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这是一部关于贪婪、权力、阴谋和抢劫的历史，在内忧外患、残酷的宗教冲突、国库亏空、国防松弛、一触即发的战争的形势下，她渴望安全，深谙金钱就是权力的信条，她利用自己的智慧和手腕，以超凡的勇气和魄力解决财政危机的天资和聪明才智，取得忠贞可靠的枢密院大臣的坚决支持，机智地利用她的那些才艺超群的海上冒险家们、勇敢无畏的商人们拓展财源，伊丽莎白一世的权利欲和贪欲缔造了被后人津津乐道的伊丽莎白时代，开启了大英帝国非同寻常的崛起之路。
引子
西班牙，毕尔巴鄂
1585年5月26日，星期三，下午6点
福斯特船长凝视着毕尔巴鄂港，目光慢慢落在那来来往往的伦敦商船上，心中充满喜悦，有这么多船只响应西班牙的号召，前来支援。菲利普二世已经邀请英国商人们送来成船的谷物，并且向女王陛下保证，在这多事之秋，她的臣民将会受到他的保护，这些谷物将会按照安特卫普伦敦城的合理市价收购。因此，"樱草花号"--一艘载重150吨的伦敦商船，装载了近20吨的谷物和好几厄尔②的绒面呢，扬帆起航，驶入了比斯开湾的毕尔巴鄂港。
福斯特船长听说这个国家正在发生饥荒，并且整个伊比利亚遭到了严冬的打击，然而"樱草花号"的船长和他的船员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毕尔巴鄂港在过去的两周里都沐浴着温暖的阳光，并且他们所见到的西班牙人也似乎都吃得很不错。确实如田园诗般的美景，太阳悬在低空中，懒洋洋地照着海湾，毕尔巴鄂似乎一直就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地方，这一切使福斯特陶醉了。
正在这时，他听到缆绳发出轻微的吱呀声，起西南风了。福斯特期盼明天他们起锚回国时仍然刮西南风。他双臂放在栏杆上，身体朝前倾，看着一些西班牙的小船在英国的商船中间穿来穿去。这是英国商船船长所能享受到的极少的乐趣之一。因此，当一条小船朝"樱草花号"驶来时，他根本没有注意。直到守卫提醒有一艘西班牙船正朝他们驶来，并且船上还有7个人时福斯特这才回过神来，他大声命令他的船员，要警惕这些人，他们可能想登船。天都要黑了，这些家伙要干什么？"樱草花号"已经卸完货，西班牙人从来不会在这时候来结账的。再说，"樱草花号"的船长已经决定明天装载西班牙酒，然后返航了。
机警的福斯特连忙向比斯开湾的长官问好，这个热心的家伙又把福斯特介绍给其他6个比斯开湾商人，并且称他们想送他一件礼物以表达敬意。他们带来了一大篮新鲜樱桃--英国女王最喜欢的水果（连他们都知道这件事）。福斯特谢过他们，命令手下人取出牛肉、饼干和啤酒，在船上即席招待这些来客。然而，就在他们要开始吃饭时，其中的4个商人借口有事，要回自己的船上。这种不礼貌的行为使福斯特嗅出了危险信号。
他命令大副陪这些人回去，同时暗示他，情况有变。对于英格兰商人来说，在外国的水域如何应对，他们早都熟练演习过了。大副知道如何悄悄地暗示手下人提高警惕，做好应对袭击的准备。
"樱草花号"的主人重新回去陪那些不速之客，用结结巴巴的西班牙语和英语同他们说说笑笑，开着玩笑。看着落日的余晖将整个港口都染成粉红和橙色，他在想，这是他最后一次看日落吗？15分钟后，守卫又一次发出警报，那条小船回来了，船上有20 多人，而且后面还跟着一条更大的船，船上可能有70多人。福斯特默默地向上帝祈祷，希望上帝今天会保佑他们。
福斯特邀请长官和他的人回到甲板去迎接那些船只，心中焦虑不安。毕竟他们只有26个人，而对方差不多有90 个人或者更多。他心中想这些商人可能要强行登上"樱草花号"，抓住船员，最好的结局是把他们都囚禁起来。在他们之前，就有许多商人被囚禁过，多数都受到了宗教裁判所的盘问。他们很有可能也会面临同样的命运，不能对敌人抱任何幻想。
一到甲板上，福斯特的怀疑就被证实了。他转身对那位长官和他的两位朋友说不能允许这么多人登上他的小船，那长官顺从地点了点头。然而，还没等到福斯特给他的船员们发出行动信号，就听到下面西班牙船队上传来的敲鼓声和拔剑声。铁爪的撞击声和船两边比斯开湾人的嚎叫声把他的命令淹没了，这些人开始强行登船。
那个长官和假扮的"商人"拔出短剑按在福斯特的脖子上，对着正在混战的人们大喊："快投降，你们被俘了！"
福斯特两眼一瞪，怒吼道："我们被出卖了！"
幸运的是，"樱草花号"的船员们早就演习过了，他们知道在船长被劫持时如何应对。片刻之间，5支火绳枪①从甲板下面一齐开火，朝着西班牙人喷射而去。惨叫声随即而起，有人腿上中弹了，喊叫着停止进攻。他们并不知道，"樱草花号"上的火枪只能发射一次。但是，瞬间的惊恐就足以扭转局势。福斯特轻松地逃脱，并下令拼死抵抗。许多比斯开湾人都逃回他们的船上，害怕像刚才一样被铁砂打伤，其他的人都呆呆地站在那里。双方开始了肉搏战，英格兰人受过良好的海上小规模战斗训练，他们毫不惧怕。而且他们知道如果被俘，就会被折磨而死，因此全都挥舞着长矛和标枪，像魔鬼一样战斗着，一枪下去就能扎倒两三个西班牙人。尽管西班牙一方伤亡惨重，但是一时还难分胜负。福斯特和他手下人唯一能够肯定的是，"樱草花号"的甲板已经被西班牙人和英格兰人的鲜血染红。
一些西班牙人被扔到船外，许多人都祈求饶命，因为他们不会游泳。那长官又想故技重演，把短剑按在福斯特的脖子上，胁迫他手下的人停止无望的反抗，否则就杀死福斯特。但是，福斯特回应道："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就一定要将敌人（西班牙人）杀死！这是英格兰民族的精神。"在激战中，没有人注意到福斯特船长如何从那长官的威胁中逃脱，而他也从来没讲过这激动人心的壮举。
战斗又持续了半个小时，英格兰人终于大获全胜，许多西班牙人被杀死，或者被扔下船淹死。令人吃惊的是，只有一个叫约翰·崔斯塔姆的英格兰人战死，还有6个人受伤，不过福斯特相信他们的伤都没有大碍。他只能推断他的两位下属，约翰·伯勒尔和约翰·布罗德班克在上岸运送最后一批谷物时被扣押了。当福斯特船长和他的船员们开始起航时，他感到十分困惑，为什么那些逃走的比斯开湾商人们没有带来援军呢？此刻他虽然获胜，但是不明白为什么没有援军前来搭救这位长官。
当福斯特决定应尽快远离在这个海湾所遭遇的不幸袭击时，他才又一次回望这个港口。他发现，其他伦敦商船的桅杆已经全都换成西班牙王室的旗帜了。西班牙人的阴谋诡计终于浮出水面了。英格兰的船只都被菲利普二世的诱惑骗到了西班牙的港口，并且被他们抢过去，从而将英格兰人抛入无助之中。
当"樱草花号"转舵驶出海湾时，福斯特明白他必须尽快赶回英格兰，给伦敦城的商人们送信。当"樱草花号"趁着西南风扬帆航行时，他最后看了一眼比斯开湾，它已经在远处时隐时现。紧接着，他就开始审讯那个长官和他的"商人们"。福斯特马上命令船员把西班牙海盗从海里拖上来。
当他们安全驶出西班牙海岸后，福斯特下令把那个长官和他的手下带到船舱接受审问。这些西班牙的船员们两个小时前还是座上客，现在却光着脚，像落汤鸡一样颤栗着站在船长室内。船长命令那长官如实回答为什么要抢劫"樱草花号"和其他的英格兰商船，而这些商船都是依照女王的吩咐来给西班牙运送急需的谷物和其他物资的。
那长官回复说这不关他的事，并且请求福斯特船长允许他取回那正放在旁边晾干的短裤，然后船长就会亲眼看到西班牙国王赐予他的委任状，那上边命令他抢夺所有来自"异教国家"的船只。
当委任状拿过来后，福斯特看着那份湿透了的文件，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上面清楚地写着："……已经准备好了一只强大的舰队……禁止任何外国船舶航行……立即实施……你必须把停泊在港口或者企图驶进港口的所有船舶抢到，包括荷兰、泽兰①、伊斯特岛、德国和英格兰，以及其他不受国王管辖国家的船舶，但法国的除外……"这份命令是菲利普二世一周前在巴塞罗那签署的。
福斯特下令把那长官带下去，同他的3位"商人"弗朗西斯科·德·格瓦拉、佩德罗·德·维拉斯·瑞利和约翰· 德·考拉奥一起关押在船舱中，并且下令船员们要优待这些俘虏，他们可能换回来一大笔赎金。事实上，那长官已经提出给福斯特500克朗，让他释放他们。但是船长明白，在伦敦城里他们更值钱，再加上国王的委任状，就更能增加女王对他的特别赏识。
福斯特深知，西班牙国王的委任状对枢密院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这个发现甚至能使他在海军中永载史册。
王者之风
制海权，是英格兰王冠上古老而又无可争议的权力，也是这块土地上最佳的防御……（大船的）木甲板就是这个王国最坚固的城墙。
--托马斯·考文垂，考文垂男爵一世，1635年
1558年11月，当伊丽莎白·都铎从她同父异母的姐姐玛丽一世手中继承王位时，英国已濒临毁灭。蔓延在贵族中的绝望之情难以想象：国家已经被伊丽莎白同父异母的弟弟--激进的新教徒爱德华六世以及后继者狂热信奉天主教的玛丽搞得四分五裂，而现在王冠又传给了安妮·博林王后的女儿伊丽莎白。事实上，她只能让人们回忆起亨利八世和安妮·博林的悲惨婚姻。如果不是玛丽女王远在西班牙的丈夫菲利普二世的干预，她恐怕早就被玛丽女王绑在火刑柱上烧死了。伊丽莎白·都铎凭直觉所能够理解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在刀尖上的生活。
从孩提时代一直到长大成人，人身安全一直是伊丽莎白最大的奢望，当她的姐姐成为女王后，她就连想都不敢想了。玛丽女王把她当做囚犯，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以提防作为王位继承人的伊丽莎白公主阴谋推翻她。在伊丽莎白被关押在伦敦塔的日子里，每一天都可能从王宫传来将她执行死刑的命令，然而每一天女王都犹豫着没有下达。正是在伦敦塔里，伊丽莎白遇到了她终生钟情的宠臣--当时也是囚犯的罗伯特·达德利。
达德利也了解刀尖上的生活：他的父亲、祖父都因为叛国罪而被处死，而且他也很有可能追随他们上绞刑架，因为他曾谋划推翻玛丽女王。达德利在被囚禁以前就对伊丽莎白十分忠诚，还常常因此而危及自己的安全。他们在伦敦塔一起患难与共后，伊丽莎白就再也没有怀疑过他的忠诚。这也是她一生唯一所确信的事情。
在1558年的春天，当玛丽最后一次怀孕成为幻影时，对菲利普国王、枢密院和宫廷来说，玛丽肚子里的很明显只是肿瘤，而不是国王和王后所期盼的王位继承人。这样一来，玛丽·斯图亚特--苏格兰女王就成了潜在的王位继承人，这促使菲利普毫不犹豫地采取措施：伊丽莎白必须释放，并且被指定为他妻子的继承人。如果苏格兰女王玛丽继承了英格兰的王位，她将成为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和英格兰的女王，而且这些头衔将加在法国王后的头衔之后。苏格兰女王玛丽从5岁起就在法国宫廷里生活，并且在年初嫁给了法国皇太子弗朗西斯。尽管都信奉天主教，但菲利普仍然不希望年轻的玛丽和弗朗西斯成为弗朗西斯的母亲凯瑟琳·美第奇的有力砝码。毕竟，菲利普为了保护西班牙在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权益，正在同法国王后凯瑟琳和国王亨利二世开战，并且在战争中失去了英格兰在欧洲大陆的最后一块领地--加来。
此外，菲利普也不可能同意玛丽·斯图亚特所宣称的对英格兰王位有优先继承权的说法，毕竟他也拥有皇位继承权，因为他母亲--葡萄牙的伊莎贝拉，是兰开斯特公爵冈特的后裔。对菲利普来说，尽管他早就知道伊丽莎白私下里一直都信奉新教，但是她仍然是王位的最佳继承人。这可能是他漫长的统治中，对宗教所表现出来的最大的容忍和仁慈。
正当菲利普在痛苦中抉择，并为伊丽莎白继位铺路时，英国的贵族们--无论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已经作出了决定。绝望的情绪笼罩着全国。而1558年的秋天也很特别，在11月初就已经格外寒冷，通往伊丽莎白儿时居住地--赫特福德郡哈特菲尔德堡的小路上，挤满了那些曾经服侍过她同父异母的姐姐以及被剥夺权力而流放的人。所有人都怀着相同的目的：去迎接新女王，谋求好职位。
对于像威廉·塞西尔这样的权力掮客们来说（他曾经为玛丽和菲利普服务过），伊丽莎白不仅仅是唯一最有潜力的王位继承者，同时也是一位极其聪明的政治家，是他可以为之效忠的女王。但并不是人人都这么想，菲利普的使者，费里亚伯爵也拜访了哈特菲尔德堡，他在11月10日给国王的信中写道："她是一个非常自负而聪明的女人，她肯定完全遗传她父亲的处事风格，我十分担心她在宗教问题上有不妙的倾向……在整个英格兰，没有一个异教徒或者叛徒不庆幸自己从水深火热中被拯救出来，来到她的身边。她已经下定决心，不向任何人屈服。"
菲利普早已知晓这些。在伊丽莎白被囚禁在伦敦塔期间，她就给玛丽写信说："这种状况（独身）实在是好极了，因此我总是劝自己没有什么生活能和这相比的……即使把整个欧洲最伟大的王子给我……（我也）宁愿保持自己的处女之身，终身不嫁。"对于伊丽莎白来说，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甚至还差点被她倒霉的叔叔--托马斯·西摩强奸，这个未来的女王，已经吸取了所有这些惨痛的教训。这对于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来说，在16世纪的性别政治博弈中十分必要。没有一个男人能够成为她的主宰，从而危及她的王位。毕竟，低地国家最终都通过其女性继承人的婚姻而变成了西班牙的领地。法国的弗朗西斯，现在几乎也成了苏格兰的国王。再者对她来说，她父亲亨利八世的婚姻也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
尽管没有记录记载她在1558年11月初同三位大臣威廉·塞西尔、彭布罗克郡伯爵和什鲁斯伯里伯爵几次秘密谈话的内容，但是很显然这三位绅士应该是在为未来的女王讲述英格兰的现状。前景不容乐观：在北方，吉斯的遗孀玛丽女王同贵族们一起统治着苏格兰，这些少数派贵族们在英格兰边境上陈列了2万法国军队。虽然从1557年以来，这些贵族们就开始拒绝接受玛丽女王的领导同英格兰作战，但是战争仍然没有结束。在伊丽莎白看来，没有自己独立的常备军，完全依赖北方那些多数信奉天主教的贵族们所统帅的法国军队十分危险，因为这支军队更像一支侵略军而不像国防军。
在西边，爱尔兰拒绝继续服从英格兰或者自己贵族们的统治，整个国家似乎陷入了长期的部族冲突之中。而现在，伊丽莎白想让英格兰重新变成一个新教国家，就要冒着西边被入侵的风险，因为如果在爱尔兰发动战争，就有可能会使她的子民也联合起来反对新教的英格兰。其他的天主教国家，如法国或者西班牙很有可能会通过人力和物力支援，鼓动爱尔兰制造麻烦，伊丽莎白对这一点十分清楚，完全不需要她的数学和天文学顾问约翰·迪伊来告诉她。
在欧洲大陆，菲利普已经把玛丽统治下的英格兰拖入了在低地国家进行的西班牙同法国的战争，这场战争不仅仅榨干了英国的国库，而且也搭上了无数健壮的子民，他们本来是要在英格兰的玛丽身后来保卫自己边疆的。为了获取战争的胜利，菲利普不仅穷尽了妻子的王国，把自己的财产也耗费殆尽，在1557年他第一次彻底破产了。菲利普在低地国家的统治明显不受欢迎，这不仅仅是因为这 17省（州）的居民大都信奉加尔文教，而且也因为他个人的统治风格有问题。菲利普认为，其他国家都低人一等，这导致低地国家的人们发现他们自古遗留下来的权力在逐渐丧失，而他们的国家越来越像是被外国所占领。
然而，直到加来的失守才使伊丽莎白的子民们感到了极大的威胁。这不仅仅严重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更为重要的是，加来是英格兰所有商业原材料出口商聚集的城镇。在加来，他们将羊毛纺成羊绒，又将羊绒制成绒面呢。绒面呢是英格兰最主要的出口产品，而现在它的出口却大幅削减。人们在忍饥挨饿，进口物资匮乏，战争、医疗不足和频发的饥荒，导致死亡率猛增。然而，玛丽女王却仍然命令将新教"异教徒"活活烧死，整个国家飘荡着腐臭气。
事实上，伊丽莎白即将继承的英格兰已经陷入了赤贫，并且被多年的宗教冲突和战争蹂躏得四分五裂。在男人的世界中，她不仅仅是一个女人，也是亨利八世的"私生女"，而即使亨利八世王朝也只是勉强保住了英格兰的王冠而已。毫无疑问，经过多年来艰险生活的磨炼及老师罗杰·阿斯克姆的教诲，伊丽莎白已经能够运用自己的治国本领来决定何时以及如何登基继位。1558年11月17日，伊丽莎白·都铎，站在哈特菲尔德堡那棵伟大而古老的橡树下，接见了王室的信使。这也是她走上权力宝座的第一个象征。因为古老的橡树象征着国家的强壮和坚韧--是古代英国人崇拜的对象。这些橡树被做成了大船的桅杆，在她统治的后期，最终成了这个伟大帝国的象征。新女王伊丽莎白戴上曾经象征着玛丽女王统治的王者之戒，跪在那饱经风霜的橡树下宣誓："在我们眼中将出现一个神奇的帝国。"
这就是王者之风，确实令我们惊奇不已。
枯竭的王国
我们内部互相倾轧，对外同法国和苏格兰两线作战，法国国王的觊觎……在国外只有不共戴天的敌人，没有坚强忠实的盟友。
--《国家文件日历--国内部分，第一卷66页，伊丽莎白》
女王登基还不到24小时，就给新成立的枢密院发布旨令。在玛丽女王驾崩的当天，威廉·塞西尔，伊丽莎白的首席大臣就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并且发布下去，他采用能让枢密院官员们所接受的形式宣誓。第二天，尼古拉斯·思罗克莫顿给女王写信称，他已遵照女王的旨令，查封了波尔主教的驻地和财产。思罗克莫顿还禀报已遵照指令逮捕了诺福克公爵--伊丽莎白的叔叔托马斯·霍华德、贝德福德子爵--约翰·拉塞尔以及科巴姆男爵--威廉·布鲁克。所有停泊在港口的船只原地待命，等待审查，包括货物、船舶和船员。48小时后，塞西尔发布了"海外领主"的委任和旨令，并且给女王在低地国家的经纪人和军火商托马斯·格雷沙姆发布命令。
1558年11月20日，伊丽莎白女王在哈特菲尔德第一次公开发表演说，她清楚地阐明了对威廉·塞西尔的期盼：
我授权给你，由你来组建枢密院，你要尽心尽职地为我和国家服务。你要谨记我的告诫：永远不要接受任何人的贿赂，要永远忠于国家，不断给我提出忠告，永远不要逢迎。如果有任何秘密需要我本人知道，随时禀报。我在这里向你发誓，我一定会恪守诺言，尊重所赋予你的权力。
第二天，菲利普的使臣费里亚伯爵（娶了玛丽女王最宠爱的侍女--简·的默为妻）从哈特菲尔德写信给他的国王："我们的女王死了。"
到11月底，伊丽莎白的枢密院已经由贵族们成立了，最终在1559年1月由威廉·塞西尔的妹夫--尼古拉斯·培根爵士掌握实权。席卷全国的人员和装备审查正在进行着，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摸清国库究竟亏损多少以及如何来保卫自己的边疆。
此时，催款的信件像雪花般纷至沓来。在11月27日，塞西尔代表枢密院给伦敦写信："市长大人、市参议员和市议会……为了让女王在安特卫普的代理人托马斯·格雷沙姆能够为女王争取到尽可能多的贷款，我们要解除对他的各种束缚。"紧接着塞西尔的又一封信送到了市长、市参议院和市议会面前，恳求帮助在佛兰德②的伦敦城商人们获取资金。
在英格兰，没有人比伊丽莎白更了解自己王位的不稳定性了。对于那些信奉天主教的臣民来说，苏格兰的玛丽女王--亨利七世的曾孙女（她的祖母玛格丽特是亨利七世的长女，比亨利八世年长），在王位继承权上要优先于伊丽莎白。玛丽女王的舅舅们，是法国的吉斯家族，权势很大，作为女王母亲的摄政大臣以法国国王的名义统治着苏格兰。枢密院议员们所担心的是，法国国王亨利二世，" 觊觎英格兰，一脚踏在加来，一脚踏在苏格兰"。这就促使英格兰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们摒弃宗教分歧，达成一致，甚至来自威尼斯的使臣在给他的总督的信中写道："假如英格兰能够形成统一的王国，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抵御任何海外的侵略。"
在1558年秋天，当伊丽莎白荣登王位时，菲利普二世和亨利二世已经开始和谈。军事行动暂时停止，双方都同意签署长期和约，因为长期的战争已经使他们陷入巨大的财政危机，而且西班牙的领地低地国家和法国都爆发了宗教冲突。此外，菲利普在北非还同土耳其人、在地中海西部同西班牙的摩尔人进行着宗教战争。关键是，他几乎没有能力同一个强大的天主教国家，比如法国作战。对于菲利普来说，宗教问题总是比世俗问题更为重要，因此天主教的政权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日益膨胀的土耳其帝国的威胁和加尔文主义的蔓延。伊丽莎白和塞西尔都很了解菲利普，毕竟他曾经是英格兰女王的丈夫，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就能明白他们所面临的巨大危险--天主教结成联盟来对抗新教的英格兰。他们一致认为，要通过各种机会把菲利普的宗教激情转化为对自己帝国的关心（尽管伊丽莎白和塞西尔很少相信这能行得通），或者想尽一切办法为英格兰的军队创造任何武器装备。遭到法国或者其驻扎在苏格兰军队进攻的威胁一直萦绕在伊丽莎白的脑海中，唯一的防范办法就是利用菲利普的妄想。
和谈已成定局。谈判人员正汇集在卡托-康布雷齐敲定最后的条款，伊丽莎白仍然没有放弃对加来的希望，显然因为这是英格兰蒙羞的地方，也是其商业重镇。另外，加来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紧邻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峡（或者多佛尔海峡），离英格兰只有26英里，而法国又控制着苏格兰，亨利和他那好战的公爵们对英格兰的安全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另外，她之所以冥顽固执，还有一个不便明说的原因--这后来成了她的特性之一，就是拖延时间，利用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和法国瓦卢瓦王朝之间的嫉妒，在它们之间搞平衡，获取最佳的收益。
没有等多久，她就从亨利二世那里得到了好消息。通过一位对英格兰相当了解和关系密切的意大利商人，吉多 ·卡瓦尔康蒂，亨利二世向伊丽莎白暗示，她应当嫁给一位"能让法国感觉友好的"人士，这样一来两国的友谊就能得到巩固。显而易见，"这位人士"就是亨利的小儿子，安茹公爵亨利（后来的亨利三世）。自然而然，女王要使菲利普也明白这种暗示，以便获取西班牙国王的保护，来对抗瓦卢瓦王朝的威胁，无论这种危险明显与否。
同时，伊丽莎白知道需要重新激励她的臣民和贵族们来保卫边疆。这些人都应该了解法国军队的实力和潜在的威胁。塞西尔的任务就是在恰当的时间里，将面临威胁的传言悄悄地散布到人们的耳中。他这样解释道：如果法国人入侵，女王急需经费来支付士兵的军饷和武器。但是，伊丽莎白却刚刚获悉国库几乎枯竭，这主要是由菲利普造成的。作为伊丽莎白姐姐的丈夫，他毫不客气地罄尽英格兰的国库去和大陆国家作战，并且在年前宣布无力偿还安特卫普银行家的贷款。对英格兰国库的挥霍尤其令节俭的伊丽莎白恼怒，由于菲利普还可以期盼着两支来自美洲大陆或者新西班牙①的运送财宝的船队，其中一支在1558年的3月到达，另一支在同年的5月到达。这就使伊丽莎白对1月份加来的失守更为刻骨铭心：英格兰国库给西班牙在低地国家的战争提供了人力、财力和武器装备，失去了加来，然而却没有从运送财宝的船队中获得任何补偿。
当伊丽莎白的新任财政大臣--沃尔特·迈尔德梅在1558年12月底上任时，他向女王报告，国库实际上早已空虚。那两支舰队运送回来的黄金和白银全都被西班牙独吞了，英格兰那枯竭的国库连半两银子也没见到。迈尔德梅给枢密院的报告披露，女王的姐姐为了支援菲利普的战争，把整个国家都搭了进去：在她执政的最后一年，玛丽仅在海军上的军费投入就史无前例，高达1 073 844英镑（约合现价4.13亿美元或者2.17英镑）。然而，最令伊丽莎白恼羞成怒的是，她现在仍然严重依赖这个把英格兰搞垮的人来保卫自己的国家。
但是，伊丽莎白只能依赖他。当然，她也明白他的意图。她的宫廷从一开始就到处是间谍和阴谋。女王知道菲利普也害怕法国人把英格兰变成它的一个省，就像苏格兰一样。有了西班牙国王的坚定支持，伊丽莎白所需要做的就是伺机而动。早在1559年3 月，亨利二世就开始胁迫教皇宣称伊丽莎白的统治非法，并且将她革除教籍。一听到此事，年轻的女王就立即行动，不过并不需要她去说服菲利普，他就已经对教皇施加了压力，并成功地抵制了亨利的举动。为了报复，亨利允许他17岁的儿媳--法国王妃玛丽·斯图亚特和他的儿子弗朗西斯佩戴英格兰王后和国王的盾形徽章，并且使用王后和国王的称号。伊丽莎白在英格兰发表言论猛烈抨击斯图亚特、吉斯和瓦卢瓦的行为，而菲利普则采取了更加断然的行动：向他先前的小姨子求婚。所有这些都在突然间发生，把人们搞得眼花缭乱，这才是1559年的春天，而卡托-康布雷齐的和谈还没有结果呢。
对伊丽莎白来说幸运的是，费里亚伯爵总是考虑不周，不断将国王求婚的指示暴露给女王的一些侍女，伊丽莎白从一开始就知道菲利普不是合适的人选。然而，她还是需要掂量一下拒绝的后果，菲利普的第二任妻子刚刚死去，没有继承人，他很有可能迎娶一个瓦卢瓦的新娘。这又会一下子使他成为英格兰的敌人，而谋求同法国更为长远的和平。当时就有一个潜在的人选：亨利二世的女儿，法国的伊丽莎白。
因此，在玛丽被埋葬到冰冷的墓地之前，国务大臣塞西尔和其他的议员都向伊丽莎白提建议，告诉她如何巧妙地利用她的婚事来阻止危及英格兰安全的《瓦卢瓦和约》。此外，在1559年，召开伊丽莎白时期第一届议会时，人们也极力劝说她尽快结婚生子，尽一个女人的义务，从而把天主教徒苏格兰玛丽女王的威胁永远从王冠上抛弃。
在应对菲利普求婚事件上，伊丽莎白的任何借口或者塞西尔代表她所作的托词，毫无疑问都是另一种拖延战术。整个国家都不能再容忍菲利普重新当政，这种对伊丽莎白的支持和对菲利普及玛丽的反对，在约克的一次演讲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当时她刚刚宣布继承王位，这次演讲中称："伊丽莎白女王，正如你们所愿，没有西班牙或者其他任何人的血统，而是和我们一样，都是纯正的英格兰人，因此和我们有着最为天然的联系。"甚至抛开女王自己要保持处女之身的意愿，这位年轻、漂亮的英格兰女王所最不需要的就是一位可憎的丈夫。她所需要的是时间以及金钱，而唯一能够阻止菲利普同法国瓦卢瓦公主联姻的办法就是她假装对菲利普很感兴趣。因此，英格兰人虚情假意地为费里亚伯爵提供了大量虚假情报。
不过，菲利普仍然是当时欧洲最有权势的国王。他的父亲--查理五世，从神圣罗马帝国退位时，将自己的领地分成了两份，一份给自己的弟弟费迪南德，后来继承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一份给菲利普，直接统治了帝国以外的所有领地，从美洲到低地国家以及意大利的大部分。伊丽莎白很幸运，在她姐姐玛丽当政时期，能够用自己的魅力将他吸引住。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这使她对他更为了解，知道他如何思考，并且知道如何去好好地驾驭他。她比其他当时活着的任何公主都更了解他，知道菲利普"比教皇的天主教信仰还要虔诚 "，并且不会把自己的权力委托给任何人。她知道他能影响到哈布斯堡王朝的每一项法案，每一张许可证；他颁布每一条法令；审查所有的政策；除此以外，他还是一个偏执狂，想通过武力把其他的嫉妒者全都打败。伊丽莎白和她的议员们已经在英格兰同他打了5年的交道，从一开始就学会了一种战略，来保护她那脆弱的统治。
正如菲利普的父亲查理五世一样，人们畏惧并且憎恨他。菲利普意识到，在西班牙以外，他的统治遭到了极大的猜疑，而且常常被作为敌人来看待，激发了人们的仇恨。他的劣势--然而也是优势--就是除了教皇以外没有任何的盟友。罗马教皇国被菲利普的领地包围着，而且严重依赖哈布斯堡王朝的西西里岛来供给粮食。1527年查理五世对罗马的洗劫，仍然记忆犹新。而1556~1557年，菲利普自己也蛮横地动用武力，并威逼陷入饥荒中的教皇保罗四世，从而展现他的强大力量。教皇对菲利普的世俗权力十分不满，然而不久菲利普给教皇写信："我的领地所遭遇的多数不幸，都是因为我在全力为教会奋战，清除异端。但是随着这些不幸的增加，教皇陛下好像越来越忘记了这些。"
正是由于所有这些原因，菲利普--伊丽莎白同他和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关系--主导了伊丽莎白44年统治中的政治和经济抱负。伊丽莎白政府的决定和她一生的统治，大体上涉及日益迫切的领土安全、增加税收、官员争宠和宫廷阴谋等。在她统治的早期中心主题是贸易和抢劫，并且伦敦就是贸易的心脏和大脑。
伦敦城的商人们所缴纳的税收占总税收的75%，他们进出口的货物都要向女王纳税。他们从事着各行各业，有绸布商、批发商、金匠或者商业探险家，依据不同的行规和契约组成不同的"团体"，西南部的普利茅斯①和布里斯托尔港②也为国库贡献了大笔税收，南安普敦③以及怀特岛④已经成了重要的海军前哨基地，但是把它们全都加在一起，也没法和伦敦相比。
伦敦12个大行会团体的成员构成了市政管理的基础。伦敦的公民身份--或者城市的自由--只能通过成为这些行会团体的会员才能获取；而会员身份，只能经过长期的学徒期才能拥有，即使这些新学徒是继承父业的也需要如此。这就意味着，同安特卫普或者其他的大商业中心不同，伦敦是由那些从事各种职业的人来运行的，而且由于他们资格老，总是隶属于其中的某个行业团体。在女王登基时，最为强大的是商业探险家公司，他们财富的积累大多来自向安特卫普出口布匹，并从东方和西印度群岛进口奢侈品。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商业探险家公司和女王的关系主导着政府的政策。
但是，贸易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不论如何获取财富，王室都给予特别关照，因为女王期望着这些商业探险家公司、其他贸易公司和团体的资金，能够由她来支配，以保卫国家的安全。同样，她也希望朝中的绅士探险家们作出同样的贡献。在伊丽莎白统治期间，曾经有一段时间，所有谋求权力的人都需要用钱财来铺路，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丰硕的回报。
因此，在1559年初，女王发现她的王国内到处都乱成了一团，她几乎受到各方的指责。必须把整个国家团结在她的身后，对此她所采取的第一个有力举措就是开始创造权力和财富的幻觉，从而迷惑敌人，在她当年的加冕典礼上制造一种辉煌开始的错觉。正是这种幻觉赋予女王一个不朽的绰号"格罗丽亚娜"（Gloriana）①，愚弄了后世子孙，使他们相信这里面肯定有某种重商主义和皇家的战略计划。
但是，伊丽莎白在舞台上所展示的唯一的"大计划"就是国家安全。她深谋远虑，才智敏锐，棋艺高超，总是能够看到五六步之后，总是将对手引入设计好的圈套。尽管她没有钱，但是她有勇气、信念、顾问和"国王的胃口"来帮助她提前谋划。她拯救英格兰"大计划"这个幻想的核心就是绅士和商人探险家、海盗船和海盗们的真实世界，离开了他们，英格兰就无法存活下去。
女王、商人和绅士们
从今以后，国家也许需要那些在战争中最为勇敢和忠诚的人。
--亨利·梅因沃林爵士，伊丽莎白时期的海盗船长
常常被英格兰的盟友和敌人们称为"女王的绅士和商业探险家"的其实就是海盗，他们并不是一般的商人。事实上，开拓新的疆界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人，他们渴求知识、妄自尊大、渴望发财、具有商业头脑，同时也极其聪明和狡猾。许多人都宣称热爱祖国，所有人都誓死效忠于女王。从1559年起，正是这些人最终将拯救英格兰，而他们所采用的方式开始时谁也没有预料到。
在伊丽莎白在位期间，她的皇宫里挤满了那些绅士、商人和贵族们麻烦的次子们。这些人是带着对财富或者奢侈品的"期盼"而被抚养成人的，但是作为小儿子，这些人只能继承他们妻子的财富--他们要么走运娶个有钱的妻子，要么从慷慨的父亲的公司里分得一份财产；如果他们不走运，就只能靠自己艰苦奋斗了①。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常常违法或者树敌。在女王所抚养的这些年轻人中，许多人后来都掌握了宫廷实权并获取了财富，罗伯特·达德利、约翰·霍金斯、罗伯特·塞西尔、弗朗西斯·培根和沃尔特·罗利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所制造的嫉妒和羡慕，毫无疑问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他们作为伊丽莎白宫廷的中流砥柱，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庞大的伊丽莎白家族主导了政治、经济，甚至主导了伊丽莎白·都铎时期英格兰的精神。他们由一群鲁莽而又慎重的贵族、商人阶层和社会平民阶层构成。伊丽莎白的第一任财政大臣威廉·波利特，他极其忠诚和能干，也是温切斯特的第一任侯爵，同时是亨利的一位"新贵"。女王在行政和法律上的得力干将威廉·塞西尔和尼古拉斯·培根，虽然都比温切斯特侯爵年轻，却也十分精干。对精英阶级的认识也在改变，在亨利统治时，对国王的忠诚更为重要；在伊丽莎白的统治下，不论出身门第如何，只要通过自己的工作、智慧和财富，全心全意为王权和国家奉献的人都能得到丰硕的回报。
尽管上面已经提到了宗教的差异，但是伊丽莎白的统治并没有陷入新教和天主教的冲突之中。伊丽莎白的第一任海军大臣--爱德华·法因斯·克林顿，后来被封为林肯伯爵，他是一位坚定的新教徒，来自西南部；而他的继任者诺丁汉伯爵，埃芬厄姆的查尔斯·霍华德，却信奉天主教。彭布罗克郡伯爵和阿伦德尔伯爵，玛丽和伊丽莎白两朝的枢密院大臣，都公开表示其天主教倾向。罗伯特· 达德利和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都具有强烈的清教信仰倾向。后来被封为伯利勋爵的威廉·塞西尔也是一名新教徒，同女王一样，他对宗教也十分宽容。只有那些女王的商业探险家和海盗们几乎全都是新教徒，他们所从事的艰辛贸易总是多少带些社会、宗教或者政治意图。
围绕在宫廷和女王身边的人们，不仅仅因为拥有相同的理想--都对权力、知识、财富、冒险以及英格兰的荣耀充满渴求，同时也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或者相互之间都是好朋友。马丁·弗罗比舍，曾经在北美高纬度地区探险过的海盗，在伊丽莎白统治的第一年却因抢劫被投入监狱。约翰·迪伊，伊丽莎白的私人占卜家和伟大的数学家，曾经为弗罗比舍和其他众多探险家的探险活动出谋划策。迪伊就是一位"绸布商"或者纺织品商的儿子，他的重商主义的背景对他的政治仕途影响很大。迪伊和伊丽莎白都在同一师门：师从于罗杰·阿斯克姆和约翰·奇克爵士。阿斯克姆、奇克和女王的另一位议员托马斯·史密斯爵士，都毕业于剑桥大学，同荷兰的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关系密切，而后者则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传播到了北欧地区。奇克是东英吉利商人，安东尼·库克的一位私人密友，其女儿安妮则嫁给了女王的掌玺大臣①尼古拉斯·培根爵士，而库克的长女米尔德里德，几年前就嫁给女王的首席大臣威廉·塞西尔了。库克和塞西尔都同凯瑟琳·帕尔（亨利八世最后一任妻子）所栽培的受人尊敬的人文学者圈子和年轻的爱德华王子的关系极为密切。沃尔特·罗利是伊丽莎白钟爱一生的朋友和家庭教师凯特·阿什利的侄子。他的哥哥--探险家汉弗莱和阿德里安·吉尔伯特曾经推动了开辟通往中国的西北通道和北美殖民地的探险活动，早在罗利获取女王青睐之前就被凯特·阿什利引见给女王了。枢密院大臣弗朗西斯·诺利斯的妻子凯瑟琳·诺利斯夫人，以前被称为伊丽莎白的表姐，但是现在又被认为是她同父异母的姐姐，因为她是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的姨妈玛丽·博林所生。凯瑟琳·诺利斯的哥哥亨利·凯里--亨斯顿男爵，也是亨利八世的儿子，同样是玛丽·博林所生，他现在也成了伊丽莎白王朝坚定的支持者，以及威廉·莎士比亚的资助者。通过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伊丽莎白的世界实际上已经被浓缩到了一起。
但是，伊丽莎白周围不仅仅是这些关系密切、脾气乖张的亲朋好友，也包括那些将文艺复兴传入英格兰的知识分子，他们将社会发展和思想深度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远远超出了亨利八世时期人们的想象。约翰·迪伊周游欧洲列国，广交朋友，就像那位杰出的天才绘图家杰勒德·墨卡托一样。在返回英格兰的途中，迪伊到处宣讲，如果只有伊丽莎白的探险家们远航探险，那么他们所发现的一切财富和领土都将归英格兰所有。
对西班牙人来说，迪伊的宣讲十分可恨。在上个世纪，这个世界已经被葡萄牙和西班牙瓜分了，这已经得到了教皇的批准，同时也在1497年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①中明确规定了。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看来，帝国是在战斗中保护伊比利亚"权力"的基本主体。在英格兰人看来，任何海盗、贸易或者战争行为都是为了对抗强大的天主教势力，从而获取生存所必需的基本需求。这些需求在伊丽莎白统治的大部分时期都是英格兰同西班牙、法国冲突的焦点所在。但是，如果就这样认为伊丽莎白是一个帝国扩张主义者那就大错特错了。英格兰的历史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如迪伊、马洛和莎士比亚在思想、科学和文学上来树立。然而，她对新教英格兰的统治--播下了帝国的种子--通过当时无数的商人和绅士探险家的贸易、掠夺和殖民扩张来确保。
另外两位为扩张主义思想和行动作出巨大贡献的伟大人物是：两位理查德·哈克卢特。理查德·哈克卢特，尤其是小理查德·哈克卢特为后世子孙留下了永久的航海记录，他们遍访所有伊丽莎白时期的船员，记录他们的航行，最后由小理查德·哈克卢特整理成《航海总集》。
其他在英格兰改革思潮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就是女王的掌玺大臣尼古拉斯·培根，他推进了教育的普及化，并且为剑桥大学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女王的首席大臣威廉·塞西尔爵士，也是剑桥大学的副校长。托马斯·格雷沙姆爵士，伊丽莎白派往低地国家的大使，同时也是"间谍"、军火商和伦敦商人，在1572年他出资建立了皇家交易所以促进国际贸易；他拥有伦敦公司和绸布商公司，并且创建格雷沙姆大学以普及大学教育，尤其重视同商业相关的实用学科的课程。
许多很有影响力的商人都加入了绸布商公司或者批发商公司（在欧洲大陆从事羊毛等原材料贸易，而不是布匹之类的成品货物），他们都像格雷沙姆一样出身贵族阶层。其他人则通过与贵族出身的妻子结婚，而获取其财产和代表贵族身份的盾形纹章；还有些人通过王室的宠爱而成为贵族。伊丽莎白时期的商人和大地主们，后来都成为著名的探险家，经过长时间的磨合，他们学会了一致行动。在最开始时，贸易和掠夺并不是明显的商业或者政治伙伴，但是经过长时间的政治运动，它们很快就结合到了一起。在伊丽莎白继位的前十年里，常常模糊了商人和大地主之间的差别。随着同菲利普二世敌对状态的升级，合法贸易和非法掠夺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淡化，直到最后几乎很难区分贸易和掠夺了。
宫廷和伦敦成了财富和权力竞争的中心，而西南部那些虔诚的新教徒早在伊丽莎白继位之前就开始了全球大探险。约翰·卡伯特，一位意大利的移民，在亨利七世时就从布里斯托尔扬帆远航了。约翰·卡伯特的儿子，塞巴斯蒂安宣称发现了纽芬兰岛，使他父亲与之相比也黯然失色。小约翰·卡伯特策划了第一家从事探险的股份公司--莫斯科公司，使他的航海活动可以不受王室的控制，该公司第一次远航的经费就是从一部分贵族和高官那里筹集的。普利茅斯的威廉·霍金斯，一位西南部的商人，在16世纪20年代末就同巴西成功地建立了贸易关系；在1531年的第二次远航时，他甚至还随船带回来一位印第安酋长，这显示了印第安人对他是"极为喜爱"的。南安普敦和普利茅斯哺育了一大批伟大的探险家--商人、绅士和海盗，他们的名字都具有浓郁的西南部特色：钱珀瑙恩、霍金斯、法因斯、戈多尔芬、格伦维尔、吉尔伯特、基利格鲁和德雷克。
然而，从海外获取财富（无论是通过合法还是非法途径）带回英格兰的想法，并不是伊丽莎白的臣民所开创的。从亨利八世起，都铎王朝就沉迷于奢侈品中。各种奢侈品，如华丽的服装、珠宝、食物或者娱乐都是亨利权力中的一部分。在伊丽莎白时期，它们又成了她统治的主要象征。她的宫廷自然也就成为全国的时尚中心，所有谋求王室宠幸的人都模仿她宫廷的方方面面：衣着服饰、饮食口味，以及对印第安和东方的"暴利贸易"，或者奢侈品的渴望。
女王最为赞不绝口的是财宝，它可以替她支付账单，这些财宝可以化为她的财富，用来巩固权力、拉拢宠臣，此外还可以用来保家卫国。通过暴利贸易所积累的财富，成为人民的甘露，因而吸引着王室也加入到这股淘金热中。如果一个幸运的探险家通过妙计发了财，替女王分担了风险，他就会得到王室的青睐。然而，在女王还没有开始亲自或者派遣自己的船队加入到危险而代价高昂的冒险之前，她要求臣民们在出发寻宝时，把个人的命运同她的命运一起都放在王国的利益之中，听从她的指挥。甚至女王那些极为谨慎的大臣们，如威廉·塞西尔爵士、尼古拉斯·培根爵士、威廉·赫伯特爵士和彭布罗克郡伯爵都急切地参与到对财富的探寻中，将他们个人的命运也都悬在了空中。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任何人要想获得王室的宠幸，就必须用自己的财富为女王和国家冒险。
薪水微薄，常常拖欠或者扣发，国务大臣和文职人员们都需要自己想法去谋生，同时又要为国家服务，而且要代表女王来花费自己的财富。按照现在的规则来看，在他们征税时，常常会发生违背公众利益的行为，比如增加1%的税收来维持他们的花销，不过忠心总是需要的。塞西尔和女王在解决这些难题，压制那些挑动事端者时，常常采用的方式是颁布葡萄酒、铝、锡或者铜矿、盐的特许权，甚至出售王室土地。
然而，伊丽莎白成功的秘密在于，同这些血腥的朝臣、商人以及权力、财富和战利品的追求者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同时又有能力消除绅士和商业探险家们之间的巨大分歧，并且实施个人的意愿来保卫英格兰的安危。同她和英格兰的安危相比，他们的贪婪、"发现新世界"的决心、通往印度的捷径或者对殖民帝国的设想，毫无疑问都不能占据主导位置。这种"融合"，在她统治期间，一直是反复出现的主题。作为女王，她谋划宫廷权力斗争的平衡，同时她在国际政治当中也大搞平衡，拖延和久拖不决的婚姻诱惑、结盟和不结盟，支吾搪塞、开始的默许后来的公然支持海盗和抢劫，都是她的核心策略。
女王的权力--自身的安危--以及她治国的根本都是基于融合或者妥协。作为一个新教统治者，内有新教和天主教的纷争，外有天主教大国西班牙和法国的威慑，伊丽莎白谨小慎微，似乎不能胜任"所有英格兰人"的女王。在1559年4月通过的《至尊法令》和《统一法令》标志着宗教纠纷的最后解决，伊丽莎白所统治的英格兰教会既不属于天主教也不属于新教。没有人对此表示满意，但是很少有人被得罪。这些法令巧妙地提供缓冲地带，以维护国家的和平。
除此之外，贯穿伊丽莎白内政和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是国家的安全。事实胜于雄辩。她的祖父--亨利七世积聚权力，最终结束了约克王朝同兰开斯特王朝之间持续百年之久的玫瑰战争①。在她3岁前的记忆中，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目睹求恩巡礼②的群众起义严重威胁着她父亲的统治；其他深刻的记忆就是她母亲被处死以及因此在心灵上所留下的无形阴影。
这些无形的伤痛一直持续破坏着她年轻而又骚动的生活，一直到成为女王。由于被达德利的父亲--诺森伯兰郡伯爵所逼而远离她的弟弟爱德华六世，伊丽莎白开始了漫长的流放生活，同时也导致后来她对枢密院大臣的不信任。在她的姐姐手中，她挺过了最后的怀疑和囚禁，而这种伤害也是最为深刻的。
毫无疑问，个人和国家的安全成了伊丽莎白所关注的焦点，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可以不拘一格采用任何方式。正是对自己、臣民以及王国安危的强烈愿望，驱使她鼓励掠夺、促进贸易、变换盟友、听取精英和探险家们的建议以实现帝国梦，从而缔造了大英帝国的雏形。抢劫和掠夺是她实现安全目标的重要方式，然而要把它成功地运用到国家政策中去，还需要她能够成功地"调控"那些商人和绅士们，因为是他们在执行这一政策。
渴求财富
按理说，我们不应该出现个人的错误，但是应该准备并预测我们国家所面临的潜在危险，恐怕我们可能不会再对收复加来犹豫不决了。
--1562年9月30日伊丽莎白一世给西班牙菲利普二世的信
到1559年4月，女王统治的第一个危险期已经成功度过：《至尊法令》和《统一法令》解决了宗教纠纷，《卡托 -康布雷齐和约》也已签署。尽管伊丽莎白公开坚持要求收回加来，但是条约规定允许法国占领8年，到期归还，或者以50万克朗（约合现价 1.87亿美元或者1.1英镑）做抵押。在女王或者塞西尔的头脑中，肯定已经意识到放弃加来已经不可避免，他们都明白条约中规定的抵押金恐怕也只是一纸空文。
不过，很多人相信加来的失守深深挫伤了伊丽莎白·都铎王朝的民族自尊。加来在100年来一直是批发商们的家园，他们把英格兰的羊毛运到这里，加工纺织，从事贸易。失去加来的同时，也失去了战争、人力、商品、金钱、家园、市场以及信心。更糟糕的是，英格兰本土也暴露在了危险之中，没有了加来，英格兰就无法控制多佛尔海峡（当时称为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以及两岸的大片土地。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使伊丽莎白对收复加来仍然抱有幻想，并且促使她采取措施收复该城镇，但是因此也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卡托-康布雷齐和约》只能结束双方的敌对状态，为双方挽回面子，并没有实现任何最终的目标，因为它并没有消除未来的战争威胁。法国新国王弗朗西斯二世，现在也是苏格兰国王，他的新娘--苏格兰女王玛丽，公开挑战伊丽莎白的王位继承权。她一再宣称，自己作为亨利七世的孙女也有权继承英格兰王位。
弗朗西斯的父亲--亨利二世在1559年7月因格斗受伤而死，情况对伊丽莎白更加不利。亨利允许他的儿子和玛丽使用象征英格兰王室身份的盾形徽章，公然企图将伊丽莎白纳入更为强大的法国之中。现在，苏格兰的玛丽也成了法国的王后，她那些显赫的叔叔们--吉斯家族，也开始积极策划将玛丽推上英格兰王位的宝座。
当时，法国和西班牙在很大程度上都把英格兰当做它们军事和经济的后盾，从很多方面都可以找到充足的证据来验证这一观点。然而，它们都没有想到在长期的博弈中，伊丽莎白·都铎成为第一个巧妙地利用这两个巨人之间的斗争坐收渔翁之利，并打破了欧洲的权力平衡，从而给英格兰踏入世界政治舞台以可乘之机。在北方，伊丽莎白·都铎王朝要时刻警惕着法国的非正式领地--苏格兰，因为笃信新教的苏格兰圣公会的贵族们同王太后吉斯家族的玛丽之间随时都可能发生冲突，从而使法国和英格兰都卷入苏格兰战争中。战争是无法预测的，但是肯定会危及贸易。
在伊丽莎白看来，任何战争除了劳民伤财之外，从根本上只能暴露英格兰在军事和经济上的虚弱。英格兰对付一个像法国那样的大陆强国就力不从心了，更不要说再加上一个苏格兰，另外可能还有爱尔兰。对于所有同情天主教的国家，如法国、西班牙或者教皇的使者来说，同样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可以看做是它们的后援。面临着潜在的海战以及苏格兰边境的战争危机，就必须要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动向，英格兰的侧翼爱尔兰、英吉利海峡和北海。军队的现状或者问题是：海军需要钱，而国库空虚，这对伊丽莎白来说，似乎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难题。更为糟糕的是，年轻女王的统治地位还没有得到认可。对她的大臣们来说，缭绕在心头的战争忧虑在女王统治的初期就不可避免地牵制甚至是牺牲国家的自由。
尽管战争威胁的代价十分高昂，但是如果英格兰想继续信奉新教，就不得不面临它。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伊丽莎白和她的大臣们不仅需要解决国家的经济问题，同时还需要使英格兰远离代价高昂的冲突。
法国对加来的占领，阻碍了英格兰的批发贸易，对英格兰刚刚开始起步的现代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尽管英格兰的批发商已经将他们的贸易暂时转移到了西班牙的低地国家安特卫普，但是他们还要继续寻找其他能够成为贸易重镇的城市。同时，苏格兰和法国的海盗们常常在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活动，并且最有实力的商业团体--商业探险家公司，其主要业务都位于安特卫普，它们十分担心同大陆的财富来源割裂开。依照法律，他们只能在国外销售产品，并且只在安特卫普享有经营权。英格兰女王知道这些商人是她获取贷款、巩固王位的最佳人选，同时她也看到，即将来临的战争会耗尽最佳的资金来源。
这是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她必须作出抉择。但是，伊丽莎白从不仓促决定。尽管她千方百计地避免这种两难境地，但最后她还是要作出选择。在为军队筹集到贷款之前，女王需要明白她的家底有多少，以及她能够从本国或者外国商人那里获取多少贷款。为此，伊丽莎白需要知道她有什么，欠什么，哪些失踪的能够追捕或者归还回来，以及哪些能够卖掉获取金钱或支持。在她统治初期极为关键的几个月里，枢密院给"财政部的出纳们下令，要求他们将已故女王除正常的王室经费支出外，最后赏赐的财物列出清单，并且呈报上来" 。已故女王的珠宝被列成清单，并且标清那些失踪或者在她生前已经被出售的。枢密院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专门审查已故女王的王室土地转让活动。枢密院对于那些"亏欠国库的财务人员"发出了一封"亏欠国库"的信件，通知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拖欠财政部债务的人们。并且，女王陛下发布命令，任命委员会对所有的花费进行审查。在12月，审判庭给丹叟先生发了一封信，要求他"签发判决，追回所有拖欠的款项"。
之后，女王和她的大臣们给各郡长发布旨令，要求对每个郡的"王室特支费的收税员"施加压力，因为"他们拖欠了税款"。这些旨令正式发给了以下各郡的郡长：白金汉郡、约克郡、格洛斯特郡、诺丁汉郡、牛津郡、伯克郡、斯塔福德郡、沃里克郡，同时也发给了下面一些城市的市长：北安普敦、德比、金斯林和南安普敦，暗示上述各郡及城市的收税员，他们征收的1/15或者1/10税收可作为自己的报酬，从而激励他们努力工作以增加税收，这些报酬将在税款上缴财政部15天之内予以返还……
在12月底之前，枢密院以女王的名义（不是第一次）提醒爱尔兰的财政大臣安东尼·圣·莱杰爵士，王室必须收回他在爱尔兰财政部任职期间没有入账的一大笔资金。佩吉特勋爵收到通知，他的葡萄酒贸易的许可证需要重新审查，并且女王有权分享一份合理的利润，他也需要呈送一份拖欠已故女王税款的负债表。这就相当于一份官方的谴责，肯定会使圣·莱杰和佩吉特感觉极为不快。从北部的贝里克郡到康沃尔郡最南端的地端岬①，都被伊丽莎白和她的枢密院大臣们搜索了一番，不仅是为国家筹集资金，同时也为了摸清她的资产和债务。任何教会或者贵族，任何商人或者自耕农都无一幸免。在接受审计的资产中，最为重要的是女王的海军。
在1559年3月前，女王的海军官员们第一次将海军的资产和负债登记造册，并形成了《海洋事业报告》。它详细记载了所有战舰的名称、吨位和官兵数目，也评估了女王海军的战备状况，详细介绍了每一艘战舰，包括它们的维修状况、大炮的类型和数量以及粮食储量，同时它也查明要使舰队恢复到适宜的战备状态，需要花费多少。脾气暴躁和天赋极高的海员威廉·温特是女王的军火专家，他擅长制作海战武器，他很有可能也是《海洋事业报告》的主要作者，他也汇报了舰队的所有武器装备和弹药状况以及仓库中库存的弹药储备情况。
更糟糕的是，苏格兰的海盗们开始大肆掠夺英国的进口物资，骚扰英国的海岸线--在东边是从贝克里郡到诺里奇，在西边是从卡莱尔到利物浦，情况糟糕到甚至连西班牙国王都难以容忍了。爱尔兰的海盗也把爱尔兰海域搞得极其危险，英格兰的走私商和海盗常常与他们同流合污。
有消息传到宫中，说一支法国军队已经驻扎在了苏格兰。玛丽·斯图亚特和她的丈夫弗朗西斯就住在法国，而法国入侵的威胁也常常悬在心尖。信件雪片般的飞到枢密院，请求女王支援，这些信件来自朴茨茅斯、南安普敦和五港同盟的城市 ①。这个国家根本没有能力对抗法国和苏格兰，主要是因为缺乏足够的资金和训练有素的人员。情况万分危急，但是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顽强的英格兰人--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要独立自主，在没有任何外力的帮助下去阻止内战。不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全都团结起来共同抗敌。法国对苏格兰的统治对英格兰是一个现成的例子，没有一个人希望残暴、野蛮的侵略军颠覆国家，掠走他们所剩无几的财物。
无论是由于幸运，还是因为塞西尔代表女王和国家谋划了英格兰的好运，在1559年4月，苏格兰圣公会的贵族们已经开始起来反抗寡居的吉斯的玛丽女王所率领的法国军队。在西面，爱尔兰坚定地站在了天主教的一边，这对法国、西班牙甚至罗马教皇来说都是潜在的帮手，可以变成他们在不列颠群岛对抗新教英格兰的立足点。毫无疑问，伊丽莎白早就看出了战争的苗头，需要立即备战了，但是没有现金，没有常备军，劣质的货币仍然在市场流通，舰队又急需修理，因此获胜的希望微乎其微。
毋庸置疑，前景真的是不容乐观。然而，尽管所有的建议和信件，不论明智或大胆与否，全都使人们更加了解国家的财政现状，只有伊丽莎白的商人们对女王的支持给了她以喘息之机，使她能够运用所学的才能来作出选择，采取行动。托马斯·格雷沙姆爵士，伦敦绸布商公司的一员，女王在安特卫普的代理人，在1558年底和接下来的几年中，他是至关重要的人物之一。在16世纪的前半叶，安特卫普的地位在逐渐上升，它是北欧所有奢侈品的中心。到1559年春天时，它已经轻而易举地成为北方的商业首都，是格雷沙姆的活动基地。安特卫普的吸引人之处还在于，它是西班牙菲利普二世在尼德兰的经济支柱，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是开拓新世界的起点。随着加来的失守，批发商们已经暂时撤到了安特卫普，并且开始寻找新的城市作为更为长期的贸易基地，用来从事羊毛纺织及织布业务。
因此女王需要依赖托马斯·格雷沙姆的帮助。伊丽莎白的姐姐，在其在位的最后一年，从安特卫普借了10~16万英镑，从伦敦借了6万英镑（约合现价5 981万美元或者3 233万英镑）。当伊丽莎白在1558年11月继承王位时，仍然欠佛兰德商人69 069英镑（约合现价2 580万美元或者1 396万英镑）。在紧接着的一年里，伊丽莎白需要再借3万英镑（约合现价1 114万美元或者602万英镑）。这要从那些有钱的安特卫普商人、商业探险家公司那里借贷，这都是格雷沙姆的功劳。这些钱要用来支付士兵的军饷、购买武器以及维修军舰。格雷沙姆单枪匹马在安特卫普处理女王的金融业务，他还给女王提建议，优化债务以及通过废除劣质货币的流通，重建对英镑的信任。
毫无疑问，他所做的一切并非都是光明正大的。他向报关代理人行贿，以便从低地国家进口金银，并且使他们对武器军火的运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格雷沙姆只是担心，如果尼德兰的摄政菲利普二世、帕尔马的玛格丽特知道他在冲突爆发前为英格兰偷运武器，那么就可能导致对英格兰所有货物的禁运。他也认识到，女王的舰队根本无法全天候作战，急需维修，否则就根本没有希望抵挡强大的法国、西班牙和教皇的围攻，必须秘密而迅速地筹集经费和物资。
格雷沙姆的建议呼应了塞西尔和枢密院大臣早就提出的建议，从而使女王下定决心早日行动。重建海军的第一步是每年筹集1.4万英镑（约合现价498万美元或者269万英镑）的军费，并且需要提前半年付给海军的财务大臣本杰明·岗松爵士。
《海洋事业报告》详细介绍了海军的战备情况。伊丽莎白共有34艘战舰，包括11艘巨型战舰（排水量在200吨或者以上），10艘三桅帆船和船载舰，一艘双桅帆船，这些还勉强可以使用或者状态还算良好。另外，其他的12艘战舰，其中有两艘"基本上已经不能航行，也没有维修价值了"。可以使用的战舰，有24艘是吨位200~800吨不等，4艘三桅帆船只有60~80吨，而两艘船载舰则只有40吨。
但是，《海洋事业报告》并没有仅仅对皇家海军作出评价。该报告的最后一章建议"女王陛下的海军"（这是第一次出现这个称呼）应该停泊在肯特郡罗彻斯特大桥下的梅德韦和吉灵厄姆水域，南部沿海的朴次茅斯在夏季应该封闭起来，作为行动的前哨基地。
报告的主要作者--威廉·温特，是一位很有意思的无赖，在为女王和国家服务多年之后，最终在伊丽莎白统治的后期被加封为骑士。他曾经参与谋划怀亚特颠覆伊丽莎白姐姐玛丽女王的阴谋，他们的目的就是想把信奉新教的伊丽莎白推上王位，温特因此被关入伦敦塔。当英格兰在协助法国的瓦卢瓦王朝同西班牙作战时，英格兰的玛丽女王也认识到他在海上的价值，被迫将他释放，以确保国家的利益不受损失。温特不负众望，证明了他的勇气和决心。在伊丽莎白时期，他也很快就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到温特被释放时，伊丽莎白已经把他从海军验船员提拔为海军的军械官。很明显，他已经成为组建新海军计划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监督建造了1 200吨的"胜利号"和1 000吨的"白熊号"。在他的安排下，从商人手中购买了800吨的"胜利女神号"。然而，尽管在开始时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但是皇家海军舰队的战斗力仍然很弱，到1565年时，能够航行的大船减少到了17艘。
幸运的是，温特是一位极有天赋的海军官员，他的才能远不只在航海和验船方面。苏格兰女王及其法国亲戚吉斯家族，为了消除日益高涨的新教运动而发动战争时，伊丽莎白只好派遣温特前去御敌。1559年12月，可能是这一年中最为糟糕的时间，海军在北海开始了战斗。
北海12月的大风和冰山并没有阻挡住女王的这些不屈不挠的海上勇士们。他和他的34艘战舰突然降临到法国援兵的面前，不仅仅阻止了他们登陆，并且将他们打退到西班牙的属地尼德兰。虽然法国人已经筋疲力尽，但是很高兴还能幸存，他们爬上岸，却又遭到不明国籍的海盗的骚扰。1560年1月，在几周之内，信心百倍的温特大胆地航行到利斯的福斯湾，包围了法夫的法国军队。法国军队立即放下武器投降，温特缴获了两艘法国单层甲板大船，为自己也为他的官兵和英格兰赢得了荣誉。当战报传到女王的王宫时，她几乎不敢相信温特的卓越战绩。女王下令马上采取陆上行动，信使昼夜兼程赶到贝里克郡传达命令。如果温特可以取胜，诺福克公爵肯定也可以成功，那就可以将法国彻底打败，她是这样推理的。温特的胜利使苏格兰圣公会的贵族们欣喜若狂，一再恳求英格兰的军队出面帮助他们，夺回自己的家园，把苏格兰女王玛丽的母亲--吉斯的玛丽赶下台。
同时，在安特卫普格雷沙姆给塞西尔写信，详细描述了1月份那激动人心的时刻。格雷沙姆和他的代理人理查德 ·克拉夫（负责为英格兰的舰队和军队提供武器弹药等军备物资）真正关心的是如何获得贷款，购买女王所需的价值大约1.4万~1.5万英镑（约合现价538万美元或者291万英镑）的大量战备物资，以及女王陛下的船只怎样从安特卫普起航离开。然而，在贸易即将中断之前，塞西尔发出了一份充满担忧的信件，不过很幸运的是，安特卫普当局和外国商业巨头们同意已经装货的英格兰船只起航离开。格雷沙姆和克拉夫已经装满了大量的铜，足够女王的军火工人制造40门大炮了。
格雷沙姆在谈判中的胜利以及在海上对法国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温特的努力，他将法国军队包围在海湾，并且使西班牙害怕报复而不敢干预。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现在由温特控制着，英格兰威胁要切断安特卫普以及法国和苏格兰的运输通道。在女王漫长的统治中，这是第一次，她的舰队可以保护她的安全免受外敌入侵，同时又能确保贸易额虽然大大减少，但仍能继续。格雷沙姆尽管负责战争武器的采购，也想尽快重建和平，因为每一个海盗或者探险家都想获取最有价值的奖赏，成千的英格兰人都尝试着重启英格兰主要的出口业务--出口布匹到安特卫普。
一旦同吉斯家族在海上和陆上的"徽章之战"逐渐平息，并最终宣告结束（主要是因为吉斯的玛丽在1560年6月突然死亡），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二世和他的王后--苏格兰女王玛丽被迫宣布放弃对英格兰王位的继承权，至少双方签署了白纸黑字的《爱丁堡条约》。然而，英格兰仍然感到了极大的威胁，因为议员和女王都看到了诺福克公爵的反复失败。人们无休止地在争论战争为何失败。当局知道，他们极其幸运，在第一次的尝试中就一举获胜，并且基本没有什么损失。唯一没有受到批评的将领就是威廉·温特。
似乎英格兰的好运会长久一些。弗朗西斯二世在1560年12月突然暴亡，他的弟弟查理四世继位，由他全能的母亲--凯瑟琳·美第奇摄政。玛丽·斯图亚特现在成了寡居的法国王后，无权无势。尽管她从来没有批准《爱丁堡条约》，但是法国和西班牙现在都想同英格兰讲和。在温特的钳制下，贸易几乎完全中断，现在人们又期盼着英格兰的舰队重新开始贸易。
和平的曙光已经闪现，英格兰和法国的军队已经撤出苏格兰，威廉·塞西尔再一次展现了他的管理才能。耗费 --更为确切地说--女王国库的耗费，对节俭的伊丽莎白来说更是要命。根据他的部分建议，女王下达了详细的管理条例，以监管海军部或者"海军与海事部门"的运行，目的是为了紧缩开支、减少浪费，并且每周都要向海军大臣和副司令通报。海军的财务官也要每月一汇报，并且每一季度都要上缴书面的财务报告，海军的军械官必须每一季度上报其部门的情况。但是真正控制舰队、军火和船员开支的是女王的财政大臣--温切斯特伯爵，在枢密院中他总是站在女王的一边。
现代的海军管理开始初现雏形。本杰明·岗松爵士在皇家海军中的地位就相当于温切斯特伯爵，他负责管理各项开支。岗松本身又是一个富裕的商人，在其他的方面也很出名。几年以后，他成了女王时期最为宠幸的海盗约翰·霍金斯的岳父。
德雷克在世界的宝库
有人认为他以魔鬼的名义做了这一切，
并且无人能再度作出同样之事；
但是那些被欺骗的为什么他们要怀疑他呢，
他们知道每一年都有一些关于他的谣言在流传。
--1619年致德雷克的匿名信
我们几乎无法想象德雷克和他的手下人有多么勇敢或者说是胆大妄为--在既没有可靠的海图又没有精确测量经纬度的情况下，就航行数千英里进入广袤的海洋，而在那片海洋的另一端，等待他们的只有西班牙国王的敌对势力。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次航行是如何燃起英格兰成为世界一强的希望的。
虽然如此，在那个温润的5月之夜，当德雷克的两艘小船离开普利茅斯的时候，空气中满溢的是希望和期待。共计73名水手和仆人登上了70吨的"帕斯克号"和40吨的"天鹅号"，他们都是志愿加入的。只有一名水手的年龄超过了50岁，其他都在30岁以下。有些人，比如德雷克的弟弟约翰，就在其中投入了他们一生的积蓄--就约翰来说，大约是30英镑（约合现价10 554美元或者5 705英镑）。"帕斯克号"上携带了三艘适合在近海浅水区域活动的船载舰，食物和一年的其他供给被平均分装在了这两艘船上。带着工具的"技术兵"（木匠）、乐师、武器等所有德雷克能想到的东西，都被作为必需品带上了船。值得注意的是，"帕斯克号"是以霍金斯的名义登记的，有传闻说这位女王的奴隶贩子和德雷克和解了，并且是这次航行的投资者之一。
据德雷克称，他们受到"上帝的顺风"的眷顾。6月28日，他们仅花了25天就抵达了瓜德罗普岛①。7月12日，德雷克的船队靠近了雉雀港，这是他于1 570~1571年间"发现"的秘密港湾。当时为了以后再回来，德雷克曾在这里留下了一些工具和补给。然而，就在他的船舰准备进港的时候，一股浓烟从他一年前露营处附近的一棵树上升了起来。德雷克一直认为雉雀港应该是无人居住的，于是他率领一小支重装部队登陆港口，准备重新夺回它，结果却只发现了一堆还在继续冒烟的营火。在其附近的树干上，德雷克发现了一封警告信：
德雷克船长，如果您幸运地来到了这个港口，请尽快离开，因为去年在这里和您在一起的西班牙人出卖了这个地方，并将您留在这儿的所有东西都拿走了。我就此离开了，写于1572年7月7日，您亲爱的朋友约翰·盖瑞。
盖瑞是德雷克的西南部老乡，和德雷克一样以前曾是个奴隶贩子。显然，为了效仿德雷克的第一次独自海上突袭，他和其他很多人都选择了雉雀港。但德雷克却将这一警告抛诸脑后，他命令手下人使用船载舰登陆，并让工匠开始修建他们的营地。为了增加营地的安全系数，他的水手们砍伐树木，然后在营地周围竖起了一道巨大的栅栏--这仅是为了预防盖瑞突然袭击而采取的措施。
第二天，三艘小船跃出了地平线。船员们被命令进入战斗状态，但他们很快就放松下来了。那艘三桅帆船的主桅上升起的是圣乔治旗②，而船长不是别人，正是"威廉和约翰号"的船长詹姆斯·让斯，直到抵达圣胡安港之前，他才和霍金斯的舰队分开。让斯带来了两件从西班牙人那里俘获的战利品--一艘小型双桅船和另一艘名叫"圣卡特琳娜"的小吨位轻快帆船。他向德雷克解释道，他驾驶一艘爱德华·霍西爵士的三桅帆船从怀特岛出发寻找财富。被他们俘获的西班牙船是迪奥斯港的通信船，是在殖民地之间传递信件和新闻的。让斯立刻询问德雷克是否欢迎他的船队加入其中，德雷克则表示欢迎他的老朋友，尤其是既然他们已经存心想要占领迪奥斯港和国王的宝库。
在让斯的俘虏中，有一些穿过美洲大陆被运过来的奴隶，他们很高兴地告诉德雷克和让斯说，他们听到报告称" 一些士兵很快就会在那边集合，并日夜戒备……以保卫他们的城镇，抵御森密诺尔人的入侵"。虽然他们很欢迎这些情报，但这些奴隶带来的这些消息并不能阻止德雷克的前进。他下令释放了这些奴隶，因为他希望能够"好好利用这些黑人"。但德雷克并不知道，这些奴隶们的情报是错误的。
7月28日，三艘船载舰--现在分别被命名为"狮子号"、"巨熊号"和"宠臣号"--已经整装待发了。经过讨论，他们决定由让斯来掩护他们，同时他的三桅帆船以及"圣卡特琳娜号"、"帕斯克号"和"天鹅号"都将留在他那里。德雷克带着他的73名下属乘坐三艘船载舰和一艘小船向奥迪斯港驶去，并携带了6枚盾、6杆火茅枪（在夜晚还可兼任火把）、12杆长枪、24杆火绳枪、6支矛、15副弓箭、2面鼓和2个喇叭。德雷克所有的手下人都收到了指示，他们将驶往迪奥斯港，并在破晓时分发动攻击。
在海湾的外围，德雷克带着下属潜伏下来等待时机。之前，这些人已经经过德雷克所设想的潜伏训练了。但即便如此，当他们被严令在拂晓前要一直安静地看看听听有没有什么风吹草动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胡思乱想，不由得担心起这次偷袭的结果来了。德雷克很善于察言观色，他知道，如果等到天亮的话，手下很多人就会失去勇气。幸运的是，大约在凌晨两三点左右，云层散去，露出一轮清朗的满月。月亮的清辉从桅杆上流泻而下，洒满甲板，就仿佛是黎明提前到来。对德雷克来说，这正是上帝向他发出的一个明确信号。他毫不犹豫地发出了攻击指令，宣布他们的黎明已经到来。
偷偷潜入海港之后，他们发现一艘来自加那利的运酒船正停泊在港内。与此同时，船上的船员也已经发现了隐藏在暗夜中的德雷克等人。这些西班牙人毫不犹豫地派出一艘小船去城里报警，但德雷克半途将他们截获，并将他们赶到了港口的另一侧，这样一来他们就无法前去报信，从而给他们制造麻烦了。在没有遭遇到进一步阻击的情况下，德雷克顺利登陆，并一举占领了这个港口的防御炮台。上面唯一的守卫在看到德雷克接近时，迅速地逃回了城里，挽救了他自己的生命，却让其西班牙同胞的性命暴露在了危险之中。
为了确保能安全撤退，一些水手被留在港口守卫他们的船载舰，德雷克则将剩下的人分成三个小队来袭击这个城镇。约翰·德雷克和约翰·奥克斯纳姆各带16个人分别从左右翼合围，而德雷克自己则带着剩下的人沿主路前进。就在他们向前推进时，迪奥斯港开始骚动起来。炮台的那个守卫拉响了警报，教堂钟声大作，紧急召集市民，鼓声隆隆地敲出了征集的号令。西班牙人大喊大叫地呼吁所有的男人都站起来保卫自己的城镇，而女人们则被要求和她们的孩子们一起躲藏起来。
在这一片混乱之中，德雷克继续稳定地向前推进，他的火茅枪高高地举起，其猛烈的火舌在这片殖民地的墙垣上妖冶地舞动着。他的鼓号手宣布着他的到来，仿佛他就是站在百万雄师之前的凯撒。当德雷克进入其视线时，镇长把那些惊恐不安的民兵们都集合在广场的南侧角落里，并命令手下人向这些英格兰的海盗开火。其中一发子弹直接杀死了德雷克的号手，另一发则射中了德雷克的腿中，而其余的子弹则纷纷落空，被打入了德雷克及其手下人面前的尘土之中。随后，德雷克微微一笑，下令他的水手们开始攻击。这些英格兰人凶残地向前推进着，挥舞着他们的长枪，大声喊叫着，并用他们的子弹和弓箭回敬西班牙人。
与此同时，约翰·德雷克和约翰·奥克斯纳姆也带着他们的人抵达了广场，他们也同样挥舞着武器，不断地射出子弹或利箭。惊恐不已的西班牙人被打乱了阵型，扭头就跑，其中有很多人甚至把自己的武器都抛在了身后，英格兰人占领了这座城镇，但西班牙人很快就发现自己被愚弄了，并迅速地组织反攻。当他们再次在广场集结的时候，德雷克审问了一些西班牙俘虏，要求他们领着自己和手下人去当地地方长官的家。德雷克来这里的主要目就是洗劫西班牙国王的宝库，但现在并不太清楚究竟要如何从海边到达那里。德雷克认为，这里的地方长官肯定会知道路的。此外他还认为，地方长官自己也可能会相当富有。
德雷克不会感到失望的。当地方长官家的大门被推开时，一根蜡烛静静地在楼梯的顶端燃烧着，他看到：
一匹良种西班牙小马已经被套上了马鞍，既可能是那名地方长官自己要骑，也可能是打算由他的随从牵着跟在他的后面。在那烛光的照耀下，我们看到在下面的房间里堆放着很大一堆银子；据我们初步估计，堆靠在墙边的那个银条堆大约有7英尺长、10 英尺宽、12英尺高。每一根银条的重量大约都在35~40磅左右。
正当他们在讨论是应该为了这些银子而驻足，还是继续为了那些金子而向国王的宝库进军时，一名脱逃出来名叫迭戈的黑奴冲了进来，请求他们带他一起上船。为了表明他的诚意，这名逃亡的黑奴告诉他们，他们的船载舰现在有危险了，国王的士兵已经被派来保护这个城镇免受森密诺尔人的袭击了。德雷克不敢忽视这一警告，遂派遣他的弟弟和奥克斯纳姆一起去查探一下。就在他的手下护卫着那几艘船载舰的时候，德雷克开始向国王的宝库出发，它位于这块殖民地的最西端。
他们刚一出发，天上就降下了倾盆大雨，当这支主力部队抵达宝库门前的时候，他们的全身都已经湿透了。更糟的是，他们的火药也湿了，并且弓弦也因为太过潮湿而失去了准头。现在，他们能做的就只有等待了。暴雨退去之后，刚从船载舰那边赶来与他们会和的约翰·德雷克被命令去打破宝库的大门，弗朗西斯则带着他的手下人监控着广场。但是，就在他们的船长迈步向前的时候他晕倒了。直到此时，德雷克的手下人才发现在先前的冲突中，他们的船长已经受伤了。
他的手下人迅速围拢到他的身边，并决定要把他们的船长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于是，他们拿一条领带绑住了他的腿，把他抬回了船载舰，他们要乘坐这些船逃到巴斯蒂门多斯群岛（Bastimentos）或是温求斯（Victuals）群岛，这些岛屿位于距该城镇西边大约1里格的地方。但尽管如此，他们也不会空手而归，他们带着那艘加那利的运酒船一起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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