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一个国民党伞兵的1944-1949

简介

并不是所有的阵亡者都配得上烈士的称号，是否为信仰而战，这是烈士与炮灰的区别。能够安慰死者的不是勋章，不是墓碑，而是他们的信仰是否得到了捍卫，是他们的理想是否成为了现实！《战场上的蒲公英》以视角独特的战争记录，严谨深入的细节考证，为您展现一个国民党伞兵的1944-1949！

引子

小时候就知道蔡智诚先生当过国民党军官，因为我曾经看见他被捆起来游街，头上戴着高帽，胸前挂着大牌子。

后来又听说他平反了，得了"起义证书"，还补发了好多工资，忽然变得特别有钱。那时候电影院里正在演《野火春风斗古城》，大人们在看完金环和银环的故事之后回来就说："老蔡原来是和'关团长'一样的好人呵！"于是就有许多热心的大妈大婶给蔡先生介绍对象，动员他续弦。而我们这些小孩则屁颠屁颠地跟在他身后嚷嚷："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蔡先生只好尴尬地笑。

再后来，蔡先生就退休了。一个人在家里种桃树、养兰花、喂金鱼，侍弄一些不吵不闹的小玩意，孤孤单单，自得其乐。再再后来，当我偶然得知这位安静的老头儿居然曾经是中国军队最早的空降兵，不由得大吃一惊，急忙和几个朋友找上门去："伞兵呵！特种部队呀！老蔡先生，给我们讲讲故事吧！"

这时候，老人家已经得了帕金森病，语言和行动都有些障碍。他坐在藤椅上，看看院子里的花，又望望天边的云，许久许久才嘟哝了一句："这伞兵嘛，就像是战场上的蒲公英……"

不想上学了

1944年初夏，二十二岁的蔡智诚不想上学了，他要去当兵。

蔡智诚是贵州人，家住遵义老城琵琶桥（今贵州省遵义市红旗路），他家的斜对面就是黔军高官柏辉章的公馆，如今那里已成为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会址。

蔡智诚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大哥蔡智明1938年在武汉战役中牺牲了；姐姐蔡智慧已经出嫁，在"美国援华协会"当医师；二哥蔡智仁毕业于陆军辎重兵学校，是国民党交通二团的营长；而蔡智诚的孪生妹妹蔡智兰初中还没有毕业就跑出去参军，结果在战场上失去了音讯。

1944年，蔡家的年轻人中只有蔡智诚还在学校里读书，这倒不是因为他不想工作或者胆子小，而是父母觉得家里应该留一个"守门的"。蔡老四是长辈们公认的最乖巧听话的孩子，应该老老实实地把大学念完，然后成家立业才对。

蔡家祖上是湖北人，清朝乾隆年间来到贵州，先是在官府做幕僚，后来又经营盐号。贵州是个不产盐的地方，食盐完全依靠川滇两省供给，而遵义这里是川盐入黔的集散地，蔡家在这里开办"恒升永"商号，兼营盐业、布匹和杂货，很快发了大财。但正所谓"富不过三代"，到了蔡智诚的父亲蔡式超这一辈，蔡家的家道就渐渐衰落了。

蔡式超是厦门大学的第一批学生，在华侨创办的大学里受过几年的"商学"教育，虽然没学到多少经商的本事，却树立了"实业救国"的思想。回到家乡就下定决心当农场主，向陈嘉庚学习。刚开始，他和厦大同学何辑五一起改良茶种，开办了一个很大的茶场。在当时，贵州种植茶叶的人很少，蔡同学与何同学希望用茶叶这种"新型经济作物"替代盛行于贵州的鸦片，觉得这既能挽救家乡风气，又能振兴地方经济，真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双丰收。

从理论而言，两位大学生的思路是可取的，但从实际上却根本办不到--兴办农业需要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可贵州一带却战事频繁。黔军、滇军、川军、中央军，民团、土匪、青帮和洪帮来来去去，今天这个拔苗，明天那个刨坑，试验农场的苗圃里好不容易长出了几片茶叶，还没等收获就被别人抢跑了。折腾了几年，不仅茶园毫无收获，就连何辑五也在军阀混战中被赶出了贵州，原本雄心勃勃的农业改革试验于是就此收场。

做不成农场主，只好改当企业家。蔡式超先是开了家肥皂厂，希望帮助乡亲们养成讲卫生的好习惯，结果造出来的"卫生肥皂"黑不溜秋，根本卖不掉，只得关张。接着他又开设酒精厂，初衷是想用工业酒精替代汽油，"甩掉贫油国的帽子"。但是，酒精醇度要到95度以上才能够开汽车，蔡式超搞了几十个大铁皮罐，蒸馏来蒸馏去，怎么也超不过94度，只能当医药酒精用--不过这也歪打正着，抗战爆发了，前方需要大量的医用酒精，蔡老板于是不计成本地把一批批的产品送往前线。没过几年，家业就被他折腾得差不多了。

时间到了1944年，大后方的物价飞涨、人心浮躁、社会混乱，民众对政府极不信任。

其实，抗战之初的情形并不是这样的。那时候的国民党军队虽然一败再败，但国民党的表现还算不错，军人不怕死，官员也耐得住艰苦。所以尽管局势严峻，但社会各界却很团结，人民积极支前，踊跃参战，处处呈现出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蒋委员长的形象也空前的伟大。

可后来就不行了。自从美国参战以后，国民政府就像是松了一口气，所有的老毛病都回来了。争权夺利、拉帮结派、腐化堕落……"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各种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行径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官员们的嘴里动不动就是"美国朋友"什么的，好像打日本不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反倒是帮美国人开辟第二战场一样。

老百姓并不怕吃苦受罪，怕的是当权者没志气，官员的堕落、政府的腐败、军队的无能，使人民对前途失去了信心。于是，先前的那种毁家救国、同仇敌忾的景象难以见到了，取而代之的是怨声载道和灰心失望。

这期间，云南和四川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学潮，学生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当局的独裁和腐败。可是，浙江大学电机系二年级的学生蔡智诚却从来没有参加过"闹事"，在遵义，他不仅没有上街游行，就连抗议的标语也没见到过。

抗战时期，贵州是"政治模范省"，浙江大学也是"模范学校"。全体师生埋头学习、钻研业务，对政治运动敬而远之，校园内外显得风平浪静。

浙江大学是1940年迁到贵州遵义的（1946年回迁），当时的校长是竺可桢。

竺校长十分爱护学生。1942年，西南联大在昆明反对孔祥熙，邀请遵义的浙江大学也起来响应。当时，军警部队已在校外荷枪实弹，极有可能发生流血冲突。浙大的老师努力阻拦学生，结果却没拦住，被学生们冲出去了。于是，竺可桢校长举起一面小旗走在了游行队伍的最前头，他说："我不赞成学生的行为，但既然年青人上了街，我就要保护他们的安全。"

大学校长带头游行！这破天荒的举动惹得蒋介石大怒，竺可桢差点因此被撤职。从这以后，浙大的学生们就很少再参与政治活动了--他们不愿意给校长添麻烦。

虽然是在战争期间，但浙江大学的学习条件还是很不错的。

首先是书多、仪器多。浙大内迁的时候，全部图书资料和实验设备都完好地转移到了遵义。浙江方面还把"文澜阁四库全书"等珍贵文献也交给他们管理，这在内迁学校中是绝无仅有的优势；再就是钱多。蒋总裁是浙江人，有许多江浙籍商人和官员可以给浙江大学提供经费，使浙大有能力实施科研项目，还能定期从国外购买学术资料，物质条件得天独厚。

当然，更重要的是师资力量雄厚。浙大主张"文理兼修"，规定所有的名教授都必须上基础课，在大学一年级的讲坛上，可以看见校长竺可桢、文学院长梅光迪、理学院长胡刚复、工学院长李熙谋、农学院长卢守耕、研究院长郑宗海，还可以见到陈建功、苏步青、王国松、王葆仁、李寿恒、马一浮、何增禄、王淦昌、贝时璋、谈家桢、卢嘉锡……全是名震学界的大师精英。

抗战时期，遵义没有遭到过日军飞机的空袭，所以浙大的师生不必像其他学校那样"跑警报"，可以十分从容地在教室里或者小河边专心读书。于是后来，在遵义读书的两千多本科生里，有四十多人成为了中科院的院士--这其中当然没有包括蔡智诚，因为他刚读到二年级就去当兵了。

1944年6月，蔡智诚正跟着俞国顺副教授建造"发电厂"。

当时，遵义没有电力设施，教师备课、学生看书只能使用桐油灯，每个人的眼睛和鼻子都被灯烟熏得黑黑的，看上去十分不雅。电机系实验室的俞主任于是就决定搞一个小型火电厂，利用当地的煤炭资源发电照明。

发电房的"核心设备"是一台15千伏安的交流发电机和一台四缸45马力的煤气机，都是从云南淘来的二手货。几个人"叮叮咣咣"地修了一个多月，好不容易让它们派上了用场。

试运行的头几天，厂房里来了一个中央军校（抗战期间，国民党的陆军中央军校设在遵义）的教官，他说自己要结婚了，让发电厂给他的新房装两盏电灯。可是，这位军官的住宅与浙大的校舍是反方向，给他装电灯非得专门拉一条回路不可，于是俞国顺就没有同意。这下子教官火了，抄起军棍"乓乓"几下，把俞教授的脑袋敲了个洞。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教授被教官打了一顿也只能忍气吞声。俞国顺躺在病床上长吁短叹，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还说"看来雷海宗先生的理论是正确的，没有真正的兵，就没有真正的国民……"

俞国顺提到的这位雷海宗，是西南联大的历史学教授，他写过一本书--《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在当时影响很大。

雷先生的观点大概是：中国旧文化是"无兵的文化"，偏重文德，使人文弱。士大夫对兵戎之事不了解、不关心，致使流氓无赖充斥行伍，军队的素质低下，不能满足文明社会的要求。雷先生认为，"无兵的文化"使得国家"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没有国民，也就是没有政治生活"。所以他主张有知识的人应该去当兵，因为"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坦白光明的社会"。他倡议知识分子应该修炼"武德"，修正畸形的"文德"，以此来振兴民族的风气。

雷海宗的这个理论多少有点尼采的味道，虽然要求社会变革，却不反对军事独裁，所以得到了蒋总裁的赞成。当时，主管贵州党务的张道藩拿着雷教授的书到浙大来搞宣传，"青年军"的政治部主任蒋经国也到学校来作演讲，提出了"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鼓动青年学子们去当兵。

可是，在浙江大学鼓动了半天，却没有人报名参军--这一方面是因为国民政府《兵役法》规定，在校读书的学生可以免除兵役；另一方面，浙大的校长和老师也反对学生从军。

浙大的教授们觉得，雷海宗的理论近似于"法西斯蒂"，是"以军国主义对抗军国主义"，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们主张青年学生应该好好读书，认为只有掌握先进的科学知识才是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最佳途径……

蔡智诚原本也是准备听从老师的教导，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可是，军校教官的几棍子，不仅敲破了俞副教授的脑袋，也把蔡智诚打糊涂了。他想，军队教官的素质尚且如此，士兵的野蛮又该到了何等地步，让这些流氓一样的军人保护国家，社会的文明还有什么前途可言？

那天下午，蔡大学生带着这个困惑回到家里，没想到却又遇到另一件烦心事--姐姐被乱兵打伤了。

1944年夏天，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一败涂地，大溃退引发了难民潮。当时，在四川避难的人们听说湖南湖北败了，认为重庆很危险，就想往贵州和云南跑；在贵州避难的看见日军进了广西，恐怕中国军队抵挡不住，又想往云南和四川跑；而云南边境也在打仗，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了，昆明的人也觉得危险，也想往外跑……于是乎，位于云贵川三省要道的遵义县就成了难民聚集的中心。

遵义设置了许多"难民救济站"，五花八门。

一类是政府的民政机构，他们在衙门里办公，有赈灾款，可以征用民房，还能调动警察维持秩序。但他们要检查求助者的身份证、难民证和疏散证，对证件不全的不予理睬。逃难的民众大多没有携带证明文件，因此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从政府那里得到帮助。另一类救济场所是各省的"同乡会"。他们在庙宇祠堂里实施救济，不查证件，却要分辨口音，只有自己的老乡才能有饭吃、有地方住。

"美国援华协会"也在路边搭建了"救济棚"，设有治疗室、厨房、浴室和厕所。他们不查证件也不辨口音，每天提供两顿饭，但只接待老人、妇女和儿童，对青年男子概不欢迎。

蔡智诚的姐姐蔡智慧在"救济棚"里当医生，负责救治女性患者。她的工作区域是不许男人进入的。可就在那天上午，棚子里突然闯进来几个士兵，翻箱倒柜，吵着要什么"盘尼西林"。蔡智慧一边赶他们出去，一边解释说这里只是个救济站，没有那么贵重的药品。当兵的火了："美国人的地方，怎么会没有西药？"还说"老子在前方打仗，你们把贵重东西都偷去卖了！"骂了许多难听的话，还把蔡医师给打伤了。

蔡智诚赶到医院的时候，看见姐姐的病床前聚着许多同事，好些人气得直哭。"援华协会"的负责人马力（Mariotte）先生正冲着遵义县县长大吼大叫："中国的军队太糟糕！中国的军人太野蛮！"那倒霉的县长只有连连点头，保证一定"严惩肇事的歹徒"。

看到这个场景，蔡智诚的心里十分难过。他觉得，马力先生骂县长，实际上也是骂了所有的中国人。

当天晚上，在留给父亲的信中，蔡智诚这样写道："国家沦落到如此地步，军队堕落到如此地步，处罚几个犯罪的士兵有何成效？而今看来，雷海宗先生所言极是，知识者应投身行伍，努力改造旧军阀之流氓习气……需要以文明之思想兼勇敢之精神建立起新式高尚之军队，方能切实承担保护国民之重责……"

于是，这个二十二岁的大学生拿定主意不念书了，要去"改造旧军队"。

第二天，他跑到教务处办理退学手续。浙大的训导长费巩听说蔡智诚准备去参军，考虑了一阵，在申请书上批示："准予休学"--算是给他保留了学籍。

就这样，1944年6月，浙江大学电机系二年级的蔡智诚弃笔从戎，满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走上了抗日的战场。

去云南投军

离开学校，蔡智诚就琢磨着到哪里去报名参军。

按理说，招兵的地方多得很，县、区、乡各级公所都在办理兵役。遵义当地就有个"师管区"，下设好几个"补充团"，隔三岔五地往前线送人，可蔡智诚却不愿意在那里报名，因为"遵义师管区"的新兵是补充到黔军部队的，这不符合蔡智诚的志向。蔡大学生的理想是参加"青年军"--蒋经国主任在浙大演讲时说过："青年军是高素质的现代化军队，是民族的精英、国家的希望。"

想进"青年军"，最简便的办法是去找柏辉章。

1944年，柏将军正在家里赋闲，手里无职无权。但是，他先前担任赣南警备区司令的时候，赣南专员蒋经国是他的副司令。蔡智诚心想，如果请柏辉章写张条子，到青年军去找如日中天的蒋主任一定没有问题。

蔡家与柏家是街坊，两家大门距离不过四十米，彼此都是熟人。蔡智诚到了柏公馆，说明来意之后，柏辉章笑了笑，二话不说就磨墨捉笔准备写介绍信。可正在这时候，柏家的大爷柏继陶从楼上下来了。他对柏二爷说："这事搞不得。蔡家老大在你手底下阵亡了，蔡家的幺妹也不见了，如今蔡老二还在前线扳命，你再把老四送上去，万一出了闪失，老街坊的脸面不好看。"

这柏继陶是个酱菜铺的老板，在琵琶桥边上卖豆瓣酱和熏腊肉，"柏家七杰"中只有他这个当大哥的没出过门也没当过官。可也怪了，柏家兄弟对这位土老财哥哥却十分敬重。就拿柏公馆来说，漂漂亮亮的一栋楼，柏辉章和弟弟们住楼下，楼上却只住着柏继陶一家人，真的把他当做了家长。

柏继陶对蔡智诚说："蔡四娃，想当兵，请你爹来讲，年轻人不要东跑西跑的想精想怪。"

他这么一发话，柏辉章就放下毛笔伸懒腰。再想批条子，门儿都没有了。

没有介绍信，还可以到省城去想办法。

"贵州军管区"也有青年军的报名点，可蔡智诚却不敢去贵阳。因为这时候的贵阳市长是他父亲的老同学何辑五，蔡式超自己也正在省城的"管理委员会"当巡视员，蔡四娃倘若胆敢进城，被老爹"巡视"见了，非给抓起来送回学校不可。

无奈之下，只有另打主意--直接去云南投军。

只是去云南并不容易。公路上聚满了难民，绝大多数是准备去昆明的，这时候的客车车票要用金条来换，用钞票都买不到座位。蔡智诚当然没有黄金可以买客车票，他给父亲留了一封"告别信"，收拾起行装，然后就和普通难民一样在路边招手，找机会搭乘过路的货车。

路口上每过来一部卡车，都有无数的人拥上去讨价还价。货车的位置和客车一样紧俏，蔡智诚尝试了好多趟，次次无功而返。

折腾了一整天，傍晚的时候，终于让他等来了一个熟人--杨三。

这位杨三原先是蔡家老大蔡智明的马弁，蔡老大牺牲之后就跟着蔡老二蔡智仁学开车，然后就在交通二团当了个班长，从此不用扛枪冲锋还得了个发财的机会，因此对蔡家兄弟感激得不得了。

杨三的卡车正好要去云南的保山，听说"四少爷"想搭车，这家伙立刻就张大了嘴，露出一脸半哭半笑的表情。蔡智诚安慰他说："你不用怕，该付多少钱我照给，总之不让你吃亏，反正在四楼给我留个位置就是了。"

"四层楼"是汽车兵的术语。抗战时期的车辆紧俏，军车出差时超载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通常，车厢的底部隐藏着一些违禁物资，这些走私品大多是长官交办的，沿途关卡心照不宣，只要不被人看见就好，这叫"一楼"；一楼的上面覆盖着规定运输的物品，这是"二楼"；在"规定运送物"的上边又摆放着各"公司商号"托运的零散物件，被称为"三楼"（三楼的运费是运输单位的外快，大家可以分成）；车厢的最顶上就是"四楼"，全都是些搭乘顺风车的大活人。由于货物堆得太高，所以必须把这些乘客绑在架子上，要不然，汽车一颠簸，人就会掉下来。

蔡智诚有个当汽车营长的哥哥，当然懂得这里头的名堂。可他这么一说，杨三反而更加尴尬了："四少爷坐车是我的运气，我高兴都来不及，肯定请你坐驾驶室，哪里敢收钱。只不过刚才接到了命令，有个什么上校也要坐这辆车，不知道他同不同意搭上你一起走……"

过去的规定是"三丁抽一"、"逢五抽二"，现在不论了，只要够条件就拉走；《兵役法》要求壮丁入伍前必须进行"国民军事训练"，现在也顾不上了，绳子一捆就往前线送。最早只是在乡下抓"黑脚杆"（农民），到后来，店铺的伙计也抓、工厂的工人也抓、无业的市民甚至外乡的难民也抓，反正遇见合适的就拉来。

为了躲避兵役，有的年轻男子把自己的脚搞断、把手指头剁掉，还有的装聋作哑、装疯卖傻。1943年，"遵义师管区"准备到兵工厂里抓壮丁，被厂方知道了，工人把大门一关，就在厂房里和军队打了起来。结果当场打死四十人，接着又判了十二个死刑，最后只征到了八名兵。这样的新兵送到部队，怎么可能提升军队的素质？但不送这些人去，又能有什么办法？

王光炜对蔡智诚说："你希望改善军队的风气，我也赞成。但这个事只能等到打完仗以后慢慢搞，素质问题要从小娃娃抓起，现在的兵都是些'棒棒脑壳'，教也教不会，就像石头窝窝里的'赖包谷'一样，整不出好菜来。"

王上校还说，你入了军队，早晚也是当干部，要时刻保持威严，不用去和当兵的讲道理。军队和学校不是一回事，"棒棒脑壳"不开窍，你客气，他就以为你好欺负，七七八八的事情都惹出来，兵就不好带了。带兵就是要打要骂，再不行就枪毙，猛将手下出好兵，打仗的时候哪有时间去讨论思想问题……

蔡智诚一边听着前辈的教导，一边却在心里犯嘀咕。虽然还没有正式入伍，他就已经觉得军队的实情和自己原先想象的不太相同，但转念又想，王光炜说的是旧式军队，也许"青年军"这样的新式部队，会有更为高尚的精神面貌吧。

7月3日，卡车开到了云南保山。

快进县城的时候，在路上遇到了一支正在行进的队伍，这是103师的309团，于是就停下车来打招呼。

309团的团长是陈永思，他与王家和蔡家素有来往，这时见到熟人当然十分高兴。

陈团长说，309团原本是驻守祥云机场的，刚接到移防的命令，大概是要向松山方向增援。接着，他拍了拍蔡智诚的脑袋，笑着问："大学生，逃课不读书，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王光炜说："蔡四娃想参加青年军，我准备在103师给他挂个号，然后就转到昆明去。"

陈永思说："那没问题，蔡家的事给何军长说一声就行了，好办得很。不出意外的话，四娃明天就可以拿着介绍信去昆明。"

可这时候，蔡智诚却改变了主意。他让杨三把车上的皮箱拿下来，不坐车了，并且十分坚决地宣布："我不去师部挂号，我要跟你们去松山打鬼子！"

国民党的新兵营

蔡智诚的参战愿望遭到了大家的反对。

陈永思说："你现在还是个老百姓，怎么能够上前线？"

蔡智诚立刻表示："那么你赶紧收我入伍！"

王光炜乐了："入伍总要办个手续。再说，即使你当了军人，是否上前线也要听从官长的命令，哪能想去就去的。"

蔡智诚很不服气，心说，人家那些"棒棒脑壳"、"黑脚杆"，绳子一捆就当兵打仗了，怎么到了我这里就这么麻烦？

可是，王光炜和陈永思都不理睬他，自顾自走到一边，商量起公事来。蔡智诚郁闷得不行，只好找个话茬，把开车的杨三骂了一顿。

公路上，309团的队伍还在行进。这时候，队列里忽然有人喊："四少爷！"蔡智诚循声望去--咦？是他以前的"小跟班"游湘江。

游湘江是蔡家厨师的儿子，比蔡智诚大两岁，小时候跟蔡智诚一起上学，每天帮四少爷背书包。不过他这个书童读起书来既不聪明也不刻苦，所以后来就辍学到工厂里当学徒，再后来又进了何知重办的军士队，打了几年仗，如今已升为上尉连长。

跟班遇见少爷，当然要聊几句。游连长听说蔡同学是来当兵打仗的，立刻大摇其头："我们这些粗人打打杀杀是理所当然，你这个搞科学的贵重人也跑出来冒险，损失太大了……"

蔡智诚最听不得这种话，当即就嚷嚷起来："国家是全体中国人的，你可以上前线杀敌，我也有义务报国！"几句话搞得游湘江和杨三都不敢再吭声，大家不欢而散。

下午，队伍进了保山县城。王光炜径直去军部报到了，陈永思团长则带着蔡智诚去103师的师部。王光炜原先在103师当过团长，这次到云南，估摸着自己可能是要接替这个师的师长，所以刻意"避嫌"，不想和现任师长打交道。

那么，蔡智诚这么个小青年参军，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师部呢？--这和他的家庭背景有关系。

民国时期，贵州军政界的显要人物要么是遵义人（比如王家烈、柏辉章），要么是兴义人、安顺人（比如何应钦、谷正伦），前者比较"土"，后者比较"洋"。蔡家是遵义名门，与当地的土军阀素有来往，而蔡式超又在外面读过书，与何应钦的两个弟弟何辑五、何纵炎是同学，所以能够在"土""洋"两边都说得上话。蔡式超本身是个"办实业"的局外人，与争权夺利没有什么关系，但传话送信的事情干多了，军界上层也都知道有个"爱管闲事"的蔡老板，多多少少总要给他点面子。

蔡家与何家是世交，蔡家的孩子称何应钦为"世伯"。而这时在保山，第8军军长正是何应钦的侄子何绍周，所以蔡新兵与何军长可以算是世家兄弟，办理他入伍的手续当然就需要由师一级的单位经手了。

在国民党的大员中，何应钦的"私人势力"并不算强，直到抗战中期才拉起一支黔军班底的第8军。老何自己没有子女，因此就把第8军交给了自己的侄儿何绍周。可陈诚却看不过眼，愣是把李弥派到第8军来当副军长，从中掺上一把沙子。

第8军下属三个师，按战斗力排列依次为--荣1师、103师和82师。

荣誉第1师是由湘西和贵州籍伤愈士兵组成的部队，算是半个黔军。但这个师一直处于"陈诚系"的掌控之下，从师长到团长、营长都是陈诚和李弥的人，何军长根本就调不动；82师是贵州部队，师长王伯勋是何应钦的亲信。这个师虽然听从何绍周的指挥，但本身的战斗力太弱，所以何军长在第8军真正能指望的主力只有103师。

103师的前任师长就是何绍周自己，现任师长是熊绶春。这熊绶春也是陈诚的亲信，因此，何军长就总是琢磨着要换掉这个师长。他给103师下命令的时候，经常越过师部，直接传达到各团，生生把熊师长给架空了。

这样一来，第8军总共三个师，一个不买军长的账、一个不买师长的账，还有一个实力太弱，其战斗力可想而知。

不过，蔡智诚当时并不知道这些派系纷争。在师部，他看见三十多岁的熊绶春师长愁眉苦脸，心事重重，外表比实际年龄老得多。

陈永思给熊师长介绍了蔡智诚，说了句"这是何军长的亲戚"，接着就和103师的副师长郭惠苍商量起来，建议"先在师部安排一个书记官的职务，然后报送军部，推荐到青年军去任职"。

团长和副师长自作主张，师长熊绶春不置可否，皱着眉头一言不发，一副很不高兴的模样。

看见这个情形，蔡智诚心想："熊师长一定把我当成了投机钻营的小人。"于是就主动表态说："两位师长，你们现在很忙，我本不该来此打扰。蔡智诚到军队是来帮忙的，不是来添乱的，大战将至，个人的小事不劳长官费心，只要请派我上火线杀敌就行了。"

听到这番话，熊绶春的脸色明显开朗了许多，态度也和蔼起来。他询问了蔡同学的情况，用沙哑的嗓音说道："你还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最好先去教导队锻炼一下，这样对你有好处。至于是留在本师还是去青年军，等训练完毕以后再作决定吧。"然后又和气地握了握这个新兵的手："年轻人，好自为之，我们还指望你给军队帮忙呢。"

熊绶春的手软软的、湿湿的，说话的语调不高。这时候，蔡同学还没有养成行军礼的习惯，心里一激动，本能地给师长鞠了个躬。这不伦不类的礼节惹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蔡智诚不会想到，几年以后，在双堆集，他和熊绶春还将会有一次告别--依然是软软的、湿湿的手，依然是低沉沙哑的语调，依然没有敬军礼而是鞠了一个躬--只是，他没能实现自己的诺言，最终也没能帮上熊绶春的忙。

103师教导队实际上就是新兵训练营，蔡智诚在这里不知道算是个什么角色。他每天东游西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人管束他，更没有谁安排他站岗出操。

教导队里有一群新到的壮丁，据说本来有两千多人。可是从师管区送到这里就只剩下了一千三，一路上有的跑了，有的死了，侥幸走到兵营的也被折腾得气息奄奄像活鬼一样，离死也差不了多远。

以前，蔡智诚没怎么接触过贫苦农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这些人，他首先的印象是"真能吃"--几十个大木桶装满了糙米饭，没有菜也没有汤，一眨眼的工夫就吃完了。壮丁们抹着嘴，东张西望，一副意犹未尽的表情，好像再来几十桶也照样能干光。

除了吃，别的本事就不行了。出操站队连前后左右都分不清，光是"向左转"和"向右转"就学了两个钟头，教官再喊一声"向后转"，这些家伙却不知道转身，居然"咚咚咚"地倒退几步，把蔡智诚的肚子都笑痛了。

蔡智诚也尝试着与壮丁们交谈，说些"你家在哪里？""家里有哪些人？"之类的话。可这些新兵要么把脑袋埋得深深的，要么就睁着惊恐的眼睛不言语，仿佛不是在谈心而是在应付审问，弄得蔡智诚十分没趣。

隔了两天，教导队的许大队长找蔡智诚谈话，要求他不要和壮丁们那么亲近。

"为什么？"蔡同学十分纳闷。他还一门心思地准备教育新兵，提高他们的精神素质呢。

"老弟，在教导队就必须严、必须凶。你想，新兵都是些老百姓，不对他们凶一点狠一点，他们就觉得像在家里一样，吊儿郎当，如何能养成服从上级、遵守纪律的习惯？再说了，我们这里太客气，让他们把心放宽了，日后进了部队，遇到厉害的带兵官，这些人就会觉得受不了，到时候他们有武器有技术，一旦生了反骨就容易打黑枪、闹哗变，后果不堪设想……"

许大队长还说："常言道，心慈不带兵。军队本来就是个舔血吃饭的地方，大家的脑门上顶着个'死'字，个个都是打骂出来的。蔡老弟呀，天底下能有几个人像你有这么好的福气。"

队长的语气很委婉，可眼神却是冷冰冰的。蔡智诚能够感觉到，那眼神中其实还藏着另一句潜台词："别忘了，你自己也是个新兵，少来这里冒充教官……"

于是，从这以后，蔡智诚只好离壮丁们远远的，再也不主动套近乎了。

新兵营里每天都有人死亡。

那些犯了过错的新兵，有的被吊起来打军棍，有的被拉到操场边上，"嘭"的一枪毙掉了，没有审判也没有记录。谁也弄不清弃尸坑里埋的是什么人，一条人命就这么消失在荒野之中。

又过了几天，教导队给新兵发枪，开始练习实弹射击。

靶场的四周架起了机枪，这是防备新兵借机哗变。在这样的氛围下，人们的心情十分紧张，各种事故也频频发生。

正在上子弹的时候，"砰"的一声，操作失误，后排的人把前排的打死了。新兵们顿时惊慌失措，吓得四散开来，谁也不敢站在前头。教官拎着军棍冲过去，劈头盖脑一顿猛揍："怕什么！今天不死明天死，上了战场都是这样，不是打死别人就是被别人打死。"随即下令把尸体拖走，继续射击。

没过多久，"砰"又是一声，又是什么人动作失误，自己把自己打死了……练了几天枪，每天都要发生好几起类似事件。到最后新兵们都麻木了，死了人也无所谓，趴在血泊边上继续打枪。

于是，蔡智诚渐渐明白了军人们野蛮粗鲁的缘由--因为他们就是被这种粗暴的方法训练出来的--这样的训练，能够形成服从、恐惧和仇恨，却不能培养出忠诚、团结和友爱。

在新兵训练营里，没有亲切的交谈，没有笑声，没有歌声，除了长官的呵斥就是士兵的哭叫。这让蔡智诚觉得很难受，他实在无法习惯这种压抑的氛围。幸好，教导队并不干涉蔡智诚的自由，他可以随时溜出营地去散心。

教导队是跟着103师行动的。两个月来，他们从保山县城移动到了惠通桥附近，已经能够听见松山阵地上的炮声了。

新兵营旁边就是第8军的野战医院，每天都有担架队在这里进进出出。但是，蔡智诚从没有进医院去看过，这时候的他还有点怕见血，怕听到伤兵的哭喊声。

蔡智诚比较喜欢到惠通桥头去看高射炮阵地。

阵地上有三门高射炮，每门炮都有一个美国兵负责指挥。因为日本飞机难得飞来一次，所以这些炮兵也就无事可做，整天躺在草地上晒太阳。过路的老百姓开玩笑，冲他们嚷"美国佬，快起床，日本鬼子打来了！"洋人们就"OK、OK"地爬起来，先跑到大炮跟前装模做样地用嘴巴发出射击的声音，然后又装成日本飞机的样子摇摇晃晃地栽倒在草地上。大家哈哈一乐，他们就继续晒太阳、睡大觉。

蔡智诚很喜欢这几个美国人，他觉得这几个外国士兵对中国老百姓的态度，比我们自己的军队还要显得和善得多。

在惠通桥附近，来来往往的老百姓很多，而且他们好像也不怕打仗。

在民国时期，中央政府行使权力的基本单位是保甲，保甲制度执行得严厉的地方，兵役任务重，税收负担也重。可云南这里的土皇帝是龙云，不怎么买中央的账，保甲制就有点行不通。云南人当兵只进滇军，不补充老蒋的部队，所以这里的征兵数量并不大，税赋也不多，到处可以看见青年男女逛来逛去，嘻嘻哈哈。

让后勤单位最头疼的就是当地的年轻人，因为他们会偷东西。军车停在路边上，稍不注意就被搬空了，连车轮子都被卸掉推走。虽然很快就能在地摊上找到这些失窃的物品，可那需要再花钱买回来。龙云十分袒护云南人，蒋委员长当时也不敢得罪这个土皇帝，所以中央军也就拿偷东西的人没办法，只有自己多加小心，注意防范。

当然，当地民众还是积极支援中国军队抗战的，松山前线的弹药物资全靠云南马帮进行运输。腾冲这里的少数民族比较多，男女平等，所以马帮队伍里既有小伙子也有大姑娘，男男女女打扮得花枝招展，有说有笑，一副开开心心的样子，知道的晓得他们是要上前线，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去赶集呢。

有一段时间，马帮运送的全是炸药。没过几天，就听男女青年们回来说："好厉害的爆炸哦，整座山都蹦起来了。"那份高兴劲，就像是看了一场精彩的大戏一般--蔡智诚这才知道，82师实施坑道爆破，把松山主高地打下来了。

82师拿下了松山主高地，而103师却仍然在打攻坚战。

几乎每天都有军官到教导队来征调补充兵，新兵营里的壮丁几乎被调光了，可蔡智诚却还是闲着--许队长就是不点他的名。

不过，蔡智诚也不是无事可做。那些日子里，他正在研究"新式武器"。

8月份，103师装备了一批火焰喷射器（当时叫"喷火枪"），新兵训练营也领来了几枝。在这以前，教官们谁也没见过这玩意儿，都不知道怎么操作。好在箱子里有一本英文说明书，蔡智诚能看懂，折腾了一阵就把所有的机关都弄明白了。

"喷火枪"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两个15升的罐子，一个装凝固汽油（普通汽油中加入凝固粉）、另一个装压缩空气，油料经过软管压迫进喷枪，击发点火之后就喷射出去。火焰的温度超过了600度，虽然不能把钢铁融化，但是能把铁烧红。

蔡智诚反复试验了好多次，发现教导队的这几把喷火枪都不合标准。说明书上说可以喷射80米，实际射程只能达到40米；书上说标准射击能重复八到十次，而实际最多只能击发六次。这大概是由于压缩气瓶不过关，造成压源的力量不够，所以实战中需要配一个助手，背着补充气瓶跟着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