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 [意]莫米利亚诺/著 冯洁音/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前言

社会史和考古学的发展最为清楚地表明，自修昔底德以来，克利俄（Clio）缪斯九女神之一，主管历史。——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的国度里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19世纪三位不同的历史学家，兰克（Ranke）、麦考莱（Macaulay）和迈尔（Eduard Meyer）都把修昔底德 (Thucydides)视为史学家的典范，这种观点在今天还不乏支持者，其中就有已故的戈姆（Gomme）教授，然而，甚至戈姆教授的雄辩也不再能够让我们中的很多人相信，修昔底德是无懈可击的。修昔底德写作起来像一个同时代的政治和军事史学生，他的写作方式是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和军事史学家的方式。20 世纪的史学家能够探索过去的任何时代，把它当作像修昔底德那样的同时代的历史，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利用恰当的证据，使我们能够回到过去的几乎任何时代。况且，在今天，仅仅政治历史这一概念就涉及众多有关历史其他方面的话题，它已经不再是什么确定和可辨的东西。赫伊津哈的《中世纪衰微史》（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或布洛赫的《法国农村史》（Caractères originaux de lhistoire rurale franaise），甚至还有米勒（Perry Miller）的《新英格兰的心灵》（The New England Mind）等著作都不能被当作仅仅是修昔底德式历史的延续。虽然这些书籍也能在古代找到先例，我们却必须在古文物学和博学研究的领域，而不是修昔底德的历史传统中寻找证据。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工作复杂多样，因而重新揭示了一些过去被忽略的与古典世界的联系。

如果古代博学研究显然是我们今天文化和社会历史方面许多研究工作的先驱，那么我们对基督教会历史的兴趣就代表了与古代基督教会史学的一种联系。我们对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历史动机的研究为塔西佗（Tacitus）的心理历史学增添了新的价值，使人们注意到从16世纪初直至19世纪初，他在历史和政治学学生中的巨大权威力量。单纯的政治史学今天已经失去了威望，并且通常被视为枯燥乏味，这一事实要求我们重新评价希腊史学家对我们的影响。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希腊史学并非自然而然地注定要成为我们西方史学的基础，如果没有一些罗马人大胆的干涉，使希腊史学成为罗马帝国的史学的话，我们就不会继承希腊史学。最为重要的是，如果没有罗马民族史学的先例，尤其是没有李维的先例，我们就不会有自己的民族历史。尽管如此，希腊史学还必须与希伯来史学竞争。希腊和放逐期后的希伯来史学都是在波斯帝国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一点清楚地显示出它们共同的来源。后来的犹太和希腊史学家相互竞争，我们需要进行研究才能确定究竟有多少犹太思想进入了基督教作品，例如古代后期的基督教会史等。

如果这些初步的考虑有效，那就有理由提出以下六个问题：（1）希腊和犹太史学有什么共同之处，为什么希腊史学最终占了上风，其影响的程度是什么？（2）为什么是修昔底德，而非希罗多德（Herodotus），成为古代最具权威的史学家？（3）古文物学者在史学研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4）希腊史学是如何进入罗马的，希腊史学的罗马化有什么影响？（5）塔西佗在史学思想上的地位如何？（6）基督教会史学为什么以及如何拥有自己的史学传统？

我有幸在这所大学举行了六次讲座，每次讲座都探讨上述一个问题。我有意回避了其他相关的问题。我不讨论传记传统，也不去尝试评估古代史学理论对于后来的史学哲学和方法论的影响。我可以为自己的沉默举出种种理由（其中之一是，我怀疑那些能够解释某个事件的人中，只有百分之一、二具备技术能力——即史学家的工具——来确定某个事件究竟是否算得上一个事件——究竟发生过没有）。更为诚实的做法是承认自己目前对于传记史和史学哲学史了解有限，无法去对它们作出哪怕只是最为肤浅的概括。我希望以后能够对传记史做一些专门研究，但是，我并不认为缺少有关传记和史学理论的讨论会严重影响我目前的论证。我更为担心的是，自己在目前选择论述的问题的理解上存在巨大的空白，我将尽量不去掩盖自己已经意识到的缺陷；我希望读者能够认识到，我的讨论只是尝试从20世纪历史写作变革的角度来重新评估古代史学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