生存空间；

其次，改造道教传统的修炼之术，提出“修道就是修心”，强调清修、内修，将法术放在次要的位置上，提升道教层次品位；

再次，转而学习佛教的教规教义以完善自己，比如改变了道教一贯没有严格戒律的状况，要求道徒生活应简朴不可腐败等，加强道教的再生能力。

一个新的具有较为完整教规教义的道教教派就此诞生了，王重阳称之为“全真道”。王重阳带着他的全真道教义外出云游，在山东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响应，先后收了七个在当地有一定影响的徒弟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孙不二、王处一、郝大通（称全真七子），全真道就此以山东为中心发展起来。王重阳死后，他的弟子们先后执掌道门，全真道的规模也不断扩大，成为北方道教的主体。

在王重阳的七个弟子中，丘处机最小，但成就也最高。他是山东登州人，幼丧父母，未曾读书，但天资聪颖，博闻强记。18岁时遇王重阳来山东传道，丘拜其为师，号长春真人。入道之后，在王重阳很喜欢这个勤勉机灵的小伙子，在他身上也花费了不少心血。严督之下，丘处机发奋学习，从认“天、地、人、口、手”开始，很快发展到日记千言，在道中脱颖而出并掌管文翰，成为王重阳最器重的人物，在王重阳与师兄们相继去世后，丘处机成为全真道的掌门人（后潜修多年，自创全真道龙门派，至今天下全真道仍以龙门派为盛）

丘处机掌道时，正值金元交替时期。错综复杂的形势，给丘处机出了一道不小的难题：当时在山东拥有大量道众的全真道，已经成为民间一支不可小觑的潜在力量；而当时的山东，金人的统治已经比较薄弱，他们非常希望借助这股力量稳定自己的统治；处于南方的宋人尽管不争气，但在口头上还没有放弃北伐，似乎也想从这里得到北伐的后援内应；而北方的元人早已打好了南下的算盘，山东是其伸手可及的范围及南下必经之地，当然希望有全真道的配合，因此，全真道事实上成了三股政治力量争夺的目标。金兴定三年（1219年），金庭多次派人召见，要求丘处机出山为金庭做事，称全真道在金庭的庇护下成长起来，丘处机理应为朝廷出力；稍后，南宋打通了通往山东的道路,也随即派人赴山东召见丘处机，对丘宣讲民族大义，要丘处机高举民族大旗，为推翻金人的统治作出自己的贡献。而丘处机的政治敏感性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宗教掌门人，他意识到此时政治形势的微妙，看到了金庭的不稳和南宋的无所作为，便借口回绝了这两方面的召见。

而意想不到的是，远在穷荒大漠中的成吉思汗也派使者刘仲禄前来传诏。关于成吉思汗想到丘处机的原因，一种说法是求贤，就如诏书上所说的那样，成吉思汗求贤若渴，有心效周文王请姜子牙渭水同车、刘皇叔请诸葛孔明茅庐三顾之故事；另一种说法是成吉思汗的使者刘仲禄本就是成吉思汗的亲信，此人通医学，就是他向成吉思汗推荐了丘处机，说长春真人擅长生之道，有养颜驻容之术，已活了三百岁，号称“活神仙”，成吉思汗这才派他去山东寻找丘处机，并下了个找不到不要回来的死命令。

当时元人尚未实际统治山东，但这封成吉思汗的诏书却让丘处机不敢怠慢，因为成吉思汗的部队已于数年前攻陷燕京（今北京），其实力和未来的战略走向已经显露，山东迟早都会是蒙古人的地盘，丘处机必须考虑元人来了之后全真道的生存问题。而且，这位使者巧言善辩，很轻松的表达了一种威胁。他说：我们来的时候，大元的将领都很崇拜丘神仙，都说要带领兵马到山东迎接。是我劝住了他们，说不要惊动了丘神仙。但他们一定要我向丘神仙问好，希望早日见到丘神仙云云。这些话丘处机岂能听不懂其潜台词？言下之意就是：你如果不识相，不远处就有蒙古的兵马，到时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成吉思汗的召见，对于丘处机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向极善于审时度势观察向背的丘处机，没有放弃与蒙古人结交的机会，答应使者赴成吉思汗之召。而对外的解释，则是丘真人要去重复一个古老而伟大的命题：“化胡”。这样，原来比较敏感的勾结外族的问题就被化解而显得很崇高了。

金兴定四年（1220年）春，丘处机以七十二岁高龄，带着他挑选的十八个弟子上路赴成吉思汗之召，开始了艰难的西行路程。

赴成吉思汗之召并非一件易事。成吉思汗一生东征西战几乎都是在军营中度过的，派使者往山东召见丘处机时，正是他的事业即将攀上顶峰时，他已经拟定了西征的计划，要亲率大军征服西域中亚各国。当时他本人具体的位置是乃蛮国行宫，也就是在今中蒙边界阿尔泰山脉一带，在派出使者后，他就随大军出发西征了。

但这个情况丘处机并不知道。由于刘仲禄调来了元人的军队护送，所以丘处机一行出了山东界直到燕京（今北京）都比较顺利，到了燕京才知道成吉思汗的远征军已向西开进。丘处机本来并不知道成吉思汗的乃蛮国行宫有多远，所以七十多岁高龄还贸然上路，听说成吉思汗已去西域极边之地，丘处机觉得自己实在难耐风霜之苦，便上表成吉思汗，说打算等成吉思汗御驾回朝时再行觐见。但此时其实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去留之事由不得丘处机决定了。尚未等到成吉思汗的回复，刘仲禄就催促丘处机出燕京进行，于是只得上路西行，穿过蒙古大草原和沙漠，跨越阿尔泰山、天山、兴都库什山山脉，走过中亚异邦，行程万里，最后终于在今阿富汗境内追上成吉思汗的大军。

这条路与当年玄奘的所经有一些不同。较之当年的玄奘，丘处机有十八个弟子的精心护持，有元朝沿途兵站的支持，困难要小一些；但丘处机当时已经是七十二岁的老人了，也实在是不容易。

在中军大帐里，成吉思汗三次召见求丘处机，询问长生之事。当初，刘仲禄向成吉思汗推荐丘处机时，曾说丘处机有神仙之称，擅长生之道，已有三百多岁。成吉思汗对此处于疑信之间，当见到丘处机并问及长生之术时，丘处机却福星高照，一反道教漫天吹牛的传统习惯，老老实实答以别无他术，唯清静无为、清心寡欲而已，并劝成吉思汗节欲、养身，以介眉寿；这让成吉思汗很是高兴，认为丘处机没有欺骗他——他本有心要出出丘处机的洋相，甚至想过如果发现吹牛就杀掉丘处机。乘他高兴，丘处机又以敬天、爱民、止杀进言，希望成吉思汗能内固精神、外修阴德，体恤民间疾苦，保护黎民生命，建立王道的统治体系。应该说，丘处机确实在履行他“化胡”的使命，而他带去的这一套实际上是儒家的治国要义，确实也让政治上还没有开化成吉思汗开了眼界。他当即为丘处机赐名“神仙”，表示神仙说的清心、寡欲虽然都很难做到，但他一定尽力去做；又下诏让丘处机会去之后掌管天下道教，允许在各地建立宫观，并免道院和道众一切赋税；后又下诏将太极宫改成长春宫（即今天的白云观）赐给丘处机。

丘处机的西行，其出发点也许仅仅是为了全真道的生存，但他和成吉思汗论道时有关爱民、止杀的劝告，对改变蒙古人的野蛮统治，应该说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乾隆曾经为丘祖庙写过一副对联，说“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正是公允之言。但是将《西游记》挂在他的名下，却是张冠李戴。

丘处机的随行弟子中，有一位叫李志常，有点文采，他对丘处机的西行做了详细的纪录，从丘处机在蓬莱传道，先后拒绝金、宋使者的召见开始；直到丘处机回燕京，逝世入葬为止，核心部份则是西行途中的所见所闻。书成，冠名《长春真人西游记》。

这部《长春真人西游记》简称也叫《西游记》。后来被收进《道藏》，但流传并不广。因为虽然当时全真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在膨胀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与佛教的利益发生冲突，而蒙古人的原始宗教是萨满教，虽然对道教感兴趣，但他们进入中原后更乐意也更快接受的却是佛教。《长春真人西游记》问世二十多年之后，佛道的矛盾开始激化。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当时主持全真道的李志常允许道徒侵占寺庙，毁坏佛像并刊行《老子化胡经》，引起佛教徒的抗争，1255年李志常奉命与佛教徒在御前辩论《老子化胡经》的真伪，辞屈，次年愤愤而死。数年后，道教遭到更大的打击，忽必烈招集佛道双方各十七人辩论，结果道士失败，十七人虽然免了砍脑袋的血光之灾，但却被强令剃光脑袋落发为僧，蒙受了极大的羞辱。《长春真人西游记》问世不久便被冷落，也是可以想象的。此后此书传世极少，绝大多数人包括道教中人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书，故而将其与小说《西游记》混为一谈。

问题至此已经清楚，原来是一出张冠李戴的闹剧。但我们也要为《长春真人西游记》说几句。这部书虽然不能冒充小说《西游记》，但其本身的价值却不能埋没。它记录了金元时期丝绸之路北线沿线的风土民情、山川谣俗，文字流畅，资料翔实，今天已被视为研究中亚史地和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学者常将其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相媲美。

现在，我们再介绍一下近百年来关于吴承恩作者身份的其他争论。

晚清以来，有一大批学者接受了西方的文学观点，认为小说乃是教化民众的最好形式，因此大力提倡中国古典线索的研究。进入近代，第一批研究这就是鲁迅和胡适为代表的那一辈学者；而第一批研究对象就包括《西游记》在内；而第一批研究课题就包括作者问题。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当时流行的丘处机作《西游记》说乃“不根之谈”，而肯定其作者是淮安人吴承恩，并简要介绍了吴承恩的生平。鲁迅的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知名学者的支持与响应。稍后，胡适发表了长文《西游记考证》，在作者问题上得出了与鲁迅相同的结论。再以后，董作宾、郑振铎、赵景深等一批学者相继加入了这一行列，使得吴承恩研究在二三十年代形成了第一次热潮。自此以后，各种版本的《西游记》中，再也见不到丘处机的名字而纷纷把著作权还给了吴承恩。

鲁迅的依据是什么呢?早在明代天启年间(吴承恩逝世后约四十年)编修的《淮安府志》中已明确记载了吴承恩的简要生平，称“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并录其主要著作“《射阳集》四册口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这应当视为相当可靠明确的证据。

建国以后，刘修业先生将从故宫博物院中抄出吴承恩的诗文集《射阳先生存稿》，交古籍出版社出版。吴承恩由于晚年家贫无子，大量文稿均散失无存，在他逝世后，他的表外孙丘度才从亲朋好友中搜集到一部分，编成《射阳先生存稿》。这本书的流传也不广，至今只在故宫藏书中发现一部。古籍出版社将其改名为《吴承恩诗文集》出版，无疑对后来的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八十年代初，吴承恩研究有了明显的飞跃。一批年谱、小传、笺校类的研究成果相继出现，加之在吴承恩的故乡发现了他的墓地和一批新资料，建成了吴承恩故居，终于促成1982年在淮安召开了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经过这一个高潮，吴承恩的形象被描绘得更为清晰，他何时写《西游记》、他的思想性格和经历与《西游记》的关系、《西游记》的题材来源等重要问题都取得了进一步的成果。

但是争论还在。

明代天启年间的《天启淮安府志》，为吴承恩立了小传，评价了他的文学成就，并记录了他的作品《西游记》。但编写者不知为何忽略了一点：他们没有特别说明吴承恩的《西游记》是一本什么性质的书，是小说还是地理游记——也许他们认为这本来就不是一个问题，但这被后来的学者认为是一个大问题。

无巧不成书，清代有位学者兼藏书家黄虞稷在他的藏书目录中记录了吴承恩的《西游记》，但他是把这本书归入地理类的。这位黄虞稷可不是等闲之辈，他以善藏书而著称，书房就叫千顷堂，由此即可想象到他的藏书数量之多。据说清初修《明史》，“艺文志”部分就是以他的《千顷堂书目》为基础编成的。

有些学者见到黄虞稷的记载，就认为吴承恩写的《西游记》不是小说。

为了争辩这些问题，学者们近二、三十年大大地打了一场笔仗。从理论上说，《天启淮安府志》的记录确有两种可能，因而要肯定其所纪录的《西游记》就是小说还不足以令人信服。但反过来说，如果要说其中的《西游记》就是地理游记也成问题。有人就问：

1。如果认为黄虞稷言之有理，那么也应该问一些问题：吴承恩游了哪里？

2。吴承恩如果写的是游记，他一定会署上自己的大名而不必躲躲闪闪；

3。被黄虞稷收藏的这本《西游记》，流传到百年之后与吴承恩没有任何联系的黄虞稷之手，中间必有环节，那么这百年间，为什么没有任何人提到过这本游记？这本书既然被黄虞稷细心地保存下来，为什么其后又下落不明，至今没有任何人提到这本《西游记》？因此有人怀疑黄虞稷的藏书目录中的记录并非都是他本人亲眼所见，有许多都是抄自各地地方志，也许他见到了《天启淮安府志》，便想当然地将吴承恩的小说划归为游记。

出现争议是正常的，事情都是越辩越明。以下我们还有介绍学者们的几种其他意见。这些意见有些与吴承恩本来就是同一回事，有的则可能是不同的思路。

有一种说法，说最早为《西游记》作序的一个叫陈元之的人，可能是《西游记》的真正作者。关于《西游记》的出版情况，我们下面将要专门介绍，这里简单说一下：吴承恩的一百回的《西游记》问世于1592年，是南京一个叫金陵世德堂的书店刻印的，当时书面上没有吴承恩的书名，但书店老板请了一个叫陈元之的人写了一篇序，把《西游记》书稿的来源大致作了介绍。这篇序是一份比较重要的资料，但陈元之其人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只留下姓名，其余我们所知甚少。

据他在序言中说，书坊世德堂的主人买到一本奇书《西游记》，请人校订后付诸刻印。据他所知，这本书原来就没留下作者姓名．但听说出自王府，或者是某王自作，或者出自王府佐吏“八公之徒”之手。

有些古代小说的作者常常出于不愿留名，却又不甘埋投的心理，会玩弄假托他人作序透露出一点风声的把戏；又有些作者唯恐别人知道真实情况，又故意在序中施放烟幕，转移视线，所以陈元之的这篇序文引出了一些猜测。有人认为这是作者故弄玄虚，陈元之就是作者本人。但是陈元之的情况太模糊，是实有其人，仅仅是一位编辑之类的出版界业内人士；还是出于虚构，为吴承恩或者是书店老板的化名，也说不清楚。

第二种说法，《西游记》的作者是“华阳洞天主人”。从金陵世德堂刻印的一百回《西游记》开始，几乎所有的旧版本上都有“华阳洞天主人校”字样。开始并没有人太多的注意这个题款的意义，但现在人们试图从这里打开缺口找到关于《西游记》作者的线索。

华阳洞天主人是谁？据认为就是明代嘉靖、隆庆朝大名鼎鼎的大学士、宰辅李春芳。李春芳在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中状元走入仕途。他虽然以儒学进身，却精于道教，正巧碰上嘉靖皇帝好道，不仅以道术修炼，而且常常要办一些祭天仪式。既然祭天，就要找人写祭文，李春芳恰是写这类祭文的高手，所以终于升任宰辅。因道教祭天文又叫青词，故李春芳又有“青词宰相”的外号。这个外号显然含有贬义，但却形象地表现了李春芳的特点。

一代宰辅会与《西游记》有关系吗？说李春芳与《西游记》有关，有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西游记》中有些关于道教教理教义的描写，几乎够得上专业水平，非一般胡诌所能应付。李春芳符合这一条件。

第二，李春芳虽是兴化人，但祖籍句容。南朝时著名道士陶弘景曾隐居句容茅山，自称华阳陶隐居，因而句容又别称华阳。在他人写给李春芳的诗文中，往往以华阳指代李春芳的祖籍句容。

因此有人认为《西游记》的作者也可能就是李春芳，所谓“华阳洞天主人校”则是一种旧时文人的花招。当然这种说法疑点也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