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江湾人。

“虬江十八湾，弯弯到江湾。”江湾是以虬江而得名的。江湾北通吴淞、宝山，南连虹口、闸北等地，是兵家必争之地，故屡遭兵灾。尤其是民国21年(1932年)“一·二八”和民国26年(1937年)的“八·一三”日军侵略战争，江湾均首当其冲，大部分房屋被毁。我家房屋也先后被日寇烧掉过两次，深受其害。

我于1940年出生于一户贫苦农家，是遗腹子。当年，母亲42岁，拖带四个孩子，生活极其艰难困苦。尤其是上海沦陷后，江湾乡民过着连奴隶也不如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时，流传一首民谣：“乡长造房起屋，保长吃鱼吃肉。甲长投五投六，百姓苦头吃足。”到了1943年，江湾许多乡民为生计所逼铤而走险，偷越封锁线贩米。我的大姐16岁、二姐12岁，也跟着母亲去贩米，留下9岁的哥哥和4岁的我在家看门。

当时把贩米称作“跑米”。因贩米者往往一天来回跑几十里，甚至上百里，辛苦而危险，是在饥饿线上挣扎的谋生手段。“跑米”的人很多，不仅有江湾乡民，还有其他地方的乡民，甚至一些城市贫民也加入“跑米”行列，这是一种很奇特、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跑单帮”。

农村乡民和城市贫民为什么去“跑米”呢?这与敌伪的严密封锁有关。自1942年后，随着日军在各条战线上接连失利和日本国内经济困难的加剧，日帝对中国战略物资的掠夺更加疯狂，采取“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策略，依靠汪伪政权进行经济统制。伪最高国防会议通过了战时经济政策纲领和实施物资统制等决议。首先在上海建立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由大汉奸唐寿民和闻兰亭分别担任理事长和监事长。总会规定：一切物资不得运入抗日根据地，兵器、西药和鸦片不准移动；另外还有30多种物资不可自由出人上海。

为了控制物资流动，日军在上海四周设置封锁线。这一封锁线沿当时的新浦东路、浦东路到上海汽车站，往西到中山路，再转至翔殷路、水电路，沿途用铁丝网拦住，粮食和棉麻等，均作“军纳”物资，在乡镇按保摊派，限期缴纳。同时又厉行所谓“战时物资移动取缔”，在交通要道，设卡盘问，凡棉布三码、火柴五小盒、肥皂半打以上，均不准运出上海地区；大米两公斤、面粉五公斤、豆类五升以上，不准运进上海地区。一经发现，即刀枪齐下，或放出军犬撕咬，这样一来，所有物资均被搜刮，或运往日本，或补充前线，而上海人民生活必需品严重不足，特别是粮食奇缺。日伪为了确保在苏、浙、皖地区搜刮到大量的粮食，严格控制粮食运入上海，从而造成空前的米荒。加之日伪实行粮食配给制，规定凭市民证领取购米证，每周配户口米一期，每期每人1升米，还不足成人3天的食量。以后配米延长为10天一期，配给半升白米，1升碎米或杂稂。从1942年到1945年，三年间，上海市民每人只得户口米1石2斗5升，面粉111.5斤，还不足一年的口粮。广大市民怨愤地说：“配给配给，配而不给，等待配给，饿得断气。”由于户口米的严重不足，上海市民只得出高价买黑市米。为防止黑市米大量入市，破坏日伪的购米计划，日军就严厉打击米贩子，不少迫于生计而冒险“跑米”的乡民和城市贫民惨死在封锁线上。

那时，家人和村上的许多邻居都冒险去跑米，而且一跑就是二、三年，我从小就耳闻目睹了他们的惨痛经历，好些跑米遇险的情景和事迹深深地烙在我的心坎里，难以忘却，我的大姐今年80岁了，只要一提起跑米的事，她就激动不已，话未开口，眼泪就像断线珍珠似地滴下来，那段黑暗而痛苦的岁月，实在太刻骨铭心了。

我家就住在江湾镇南面的吴家湾，紧靠大八寺(现改名为大柏树)。当时，从大八寺到虹口海军司令部外围，日军筑了一道长长的铁丝网，有的地方铁丝网内外好几层。大八寺关卡设有两个岗亭，每天各派四名日本宪兵和伪军分头检查来往行人。沿封锁线一带也由日本宪兵牵着狼狗巡逻，而“黄兵帽子”(乡民对伪军的蔑称)协同站岗、稽查、巡逻等，趁机敲榨勒索，鱼肉乡里，为虎作伥。大八寺关卡看守极严，凡是经过关卡到市区的人，每人只可携带2市斤大米，多则充公。

起初，跑米者到这里排长队、过关卡。一斗米合16市斤，来回跑八次，费神费力。后来，有人想办法，把米灌进马甲袋里，穿在身上，蒙混过关，后来宪兵查觉了，便用刺刀刺路人胸口。跑米的一被刺，白米就从胸口撒下来，随后便遭到拳打脚踢。有的妇女，穿着宽大的衣服，把米袋捆绑在腰问，装扮成怀孕的“大肚皮”。此法颇灵，好多妇女仿效。“大肚皮”愈来愈多，引起日本宪兵的怀疑，终于接连发觉了假孕妇。以后就不管青红皂白，见一个刺一个。有的米袋被刺破，白米哗哗流一地，十几个耳光掮上来。我的母亲扮过一次“大肚皮”，当场被宪兵识破，吃了几记耳光，左耳被打聋。还有一位农妇，确实怀孕了，肚皮被刺破，鲜血直流，惨不忍睹。

当年的大八寺关卡是个虎口，位于大八寺边的薛家塘，更是乡民深受祸害的“鬼门关”。老农薛根生在回忆往事时，举着被关卡宪兵用枪弹打折了腕骨的右手，控诉道：“那年冬天傍晚，我挑着一担杂物归家，还没走近关卡，日本鬼子二话不说，就朝我开枪，正巧打中我搁在扁担上的右手腕，鲜血直流。我随机应变，躺在地上一动不动。那鬼子过来，用脚踢踢我，见我没反应，以为我死了才走开。鬼子为啥开枪打我?他认为我挑担，是贩运粮食的。”还有一位当时60多岁的乡民薛永康，患健忘症，过大八寺关卡时，忘记向“皇军”行礼了，被日本宪兵用枪托打得遍体鳞伤，回村后，没过半年就死了。另一个叫兰珍的农妇，装作“大肚皮”贩米，她看见前面的一排乡民过关卡、被搜身，害怕极了，即忙转身退回村里去，还没来得及过薛家木桥，就被宪兵背后一枪，惨死在桥边。日本宪兵在大八寺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

日本宪兵在大八寺岗亭，对过往行人是不收费的，而轮到“黄兵帽子”看守时，他们竟然耍花招，暗中向“跑米”者收“买路钱”，以此中饱私囊。他们把一只洋面袋放在角落里，让排队的“跑米”者依次把伪钞“中储券”塞进袋内，然后一一放行。这种搜刮，无疑给“跑米”者雪上加霜，没有人不恨“黄兵帽子”的。为了泄恨，有次，村上的小青年锡根故意恶作剧，用草纸包了一泡屎塞进洋面袋。不幸被“黄兵帽子”觉察，当场被打得半死，连一斗米也被扣留。

“跑米”的江湾乡民，在大八寺岗亭混不过去，就只得采取偷越水电路封锁线的办法。先用老虎钳把铁丝网上的一些尖刺除掉，然后把钢丝扒成一个洞，把米袋从洞口扔过去，人再钻过去。那时，大姐和母亲各背二斗米，二姐人瘦力气小，只背一斗米。她们到大场、杨行、月浦、以及七宝等产粮区购米，越过封锁线，再到虹口、闸北等市区贩卖，可赚一点差价，一天要跑许多路，脚底磨出血泡，肩膀磨破皮。在穿越封锁线时，前有“黄兵帽子”阻拦，后有宪兵和狼狗的追赶，中间要钻几层铁丝网，跨越几条壕沟和一条小河浜，真是千辛万苦，又累又险。年纪轻的人手脚灵活，比较容易钻过铁丝网，而像母亲这样缠过小脚的中年妇女，动作较迟缓，衣服后背常被铁丝网上的尖刺勾破，勾成一条条的布片，缝补之后的线脚像一条条蜈蚣。有一次，母亲在钻铁丝网时，差一点儿被狼狗咬住脚后跟，吓得心惊肉跳。那条狼狗和日本宪兵预先埋伏在坟头草丛里，突然间窜出来。而在母亲身后，还有一位农妇，家住奎照路叶家宅，因来不及逃避，被狼狗咬得奄奄一息，等了好久才被几个“跑米”者冒险把她救回家，总算捡回了一条命。

因封锁线拉得较长，日伪军人少，贩米的人多，于是，像打游击似的，不论白天还是夜晚，只要宪兵和“黄兵帽子”走开，就有勇敢的“跑米”者钻网。那铁丝网刚被“跑米者”扒开，没几天又被日伪军修补好，这样反反复复，展开了一场生死拼搏的“持久战”。我的大姐属于勇敢者，她跟着一些胆大的青年，白天也去钻网，吃了不少苦头。有一次，刚要钻网，宪兵和狼狗追上来了，她眼疾脚快，向村里的“偷狗桥”奔逃，小腿被狼狗咬了一口，至今还留有伤疤。虽然摆脱了狼狗的撕咬，但因心慌意乱，逃到农田旁的“野猫墩”时，不慎踩在一只坏的瓦筒上，右脚踝骨折，当夜肿痛难熬，留下后遗症，从此，走路有点跛。

我的远亲印阿度，住在江湾镇西南面的印家宅，有一天半夜三更，他率领宅上的十几个“跑米者”，偷越水电路桥附近的封锁线。不料，埋伏在桥墩下，草丛里的一个“黄兵帽子”突然冲上来，用枪杆子拦住印阿度。两人面对面，仔细一看，都呆住了。“咦?是你，娘舅!”那个“黄兵帽子”叫阿林，家住场中路以北的李家宅。印阿度“啪啪”搧了他两记耳光，骂道：“侬迭格小赤佬，当汉奸，做狗腿子。好人不做做坏人，对得起你那被东洋乌龟炸煞(死)的爷娘吗?”因情况紧迫，不容多说，幸亏那阿林良心未泯，捂着被掮痛的脸颊，直言相告，附近还有埋伏，劝他们赶紧回家。印阿度他们侥幸逃过这一劫。

“跑米”的乡民即使偷越了封锁线，到了市区还要提防强盗抢、骗子骗、日本便衣的缉查。稍不留心，大米就被抢掉、骗掉、充公。我的大姐那时才16岁，经验不足，被弄堂里的骗子骗过两次，损失4斗米，母女俩在家抱头大哭，不得不再借债去“跑米”。我小时候，看母亲洗脚，发现她少了个脚趾头，便好奇地追问缘由。原来，有一天，母亲和大姐各背两斗米，在虹口狄思威路(今溧阳路)上走，大姐警觉到有个日本便衣在盯梢，催母亲赶快躲避。路上人多车挤，母亲在惊慌中右脚被“老虎车”的铁轮子辗了一下，当时只觉得粘乎乎的，稍微有点痛。回到家脱掉鞋一看，满鞋血迹，一只小脚趾头断掉了。夜里又肿又痛，痛得钻心，一夜没睡。因无钱医治，只得咬紧牙关硬挺，结果溃烂三个多月，无法落地走路，吃足苦头。

那时，在江湾以北，日军沿蕴藻浜一带也设置了封锁线，篱笆内外，粮价悬殊，偷越封锁线的“跑米者”成群结队，有的把月浦、罗店的米，向南贩往吴淞、江湾、大场一带；有的把杨行、刘行等地的米，直接贩往市区。江湾乡民因靠近市区，一般到杨行和七宝等地买米，那里的米好，价格又便宜，然后以较高的价钱卖给上海市民，可多赚一点地区差价。“跑米者”一般不敢走公路和大路，大多在夜晚穿行在乡间小路和田埂上。“跑米者”盼望下雨，下了雨，就比较安全，心情较放松，但浑身被雨淋得像落汤鸡。阴雨天，田埂又窄又滑，没走几步就会跌跤，跌在稻田里，人滚得像泥猴。有一年冬夜，大姐和村上的姗姗、根根、淘淘、全发等几个年轻人“跑米”，从杨行买米归来，到蕴藻浜一个秘密渡口，跳上舢板摆渡，因人多米重，小船吃水很深。不料一阵西北大风刮来，小船突然倾斜，“长脚”根根身子一晃，栽进河里，差点淹死。幸亏全发水性好，奋不顾身跳进冷彻透骨的河里，把根根救上岸。正值寒冬腊月，两人身上的破棉袄都已湿透，一会儿就结了冰碴，一路上冻得直发抖。后来，两人都发起高烧，病了几天。

处于屠刀和铁蹄下的“跑米者”，对日本鬼子恨之入骨。那时有两首民谣《打倒东洋兵》和《咪咪唻，啦哆唻》在各乡各村流传。大姐、二姐和村上的年轻人，常在“跑米”途中哼唱，一来解恨，二来提神。“咪咪唻，啦哆唻，孙中山，活转来，长枪长矛拿出来，东洋乌龟吓煞哉……。”那歌谣声轻轻飘扬在乡间田野上，回荡在“跑米者”胸腔中。啊，跑米苦来苦跑米，跑米苦处说不尽，啥时能够不跑米，乡民翘首盼天亮。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投降诏书。终于“天亮了!”老百姓欣喜若狂。9月12日，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成立，汤恩伯随即在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主持了受降仪式，日本第13军司令官松井太久郎等代表淞沪日军15万人投降。从9月14日起，日军陆续被解除武装，分批被圈人江湾和浦东集中营。由于当地严重缺粮，从江湾集中营里逃出来的一些日本败兵，失去了往日的趾高气扬，如丧家之犬，三三俩俩到各村各户抢饭吃。这时，江湾乡民不约而同拿起扁担、木棍、扫帚等追打他们，打得他们抱头鼠窜，狼狈不堪。有个日本鬼子来抢我家晒在门口的麸皮馒头干片，母亲长期郁积在心中的怒火喷薄而出，抡起扁担朝日本鬼子屁股上打去，打得他哇哇直叫，抓了一把麸皮馒头干片就逃。江湾乡民受了整整八年的煎熬，总算有朝一日以扁担、术棍、扫帚等回敬了日本侵略者，出了胸中一口恶气!

本文摘自：《档案春秋》2007年第7期

作者：毛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