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父亲的《蒋经国论》先有上海版（1948年），那可能是中国第一部论述经国先生的著作。五十年代后父亲移居香港，不几年又把《蒋经国论》几乎重写了一遍，才有台北政要争着去“太子道”而避开“皇后道”的譬喻。父亲写沪版和港版时，处境有很大的不同，心情和用意或也有异，但已是四五十年前的事情了，论者和被论者都早已作古。这不是一部传记。只是作者将他不同时期对蒋经国的评述集成的一个集子。l997年我们将两版合为一册，首次在台湾出版，这样，反而可更清楚地让读者知道曹聚仁心中的蒋经国是什么样子的。这次，又是首次以简体字版与内地读者见面。

第二部分 谈蒋经国

蒋经国，他一心一意要做科学化的现代人。社会一般人士却要他回到古代去，做包公施公一些神奇的人物。蒋氏在社会主义国家成长，锻炼成熟，他要做一个社会改革家，一般人士要他穿上封建的外套，变成带上方宝剑的七省巡按。

如是我闻

昨日，小女（曹雷）从小学放学回来，带了许多关于蒋经国的传说，她说得那么有声有色。她说，这是她们的老师告诉她们的！显然地，在小市民群中，蒋氏已变成了神话式的人物了。我和蒋氏有过一段小小的因缘：他在赣南做行政专员，我那时恰好移住赣州，看见了他的新政设施。我虽不必谬托知己，自以为了解他的社会观，但我有十二分自信，敢说那有声有色的传说都是不合事实，不可靠的！京中外籍记者说中国已经变成了内幕新闻的国家，再多的报纸也没人理会了。其实大半内幕新闻，同样地向壁虚构，绝不可信的。

蒋经国，他一心一意要做科学化的现代人。社会一般人士却要他回到古代去，做包公施公一些神奇的人物。蒋氏在社会主义国家成长，锻炼成熟，他要做一个社会改革家，一般人士要他穿上封建的外套，变成带上方宝剑的七省巡按。蒋氏自己要实践法治精神，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一般人士却希望他先斩后奏，大权独揽……这都是顶有趣的对照，他自己已经走到时代的前头，大家拼命要把他拖回来，这社会矛盾得多可笑！

里巷间最流行的是关于蒋氏便衣出巡，私自察访的传说。说他扮了卖馄饨的，破了一家大户的赌案。这传说差不多传了十来年，而且有中国人的行踪处，便有了这一传说。其实，并无其事，连影子也没有。假如，他要这样来破赌案，那就枉然在苏联过了十四年的大时代生活了。这一传说的流行，当然使他头痛，因为他要接近民众，"神秘性"反而使民众不敢去接近他了。

说到"微服"察访，所谓"微服"，究系哪一种打扮？现在官吏，并无固定的服制，所以说不上什么小衣小帽。市民心头，大概要蒋氏化装表演，才算痛快。蒋氏的服装，军服、中山装、长袍（不加马褂），都爱穿，穿得相当齐整，并不矫作怪僻的打扮。身材不高，穿长衫就没军服那么神气。不过，因为穿了长衫，倒和民众容易接近，他在街上走的时候，老百姓就敢于和他点头，围着他看了。

蒋氏击破土豪劣绅的顽强势力，用的什么法宝呢？说穿来，简单得很，他只设立一个民众问事处。每星期四，他亲自接见民众，听听民众肺腑中流出来的话。

读过《儒林外史》的，该记得那位严贡生，强留隔壁王家的猪，还把王大打了一个臭死。黄梦统误把偕约留在严家，他强着他出大半年的利金，还把他的驴儿和米同梢袋短了家去。他白坐了船家的船，借题怒骂一阵，分文不给，他开口就是送到衙门里去，打几十板屁股再说。乡绅吓唬老百姓的办法，就是勾结衙门，为虎作伥。衙门八字开，只有他们进得去，县长在街上走，他们故意走在一起，和县长交谈，进城入衙，故意到科长秘书的公事房兜一转，甚至在号房坐一回出来，也可以骗骗那泥土气息的乡下人。（乡绅的主要职业，便是"把持官府，包揽词讼，广放私债，毒害良民"。）蒋经国首先把这道墙壁拆掉，民众要和政府打交道，就直接到衙门来，用不着乡绅做中间人。民众不认得门路，那就到民众问事处去，有人在那儿替他们写公函撰诉状，指点法律的门径。有什么苦痛，也可以向蒋氏当面说去。这么一来，"狐假虎威"的绅士，倒失了他们的变戏法的本钱，拆穿西洋镜，给老百姓看不起了。蒋氏的县政府，老百姓可以自由进出，这是他最大的成功。蒋氏就任以后，从不拜访豪绅，绅士去谒见他，也一律挡驾，三番四次碰了钉子，那些煊赫一时的大绅士，"虎落平阳被狗欺"了。

赣州有位绅士，洪甲第，那才是九九修炼的大狐狸。他的样儿，文绉绉地弱不禁风，像张良那么一种风度。他写得一手大字，也会做些诗词古文，够得上一个雅字。他是地方团队的首长，全城武力握在他的手里。走上街去，四个马弁，挂着盒子炮，好不威风。地方上的事，就靠他一句话。县长专员，还不是要等他的示下，他的命令就超过了省政府的命令。熊主席打电报给他，还不是照样的称兄道弟。蒋经国做了专员，只有一个月，就把他摔下来。他还非常机警，自动交出了地方武力，安分守己，一切都听蒋的话，他的声威，一天一天黑下去，一只老虎，很快地就变成了绵羊。到了第四年，他便悒郁以死了。蒋经国看准了力量在民众的本身，他自己和人民去接近，绅士只好退避三舍了！

鲜红的血

蒋经国曾经写一本书，题名《鲜红的血》，扉页上题词有云："人类的肤色尽管不同，但血的颜色，却都是一样的。鲜红的血，永远是光明的象征。"说得混统一点，他可说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

我曾读过一篇蒋氏哭王县长继春的文字（原题为《让我们来接受你的革命利剑》，曾载东南各报），一字一泪，含蕴着超过伦理关系的爱。有如慈父哭子，爱侣悼亡，契友折翼那么深挚，出之于肺腑的哀号！友人V兄，他和王县长有点私谊，那时候也在泰和。蒋氏痛哭王县长那一刻，他也在场。他说："蒋氏嘶声啜泣，泪尽继之以血，骨肉之间，也不过如此！"泰和的朋友同情感叹道："士为知己者死，替蒋经国做事，死了也算有点意义，王继春可以瞑目了！"后来，我也找了另外一些材料，读到了他哭南康县长王复安，哭陈明光保长，悼周崇文干事的文字，我才懂得一点，所谓"同志之爱"，这是扩大了"手足之爱"的圈子，和"人类之爱"同一振辐的"大仁"。是从"封建思想"中解放出来的新的伦理关系。（各文均见蒋氏所著《鲜红的血》及《新事业》）

这一种泛人类的爱，推其原始，盖基于他对生命的了解，有如释迦证悟，油然生普度众生之念。有一时期，蒋氏在西伯利亚冰天雪地中度过饥寒的岁月。有一次，他病了，病得快要死了，睡在一个小火车站的烧水房里，有四个青年伙伴围绕着他。他们都知道他的病是非常危险的，大家都想医他救他，但是谁也没有办法。他们五人，都靠卖气力过活，那几天天气特别冷，找不到钱。他们只好同声唱他所喜欢的歌给他听。那一天晚上，门外风声特别大，地上冰发出格格的裂声。他听听门外风声，看看地上的油灯，望望朋友的愁容，想想自己的命运，感觉到死并不算是一件稀奇的事。又有一天，他在工厂里遇到了小彼得（那四个朋友中之一），两人在一起玩，在一起吃，一起工作读书，情同骨肉。有一天，厂内起了火，小彼得很勇敢地跑到火焰里去抢救器材，抢了出来又回进去，但是第三次进去以后，再没有看见他出来了，他烧死在里面了。火还没有完全熄灭，蒋氏就跑到火堆里去找他叫他，后来找到他的尸体，他便亲自挖土，把他埋葬在一处松柏林里面。他那时对于死，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蒋氏曾经用一句反诘的话来提醒世人："你可知道，生就是死，死就是生？"他自己说："十四个年头在国外的流浪，奔走，求生，使我认识了什么是悲痛，什么是幸福！最近五年来，在工作的斗争中，亲眼看见祖国新事业的成长，及无数同胞及知己友好的死亡，更使我认识了什么是苦难，什么是甜蜜，什么是生存的意义，什么是人生的真理，使我明白了人类生死的价值。"他对于生命，有了积极的看法，"倘使有人认为人生就是梦，那么也应当做一个快乐的高兴的、甜蜜的梦；假使说人生是戏，那么也应当演成一出有声有色、庄严隆重的大剧。一个人可以做无名英雄，但是绝对不要渺视自己看轻自己，不要把自己变成寄生虫，活一下就毁灭了!"一个从苦难中成长的青年，他已悟得如此的生命意义，"生就是死的否定，死也就是生的否定；没有生就没有死，没有死也就没有生，当一个人刚出世的时候，'死'状已经获得存在，当一个人刚死去的时候，同样的生的因素也就开始了他的发展。所以虽则死是一件大事，像古人说的，'大哉死乎！'但是我们应当了解，死就是生的另一个存在形态，我们应当知生死的意义，生和死的统一。"

苏联怎样教育了他

对于这一位青年政治家，他在苏联所受的教育，可说是非常重要的。他到苏联去那年，还只有十四岁，在苏联度过了悠长的十四年。他回到了国门，屈指自己算一算，能写的中国字，还不满一百个；在他的身边，是一位苏联女青年，和两个既是东方的又是西方的娇儿。从一方面看，他是"苏联型"的，他不仅用俄语作第二国语，而且他的社会观人生观，也是那么极端，一反东方的中庸之道。从另一方面看，他依然是中国的儿子，他那奔放的滔滔不绝的辩才，依然脱不了宁波的语调，仅仅比他的父亲高明了一分。他个人生活复归于宁波式，自不待言，连那位冠着东方姓氏的方良女士，也说着宁波话吃着宁波菜，看不出是在苏联工厂火炉炼出来的钢铁。许多美国记者很注意到这点，有人当面问他："当你回到祖国来，史太林（今译斯大林）送你一枝手枪，他是怎么对你说的？他是不是说：用这枝手枪保卫着你的政治信念吗？"这又是一个"卖馄饨"型的西方传说，也是不可信的，但，他无论如何逃不了苏联所受教育的影响。

他初到苏联那一时期，正当苏联内战初停社会经济残破不堪之际。但是，这个百孔千疮的苏联，就在他的眼前苏生过来。1925-1926年，他在孙逸仙大学所受的是政治教育，1927年以后，他又参加了红军，受了三年多的军事教育，1931年以后，他便参加了工厂的生产工作，那时已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到了1933年，他已是工厂中的技术师，接着参加了第二次五年计划。1936年，他做了报馆主笔，那是一份和工厂有直接关系的报纸。1937年3月间，他要回国来了，他是从莫斯科动身的。他亲身呼吸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青春气息。但是，他所受的精神训练，比清教徒还清苦些，大部分都嚼着那冷而硬的黑面包，和着冰冷的自来水。他的手，几乎有四个年头没碰到过肥皂，只是在细沙中磨擦。在滴水成冰的水门汀上，他裹着仅有的毛毯度夜，打颤地抬头看那黯淡的寒月。当他在乌拉山野外演习的时候，却又白昼在百十六度的火炙沙地上往来，晚上突又陷入零下七度的冰窖中。经过这样的严格的生活锻炼，因此，他已能适应着各种气候变化。他能长途跋涉山谷，每天五六十公里，经十天半月而不疲，俨然是一个标准的军人体格。烈性的伏特加酒，伴着他度过漫漫的冬天。因此，他能连喝数十碗高粱酒而不醉。他会驾驶种种现代的交通工具。有一晚，他已经喝了过量的高粱，依然驾驶了汽车，从临川直驶南昌，并没出什么乱子。我们该知道当他在北国受苦受难锻筋炼骨之时，正当蒋委员长勋业盛隆，如日中天之年。他何以舍此而就彼，甘于那么受苦呢？这对于造成一个坚强的意志有着最大的决定性，他最懂得史太林所引的那句俄谚："最后一个笑的，才是真正的笑！"他常常说："我们中国，真不够吃苦！"

苏联的社会经济，还不如我们中国，那是大家所知道的。古老的俄国农村生产的落后，也和我们中国相伯仲的。一个那么落后的国家突飞猛进，二十年之中，成为一个和美国并驾的工业国，这件事，对于热力蓬勃的青年是富有启示性的。何况他自己并非是旁观客，而且亲身参加，分享着成功的光荣的。苏联可以成功，那么古老的社会可以新生，为什么我们中国不能新生？不能同样成功呢？这一课题，自必时常浮在他的脑际的！

他知道苏联的成功，全在于他们的韧性，他们咬紧牙关克服困难的决心。他眼见多少老年人在大饥荒中倒下去，但是他们留着仅有的牛乳给下一代的婴儿吃。他眼见每一苏联人，上自主席加里宁--下至工厂的伙友，一齐束紧肚皮嚼黑面包，却把大部分农产物输出国外，向美国交换工业中必需的机械。天下决无成功的捷径，他要大家效法苏联人的吃苦精神。有一回，他说："天下是没有不能忍受的痛苦，没有不能完成的事业，没有不能打败的敌人，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但是，我们不要成为一个个人主义的英雄，要做一个群众的英雄！"这也可以说是他对于苏联的评语。

如此赣南

有了蒋"总统"这样的父亲，该说是最好的政治资本。但对于蒋经国，也可以说是不合算的。别人一提到了他，便说到这一份政治资本。他有了什么政治计划，做了什么成绩，便得打很大的折扣。以蒋主席为父，行得通，做得好，就没有什么稀罕了！照当时泰和人士的口吻："新赣南应该做得好的，只要他伸出手来，中央还怕不给钱吗？"等到他们在赣州的平坦大道上漫步，他们已经忘记旧赣南是怎么一种景况了！

熊主席（式辉）把蒋氏放在第四区专员的位置上去，那时的赣南，依然是江西的化外之地。军事上的势力，和广东方面比较亲近。封建性的地方团队，各自为王。蒋氏前一任那位行政专员，是给一个地方团队的军官用手枪抵着胸口吓下来的。赣县的县长，给绅士轰下来了，他们便径自推举了主席委员，不问省政府的政令，便即日接篆视事了。那个靠了钨矿来繁荣的赣州，大赌场足与澳门媲美，坛子巷那条莺莺燕燕的长巷，笙歌喧天，日以继夜。赣县有多少烟民，我手边虽没有统计材料，单说南康那一小县，就有二万人吃鸦片；赣南十一县，平均十五人中就有一人吃大烟，可以编成十个师的烟枪队。至于土匪之多，可以用着"如毛"的形容词。偏远的城镇，几乎是民匪不分，民不依匪，亦无以自存。崇义的文英墟，那区署有一次打死了一个土匪，那一个大市镇，便被土匪烧去了一大半。各地土豪筑堡自固，"天大地大，除了蒋委员长便是他大"，各地皆然，例不胜举。民国二十八年，蒋经国便进入了这样的"赣南国"。在省政府束手无策之际，熊主席姑且让他去试试看的。

也和蒋氏到上海来督导的情形相同，当时，他也很快被带了"蒋青天"的纸糊帽子。但他的政治改革，也并没获得农民群众的谅解与支持。有一天，他和上犹县长王继春一同走出了建春门，经过东门浮桥，向郊外走去，在梅林附近一处茶亭中坐下吃茶。其时，在他们对面的桌子旁边，坐下来了一个刚刚放下担子的挑夫，那人揩汗坐下来，便自言自语说："这样的日子真不好过，米一天一天地贵起来，我们都会饿死了。"旁边便有一个种田人接下去说："倘使蒋经国再不走的话，我们赣州人都会饿死了，我们自己的饭都弄不到来吃，而他还要我们去挖什么保塘，修什么电话！"那挑夫得到了同调，便接下去说："昨天，保长要我的儿子去读书，说不去上学堂，还要罚钱，说这是蒋经国的命令，不听命令就会倒霉！"那种田的气愤地接着说："我们赣州人的儿子，又不是蒋经国的儿子，他们自己的儿子有钱去读书就好了，我们的儿子为什么又要蒋经国来管呢？"茶亭中的舆论，此呼彼应，其中有一个说："我们赣州人有了一个蒋经国真倒霉，他来的第二天，日本飞机就来炸了，你看今年的稻都被虫吃光了，倘使蒋经国再不走的话，我们还是搬到别的地方去的好！"这些话，一句句刺进他们的耳边来。那时，王县长用南昌口音问他们："你们说的蒋经国是谁呀？"那茶亭老板便讪笑着道："老表，你难道还不知道这样有名的蒋经国吗？"其时，有一个年纪很老的人，非常气愤地来插嘴道："听说蒋经国还不到三十岁，像我这样年纪大的人，他都要来管，天下哪有不乱之理？"又有一个年轻的说："蒋经国叫我们要吃苦，现在吃苦，将来享福，哼！等他给我们享福的时候，恐怕大家的子孙也会死光了。只要蒋经国走了，我们就太平无事了，做百姓的就是要过太平日子！装电话、修马路、造学堂，那都是洋人做的事，我们老表自有老表的事。"……这种种，都是郑子产为相初三年的情况，老百姓们说："孰杀子产，吾其与之！"

如此赣南，蒋经国初入这个化外之区，并非一帆风顺。他面对着的敌人：土豪、劣绅、恶霸、土匪、娼妓、鸦片鬼、赌棍、流氓……还不够，连他所日夜计划，替他们谋利益的"老百姓"，也在诅咒他。有一时期，他不得不考虑着："我们要不要干下去？"

新赣南如此

民国三十四年春天，笔者和一位从赣州流亡到南城的邮务员相处。他对我忽然说了一句心腹中流露出来的话："我们离开了赣南，才知道新赣南的可爱。"他又说："走到无论哪里，总是乌烟瘴气的，不像个城市。想起了赣州，那么干干净净的，过的是像像样样的生活。"真所谓"不上高山，不见平地"，这倒像是子产为政三年以后的舆论，民众眼中，已经有个是是非非的真正交待了。

记得民国三十二年春间，蒋经国从重庆归赣，偕来的有美国记者福尔门，和《桂林大公报》、《广西日报》、《扫荡报》的几位记者。其时，福氏刚从河南前线归渝，他对政府的豫灾救济非常不满，蒋委员长便让他来看看赣南的新政。这位绝望于中国前途的友邦记者，到了赣州嗅到了怎样一种气息呢？他到了新人学校，和自由自在的囚犯谈了好久（这是判了刑的囚犯受教育的所在）。也到了强民工厂，这是无业游民的技术训练所，看过一个小瘪三出身的乐队指挥，听他舞动胖胖的手臂唱三部合唱的打铁歌。他也挤在人民行列中，看排队向交易公店买盐的情形，又到贫民食堂喝过老弱妇孺们喝的热粥。他到了中华儿童新村，从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一直看到正在设计中的正气大学，走上虎岗的峰峦，远望滔滔的江流。最后，欢迎会上，由幼儿园学生做主人，以歌舞欢笑娱乐嘉宾。最后一个节目，便是台上台下齐声唱那"两只老虎、两只老虎"的儿歌。福尔门离开赣州那一天，他说："从这儿我看到了新中国的远景！"

蒋氏的新赣南，大体说来，就是这么一个轮廓。中华儿童新村代表他的百年大计，他说："三十年后的青年，才是新赣南的真正细胞。"他了解穷人在社会的地位，把无业游民教养起来，才是安定社会秩序的真正力量。一个睡过水门汀的人，才晓得"无衣无食"的穷朋友们的辛酸与向上心理。进入新赣南建设第一步，他确乎肃清了匪祸、鸦片、赌博、娼妓，把旧的赣南付之东流。他的禁赌，是件震动东南的大事，有如商鞅变法，徙木立信，不管豪门巨户，不问皇亲国戚，谁犯了禁便与庶民同科。一位盐务管理局局长的太太，一位专署高级僚属的夫人，新正打牌，便穿了红背心，在公园阵亡将士面前跪了三天，还连续做了六个月的苦工，那么娇嫩的太太，就让草杆磨出了无数条血痕。对于这件事，舆论评价不一。蒋氏本意，或者借此当作令出惟行的榜样。其始，还有些省方和中央机关，听之藐藐。门前站了岗位，庭中牌声如故。蒋氏便公开声言：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谁敢打牌的话，岗兵立地枪决，主管立即扣押。那些听之藐藐的，也就闻风自危，不敢再犯了。

这样消极性的严刑峻法，行之年余，赣南风气大变，这是他第一步大成功。到了民国二十九年夏间，他才抬出建设新赣南三年计划来。他提出了五大目标："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人人有工做，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积极建设当然没有消极管制那么容易，可是蒋氏的声誉远驰中外，给国内青年以无上的鼓励，许多到赣南去，带着去麦加朝圣那么热情。有一位梅县青年，他仅仅带了一套夹衣，徒步到赣州来。他一路幻想，以为到了赣州，便不愁没有工做，没有书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屋住了。这位青年，当然会十分失望的，他后来甚至发出怨言了。蒋氏却坦然说，不能对这样天真的幻想负责。"没有耕耘，哪有收获"？"不劳而获，便是罪恶"！后来，泰和人士也用类似的话来嘲笑赣南："两个'人'，一个'有'。"蒋氏听了大笑道："两个'人'，一个'有'，已经不错了。你看，这个世界，多多少少'人'之中，才会有一个'有'？"

在他的三年计划中，"救济"那一章（第十章）最富有兴趣，他要各县设救济院、强民工厂、义童教养、贫儿教养院、保育院、平民村、妇女工厂，这是多么周密的社会政策。他要建立乡镇救济制度，"所有老弱残废鳏寡孤独，伤病妇孺无所归宿者有所安置"。那时候，他提出了四个要求：①大众化："只有为大众谋福利的事业，才会得到大众帮助，获得圆满成功。"②经济化："只有把一个钱当两个钱用，才会不怕钱少，而能创办广大的事业。"③具体化："只有目标明确，内容具体，时间支配适当，才可减少困难，彻底实行。"④行动化："只有组织周密，干部健全，贯彻力行精神，才可确保三年计划实现。"--这些话，代表了他的明朗的政治作风，他和旧官僚绝不相同，敢于提出自己的主张。只有他，敢明朗地喊出"社会革命"的口号，不怕戴什么帽子。

新中国的梦

民国三十一年七月四日，第四区县长会议开会，蒋氏开头说了一个新中国的梦。他说的是民国六十一年的赣南，那时候：

在赣县的一个医院，一位医学博士，很兴奋地对睡在床上的一位姓杨的病人说："我的工作已经完了。好朋友，你的眼睛现在可以睁开来看见东西了，你的耳朵可以听见声音了。"

那时候，病人睁开眼睛向四周看了一下，觉得很奇怪，于是问站在他旁边的一个青年："这里是什么地方？"

青年回答说："这是赣县医学研究所的附属医院。"

那个姓杨的老人，依然不很明白。他又问："你是谁？"

"我是你的儿子，现在在艺术学院当院长。"

那时，老人更觉得糊涂了。

于是他的儿子就开始解释给他听："三十年前，我们从九江逃难到赣县来，大概父亲还记得，在民国三十一年一月十五日那天，日本飞机炸轰炸赣县，当时父亲的眼睛炸瞎了，耳朵震聋了。从此我们就过着很悲惨的生活。后来母亲还教养了二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不久母亲就去世了。"

"现在你的弟弟呢？"老人又问。

"大弟弟在南康防空学校当校长，二弟弟在南京百货公司当经理，妹妹在电车管理处当副处长。"

"我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呢？"

"现在科学进步了，我请医学博士给你开刀，使你能够看得见东西，听得到声音！"

"真的，我现在重见天日了！"老人说过以后，就慢慢的从床上起来，走到窗边去向外看了一下之后，问他的儿子："这又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第九层楼。"

"为什么赣县城里人和房屋这样少？"

"这里是医院学校区。"

"人都住在乡下去了吗？"

"现在我们已经不分什么乡间和城市了，我们只有住宅区、医院学校区、工厂区、商业区。"

正在讲话的时候，来了一个姓王名一明的男子，那时，他的大儿子立刻给他父亲介绍："王先生，三十年以前曾在保育院读书，现在是崇义炼钢厂的厂长。"

那时，老人说："那么是你的同学？"

他的大儿子回答说："也可以说是的，不过我们现在的称呼，不叫同学，也不叫同事或同志，而叫同心。"

"我们的家住在哪里呢？"老人又问他的儿子。

"住在寻邬。"（赣南所属之一县）

"不是很远吗？"

"不远，到那里去，飞机只要八分钟，电车五小时，汽车二小时就可以到。"

这时，赣南市政管理处的处长，拿了一束鲜花来给他们。那位处长，从前是贫儿教养院的学生。

"现在我们可以到外边去走走吗？"老人问他的儿子。

"爸爸，你不必走，这是自动椅子，你坐着它自会走下楼去的。"果然，他们坐了椅子，便直驶往大门口。在大门口的墙上，有从一到二百的二百个号码，他的儿子用手掀了那第五号，即刻来了一辆第五号汽车，于是他们就坐上汽车开出医院，在一条宽阔的柏油路上行驶。

那时，蒋氏已经六十多岁了，他所建设的新赣南已在他的眼前出现了，而他所培植的从保育院贫儿教养院出来的苦孩子，也都有所建树，成为新一代的干部了，他所建设的新赣南，乃是一个现代化、工业化、科学化的世界。

那时的赣州，一路所望到的都是花园树木，而且警察也没有了，路上都是机器来指挥交通。自卫队也没有了，因为大家都能安居乐业，没有土匪强盗，所以用不到自卫队了。全境只有穿白色制服的政治指导员。赣南的大礼堂，也移到南康去了，一路看去，看到了几处炼钢厂和飞机制造厂，那个很小的沙石埠，也造成了一座很漂亮的电车站，那个大礼堂，堂皇美丽，可以容纳二万人。大礼堂之中正在转映纽约的电影和维也纳的音乐。几处电视的萤光幕上，正在映出伦敦的足球赛。那时候，已成为电气化的世界，蒋氏眼中的新中国，确乎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了。

王阳明第二

抗战后期那几年，蒋氏也时常到重庆去。他身在重庆，心在赣州，一回到了梅关，他的心头便有说不出的快慰。"赣州"成为他的"口头"与"心头"一致的第二故乡。遥望章贡双江，色然心喜，这份情怀，我们是体味得到的！他起始确乎想把赣南当作"政治黄埔"，由此起点，一步一步开展出去。他那政治地区，系第四行政区，有一时期已经准备伸足到第八行政区去，再伸展开去，把整个江西收入版图。这一渐进的政治攻势，对于他可说是最有利的。笔者相信他推行三年计划那几年，他是采取了这样的政治战略的。

这儿，我来插说一件历史性的小因缘：赣南各地的语言，属于临川音系（即客家话），独有赣州话，却属于浙江音系（即杭语），这是明代大儒王阳明的文化遗泽。宸濠之变，王阳明即由赣州举兵平乱，今日赣州之文化习尚，也都是王氏当年培植出来的。借教育之力，他把赣州人教养出一套杭州音系的"普通话"。时经数百年，这位浙东理学大师，遗爱在民，俎豆馨香。蒋经国，也是浙东人，也在动乱之际来主赣州行政，缅怀先德，盖欲步武遗烈，以王阳明第二自期。赣州有一位老先生，陈任中先生（他是蔡孑民先生的亲家，曾代理教育部部务），每一回，那含糊不清的演说，总提及这一回事。蒋氏却知道陈先生所说的，便是他自己所"心向往之"的。民国三十三年，阳明堂建筑告成，蒋氏也算了却一件心愿了！

蒋氏的新赣南三年建设计划，它的意义，原不在定县与邹平的乡村自治计划之下。他要树立民主政治基础，把核心放在保民大会的身上。有一次行政会议中，蒋氏提到了王阳明的"赣南乡约"。--乡约上这样说："同约中推年高德劭为众所敬服者一人为约长，二人为约副；又推公直果断者四人为约正，通达明察者四人为约吏，结健廉干部四人为知约，礼仪习熟者二人为约赞。置文簿两扇，其一扇备写同约姓名，及逐日出入所为，知约司之；其一扇书彰善，一书纠过，约长司之。"这里所说的约长，就等于现在的保长，约副等于保队附，同约的会议也就是现在的保民大会，王阳明并规定每月召开会议一次，每人出钱三分作备饮食之用，在开会的前一天，由知约布置会堂。开会之日，由约长作誓曰："自今以后，凡我同约之人，只奉戒谕，齐心合德，同归于善，若有三二其心，阳善阴恶，神明诛殛。"于是开会的民众都宣誓："若有三二其心，阳善阴恶者，神明诛殛。"于是大家跑出会所，互相交拜，开始行礼，再由约正读乡约，再次是由知约设"彰善"及"纠恶"等，指出人民的善事与过失。这几步做完了，才开始饮酒。蒋氏认为"我们现在开保民大会，这个方式是值得学习。当然因为时代的不同，其中也有不适于现在的，像互相交拜及饮酒等等。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的，王阳明先生称改过自新的强盗叫'新民'，对于'新民'，要大家不要念旧，要一视同仁。现在我们对于自新过来的土匪等等，也应如此。王阳明先生对于人家的好处，他要明明白白的说出来，坏处特别婉隐其事，譬如有人不弟，他不直言'不弟'，只讲'某于事兄敬长之礼，颇有未尽'。就这种方法促其向善，促其改过自新，王阳明这种做人做事的道理，教民的方法是值得我们注意，值得我们学习的。"

蒋氏从王阳明的"政学"中接受了教训，他知道王阳明的百年基础，正建筑在乡民的身上，所以把眼光注视到乡村去。本来国民革命初期，国民党也曾挂出了农工政策，不知怎么一来，忽然把这政策打入冷宫，禁闭了二十年，一直没有下文。中枢的实际政策，用国人的说法，无非替城里人打算盘，把乡下人搁在一边。直到蒋氏出来，才把这政策从冷宫中捧了出来。他明明白白地说是要改革老百姓的生活。有一次，他报告了他所调查的人民生活。有一家，乡下农户，大小五口，两人能劳动，仅有一间住房，两张床铺，一床棉被，严冬时只好向人租或向人借。他们家中，只有五只饭碗，五双筷子。又有一家，城中的商家，家中大小九口，住房九间，有十二个床铺，二十八条棉被，每月吃肉十七次，吃鱼十三次，有三十只饭碗，五十双筷子。这么一比较，乡下人和城中人，农民和商人，生活之悬殊，显而易见。可是蒋氏，他并不仅仅举出这不平的事实，而是要提高乡下人的生活，充裕农民的物质享受。他的口号是："今后要使赣南的人民，从穷苦黑暗的生活中，转变为优裕快乐的生活"。他要做王阳明第二。

三年计划--五年计划

新赣南三年计划实施那一阶段，蒋氏贯注全副精力在这一事业上，用得着"突飞猛进"的考语。民国二十九年，那是准备建设工作那一年，赣州虽说有四家报纸，总销数还不及二千五百份。每天电讯来源，要靠公路车把中央社的新闻稿，从吉安带回来。到了民国三十二年，三年计划最后一年，蒋氏所创办的《正气日报》，就销行了一万多份，成为东南赣大报之一，还有一家《赣南民国日报》，也销了三千多份，超过当初四家报纸的总销数。不仅此也，《南康日报》销三千五百份，信丰的《干报》销二千份，赣南十一县虽没达到一县一报的目标，可是赣南地方报的总数与总销数，已超过江西全省的总数。这便是文化水准提高的最好说明。那几年以保为中心的民众学校，对于扫盲工作确已尽了最大的力量，家家户户，老弱妇孺，都受过短期间的强迫教育。

蒋氏有一句可以夸口的话，便是这个土匪如毛的地区，经过了清乡，确已完全肃清了。全区向政府登记的民枪有一万一千五百四十三枝之多，政府居然掌握了民间的武力，那是任何地方政府所没曾做到的。有一次，他从崇义徒步经上犹归赣，途经某村（偶忘其名），那偏远的村中，某土豪筑堡自固，其家作城堡式，四隅筑有碉楼。家蓄打手二十余人，有步枪三十余支，土炮数门。蒋氏亲自叩门，叱咤指挥，并将堡中武器缴械，缚土豪而归。一地恶霸，顷刻消灭。许多顽强的恶势力，到了他的面前，竟乃冰山立消，说来几乎近于奇迹。还有龙南一处积仇百余年的两姓械斗，两姓的大旗下污染的血腥，就有寸来厚，居然在他的面前，喝了酒，烧了大旗，对天发了誓，不复再讨血债了！有一九十多岁的老农夫，他便说他一生没见过这样好的父母官。蒋氏的声威，在乡村比城区更大，在偏远县份比在赣州更光辉。他步行下乡，乡民奉之如神明，就像甘地在印度巡游那样，"爱敬"的成分超过了"寅畏"。农民朴素的温情，把他陶醉了。有一段时期，他几乎要终老于赣南。

三年计划进行得相当顺利，当然打折扣的部门并不少，蒋氏便接上来一个五年计划。五年计划开出了一张更丰富的菜单。其建设纲领第八条说是：五年后，平均每家有辆手运车，每十家一匹骡马，每百家一辆马车，每二百家一辆自行车，共要有三十万辆手运车，三匹万骡马，三千辆马车，一千五百辆自行车。第九条说是将各县城改建为现代标准城市，并将各县二十八个旧市镇，改建为现代化的市镇。赣城扩充人口至五十万人。第十条说：五年后平均每人每年可消费棉织品二丈五尺，毛织品一丈，皮鞋一双，糖十斤，肥皂三斤，米四百五十斤，肉四十六斤，住屋面积每人平均四平方公尺。此外各项工作表中，也画出现代化的远景：炼钢厂四所，炼铁厂四所，炼铜厂四所，机器制造厂四所。收音机每三十家一架，报纸第一年百家一份，第二年十家一份，第四年五家一份，第五年一家一份。照这张菜单做出来，新赣南也就和加利福尼亚州差不多了。这一计划，批评的人就很多了，有人说："这似乎像一位艺术家的创作，无异于一幅名画！"今年呢，也正是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回头前尘，不堪重说。这其间，当然要说到敌军扰赣南那一段大挫折，但也可以说，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也不是十分简单的事。那计划中需要行政、会计、统计等人员九千六百人，土木、机械、电机、水利、建筑工程人员二十四百人，医生护士二千五百人，小学教师一万五千人，农业技术人员二千人，这也是不容易在短期间培植出来的。

其实民国三十一年以后的蒋经国，时势迫人，已不容许他做地方性的政治工程师。三年计划完成新赣南的气象确乎与众不同，连无法无天的"滚地龙"一过了雩都，也自加检束，不敢放浪了。有一回，张治中将军到赣州去，他就公开说要把蒋氏拉到重庆去，不让他恋恋这一隅了。民国三十二年冬天，他曾往西北，出了玉门关，又在青海金瓦寺受那群喇嘛的无上敬礼。他从西北回到赣南，曾作几次演讲，口吻之中，透露出经营西北的雄图。当盛世才入渝那一段时期，他已准备着做新疆的新主政者了。据传，有一晚上，大体已经决定，后来忽又改变，其故何在？我们也弄不明白。接在新疆任命之后，这一类全国性的任命便相接而来，始则任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次则任青年军政治部主任，又次则任东北外交特派员。这位赣南的保姆，其志不在小，将有事于四方了。有一时期，他所经营的《正气日报》，也已准备迁往长春，要使之成为东北的第一流大报呢！

晓庄与赣南

蒋氏在赣南时，曾汇集他的两次讲演，题名为《西北--赣南》，我在这儿却以《晓庄与赣南》合论，也许是老子与韩非同传，不十分相称。笔者个人则看了龙泉以后来赣南，心中有个比较，正如蒋氏到了西北归来，心中有许多感想，不吐不快似的。

陶行知先生与笔者为旧交，他创办晓庄师范，提倡乡村教育，学生满东南，其中不少和我往返甚密。抗战初期，晓庄一部分学生到浙东参加地方行政工作，以龙泉、庆元、云和三县为中心，而龙泉的成绩尤见卓异。赣州朋友问我："龙泉比赣州何如？"我便坦白作答："赣州还比不上龙泉。"我眼中的龙泉，真正做到了保民大会成为乡村自治的核心，而赣州的保民大会，多少还带点"勉强而行之"。龙泉的县政府，上下同心，真有同气连理的气氛，政府与民众，没有什么隔阂。蒋氏那么接近民众，民众心目中，仍不免把政府当作衙门，竿头的最后一步，仍不容易爬上去。这是陶先生成功之处，他为社会教育了这一批吃苦耐性工作的青年。

我们看了赣南新政以后，使人不禁有"干部难"之叹。假使蒋氏能有着晓庄、定县、邹平那么样的工作干部，他的建设蓝图真可以三年计划两年完成了。两者之间，只有一点命运是相同的，龙泉那一群青年，几乎带上了红帽子，而赣南的有志青年，也不免于吃流弹。中国社会，只要触犯了传统的地方势力，逆风一定吹过来的，蒋氏总算把定了舵，冲过了三十六处险滩的。他的政治环境，确乎比晓庄朋友便利得多。

三年建设之初，蒋氏便已看到了这一点，他曾公开地说："三年计划，是一个政治经济的作战计划。作战一定要有官长，有士兵，同时还应当明了作战时的环境。因为这样，在建设新赣南的过程中，应当特别重视的问题，第一，就是建全干部的问题，--所谓干部，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我们说的干部，自县长以下的区长乡长保甲长就是干部，所以干部决定三年计划的成败。"他在另一演讲中，提到运用干部。他说："天下最难者莫于运用干部。我们要将智愚强弱能力不一的干部配合起来，成为一个力量，要将各个干部不同的意志、思想、心理统一成为一个意志、一个思想、一个心理，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运用干部就是特殊的高深艺术。干部决定一切，这是对的，但是，并不是凡是干部就能决定一切，能够决定一切的干部，必须具有艺术家的天才，军事家的勇气；同时，必须要养成坚忍不拔的精神，强健的感情和性格，要有综合与选择之力，统一与判断之力，要有热烈的胸怀，更要有冷静的头脑。曾国藩说：'求人之道，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大抵人才约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较多者，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言语无此妨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生气。乡气较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知人，言语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两者之失，厥咎惟均。两失之外，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但他所皇皇以求之的，陶行知先生已经收了意外的丰富成果，在赣南却没做得那么合拍。蒋氏师曾氏之意，姑用乡气之人，到了后来，即乡气之人，也不免带上"官气"。他在《革命工作与革命干部》那一演讲，也反复阐发这一点。有一次，他夜宿虎岗，对自己的干部多所失望，曾发非常感伤的批评文字，他说："在今天，革命的伴侣，固然不少，但是为了我的地位来接近我的，并不在少数，为了自己的名利来拥护我的亦的确很多。今天可以说，是我处顺境的时候，因此，有不少的人跟着我，说不定明天我也许会失败，到那个时候，定然有不少的'忠实'朋友，会反过脸来，另眼相看。"他已经看清楚自己营垒中心离心离力的坏现状了。这一类伤感也是陶先生所没感受到过的。

用笔者的话来说："蒋氏的干部之中，好似一个酋长，分给他的十个部下十盒自来火（以此代表权力），告诉他们'夜间行路，摸不清方向，可以刮一根来照明'。那十个部属之中，也许有一位，居然提了灯笼点了蜡烛走路，有二三位听了他的话，摸不清方向时才刮火柴，也有二三位，怀着火柴摸黑，不去使用；其余四五位，却觉得火柴好玩，便到处去放火了。"才难之叹，自古已然，蒋氏的政治行程中，是否能完全解决这一问题，我在今天还没敢作肯定的答案呢。

那回，蒋氏从西北回来，曾叹息道："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当成吉思汗带领了蒙古兵打到欧洲的时候，他的勇敢，震慑了整个欧洲。但是，成吉思汗死后，元朝的国势，就逐渐的衰败了！"这番话也就说了"人亡政息"的病痛。如今，龙泉的政治建设，烟消雾歇；赣南的政治建设，总不该把那完美的蓝图挂在壁上就算完了的！

两个蒋经国

蒋经国成为传奇式人物以后，他的真面目，愈不为一般人所认识，诚所谓"雾里看花，模糊不清"也。有人说他"以戏台上扮霸王的身份，在上海打虎"，有人说他是"苏联的作风加上中国彭公案的作风"。这都是依凭无稽传说来作推断的。于是一个传说中的蒋经国，和一个有血有肉的真的蒋经国，距离越来越远，谈内幕的愈多，越摸不着他的边际了。

有一次，他发出一句心底的叫喊："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青年，我也需要鼓励与安慰！"从"人"的角度看，他是一个热力充沛富于情感的人。他的嫂子说："经国在家里，真是一个小孩子！"这句话，说得真好，她原是信口说出来的。有一回，他和一大群幼稚园孩子拔河，故意让孩子们拖倒在地上，满堂大笑！青年团的集会，几次闹过"不夜天"，一直闹到黎明，对着朝阳唱歌，他宣称："青年的世界是不夜的！"像火一般，他温暖了活跃了每个年轻人的心。有他在，那一群青年便不寂寞，年青的人容易和他亲近，好似每一个人都是蒋经国的朋友。又有一回，广西大学请他演讲，学生们初以为他讲的是一番官腔，谁知他把学生集在广场上，说了一番人生真谛。全场学生席地而坐，居然人人快愉，觉得蒋某是他们的好友。--这是蒋经国的一面：年轻的蒋经国，青年人的朋友。

假如时势不这么艰难，让他在那活力洋溢的苏联住下去，物质享受或许差一点，精神一定十分愉快。而且在一个新的社会正在向上发展的阶段，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他可以把自己锻炼得更坚强些。假如他回国以后，不那么迅速和实际政治相接触，让他把自己的青年期在山明水秀之乡保育成熟，或者如某外籍记者的设计，让他到牛津剑桥去作进一步的政治的人格修养，这对于他是幸福的，对于国家也是最有利的。然而时势迫人，不让他住在青年人的天地中，也是他一生的命运悲剧。

蒋氏回国以后，只有相量岗、武岭烟霞中过着一个多月的隐居生活，便往南昌，堕入扰扰红尘之中。熊式辉以富于政治敏感著称，他便立即要运用这份政治资本，作新的投资。民国二十七年到二十九年那一时期，蒋氏的社会关系还很简单，他的顾虑和牵制也很少，可以把自己的理想和主张向社会投去，不必多所迟疑。民国二十九年以后，他的政治环境，越来越复杂，碰来碰去，不是和这一小圈子有了纠葛，便和那一小圈子发生了关系。他所见的都是笑容，受到的都是冷拳。谁都防备他插了足，抓到了他们的领导权；谁都想利用他作政治进攻的敲门砖。中国政海，风云变幻，波涛险恶。他这一叶扁舟，不能不在黑浪漫天中浮沉。因此，他不能不十分机警，触到了别人的天罗地网边缘上，立即抽身而出。这残酷的现实，使他学习着成为"理智"的人，而且必须学习着成为冷酷的意志坚决的人。这是另一个蒋经国；他很快地成为世故很深，和他的年龄不相称的中年人。他初到赣南那年，他和王继春县长在营前散步，看见河面的水流得很急，河底下有很多礁石，撑船的人觉得非常艰苦。王县长说："把水力积蓄起来，造成一个水电厂。"蒋氏便接着说："现在有一个比这个更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用我们的血汗与精力来炸毀中国社会上的暗礁，使得群众的力量能够自由发挥下去！"岁月催人，蒋氏已经快四十了，而中国社会上的暗礁，累累满目，"一滩复一滩，新安在天上"，还不知什么时候才炸得开水道呢！

当前的时势，比抗战初期更艰困。别人有苦闷，可以唏噓叹息，或者发发牢骚，而他只能把"苦闷"关在肚子里，打碎了牙齿和血吞。他是唯一感受到"总统"府中气温的人，有时看见白发慈亲，宵旰劳瘁，分劳无术，只能把跳跃在喉边的话咽了下去。十年之中，他就过了比三十年还长的紧张政治生活，在大染缸中打转，怎么能保全其天真与热情呢！

本来一个人的性格是很复杂的，用变态心理学的说法，谁的性格都是多方面的。今日的蒋经国，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灵魂：他既年青、又热情，勇敢地对着现实，气吞河岳；他又那么坦白无城府，人人感其可亲近。可是他又那么老成持重，不苟言笑。他冷冷地看着你，透过了肺腑，洞烛你的用意。他决不会轻易入你局中。有时候，你觉得他不过二十多岁；有时候，你又觉得他也已入了暮秋了。要了解他或许比读一部书还难些。

一个时代一群人

从蒋氏的许多次讲演中，我们听到了认识时代、把握时代的话。他指出今天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时代是革命的时代（自强不息，永远不断的前进），战争的时代（不断的奋斗），科学的时代（利用万物，不断的创造），群众的时代（团结、组织、不断的合作），他的政治新作风是"用教民政策来代替过去的愚民政策"，"用民主政治来代替官僚政治"。他又说："时代是永远不停止地前进的，今天，在新的形势下，更要注意的工作，就是如何运用组织训练。上星期，我看了德国的军队编制，他们一个炮兵营营本部，只有五个人，营长、副官、军医、传令兵和通讯员各一名。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组织机构。同时，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德国人作战所以能够胜利，决不是偶然的。我们看它这种简单的战斗组织，包括了四个很大的优点：①组织简单；②职权分明；③动作敏捷；④指挥灵敏。因为这样，我们认为我们的组织：①要有组织的核心，把工作从很小的一点，扩大到几千万倍大。②用很少的人来发动几十几百甚至于几百万人来工作。③在极短的时间完成大量的工作。"

这些或许是很平常的话，但自民国十六年以后，已经没人敢这么大声疾呼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总理那句勉励大家的话，也成为纪念周上近于自谦的话头，更不幸的乃渐渐成为被革命的对象了。蒋氏的文章，好似从民国十六年那年接上去，删去了当中的十五年。所以他敢于坦然地说："今天我们没有好听的好看的东西，同时，社会秩序也很不好，就是因为'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缘故。真正参加生产工作的人，得不到应得的生产品，而不生产的人，非但能够得到，并且得到很多。同时，没有用的消耗品，占了大量的生产机构，因为这两个原因，造成了民间深沉的痛苦。今天，我们要实行三民主义，就是要使能生产的人，就能得到生产品，不肯生产的人，就不给他东西，这样，方才提高生产量，方才能够复兴我们的国家。黄石公曾经说过：'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万，国乃思散；去一利百，人乃暴泽，去一利万，政乃不乱。'这些，希望大家用心去研究它，我们要真正的教民强，教民富，为国除害，为民除暴，这样才是真正三民主义的信徒！革命工作的战士！"我们不把头尾看清楚，几乎以为是孙中山先生的遗言，他的观点可说是直接继承着民生主义的衣钵下来的！

他认识这是时代转换的分水线，他要他的同志把握这一时代，而且要置身其间来创造时代。这和那些在权利圈子中打筋斗的蛆虫，不仅有上下床之别。赣南那六年中，他确然有领导时代的气概和抱负。有一次，他曾讲起他和王继春在上犹街上的一件事：某日下午，他们在上犹的街上，碰到一个讨饭的老太婆，蒋氏看她太可怜，就拿了两块钱给她，王县长便对他说："这两块钱就不应该给的，因为像这样穷的人实在太多了。倘使每一个人要发钱，那么我们根本没有这许多钱，大家还是应当从解决根本问题上着想。""要从解决根本问题上着想"，乃是他们的抱负！

读过蒋氏的文字，大家都知道他的部属有过两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王县长（南康县长王复安，上犹县长王继春），但我们得看重那一时期受他的精神感召（这儿用得着"精神感召"的字眼）的小人物。赣州有一个陈保长（明光），一个小商人的儿子，幼年读完了国民小学便不能再继续读书。他被选举为保长，便很起劲地做起来。他自谓："保长是一件最难做的事，但是我乐意担任这个工作。"他的志愿是"为平民解除痛苦"，后来他病了吐血而死。死的时候，穿了一件破旧的草绿色制服，身上盖着一件黑的破大衣，头上盖着一本书，在那时期，就有许多这一型愿为工作而死的年轻人，他们成为蒋氏的信徒。

我说蒋氏是一个把握时代领导时代的人，此中不包含加重份量的赞扬意味。由于他在领导时代，在他的周围的确吸收了一大群年青的朋友。到了民国三十二年以后，他担任了训练干部的工作，而且成为青年军的精神核心。领导的味儿反而淡了下来，有一段很长的时期，反而为了领导一群人而烦恼袭来。最近一阶段，也许又是他的最重要的转变呢？

蒋经国何处去？

新赣南三年建设计划进行那几年，国际间颇有人在注意。《伦敦时报》曾作出如此批评："中国江西的南部，是落后的区域，但是现在已经开始建设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定会成为进步的区域。"纽约一家报纸（偶忘报名）也说："我们是中国人的朋友，热烈的希望建设新赣南三年计划能够完全实现。"笔者也曾从一些小的事件上看出各方面对赣南的注意点，赣州那份《正气日报》，延安方面来订阅的有十七份之多，迪化（今乌鲁木齐）也有八九份。几乎比重庆订购的报份还要多。或许可以说，延安方面最关心赣南建设的进展。

有人批评三年计划不合中国国情，说是："蒋经国是俄国留学生，带回来的尽是俄国东西，要把俄国人的鼻子装在中国人的脸上，是不适宜的。"蒋氏如何答复呢？他说："是的，中国人总是中国人，中国人应该站在中国的立场讲话，应当以中国的利益着想，应当以中国社会的实际情況，来作施政的根据。但是站在本国的立场上，根据本国的国情，采纳人家建国的经验，运用科学的真理，不但不会错，而且应当这样做的。"在这一方面，他和孙中山先生更是接近，他是坦白承认采纳人家（指苏联）的建国经验，而是坚定地站在本国的立场，根据本国的国情来做的。有一回，他提到过美国人的生产和生活，他说："在美国的一个汽车工厂内，每分钟可以造四辆汽车，但是在赣南，一分钟可以做些什么？我曾经问过一个小孩子，他回答我说：'可以做四个鞭炮。'在美国，平均二十四小时可以造座铁桥，但是，在赣南一天的时间，仅能打两双草鞋。在美国，平均一个工人可以使用二三十架机器，但是在赣南平均一个农夫只能用半条牛腿，我们同样生活在1940年，同样生活在一个世界上，但是我们落后的程度和工业发达的国家比较，是相隔了几世纪。今天，我提出了这个强烈的对比来，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办法。相反的，我们明了了自己落后性的程度，而更应当如何的努力工作，努力建设。"不过，他并不准备走美国的老路，他说："今天，我们还应当特别指出，美国虽则是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但是他却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他们的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是无计划的。他们的生产并不是在改善人民生活的，他们的生产不是配合着消费而是为了赚钱，所以虽则他们每一年因为生产过剩，有几千万加仑的牛奶倒入海里去，同时全国的儿童平均四人之中，只有一个人营养充足，我们建设新赣南，却要建立三民主义的经济制度。三民主义的经济制度，所以异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就在于我们是有计划的。"他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评，已经很明确很坚定的了！前几天，有一美国记者提出疑问来："究竟蒋氏的社会改革，用资本主义的方式呢？还是用共产主义的方式呢？"其实都不是，他很明确地表示要采取"计划经济"，既不是甲，也不是乙，而是更接近孙中山先生的理想--民生主义的经济制度。前天，有一位朋友，他是最关心中国命运的，他对我说："蒋氏他那一套的。"他已看到了这一点，蒋氏决不是如一个传说所设想，近于小霸王式的胡闹。而且他认为民主政治的力量在民众，民众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反而要期待"包青天式"的"上方宝剑"那是最要不得的。许多民众见了他，常是跪下地去哀求，他正言阻止他们，叫他们不要忘记了民众的自尊心，这也和这种种传说正相反。

蒋氏这一套主张，行之于赣南，已经蜚语纷起。那一时期，重庆方面若干政团，自己的天地大，河水不犯井水，大家都肯听其自然，有时也夸奖一番，反正不碍自己的利益。现在，他要把这一套主张，行之于上海；而目前这一阶段，又正当国民党、国民政府以及蒋"总统"的威望受最严重考验的时候。他的每一种设施，都要和各政团以及衮衮诸公的既得利益短兵相接。南京与上海，京沪路一线相通，官僚资本与买办资本相连得那么密切，上海经济市场每一角落都有着豪门巨绅的经济蜘蛛，他的计划又如何能避免和他们直接冲突呢？蒋氏之来上海，已在蒋"总统"试了许多中西内科名医的药方之后，沉疴难救，乃让这一外科医生来试用手术，割治败瘤的。他的口号是"只许成功，不能失败"，他的手法，是"拿富人的钱替老百姓求活"。他承认他的计划乃是一种社会性的革命工作，真正的目的，乃在消灭社会上经济不平等的现象。许多人怀疑此次新经济政策是否能达到成功，许多人忽视了他的新经济政策，却把政府的金融改革混为一谈。他非常坚定说："用一种社会革命的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