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史学九章》 作者：汪荣祖 出版社：三联书店

导论

章太炎一直被认为是国学大师，中国传统学问的殿军，结束旧时代的人物。他本人的学术风格，不仅拒绝用白话文写作(他的白话文是讲演稿的记录，不是他手写的)，而且喜用艰僻的古文，即使连前清的张之洞都觉得他的“文字诡谲”，对民国以后的读者而言，更无论矣，当然加深了他是老古董的印象。

其实，章太炎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性，最主要是开风气之先，是现代学问的开路先锋之一，无论在哲学上、社会学上、语言文字学上，以及史学上都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但是我们必须先揭开他古奥的外衣，才能看到新鲜的内容。像《訄书》艰涩的文字里，隐藏着柏拉图、培根、卢梭等西方的人名、名词和概念，像旧瓶里装了新酒，不要因瓶而弃酒。他的一生也非老古董可比，他是新式学堂东吴大学初创时的教员，寻因参加革命遭遇到通缉而亡命。他是1903年苏报案的主角，1906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编，宣传革命厥功至伟，应与孙中山和黄兴并称三巨头。民国以后，他因反对袁世凯而遭禁锢多年，后又奔走联省自治以重建民国，晚年日本侵华日亟，呼吁抗日，参与救国，直至逝世。

因此研究章太炎，不把他当旧学的殿军，而把他当新学的开山，才较有意义。他与现代学术的关系面，相当广泛，几乎涉及文史之学范畴内的所有学门。本文仅就他与现代史学这一面，加以讨论。今人论及中国现代史学，莫不称道梁启超，因梁氏于19032年首创新史学;然而章太炎虽未用新史学一词，却于约略同时提出史学新义。梁氏发表新史学一文之后，即与章氏讨论，且于1902年8月4日，将章氏意见以书简形式公诸《新民丛报》。章氏说，他于暑期读了许多有关社会学的书刊，感到“兴会勃发”，很希望能融合新旧史料，写一部新的中国通史。他认为旧时代的断代为史，“难发新理”;惟有通史，才能运用现代的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等新学问，完成一部上下千古的史书，具有“新理新说”的通史，与传统的通考、会要之类，绝然异趣。他更具体指出，一部好的通史尤须注意两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在此，他所谓的典志，已可称现代的制度史;他的纪传，也非传统纪传体的传记，已近乎现代以人物为中心的思想史。他并不满意当时日本人写的支那史，以为“简略无义”，只能作教科书，“固不容以著述言也”。他受到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畅论史学得失的鼓舞，决心写一部一百卷，六七十万字的通史，并列出目录，预计一年内完成。

然而，章氏通史虽因他参加革命而未能写成，但他的史学新义仍可见之于他丰硕的著作之中。章氏史学新义，与梁启超的新史学相比，有一有趣的不同。梁氏倡变法，然其新史学斥传统史学乃帝王家谱，欲一举而摧毁之，不舍要发动一场“史界革命”;而章氏倡革命，欲一举摧毁传统政治秩序，然其史学新义，却意在改革旧史传统，并无意推翻之。或谓章与梁于晚年均趋向保守，于旧史有较正面的评价，实则两人都在针对民国以后的极端疑古之风，殊不可骤下定论。章太炎尤其反对疑古破旧史，因旧史既破，新史又将安出?故常发“保守”之言，然并未放弃其所持的史学新义。

章太炎史学思想与现代史学的三个连接点

历史发展观点

传统史学大致而言是静态的，从一个朝代到另一个朝代，见不到发展的过程。章太炎《尊史》一文，即中此弊。他说一个人到老年，有其过程，如不知其过程中的本末经纬，只能如庄子所谓的“陈人”;在他看来，唐朝以后的史著，“大抵陈人邪”?也就是说，写历史写不出史事发展的本末与经纬。他认为中国旧史重视记事，记事太繁，若无西洋文明史的写法，便无头绪可言，然“非通于物化，知万物之皆出于几，小大无章，则弗能为文明史”。他所谓的文明史显然要有统纪，“能以思想贯穿中外，驰骋古近，而微言见于札牒之表者也”，亦即所谓“镕冶哲理，以祛(旧史)逐末之陋”的道理。

历史发展观在西方也是近世进步概念(the idea of progress)产生以后之产物，才有所谓直线的历史时间观。中国传统史学以断代为史，每一个朝代基本上是静态的，朝代的兴衰则是循环的，也不被视为直线发展。19世纪西方的达尔文演化论传入中国，影响深远，改变了国人的思想，产生不断发展的进化观念。此一概念在中国知识界的流通，当然要归功于严复的《天演论》;而章太炎与严复早有书信来往，赞佩严复的学问，但章之进化论知识不仅仅来自严氏，亦得自日本学者的转介。他曾于1902年就翻译出一本以进化观点写的日文书，名之曰《社会学》。达尔文演化观对章太炎的影响是深邃的，他最初视之为公理，然后进一步批判此一公理，最后形成独创的“俱分进化论”。他批判进化论，并不是放弃进化论，因他的俱分进化论仍然是一种进化论;对他而言，是一种更能反映真理的进化论:物质世界的进步虽是不断向前的，但人文世界的道德却可能不进反退;然而有人不及此，居然误以为他“近乎全面地否定进化论的价值”。事实上，他不仅没有否定进化论的价值，而且演成进化的历史观;而此种探索变化的历史观，足以使他与梁启超并称中国现代史学的先驱。

章太炎于1910年在东京讲《教育今语》时，就指出研究历史须注意，“一是制度的变迁，二是形势的变迁，三是生计的变迁，四是礼俗的变迁，五是学术的变迁，六是文辞的变迁”，不仅把固有的政治史传统，拓展为制度史、疆域沿革史、经济史、文化史、学术思想史与文学史，而且重视各门专史的变迁，强调其动态，在当时民国尚未成立，不能不说是开风气之先。他晚年讲《历史的重要》，仍然说“历史著进化之迹，进化必以渐”，在他心目中，历史显然是一循序渐进不断发展的过程，并有意从历史过程中去探索社会政治兴衰的原因，足见他的历史发展观是持久而一贯的。

他在《学变》一文中，展示了自汉朝到晋朝五六百年间的学术思想变迁史。董仲舒的阴阳五行说盛极一时，然由于以阴阳定法令，“不识远略”，而后有扬雄的《法言》以贬其弊，是为一变。然《法言》虽应时而出，但毕竟“杂错无主”，而后有王逸的《正部论》之问世，此为第二变。至东汉在今文经激荡下，累积了太多空泛不实的华言，“不足以昭事理”，而后有怀疑虚妄之言的王充《论衡》，此为第三变。王充的学说虽有催廓扬清之效，但“无枢要足以维持”，有如西方的“繁琐哲学”，至汉季法度衰弛，刑赏无章，证明儒学的门面已不能维持，便出现赤裸裸的法家著作，如王符的《潜夫论》，仲长统的《昌言》，以及崔寔的《政论》，都是“辨章功实”、“任贤考功”的法家之教，因而从汉末到吴、魏，法家大行，此为第四变。然而魏武帝曹操“操法甚严”，久而久之，中州的士大夫不能忍受其“检括苛碎”，持论又开始变迁，于是有要求追寻天性，不讲礼法的诉求，而后有秘康、阮籍等崇法老庄，引求神仙的玄言，此为第五变。此学术思想五变，虽言之简略，只能说是一篇研究纲要，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包含的新义有二:其一显示了学术思想在长时间之中的发展，其二显示了学术思想各从其世，也就是思想反映时代，应时代之需要而变。这也就是他所说的:“社会更递变化，物质方面继续进步，那人情风俗也随着变迁，不能拘泥在一种情形的。变的观念，无疑在章太炎的史学思想中占有主导的地位。

章太炎既具历史发展观，故能洞悉旧史之“文辞反复，而辞无组织”，以及“昧其本干，攻其条末’，，以及“间焉不昭’，等弊病。章太炎具有历史发展观，才能把古今之异看得很清楚，觉察古与今之间，有时间的距离，因而有敏锐的历史时间感。他有一句很精辟的话:“丘壤世同，宾萌世异”，意谓自然环境世代相同，但人文景观与时俱变，虽然按今人的历史生态学观之，自然环境也会变，只是变化得小而不易觉察而已，不过章氏在此强调的是，人文世界里的古今之变，知其变始能知其异，知其异才能正确理解历史，故史家绝不可以今情来妄断古情。他指出，清朝的营造尺比汉尺长，汉一尺仅得清尺的七寸四分，汉代的一万里，为清代的七千四百里川。他以十分具体的例子，说明古今的差距，若以今人的尺度来测量古人古事，必然有误。他明言“不可以古论今，一也不可以今论古。”古今有异，固然不能以今测古，自亦不能“借古事以论今事”。以今事测古事，是“妄论古人之是非”，而借古以论今，则是“借题发挥”，迹近所谓影射史学，都是忘了历史时间，不知今古之间的时间距离，不免曲解历史。惟有知道历史是不断发展的，才会知道古今之异，绝不能任意跨越。

现代信史观点

现代史学始于德国史家兰克，因其提倡利用最原始的档案资料，来研究历史。其目的，即在获致最信而可征的历史。现代史学之有别于传统史学，未尝不可从信度上作分野，故现代史家尤重史料的甄别与考订，力求原始史料，以重建接近真相的历史。章太炎重视史料以及视野之广，可见之于他的《中国通史略例》之中，若谓“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又谓各种外国史料都可“比较异同，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是希腊，罗马，印度，西膜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他要广搜史料，固不待言，且对史料的甄别与考订，亦特具慧眼，如谱牒与奏议都是上等的史料，但是章太炎指出:“门第之风替，而谱喋之学衰”，所以唐朝谱牒之真伪，已很难定，宋代以后，根本不可信;换言之，门第盛的时候，修谱较为真实;门第既衰，不仅谱碟难考，而且易于比附，时间愈久便愈不可信。至于奏议，古人多出于己手，价值自高，唐宋明的奏议，常由名臣代拟，亦人词臣一己文集，固知代拟者为谁。然而到了清代，地方督抚因有幕府，故上奏十之八七，由幕友捉刀，就不能完全反映督抚的想法。所以，同样一种史料，由于历史背景之不同，而有性质之异，贵贱之分。足见章氏为了追求信史，辨别史料之细密。他论史之优劣也不讲究文章的好坏，“但须问事实之确否’，，亦一意以信实为念的缘故。

章太炎批评中国旧史传统，亦以历史的真实性作主要的考量。旧史中的正史，最受重视，因其由掌握庞大资源的官府所修，故比较信实;而私家拥有的史料有限，常凭道听途说，常被视为不可信的野史。然而，太炎批判“以官定为准”的正史，正因其官定，官定反映官方的主见，代表政府立场，有损客观的真实性。不仅如此，正史还有悠久的大框框，如春秋笔法，以意识形态作历史褒贬。太炎断然说:“褒贬笔削，春秋而后，不可继作”，因“史家载笔，直书其事，其义自见，本不必以一二字为褒贬”，春秋笔削之意，自更非所宜，显因无论褒贬或笔削，都有损历史真相，可说是对整个旧史传统的挑战。他认为正史中的前四史较好，就因为四史根本等于是司马迁、班固、范哗、陈寿的私修，具有史家个人的特色。他推崇《资治通鉴》的功力，就因其体例不效法春秋，而效法左传，故“温公之作通鉴也，采择甚广，异同互出，不敢自擅笔削之权，因有考异之作”，考异就是考校异同，辨正谬误，然而后继者未能承袭司马光的“良工苦心”，自明代以来，“作史者喜学纲目”，——也就是说又回到不可学的“春秋体例了”。

正史中的另一大框框则是正统观，历代官修史书，亟亟以正统观点来断定政权的合法性，而正统又受制于特定的意识形态，往往有碍真相，故太炎直言，所谓“正统殊不可问”。所以他认为陈寿以魏为正统，并无不当，说是“桓灵之恶，甚于桀纣，曹操代汉，政治修明，虽其初起时，孔融之徒有不满之意，谓之正统有何不可”?俨然反传统的现代说法。正统与书法，乃中国传统史学两大支柱，可见太炎以其现代史学的眼光，直接向旧史的核心挑战，并对旧史作深刻的反省。大致而言，他认为唐朝以前，官修尚未制度化，部分史册尚称信实，之后官府完全掌控撰史，则真实性大为可疑，幸而还有许多“朝野私载”，故“作者虽有优拙，其实录十犹四五”，至清朝以异族统治中国，用高压钳制思想，禁毁书籍，士人“莫敢记述时事，以触罗网”，更无私家著史，将使后日“虽有良史，将无所证信”。他明确指出，传统史官之“伪饰隐匿”，而力求史之信实，不能不说他开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先声。

章太炎从现代信史的观点批评中国传统史学，然并无意推翻旧史，另创新史，而是求旧史之更新，故对旧史之中，考而后信的部分，倍致赞扬，如谓“昔蜀之谯周，宋之苏辙，并著古史考，以驳正太史公。夫上下数千年之事，作史者一人之精力，容有不逮，后之人考而正之，不亦宜乎”？同时他对新史，也不盲目接受。新史学界兴起的疑古之风，原亦是针对旧史传统的不信实而发，在现代科学与实证风气影响之下，只相信地下出土的实物实证，但疑之过甚，在“细微之处，吹毛求疵”，即认为不可信，或为了“矜奇炫异”而无故怀疑，无异要“打破历史”，反而没有了信史。他更进而指出，考古不能取代历史，因地下出土的“器物不能离史而自明”，知道秦汉史，才知秦汉器物的意义，否则又何从得知是秦汉的器物?如果必有秦权与秦钱的出土，以证明秦始皇的存在，然则倘无汉初钱币的发现，是否可以否定汉高祖的存在?如只信器物，历史根本无法贯穿，所以他认为“以史乘证器物则可，以器物疑史乘则不可;以器物做读史之辅助品则可，以器物做订史之主要物则不可;如据之而疑信史，乃最愚之事也”。至于但凭主观的以为不可能，就加以否定，更不足取，所谓“但见秋菊之晚开，不信江梅之早发，天下宁有此理”?类此评语，常被解作反对科学实证的保守之言，并不公平;他的用意，还是在维护真实的历史。

章太炎反对过度的疑古之风，并不等于说古史不可疑。他自己读史，就常具怀疑的眼光，然而怀疑的目的，不是否定历史，而在寻求信史。如他怀疑唐朝的建成太子，并无先有杀李世民之心。他于《书唐隐太子传后》一文中指出，当李世民以伏兵击杀太子时，太子全无防备，足见并无手足相残之阴谋，否则必有提防。若谓太子设计不周，杀弟反而被弟所杀，则魏征当时是太子的谋臣，难道还不如李世民的谋臣?如太子真的存心杀弟，哪有屡试而不中，而李世民却一击而中之理?他又引历史先例，指出李世民向父皇唐高祖诉说建成太子的坏话，与隋场帝杨广告发太子勇者，如出一辙，诸如太子与后宫嫔妃淫乱之类，皆无可证实而欲加之罪的说辞。他更进而怀疑，所谓太子无功而世民功高的说法。唐高祖素染胡俗，若世民功高又何惮而不更换太子?建成之成为太子，自有其功勋与才能。唐太宗李世民为一代英主，旧史原有为贤者讳的传统，故世民残杀兄弟，夺取皇位之事，隐而不彰。然而太炎已能以历史真相为第一位，信史至上的概念显已建立。此一信实概念，可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研精覃思，钩发沉覆，字字征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实无异于现代实证派史家所持者。

章太炎常被称作经学大师，或最后一位经古文大家;其实，他早年写《春秋左氏读》，颇取公羊今文家言，后来他极力反对公羊，反对康有为的公羊改制说，也不是经学的门户之争。康氏也不是真正的经今文学家，他不过是利用经来改制，故大谈玄妙的三世说，利用孔子来变法，故把孔子比作耶稣，所以他是以宗教和哲学的观点来处理经书。章氏则完全站在历史的立场看待经书，他重视信史，必然不会再把经书，视为“玄圣制法”。他从日文书里，得知西方史学曾受制于宗教，一如中国古史出于巫史，亦有如经学之长期统治史学。故史学之信实，必先摆脱神秘主义之控制。他反对经今文，主要是反对其神秘主义;他之“订孔”，也在祛除孔子的神秘面纱，他将孔子定位为“良史”，是“史学宗主”，不是什么教主，其删定六经，“与太史公、班孟坚辈，初无高下”，即在化神格为人格，归经学于史学，正与康有为视孔子为耶稣，绝然异趣，犹若冰炭，这才是康章的根本之异。他甚赏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认为是“拨云雾而见青天”，并解作六经皆是史料，显然较学诚更远迈一步，正见后章之现代性，以及甚得现代性格中“世俗化”之要旨，岂能纯以经学家视之?因而说“章太炎和康有为，一个坚守古文经，一个鼓吹今文经”，并不正确，康有为鼓吹的是变法，今文经只是变法的工具，而章太炎所坚持的信史的立场，不再把经主要看作修身之书，只视经为史而已。

章太炎关注信史，尚有其时代的感受。一方面，他担心康有为一派将经书当作有如基督的圣经，视历史如小说，以及造成无端怀疑古史之风，足以毁灭信史;另一方面，他深感满清统治中国近三百年，先有文字狱，威胁信史的写作;后来乾隆藉编修四库全书，又禁毁大量图书。在政治高压政策下，官方固然一味美化统治阶级，褒贬失当，而私家既不敢记述时事，更难见直笔，于是记载或简略不详，或失实，或歪曲，故撰《哀清史》一篇，叹信史在清代所遭遇的摧残。章氏在反满时期，显然以满汉种见，谴责满清政府灭人之国之余，还要灭其史，深知信史有关国家民族的存亡。满清政府被推翻之后，则以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强调保护中华信史为抵抗列强的精神力量，足见他的信史观念又与他的民族主义有关。

民族主义史学观点

章太炎的史学，近人多以民族主义史学称之，固然很有依据，然仍须作深人分析，不能仅就其文字与议论作笼统的概述。太炎之民族主义，最明显的表现是反满，但反满并不能包揽他的民族主义，他直到八国联军入侵，证明满清政府不足以抵挡帝国主义，才开始排满。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他即倡五族共和。他晚年先后反赤与反日，都旨在反对外国侵略势力，故其民族主义实扎根于反帝。然而自庚子到辛亥，他既认为非倒满不足以振兴中华，非振兴中华不足以抵抗帝国主义，故极力反满、排满、低满，如谓“满洲以强暴侵略汉族，残其民庶，盗其政权’，，以及说满洲人“犬羊之性，父子无别”，成为革命阵营之中，最犀利的反满宣传家。他无论为反满宣传，或为抗日而激发爱国热肠，都用到他的历史知识，其渊博的历史知识，使他成为成功而有效的宣传家。他把民族主义比喻为稼墙，必须要有历史知识来灌溉;否则，“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史以致用，其效果在达到政治或爱国的目的，原不在学术。事实上，太炎晚年删除许多早年政治性文字，自知并无永恒的价值。因此，我们不能视其民族主义宣传文字，为其民族主义史学的主要内容。

章氏的民族主义史学，像梁启超的新史学一样，是西潮冲击下的产物。西方帝国主义人侵，中华帝国门户洞开，被迫接受现代国家体制。梁启超提倡国民的历史，其所谓国，已非旧时之朝廷，而是现代国家。章太炎也已具现代国家观念，其有志于撰写一部中国通史，即以现代的国史来取代旧史，犹如德国史家之写德国史，或英国史家之写英国史。19世纪欧洲列国的民族主义史学，颇重种姓之优越，国族既往之荣光，以助国家之士气，如普鲁士学派，实于德国之统一有推波助澜之功，甚至为后日德意志军国扩张主义铺路。中国情势境遇不同，民族主义意在自卫，章太炎力言历史是爱国心的泉源，所以他把历史比喻为一国的账簿，载明产业，按簿可稽，国人岂能不知;也可比做棋谱，旧谱既熟，新局自创，才能鉴往知来，援古证今。然则，非历史知识不足以知国本，不知国之可爱，不知国运之来龙去脉。章氏晚年，正值口本侵华，感触尤深，如谓:“不知辽东玄菟为汉郡，故以东北为绝域;不知汉之右北平郡领县，多在热河，固以热河为塞外”，足见不读史，连亡国都不自知，失地千里也不甚惜，他把读史与爱国连在一起，意即在此。章太炎所面临的时代，势必使他成为民族主义史家。

观诸章太炎排满文字，他好像是大汉沙文主义的种族主义者，其实在他心目中，民族主义根本不是基于狭隘的血缘论，中华民族也绝非等同汉族，因他明确指出，中华这一名词，既不是一个地域的国名，也不是一种血统的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由历史铸造而成，长期的历史经验使异族同化，共成华族。然而，既如此，满洲认同中国，为何反满?此乃其反满宣传与历史思考间的矛盾，然此一矛盾在其心中，并非不可解决;解决之道，来自西方的主权观念，即主权应属于大多数人，大多数的汉人收复主权之后，才能接受满人。在国土上，他也是从文化而非种族作考量，所以他认为朝鲜与越南在文化上同于中国，应为中国的一部分，而三荒服，即西藏、蒙古、回部倒非故土。但在现实上，朝鲜已为日本并吞，越南仍是法国殖民地，难以改变，而三荒服尚不他属，反而较易纳人版图。纳人版图最紧迫的理由，则是英、俄两帝国主义国家的窥伺，“乘隙窥边，诱以他属”。从他以文化为主的民族国家观而言，“汉人以一民族组织一国家，平等自由，相与为乐”，未尝不可，无奈列强环伺，如果中国各族分裂，俄国立即会进人蒙回，英国必定人藏，法国必定会进人云南与广东，汉人的土地也会不保”。于此可见，他的民族主义绝非植根于狭隘的种族主义，也非狂热的扩张主义，却多理性与现实的思考，担忧帝国主义的侵略性格，可说是史家反映时代，也可说是一种相当自卫性的民族主义。

然而民族主义毕竟是一种强烈的情感，而史家则贵公平、宁静，不陷入感情与偏见的陷阱，两者似仍有矛盾。所谓民族主义史家，于民族主义而言，往往是褒语;然于史学而言，常常是贬语。故以史学的标准衡量，一位民族主义史家的优劣，端视其公正客观性的强弱。以章太炎而言，在政治史方面，尤其是清代政治史，他的民族主义情绪较浓，多少受到反清政论的影响。如清代盛世康、雍、乾三大帝，在他的反清思想的激荡下，极力挑战圣君明主的形象。他认为康熙虽非失德，绝不是仁君，于明之宗室，诛夷甚厉;雍正虽能，尤为阴险残暴，利用理学，滥施恩罚;乾隆虽有威谋，藉编四库，意在禁毁图书。这些负面的评价，并未完全失实，且可平衡过于正面而几近歌颂的评价，或尚有功于信史。英国史家阿克顿有言:“伟大人物几皆坏人”，然则以负面看伟人，或更近于真。至于说咸丰皇帝，狂妄不仁，不免片面，至少举证不足;又说咸丰若不早崩，曾、左等功臣，将无善终，则全属臆测之词;骂光绪那句名言:“载湉小丑，未辨椒麦”，则尽是人身攻击矣。

凡清代大小叛乱，如台湾的朱一贵、山东的林清、四川的王三槐、广西的洪秀全、河南的张乐行，章太炎皆视为抗清义师，认为他们的起事，并不是迫于饥寒，也不是为了实行他们的帝王之志，而是不得不清除如豺狼一般的满族统治阶级，以反对满族，作为一切叛乱之因，显然以反清的民族主义来统解史事，一如英国辉格党以自由主义统解历史，尚有可说;但是为了说明朱一贵之叛，与反清复明有关，竟言朱乃朱明的后裔，强行牵连，既无必要，且有捏造事实之嫌，为史学的大忌，实为强烈民族主义情绪，不自觉殃及信史的最具体例子。

章太炎对一般历史人物的解释，也颇显露其反清的民族主义意识，如谓曾国藩作满清的爪牙，镇压了反清的太平天国，视之为民贼大盗，贪图功名，虚伪善变的理学家，实发中国马克思史家视国藩为汉奸的先声，然却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章是从种族意识论断，而马派则从阶级意识论断。然而章说:“曾国藩、左宗棠之起，其始不过保卫乡邑，非敢赞清也”，不免一偏之见，卫乡与赞清实未易分;至于进一步说，曾欲藉此取代满人政权，更不免以己心强度曾腹，强古人从己矣。不过，章氏也自有其细腻处，如论钱谦益(牧斋)未以其降清而低之，指出钱氏曾响应郑成功海师人长江，后来又伤吴三桂之弑明朝最后一个皇帝，编成《投笔集》，“其悲中夏之沉沦，与犬羊之椒扰，未尝不有余哀也”，则颇能揭发隐情，日后史家陈寅格笺证钱柳诗，更大事述论此一隐情，益见太炎之能触发先机。

排满反清，只是章氏民族主义的一部分，而且是一时的，甚至不是最根本的部分。他的民族主义，主要还是针对西方帝国主义，满洲不逐，民气不彰，终不能独立而最终成为欧美的奴隶，其间本末主次甚明。他更明言:“民族主义非专为汉族而已，越南、印度、缅甸、马来之属，亦当推己及之”即近代“反帝国主义”之民族主义也。帝国主义来自西方，随之同来的尚有西方文化，两者并不容易划分，因而章常被视为反西方文化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其实，他并不反对西方文化，只是他不认为西方文化是放诸四海皆准的世界文化，在西方文化的挑激之下，他的结论是文化多元论，也就是说文化既是历史经验与地理环境的产物，所以是特殊的，也就是太炎所谓之“别相”，而非普及的，也就是太炎所谓之“总相”。知总相，固有助于了解别相;然绝不能以总相来盖断别相。各种特殊的文化，应共存共荣;若欲以某一种文化同化其他文化，就成了文化帝国主义。太炎的文化多元观，可谓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产物，与日本的政教社，以及俄国的亲斯拉夫派思想，颇有神似之处。

多元文化观，使章太炎更加重视历史，将历史与语言和风俗，视为国性的三要素，视为爱国心的泉源，把历史之存亡与国家和文化的存亡，连成一体。旧话说，国可亡，而史不可亡，意谓朝代有兴亡，而史绵延不绝;然太炎心目中之中国，乃是永恒的文化中国，在西方文化冲击之下，欲保持其永恒，必须维系以及认识其特殊的历史，所谓“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太炎晚年目睹日本侵华，国运垂危，更加力疾呼吁历史之重要，益见历史在其民族主义中的分量。他的史学，固然颇具民族主义色彩，而他的民族主义亦扎根于史学。

阐述太炎现代史学三要点既竟，进而一探其本人之史笔。他有志写一大部头的史书，虽没有写成，但有关史事的短篇作品不少，兹举两例，以为说明。

章氏现代史学之实践

章太炎论清开国史

章太炎是现代史学的草创者，基本上仍是通儒，尚不是专业史家，何况又因世变之故，不断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也无法作宁静的学者，当然没有时间完成想写的中国通史。在历史研究方面，他用力较多的是明清之际史事，最可注意的是《清建国别记》一书，他一也“自觉精当”。此书原拟收人章氏丛书三编，三编虽未正式出书，惟单行的聚珍仿宋本，于民国十三年（1924)出版，并由中华书局代售。不知何故，这本书问世以来，似乎没有引起现代学者太多的注意，故在此作稍微详细的介绍。

由一个曾经激烈反清的人来写清史，其客观性或不无可疑。太炎自谓，当年因反清而欲知清史的渊源，但是当他写此书时，距他反清时代已远，自谓“胜国遗俘，于今无所复恨”。事过境迁，他已无九世之仇可复，完全可以冷静与客观著史。

《清建国别记》虽只是一本小书，不到二万字，然而他并不是要写一部完整的清朝建国史，而是要搞清楚努尔哈赤及其祖先的历史真相。这一段清朝前史，在他写书之时，仍然隐秘而史料又少，所以很可测试他的史学功夫。最值得注意的是，整本书几乎完全扎根于档案资料，’以及较为原始的当代史书，除了明代旧刻之外，他用了茅瑞征的《东夷考略》，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以及《明实录》等书，都是当时和当事人的记载。他可能是最早利用《明实录》著史的现代学者。他并注意到，官书往往不实，如清开国以后的官书，不免有所点窜，有所讳言，固必须“以明书校清史”。他在史料运用方面，非常符合现代史学方法的准则。

太炎上承朴学遗风，固然精于考证，此书诸小节皆属考证题目，然非为了考证而考证，而以考证为论史的工具，求史事之信而可征，故尤重人、时、地的考订。他首先考定满清乃金人女真族的后裔，原居混同江以东之地，古称肃顺，后汉称抱娄，元魏称勿吉，隋唐称黑水鞋辐，其后称号渤海;渤海既衰，为契丹所攻，黑水又重占其地，形成金朝鼻祖的部落，臣属于辽;到辽君阿骨打时，始建国曰金。金朝被蒙元灭亡后，因其领地广阔，人民散居，设立了府与路的建置。明朝永乐元年(1403)，派员招抚，于是更设立了海西女真、建州女真、野人女真三部，而建州女真就是清朝的祖国。此从碑文，以及辽事实录，朝鲜咨文等史料中，卓然可见。然则，清太祖实录所谓其先乃长白山天女感于朱果而生，乃“附会生民玄鸟之义”自然“诞妄不足信据”。清为金之后裔，遂成定说。孟森、郑天挺等明清史大家，皆宗此说，然似皆不知章太炎已先言之。

清皇室的姓氏爱新觉罗，近人颇有考证，但莫衷一是。太炎于书中指出，清太祖实录所谓此姓氏乃天女所命，固然虚妄;若爱新觉罗果为其固有的姓氏，何以其近祖自范蔡到清太宗，一共八九世都不知有此姓氏?所以他认为其姓氏原本茫昧，在明朝时，或用赐姓，或借用他族之姓，一直到后来，为了追述祖德，乃私署曰爱新觉罗。太炎谓此一“著姓亦后起也”，饶有见地。同样，满洲一词从金到明无人提过，也是后来才取用的。他指出，乾隆四十二年(1777)谕旨所谓以故地肃慎转音为珠申，后改为满珠之不通，囚肃慎、女真、珠申都是对音，而满珠偏偏不是，乾隆硬要把后起的名词与旧名挂钩，未免“欲变天下之昭为聋也”。他也不认为满洲之得名由于李满住之故，因李满住于1467年被诛，到清太祖袭职几乎有一百二十年之久，都没有用过此名。他指出西藏向清朝献丹书，皆尊称曼殊师利大皇帝，后来造官书者也就将后金国汗改为满洲皇帝，故满洲之名实由“番僧所赐’，，而非其故名，颇具史识，也有说服力。

姓氏国号既定，太炎进而考定建州女真的沿革。明成祖大抚东夷，永乐元年(1403)，海西女真、建州女真以及野人女真诸酋长，都悉境来附，但明朝仍允诸酋长各统其属，按时朝贡。他考定明代的辽东疆域北到开原，东至抚顺，南有宽奠，其余辽阔的土地，包括今日沈阳的东部，吉林的全部，黑龙江的南部，以及俄罗斯沿海诸州，都是三部女真栖息之地，明初设有一百八十四个卫，可见女真为通名，建州卫乃其一部。永乐末年，建州夷人自相攻杀，到宣德年间，明廷又遣使招降，并以建州老营地居之，名为东建州，最初只设一个卫，后来增设二个卫，人数不过数千，以养马游猎为生，捕鱼为食，狗皮御寒，其疆域与抚顺接壤，东滨海西，南邻朝鲜，北至奴儿干北海，距京师三千五百里。建州女真诸部既受明命，亦曾为朝鲜的附庸，疆界不如海西女真广大，大致偏在辽东的东南一带，南面以鸭绿江为界，地势衡长，清初称建州卫为赫图阿刺，后来改称兴京，大概包括长白山以西之地。据清太祖实录，兴祖有六个儿子分居于赫图阿拉，兄弟各自筑城，都称之谓宁古塔贝勒。于此可证，清官书所谓其祖居长白山之东的俄朵里城，去赫图阿刺一千五百里，完全不确。故建州范围并不很大，又与中土接壤，习识内情，甚至人为汉官，易于窥边，终为明朝的大患。这一段建州渊源颇能于考证中见真相。

太炎接着考证建州的世系。明朝天顺与成化年间(l5世纪中叶)，建州酋长董山与伏当加先后犯边，但清代官书为尊亲讳，故隐而不彰，太炎乃据可靠文献，弄清楚两酋是谁，亦因而考证清祖的世系，以及入侵中原的开端。

据清太祖实录，范察乃清始祖布库里雍顺之族的幼子。明朝永乐时，建州卫指挥阿哈出，因功赐姓名曰李思诚，其子李显忠，显忠死后则由子李满住承袭。明朝正统之初，建州卫都督猛哥帖木儿为野人所杀，弟弟凡察与猛哥帖木儿的儿子童仓，逃往朝鲜。童仓的弟弟董山乘机称建州卫指挥，等凡察与童仓逃难回来，叔侄争夺建州，明廷乃将建州分为左右两个卫，令董山领左卫，凡察领右卫，然而董山因常常寇边而被诛，但其后人仍然请袭如故。凡察即清实录中的范察，与其侄子董山分领左右卫，再加上李满住，故其后有三卫都督名。明朝正统九年(1444)之前，三卫己不常听命于明。正统十四年(1449),蒙古首领也先犯京师，辽东杀掠尤甚，董山与李满住都曾参与其乱。天顺三年(1459)山又勾结朝鲜人寇，明廷遣使分赴朝鲜与建州，说服他们息争，并上表贡马谢罪。但是七年之后，董山仍纠众人寇，一年之中有九十七次之多，杀十余万人，明廷遂派兵五万进剿，诛杀李满住与董山。太炎理清这段世系，足证清官书以孟特穆为肇祖，始居赫图阿刺之谬，范察与董山才是他们可稽的祖先。

太炎又从《明实录》进一步得知，范察与李满住乃同姓兄弟，都是阿哈出的儿子。据明太宗实录，永乐元年，女真野人阿哈出等来朝，设立建州卫。《明实录》的记载，更充实了明廷与建州关系的内容，如正统二年，童仓奏报，其父建州左卫都督猛哥帖木儿被野人所杀，与叔凡察等潜往朝鲜，并请协助等，记后续情况甚详，且证实猛哥帖木儿为董山之父，凡察之亲兄，以及叔侄不和等事，之所以另设建州右卫，即因两人争执不休之故。其后董山叛抚无常，终被擒杀的经过，也详见于《明实录》。

范察的孙子纳郎哈与董山同叛而遭诛，因无嗣乃以叔父卜哈秃承袭;董山则由子脱罗袭职，均悔过来朝，明廷遂命其“统束本卫人民，再犯不贷”。成化二年(1470)，建州卫都指挥兀者秃木欲侵朝鲜，同年冬建州为明巡抚辽东都御史彭谊所破，擒斩建州酋。太炎认为此酋即兀者秃木，然不知此人与范察、童仓、董山的关系，也可能是李满住的别支。不过，彭谊破建州之后，复以董山的儿子脱罗为该地的指挥川。

董山事既明，继董山之后叛乱的伏当加，则由于明朝辽东守将的处置不当，激发边患。成化十五年(147}}，中官汪直更欲立功固宠，虚张边警，声称贼酋伏当加欲纠三卫人马人寇，请明廷出师讨之，然兵部认为罪状未著，宜相机战守，但汪直不听，说动朝廷出兵，并以其为监督，便宜生杀，至广宁遇见六十余名来贡的建州头目，竟诬以窥伺而掩杀之，大军遂人建州，出其不意，年轻力壮者几尽逃匿之后，杀掠留下的老弱者，并焚烧庐舍而还。翌年，建州女真即以复仇为理由，进犯辽东，长驱四百余里，俘虏到的人，不论男女，全部肢解以泄愤，并夺牛羊，烧房子，更不计其数，辽东骚然，边将只能自保而已。汪直、陈诚垮台后，重新启用文升，巡抚辽东，塞上才稍安宁。伏当加显因报复而人寇，然到底与范察、董山是何种亲属关系，太炎并未能考出;不过，太炎指出，《清实录》述范察与肇祖(即猛哥帖木儿)之间，本来就缺了一代，不知有纳郎哈，也不知卜哈秃，更不要说伏当加了。

按照《清实录》所排的世系，从肇祖到太祖努尔哈赤，一共六世，然而顺治皇帝祭告天地，追崇太祖以上只有四世，清代的永陵亦只有四世。如此龃龉，依太炎之见，乃清室的始祖并未载诸谱牒，口耳相传，以致有误。他又指出，孟特穆乃猛哥帖木儿之从孙，不可混为一人。孟特穆与福满父子之所以不见于明朝文献，太炎认为因其未曾袭职之故。自成化末年到嘉靖中期，辽边较宁。至王杲作乱，才开启清命，然清代官书既多缘饰，明史也甚简略，但太炎见到当时参与辽事的茅瑞征、王在晋，却皆记载颇详，遂以茅、王二家言为本，参照《明实录》、《明史》，以及清代官书，来论述清景祖觉昌安，清显祖塔克世，清太祖努尔哈赤三代的事状。

王杲于嘉靖末年，约当16世纪的后半叶，成为建州右卫的都指挥，即范察的故地，横行边陲;后授都督，益为不轨，可见王杲必是建州的大酋。清景祖兄弟六人，分割赫图阿刺之地，称六贝勒，而王杲受明朝的爵命，显然都是王的属下。王乃汉姓，然早在明初，归附的女真人已多取王姓，或赐姓，王杲之姓可能也是由此而来。太炎虽无法确定王杲与清皇室的关系，然发现皇室中却多有姓王者，而满洲诸部中有王甲部，即完颜部的异名，故疑王杲之氏乃王甲的简称。太炎于民国以后任东北筹边使时，曾至兴京去看清之永陵，见到四祖之前有王杲。奉祀官说，每年祭祀时，先祭王杲，后祭四祖，到清末仍然如此，乃更加怀疑王杲原是清室的家尊。事实上，清朝的强盛也始自王杲，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窥抚顺，杀副总兵，深人辽阳，总兵李成梁虽曾大创王杲，难息其横行，久而始擒杀之，而清之初祖附从而已，故王果实为清室宏业的前导。太炎此论虽未必尽是，却可一见其考史之细密。

万历十一年(1583)，李成梁攻打古勒城主阿太。太炎认为阿太或称阿台，很可能是王杲的“遗孽”，继父之志寇盗无己，故成梁讨之，射杀阿太，且诱城中人出，尽屠之。清景祖偕显祖往救也遭戮，努尔哈赤的父祖因此同死，见于奏牍，必然不误;然父祖死后，努尔哈赤犹接受明命，由建州都指挥升为都督，事见于《明实录》万历十七年(1589)条。其后，努尔哈赤叛明，始以复仇为藉口，所谓告七大恨于天云云，都是政治手段，盖先借明朝的王命，劫制其部类，然后藉复仇以叛明，所以太炎称其为奸雄。《清实录》记太祖至叶赫，杨吉砮以女妻之，生皇太极。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更指出，最初努尔哈赤尚不能稳住内部，故以婚姻来固其势。太炎认为清太祖以北关叶赫部来壮自己的声势，十分明显，然后竟灭其国，缢杀杨吉砮之子，又尝计杀母弟，乃一“契薄背恩”的政治人物。

万历十九年(1591)以前，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兵力尚盛，努尔哈赤还不敢横行，但就在这一年年底，李总兵解任之后，不到两年努尔哈赤就大破叶赫等九部，明廷还以其保塞有功，授予龙虎将军的称号。努尔哈赤藉此号召，尽有东方诸部，并以互市，盛聚财富，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攻灭南关，引起明廷的关注，遂于二十九年命李成梁再镇辽东，但七十六岁的老将已无远志，不到四年以六堡难守而弃之，将六万四千余户居民迁人内地，沿途“大军驱迫，死者狼藉”，明廷还以招回汉人而叙功，并赏赐努尔哈赤。翌年，努尔哈赤“语始狂悖”;不过，《清实录》谓万历三十四年(1606)，蒙古五部已尊太祖为神武皇帝，但太炎认为不实。万历三十六年，李成梁又解职，努尔哈赤始益无忌惮，然仍朝贡，并以第七个儿子巴卜海留质广宁。明朝御使张涛还有疏称，东夷人质，为旷古盛事，相信努尔哈赤不会背汉，但是不久之后，质子固在，北边焚劫已经开始。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秘密称帝，不到两年开始犯边，攻陷抚顺，杀死总兵张承胤，自称建州国汗，正式称帝。明年窥伺开原、铁岭，传檄朝鲜，声势大振。太炎指出，努尔哈赤对付明朝，并非全靠武力，实颇用权谋，时机未成熟时，不以强抗，而能渐积以成，此也正是他超过先人董山、王杲之处，遂“以枭雄之姿，晏然乘诸部虚耗，蚕食以尽，藩翰既溃，祸及辽东”，十余年间伪装求和，而明廷不察，到崇祯朝内忧外患相逼而来，犹不醒悟。太炎此段，论见于史，明亡清兴的因果关系解而释之矣。

章太炎写清朝开国前史，颇展现现代实证派史家的精神与方法，用最原始的资料，相互参证，力求事实的真相，重建混沌不清的源流，使清室可靠的世系，眉目顿现，随之完成一篇信而可征的清代开国前政治史。其结论略谓:清乃女真后裔，世居建州，与明廷关系密切，自明初即称臣纳贡，其后叛服无常，至明季处置未当，遂与建州以可乘之机，努尔哈赤尤知伸缩，势弱时，表示恭顺，以与取与夺，明廷不察，及清势大盛，遂致南侵以及席卷中国，先称后金汗国，寻取新名曰满洲，以大清为号，以爱新觉罗为皇姓。于清朝开国前史，可谓目举眉展。

章太炎论清学史

章太炎于梁启超与钱穆之前，对三百年清代学术史已有论述，并勾画出几条清晰的线索，虽多少反映其个人的意识形态与学术背景，与梁、钱所述自有异同，然清学史的基本架构，却由章氏先立。

章氏先指出，宋明理学到了清代，已经枯竭无华。他注意到颜元对宋明理学的反动，强调德、行、艺，以实践实用之学，如兵农钱谷之类，来替代无用的读书与静坐，认为颇有“燕赵之士钝如椎”的北方学者风格，可称大儒，然而并不赞同颜元的矫枉过正之论。若颜元“舍谱学琴”之论，就不够全面，书与谱都是符号，而书比谱更难以掌握，若不讲读，则更难领会原意，然则非书不可读，而是要读好书;难道即有好书，也要一并废弃?太炎也不以抽象思维为无用，静思亦非禅宗独有，若西方的哲学，陶冶性情，如沐浴膏泽，于民未必无补。不过，章氏虽欲正颜，然对颜于明亡清兴之后，不出仕宦，认为是不忘光复，则颇为激赏。

太炎以人品作为评论学人的准则，显而易见，而人品辄以是否出事满清而定，故清初三杰中，视王夫之最清，因其藏身榛莽之地，与胡人政权完全隔绝。顾炎武读书不忘兴兵恢复，至事败则研究前人的制度，有待于后人，其才识也相当高，不下于船山。至于黄宗羲，所著《明夷待访录》陈义虽高，实对清廷有所期待，与王夫之的《黄书》相比，太炎认为梨州应该感到十分惭愧，所以又写《非黄》一篇，断言:“黄宗羲学术计会，出顾炎武下甚远;守节不孙，以言亢宗，又弗如王夫之”。太炎推崇戴震，不仅仅其在朴学上的成就，而且深知在清帝国统治下，民生痛苦的隐曲，所以才发愤写《原善》与《孟子字义疏证》，讲求平恕，明言死于法，尚可救;死于理，即不可救，道出所谓天理可以杀人，犹厉于刑法。按震之意，如以其言施政，在上者不苛刻，在下者无怨尤，衣食滋殖，可致刑错，为此追究性命之本，方知情欲不可灭绝，情欲当亦是理。太炎认为，此乃戴震为了改进当时的政治而发，然则时人或以其攻伐朱子，后人或以此比附西方功利主义，均未真正明了戴震的意思。

太炎认为，戴望无论在学术和人品上，都与戴震不相称。戴望虽未出仕，但“寄食于大盗曾氏之门”，显然将帮助满清平乱的曾国藩，视为江洋大盗，以寄曾门为耻。他自也将清代学术的迟滞，归诸满清政权的高压政策，文人学士有所顾忌，无论歌诗文史作品，不免粗制滥造;再由于愚民政策，传统的经世济民志向也呈衰竭现象。太炎将思想钳制视为学术思想窒碍的原因，固然有反满的背景，自亦言之成理，并长期以来为现代学者所接受。

按章太炎的思考，正因思想遭到严密控制，清初大儒顾炎武、阎若璩、张尔歧、胡渭等人，只能从事经学考据，遂下开清学的主流。不过，这些大儒虽称硕学，但草创尚未精博，直到乾隆朝始成系统，可分吴皖二派。吴派由惠栋所创，其学好博而尊闻，弟子有江声、余萧客等，都能笃于尊信，缀次古义，但很少有自己的主见。然而，在此风气影响下，王鸣盛与钱大听等，稍益发舒，汪中、刘台拱等又渐次兴起于扬州。余萧客的弟子江藩治经，陈义尔雅，渊乎古训。皖派则始于江永与戴震，讲求综形名，任裁断。“规模闳远”的戴震就是江永的学生，深通小学、礼经、算术、舆地之学，在京师任教时，名家如卢文貂、孔广森都问学于他，他的学生中还有段玉裁、王念孙等人，皆能以经传相互证明，解决古书文义的疑难，认为这种“小学训话，自魏以来，未尝有也”，其后俞樾、孙治让都是承袭王念孙之学，认为戴震以下经儒学问的精华，实在小学;通小学庶能上朔古义，断以己见。这一段话点出乾嘉朴学的渊流，太炎本人师从俞樾，小学也是他学问的根本，在其心目中自是清学之精华。

章太炎并不认为，乾嘉学者所治仅是汉学，如戴震精于舆地，钱大昕精于史事，孙星衍明于法律，皆非只治汉学之证。魏源指乾隆中叶惠戴以下之学为无用，然太炎一本反满的立场，认为处满清统治的无望之世，出而用世反而帮助敌人，若欲与敌人相抗，罗网周密，难有作为，也只有埋首于训诂，并非不关心生民哀乐，实因时代现实之故。所以，他认为乾嘉朴学虽不足以应世尚，却至少有三大长处，一是讲求实证，故不欺一诈;二是用力作学问，故不期侥幸;三是习劳思善，故不偷懒。他遵奉朴学，可谓毕生不移。

吴、皖二派之外，太炎标出浙东之学，认为肇自明末，万氏兄弟师事余姚黄宗羲，虽杂陈汉宋，但万斯同独尊史法，讲求史学，其后邵晋涵、全祖望等继之，善言明末史事，至章学诚更张大刘散、班固的史学。此一由浙东学者所形成的史学流派，在现代学者之中亦由太炎先发。更少为人注意者，太炎还指出，浙东尚有礼学一脉，至黄式三始与皖南经学交通而合流。

太炎对桐城派在清代的兴起，更有非常现代的特殊见解。他从地理影响人文的观点人手，指出太湖之滨的苏州、常州、松江、太仓等地的自然环境，使该地民性佚丽，喜好华丽的文辞，在学问方面也就喜欢浏览而无纲纪。然而出自皖南徽州的戴学，由于地处高原，其民勤苦，治学也求深邃，“言直核而无温藉”，形成皖南经儒与苏常文士截然不同的学风。太炎认为由于戴震名震京师，诸儒震悚，天下遂渐渐轻视文士，文士与经儒之间的矛盾也就日益恶化。方苞等桐城文士标榜曾巩、归有光，亦欲借程朱宋学之尸以还魂，谓之桐城义法，以便与戴震抗。但是依太炎之见，桐城诸家并未得程朱要领，只是大言自壮，因而更遭轻视。姚鼐想做戴震的学生，未被接纳，意有不平，遂持论痛诋朴学残碎，其后方东树更极力非议汉学，更不相容。太炎认为，经说尚朴质，而文辞贵优衍，两者截然分途，乃是很自然的事情。

然而太炎指出，文士虽以华词自喜，却以不习经典为耻，因而有务为瑰意眇辞的常州经今文学之兴，以供文士之需。今文宗公羊，其复兴始于庄存舆，其徒刘逢禄开始专主董仲舒，其词尚温厚，至宋翔凤最善附会，杂以谶纬神秘之辞，“其意瑰玮，而文特华妙，与治朴学者异术，故文士尤利之”。到了道光末年，魏源好言经世，但太炎评价甚低，谓其夸诞，晚年牢落以治今文为名高，然既不知师法，亦不通小学，以至于乱越而无条理。龚自珍是段玉裁的外甥，稍知书，亦治公羊，与魏源相称誉。邵懿辰以《逸书》、《逸礼》为刘歆矫造，反信东晋古文，未免真伪倒置。太炎认为此三人都是喜欢卓荧之辞，欲以前汉的今文经术，助其文采，实不知经术的绳墨，故所论支离自陷，乃往往如俄语，文士只是利用今文，实不通经。不过，他认为戴望述公羊尚有师法，其学流传于湖南与岭广之间，王阖运遍注五经，其徒廖平，时有新义，虽亦有不根之说，然远胜于魏源等人之绝无伦类。公羊学仍不免使浮竞之士如康有为，延缘绪言，写成《新学伪经考》，指刘歆伪造古文经。太炎嘲讽康有为想当清帝的国师，又何必讥王莽新朝的国师刘歆呢。这一段讨论文士与经儒之交涉，以及经今文之兴，颇具特识，也能勾画学术之兴的清晰线索。

清代的经儒，世称汉学家，但章太炎认为，除了清代的今文家之外，其余与汉儒绝异。大体而言，清儒不似汉儒以经术明治乱，所以短于风议;然而也不似汉儒以阴阳断人事，所以长于求是。短长相较，清代经儒所论，虽然远阔难以实用，但是不谈鬼神、象纬、五行、占卦之术，故能不以神教来蒙蔽六艺，而将六艺视为古史，故能得知上古以来人事的隆污之迹，可以据此明流变，审因革，虽然有时不免琐碎识小，然至少远于巫祝。魏源深诋惠、戴等所治汉学无用，然太炎指出，魏源实与常州今文派汉学同流，“妖以诬民，夸以媚虏”;康有为更以孔子为巫师、教主，并提倡大同说以消饵满汉界线，类此都是汉学的咎戾，其罪渊则造端于吴学，而常州今文学为之变本加厉。足见他不满今文，因其夸巫，讲神道而不讲人道;在此他以现代世俗化的观点作论断，未必仅是今古文家的门户之见。

惠栋与戴震之学至晚清时已衰，太炎认为惟有番禺陈澄能纠合汉宋，其弟子尚能凭记诵，以言谈剿说取人，及至翁同和、潘祖荫专以诌媚奉承的话来招诸小儒，清学开始大衰。其故实乃学者心术已不正，专门以刺探贵人意志为应对之资，风气败坏，学术自亦凋零川。太炎自身的学术即承继清学而来，尤其是朴学对他的影响卓然可知，此一影响也可见之于他对清学史的评价，然而他身处清学式微之世，特具的忧患意识，自亦可见之于其论述之中。

结论

章太炎并不是现代的专业史家，他仍是传统式的通儒，然而他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做了新旧学术间的一些承授工作，无论在文学、哲学、语言文字学以及史学方面，都有他承前启后的贡献。本文仅就他与现代史学的关系，作一讨论。现代学者论章氏史学之文已多，然大都就其民族主义立场着墨。民族主义固然关系重大，但不能仅就其反清排满的政治立场发挥，更不能以其政治宣传文字，作为评论其史学的依据。他的民族主义史学仍具有坚实的史学基础，以信史为追求的目标，以进步发展为史观，为国史从传统过渡到现在作出了贡献。

章氏拟写的中国通史未成，单行的史著只有《清开国别记》，并为章氏丛书三编之一种，行世者惟正续两编，故较少人知，论者偶然提到，似尚未有深人分析者，本文特专节论述，其书篇幅不多，然一本最原始的档案资料，大有实证派史家的风范，俨然是现代史学的草创之作。

太炎所著《訄书))初刻本原是诉求变法之书，再刻本已是声援革命之书，可称以学术为本，政治为用之撰述，民国以后，再予增订删改，并更名《检论》，体用均归诸学术，其中论及中国学术的演变，颇多新见，亦可称现代思想史研究的草创之作。本文仅就其论清学史部分，略加表述，以见一般。

史学仅是章太炎学问的一部分，但这一部分与中国近代新史学有关，近百年中国现代的史学史应有章氏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