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靖任秋是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传奇人物。他1925年加入中共，此后近二十年，一直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身居要职，孙殿英倚为心腹，戴笠对其收买，蒋介石召其面见。他周旋于国民党高级将领（如高树勋、廖运周、孙蔚如）和特务头子（如戴笠、徐恩曾、刘建群）之间，长期从事秘密工作、兵运工作、上层统战工作。近二十年里，他一直处于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圈套之中，明算暗算，无间无常，斗心斗智。他一生屡历险境，五次被捕，两次入狱。他不仅保持了气节，而且全身得脱，堪称奇迹。这本回忆录脱胎于靖任秋在“文革”隔离审查期间所写的交代材料，囚室面壁，冥思苦想，因而回忆详尽，生动可读。不仅细数隐蔽战线的斗争，而且对三四十年代的社会百态、世风人情都有详述，堪称展现旧中国社会的一幅生动图画。

引言

以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特点。我和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一走进革命队伍，就过军人生活。只因机缘不同，自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党分配我长期隐蔽埋伏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和国民党部队中做兵运工作，特别是做上层和接近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不言而喻，这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事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我之所以能从事这个工作，是和入党以后，党对我的教育和训练分不开的。所以，我的回忆就从我到军事学校开始。

从黄埔军校到北伐战场

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我在南京东南大学旁听。有不少人因为缴不起学杂费用，用旁听的方法在大学听课，学校也允许。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高潮，我在南京参加了这一伟大运动，在运动中被吸收入党，未?过候补期。大约是六七月，我在南京东南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陈兴霖陈子坚，和我是小同乡，以后脱党，任过国民党师长，解放后在财政部的出版社工作。是先由他和我谈话的。)和华少峰(华岗，解放后任山东大学校长)。陈是东大学生，东大党支部的负责人，华少峰是当时的南京地委书记，当时南京的党团员只有二三十人，地委书记是直接领导人。当时我们一同住在丹凤街一个老百姓开的寄宿舍里，我和陈子坚同住在一间北房，华少峰一人单独住在同我们对面的一个南房里。陈子坚有组织关系我知道得很久，他到南京东大以前，在徐州第十中学就有关系，我了解徐州组织的负责人是十中的教员吴亚鲁。我在南京时认为他是党员。入党时填有入党介绍表(确切名称记不清了)，并在清凉山的扫叶楼举行了宣誓仪式，一同宣誓的还有一两位。宣誓时在墙上钉了一幅长不满尺，有?刀斧头的小红旗，我当时以为是党旗，面向红旗举手宣誓。那时他们告诉我，同志间互相介绍，不要说同志，党员就说是大学同学，团员就介绍说是中学同学。入党后，小组生活中只记得有朱福民(东大学生，河南人)，其他的人不记得了，可能还有陈兴霖。在南京党内认识的人，现在知道下落的只有阎少鹏(或严兆鹏)，在北京计量局工作。1962年他到上海还找过我， 1926年后我们就见过这一次。岳烛远也是在南京党内认识的，他当时在南京第一中学读书。其他党员，我知道的有宛希严(东大学生)、徐恕(东大学生，河南人)，曹壮父(河海工科大学生)等，下落都不清楚。这些人都是当时比较活跃的。我们开会都是在一起的，?常开会的地方是在陈君起的家里，也在清凉山、玄武湖开会，统是这二三十人，会议中没有分过党团员，也没有对党团员分过什么不同的任务。

在这以前，1923年孙中山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当时国共合作，党的活动是利用国民党的面目公开的。我们的党员加入到国民党内，联合左派，孤立右派进行反帝反军阀斗争。我入党后组织即决定我加入中国国民党，介绍人是陈子坚和刘华章(东大学生，徐州人)。南京党的主要活动是在反帝反封建的基础上联合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作斗争。当时国民党左派中有一个联合的对象叫李一平，后在国务院参事室作参事。当时南京是国家主义派大本营，所以当时的活动中和国家主义派作斗争也是主要任务。通过五卅运动也进行了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曾?包围过英商在南京下关的怡和洋行，由于警察干涉，在南京警察厅请过愿，举行过群众大游行，进行过不少宣传工作。好多活动也是和陈兴霖一同的，如夜晚贴标语、传单，一个在前边刷糨糊，一个在后边贴等等。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建立国民革命军，在广州成立黄埔军官学校，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两党合作的军事、政治并重的新型军校。因为需要大批进步青年参加军队，1926年4月，由南京地委决定，介绍我去广东报考黄埔军校。一同介绍去的另外还有两个同志，一位姓熊，?西人，他本是黄埔一期的学生，是学校派他到北方活动，任务完了回学校去。另一位姓李，是台湾人。两人都是中共党员，只是记不起名字了。介绍的关系是由姓熊的掌握的。1926年4月，我们一同由南京出发，从上海搭轮船到广州。那位台湾同志远离家乡， ?济很困难，姓熊的同志钱也用完了。我身上也只有二三十元。从南京坐火车到上海，再住旅馆，等买了船票，剩下的几个钱，也仅够在船上买饭吃。当时轮船还不能直接到广州靠岸，只能先到黄埔，停在黄埔?心。我们一到黄埔已身无分文。一到黄埔雄就上岸，到黄埔军校找到当时的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周恩来同志离开军校后，他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也是?西人，可能他们是同乡，在他那里要了几块钱，我们才雇了一条小艇，当夜就住在这个小艇上，等第二天才又另外搭船到的广州。到广州也是熊去和组织接上关系。黄埔入伍生政治部是派韩继汉和我们联系的，由韩介绍我们先住到广州总工会，以后也是由他给我们办的入黄埔的手续，是否?过考试想不起了。熊是一期的考学生，他是到校本部学生队插班的。我便编入入伍生第一团作入伍生，那位台湾同志是进的炮兵营(入伍生)，我在入伍生是第一连，全连也只有几个党员，现在记得的同连同支部的只有陈丙亭同志一人，另外一位姓谭的，名字不记得了，他们都是湖南人。韩当时可能在黄埔军校入伍生部的政治部工作。黄埔只有党的组织，没有团的组织。在黄埔开小组会，交党费都是?常的，每个星期中央差不多都要召开一次党员的全体会，地点就是在毛主席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和中山大学。

广东未统一以前，陈炯明还盘踞在东?一带，而广州附近基本上掌握在旧军阀杨希闵、刘震寰手里。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后，第二期与第一期间隔时间不长，三期距二期毕业也只一年工夫。那时，以黄埔毕业生为基础，开始建立教导团，即教导一、二团，以军校学生为骨干成立的革命武装总算有了这么一点，东征的主力就是教导一团、二团。东征击溃了陈炯明，这是广东的大事。新建的革命武装，一去就平定了东?。从此，黄埔军校在社会上得到重视。刚成立教导团时，都认为学生兵没用处。平定陈炯明以后，教导团声威大振。回到广州，就发生了杨刘叛变。陈、杨、刘在广东是主要力量。这两个团回到广州没有休息，就参加平定杨、刘叛乱的战斗，消灭了杨希闵和刘震寰的部队。这一来，黄埔军校在广东政府之下，变成了革命的支柱。当然，那时广东国民政府还有李济深、谭延闿、朱培德、李福林、程潜等部队，不过力量都不大。统一广东的就是这两个战役。由于教导团在两次战役中的光辉战绩，黄埔军校的威望由此建立。学生在社会上得到尊重，也因为这两个战役。

蒋介石以办黄埔军校起家，他在国民党内取得那样一天比一天高的地位，与教导一、二团在统一广东时的贡献不可分。因为他是校长，学生的功绩都记在他的账上。当时军队骨干都是黄埔的，一、二期的毕业生领导三期的，而在历次战斗中表现比较突出的又大都是共产党员。东征时周恩来同志是政治部主任。因此部队也就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共产党掌握了很大军权"，蒋介石看到这点，就打起主意来，蓄意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这只兵舰?是广东的主要兵舰，孙中山躲避陈炯明叛乱就在这只军舰上，以后就叫中山舰。李之龙是黄埔军校一期学生，共产党员，?是蒋介石比较信任的，中山舰就由他来当舰长。当时，在黄埔学生中，不管是海、陆军，他都是比较突出的。李之龙升得比较快，就是因为蒋介石赏识他。中山舰本来停泊在广州，因为蒋介石?常住在黄埔，就以黄埔作中心向广东活动。当然，广州也有他的房子。兵舰本来?常来往于广州黄埔之间，逢调动总是临时升火。1926年3月9日，中山舰得到命令从广州调动到黄埔去。蒋介石却诬称中山舰" 擅自移动，图谋不轨"，把责任推给共产党，并借机扣留了李之龙，故意张大其事，好像共产党在里边有什么阴谋。这便是"中山舰事件"。

我到广州正是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之后，首次国共合作由于蒋介石的阴谋破坏已出现裂痕，但表面上广东的局面仍然是国共合作，广州市面上还算安定。我们党在广州各方面都有些基础，也有一定的领导地位，总的说情况看来还不错，但是也有很大变化。我们党当初建议办黄埔军校，就是要在当中活动，建立革命武装。在这以前，学校中革命的力量与右派力量也有很厉害的斗争。学生与学生间的斗争已?形成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国民党右派这几种力量。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联合，我们也很重视对他们做工作，彼此行动比较一致。国民党右派自形成西山会议派以后，就在黄埔军校反对共产党。在校的黄埔学生和已毕业出校的学生有两个公开的组织，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性的外围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实质上是由我党领导争取国民党左派反对国民党右派斗争的群众组织。它一方面团结左派，一方面对右派斗争，在广州，这个组织也得到社会上的重视。另一个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组织领导的孙文主义学会。两派的斗争很激烈。黄埔军校毕业生要到工作岗位(主要是在部队)，有个组织叫黄埔同学会。这个组织对黄埔毕业生的安排和使用有很大权力，它可以向上面介绍如何安排工作。那时部队发展很快，军事干部提升也快，但一般有个程序：军校毕业，首先当准尉见习，几个月后生少尉排长，再过几个月升任中尉，再过几个月才当上尉连长。

如果进黄埔同学会工作，一进去就是少校军阶。所以，那时左派与右派争夺黄埔同学会领导权的斗争很激烈。会长由蒋介石自兼，下边做具体工作的岗位就成了争夺目标。当然，蒋介石所信赖和使用的始终是国民党右派。比如，我记得黄埔同学会当时的秘书长曾扩情(四川人)，就很得蒋的信任，他从那时起，长期替蒋介石组织联络左派，成为蒋的亲信。还有杨阴紫(？)也是蒋的亲信。杨在一九二几年就死了。我们捉到了他，把他处决了。中山舰事件后，蒋以此为借口，向我党提出很多问题，甚至要求在部队和黄埔学生中的共产党员，都要公开身份，尤其是在部队中的党代表更要公开身份，重要工作岗位上的共产党员要撤换。并且下令同时解散"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蒋介石又要求军校共产党员一律退出国民党。对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领导屈从蒋介石的阴谋，接受了蒋介石的要求，取消了青年军人联合会组织，在黄埔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全部由国民党内退出，公开了共产党员的身份。周恩来同志?来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也就在此时离开黄埔。这件事影响很大，共产党员党代表这次被蒋介石撤换了很多。?来，黄埔基本上由共产党控制。蒋介石阴谋提出黄埔撤出党代表，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这一来我们的活动受到极大的限制，共产党员不好再在国民党的组织内活动，我们也不能再在黄埔公开活动了，因而左派活动一时陷于停顿。表面上蒋介石也要孙文主义学会停止活动，取消组织，就留一个黄埔同学会，其实，蒋介石的广东国民政府就是西山会议派如邹鲁、居正、石清扬这样一堆人，占着重要的位置。蒋介石的种种活动就是他们在支持，他怎么会取消这派人的活动！孙文主义学会不但没有同时取消，反而大肆活动。一时反动空气极为浓厚，右派气焰极为嚣张，掌握了黄埔同学会和黄埔军校的特别党部。

当时已?认识到公开身份这个决定是不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为扭转这个局面，决定以后再到黄埔的同志统统不再公开，都暗藏在国民党的组织里，以国民党的面貌，在黄埔重新开展国民党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因此，3月20号以后进校的学生一律不再公开共产党员身份。

我们入伍正在此时。1926年5月我考入黄埔军校，所以那时再进校的共产党员就不公开了，我是其中之一，才又重新开展了党在军校的活动。黄埔军校的教育过程分两个阶段：进校后先当入伍生，实际上是锻炼我们过艰苦、紧张的军营生活。当时入伍生各团设在白云山麓，靠近黄花岗、沙河镇。沙河镇上常有小贩挑担卖的沙河粉，是很有名的。镇附近的山叫瘦狗岑，军校在那里搭了几排席棚，入伍生就在席棚里吃饭、睡觉、受训，过兵营生活。席棚的排列还是整齐的，床铺是用竹子搭的双层床，布置得井井有条。入伍生阶段就是要锻炼人习惯军人生活，严肃、紧张，动作还得迅速、整齐。清早听到军号声，立即起床穿衣，佩带好枪支、子弹、水壶，一共只给15分钟。吃饭要喊口令，?也不能先吃，10分或15分钟以后，又喊"立正"，没吃完也不能再吃了。每天日程排得很满。广东天气很热，出操时开始跑步半小时，枪械、子弹、水壶都挂在身上，只半个钟头，眉毛上的汗就滴得像流水。不叫"稍息"，?也不准乱动。上午出操，下午打野外，爬上山时还要冲锋。这样搞半天，还得跑步回学校。整天的操练，不仅衣服都是湿的，连子弹带也是湿的。就这么湿着一身也不休息就进饭厅吃饭，我们也吃得不少。那时身体很好，一身汗吃饭，吃着饭又出一身汗。晚上有点空隙，就到沙河去洗澡。满身大汗跳到沙河就洗澡。这样刻苦锻炼对身体很不错。现在年岁大了，还深感这些锻炼的好处。

入伍生在沙河有两个团。我记得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是在1926年7月9日，誓师大会由教育长方鼎英主持，我们都列队参加。黄埔的入伍生期?定半年，我到后只有三个月上下，广东即誓师北伐，当时学校是四期在校，没毕业就抽调一部分学生随北伐军出发。也从入伍生中抽部分人(一个中队，等于一个连)提前转到校本部，作为第四期学生。我便由入伍生抽调(或?过考试)到校本部转为正式学生，进校后就准备出师北伐。我编入第四期政治大队第四队。队长徐象乾(向前)，队的支部书记为同队同学杨剑英。同队同支部同学有十多人，同支部的党员，记得有：李鸣秋(东北人)、张作兴(东北人)、李亭林(山西人)、王明源(湖北人)、樊量?(湖北人)、梁勃(湖南人)等，以后统没见过。现存的只有杨德魁(杨秀峰，山西人，重庆市委)一人。我们到后不久前三个队就毕业了，我们一个队到得晚，没有同他们一齐毕业。在入伍生期间除过党的一般组织生活外，没有特殊活动。到校后因为没有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党组织给我的任务是负责军校内的国民党左派的团结和组织工作，并与广州国民党上层人物建立联系，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当时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国民党内多数人是能和我们合作的。我们当时做国民党左派的工作，主要是根据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宣传贯彻三大政策的精神，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对右派是进行斗争打击的。当时总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到北伐后才提出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我们决定重新组织左派，先从黄埔军校和广州做起，并联合国民党左派的首领共同组织左派活动，以争取他们支持黄埔左派的活动，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活动。当时和右派作斗争的焦点，一是军校的特别党部，这是在校公开活动的中心，是团结领导在校黄埔学生的核心。特别党部接受学校的领导，但它对学生的领导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二是黄埔同学会，这是联系黄埔毕业和在校学生的中心组织。

当时军校中的党员同志，虽然由于身份公开，活动受到限制，但他们与广大同学特别是国民党左派仍保持广泛联系和影响。我进去后就和各连队的党员共同工作，很快就使工作开展起来。我们组织起国民党左派，首先改组了黄埔特别党部。军校特别党部是由学生选举产生的，当时整个革命形势还是对我们有利的。我到学校后不久就被选进特别党部(内分两部分：执行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开始我在监察委员会，后来参加了特别党部的委员会，我们逐步取得了特别党部的全面领导权。我们更进一步打算改组黄埔同学会，但始终没能掌握黄埔同学会，因为黄埔同学会负责的人选是蒋介石以会长的名义指定的。这时北伐军已进到南昌，蒋介石对这种情况很了解，就一再号召学生要"团结"，不要互相"攻击"。但是，这种号召是没有用处的。前面讲到西山会议派名义上在学校不能活动，其实，蒋对它很支持。这样他讲"团结"就是空话。蒋介石在北伐已?到了?西的时候，还不断有电报给学校，关心校内两派斗争的发展，这说明了在3月20日以后学校左、右派斗争的激烈。当时国民党右派骂我们是恶化势力，我们骂国民党是腐化势力。黄埔军校革命空气又高涨起来，右派的气焰已不似以前的嚣张。他们看到这种形势的发展不是留在广州的右派分子能够改变的，遂由蒋介石从前方下令将军校比较进步的力量，政治大队提前毕业调赴前方，这时是1926年底，我们就是这样离开广东的。

这期间，黄埔的左派组织还发展到广州，同时?组织的上层介绍也发展到国民党的上层。国民党的上层左派人物中有徐谦、顾孟余、甘乃光等，我和徐谦也是在这时认识的。以后随着北伐的进展，左派的活动还发展到湖南、?西和武汉各地。这里还有个怪事，?都知道右派叫西山会议派，在黄埔军校叫孙文主义学会。也都知道有个左派组织，却没有名字。那时社会上对黄埔学生很重视，虽然我们穿着入伍生的灰布服装，整天出汗，又在地下滚爬，衣服很不像样，但是这部分人在广州颇受注意，甚至很有点受尊重。广州女学生也爱找穿破军装的黄埔学生。

12月份，我们政治大队第四队从广东调出来，参加北伐。这时北伐军已?接近武汉。我们一起从广州坐火车到韶关。再往北铁路不通。出韶关·过一座九峰山，便到湖南衡阳。那时行军很有趣，对我们青年军人，爬山走路本不是什么困难。进湖南以后，行军途中，?过几个同学的老家，备受亲切热情的招待，至今记忆犹新。有一次，我们坐湘?的船，夜晚月下，走到了同学的家。老人们奇怪地看到儿子归来，高兴得不得了。我们比较要好的同学都跟着去。那时正接近旧历年，老太太很热情，夜里连觉也不睡，把家里的腊肉、鸡拿出来，大家吃了一整夜。第二天天不亮，又赶快上船继续行军。我们还在路上，北伐军已?占领了武汉。北伐军刚从广东出师湘鄂两省时，纪律严明，每?过一个地方，都受到广大群众的欢?。到长沙、衡阳，人们知道我们是学生，当地的学校就请我们去讲演。过长沙时，我被邀到湖南长沙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讲了半天。我们在广东出来时穿的是单衣，内衣只是一件编织的线衣。在湖南的冬天，穿这么一身衣服站在台上演讲，大家都看出很冷。听讲的人交头接耳，有的还跑上台来亲切地问我是否要加件衣服。这种亲切关怀的情景，相隔几十年了，记忆还很清楚。可以看出，这是北伐初期时的军民鱼水之情。

北伐的铁军是叶挺独立团，这里面有很多共产党员。独立团属于第四军，李济深管。我们的政治活动就是争取国民党左派。由于各地有党的组织介绍，我们从湖南?过时跟当地的国民党左派取得联系，交换意见，甚至以后我们之间也有联系。我们一路上与群众接近，沿途作宣传，如去讲演。可以看到北伐时是很有生气，很兴旺的。

前三个队毕业不到三四个月，北伐军已占领武汉，1927年初旧历年前，我们政治大队第四队到了武汉。黄埔军校全称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这时改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成立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我们编为学生大队第一中队，党的组织情况如前述，直到离开学校，都没有大变化。记得到武汉正好过旧年，我们住在武昌城里的两湖书院。有的同学家在汉口，邀我们去过年。当天刮大风，长?中从武昌到汉口的船都不能开。我们跟小船的船夫商量，让他给我们开船，那时实在年轻，稍为懂事一点都不会去冒这个险。刮着大风，船在?心上上下下，驶船的人一再叫我们不要动，我们却在船上又唱又叫。到了同学家里，自然又是饱吃一顿。

这时武汉入伍生也很快进了校，编成两个团(入伍生一团、二团)，还有女生队。彭文①此时就编在女生队。她在学校也比较活跃。

到武汉分校后，我仍然是以国民党左派面目活动的，负责组织国民党的左派工作。到武汉以后也就三几个月，我们这个队也毕业了，我分配在分校政治部任党务股长兼特别党部主任委员，仍然做国民党左派的组织工作，并负责分校特别党部的工作(在广东我已?负责特别党部的工作，在武汉我任主任委员)，参加武汉黄埔同学会分会的组织领导。我们在武汉分校的活动，跟在广东一样，发展到学校之外，发展到了社会上，实际上发展到湖南?西的长沙南昌武汉各地。我负责武汉的工作，除仍然抓武汉军校特别党部和黄埔同学会武汉分会外，也做些社会上的国民党左派的工作。社会关系?组织的介绍，发展的面也是较广的，和湖北上层人物李汉俊(即出席共产党一大的)、邓初民等发生的关系便是如此。在武汉的左派组织中，邓初民也是参加人之一，那时他的家就在武昌，我们星期天就?常在他家里开会。?常一起开会的还有当时的有名人物李汉俊等。前面说过，左派组织的活动，实际上并无固定名称，而社会上却流传着"左社"的说法。黄埔同学会(学校改名后仍叫黄埔同学会)也活动，在武汉成立了分会，曾钟圣(曾希圣的哥哥，很有能力，在武汉已是武汉日报的社长或是主编，长征中在川北让张国焘杀了)也参加过。这时的黄埔同学会，由我和他一起负责。北伐时军区政治部主任，黄埔四期学生汤志，也参与做这项工作。

那时，蒋介石虽然名义上是军校校长，但一切由副校长恽代英主持，武汉分校党和行政上都是他负责，恽也是湖北人，他还参加湖北省的党政工作。政治部主任，总教官都是共产党人。政治部主任是周佛海，他当时还是共产党员，"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宁汉正式分裂，他才从武汉跑到南京，背叛了党。还有个总教官孙存统，后改名施复亮，当时也是共产党员(宁汉分裂后，表现惊慌失措。叛逃时，他把教官的工资自己拿着，党要开除他)。教务长侯连瀛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倾向进步，是拥护党的，学校中政治气氛是好的。当然，学校中也有国民党右派，但他们却成不了主导力量。淮海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一一○师师长廖运周，在学校时也是国民党左派。他就是在左派活动中，由我介绍入党的(1933年他失掉组织关系后，在国民党军队当师长)。他起义的情况我在后面还要叙述。

彭文也被选到特别党部当委员。这样，我们接触了，但是我们都从事政治活动，因而彼此关系的发展比较隐蔽，怕在学校闹恋爱产生不好的影响。当时军校的人还有胡毓秀(女生队)，廖运海(学生第二队)，彭漪兰(分校女生队区队长或指导员，共产党员 )，徐向前(第一队队长)，陈毅(政治教官)，施复亮(政治总教官)等。

当时广东国民政府还在广州。我们到武汉后一个时期，国民政府才正式迁到武汉，称为武汉政府，负责人汪精卫，还有徐谦、邓演达等。我们党在这里起领导作用。

在革命势力大发展的情况下，反革命势力从害怕革命走到反对革命的道路上。广州反共实际在"四·一二"之前。留守广东的反革命军阀李济深早已开始反共和"清党"。他首先对付黄埔军校，我们不少同志，甚至国民党的左派，都受害牺牲。广东有人跑到武汉，黄埔同学会就收容他们。蒋介石军队到达上海后，由于蒋介石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本质，再加上帝国主义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势力，相互勾结互为依附，造成了蒋介石的反革命叛变。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蒋介石正式叛变革命，在上海屠杀工人。我当时在军校特别党部工作，在四·一二以后，我们在军校用国民党的面目也开始清除国民党右派反动分子的工作。记得有一个陈醒民，当时是我们队上一个国民党右派，是我们队上的斗争对象，就是在那时被我们清除逃跑了。

向河南进军，称第二次北伐，我们从武汉向河南进军，主要的对象是奉系的东北军。有趣的是我们的铁军(第四军称铁军，即叶挺独立团)到河南遇到了东北军的铁军(它是否叫第四团我记不清了)。战斗打得很激烈。最后北伐军取得胜利，克复了郑州。我们在武汉开追悼会，追悼黄埔第一期的蒋先云。他是一位很好的团长，北伐中在河南战死。黄埔的左派学生很尊重他。我现在还记得开追悼会的情况。当时，宁汉关系紧张，蒋介石在南京反对武汉政府，宁汉已?形成对立的局面，汪精卫已很动摇，而武汉兵力很空虚，武汉卫戍司令叶挺只有一个团。正在这个时候，湖南许克祥叛变，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湖北夏斗寅部队叛变，进攻武汉的朱兆南部队，就是配合蒋介石来反对武汉的。当时，武汉没有部队，到河南的部队还没有撤回，情况紧急。临时把中央军校在武汉的三个学兵团，编成一个独立师，以武汉分校教育长侯连瀛作师长，由叶挺统一指挥，保卫武汉，讨伐叛军。队伍从武昌出来坐火车南下，只走了两三站，到了土地堂就跟敌人接触了。还好，很快就把许克祥的队伍击败。追击到咸宁地方，许克祥已向西南跑掉。这时咸宁县县长也跑了，临时由叶挺部政治部主任陈子坚当县长，叫我管公安局。这时，湖南的农民运动已?搞起来。叛军部队被打退以后，我们很快又回到武汉。武汉形势也有重大变化。

"四·一二"之后，蒋介石公开反共，在南京成立政府，要求武汉政府搬到南京，武汉政府决定东征。一方面决定东征，一方面武汉内部一天天出问题，武汉形势日趋紧张。我党已把工人的武装(工人纠察队的枪)交了出去。这是陈独秀的右倾理论：国民革命是国民党领导的，共产党要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实际上，当时已?感到国民党要消灭我们，右倾机会主义者却不管这些。工人纠察队力量虽然不大，但它是革命的基础力量，这样交了枪，搞得很混乱。我在武汉，党安排我做军校的工作，也做校外的活动，而国民党搞破坏。此时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校本部也开始搞清党。双方斗争激烈，表明武汉形势要起更大变化。组织上认为我在武汉活动中过于暴露，通知我离开武汉。? 来打算调我到二十军贺龙部，准备成立第三师，师长内定周逸群(后来在湘西时牺牲)。我按照指示离开武汉到了九?，这时东征部队也到了九? 一带。东征部队到九?后内部分化。十一军军长张发奎(叶挺的二十四师就隶属十一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在汪精卫的指使下，准备解决叶挺部队。我们党领导下的部队当然是坚定的，叶挺据报后，即指挥部队转向南昌移动。南昌当时是第三军朱培德的区域，朱德正在那里任公安局长兼朱培德第三军教导团团长。等我走到?西，组织上改变决定，1927年7月，我由武汉分校?九?到南昌叶挺部二十四师报到，任政治部组织科长。二十四师政治部主任陈兴霖(后改名陈子坚)，宣传科长蒋如琮(后改名蒋瑞青，总务科长陈兴章(陈子坚弟弟)，二十四师党的负责人贺昌( 已牺牲)，二十四师属十一军，八一起义后叶挺任十一军军长仍兼二十四师师长，军党负责人聂荣臻，军政治部秘书代理主任罗髫鱼(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当时陈毅同志在一个团作团指导员。

作为孙殿英代表多方活动

1933年三四月，陇南起义失败，何戒僧牺牲。四五月，我从甘肃回到北平，这时，1932年开始的长城抗战已到尾声，主要是蒋介石并非真正想抵抗日本侵略，单凭第一线部队不可能长久坚持抗战。孙殿英四十一军已扩成华北第九军团。部队正由热河北部赤峰一带撤到古北口外张家口以东的平绥线沙城怀来一带，又从沙城撤到包头(当时铁路只到包头)。我在北平稍住，从古北口到沙城又到下花园，第二次与孙殿英见了面，这次留在他部队，策动他参加各方面的反蒋抗日活动，名义是参议。

长城抗战到尾声，惹起了很多人对蒋介石的不满。当时大家都酝酿继续抗日，同时反蒋。当时国民党内部斗争极为复杂，各派各系时而联合，时而分裂。蒋介石则利用反蒋各派系的矛盾，各个击破。我们党就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制造反蒋，以分散国民党力量，来配合苏区反围剿的斗争。这时北方冯玉祥正在张家口联络各方，酝酿号召反蒋抗日，吉鸿昌跟着冯玉祥也在张家口。南方有十九路军蔡廷锴；再向南有广东、广西的部队如李济深等，也不满意。李济深在两广部队中资格很老，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都是他的旧部。十九路军在福建与苏区有些联系，有个材料讲好几个人代表十九路军到过苏区，那时我党想推动各方面主张反蒋抗日的人酝酿成立福建人民政府，这是1933上半年的事吧。福建人民政府与北方各方面(几个主要的力量)都有联系。在平绥路上的冯玉祥，就联系了韩复榘、宋哲元。平时，他们也不听冯的话，等有了形势，这些旧部就会联合反蒋。我到孙殿英处时，形势已?到了这样。

蒋介石知道这点，已在孙处作了活动。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蒋介石派了何应钦任北平军分会的主任。长城抗战开始，蒋介石已把北平当做重镇，所以派了何这个大员。在冯玉祥酝酿抗日期间，何应钦一度想收买孙殿英，想利用孙驱冯。何一面派人暗把察哈尔省主席这个官职许给孙(当时张家口属察哈尔省)，一面要孙派亲信到北平面谈。孙的部队驻在察哈尔省最多，这一着棋是想利用孙将冯驱逐出张家口。当时全国各方面都在酝酿抗日反蒋，冯高举抗日大旗，孙和冯又有历史关系，孙当时认为驱冯这件事不能干，没有接受。孙殿英没有为省主席这个官职迷住心窍，干出对不起人的事，但对蒋介石、何应钦又不能不应付。

国民党给他官做，他怎么对付？很妙，他找我去，告诉我这件事，要我代表他去北平与何应钦方面的人见面。这只是一种应付。此时，全国都在酝酿抗日，这正是福建人民政府建立的初期，孙殿英当然了解我的态度：我不会赞成把主张抗日的部队赶走，自己搞个地盘。他利用我来做这件事。我赞成他不受蒋介石收买，不做反对抗日的事，所以我也愿意做这件事。我到孙殿英部队时间不长，到沙城不久，没有什么地位，平常有个高级参议的头衔，但不是他的嫡系，如何取信于何呢？所以，在他写给何应钦的介绍信里称我是他的表弟，何提出的所有问题，只要我答应的，他都照办。他对我有个估计没有？去见何应钦我能说些什么话，他有把握没有？我说，他完全相信我要说的话就是他希望说的。我绝不会说出驱逐冯玉祥，解除冯察哈尔省主席的话，我也绝不会接受何的收买向蒋介石投降。做这样一种工作的共产党员会不会做这样的事？做出这种事的还叫什么共产党？孙殿英起码知道蒋介石"限十日之内就地枪决，呈复"的电报；他知道我跑到西北去是策动反蒋的；到他孙殿英这里来，也是受他的掩护才能存在的；如果没有他的掩护，别说见何应钦，就是我在北平住家都不行。这些人钩心斗角，他也懂得掌握矛盾、利用矛盾把一切能用的力量都用上。有些事他不必自己出头露面，利用你来做枪头。而我们这些人在这些问题上是愿意利用这些机会的，比起我们用很多功夫劝他不受收买，不要驱冯玉祥要省事得多。他已?懂得我们的意思，要我们去做。从这件事看，不能把孙殿英当山大王看待。那时当军阀也不简单，并非都是横眉?目，只知道动刀动枪的人。

我到北平以后，何应钦派军委会北平分会社会部主任，蓝衣社的头头，十三太保之一的刘建群跟我接谈。刘一见面就直截了当问我：老兄，你在孙殿英部队是"车载斗量"，还是"凤毛麟角"？这一问，使我察觉到他们在孙部也是暗中有人的，他们消息灵通得很，根本不相信我是孙殿英的表弟。孙殿英那里他们有人，第九军团北平办事处也可以跟他们通消息。他跟我见面，不问尊姓大名，不谈孙殿英让你来干什么，什么表弟不表弟也不谈。在政治斗争中这样问法，事情就很清楚了，我也用不着再多谈。第二句他接着又说："请你到南京去好不好？"他是在暗示我：我们知道你这个人，以前是共产党，现在不说过去的事，还是到南京去做官，一起干好了！问题很明显，他是在收买我，他想把我这个人收买过去，听他指挥，跟他一起做孙殿英的工作。他就是这个意思。他认为起码要做到这一点。特务在这一套上很有本事，他知道不解决这个问题，谈什么也谈不出结果，谈给你察哈尔省主席，让你驱逐冯玉祥绝不会有结果，相反，你如果肯投降，跟他合作，什么问题都?刃而解。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冯玉祥处有个人叫李世章，可能是冯的秘书长，就是这个时间被收买过去的(在张家口事情失败后到北平市当了社会局长)。但是从孙殿英方面看，他不相信我，他还相信什么人？我要是做到了拒绝收买，也不驱逐冯玉祥，他就满意。刘建群考虑得很周到。听了刘的话，我就清楚了，他了解我，同时想收买我，如这不成功，别的就不必再谈了。我没有正面回答他，扯了几句别的，把他应付过去，要谈的问题一点没谈，就这样结束了这一场会面。回去我告诉孙殿英，也就是这几句?话。孙殿英听了"车载斗量、凤毛麟角"的话笑了起来。孙要我去北平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以后和刘建群没有再见面。当时我的家眷住在北平，不是秘密的，他们没有找我的麻烦。1934年初孙失败后，我才迁居，用金注东化名。

1933年5月，就在和北平军分会会面之后不久，冯玉祥派高树勋到沙城联系孙殿英部，商谈抗日反蒋问题。告诉他冯在张家口要组织抗日同盟军，坚持抗战，邀孙参加。孙殿英为这件事找我商量，对冯的抗日主张表示同情，并提出：冯派高树勋来，他从礼节上也应派人回访，对冯的主张表示个态度，同时想了解冯的抗日计划。他要我跟高树勋一齐去张家口见冯玉祥。

这时，张家口、北平之间形势已?很紧张。华北第九军团撤到平绥线，沙城以西，以北，接近热河都是孙殿英的部队。社会上要抗日反蒋，已不是秘密。我与高树勋准备从沙城到张家口的时候，去张家口的火车已?停开，还是临时要车站派一个机车挂上一辆客车把我们送走的。白天我们从沙城走，下午或是接近晚上到了下花园。车一到下花园，了解到方振武已率他的部队由山西北上，刚到达此地。这样，我和高树勋就到下花园停车，专去看他。一见面，方振武显得极为兴奋，说，"你们来得正好，今天别走了，明天咱们一起去，已接到张家口电台的通知，今晚几时张家口有重要的通电要发出，已?招呼各方面注意接收。"要我们留在下花园等通电。我们听后心里边明白，准是张家口将建立抗日同盟军指挥部的通电。那好嘛，我们就不走了，等晚上看了张家口的通电，一起走。晚间的电报收到后，他叫我们看过电报，即是冯玉祥宣布抗日的通电。我们下车，无非是跟他谈抗战，谈他的部队从山西出来受阎锡山截击的事。见了这个通电，本是早就想做的事，大家都很高兴。

方振武参加过北伐战争，下台以前是安徽省主席，还有第几路军总司令的名义，一度被蒋介石扣留在南京。他参加阎、冯反蒋中?大战失败后，跟着阎、冯一齐下台，他余下的一点部队也与孙殿英一样，一起撤到山西。冯玉祥住在临汾，方住临汾附近，一度离开部队。长城抗战之后，方暗中指挥他在山西的旧部张人杰，把部队从山西?出来。阎锡山本来希望方能为他所用，现在方要?部队出山西，阎锡山还派部队截击。方振武在这种情况下，指挥约两三个军的部队沿太行山麓北上，?到下花园。方振武的态度很明朗，坚决反蒋抗日。

第二天，我就跟高树勋和方振武乘专车到张家口。当天，冯玉祥正式宣布就抗日同盟军总司令职，方振武任副总司令兼前敌指挥，吉鸿昌任张家口警备司令，高树勋也成立了一个军，宣侠父在高部做师长。还开了个群众会。他们宣布就职，就得谈反蒋抗日的事，首先是作战争的准备，主要考虑蒋介石从南口出来用部队打他们。这些部队都是冯玉祥的旧部，但下边部队不多，实力不够。

冯玉祥就职，我准备第二天回沙城。冯玉祥约我单独谈话，要我转告孙殿英：(一)希望孙殿英部把南口这个大门堵住，不让蒋介石的部队从南口出来；(二)同盟军总司令是空头司令，枪支、弹药、粮饷都拿不出来。他要我回去转告孙殿英，把战壕挖深点，胸墙的土培厚一点，防御蒋介石的进攻。对于防御来说，退而求其次，也能起点作用。冯?有些个闲居的味道，现在才?部队，兵力当然不多。财力、物力自然差点。作战计划和其他都没有谈，我也不便问，就回了沙城复命。在张家口见到吉鸿昌，都希望用孙殿英的部队(冯与方加起来，部队还没有孙多)。

我当天就回到了沙城，转告了冯的意见。孙殿英考虑如参加战争，听冯指挥，首当其冲的是他。打起来后，人员、枪支、弹药都无法从冯玉祥那里得到补充。孙当时不肯作这个牺牲品。孙殿英不愿意跟随冯玉祥，在张家口的冯玉祥知道，在南京的蒋介石也知道。孙这时还考虑：冯此时反蒋能不能成功？军阀是唯利是图的，他们要看是否符合他发展的需要。

孙殿英不接受察哈尔省主席，同时他也看到冯的实力不足，内部有问题。为了摆脱留在察哈尔的难局，同时也是为了乘机去西北发展，一面将部队向包头集中，一面向蒋介石提出到西北屯垦的要求。蒋介石就发表他为"青海屯垦督办"。其实双方都懂得去西北不是屯垦的，国民党是想不使他参加冯的抗日反蒋活动，减少解决张家口的阻力，孙是想去西北发展。

那时，所有的杂牌军，都是蒋的异己，平常一般都有反蒋的联系。此刻福建人民政府正准备成立，成立的旗帜也是抗日，派人到了孙处。孙殿英想趁此机会进西北，就把部队从沙城调到包头五?一带，准备通过宁夏进军西北，配合福建人民政府进攻宁夏，然后进攻西北。他向西去行动时避开了冯玉祥。他从沙城向包头方向移动?张家口时，不进张家口，而特意从张市以南通过，以避开与冯见面。他觉得冯要他堵住南口，而他放开南口向西走了，见面不好说话。孙殿英这时采取的态度也还是不错的：首先不反对张家口抗日，他有缺点是不愿牺牲自己为冯所用。冯当时力量单薄，孙殿英如接受冯玉祥堵南口的要求，起码要担负前线的任务。从军阀的私利来说，他是不愿干的。我们当时想最好促成他参加抗日同盟军，促成抗日战争。万一抗日同盟军有问题，他能去西北，实际也是在西北的一个反蒋势力。

那时，在孙殿英那里的还有个李锡九。到包头，我们两个人都住在一起。李锡九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多年，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秘书，又是很老的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常住北平，等于公开的。我们党内有两个李立三，老李立三就是他，立三路线的李立三是小李立三。李锡九是个长者，深受各方人士尊崇，青年人对他尊重，旧军人、旧官僚提到他也都肃然起敬。李与孙的关系很久，孙殿英对他一直很尊敬，抗战初期李老在孙殿英军中起过很好的作用。李跟党内许多老同志熟，以后恐怕也就在恩来同志处取得联系。有件事就说明他跟组织的关系：彭文在湘鄂赣特委被破坏后，?贵州、重庆到了洛阳办事处。她在重庆向恩来同志提出要到延安，他不让她去，要她到洛阳掩护我，怕她到延安暴露了我，到洛阳也不叫她带关系，只叫她跟李锡九个人联系，交代以后她的组织关系由邓大姐负责证明。这就说明了抗日战争时期李锡九与党的关系。解放后，他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地位很高。李已于1952年去世了。抗战胜利后，李已近80岁，他是?常在孙殿英处的。宣侠父也到孙这里，这些人都叫孙反蒋抗日。

总之，南北呼应。孙殿英从沙城出发之前，要我做代表去青海，名为接洽屯垦事宜，实系与各方取得联系，先到陕西与杨虎城见面，再到甘肃做回民和当地实力派的工作。那时，蒋介石的胡宗南师已?进了西北。福建人民政府准备成立，蒋介石就把西北军队往南调，要打福建人民政府。胡宗南部队从甘肃撤出。

在这以前，五六月，在孙殿英部队从沙城到包头移动期间，我到了上海和组织接上了关系，当时组织派来见面的负责人是刘子华(即刘仲容)，还有胡老八(湖北人，五十岁上下)，1933年下半年刘秉琳到了上海情报处。从此便建立了?常的联系，约定了通信地点，规定了通信的方法和以后再到上海住的旅馆、用的化名等等。在工作上，主要是策动孙殿英和有关的方面反蒋抗日，我向中央反映关于孙殿英的活动，孙殿英当时的意图：一方面与福建人民政府联系，又同时与冯玉祥取得联系，一方面想趁机进西北去。我记得那时他特别指示：支持孙进西北，配合十九路军反蒋，叫我回去告诉孙殿英，叫他从宁夏向南，朝甘肃打，我们通南巴的四方面军可以从四川向北活动，夹击蒋介石在甘肃的部队，因为孙当时也表示到西北愿意和我们?调行动。当然也考虑到两方面都到甘肃，甘肃的形势怎么办，中央说，先不谈以后的事，先把蒋介石从西北赶出去，还说以后的事情等大家进了西北，两方面碰了头以后再说。中央也考虑到不能背离孙殿英的意图去指挥他，而只能根据他的意图考虑我们如何配合反蒋。孙去西北，中央有这个表示。我记得我也跟孙讲过(中央跟我讲得很清楚，可以跟孙讲)我们去西北也不孤立，川北四方面军可以配合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南北夹击。此后的组织关系，属于上海中央的情报处，负责人刘子华，后来是王世英。此后为了策动孙殿英反蒋，曾多次到上海作汇报，组织也有指示。

我们说"没有暴露"是指"没有暴露组织关系"，做这些事不能完全隐蔽。共产党员做这些活动要叫人不怀疑，不认为你是共产党，是不可能的。如果他真的不认为你是共产党，你没有这些关系，他也不会用你。他认为你可能是，必要时可以替他解决一些问题，他才用你。他不一定认清你就是共产党，反正你跟共产党有来往，共产党有些意图叫你传达，即使不说你是共产党，但他至少知道你跟共产党有关系，你才能跟他们结合。这些关系很微妙。这是因为，这时蒋介石跟他们是主要矛盾，共产党对他们倒还没有成为主要矛盾。

孙殿英部队向西移动，到包头再向宁夏转移的时刻，我就从沙城先行，去了西北。"文化大革命"审查我时，查出当时上海申报登载孙殿英派什么人到西北，连坐飞机去的都登了，我当时不知道。我以孙(青海屯垦督办)的代表名义去西北，先到西安，跟杨虎城见面。?希望在西安先见见孙蔚如。因为孙蔚如过去讲过：孙殿英去西北，他们挡住潼关的路，帮助孙殿英，不巧，他当时不在西安。

杨虎城那时是蒋介石的行营主任。杨到西北来要用蒋的招牌，所以他不敢明目张胆地反蒋，也就不敢明目张胆地支持孙殿英。我这次见杨，没有在会客厅，而是在他办公室里见的面。他态度暧昧，只听我讲不表态。我这次见杨虎城时，他连他的办公厅主任陈子坚，也不让参加谈话，杨此时就是如此谨慎。我谈了孙殿英去西北的意图，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他缄口不言，我就不好深谈了。我也懂得，他不到有利时机是不敢动的。孙蔚如此时又不在西安。我没住几天，就到甘肃去。那时到甘肃还没有铁路，只有唯一的一条航空线--即通过西北上空往欧洲去的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这种小飞机，不是客机，有两排凳子。我坐这架飞机，没有什么人，几乎是专机。这时蒋介石已任命朱绍良为甘肃省主席，军队还没有进去。朱是蒋的嫡系，我到朱那里，讲了中央委派孙殿英去青海屯垦，要求他支持，并征求他的意见，"你看走哪条路线为好？"见面一套官话吧。他也不表态，说了一套官话敷衍。我反正表示尊重他，其实我去也不是为此目的，是想从甘肃到青海，能跟回族军队联系上，得到回族军队的谅解。西北这里回民多，马在地方上有基础。我过去讲过青海马步芳有一个师，兰州以西，甘、凉、肃，到玉门关一带是马步芳的弟兄马步青，宁夏马鸿逵有一个师。

进甘肃首先遇到马家部队，深进去最有力量的还是马家部队，我那时想去跟马家接头，搞好关系，取得马家谅解。可是，我刚提出拟去青海访马步芳时，朱绍良就表示不赞成，谈话无结果而散。他每天派便衣监视我，活动受到限制。我住在兰州普通的旅馆里，既不能去青海，又不能在兰州活动，很讨厌。但也还建立了些关系。这不是过去就有来往的关系，而是知道来了代表青海督办的人，主动到旅馆来找我的。有一个回族青年马仁山，他是马步芳部队的少将参议，北京大学毕业生，回族当中的知识分子。这个人可以和回族上层来往，他家就住在兰州。这些人朱绍良也不敢动他。与马仁山见面后，我就体会到，他一方面反蒋，同时对马步芳、马步青等回族实力派很不满意。他希望孙殿英部真能进甘肃到青海，希望利用这个力量有点活动。虽然有朱绍良的监视，我与他也还见过几面，我请他到包头参加孙部进西北活动，以后这个人就到了孙殿英部队。关于他到孙部的事，我以后再说。另外找我的还有个三十几岁的壮年人，这种人也在争取之列，我说他先来孙部也可以，等孙进去以后来也行。这些人与当地都有关系，有些活动力量。

我在兰州顶多住了三五天，还是坐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回的西安。在西安我也没有多停，孙蔚如不在西安，我也不打算再见杨虎城。在西安又遇到旧友陈子坚、杨的高级参议杜斌丞，他们都是主张反蒋的人士，都赞成孙殿英部队进西北。

福建反蒋是在张家口抗日同盟军失败之后，到1933年的11月，十九路军才宣布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反蒋抗日的。就等于宣布了与蒋的冲突开始。福建反蒋政府成立之前，孙的部队已集中到包头附近，准备配合福建的行动。十九路军宣布反蒋同时，孙开始进攻宁夏，我回去正遇上这个时机。我从甘肃出来，孙的第九军团司令部也到了包头，我在西安未多停留，即赶回包头跟孙见了面。这时，他正紧张地准备部队从包头向宁夏进军。西北方面，包头、宁夏，平绥路一过大同向西，人烟很少。包头人口稍多，但向包头以西，武源、临河就很荒凉。武源以西有很长的路，差不多有几百里没有人烟，走路的人得按站(约几十里一站)走，过站就没法住宿，到站也只有很简单的大车店。越往西骆驼越多，这一带的部队要带帐篷，每人都有一种老羊皮大衣，白天穿，晚上盖，还得有顶皮帽子。大部队行动，军需供应很不简单。

在包头的部队人数很多，李锡九也跟着部队到了包头。因李年事已高，孙本人?不要他随军长途行军的，劝他留在后方，但李老先生壮志未已，还是跟部队一起走。

进军宁夏前夕，孙殿英接到福建将成立人民政府的电信，这是宣布抗日反蒋的信号。孙即要我代表他立即去福建与人民政府建立联系。他一方面叫我走，另一方面叫部队向宁夏出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