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选自《傻也风雅》 丰绍棠/著 罗雪村 王小玉/绘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6月出版

傅雷难近常情的“顶真”

其子傅聪如此评说父亲：“他这个人，只要做一件事，就完全钻进去”，终其一生，体现“顶真”两字。连家里桌上热水瓶都要一律朝右摆放，方便提取。倒光了水的空瓶则放置排尾，灌开水时，从排尾灌起；日历每天由保姆撕去一页，不许别人撕。偶尔夫人撕了一张，傅雷急忙用浆糊粘好，云：“等会保姆再来撕一张，日期就不对了。”如此难近常情的“顶真”，傅雷对此还有绝妙诠释呢：“一个艺术家若能很科学地处理日常生活，他对他人的贡献一定很大。”此言在傅雷的译著上得到了验证，“顶真”的这位翻译家，译前总要坚持把原著读几遍，然后逐字逐句细绎爬梳，初稿译出仍是多遍润色，即使百十万字译文，也再三重译致使文稿“体无完肤”，甚至将不满意译作付之一炬！出版后仍反复读审瑕疵，“煞费苦心”求其译文神似，其审慎严谨无疑是“傅译”取得重大成就之不可或缺因素。为儿子傅聪抄写的《希腊的雕塑》手稿，字迹工整清秀，“顶真”到一个小括号，也打得十分讲究和漂亮。浸淫着深厚中国传统文化素养的傅雷的“顶真”，亦有着西人细密周全、科学精神及逻辑性等影响，傅雷所翻译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丹纳《艺术哲学》等世界名著，其精练优美译文在母语中成为大师范例，作为汉语文学遗产组成部分臻于“化境”的“傅译”，在促成“文学翻译”升华为“翻译文学”凸显艺术性再创造之独立地位上，有着筚路蓝缕之功。

“过分的认真，在傅雷性格里构成一种强烈的色彩，那就是耿直”，傅雷至交柯灵坦陈，“而因此带来的就是执拗。也许会有人觉得，傅雷太桀骜不驯了。”颇似李白“一生傲岸苦不谐”的傅雷无法相从流俗，不能容忍浇薄世风制约。其不屑于粘靠附着人际

关系的狷性认真，使得遭逢乱世的傅雷难逃厄运，早早就被戴上“右派”帽子。傅雷没有工资靠稿费生活，译著不能出版就断了生活来源，出版社感念傅雷的艰难处境欲出版他的译著，但碍于“右派”帽子提出要他改名。傅雷一口拒绝，说：“译著署个什么名字，本来无所谓。可是，因为我成了右派，要我改名，我不干！”宁可不出书，坚决不改名。后来宣布给他摘帽，一向“顶真”和不妥协进击精神的傅雷竟不予理睬！长子傅聪介绍当时的情状：“有些事，他（傅雷）非常讲逻辑，不光是骨气，是讲逻辑。譬如给他摘右派帽子的时候，他怎么也不肯去开会……因为如果去摘帽，就承认戴帽是对的，这是个原则问题。所以他说，戴帽子是你们的事，和我没关系。这一点又是西方的思想方式，非常讲逻辑，没有多少人可以做到。”傅雷，字怒庵，性情刚烈、嫉恶如仇，他的世界观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道德和规范的人生哲学，有着超临于生死之外的洒脱。“文革”造反派到他家里打砸抢，起而抗争的傅雷惨遭毒打，“被凌辱得几乎无以复加”，义不受辱的“顶真”傅雷和妻子双双悬梁自尽。遗书亦是字迹清丽干净工整，一丝不苟。

如何看待傅雷难近常情的“顶真”？寄居海外的傅聪“文革”后回国说过这样一段话：“假如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多一点我父亲那种精神的话，也不至于搞成这样。”董桥也慨叹云：“上世纪的艺坛前辈处事顶真，读书顶真，笔墨顶真，上承千年风雅的香火，下启一弯清流之韵致，二十一世纪打起百盏灯笼也寻不到他们的影子了！

顾准宣称：“我不怕再戴一次‘右派’帽子”

在真理面前远非人人平等的万马齐喑年代里执拗追求其平等敢于诉说法理的顾准，有着古人为文所崇奉的“要有英雄气象，人不敢道，我则道之；人不肯为，我则为之。厉鬼不能夺其正，利剑不能折其刚”的大无畏精神，由此而遭其种种屈辱厄运自是不可避免了。顾准作为逆境中坚持理性思考之人，“为把中国的事情弄清楚”，遍阅世界文化史、经济史、政治史、宗教史，对整个人类历史深入爬梳整理，“然后回过头来分析中国的问题”，以黑暗中洞见光明之锐敏深邃才力尖锐批责“离开经济手段用政治手段实现经济目的”的做法，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最早冲破教条主义提出了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设想（孙冶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石破天惊提出价值规律，即是受到顾准启发），成为在整体价值观上超越了所处时代的继往开来思想家。当然，顾准不会不清楚置身极“左”肆虐年代不随风倒附发“悖论”的后果。然而，为此丢掉官位、锐减收入、两次被打成右派劳改苦役、关进监牢受尽狱卒蛮横的人格侮辱与肉体摧残、失去长达几十年自由、妻离子散家毁人亡饱尝忧患的顾准，依然恪守知识分子良知与使命，如洪堡《德意志道路》中所说，敢做国家和社会的“校正力量”，一次次与上司据理力辩，以殉道者口气宣布：“我不怕再戴一次‘右派’帽子！”即使被揪出来批斗改造，也未滋生一丝一毫媚骨奴颜，始终不屈不挠“为生民请命”“为万事开太平”，义无反顾反复阐述其真知灼见，深陷囹圄中还敢于教训看押自己的“军宣队”参谋，“虽九死其犹未悔”，特立独行于众人皆醉唯我独醒之筚路蓝缕险途上。顾准的可贵在于“独立思考”，他的悲剧亦在于有“思考”无“独立”—从西方引入中国的民主思想不足百年尚未扎下根就被灭绝五十年，言何“独立”欤！

按世俗眼光看，狂傲狷介顾准的并不见风使舵吃亏受罪是一种“傻”气，殊不知这种“傻”气却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弥为珍贵的人格精神，促使人们“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虽说“只因他的文字变成铅字，一代知识分子才挽回了集体名誉”，然而笔者却是更为关注顾准之后有多少人承继顾准独立思考与无畏探索精神，由此而真正改变不知反省、失却记忆的国民劣根性？迪克斯坦曾忧心忡忡指出：“现在许多人能勉强生活就心满意足了，学生们从学文科转而学习谋生糊口的课程。”着眼于眼前物质利益的日渐其多，普罗米修斯式的献身精神则是日益式微了，言念及此，不禁怅然。

贾植芳戏说儿女名字

贾植芳戏称：如果自己有两个儿子，一个取名“贾仁”，一个取名“贾义；如果有两个女儿，则分别叫做“贾慈”和“贾悲”。贾植芳这个玩笑，是对“假仁假义假慈悲”世相的鞭鞑嘲讽，他自己一生坚持坦诚做人、真心待人。他曾如此表白：“不是人人都叫我‘假’（贾）教授吗？不过，我教书却是真的，从来不卖假货。”贾植芳做人更真！先后四次坐牢，受迫害达二十四年之久，平生三分之一生命是在非人的屈辱中度过的贾植芳始终未曾丢却“真”字，始终不渝追求真理捍卫真理的知识分子高贵气节，坚定恪守独立人格与不妥协的批判精神。动乱灾难结束后，一个当年在批判胡风热潮中交出信件立功赎罪而导致胡风遭受更大辱难的熟人，登门看望贾植芳。贾先生怒目而视挡住门口厉声说：“我不认识你！”将其拒之门外。然而贾植芳奖掖助人弘润后学却是热诚奉献，作为现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许多学子在他的指引照拂下步入学问殿堂走上研究道路，涌现出令世人瞩目的美学家、文学史家和现代文学专家，青出于蓝绩逾其师者多多。贾植芳这个几乎被人整了一辈子吃尽了苦头的老头，晚年难掩岁月皱痕却是全然不见潦倒灰颓之相，总是精神矍铄热情爽快地忙这忙那，对别人的恳笃爱心怜悯仍丝毫未减，无论熟悉或陌生的作者，他都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积极推荐他们的文章发表，大力扶助新人成长，自嘲“写序专业户”的贾植芳，仅为他人苦辛备至写序就占去了他人生暮年大量时间和精力，成为岳岳于学子们心灵中的高山。判若两人的贾植芳言行，令人想起先哲之言：“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国必兴盛；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国必衰亡。”只是崇奉君子之道的贾植芳有时难免会犯糊涂，某日，一位出差的广西大学教师途中需要在上海中转，有人介绍他到贾植芳家中暂住，耳背的贾先生根本没听清楚是怎么回事，每日好烟好酒真情款待，那位教师连住三天辞别后，纳闷的贾植芳才想起问介绍人：那位客人是什么人？为什么在他家里住了三天？

承继中国文人血脉传统一生把大写的“人”字写好写端正有着高贵人格的贾植芳，将契诃夫如下一段话作为漫长坎坷人生路上艰难跋涉的精神支柱：“一个人没有什么要求，他没有爱，也没有恨，这样的人是成不了一个作家的。”贾植芳遗像旁挽联云：“从鲁迅到胡风，冷眉横世热肠扶颠，聚悲智良心傲骨侠胆为一腔正气；由社会到书斋，大写做人中道敷文，融创作翻译学术育人开八面来风。”

哲学家金岳霖的口头禅：“不懂”“不知道”

“无论他身上哪一点，都有点哲学味似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金岳霖，早年留学美、英、德、法诸国，回国后执教清华大学，并创办清华哲学系，且有《逻辑》、《论道》、《知识论》等专著传世，这样的人写回忆录一定会有许多值得炫耀处，毛泽东就曾先后四次请他吃饭呢。然而金岳霖却淡然表示：“我认为我的工作限于抽象的理论方面，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情，没什么可忆的。”此言当然不确，他当年撰写名著《知识论》时，正逢敌机轰炸，他带着六七十万字书稿到山上躲避，解除警报回到家却发现书稿遗落山上遍寻不见。于是重起炉灶耗费几个春秋从头再写！此等坚韧毅力之“特别”“可忆”是毋庸质疑的，只是金岳霖不屑于声扬罢了。平日金岳霖亦是“不懂”“不知道”常挂在嘴边。譬如他曾诚恳表示“寅恪先生的学问我不懂”。并多次向人坦陈“东西”“春秋”四个字在中文里的特别用法，“是寅恪先生教给我的”。与郭沫若交谈李白和巴尔喀什湖等学术话题后，旁人问及交谈内容，金岳霖谦逊说：“我不知道而已，也不好问。”金岳霖较早结识胡适交往频繁，却与那些整日把“胡适”挂在嘴边，动辄以“我的朋友胡适之”示人自耀者流大相径庭，仅是低调对人言：“我不大懂他，我确实不懂。”金岳霖曾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却再三申明“不懂政治”。一次谈到“雅”时，金岳霖亦说：“雅的本质是什么……我个人就是不知道。愈追本质，我愈糊涂。”金岳霖还有一个“不知”：解放后安排他坐办公室办公，他却不知“公”该如何“办”，呆坐整个上午而“公”也不来。后来，这位“不能办事的知识分子”得到通知可以不来办公室坐班了。

金岳霖身上也有让人“不懂”“不知道”之处：有一年金岳霖在北京饭店请客，客人们落座后皆“不知道”为甚请客，“不懂”金先生此举何为？少顷，金岳霖站起身郑重向大家宣布：“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座上客听罢无不为金岳霖对林徽因的不泯挚情而动容。当年金岳霖深深爱上才女林徽因，可建筑学家梁思成也痴情于林，林徽因嫁与梁思成后，金岳霖十分尊重他们的结合，欣慰于他们的美满婚姻，自此金岳霖不再考虑自身婚恋之事了，与林、梁一家亦是自此形影相随比邻而居。林、梁二人非常敬重金岳霖的挚诚性情，他们常常是同吃一锅饭，有时林、梁夫妻间争吵，俩人总是争先向金岳霖诉说或辩白，视他为亲兄长。这种纯洁亲密的情谊一直延续几十年，直到林徽因病故。林徽因、梁思成相继去世后，独身的金岳霖仍住在其家与他们的孩子生活在一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编纂林徽因诗文集告竣后，编辑请瘦骨嶙峋的金岳霖写篇文章收录书中，金岳霖一字一顿说：“我所有的话，都应同她自己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对此，读者当然也是“不懂”和“不知道”了。

“希望失败”的弘一法师

弘一（李叔同）人生路途跌宕迁变：由丝绒碗帽花缎袍子的富家翩翩公子和文坛名士，变为剪掉辫子西装革履尖头皮鞋金丝眼镜的留日学生，又变成粗布袍子黑布马褂布底鞋子的教师，中年则心向佛门变成青灯黄卷僧人，经钵苦行终老一生。“放着艺术家不做，放着好好的生活不过，却去做和尚！”世人对此多有迷惑，称其为“迂”者有之，归于禅机乃至哲学三昧中寻绎求释者亦有之，总之论说纷纭谜团罕解，如古德云：“知人难也。”知弘一更是难于上青天。其实弘一自己早已道出谜底了，云：“我的性情是很特别的，我只希望我的事情失败，因为事情失败，不完满，这才使我常发大惭愧……一个人如果事情做完满了，那么这个人就会心满意足，洋洋得意……生出种种过失来。”弘一还由此化取前人诗句“一事无成人渐老”“一钱不值何消说”而自号“二一老人”，与古语“人生到老皆入佛”的内蕴，浸濡巧融也。所以，由风华才子到云水高僧，弘一并未归于虚妄，而是化为超越的人生定位之超验信仰和追求真实生命的宗教情怀。“希望失败”“不完满”而求自我超越心境，乃是弘一无限精进无止域追觅的动力之源。弘一在俗时，其诗词、篆刻、书法、绘画、音乐、戏剧，几乎无所不能无所不精呈露绚烂妙趣，然而出家前弘一即是持有此种观念的：“一切世间艺术，如果没有宗教的艺术，都不成其为艺术。”文学艺术与宗教皆有诸如“入神”“忘我”共通点，为此周作人指出“艺术起源大半从宗教的仪式出来”。弘一皈依佛门后持守律宗苛严的戒律，潜研佛学、博通三藏、主攻华严、修持律学，著有多部佛学著作，使自南宋以来湮没无传七八百年的南山律宗再度兴起，被佛门尊为中国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成为四海同钦的一代高僧，暮鼓晨钟、鱼板梵磬中也有殉道的砥砺。“希望失败”的“不完满”，使得弘一汲取佛家严肃认真出世精神而不见虚妄悲观，亦不失却热忱温润淑世情怀而苦中有乐。此种“不完满”“希望失败”的宗教情怀，如同喝酒欠一杯，浅酌微醉，比多一杯酩酊失态更富于温馨情调；沏茶八分满，比沏满十分溢出来多一份悠然清雅。由此或可解悟临终前弘一书写“遗偈”中“君子之交，其淡如水”以及绝笔“悲欣交集”内涵，亦如同弘一至交夏尊所解析：“在他世间竟没有不好的东西，一切都好，挂褡好，破席子好，破旧的毛巾好，白菜好，萝卜好，咸苦的蔬菜好，什么都有味，什么都了不得。人家说他在受苦，我却要说他是享乐……对于一切事物，不为因袭的成见所缚，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如实观照领略，这才是真解脱，真享乐！”此中亦有着佛祖释迦牟尼“惜福”意蕴在。希望失败的弘一语云：“一个人必须有与人不同处，这个不同处，才是真正的你。”意味深长的是，同样“有与人不同处”熟悉中国民族性的鲁迅，1926年亦曾有过“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之慨叹。

季羡林指出：“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甚至中国历史。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中国现代文学艺术史上有影响的作家和艺术家，与宗教文化都有或多或少牵缠关联。大画家潘天寿直到晚年书房一直挂着弘一相赠的条幅：“戒是天上菩提本，佛为一切智慧灯。”曹聚仁说：“我觉得各种经典之中，博大精深，莫如佛经。”而中国知识分子在极左年代邪恶面前的孱懦缺少抗争勇气，亦与宗教贫乏的民族环境和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缺少宗教素养、从而缺乏独立思想、独立人格不无关系。

不迷信的钱钟书

“仰之弥高，钻之弥深”的学界泰斗钱锺书，自然是绝顶聪明之人。他是“五四”以来，能够将文化与文学贯通、并对传统文化作精辟总结的少有学者，其文学创作，几乎译成了所有西方文字，在文化思想史、文艺鉴赏、比较文学诸方面，亦有着许多超越前贤的创见与贡献。淘读亦富，溢为著述《谈艺录》、《管锥编》传世之作。广博学识深邃智慧和极强创造才华，使他纵横捭阖善于打通各个学科巧妙连为一体，能在几乎没有路的乱棘中走通。可是在学问之外领域，比如生活中的钱锺书是否也聪明过人就不好说了。在小说《围城》里，钱锺书将世态人情刻画得入木三分，生活中的他却满身书生气，明明买了贵东西还自以为便宜。当别人点明他受了骗，钱锺书却辩称自己通晓世上的人情世故，一副不服气的样子。钱锺书每次上街，走着走着就迷失了方向，找不回自己的宿舍了。生活中的钱锺书有“迂”气，是因为他把聪明都用在学问里了，对学问外的事儿，比如名利、金钱看得极淡极轻，风骨卓荦高洁，乃至“轻视”久了，自己也浑然不觉了。钱锺书对吹捧炒作反感至极，他认为“大名气大影响都是百分之九十的误会和曲解掺合而成，听其自然最好，经吹嘘后成为‘重要’了，必然庸俗化”。而主张“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都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因此，钱锺书平日架设一道道防线，包括谢绝外国驻华使馆宴请和中外记者来访。连前来拜年贺寿的人都要吃闭门羹，理由很简单：吃过鸡蛋，不必再来看下蛋的鸡。一次，住在医院里的钱锺书正吃蛋糕，忽然发见被记者的摄像机捕捉，一撩被子，连人带头带蛋糕就捂了进去，全然不管白、红奶油弄得满身满被子。表里澄澈的钱锺书一再“诚诚恳恳地”奉劝别人不要研究他，反对写他的传记，反对建立“钱学”或“钱学体系”。他自己曾明确表示不愿出《全集》，认为自己的作品不值得全部收集。

改革开放后，各国学界机构和院校纷纷邀请博古通今奄贯中西的钱锺书前去讲学，法国巴黎、英国牛津等世界名牌大学还竞出天价争夺才气无两的钱锺书先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邀其讲学半年开价16万美金，无奈这位与西方作文化对话“最有资格的代表”却不为钱所动，睥睨于世一一婉拒。英国一家老牌出版社出以重金购买钱锺书写满批注的英文大辞典，钱锺书的答复仅两个字：“不卖”。依据钱锺书小说《围城》改编的电视剧拍竣后，钱锺书将剧组送来的万余元稿费全部捐献国家。重印《写在人生边上》一书稿酬，亦捐献社科院。国内18家电视台联合拍摄《当代中华文化名人录》，并有优厚酬金，可谓名利双收，钱锺书却不愿参与其中，笑着对前来邀请的人说：“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难道还迷信钱吗？”对于侵权盗版的态度颇为豁达：“我只好效法释迦，舍身喂虎，让他们吃好啦！”中科院拟为钱锺书做寿遭婉拒，理由是：“老去增年是减年。增一岁当然可以贺之，减一岁则应该吊之。一贺一吊，不是互相抵消了吗？”对于身后事呢，则是遗嘱不留骨灰：“遗体只要几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劳委员治丧，不烦秀才谀墓，火化后骨灰和其他人骨灰混在一起深埋地下，真正和自然打成一片。

刚强的萧军也哭过

世人熟知萧军刚强，其一生所受挫折磨难痛苦委屈，自谓“都不见得比别人遭受的少”。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当过炮兵秉性耿直的萧军，在毛泽东讲话后“先打头炮”率性发言，说出许多“让人听了很不舒服”引起激烈争论的意见。为何“很不舒服？”学者谢泳指出“延安不需要人们有自己的思想，有一种思想就够了。不要个性，不要独立思考，只要服从即可”。处于这样环境中的人们，会在不知不觉中戕伐着自己的判断力，因此与之大相径庭判断力亦未遭到戕伐的萧军发言后，被“斗得相当厉害”“搞到不让他吃公粮”。生活窘困寒涩中的萧军亦不肯“俯眉为可怜之色”，愤然带妻子下乡自己搞生产自食其力。由此令人想起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当年对政府的批评：“过分要人去适应社会，而不想要社会去适应人。”1948年萧军又不顾时忌为祖国所受的屈辱和损害直言疾呼而获罪，一家人下放地方煤矿劳动改造。从声名显赫高位跌至困苦泥沼受尽世人冷眼却不消沉颓唐，“莫道黄昏天色暗，心有明火永不熄”，精神抖擞地为工人编写连台本京剧，兴致勃勃自任导演连演36天44场，上座率创纪录。还撰写一部五十万字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萧军的名言是：“我是有窝就下蛋，有水就行船，绝不等什么好环境、好条件才能工作。”“文革”中萧军遭受批斗鞭打的苦轭难熬日子里，亦是不见“悲”态“哀”状，“常怀控鹤游仙意，不废闻鸡起舞时”，坚持挥舞木头宝剑锻炼身体期待阴霾尽散，“干将在匣亦潜龙”。萧军曾说：“我被人骂得太多了，骂我的书，收集起来，可以一火车、一火车的装走⋯⋯我一个也不计较”“我从不管什么‘身后名’，也不管是不朽或速朽，只要我为中国人民尽了力，没有什么遗憾就行了。”“为人处事，要多想别人好处，少想人家坏处。要净化自己灵魂，对人要宽宏，要大度，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萧军蒙冤尚未平反的时日，怜悯患半身不遂拖着病体买菜做饭照顾病妻又遭受院里邻居欺辱的老作家骆宾基，气冲冲提上铁头藤手杖，招呼儿子、女婿赶去示威，那家人不知来人底细，又自知理亏，竟被震唬住了一声未敢吭，从此不再敢欺负骆宾基一家了。

一生所历经的苦难屈辱擢发难数的萧军未曾变得圆滑世故，如唐代诗人孟郊自谓：“万俗皆走圆，一身犹学方”“直气苟有存，死亦何所妨！”然而有着宁折不弯硬骨和“满族之鹰”誉称的刚强萧军也曾哭过，自谓：“旧社会我见到矿工背着煤往井上爬，两只手就像牲口的前腿蹄子，我掉过泪。”晚年萧军拜谒鲁迅墓时，则是大哭不止。作家管桦为此发问：“为甚么眼睛里充满了泪水，突然失声痛哭起来？”重温萧军对鲁迅如下评价或许能找到答案：“我平生唯一钟爱的人，是鲁迅先生。他是中国真正的人。一直到我死的那一天，我都钟爱他。”并毫无顾忌当众声称“鲁迅是我父辈，毛泽东只能算我大哥”。鲁迅墓前落泪的萧军，也证实着自己耿直、纯真、敢言、情挚之优渥之质是“中国真正的人”。

学者梁漱溟的硬骨

一生历经清末、民国、共和国及改革开放时代的著名学者梁漱溟，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影响思想家和实践家之一，使人望之俨然的不只是智慧宝藏象征的巨大凸显前额，还有一身铮铮硬骨。当年知识界陈独秀、胡适等人倡导“全盘西化”热浪铺天盖地，梁漱溟则鲜明反对，主张在古文明基础上吸纳西方物质文明，坚守“调和中西”观点。群情激昂的五四运动过后，梁漱溟亦是别调独弹从尊重法理的角度反对“过激”：“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蒋介石慕其名命人转告：“请梁先生来武汉，我想见他。”梁却不屑一顾：“我与蒋没什么相干，见他干什么？不去！”新中国成立后，梁漱溟在众口一辞会场里大胆提出对政事不同看法，引来毛泽东当面批评，梁亦面对面反驳：“我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主席却诬我反对总路线，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一下子僵住的会场异常紧张，无人敢为之缓颊，唯一能劝梁漱溟的，非马一浮先生莫属了。马一浮是与梁漱溟有着同样“疾矢劲弩”情性的莫逆之交，当年五省联军统帅孙传芳欲约马一浮面谈，马一浮回话：“人在家，就是不见！”此时周恩来总理急电转请马一浮进京时，一听是前往劝说梁漱溟，马一浮竟也心怯不已，说：“我深知梁先生为人，强毅不屈。如他认为理之所在，虽劝无效”。婉拒进京劝说。梁漱溟真如马一浮所言未曾有任何收敛之意，这位当年在延安窑洞经常与毛泽东通宵达旦促膝长谈的老朋友，在举国“万岁”声中亦是不畏时忌表达不赞同对毛泽东过分颂扬等意见。历次政治运动中，梁漱溟皆是备受折磨，其硬骨丝毫不软。1973年全国掀起“批林批孔”热潮，“最后之儒家”梁漱溟在人人揭批“孔老二”热潮中一言不发，逼他表态，则答曰：“批林，可以；批孔，不可。”由此而遭到狂轰猛批后，梁漱溟依然铿锵有声：“三军可夺帅也，而匹夫不可夺志！”被批判斗争一年之久也未低头。“文革”动乱结束后，梁漱溟拒不参加曾丢弃原有学术立场著文批孔的某哲学家寿宴之请，让人带回硬梆梆回话。梁漱溟九十三岁高龄应邀授课，坚持站着讲不落座，在校方再三恳请下，梁老先生朗声口诵梁启超名言：“学者就应该死在讲台上！”令全场学子动容唏嘘掌声如潮。

梁漱溟的人格硬度，固然源其智慧，如己言“短于智慧的人，大约也没有勇气”。梁漱溟作为中国新儒学启山林之人，从哲学角度穷尽毕生精力对人生和社会问题进行思考研索和诠释，晚年回忆道：“我自己承认是一个有思想的人。独立思考，表里如一。并且是本着自己的思想去实践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