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统治美国的，是那些创造了巨额财富的机构的所有者和高管。由公司法律顾问、军事承包商、农业工商业主以及大公司领导者所组成的企业共同体支配了联邦政府。本书为人们了解美国的社会上层阶级和企业共同体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事实，而且接续了韦伯、马克思、米尔斯等人的研究传统，从而发展出一套既从组织维度出发，又强调阶级支配和阶级冲突的“权力结构研究”范式，在精英研究中自成一派。尽管40年来围绕本书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但几乎所有从事“精英研究”的社会科学家都认可本书为该领域的经典之作。

中文版序

亲爱的中国读者：

当我想象着自己正在与你们对话，为我这本关于美国是如何被统治的著作提供一些背景和脉络的时候，我感到无比高兴甚至有一点兴奋。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机会，因为作为21世纪两个有可能最为强大的国家，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至少从现在来看，中美彼此需要对方。为了未来的世界更加和平与和谐，让我们祝愿这种彼此需要能够长存。在巴拉克·奥巴马和民主党人于2008年11月赢得大选之后，和平、和谐与新方向的机会也许会更大。这场选举给美国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动力。自20世纪60年代约翰·肯尼迪当选总统，民权运动给美国南方的非裔美国人带来公民权和投票权以来，美国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兴奋过了。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中国首先需要美国的市场，来促进自己的工业化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中国还可以利用美国的技术——事实上，美国的整个工业都正在搬往中国。但有可能的是，对中国来说，把产品卖到庞大的美国市场上，才是她利用美国资本和科学的主要目的。正如你们中许多人所知道的那样，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也有更多的美国学生会到中国学习。而长远来看，这也许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至于为什么美国需要中国，这就涉及到了本书分析的核心。我透过“权力”（亦即谁在塑造和控制别人）这个棱镜来观察万事万物，不管是家庭、朋友圈子、城市、国家还是地球村。我知道，合作、关爱以及其他主观的情感和行为，是我们人类之所以能够在人口几千万，甚至中国这样人口十几亿的国家里生存的关键，我也认识到，这些主观的情感和行为，对我们个人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它们是我们人生中许多最宝贵的欢乐的源泉。

但是，我也认为，权力的维度在各种层面的关系中都存在着。我们的等级也许不像我们的灵长类“表亲们”那样森严，但是通常情况下，在人类的权力等级制中，我们也知道自己该“站在哪里”，也就是说，在与那些比我们有权和无权的人相处时，我们通常都知道自己的“位置”何在。我们也会因为有权有势而感到高兴，因为势单力薄而遭遇不测，虽然在公共场合承认这一事实不是那么高雅。亨利·基辛格，这位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为中美融冰做出贡献的著名人物，就曾将权力称为“终极壮阳药”（ultimate aphrodisiac），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高的赞誉。但是权力本身却比纯粹的快感更为复杂和邪恶。正如19世纪的一位英国贵族阿克顿勋爵（Lord Action）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权力往往滋生腐败，而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事实上，虽然社会科学家和心理学家们对权力还没有那么彻底绝望，但只要你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某些最有权势的统治者们的生活细节，你就会对阿克顿勋爵的观点有一个很好的体悟。

那么，就为什么美国需要中国这一问题来说，刚才那些关于权力的一般性讨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经济不是关键性的议题。那些支配美国的少数富人（银行、公司、大农场、城市房地产等高收入财产的所有者），他们首先关心的，是对劳动力市场的控制。换句话说，利润、效率以及生产率并不是他们关心的主要内容。他们主要关切的，是确保那些在办公室、工厂和田野辛勤劳作、按时领取工资的人无法组织起来，从而使他们能够行使权力。正如我在第七章结尾所指出的那样，他们有许多方法来让工人们无权无势，比如反对组建工会，以及确保政府不去雇用那些失业工人从事造福人民的工程，比方说建设学校和清洁环境。另一种方法是鼓励移民，这样就能创造出一支迫切需要工作的庞大的劳动力大军。

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起，另一种限制劳动人民权力的最好方法被越来越多地使用：把生产设施转移到那些低工资和无工会的地区，这样就能削弱那些已经组建工会的工人们的力量，后者已经有能力来争取更高的工资、良好的医疗保障和养老金。一开始这意味着将工厂转移到美国南部各州，在那里，直到19世纪60年代都在实行蓄奴制。在蓄奴制被废除之后，这些州实行极端的隔离制度来阻隔黑奴的非裔美国人后代，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通过对非暴力策略的非凡运用，才迫使社会发生重大变迁。在抑制非裔美国人的过程中，白人富人也削减了低收入白人的选票，挑拨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的关系来压制工会。虽然南部各州工会仍然不多甚至没有，但是通过参与民主党，工人们多多少少获得了一些权力。在他们可以选择的两个主要政党中，民主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反工人和反工会，因为自由主义者和劳工领袖构成了该党很重要的一个派系，他们可以对当选的民主党官员施加压力。

由于南方各州的劳工开始行使他们增涨的权力并要求更高的工资，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公司开始向墨西哥、台湾地区以及其他亚洲地区或小国转移。1999年以后，它们向中国大规模进军，或者更常见的是，与中国公司签订协议，由后者加工产品再以低价卖给美方。不管怎么样，美国公司现在能够获得廉价的劳动力，这些工人们发现，通过工会或政党获取权力并非易事。这意味着，美国的工人越来越弱势，这也从下面的事实中得到最为明显的表现：自1975年以来，美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越来越向上层的少数人倾斜。

我们还可以从布什总统和美国国会在2007年和2008年面对国内经济困境时所做的反应看出权力对经济学的胜利。潜在的经济困境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大多数美国领导人都同意有必要推出“一揽子刺激方案”来推动经济。最理想的刺激方案应该包括：在更长的时间段里为没有工作的人提供更多的失业救济金，同时辅以提供一些能够创造就业的政府建设项目，比如高速公路、桥梁、公园和学校。但是，主导共和党的保守派们并没有选择最理想的经济解决方案。相反，美国中产阶级收到了每人几百美元的退税贴现，这仅仅意味着他们从政府那里收到支票，退还了一部分缴纳的税款。商人也得到了减税实惠，而他们并不需要这种经济。有一份坚实的研究显示，就在六年前，相似的经济刺激方案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然而，这份研究如今却被遗忘了。这再次证明了掌权者雇用的专家们在美国的权力微乎其微，虽然许多主流美国社会科学家们认为他们相当有权有势。嗯，他们有时候的确“有用”，但并不是那么“有权”。

这些关于权力分析的例子，会让你对本书中所提供的解释多少有些了解。虽然在美国，人们强调经济学、理念和宗教信仰比权力更重要，但实际上它们都是第二位的。当然，在本书中我所使用的语气通常情况下要比这里的更有学术味和更委婉一些。

现在，请让我转向更加一般性的讨论，亦即我希望您在阅读本书时能得到的收获。我希望它有助于您理解美国这个谜一般的积极和消极混合体。这个国家仅仅有着230多年的历史，以追求自由为傲，但是同时，她所积累的巨额财富部分又要归因于1650至1860年间施行的奴隶制。这是一个以民主为傲的国度，但是直到1965年，人们仍然接受南部各州对非裔美国人公民权的剥夺。这是一个以政教分离为傲的国度，但是就在这个国家里，却有数量大得惊人的少数派基督徒坚持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应该普适于天下，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剥夺10%到15%拥有其他宗教信仰或不信教群众的权利。

也许最重要的是，从我在本书中所展现的分析来看，这是一个坚持认为自己的社会结构流动非常畅通的国度。没有什么严格的阶级结构。每个人都有机会登上商界或政坛之巅。成功是一件与个人创新和自律有关的事情。与我在本书中的观点相反，很多美国人都会否认大公司的所有者和经理人组成了一个统治这个国家的“权力精英”。

在本书“序言”部分第一段的结尾，为了提请美国读者的注意，我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民主的国家中，这样一种如此极端的公司（也就是商业）支配是如何可能的？”正如我接着在整本书中所解释的那样，人们也许在私人或宗教议题上拥有个人自由，而且能够谈论他们的政治取向，但是，他们并没有政治权力。这是一个大多数美国社会科学家未能认真思考的悖论。他们的推理是，如果有个人自由，那就不会存在一个所有者阶级的支配。然而，正如我在本书中所展示的那样，仅仅有个人自由是不够的。人们需要一个组织基础来行使权力。

本书的“序言”部分就全书内容如何展开做了层层跟进的解释。因此，在这篇序中，我将不会提供一个新的综述。不过，我将展开三个在本书中没有讨论的议题：2006年参众两院选举中发生了什么？2008年总统大选中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致力于社会变迁的平等主义激进分子（egalitarian activists）并没有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产生更大的影响？

2006年的中期选举里发生了什么

要想理解为什么2006年的中期选举既重要又新鲜，就需要了解一些背景知识。正如第六和第七章中所要展开论述的那样，从1932年到1968年，在美国占支配地位的，是民主党内一个复杂的和矛盾性的“新政”联盟。这个联盟的成员，包括来自北部的自由派和有组织劳工、来自全国各地的富裕的温和派与中间派，以及非常重要的，来自南部各州的农场主资本家，后者在党内的权力要比大多数社会科学家、政治自由派和历史学家所意识到的强大得多。这些农场主资本家之所以手握重权，是因为他们剥夺了自己所在州很大一部分低收入群体（不仅仅是非裔美国人）的公民权。此外，他们送到国会里的代表们也已经占据要职，因为国会各委员会头目的遴选是“论资排辈”的，也就是，依据他们在众议院或参议院里任职的时间长度。

为了让这个不寻常的联盟运转起来，来自北方的民主党人，不管他们是自由派、劳工还是富裕的温和派，都不得不默认南部各州对非裔美国人选举权的排斥，以及不管是在南部州还是北部州，对非裔美国人竞争好工作的排斥。然而，归功于非裔美国人所组织的出色的民权运动以及由此导致的1965年《投票权法案》，在南部各州的非裔美国人获得了选举权之后，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实际上，这项法案瓦解了新政联盟。农场主资本家和他们的盟友很快就抛弃了民主党，因为这个党已经无法保证美国黑人的弱势。不仅如此，南部的黑人选民可以在民主党预选中击败最恶劣的种族主义者（“预选”是为了选举代表某党参加大选的候选人而进行的选举）。于是，南方的白人精英倒向了共和党。他们以种族仇恨、宗教原教旨主义、超级爱国主义、枪支权利以及对同性恋的憎恶作为自己诉求的基础，带动了大多数的其他的南方白人。而民主党则被描绘成一个由极端自由主义者组成的政党。

但是，摧毁新政联盟的，不仅仅是南方的种族冲突。北方也有种族不和，因为许多白人工人拒绝与非裔美国人分享工作或权力。他们也遗弃了民主党。结果是，共和党内的“企业—保守派联盟”在1968年的总统选举中开始控制国家的行政分支——白宫。这个新联盟然后开始逐渐地获得整个国家的控制权，延缓或停止由于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民权、女性主义、环保和同性恋权利运动而带动的大多数自由主义改革。这个联盟并没有在每次选举中都赢得成功，但是通过点燃种族仇恨和道德不满，它抓住了许多保守白人选民的心。

随着小布什于2000年赢得总统大选以及共和党在参众两院赢得多数，“企业—保守派”联盟完全接手了美国政坛。部分是因为超级爱国主义，部分是因为9·11纽约世贸大楼受袭之后的恐惧，布什政府在为富人减税上走得更远，造成财富和收入的分配进一步倾斜；他们还减少了政府对商业的调控，导致了大量的诈骗并助长了经济增长的放缓；他们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这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和最费钱的错误之一。

在第七章（权力精英如何支配政府）的最后一段我指出，到2003年在美国已经不存在任何对抗性的力量能够遏制“企业—保守派联盟”。这个联盟已经控制了联邦政府的行政、立法和司法分支。我还说，只有由于布什总统短视的政策而导致在伊拉克的完全失败或者一场大的经济衰退，才能限制共和党人的所作所为。那个时候，我甚至对任何温和的社会变迁都不抱什么希望。但是，我也确实注意到，没有任何一个思想流派的专家曾经预言过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以美国为例，美国人预测过1929年会发生大萧条，或者会有“新政”出台来应对大萧条，或者20世纪60年代晚期大规模的民权运动，或者60年代晚期为了反对民权运动和自由主义社会议程而出现的右翼的崛起。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2006年的中期选举确实导致了某些温和的变迁。许多曾经因为种族和宗教原因而支持共和党的中等收入选民决定站在民主党的一边，因为他们已经对伊拉克持续的战事感到不满。之前没有人预见到这场反战投票的到来。公共舆论似乎在选举前一个月左右才明确它们的反战立场。

其结果是，民主党人重新夺回了参众两院（统称“国会”）。这一成功立马就限制了右翼在国内议题上的行动能力。它意味着国会于2001年通过的减税方案在2010年时将可能失效，因为民主党人将不会投票赞成其延期。民主党对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控制意味着，布什上台以来欠下的巨额联邦债务，有可能得到处理。（正如你们知道的那样，中国正是很大一部分债务的债权国。）换句话说，2006年中期选举的结果再一次显示了选举在美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我在第六章中所强调的一点。在那章里，我解释了选举可以发挥影响的几种方式，即便这个国家掌握在大型创收型财产的所有者和经理人手中。

然而，反战投票并没有改变战争的进程。这也没什么错，因为美国的外交政策由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制定，参众两院很少或几乎没有什么权力去反对，也相对独立于公共情感之外。布什政府非但没有从伊拉克抽身而出，反而通过使用“冲刺”（surge）来加大他的努力（这个词暗示临时性增加投入）。但这并不是“冲刺”。这是战争的升级。这些新增的驻军有一部分预期在2008年夏天将撤出，但是到了那个时候军队的规模仍然维持在同样的水平上。（士兵的死亡人数略有下降，这是因为逊尼派已经被什叶派赶出了他们的地盘，而美国人在军事基地里待的时间也更长。但是美国大兵仍然处在危险之中，如果逊尼派或什叶派决定再次发动攻击的话。）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的是，共和党觉得努力控制其他国家比对美国选民的情绪做出反应更加重要。

民主党的胜利不仅仅是因为反战投票，还因为那些作为共和党胜利关键因素的各种社会议题在这场选举里被中和了。这些议题包括种族、宗教和道德，而社会自由派和社会保守派在这些议题上分歧甚大。这种中和体现在三个方面，每一个方面都包含了与过去45年的一次大决裂：

首先，在社会保守地区，民主党支持的候选人反对堕胎、同性恋婚姻和枪支管制。这一决定让党内的自由派左翼感到不高兴，但是有助于吸引中间派选民投民主党人的票。比方说，有一些候选人公开承认了自己的宗教信仰，譬如赢得俄亥俄州州长宝座的以前就是一个基督教牧师。这样，就很难将民主党人描绘成不关心普通人的极端自由主义者，虽然共和党通常十分卖力地这样描绘他们。

其次，社会议题被中和的另一种方式是：好几名共和党人在道德上的不检点。有好几个显赫的共和党议员和候选人因为丑闻而遭到“腐败”或“放荡”的指责，比方说，从说客那里非法地获取资金以及各种各样的性丑闻和婚姻丑闻。一句话，当他们大谈民主党人如何不信教、不道德和堕落时，他们看上去就像是伪君子。

第三，民主党人获胜是因为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议题——种族——在那次选举中在大多数地区并没有被摆上台面。由于种族紧张的程度非常低，白人选民就将注意力放到了其他议题上，比如战争。而这正是民主党获胜的原因。

2008年发生了什么?

我的这篇序原先作于2008年2月，当时我以为中文版会在11月大选之前出版。因此我当时写的是对将发生事情的预测。在我对大选结果做出预测前，我说，如果过去对专家预言的研究能作为一种指标的话，我有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我之所以没有什么承诺，是因为一份报告研究了284名专家在过去20年里做出的2.7万份政治预言，结果显示专家们并不比普通人好到哪里去。我然后接着说，如果满足下列条件，民主党人将入主白宫和控制国会：（1）伊拉克战争仍然是美国人民的一大心病；而如果没有迹象显示这场战争将获胜的话，它就会是心病；（2）对美国普通老百姓来说，经济前景并没有变得更有希望；（3）民主党人能够再次将种族和宗教议题置于讨论之外。

后来出版方决定在2008年大选之后推出这本书，这样我就能将关于大选结果的一些新想法纳入进来。我们有可能来看看我早先的分析有多准确。大体上来说，我是对的，因为民主党基于以下三个原因而赢得了大选：战事拖拖拉拉，继续惹恼了大量的美国人；经济严重衰退；种族和宗教问题一直处于讨论之外。他们的解释当然有一些道理。在一场势均力敌的选战中，任何一个因素都有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要害在于，在选举日那天平等主义者确实曾经掌握了一点权力和选票，而他们却实际上把这些权力和选票让给他们最糟糕的敌人，小布什。他们中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突显出矛盾”会是一个好主意，这样人民就会在反抗中崛起，但是大多数平等主义者是道德上的激进分子，他们无法说服自己投票支持民主党，因为后者通常被认为是既“腐败”又立场不坚定。正如你们知道的那样，坚定的左派追求“纯粹”。

对一个社会学家来说，仔细想想坚持通过第三党来参加选战这一主张，就会让他感到尤其痛苦，因为这一主张忽视了一个事实：美国的两党制已经被过去的激进主义努力所改变了。首先是两党都创立了“预选”体制，在政府的资助下决定谁成为各自参加大选的候选人。其次是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它使得民主党第一次在美国历史上有可能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自由派—劳工—平等主义者政党。此外，正如我在第六章中解释的那样，有证据显示，一般情况下，在民主党预选内挑战的平等主义者，要比他们以第三党候选人身份参加常规选举赢得多得多的选票。事实上，奥巴马总统和其他某些非常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在2008年基本上就是这么做的。他们实现了20世纪60年代左派激进主义者给美国社会结构所带来的变迁中所固有的承诺。

此外，对平等主义者来说，即使他们不同意主流民主党人的主张，他们还是可以利用这些变化来推动民主党朝平等主义方向转型。他们可以在民主党内形成一个由俱乐部组成的网络。事实上，这些俱乐部可以成为民主党外壳下的一个真正政党，他们有能力征集成员、收取费用和发展纲领，当环境允许的时候，他们可以从自己内部选出候选人参加预选。这一网络的目的，在于以进步主义运动的规划为基础，直接吸引该党选民的拥戴从而转变民主党。如果奥巴马的中间主义政策未能终结经济危机，那么，这一网络将成为一条建设性的途径，“从左翼”对奥巴马总统和国会内的自由派民主党人提出挑战。

通过第三党来参与选举是平等主义者所犯下的最大错误，但他们还有一个第二大的问题：他们不再拥有一个让人激动的替代性的经济观，从而带给人民以希望。社会主义曾经扮演了这一角色，但是过去60到80年的历史显示，这一替代方案是有缺陷的。即便我们将苏联和中国在1976年之前发生的事情放在一边，说那是因为它们不发达的经济和独断的历史所致，这仍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央集权化的计划经济从未在任何一个国家行得通过。之所以会如此自然有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学原因，首先是因为没有人能够设计出一种方法来分析那些管理庞大的经济体所需的海量信息。其次是因为被设计用来获取和利用这些信息的大型官僚体制变得低效和腐败。浪费、腐败、缺乏创新以及环境退化，也都曾是中央计划经济所引发的效应的特征。

中央集权的非市场计划作为一种貌似合理的替代性选择的失败意味着，至少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的平等主义者就没有了振奋人心的经济观点。虽然许多平等主义者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特定政策建议，但是他们未能达成共识，为启发和引导整个经济体制朝积极的方向发展设定原则。大多数的平等主义者，尤其是那些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人，无法想象一个将市场包括在内的解决方案。这使得寻找替代性经济观点的努力变得更加困难。但是，平等主义者并不是没有希望，而且希望也许比大多数左派人士认定的要大，因为人们有可能将市场社会化，然后用它们来实现平等主义的目标，就像社会学家戴安娜·埃尔森（Diane Elson）的著作所建议的那样。实际上，这意味着对市场加以更多的控制，使得它们运转得更加敏感。借用政治学家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 Lindblom）的术语，这一思路也许最好可以被描述成“通过市场来计划”（planning through the market），这名学者也曾讨论过通过市场实现更多的平等与公正的可能性。

但是，就算平等主义者决定以“通过市场来计划”为基础来创建一个经济民主主义（an economic democracy），并以此作为竞选纲领来改造民主党，他们还得改正另外一个与社会运动有关的错误。这里说的社会运动，包括游行、示威、抵制和罢工，即使在拥有民主选举制度的国家里，它们也是社会变迁所必需的条件。平等主义者必须改变自己对“我们”和“他们”的界定，前者指的是希望平等主义社会变迁的人，后者指的是反对这一变迁的人。他们必须承认，通过那些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范畴，比如社会阶级、种族、性别或者性取向来界定“他们”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这种做法制造了一种自我实现预言，且忽视了人们改变他们想法的可能性。更直接地说，即使本书显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结构围绕着阶级和阶级冲突而运转，也并不意味着政治冲突应该被锁定在社会阶级的框架内。政治涉及的是价值观、联盟和权力，而不是阶级。但是大多数平等主义者仍然坚持以“工人”的名义去挑战“资本家”，哪怕理论家们无法就到底谁算是“工人”达成一致，以及哪怕无论怎样扩大定义，许多激进主义活动家都不能算是来自于工人阶级家庭。

与好斗的工人反对资本家的通常路数不同，民权运动提供了一个美国社会运动的理想模式，因为它建立在一个更加灵活的冲突框架内，它拒绝将敌人界定成“白人”，而只是“种族主义者”和“顽固者”（bigots）。当时，种族主义者和顽固者包括了大多数的南部白人，以及不少北部白人，因此存在一个清晰的对立面，但与此同时，也为争取赞同融合的白人提供了空间。通过吸收大多数美国人能够理解的宗教传统，这场运动利用了诸如宽容、赎罪和改宗这样的概念来打造一个“黑人—白人联盟”。无论人们的阶级、种族、宗教或者过去的信仰是什么，只要他们相信黑人拥有平等的权利，这场运动就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门，也正是利用这些观念，这场运动允许人们在不违背他们自我形象的情况下（比方说，得体和有教养的人），改变他们的态度。同样的道理，如果要在21世纪里聚集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支持平等主义经济规划，一个“跨阶级”的联盟是必需的话（几乎所有的平等主义者都会同意这一点），那么，最好在一开始所使用的“我们”针对“他们”的议题的政治框架里，就不要按照阶级成分来界定“朋友”和“敌人”。

以这些分析为基础，未来的“自由派—劳工—平等主义者联盟”应该将“企业—保守派联盟”和共和党视为自己的对立面。将总体冲突放到“平等主义对保守主义”以及“民主党对共和党”的框架内，除了避免将所有的上层和中上层阶级成员都妖魔化之外（许多平等主义者自己就是这些阶级的一分子），还有另外两个好处。首先，在这些范畴内，人们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思想而转变自己的位置。其次，脱离敌对阵营里的人将促使其他反对者去思考改变自己的观念，并且使得剩下的反对者不再那么容易将挑战者妖魔化。全世界争取更大平等的社会运动经常都是由出生更高社会阶级的活动家所领导的，而在美国，也许尤其是这样。在2008年的大选中，这一点的重要性可以通过下面这一事实得以证实：好几位非常著名的保守派人士都公开声明支持奥巴马竞选总统。

最后，平等主义者还必须处理他们的另外一个错误。他们不明智地允许激进主义者在他们的社会运动中使用暴力手段。这包括了作为全球正义运动一部分的暴力的无政府主义者。过去，有组织的暴力经常被视为是离经叛道者唯一可以使用的手段，但在我看来，很明显的是，在发育完全的资本主义民主体制内，战略性的非暴力活动才是唯一行得通的瓦解形式，因为在这样的社会内，大多数人民都接受社会的政治规范，而一旦形成了一个暴力的右翼反作用力的话，人们就会丧失大量的自由。此外，任何一种暴力手段，即使多少有点情有可原，都没有什么希望能推进平等主义的诉求：暴力战略和战术疏远了绝大多数美国人，而且没有逃脱政府的手心，在这个时代，政府能够很容易地就集结更优势的力量。正如一位伟大的墨西哥裔平等主义活动家、联合农业工人工会（United Farm Workers Union）的创立者凯萨·查维斯（Cesar Chavez）曾经说过的那样，在美国使用暴力手段是“错误的和愚蠢的”。它在道义上是错误的，因为它不会导致平等主义者所渴求的结局，它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它不可能战胜由政府所控制的有力政策和武装力量。

虽然非暴力是一种战略选择，但是出于两个原因，它必须在一个更大和更宽广的价值体系内被使用，那就是对自由、民主和平等的信仰。在这一背景下，在一个像美国这样的稳定的民主国家中，战略性非暴力活动家的首要议题，就是创造和使用那些出其不意地打乱日常生活的战术，比如说引导人们走出他们的常规思路，或者破坏一些政客的选举机会，同时在媒体那里赢得正面评价。激进分子们还必须意识到，让步、解散或者撤退常常是明智的做法，这样他们下次就能以更强的声势卷土重来。他们必须了解，他们正在玩的是一场猫和老鼠的游戏，他们只能通过一系列渐进的变化，而不是通过在一场大对抗中的大胜来得到最终的成功。

尽管平等主义要想在短期内获得胜利存在很多限制，但是，我要清晰指出的是，您是在美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激动人心和富有希望的时刻来阅读这本关于美国权力结构的著作的。财富和收入如今大量地集中在少数上层美国人的手中，任何朝更平等的方向前进的变化看上去都像是一场重大胜利。如果上层10%的人口只占有50%的财富，而不是他们现在持有的69.8%，那么剩下的人将觉得他们生活在一个全新的世界里。所以，当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试着关注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自由派民主党人是否能够抵制大公司，尤其是大石油和煤炭公司在国会的游说活动？民主党人是否在努力创建一个致力于帮助数千万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人口的医疗保障体系？或者，大制药公司和保险公司有没有阻挠他们的方案？共和党人有没有能力资助任何也许能使他们重新掌权的政治候选人？共和党人是否还在试图转移话题，由进步主义的税收制度和政府对老弱病残的更多支持，转向对肤色、宗教信仰和同性恋的激烈指责，从而引起某些美国白人的恐慌转而投向共和党？美国会不会出现一个与您阅读这本书时不一样的新的权力结构，也许在2008年大选之后一到两年？

在结束这篇序之前，我想再说一遍，我对中国读者将能够阅读到我的书而感到荣幸。我研究与权力有关的议题已经超过40年了，但是我还在学习，努力做得更好。我只有两个承诺。我想尽我的能力去理解美国，同时我希望能够对那些憧憬更少官僚主义和更多平等的人们有所帮助。我祝愿您成为您所在研究领域的佼佼者，同时在您自己的国度为促进平等做出您自己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