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全记录》：民国第一夫人

简介

宋美龄自述： “以往的几十年，在蒋先生和我相伴的几乎半个世纪之中，我所思所念大部分都是回忆个别以及一连串的种种事件，如同万花筒似地在我心中闪过”…… 。《宋美龄全纪录》一书（上中下）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一部以纪录片的方式全面介绍宋美龄生平的版本，本书以大事纪的形式多视角并配以同时期大量珍贵图片，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现了宋美龄对生活、爱情、事业的追求。再现了一个历经三个世纪的美丽的女人是如何成为“民国第一夫人”如何赢得世界的尊重和爱戴，在外交的大舞台上游刃有余的才能。书中配有大量购自国民党党史馆和英国盖蒂图片网弥足珍贵的历史图片，大部分为首次披露。迄今为止是国内最完整，最权威的研读宋美龄的图文本。

第一部分 宋父起家

文昌县城，孕育出一个又一个传奇性的人物，数百年前，清官海瑞从这里走出，在中原大地写下了“青天”的美名，留下了荡不尽的浩然正气和一身傲骨清风。几百年后，一个懵懂的少年从这里登船，前往大洋彼岸陌生的国度，开始了在异国他乡的打拼。这个少年就是“宋氏王朝”的创始人——宋耀如。

宋耀如：最早的中国人传教士

公元1886年的上海，正日益成长为“冒险家的乐园”，殖民者和传教士纷至沓来，暴发户和帮会纷纷涌现。黄浦江上轮船来往，外滩边新的大楼不断崛起，各式各样的工厂和洋行如雨后春笋般创办起来。中西交汇，龙蛇混杂，各种势力交相碰撞。

7月的一天，上海外滩英租界，一群中国人正在公开集会。虽然是早上太阳刚出来，但闷热的天气已让人冒出汗来。集会的参加者显然有些特别，不少人在这大热天也是西装领带，衣着严整，为首的几个人手捧《圣经》，神情肃穆。

其中的一位青年牧师，个子矮小，皮肤黝黑，但眼睛明亮有神，正用激昂有力的语言发表着演说。简短的演说后，他在人群的呼应声中高高举起一块用硬纸板制成的标语牌，上面用中英文写着：“请取下侮辱我们的牌子！”

这是一次公开要求摘除外滩公园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的抗议行动，参加抗议行动的人，大多是中国第一个归国留学生会社——留美学人会的成员。

这时旁观的群众开始多了起来。大家虽然对身着西装，剪着短发不留辫子的青年牧师感到新奇，一时间议论纷纷，但听到他号召大家起来捍卫中国人的尊严时，立刻大声叫好，掌声不断。

马上有人提议到英国领事馆门前示威游行，大家齐声响应。队伍由留美学人会成员组织和引导，青年牧师走在队伍的最前列。这时从英国领事馆内冲出来的印度巡捕开始驱散示威人群。场面开始混乱起来，喊叫声和打闹声不断。面对巡捕的棍棒，青年牧师镇定自若，不躲不闪，手持《圣经》，反复地吟诵着《新约全书》中的一段话：“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这位年轻勇敢的牧师名叫宋耀如。当时，他刚从美国留学归来，受美国基督教会的派遣，到上海参与传教活动。

宋耀如虽然幼年即随亲属赴美，并在长期的旅美生涯中养成了美国化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但仍然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感情。充满激情和理想的他不能忍受租界当局对中国人的歧视，回国不久就和留美学人会的朋友们组织了这次示威活动。

宋耀如等活动组织者很快被带到了租界的管理机构——工部局。面对洋人官员，宋耀如用流利的英语侃侃而谈，义正辞严地要求租界当局不得侮辱广大中国人民。

靠着自身坚强的信念和众多围观的中国群众的声援，以及租界当局对宋耀如等人美籍牧师身份的忌惮，这次示威活动达到了部分目的。租界工部局不得不宣布，外滩公园只有“狗与自行车不得入内”的那块牌子是被允许的。

虽然自己组织的活动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也取得了成功，但宋耀如却仍然感到压抑。满清朝廷的腐败，国民的愚昧和社会的全方位落后，让这位一心想用基督精神来拯救中国的年轻人备感失落。而派遣他到上海传教的美国南方卫理公会并不重视像他这样的中国传教士，只给他安排了一个低级职司。想到自己在美国这么多年艰辛飘零、发奋学习，回国后还是遭受如此待遇，总是闷闷不乐。

宋耀如出生在海南岛文昌县，原名韩教准，他的父亲是韩鸿翼，夫人王氏，生有三男一女，他是第二个儿子。由于家境困难，9岁时（1875年夏）随哥哥韩政准到爪哇一个远房亲戚处当学徒。1878年年初，他在爪哇遇到了一位姓宋的堂舅。这位堂舅原在美国加州当华工修筑铁路，后来跑到东岸波士顿开设了一家专售中国丝茶的小店，他在海南岛探亲后返美途中经过爪哇，见当时的韩教准聪明勤快，又能吃苦，就带上了他一起远渡“新大陆”。

韩教准到了波士顿之后，他的堂舅很喜欢他，加上自己年纪大了也没有孩子，就把韩教准收为儿子，改姓宋，取名嘉树。耀如则是后来到上海后他自己取的号，因为他的朋友和革命伙伴经常以此称呼，反而更为知名。

宋耀如就在养父的丝茶店里帮工当店员。为了能够较快地学会英文，养父为他请了一位英语教师，这位教师不只教他英语，还时常讲些美国林肯总统的故事。宋耀如也渐渐知道了美国内战★、林肯总统“民有、民享、民治”的民主思想，受到了民主思想的启蒙教育，为他后来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事业打下了最早的思想基础。

当时有些清政府选派赴美就读的幼童留学生常从麻州剑桥越过查尔斯河到波士顿他养父的店铺里买东西，大家年纪相若，有共同语言，所以经常一起聊天。天长日久，他和其中名叫牛尚周和温秉忠的两名留学生成了好朋友。牛尚周和温秉忠本是表兄弟，3人的关系非常融洽。牛、温两人常劝宋耀如找机会到学校念书，增进知识，将来也好为祖国效力，至少可以回国后找个理想的工作。宋耀如对他们的鼓励牢记于心。后来他们都回了国，3人还结成了连襟，世代交好，传为佳话。

宋耀如想要念书，可是这个想法让他的堂舅兼养父很不高兴。他把宋耀如训斥了一顿，不准他上学，命令他好好学会做买卖，把店铺经营好。可是这时的宋耀如已不再是到美国前的那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了，在美国潜移默化所受的影响和知心朋友的劝告发挥了作用。考虑了几天后，富有理想又性格倔强的宋耀如不甘心就这样一辈子与丝茶货物为伍，终于选择了像一些美国男孩那样离家出走。他偷偷跑到波士顿港口一艘美国国税局缉私船“亚伯特·加拉廷”号上躲起来，39岁的挪威裔船长查理·琼斯被他不甘平庸、勇于追求的精神所感动，收留了他，让他在船上干活。不久，船长琼斯被调至北卡罗莱那州温明顿的另一艘国税局缉私船“舒勒·柯法克斯”号，宋耀如也随后跟了去。

勤快聪明的宋耀如很快赢得了琼斯船长的好感和喜爱，他待宋耀如有如亲子，并教他信仰基督教。

船长的好友、内战退伍军人罗杰·穆尔上校是美国南方卫理公会的重要人物，负责男子读经班，为了帮助宋耀如实现进入学校念书的愿望，琼斯船长找机会把宋耀如带到了穆尔上校那里。穆尔上校又把宋耀如介绍给南方卫理公会的头面人物里考德牧师。里考德对这个东方男孩产生了兴趣，打算将宋耀如改造成一个医生传教士，使他在回到东方大国——中国之后，既能行医、又能传教，治病又救人，一举数得。宋耀如自己也渴望掌握一门学问，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同意了里考德牧师的安排。

于是在1880年，14岁的宋耀如正式受洗为基督徒。为了表示对琼斯船长的敬意，宋耀如以查理·琼斯·宋为教名。

1881年4月，穆尔上校和里考德牧师把宋嘉树送到北卡州三一学院（即杜克大学前身）学习，并请求杜克大学创办人之一的朱利安·卡尔将军负担宋嘉树的学费。卡尔将军是联邦军的军人，当地著名的纺织企业家和慈善家，他一口答应了此事。卡尔将军的这一善举不但从此改变了宋耀如的一生，甚至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历史。

卡尔将军给宋耀如留下的影响是深刻的。宋耀如喜欢称他作“卡尔父亲”，从卡尔身上他学到很多东西，甚至几十年后他还效仿着卡尔的生活方式，也喜欢模仿卡尔的一些习惯性动作。同时，身为纺织企业家的卡尔将军还给了宋耀如一些非常有效的商业知识和做生意时准确判断的能力，培养了他作为企业家的职业本能。

当然，宋耀如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神学，他在三一学院苦练英文，勤读《圣经》。一年后转学到田纳西州纳希维尔的范德比特大学神学院。他在范德比特读了3年神学，于1885年5月毕业。宋耀如的学业是出色的，当时他本人想留在美国，继续学医，卡尔将军也赞成，但教会不同意，范德比特大学校长马克谛耶主教也是美国南方卫理公会布道团的负责人，他坚决反对宋耀如继续待在美国学医，要他尽快回到中国传教。

早在19世纪初，美国各地的基督教会就派出大批传教士，前往中国各地传教，而上海是最重要的传教基地。美国南方卫理公会在上海就派遣有一个布道团。当时，各国教会在中国争夺范围，以及基督教与中国的儒教、佛教等其他宗教的斗争十分激烈，宋耀如所在的南方卫理公会急需要更多的像宋耀如这样已经完全美国化了的中国人充当传教士，返回中国以增强南方卫理公会在中国传教布道的力量，以便更好地扩展美国教会在中国的势力。于是，1885年10月北卡罗来纳州监理会在马克谛耶主教的主持下，举行特别仪式，任命万德比尔特大学神学院毕业生查理·琼斯·宋为监理会见习牧师，并立即派赴中国传教，在负责中国上海地区传教事务的林乐知牧师手下工作。

虽然没能继续学医，但想到可以回到自己阔别多年的祖国，宋耀如还是充满了兴奋。同时，当时的他也相信基督能帮助他拯救祖国，对回国传教充满了信心。为此，他还给南方卫理公会在上海的负责人、也就是他将来的顶头上司林乐知博士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其中说道：“在我结束我的学业时，我希望我能把光明带给中国人。我生活的目的是行善、敬人、赞美上帝；对别人行善，拯救他们免遭永恒的惩罚。但愿上帝帮助我。”

1886年1月，宋耀如搭乘太平洋邮船公司的海轮到达上海码头。凛凛寒风中，双脚重又踏上祖国土地的宋耀如感慨万千，一个阔别了故土11载的海外游子，满怀着用基督精神拯救祖国的理想回来了。

但是满腔热情的宋耀如却不曾想到，马克谛耶主教已给上海的林乐知博士写了一封信，要求把他派到基层巡回布道，并特意指出不能让他过像在美国那样舒适的日子，去农村布道时“没有轿子，就走着去”。

在信中，马克谛耶主教还这样说道：“我们认为最好是：不应该在他还没有在中国人当中努力工作之前，就把他身上那个中国佬的特征丢光。他早已‘尝过了安乐椅的滋味’——而且并不反对享受高级文明的舒适。这不是他的过错。让我们为之付出了辛勤劳动的我们这位年轻人也开始辛苦吧。让他上阵；没有候补的位置。”

当然，宋耀如始终不知道这样的教会内幕，他直接感受到的是顶头上司林乐知博士的冷淡和白眼。

在虹口的南方卫理公会，宋耀如见到了这位上司。当他用英语热烈地向林乐知述说自己对在中国传教的感想时，却发现对方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林乐知博士面无表情地听着宋耀如说话，心里却在想着马克谛耶主教信中的话，不由得皱起眉头。在他看来，这个查理·宋无论英语如何流利，志向如何远大，也只是被美式教育改造过的中国农民后代，决不能让他等同于真正的美国传教士。他决心把宋耀如的这种美国外表剥掉，让他看起来更像一个中国人。

想了一下后，他慢吞吞地说道：“查理，你应该先学讲上海话，少讲英语，这样才能更好地向中国民众宣扬基督教义，为他们指明道路。”宋耀如虽觉得这位上司的冷漠表情让人不舒服，但也不好反对，而且学说上海话也有其必要性。于是恭恭敬敬地答应了。

随后林乐知简单向宋耀如宣布了对他工作和生活的安排，他必须先到上海郊区的吴淞口传教，月薪15美元。初来乍到的宋耀如当然也没有办法表示什么意见，只好一口答应。

美国南方卫理公会在吴淞地区的基础比较好，当地教徒早已是卫理公会的忠实会众，所以虽然是郊区，宋耀如的传教工作并不很艰难，但他同时还要负责在本教会的学校教授孩子，这可是一件辛苦事。

他教的学生全是附近农村的一些无法无天的顽劣儿童，喜欢捉弄老师。每当宋耀如出现在讲台上时，他又矮又壮的身材、剪短的头发和黝黑的带有华南人特征的脸孔，都会引起学生们嗤嗤窃笑。他总是要花不少时间和精力来让这些小孩安静下来，才能打开他的课本，开始讲课。而他的上海话又没有马上学好，不时地会夹杂着英语单词。最要命的是有时候当他偶尔加上一些海南方言时，总是会引来学生的哄笑。

当然，凭着自己的毅力和信心，宋耀如坚持了下来。并以自己的质朴坦率的性格，赢得了学生的拥戴。他教的学生中还有日后大名鼎鼎的胡适博士，当然那时的胡适也还是一个爱捣蛋的小孩子。第二个学期他的学生就多了一倍。

当时的中国还是清政府统治，上海虽然是通商口岸，外国人众多，但像他这样的生活方式完全美国化的留洋传教士还是很少见的。他的穿戴和举止总是和别的中国人格格不入，别的中国人都穿黑布长衫，或褪色的蓝上衣和裤子，头上梳着辫子。而宋耀如穿的却是洋鬼子的西服，剪短头发，梳的是整齐光滑的西式背头，走路昂首挺胸，显得精神十足。儿童们在街上看见他便叫他“洋鬼子”，他们的父母则叫他“小矮子”。

比这些更让宋耀如难堪的是15美元的月薪实在是太低了，这个收入标准对于当时一般的下层中国民众当然不算很低，但对于他这样一个留过洋、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这些钱只能勉强维持生活，根本没有其他消费的能力，也不可能有所积蓄。当然，他知道自己年轻，在上海立足未稳，一切还只能依靠教会，所以并不急着在这些事情上向林乐知多提要求。

尽管如此，麻烦的事还是接踵而来。

林乐知博士安排了一位老师教宋耀如讲上海话，同时也教一些书面的中文。这位老师名叫查理·马歇尔，原来也是一位中国人，小时候作为南方卫理公会传教士凯利博士的仆人，在美国待过14年。

宋耀如本就心直口快，脾气急，林乐知博士是顶头上司，那是无可奈何，偏偏这查理·马歇尔也是一副自命不凡、目中无人的样子，两人之间一开始就产生了摩擦。于是本来教中文的语言课常常变成争论谁的英语表达更准确。宋查理受过大学教育，争论的时候自然要占上风。

时候一长，马歇尔老师无法再忍受了，怒骂道：“你知不知道你的那种北方佬的讲法是多么的让人发笑！我讲英语的时候你还没有出世呢，我到美国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里的乡下呢！你给我滚，我不想再教你这个混账学生！”

于是两个人不欢而散。在挨了顶头上司的一通狠批后，宋耀如被派到上海远郊，在昆山县的乡下当一名巡回传教士。

尽管心中不平，宋耀如还是走马上任了。在昆山的日子是单调而苦闷的。宋耀如还是只有每月15美元的微薄收入，租住在乡下一所简陋的村舍小屋。房子条件不好，四面透风。遇到阴雨天更是难熬。对于饮食上已适应了西方餐饮的他来说，吃饭也是个难题。平时没事他就成天一个人待在屋里，不愿出门见人。

一个本来热心地希望向祖国人民传播新知识和基督福音的年轻人变得异常孤独，因为他发现中国人和西方人都不喜欢他，当地人都有意避开他。走在传统封建的中国农村，穿着西式服装的他总是引来众多疑惑的目光，这可比上海街头差太远了。最后，他不得不收起美国服装，穿起中国长袍，戴起瓜皮帽来，但他又没有辫子，总是不能和周围的人融为一体。

他经常躲在屋里，一个人陷入沉思，想起过去在美国时卡尔将军和琼斯船长等热诚厚道的人对他的真诚帮助，不禁感叹林乐知为什么老看他不顺眼，同时对自己的未来感到十分悲观。理所当然的，他要求回海南老家探亲的请求也被林乐知拒绝了。

和徐光启的后人联姻

感谢上帝，这段难熬的日子并不长。时来运转的一天来了。那一天，宋耀如赶到上海见留美学人会的朋友，因为平时熟悉的几个教友不在，便早早出来了。这些天在昆山的小屋子里成天闷着，早想出来散散心，于是信步来到了上海黄浦江边的外滩。望着江上来来往往的轮船，心中也是烦躁不安。沿江走了一会儿，实在不想动了，就呆呆地站在那儿一个人发愣。

“是查理吗？”身后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带着些迟疑。宋耀如转过头去，只见一位长袍马褂、风度翩翩的青年站在他的面前。他身材高大，浓眉大眼，嘴角挂着熟悉的笑容，正是在美国时相识的留学生牛尚周。

牛尚周和宋耀如互相看了半晌，同时张开双臂，朝着对方扑去，热烈地拥抱在一起。过了许久才松开手来。宋耀如仿佛孤身在外的游子见到了亲人，激动得差点流下泪来。

两人就在江边坐下聊了起来。当然说起各自回国的情况。宋耀如说话快，很快就把自己回国后的遭遇全盘托出，向牛尚周诉说了自己的苦闷和心酸，最后他感叹：“我是多么的孤独啊，所有的人都当我是外人，有话无处讲，哪还说得上向别人传播福音。”

牛尚周耐心地听他说完，说道：“先不要着急。现在我表哥也回上海了，大家以后可以时常在一起，互相照应。”“啊，秉忠也回来了，那太好了。”宋耀如几乎要跳起来了。

牛尚周的表兄温秉忠也曾一起在美留学，大家都是熟悉的好朋友。

照宋耀如的急性子，马上就要让牛尚周带他去见面。牛尚周笑说：“你还是风风火火的脾气。秉忠这两天不在上海，过几天等他回来我们再聚。”接着，他故作神秘地说：“我和他现在可又多了一层亲戚关系啦。”

看着宋耀如疑惑不解的样子，牛尚周笑道：“你想不到吧，我们现在可是连襟啦。”

这消息确实让宋耀如也有些意外。过了好一会儿，才苦笑着说：“你们都已经结婚了。唉，我还是一个人，像个游魂野鬼。”

看到牛尚周沉吟不语，宋耀如又叹口气说：“我这一辈子恐怕只能单身了，走来走去，不讨人喜欢。人家当面喊我‘洋鬼子’，姑娘见我躲得远远的。这里又不像美国，谁家的岳丈敢招我这样的女婿啊？”

“别这么说嘛，你这小伙子不是挺好的吗？有热情有干劲，又留过洋。虽然个头矮些，也是蛮精神的嘛！我看姑娘有的是，怕是你看不上呢。”牛尚周拍了一下宋耀如的肩膀，诡异地笑着，说：“我能解除你的苦闷，给你找个老婆。”

牛尚周的话让宋耀如出其不意，脸一阵发红，笑了一下才说：“你又在开我玩笑了。”说着挥拳作势要打。牛尚周笑着求饶道：“别打了，打坏了，就没人给你找老婆了。”

看到宋耀如着急害羞的样子，牛尚周心里明白，看来他确实是想找个老婆结婚了。

其实牛尚周心里已有了打算。

当时，牛尚周刚刚和上海一个倪姓的基督教徒家庭结亲。这是中国最早、最有名的基督教徒家庭之一，相传倪姓教徒是明朝宰相徐光启的嫡系后裔，而徐本人早在1601年就经著名传教士利玛窦介绍而皈依了天主教。

牛尚周的岳母就属于徐氏家族，出生在上海西郊的徐家汇，据说这个地名就因世居当地的徐家而来，徐家在当地也有不少的产业。她的家庭教师是一位姓倪的学者，也是圣公会的教徒。长期相处后，她嫁给了那位倪姓先生，自己也成了圣公会教徒。这对夫妻一共生了3个女儿，倪太太依照当时传统，让每个女孩都缠足。可是到第三个女儿就不行了。这小女儿对缠足反应不适，发了高烧。出于父母疼爱儿女之心，倪氏夫妇只好作罢。由于倪家三小姐没有缠足，不符合当时习俗，因此也就难以为一般有头有脸、讲究身份人家的求婚目标，结果这位倪家三小姐一直待字闺中。“女大当嫁”，她的父母不免为她的婚姻发愁。每每想到这当初不坚持缠足带来的后果，老两口免不了还要互相埋怨一通。

这位倪三小姐名字叫倪桂珍，不过外人很少叫罢了。女大十八变，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父亲意外地发现，尽管有一双大脚，但她却爱好读书，并且干活麻利，处事干脆。她5岁的时候跟着一位家庭教师读书，还练习书法，而其他女孩子则在练习刺绣。 8岁时家里送她上布里奇曼女子学校。学校是上海的妇女联合救助机构开办的。14岁时她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送进上海西门的佩文女子中学，17岁中学毕业。她的数学成绩很好，并且还会识谱弹钢琴。当时，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钢琴是洋乐器，弹钢琴可不比一般。

牛尚周从美国波士顿回国后，经媒人说合，和倪家的大小姐定下了婚姻。两人都信教，又是门当户对。后来，牛尚周的表兄温秉忠也从波士顿回来。于是，在牛尚周同倪大小姐结婚后不久，温秉忠便娶了倪家的二小姐。只留下了一个妹妹——就是受过西方教育、喜欢弹钢琴的大脚姑娘倪桂珍了。

牛尚周当然知道岳父岳母一直在为三女儿的婚事操心，他自己受过西方教育，知道这位小姨可不能随便找一个旧式人家的子弟凑合。今天重逢宋耀如，顿觉没有比他更适合倪小姐的人了。不过当时他没有立刻向宋耀如提出此事，他觉得先和温秉忠商量一下比较有把握。

于是两人先行作别，约好等温秉忠过几天回来后再一起见面。

没几天功夫，牛尚周和温秉忠这两位好朋友就和宋耀如又重聚了。当然，这次两人很认真地向宋耀如提出了把倪桂珍介绍给他的事情。宋耀如本就备感孤单，又是男大当婚的年纪，早就想找个合适的人结婚了，一听之下当然很感兴趣，再一想到可以和两位兄长兼好友成为连襟，更是一阵兴奋。

接着牛尚周把倪桂珍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宋耀如，当然特别提到了倪桂珍因大脚而一直找不到合适人家的事。

虽说倪桂珍找婆家不易，但当时的宋耀如孤身在外，被派遣在昆山的乡下传教，想一下子找个合适的对象更难。宋耀如在美国长大，又没有家族长辈的牵掣，当然不会在乎倪小姐的大脚了，只不过心里还是想先看一下倪小姐的长相如何。

当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后，牛尚周和温秉忠都大笑起来。牛尚周说：“这三小姐可是他们姐妹中最漂亮的了，查理，你比我和秉忠都有福气啊。”温秉忠也大声表示赞同。

最后，3人商定趁倪小姐星期天在唱诗班唱赞美诗的时候，由牛、温两人带宋耀如去教堂偷偷地看一下。

好不容易等到了星期天，心情激动的宋耀如跟着二位好朋友来到教堂。进门后宋耀如就一直躲在牛尚周高大的身躯后边，牛尚周偷偷拉了他一把，向一个身材高挑，穿一身浅蓝色旗袍的姑娘努了努嘴。宋耀如一下子被吸引住了。眼前是一位气质非凡的姑娘，鹅蛋脸型，皮肤白皙，眼神温柔中又有一丝刚强。齐齐的刘海，平直的黑发向后梳，左边的头发里插了很小的一串珍珠，熠熠生辉。正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宋耀如觉得这位倪小姐比那些普通年轻貌美的女人可强得多了。

出了教堂，牛尚周和温秉忠马上问宋耀如感觉怎么样。宋耀如也就不再有丝毫掩饰，当即表示满意：“我当然是十分愿意了，就不知道人家会不会答应呢。”两人见宋耀如着急的神情，哈哈大笑，牛尚周拍拍胸脯说：“放心，你的好事就包在我们身上了。”

当天下午，两人就向倪小姐的母亲介绍了宋耀如的情况，特别强调了宋耀如的教徒身份和优秀人品。倪太太本来正为三女儿的婚事发愁，听两位女婿这么说，略一思忖，也就应承下来，表示这门亲事可以谈谈。

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倪小姐的父母都对宋耀如表示满意，很快定下了这门亲事。

如果说宋耀如和倪桂珍的婚事让周围的人觉得突然，那么他们二人的婚礼更是闪电式的。二人从相识到举行婚礼还不到两个月。这中间宋耀如曾约会过倪小姐一次，可是倪太太比较传统没有答应他们见面。所以他们两人既没有花前月下的恋爱史，也没有更多的相互约请。宋耀如后来回忆起来，还常常让他的那些留过洋的朋友们惊奇不已。他们属于中国那种传统式的婚姻，先结婚后恋爱。

说起他们闪电式的结婚，既有倪家着急的原因，也符合宋耀如的急性子。他的办事风格一向是痛快的，决不像当时旧派人物拖泥带水，循规蹈矩。他有“一急四快”之称，即是性子急，吃饭快，走路快，说话快，办事快。他富有理想，从不甘心寂寞，按现在的心理学分类，他属于胆汁质型，情感强烈，并易爆发。有时也会因为一点小事，就大为生气和愤怒，与人争吵，甚至会不顾身份，动起手脚来。

就这样，在1887年的夏天，也就是宋耀如回国的第二年，他和倪桂珍的婚礼在上海举行了。当时宋耀如22岁，倪桂珍19岁。结婚仪式由传教士克拉伦斯·里德牧师主持，由于仓促，算不上很热闹。证婚人作了简单介绍，新郎新娘向来宾敬了烟、茶，然后一阵喧闹，把二位新人推入了洞房。

中午，由倪家出面举行了上海传统式的家宴。客人来了不少，坐满了五五二十五桌，酒菜极为丰盛，还有大桶大桶的自酿白酒。倪家在当地也是有头有脸的家庭，数以百计的亲友和宋耀如并不认识的其他有势力的头面人物前来赴宴。宋耀如的岳父倪一山熟悉法律，本就和工商政界人士多有来往，倪太太的娘家徐氏家族更是在当地教会、工商业、银行、军界以及朝廷里都有庞大的关系网，甚至和上海正在本地兴起的青红帮也有关系。和这样一个家族的联姻对于年轻的宋耀如来说，等于打开了一扇通往更广阔天地的大门，意味着他不再只有外国教会可以依赖，从此可以在上海这个迅速崛起的大都会站稳脚跟。遗憾的是，他在海南老家的亲人没能来参加他的婚礼。不过周围的人都知道他自幼在美国成长的经历，也没有人表示奇怪。

举行完婚礼之后，宋耀如便把新娘带到昆山去度蜜月，之后也就在那里先安下家来。两人的感情也日渐融洽。倪桂珍不同于当时一般的姑娘，很有自己的主见，也不在乎一时的艰苦生活。当时宋耀如薪金微薄，在教会的地位也没有得到改善，但这些都并没有影响小两口生活的甜蜜。倪桂珍对宗教的信仰也是相当虔诚的，甚至还要超过作为传教士的宋耀如。婚后因为经济拮据，她在冬天连一条围巾都舍不得买，就用旧毛巾围在脖子上御寒。他们靠宋耀如每个月15美元的薪水维持着生活、维持着这个刚建立的小家庭。

当然，单靠这15美元是很紧张的，幸而倪桂珍按习俗从娘家带来的丰厚嫁妆可以帮上大忙。在宋耀如的眼里，这些金银首饰都是宝贵的老本，是他要用来发展自己未来的事业的资本。他积极利用岳家的社会地位，当然牛尚周和温秉忠这两位志趣相投的好友加连襟也可以帮上不少的忙。

渐渐地他在当时的上层社会有了地位，眼界开阔了，也可以利用周围的人事关系来办一些事情了。可以说，新婚后的宋耀如到了时来运转的这一刻。以前一个人在乡下的愁闷和孤独一扫而光，生活重又充满了希望和动力。

当时宋耀如奉命继续在昆山任职。虽是同样的工作，但宋耀如已不再对前景感到沮丧了。那个顶头上司林乐知博士，在他眼中也不再有什么可怕的了。

宋耀如又变得干劲十足，对教会，甚至中国当时的洋务运动所取得的进展感到欢欣鼓舞。在1887年11月4日他在写给美国《基督教倡导者》的一封信中，描绘了这样一幅美妙的前景：

仁慈的上帝一直对我很宽厚，我十分感激他。前景是非常有希望的。上帝的神灵正在快速地找到通往他愚昧无知的子民的心灵的道路。我祈祷和希望上帝今年为了基督使我们具有许多崇高的品德。

我们的中国布道团会议已经举行而且闭幕了。他们没有改变对我的任命。每一个人都继续担任自已管的任务。我回（昆山）再任职一年。依靠上帝的恩惠和帮助，我希望为世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做更多更好的工作。

我们在苏州为妇女开办的医院已经建成。但是主管人、内科医生菲利普博士正生病在上海。我们在上海英租界建的砖砌教堂正在进行最后的修饰。

中国即将翻开新的一页。它已经制订了各种各样的方案和计划。政府正在考虑修建一条从北京到广州的长铁路，行驶西方式的火车，另外还将在福摩萨岛修建一条铁路，运载朝廷军队到各个荒野的地方去制服该岛不驯服的部落。

我即将结束这封信，但是在结束之前，我必须告诉你们，我同过去不一样了——我已经结了婚。结婚仪式是由我们布道团的克拉伦斯·里德主持的。

在信中，宋耀如满怀信心地告诉大家，自己已“同过去不一样了”，与倪桂珍的结婚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和美好前景正是这种信心的来源。

可以说，宋耀如的人生从此开始迈向发达，及至后来的辉煌，近现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宋氏家族诞生了。

发家从印《圣经》开始

宋耀如的性格执著，感情强烈，并不安心于终身做一个受教会控制的平凡传教士，他从来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人，骨子里是胆大包天、蔑视传统的。婚后的宋耀如在合适的环境里准备着自己创业的关系和资源了，他开始认真地考虑在传教之外做更多的事。

这一年的年底，宋耀如被提升为正式的牧师，随即调回上海市区。这是个大喜讯，他终于可以和众多的朋友一起干一番大事业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动乱频频、狼烟四起，上海更是各种势力碰撞交汇之地，既有工商业的迅猛发展，也有帮派势力的蔓延。

经过朋友的介绍，宋耀如加入了三合会。这是上海的一个秘密会社，在外一般称为红帮。它的宗旨是反对满清政府的统治，恢复汉人的政权。在当时都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加入的，因为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危险。上海是三合会的大本营，当时上海很多有钱有势的人都秘密加入了这一组织。

从这时起，宋耀如最密切的朋友都是三合会的成员，他本人也开始从传教士向革命者过渡。他在美国接受的林肯的思想，替代基督的教义占据了上风。帮会的兄弟不光从事反清活动，为了筹措经费，平时也都经营着不少工商产业，这正好给了宋耀如在实业方面发挥才能的机会。

在美国经营丝茶的实践和多年资本主义社会的耳濡目染，特别是卡尔将军的商业经验使得宋耀如比别人更有眼光，他很快看出了赚钱的门路。当时的宗教书刊都由国外印刷再运到中国出售，这样一是价钱太高，一般劳动阶层都买不起；二是这些书都是英文，大多数人买了也读不懂。宋耀如那时正在给美国圣经协会当代理人，销售宗教书刊，这个圣经协会向世界各地提供不同文字的《圣经》，宋耀如代理出售的是英文版的《圣经》和中文版的《新约》。

根据这种情况，宋耀如作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准备买几部印刷机，用当地便宜的纸张、硬板纸封皮和本国的排字工人来全天开工生产，这样他就能以很低的价格复制和印刷大量的外文书刊出售。因为成本大大降低，宋耀如提供的圣经和其他外文书籍的价格也要比直接从国外运进来低得多，是大部分中国人都能承受得起的。当时白话文的《新约》在中国已经出现，如此一来凡是能读书看报的中国人便都能看得懂《圣经》了。

早在美国求学期间，宋耀如就曾在当地的印刷厂勤工俭学，所以他对西方的机械化印刷也基本懂行，从而能比别人更早的发现这个商业机会。

从宗教的传播方面看，这也是一项值得称道的事业。宋耀如乘机说服了西方一些传教组织和宗教团体在金钱和技术方面为自己提供帮助。另外从三合会方面看，有一个自己人控制的印刷厂，他们的许多宣传品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秘密大批印刷，真是再好不过。有了帮会力量的支持，宋耀如在上海的工厂很顺利地建立起来了。

这时倪桂珍带来的嫁妆钱派上了用场，牛尚周和温秉忠也提供了一些资金，当然三合会的兄弟也有部分投资。用这些钱宋耀如买了几部印刷机，还在法租界买下一幢不大的房子来当厂房。这幢房子原是山东路上一个年久失修的货栈，所以后来三合会的成员经常在那里开会，进进出出从未引起清廷探子的注意。

宋耀如把自己的公司称作华美书馆，利用原来的代理关系，很快他就得到了替美国圣经协会印制《圣经》、为卫理公会印小册子和为其他传教组织印赞美诗的合同。这时的宋耀如为了自己事业的发展而日夜奔波，已把传教变成了兼职工作。而这时他和林乐知的关系也因为有了自己的事业而开始缓和起来。

在印刷厂的筹办过程中，他又听取温秉忠等人的建议，组织人把《圣经》等书翻译成了上海地区的吴语方言，这样信教的即使是纱厂女工、乡间的农民和码头装卸工，也都能买得起，读得懂了，印刷数量就可以大大增加。

有了自己的事业，宋耀如积蓄已久的能量终于爆发了出来。他精力充沛，信心十足，为自己的事业整天东奔西跑而不知劳累。在美国养成的良好工作习惯也让他的工厂管理效率更高。

当时的传统中国人还有不少懒惰和不重视时间的毛病。宋耀如尤其对不遵守时间的行为深恶痛绝，有一次他和几个三合会成员约好了谈事，结果遇上下雨。等了半天对方也不见人影，宋耀如一气之下冒雨跑到他们住地，也不顾有些人在会中的地位比自己高，大声责问为什么不遵时守约，结果双方发生了争吵。

和会中长老发生争吵，也只有宋耀如这样受过西方教育又性子急的人才敢。这次争吵反而提高了他在帮会兄弟中的威望，许多人知道了他是讲究效率的人，与他打交道或在他手下工作时都不敢懈怠和懒懒散散。他的印刷厂很快开始了运行，并且情况十分良好，不到半年时间就开始盈利。随着影响的扩大，西方人都知道有一个“印《圣经》的宋查理”了。他的工作效率和经营能力开始被人关注，不久，一家亏损的面粉厂也因为他的名气而交给他经营，宋耀如还获得了该厂的一些股份。作为一个实业家，他开始在上海滩崭露头角了。

宋耀如结婚几年了，当初因为经济上并不宽裕，他们夫妇一直不敢要孩子。宋耀如和倪桂珍都受过教育，深知教育对一个孩子将来的重要性。为了避免贫困的生活使孩子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影响他们的前程，两人一致商定先不要孩子，等有经济能力了再生。现在，他的事业蒸蒸日上，手里有了足够支配的金钱。于是，他们决定自己建一所新房子，并要生一个孩子，为他们美满的生活增添乐趣。

当即宋耀如在虹口买下了一块不小的地皮，准备在这里建造他的新家。他对地点的这一选择让许多人不解，都说他又把在美国所养成的洋观念带到了上海，就像他在饮食上的美国化。

在当时的上海，到处都是来淘金的外国人。自从英国人用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国门，上海成了通商口岸之后，形形色色的外国人就一批一批地涌到这里，或是想大发横财，或是来寻欢作乐。中国各地的人口向这里聚集。有带了资本来这里经商的，也有破产的农民到这里打工谋生的。人口的高度密集，又滋生出不少流氓阿飞、大盗小偷，渐渐的就有不少黑社会性质的帮会产生。由于人口增加迅速，地方官府又因为租界的限制，缺乏统一管理，治安相当混乱。外国人出门要自带火枪，有钱有地位的中国人则随时带着保镖。因为租界的管理相对较严，当时的有钱人建房选址时尽量靠近外国领事馆，以求得到庇护。

现在宋耀如所选的建房之处虹口，当时还是远离市区的荒田旷野，这当然要让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了。但宋耀如自有他的想法，他觉得老城里街道又狭窄又肮脏，而这里环境优美，视野开阔，空气新鲜，可以把房子建成很有现代气息的别墅。四周一片田园风光，还可以为将来的孩子们提供一处适于身心健康发展的活动和玩耍空间。

房子建好后，他又为牛尚周、温秉忠和其他一些朋友在这里购买了地皮，还帮助他们建房，从此这一带很快就发展起来。十几年后这里的房屋纵深已有好几公里。当初这里的地价很低，他搬往别处的时候，已经大大升值，光是出租房子就可以给宋家带来可观的租金收入了，而且一直延续到1937年日本人占领虹口。

新房子是一所中西合璧、风格独特的建筑。房子坐北朝南，建在一片绿茵茵的庄稼地中间，一条小河从门前流过，快到门口时又往南流，绕个弯再拐回来，这也符合当时流行的风水之学。门前是一座江南水乡特色的石拱桥。门两边延伸出一溜不高的石墙，墙身被涂成深黄色，与四周绿色的田野相映成趣，充满诗情画意。院子里一前一后建了两幢房子。前排是二层楼房，底层是一个很大的餐厅，还有宋耀如的书房。宋耀如还特别给家里设计了一中一西两个不同风格的客厅。中式客厅里的家具是红木方桌和凳椅，还配制了一些立式小凳。西式客厅摆放着钢琴、舒适的扶手椅和沙发。沿着油漆的木制楼梯可以登上二楼。楼上宽敞的游廊显得气派不凡，尽头通向一个宽阔的凉台，可供一家人露天就餐。楼上的房间是舒适的卧室和浴室，还有孩子们的游艺室，当然还有专门用来读圣经和做祈祷的房间。卧室共有4间，每间卧室里都安放着精美舒适带有弹簧垫的美式沙发床，而不是大多数中国人用的平板木床。

后面一排平房是厨房、贮藏室和佣人住房。房后有一个不小的菜园，可以自己栽种蔬菜，宋耀如就喜欢在里面亲自干活。楼房的前后都是花园。宋耀如很喜欢棕榈等植物，所以特地从美国订购了一些栽在花园里，使整个院子看起来更有异国风情。

经过多年异乡漂泊和回国后租住农民破旧草房的艰苦日子，宋耀如终于圆了一个家的梦。

1890年2月，宋耀如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这是个可爱的小女孩，圆圆的脸蛋，大大的眼睛，格外地惹人喜爱。在给第一个孩子起名这件事上，宋耀如还费了不少心思。宋耀如一生中最崇拜的人就是美国的林肯总统，他常对身边的人宣传是林肯解放黑奴运动★的壮举，拯救了美国并使美国逐渐强大起来。所以这第一个女儿他决定起名“爱琳”，意思就是热爱林肯的意思。同时，宋耀如也希望中国出现林肯式的人物来拯救贫弱的祖国。因此他给后来的两个女儿依次起的名字叫做庆琳和美琳。

当时宋耀如还给女儿起了一个英文的教名：南希。这是为了纪念大恩人卡尔将军的夫人——南希·卡尔。1892 年宋耀如夫妇又生下了第二个女儿宋庆龄，英文名字是罗莎蒙德，据说这是为了纪念让宋耀如受洗的里考德牧师的女儿——罗莎蒙德·里考德。

受过美国文化熏陶的宋耀如没有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对女儿的成长也同样倾注自己的心血。

当时宋氏三姐妹的名字一直沿用到1904年。那年春天，宋爱琳留美前夕，宋耀如带着女儿去看望自己的老朋友、《万国公报》的主笔沈毓桂先生。这位已97高龄的老人看到青春可爱、风华正茂的爱琳由衷地喜欢，便亲切地问到她的名字。当得知姑娘叫爱琳时，沈毓桂老人沉思了片刻微笑说：“爱琳是洋人的名字。我们中国人应当有我们中国人的名字。”宋耀如此时已在上海生活了将近20年，在工商各界广为交际，对沈老先生的这个说法倒也表示赞成，于是顺便说久闻老先生满腹经纶，是一个起名的高手，就请求他给爱琳另起一名。老先生也不推辞，就取和蔼可亲之意，为宋爱琳将名字改成宋霭龄。宋查理听了也觉得不错，当即决定将“爱琳”改为“霭龄”。于是，大姐名字一改，后面两个妹妹的名字也就随着改了过来。

在事业蒸蒸日上之时喜得爱女，宋耀如的精神更加充沛起来。他的印刷厂日夜开工，在印刷《圣经》的同时，还为革命团体印刷大量的宣言、通告、传单，甚至债券、金币票和委任状。此外，他也帮温秉忠——他是一位主张君主立宪的教育家——印刷西方教科书。

凭借印刷厂的众多业务，宋耀如在上海的工商界也名声渐响。由于他留过洋，精通英语，上海话也已说得相当流利，同时在教堂这样的地方又能接触到各方人士，他很快成了一个帮本地实业家代办外国机器的商人。

以前上海滩的买办基本上是波斯人或是犹太人，比较出名的有沙逊、哈同等，都是腰缠万贯的大富豪。后来有一些中国买办也开始出现，而宋耀如可以说是上海第一个代办机器进口业务的中国商人。而在为各类纺织厂、面粉厂代理和安装设备的过程中，他又熟悉了各种新的业务，从而能够更好地投身于上海的工业化大潮。

1891年初，基督教传播一直比较盛行的中国长江流域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洋教运动。成千上万从各地乡村涌来的民众把当地的教堂围住，进行示威抗议。各式各样的反洋教传单贴满大街小巷，在城市的街道上空飘飞。一些平日趾高气扬的传教士和教民在街上一露头，就会遭到愤怒群众的辱骂和追打。传教士们惶惶不安，一些教徒害怕群众有更过激的举动，纷纷宣布退教。

情况越来越严重，不断传来教堂被毁、传教士被杀的消息。美、英、法等国一面以保护传教为名，开来军舰，一面严厉敦促清廷派兵镇压。

宋耀如因为本身是传教士，对人们如此激烈地反对洋教当然感到震惊和不安，但又不赞成对反教的广大群众使用武力，造成更多的流血事件。为了搞清楚反教运动的原因，他亲自到江苏、安徽的一些地方进行考察。事实证明，群众的反教情绪早已存在，只不过是因偶然的诱因而一时间爆发出来。宋耀如在底层传教时就发现地方教会权力过大，而有些地方的情形比他以前想象的更为严重。有些教会依仗外国势力，干预中国的地方行政司法。传教士写上一张条子，就能让县官把无辜的农民判处死刑。一些传教士和当地教民仗势欺人，为非作歹，奸污妇女，霸占良田，这怎能不激起广大群众的愤怒？

考察回来，宋耀如立即向在上海的上司林乐知博士建议，不要急于动用武力，应该首先由教会作出反省。

对宋耀如的意见林乐知大为不满，大发脾气：“查理，我认为你对事件的性质根本一无所知！如果对传教士和教徒放弃特殊保护，中国就会变成杀戮基督教徒的疯人世界！”宋耀如对林乐知简单粗暴的态度感到愤怒，不禁当面质问他：“发生这样的事件，绝不能只归罪于中国民众的疯狂。像在中国这样传教士享有司法特权的，世界上可还有第二个国家？”

理屈词穷之下，林乐知承认在别国没有，但他强调中国的情况特殊。宋查理一字一板地说：“不论怎样特殊，传教归传教，不能侵国政！”

经过此事以后，宋耀如公开断绝了和林乐知以及南方卫理公会的关系。他宣布辞去该会神职，独立传教，并把自己的名字又改成了原来的宋嘉树，号耀如。

软弱的清政府屈从了外国政府和教会的意见，对反教群众进行血腥镇压。对此，宋耀如深感失望，也更激起了民族主义的情绪。而林乐知对宋耀如的反叛行为十分恼怒，他一面组织教会人员对宋耀如进行审判式的辩论围攻，一面秘奏上海道台，揭发宋耀如的反清言行。

同时，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这个宋耀如开始他的基督信仰之路的地方，教会人士对他辞职一事的反响很强烈，教徒们都说：“宋查理重又崇拜起木偶来了。”

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宋耀如专门写了一封信给《基督教倡导报》主编，公开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亲爱的里德兄弟：北卡罗来纳州某些人士中盛传一则与我有关的毫无根据的谣言，我想借贵报一角说几句话，以正视听，不知您能否惠予刊登？我从一位友人的来信中得知，他所在的城市中有消息说我“重又恢复了崇拜偶像的异教习俗”。我写此信就是要指出，这种说法纯系无稽之谈。我自皈依本教以来，脑子中无论何时都从未产生过背弃我敬爱的救世主、重新崇拜无生命的木石之神的念头。一个人放弃永生去崇尚永死，那是愚蠢的行为。但是，这一无中生有的谣言的制造者可能会说，所罗门是有史以来世上最聪明的人，然而后来却崇拜偶像，为什么别的人就不会那样做呢？我的回答是：我不如所罗门那么聪明，也不像他那般愚蠢。但是，本人的确自认头脑尚称清醒，深知应竭尽全力为主效力，而且只要一息尚存，就将继续如此。我离开布道团的原因是它给我的薪俸不足以维持生活。我以每月15美元左右的薪金无法养活我自己、我的妻子和孩子。我希望朋友们能够理解，我离开布道团并不意味着我将停止宣扬基督和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目前我同美国圣经协会来往，但我仍在从事与我们教会有关的布道工作。我在洛德、希尔兄弟和邦内尔公司里的教友们可以证明这一点。所以，我离开布道团只是意味着，我现在是我们南方卫理公会布道团的一名独立的工作人员，或者说是一位尽其所能为布道团工作而又不依赖美国国内的教会来维持生计的工作人员。我现在负责我们卫理公会的新教堂，那是由（美国）堪萨斯城穆尔兄捐赠的，是中国本国最好的一座教堂。我们这座教堂开设了一所很大的主日学校，配备着一批优秀的教师。我自己也在主日学校里负责着很好的一个班，该班里有青年男子，也有老人。我们非常喜欢“国际主日学校课程”。假如你们之中有谁在某个礼拜日上午偶然来访，我们一定会给予你们永生难忘的欢迎，并且让你们看到孩子们的日课背得有多熟。我希望那些听说过我“重又恢复了崇拜偶像的异教习俗”的人能不吝费心读一下我的这封信，亲自看看我究竟站在哪里。我喜欢我的宗教信仰，并且希望我所有的朋友也喜欢他们自己的信仰。最后，朋友们，我对你们有一个请求那就是，首先，请为我祈祷，愿我能成为争取人们的心灵归向基督的有用工具；其次，请为布道团在这个愚昧国度的工作祈祷；第三，请向我主祈祷，祈求他派更多的劳动者到田间里来劳作，因为庄稼已经成熟，正等待着收割呢！

宋耀如吸取了和林乐知争执的教训，委婉地把自己的辞职原因归于家庭经济的紧张，而不是争论中国的反教风潮。这是一个明智的举动，他和美国圣经协会的合作关系也保持了下来。

宋耀如同美国卫理公会宣告决裂之后，成为当时第一个不受外国教会控制的中国牧师。他在自设的一座小教堂里继续布道，很快他就得到了教友们的同情，而且还得到了来自美国的捐款。

上海滩的富翁革命家

1894年，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宋氏家族来说，这一年尤为重要。3月的一天，宋耀如与孙中山在上海相识并且一见如故。

那天宋耀如第一次见到孙中山是在穆尔捐建的卫理公会教堂里。孙中山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当时刚从香港的一所医学院毕业。被人称作孙博士的孙中山一副晚清书生打扮，英姿勃发，挥斥方遒。

见面后孙中山并没有虚词客套，坦然向宋耀如表示：“我不属于由各种教会组成的基督教，而是属于革命者耶稣的基督教。”这种开门见山的谈话风格很合宋耀如的脾气，于是两个人谈得十分投机。

随即宋耀如邀请孙中山回自己的家中畅谈。

孙、宋二人能够如此投缘，并成为可共生死的挚友，确实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广东人，讲广东方言并且都学过英语；两个人都是在国外接受西方新式教育，而且都是基督教徒；甚至家庭出身都很类似：传统中国乡间亦耕亦读的家庭出身；还有比较偶然的一点：两人都曾想学医；当然最后一点是最重要的：两人都并有报效国家和社会的远大抱负。

从宋耀如这方面来说，虽然早就参加了反清的革命组织三合会，但他在美国所形成的民主自由思想和会中兄弟的封建江湖思想还是经常有所冲突。宋耀如就曾和会中一位名叫洪春魁的传奇英雄人物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洪春魁是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大哥洪仁发的儿子，15岁随洪秀全参加金田起义，作战骁勇，屡建功勋，洪秀全亲封他为瑛王三千岁。天京陷落后，洪春魁率残部转战闽粤，后来撤到了香港。他一心想恢复太平天国的大业，组织洪门，开展秘密反清活动。

宋耀如对这位反清老英雄内心非常尊敬。因为在推翻腐败的清政府和信仰上帝这两点上大家是一致的。但是洪春魁却对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当年逃出天京，背叛天国一事一直耿耿于怀，加上洋枪队的头目华尔、法尔思德、白齐文都是美国人，所以一听到宋耀如赞扬美国的民主自由制度就大摇其头，而宋耀如听到洪春魁经常宣扬推翻满清后中国不能少一个好皇帝、一个真命天子这样的说法也是不敢苟同。两人都是火暴脾气，免不了要当着会中兄弟的面公开争论。

现在从广东来的孙中山虽然在是否推翻满清朝廷这一点上还不如三合会兄弟来得坚决，但他却具有坚定的民主思想。而这一点是宋耀如最欣赏的。

孙中山在来上海之前刚刚给清廷重臣李鸿章写了一封上书，并准备到天津亲自向李鸿章陈述自己救国的主张，途经上海时听人说起宋耀如的事迹，就顺便让人介绍见面。

当时的孙中山并没有痛下推翻清王朝的决心，还抱着一丝希望，想效法战国策士的上书游说，以天下大势、国脉所系的利害安危，来打动朝廷重臣李鸿章。希望借助李鸿章的权力，来革新政治，任用贤能，使国家的颓势有所扭转。

宋耀如却对他的上书行为大不以为然，认定清王朝已不可救药，非推翻不可，上书不会有任何效果。同时他对孙中山想做“洪秀全第二”也极不赞成，劝孙中山做中国的林肯或华盛顿。

当然，此时的孙中山尚未遇挫折，辩论起来，宋耀如自然也无法占得上风。最后宋耀如只好同意了他到天津上书一试。

虽然宋耀如对孙中山的天津之行不抱什么希望，但他既然同意了，也就尽力促成此举，提供帮助。

结果正如他所担虑的，孙中山白白在天津等了许多天，李鸿章不仅迟迟不接见孙中山，更没有兴趣听一位广东书生陈述那些在他看来不得要领并且毫无可行性的社会改革建议。

孙中山最后虽然凭人推荐在天津见到了这位大清权臣，却丝毫未能对他产生一点影响。当时那位宦海沉浮几十年，终于位极人臣、热衷于操办洋务的中堂大人，又怎么可能为一介书生的几句危言所打动？

历史是如此巧合，那年的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当孙中山停留天津，还未从上书失败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时，中日“甲午海战”★的告急奏报便每日像雪片般朝李鸿章的总理衙门飞来，庞大的北洋水师最后一败涂地，全军覆没。这使孙中山更加认识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穷途末路。

而当孙中山和一路随同的陆皓东怀着悲愤由天津转上北京，却发现京城中的大多数人们并没有那种山河破碎，丧权辱国的痛心。当时满北京城只关心着一件事，即慈禧太后的60大寿。整个京城被装点成了彩灯的世界，各地进贡祝寿的官员来往不绝，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

看到这一切，孙中山对清王朝彻底绝望了。在中日“甲午海战”惨败的衬托下，这样的祝寿活动进一步显示出清政府的腐败已达到无以复加不可救药的地步。孙中山终于痛下决心，要推翻这个腐败的朝廷。还在北京时，他就迫不及待地用英文写信给宋耀如，疾呼：“这个王朝已腐败到生蛆的地步了，当初希望它或可奋起，如今看来，已不能用改良的方法使其进步，惟有革命才是出路。”

就这样，当孙中山上书被李鸿章所拒绝后，又紧随而来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慈禧太后60大寿庆典的纸醉金迷，终于促使孙中山从一个改良者变成了一个彻底的革命家。

断绝了对清廷的最后一点点幻想，孙中山无奈地从天津返回上海，并寄居在宋耀如家中。两人互相切磋，共谋反清大计；同时也开始规划了使中国尽快富强的实业方针。

为了朋友，宋耀如实践了自己在孙中山北上时的诺言，给了他很大帮助，并设法把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作为一篇论改革的文章发表在林乐知办的《教会新报》上。这是孙中山的政治观点首次公之于众。

在宋耀如的家里，在他的华美书馆里，孙中山和宋耀如及陆浩东等其他革命同道们日夜在一起讨论革命的问题。孙中山提出：社会改革绝无成功希望，现在应该按照秘密社团的样子组织一个新的政治团体，以便领头进行革命。当时，“三合会”等各类反清社团在全国已有近3,500万名成员，这是一支革命的潜在力量，孙中山决定利用这些力量，并请宋耀如帮忙联络，和他一起战斗。就这样，宋耀如成为孙中山秘密组织的创始成员之一。

自此以后，宋耀如和孙中山的命运就紧紧连在一起了。宋耀如开设的华美印书馆成了孙中山在上海联络革命党人的据点。经宋耀如介绍，孙中山不仅结识了上海会党的首领，还在这里认识了一些有志于推翻清政府的革命青年。他们大都是出过洋、受过西方教育的有志之士，有几个还是宋耀如主持的耶稣教徒会的成员。

经过反复讨论他们一致认为要推翻清朝，光复河山，首要的是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建立革命团体，为革命大造舆论。一天，在和宋耀如、陆浩东两人密谈时，孙中山提出，这个革命团体的名字就叫“兴中会”吧！所谓“兴中”，就是振兴中华之意。

宋耀如和陆浩东都十分同意，觉得这个名字响亮而贴切。宋耀如还兴奋地说道，最近他在帮某个纺织厂进口机器的业务中又赚了一大笔钱，这是上帝的恩赐。他决定将这笔钱拿出来，作为捐献给“兴中会”的第一笔经费。

随后，孙中山将自己关在宋耀如的书房里，整整三天三夜，他拟出了《兴中会章程》的初稿。《章程》充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指出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所造成的民族危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瞬，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于将倾。”

当时《兴中会章程》还强烈谴责清朝统治者昏庸无能，“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 ”，造成“辱国丧师”，“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章程》还进一步说明：“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

此外，《章程》还就经费、组织机构、议事制度以及吸收会员等问题做出一些规定。

为了提高团体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孙中山他们还商定，兴中会除订立《章程》外，还要求入会人员举行秘密宣誓，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这个誓词所提出的革命主张，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推翻腐败的清朝帝制政府、建立欧美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兴中会章程》成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它体现了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思想。孙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中所说的“强邻”，就是指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他的革命目的是为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

孙中山草拟的《兴中会章程》得到了宋耀如和陆皓东的完全赞同。他们3人首先举行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宣誓。宣誓后，宋耀如表示自己是个牧师，受到教务和教会的约束，不能像他们一样叱咤风云地冲在前面，但是可以在幕后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辅助工作。关键的一点是开展革命活动需要花大量钱财，他愿意为革命组织筹措经费，并且在暗中做联络工作。对此孙中山表示十分赞赏。

当时，不论孙中山走到哪里，宋耀如利用自己在上海各界广泛的人脉关系，随时可以向他报告各方面新的情况，并自愿掏钱替自己的朋友支付各种费用花销。

孙中山认为要使拟议中的兴中会正式成立并且组织人马举行暴动，必须有一个联系广泛的团体和足够的经费。于是孙中山决定亲自动身去檀香山筹集经费和争取支持，让宋耀如留在上海，以便经常把国内的动态向他报告。

1894年10月，孙中山怀着革命的远大抱负，从上海乘轮船经日本，再度到自己少年时读书的地方檀香山，联络华侨，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在他的行李中，有宋耀如辗转托人为他办理的出国护照，有宋耀如慷慨捐助的一笔数额可观的经费，还有华美印书馆印制的《兴中会章程》等宣传品。

临行前，宋耀如取出珍藏的一把宝剑，意味深长地对孙中山说：“这把剑具有历史意义，这是当年一位太平军的将领战死前留下的。我原想把这件宝物传给儿女，现在把它送给你。希望上帝保佑你推翻清廷，大展宏图！”孙中山十分激动，意气风发地说：“等我推翻了清廷再接受你的宝剑吧。”

孙中山一抵达夏威夷首府，就立即开展工作。当时檀香山有华侨约两万人，他们多靠种田开荒、种植蔗园和经营商业为生。其中少数人靠辛勤劳动所得，慢慢积累和发展，成为资本家。孙中山在华侨中宣传反清主张，获得了经营商业的宋居仁、夏百子等人的积极响应。但是，多数侨胞安于现状，把孙中山的反清宣传视为“作乱谋反言论”，害怕招致“破家灭族”之祸，避而远之。孙中山把这种情况描述为“风气未开，人心洞塞”。

这种遭遇并没有使孙中山气馁、颓丧。经努力，在不到两个月内，他先后发展兴中会会员129人。11月24日，在檀香山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选举了兴中会的领导人。

这是孙中山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组织。除了遵守章程外，所有入会者必须宣誓。其誓词中提出“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了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满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伟大目标。

几乎是在同时，1894年11月16日，在生了两个女儿后，宋耀如夫妇终于喜得贵子。当时，宋耀如从孙中山的来信中获知兴中会成立的消息，立即跑到银行给孙中山汇去大洋3,000元。回到家里，仍然兴奋不已，于是和倪桂珍商量后，决定给这第一个儿子起名“子文”，希望他长大后像孙文叔叔一样投身于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

1894年12月，尚在国外的孙中山收到了宋耀如的一封急信。宋耀如在信中说满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腐败无能让全国人民对它气愤至极，群情激奋，兴中会应该抓住机会迅速行动。孙中山接信后极为振奋，他一面回信要宋耀如留在上海照管财务，继续充当长江流域的革命眼线，一面准备回国，亲自领导他们已商定的第一次暴动。

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在广州发动的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很快就被清廷镇压下去了。当时许多革命者都被捕遇害，孙中山逃亡日本。不过，广州起义★的失败并没有使孙中山灰心。在日本他又联络当地华侨成立了兴中会横滨分会，孙中山断发改装，以示革命决心。也就是自此时起，孙中山成了反清革命斗争中公认的先行者和伟大领袖。

在以后的16年中，孙中山始终作为一名被清政府通缉的逃犯亡命国外。因为无法返回故土，他不得不经常依靠宋耀如经济上的接济，并依靠宋耀如及其他革命党人帮他料理国内的革命事务。而孙中山则从一个国家辗转到另一个国家，四处寻求支持和援助，始终都在奔波之中。

宋耀如一如既往地支持着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为他的革命活动提供了大量的金钱援助。倪桂珍也很理解和支持他。除了捐助给革命事业，他们也经常接济穷人，向学校和教堂提供赞助。

或许是上天垂青，宋耀如的实业经营飞速发展，他在上海地方各界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同时，宋家的孩子也一个个降生了，宋氏家族日渐兴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