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独裁暴君加尔文

本文摘自《书屋》杂志

约翰·加尔文，一五○九年出生于法国，受过良好教育，在巴黎蒙泰居学院毕业后到奥尔良大学攻读法律。加尔文自小就成为天主教徒，后改信新教。一五三四年因提倡路德教义亡命瑞士的巴塞尔。宗教改革后，新教和它的敌手罗马天主教一样，陷入严重的分裂，为阻止新教不同派别的分歧，必须从理论上对新教教义作出具体的原理性的阐述。当那些公认的新教领导人，就细枝末叶争论不休时，加尔文埋头书案，在一年之内便写出了他的有名的著作《基督教原理》。这是第一部包含了福音教义原理的书，成为新教的主要指导和经典著作。它是自路德翻译《圣经》后最重要的宗教改革实绩。宗教改革需要一个天才去发动，需要另外一个天才去结束。如果说马丁·路德推动了宗教改革的滚石，加尔文则在这滚石粉碎之前使它停止转动。就像《拿破仑法典》完成了法国革命一样，《基督教原理》完成了宗教革命。

就在《原理》写成后的第二年，即一五三六年加尔文访问日内瓦，并定居下来。他被聘为日内瓦新教团体的领袖和导师。从前他只是起草了文字和计划，现在他要将自己的计划付诸实现。

生来就是一个独裁主义者的加尔文，为了实现他的极权主义野心，把一个民主的共和国转变成为神权的专政，他着手于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迅速向日内瓦市行政会（以下简称“市政会”）提交一整套教义问答手册，即“新教十戒”。他要求市政会强迫日内瓦自由市民逐个宣誓，公开接受这一忏悔书。拒绝宣誓，将被驱逐出城。二是使市政会立即成为只执行他的命令和法令的机构。他知道，要把持权力，一定要把权力的工具掌握在手中。

这样一来，无论是教徒，还是自由市民，一旦为加尔文所厌恶成为加尔文的敌人，就不能再在日内瓦容身。

这样做的结果，激起教徒和市民的反对，他们拒绝向加尔文发布的法令宣誓效忠。反对“像扒手”一样对待他们。市政会也发布命令，指出布道台所该做的只不过是说明上帝的旨意，不能用于政治目的。但加尔文对官方的指示置若罔闻。市政会忍无可忍，于一五三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宣布开除加尔文和其他反抗行政当局的传教士，并限令三天之内离开本城。在过去十八个月中，加尔文对日内瓦自由市民，驱逐他们，流放他们，现在轮到了自己。

加尔文失败了，但对独裁者，挫折不过是暂时的。而且这种失败，对谋取最高权位者，几乎是必要的。放逐、监禁、取缔，对一个被偶像化了的入，首先得是一个受难者。受到迫害，就能为人民的领袖造成心理上的先决条件，使他们的形象传奇化，随之而来的是群众全心全意的支持。

当加尔文等有特殊魅力的人被撤职以后，曾经由加尔文有力推动过的日内瓦的宗教改革，立即陷于停滞，自由市民在信仰方面混乱不堪，不知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样，被禁止的天主教会为重新征服日内瓦而恢复勇气。人们自问：无论如何，铁的教规毕竟比迫在眉睫的混乱更为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力主把加尔文召回。市政会也认为除此别无他法。

渴求攫取全部权力的加尔文，不是一个满足于廉价胜利的人。他坚持自己的立场直到日内瓦无条件投降为止，宣称如果让他回日内瓦，在那里只有一个法令有效，那就是加尔文的法令。最后市政委员们宣誓接受“忏悔”，和按照他的意志建立必要的“教规”，并写信到加尔文现在的住地斯特拉斯堡城当局，要求该城的教徒兄弟们把这一责无旁贷的人让给他们，日内瓦丢尽了面子，加尔文总算让了步。

就这样，像一个被征服的城市迎接征服者入城一样，日内瓦迎接了加尔文。现在的日内瓦已在他的手中了。从这一刻起，一个最重要的、空前的实验开始了。无数的心灵和具有这样那样感情和思想的人们，要纳入到一个无所不包的和独一无二的体系之中。以一种思想的名义，把一致服从强加于全民。把日内瓦改造成尘世上第一个上帝的王国——这是一个没有污染、没有腐化、动乱、堕落或罪恶的公社，日内瓦要成为一个中心，从这里辐射世界的拯救。

这个无所不包的独一无二的一种思想是什么呢？当然是上帝的旨意，即《圣经》。可是加尔文颁布命令说，除他一人外，任何人都不准阐述上帝的旨意或注释神圣的训谕。这样，这一新型的教条独裁统治，便打上《圣经》集团的烙印。从此一本书成了日内瓦的上帝法官。上帝是立法者，上帝的传教士是独家阐述那神圣法律的权威。只有他们才能够裁决什么是许可的和什么是禁止的。谁胆敢向他们的统治挑战，谁否定教士独裁统治的合法性，谁就是反对上帝。谁对《圣经》妄加评论将立即付出血的代价。加尔文认为人必须经常留在“敬畏上帝”的阴影之中，卑贱的向那无希望的、不适当的信念低头。这样，日内瓦立法的基础，便成为宗教法庭，而不是市政会。

加尔文哀叹上帝所创造的人是那样的不全和无德。因此当他凝视他的同教弟兄时，充满了厌恶。称教民为“一堆垃圾”。他在《原理》一书中说：“当我们仅从天赋方面看一个人，我们会发现他从头到脚，一无是处。如果在他身上还有一些值得赞扬的，那也来自上帝的恩赐。”于是加尔文一开始，就把他的全体教徒，放在一个有刺的条例和禁令的铁丝网里放牧。这样，日内瓦人的私生活就荡然无存，从言论到思想，从吃饭到穿衣，从装饰到娱乐，每一件使生命愉快和有益的事，都在被监视告密的控制之内。

日内瓦这个几十年已习惯于瑞士式自由的共和城市，怎么能容忍这独裁统治呢？其中的秘密就是古往今来独裁者都用的办法——“恐怖”。将恐怖强加于一个制度，就会瓦解人的意志，使胆怯成为普遍存在。独裁者就能在各处找到帮凶，因为当一个人一旦知道他被人怀疑，从而形成群众性的焦虑。而一种群众性的焦虑情绪，会传染给最勇敢者。最坚强的意志因斗争无效而瓦解。在恐慌之中，狂热者的行为往往超出他的暴君的命令和禁令。加尔文承认，他宁愿一个无罪者受到折磨，也不愿让一个罪人逃脱上帝的审判。加尔文宣称，要绞死一千七百或一千八百个日内瓦青年，道德和教规才能在这腐败的城市建立起来。这样在他统治的头五年里，在一个小小的日内瓦，就绞死十三人，斩首十人，烧死三十五人，赶出家门的七十六人，为躲避恐怖而逃跑的人还不在内。所以巴尔扎克说，“加尔文的宗教恐怖统治比法国革命最坏的血洗还要可憎”。

在被迫害者之中，有两个人需要特别予以说明，一个是西班牙医生和神学家米圭尔·塞维特斯。他虽然不是第一流天才，也不是有超人智力的人，但他要求把真理公诸于众的强烈愿望和他那寻根究底不知疲倦永远准备战斗的精神，使他把对基督教教义的改革作为他终生的追求。但是塞维特斯盲目地把加尔文作为他信得过的神学家和老朋友，并轻率地将自己尚未出版的一本神学书的校样送给了加尔文，希望这位勇敢和革命的宗教革新者，能赞同他更大胆地对《圣经》进行解释。可是恰恰由于这本书的题目《基督教的恢复》就足以激怒加尔文。因为他要用《基督教的恢复》来抗议和纠正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加尔文巧妙地利用了朋友的盲目和轻率，将一位终生不渝信奉基督的老朋友送上断头台。他用告密者的诡计，假手他的敌人罗马天主教宗教法庭将其逮捕杀害，但罗马天主教认为为了取悦于日内瓦异端头子，而杀害一个不重要的异端分子，是不值得的。于是故意让犯人越狱，只将其模拟像及其五大箱《基督教的恢复》，在维也那市场焚烧以代替活的塞维特斯。

但是，这位不幸的流亡者，作出了更愚蠢、更富有挑战性的事，他在逃出监狱四个月之后，鬼使神差地来到了日内瓦，而且直奔加尔文作布道的教堂。加尔文一眼就认出了他，于是在他刚离开教堂就被逮捕。一小时内他就被锁了起来。这一次他是死定了，加尔文抛去一切伪装，赤膊上阵，从逮捕到处死仅仅两个月时间。一五五三年十月二十七日，米圭尔·塞维特斯被绑赴查佩尔广场，连同他的手稿和印就的卷帙也一起烧掉。在行刑前，他匍匐膝行，恳请恩赐，先杀头，然后再用火烧掉身体，“否则，那最大的痛苦会驱使我抛弃我终身的信念”。就在这时，加尔文的鹰犬法里尔上前劝说，“如果你放弃反对三位一体（“三位一体说”系：父、子、圣灵三个位格一体的基督教教义）的教诲，承认加尔文的教义是惟一正确的，就可以保证给你一个较宽大的处决方式”。然而他却轻蔑的拒绝了这一建议，昂首走向火刑柱。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就这样被活活烧死！

另一个是法国人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他一五一五年生于法国，比加尔文小六岁。二十岁进入里昂大学，在那里精通了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莱语，接着又学会了德语。在所有学术领域，他的热情和运用能力是这样的杰出，以致人道主义者的神学家们一致投票认为他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成为一个有“百科全书之称”的人。音乐吸引着他，而且就是靠教音乐课才开始挣得菲薄的收入，又写了大量诗歌和散文。不久，解决当代问题尤其是宗教改革的热情又支配着他。在里昂，他第一次看到把异端人物用火烧死，他的灵魂受到震动，一方面是宗教法庭的残酷，另一方面是被牺牲者的勇气。从此，他决心为新的教义而斗争。

和塞维特斯一样，卡斯特利奥也把加尔文当成宗教改革的先驱和福音派教义的旗手。希望向加尔文学习怎样更好地表达他们的要求，怎样更明确地安排他们的道路，怎样完成他们的事业。作为一个信徒，而且是一个热诚的信徒，卡斯特利奥首站到达加尔文的住地斯特拉斯堡访问加尔文。在初次的接触中，卡斯特利奥给加尔文留下极深的印象。在加尔文重返日内瓦之后，卡斯特利奥被聘为日内瓦神学院院长。在此期间，他不但教学获得了成功，而且编写了一本《难题解答入门》的小册子，这是世界上很有名气的一本书。几世纪来，该书一版再版，至少印了四十七版。但他有更高的目标，在宗教改革上要重复并超过伊拉兹马斯和路德。他要把全部《圣经》翻译成拉丁文和法文。但这件事一开始便遇到对抗，要出版没有加尔文的“出版许可”是不行的。因为加尔文不但是日内瓦心理上和精神事务方面的总裁，而且是日内瓦至高无上的独裁者。

卡斯特利奥访问了加尔文，这是一个神学家为得到同行的许可而叩另一个神学家的门。但令加尔文恼火的是，他竟不承认经加尔文批准，并且是它的共同作者和写了序言的法文《圣经》译本是惟一钦定的法文译本，而要出版自己的新译本。加尔文好不容易没有露出愠色，而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让他先读译本，并对不合适的部分作出修改后准予发给出版许可。

虽然卡斯特利奥从来不像加尔文经常做的那样，宣称自己的意见是惟一正确的，他在该书的序言里坦率地承认他并不全部了解《圣经》的章节，提醒读者不要过分相信他的译本。又说《圣经》是一部晦涩难解的书，充满了矛盾，新译本所能提供的，不过是一种解释，而不是毫无疑义的真理。但是，他把自己的个人独立同样看作是无价之宝。他知道，作为一个希伯莱语言学家，一个希腊语言学家，一个有学问的人，他并不逊于加尔文，因而把这玄虚的检查制度，以及根据独裁要求去加工“提高”看作是背离。在一个自由的共和国里，学者与学者，神学家与神学家应当平起平坐，他不想作为学生屈居在加尔文之下，或者允许他的著作像学校教师批改练习那样被删改。但他希望找出一条摆脱窘境的路，而不开罪于他非常尊敬的加尔文。他愿意在加尔文认为合适的时间，去为他朗读原稿，并宣称准备尽一切可能从加尔文的忠告和建议中得益。但是，加尔文反对协商和妥协。他不提建议，只是命令，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卡斯特利奥的建议。

第一次交锋，加尔文认识到卡斯特利奥在精神和宗教事务上不会不置一辞而屈服。意识到此人是他独裁的永无休止的敌手。所以，从这一刻起，加尔文决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赶走那只为自己的良心服务而不服从别人命令的人。加尔文对卡斯特利奥的迫害开始了。迫害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驱逐出境”，第二阶段是“彻底消灭”。

一五四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日内瓦市政会通过一项一致同意的决议，任命卡斯特利奥为新教传教士。这一任命立即遭到了加尔文的反对。理由是卡斯的《圣经》译本中，有两段与加尔文的有些不同。一是他认为《圣经》中所赞美的女子——书拉密的赞美诗，不是神圣的而是一首不圣洁的世俗情诗；二是对耶稣降入地狱的解释与加尔文不同。对于如此无关宏旨的分歧，市政会要求双方进行公开辩论，以求解决。在会上卡斯特利奥猛烈地攻击使加尔文大为惊诧。但他保持平静，没有反击。一方面加尔文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懂得克制；另一方面他注意到卡斯特利奥的发言对到会者有何等的印象，反击是不合适的。

对加尔文，真正重要的事并不是神学上的分歧，而是不同政见。所以，他要把卡斯特利奥送上世俗的法庭，而不是被传到宗教法庭。这样，一件道德上的争执变成了惩戒性的程序。在提交市政会的控告中说：“卡斯特利奥破坏牧师的威望。”市政会对此漠然置之，只给以“训斥”了之。但任命传教士的提名暂行停止。这时，卡斯特利奥认识到在加尔文独裁统治下，日内瓦不会有自由，便请求市政会解除了他的职务，从日内瓦重又回到巴塞尔。

在他辞去神学院院长的日子里，为了活着，为了养家，他夜以继日地工作，一个最伟大的学者，被迫做雇工的活。长期的匮乏，使他心力交瘁。即使如此，他从来未曾忘记他终身的事业：把《圣经》翻译成拉丁文和法文。他没有一天，没有一夜不工作，从来不知道旅游的欢乐、消遣的欢欣，甚至不知道名誉、财富等世俗的报酬。他宁愿接受无休止贫困的苦味，宁愿丧失睡眠的机会，也不愿对他的良心的不忠实。为言论的不可侵犯，意志的不可破坏而斗争，是他一生最最神圣的事业。

加尔文和卡斯特利奥，每一方都是不妥协的敌手。他们不能在同一城市，同一精神领域共同生活一天。虽然他们不在一个城市，一在日内瓦，一在巴塞尔，但彼此密切地注视着。这是一种哲学同另一种哲学的根本结仇，永远不能达成妥协。但他们二人的关系从紧张到激化，需要添加剂，这添加剂就是加尔文燃起火把，烧死塞维特斯。卡斯特利奥现在是骨鲠在喉一吐为快了。也是他对加尔文作生死搏斗的时候了。从这时候起，迫害进入第二阶段，“彻底消灭”。但卡斯特利奥决不等死，他反迫害的理论武器是《论异端》《答加尔文书》和《悲痛地向法兰西忠告》。

卡斯特利奥认识到在加尔文的独裁恐怖下，如果采取公开对抗，这正义的呼吁，甚至在当天就会被专政禁令所挫败。必须以机巧来对抗暴力，于是卡斯特利奥化名“马丁路斯·比利阿斯”出了一本《论异端》的书。此书采用科学和神学论文的形式，把博学的基督教士和其他权威人士有关异端及其是否应该迫害的论述汇编在一起，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它插入加尔文在受迫害时反对迫害的文字，其一是在加尔文署名的文章中说：“使用武器对付被教会逐出的人，并否认他们拥有全人类共同的权利是反基督教义的。”其二是《基督教原理》一书中加尔文写到“把异端处死是罪恶的，用火和剑结束他们的生命是反对人道的所有原则的。”（当然，《原理》二版时，上面的话，被小心地修改过）现在的加尔文被从前的加尔文谴责为违反基督教义的人，这是加尔文特别恼怒和不能允许的。

在关于对纯粹思想上触犯的异端是否应加以迫害、处死时，卡斯特利奥质问道：“异端这一术语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他回答说：“我不相信所有名为异端的是真正的异端……这一称号在今天已变得如此荒谬，如此可怖，具有如此耻辱的气氛，以致于如果有人要去掉他的一个私仇，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控告这人是异端。一旦其他人听到这可怕的名字，他们就吓得魂飞魄散，掩耳不迭，就会盲目地不仅对被说成是异端的，而且对那些胆敢为他讲一句好话的人进行攻击。”

他进一步指出，加尔文关于什么是异端时，宣称《圣经》是惟一的法律文件。但是在《圣经》里却找不到这个词。“因为，首先要存在着一个教义的系统、一个正教、一个统一的教义，‘异端’这个词才得以流传”。可是，在五花八门的解释中，我们怎样才能确定什么是“真实的”基督教义，或什么是上帝旨意的“正确”解释呢？我们能够从天主教的、路德派的、再洗礼派的或加尔文派的注释中找到异端的定义吗？在宗教事务上，有没有这样一个绝对确定的、使《圣经》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对一个天主教徒来说，一个加尔文派教徒当然是一个异端，同样，对一个加尔文派教徒来说，一个再洗礼派教徒，当然也是一个异端。一个人在法国是一个真正的信徒，而在日内瓦却是一个异端。反之亦然。凡在一个国家里将成为一个处火刑的罪犯，而在他的邻邦却被推戴为烈士。所以，卡斯特利奥说，“当我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异端时，我只能发现一个标准：我们在那些和我们观点不同的人们的眼里都是异端。”

一方面塞特维斯受难的形象，对异端的大量迫害，驱使卡斯特利奥不能把自己的书只限制或局限于书生气的质问上，而是从书叶中抬起头来，去寻找究竟是哪些人在煽动如此暴虐而又自命为上帝的仆人，哪些人又徒劳地为自己的不宽容辩护。另一方面，《论异端》的出版和影响，使日内瓦的独裁者闻风丧胆。

当加尔文听到来自巴塞尔的消息，得知整个世界竟然敢于公开讨论处决塞维特斯一事，还没有来得及读一读《论异端》这本书，就写信告诫瑞士各宗教会议禁止此书流通，特别不能再讨论了。一声令下，日内瓦同声喊出了“异端”！“一个新的异端出现了”！他们要将这“地狱”之火在蔓延开来之前，一定要将其扑灭！另一方面加尔文认识到塞维特斯的殉难，对他比这位西班牙学者的生命和著作更为危险。于是加尔文便为他杀死异端而写了一份《保卫三位一体的真正信仰反对塞维特斯可怕的错误》（以下简称《保卫》）的辩护书，尽管他煞费苦心，拉上日内瓦所有教士在这份宣言上签名，但他，一方面把杀人的责任推给当局，另一方面证明市政会有权消灭那个魔鬼。这样，加尔文用一只手洗涮掉杀害塞维特斯的个人责任，用另一只手却制造了证据为当局开脱罪责。辩护词变成了自供状。

这样，卡斯特利奥就暂时中断学术研究，专心起草那个世纪最重要的起诉书《答加尔文书》，控告加尔文以宗教名义，把塞维特斯送上断头台。虽然《答加尔文书》主要针对一个人，但它在道德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活力，却证明这是一篇闻所未闻、最光彩夺目的檄文。它反对用法律压制言论、用教条压制思想、用永恒的卑鄙压制永恒的良心自由。

《答加尔文书》一开头就表明，他既不接受也不谴责塞维特斯的观点，也不建议对宗教上的和注释方面的问题作出任何形式的判决，他只是对加尔文提出谋杀的指控。因为宗教信仰塞维特斯被烧死，而火刑的教唆者是加尔文。这一处决掀起许多抗议，特别在法国和意大利。为对付抗议，加尔文出了一本书《保卫》。我不会像加尔文对付塞维特斯那样对付他，即既不会烧死一个作者，也不会烧掉他的书。我所抨击的书《保卫》对任何人都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得到。两种版本都有，一种拉丁文，另一种法文。

《答加尔文书》指出，第一，加尔文指控塞维特斯“独立地、武断地”解释《圣经》。试问：难道塞维特斯在宗教改革的芸芸斗士中，是惟一独立地、武断地解释福音书的人吗？如果这样，就是脱离了宗教改革的真正教义，那还有谁敢说三道四呢？而且这样的各抒己见不正是宗教改革的一项基本要求吗？第二，他质问加尔文是谁授权加尔文判定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不真实的呢？他指出因为所有的真理，特别是宗教真理都是可争论和有分歧的。所以，永远不会有任何人，也不会有任何党派有资格说：“只有我们知道真理，和我们不同的所有意见都是错的。”和所有的独裁者一样，加尔文正是按照这样的思想要求，建立他们自己的模式统一思想和行动。他们把本来平行不悖、并列的思想变为敌对的和充满杀气的争论。

卡斯特利奥进一步质问说：我们投入了一场有关信仰的争论，为什么你要求对方缄口不言呢？难道你不是已深刻地认识到你论点的弱点了吗？你是否非常害怕结论将不利于你，使你丧失独裁者的地位？

由此可见，“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只是保卫独裁。“我们不应用火烧别人来证明我们自己的信仰”。真理可以传播但不能强加，没有一个教义因为狂热而变得更正确，没有一个真理因为狂热而变得真实。也不能靠吹捧一个教义或者一个真理而去传播教义或者真理，更不必说通过杀害而拒绝那坚持真理的人，来使一个教义或哲学变得更真实。一个真理可能会援引上帝的名字一千次，可能会一再宣称它本身的神圣不可侵犯，但没有批准它与毁坏上帝所给予的一个人的生命。“生命比任何教条更神圣”。如果你们杀他是因为他表达了他内在的信念，你们杀他是因为他说了真话，即使说的是错话，但那也是真的，他不过说了他相信是真实的东西。由此可见，“他们的错误就在于坚持真理”。加尔文没有正当理由就杀死一个持异议者，这是犯了预谋杀人罪，三倍的杀人罪。

当然，身后的补偿不能使死者复生。恢复一个死者的名誉，又有什么用呢？不，现在最根本的是保护活着的人。不光是宣布加尔文有罪，加尔文的书充满了极其可怕的恐怖和高压的教义，必须宣布为不人道。

很少有人会像卡斯特利奥那样猛烈地攻击一个精神上的暴君，很少有人会有他在《答加尔文书》所表现的那种狂怒。他使一个敌手被如此可怕的攻击所打倒。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因为《答加尔文书》除手抄本在民间流传外，当时就被禁止出版。它压根就未能与广大读者见面（几乎过了一个世纪，《答加尔文书》才得以出版）。由于独裁将继续下去，又由于真理表明之后，再无重复的必要，于是卡斯特利奥又回到学术研究上去。但是加尔文却不能罢手，卡斯特利奥的威望和影响在独裁内部的日益高涨，驱使加尔文决定不再考虑是非曲直，不再关心《圣经》及其阐释，不再关心真伪，只想迅速消灭卡斯特利奥。为此，他们费尽心机，采取伪造匿名文章（《恶棍的谬论》）栽赃陷害等手段失败后，在一次挨户搜查中发现一本未经加尔文许可而出版的卡斯特利奥的新作《悲痛地向法兰西忠告》的小册子。这本书再次祈求在怒气冲冲的教会内部和平解决争端。他解释说，没有一种教义，或其它种教义的本身是错误的。但试图强迫一个人去信仰他所不信的，才是不变的虚伪和犯罪。地球上所有的邪恶，都源于“违心的迫使”。试图强迫一个人公开声明接受一种他所反对的信仰，不但是不道德的和不合法的，而且也是愚蠢的。像这样的拉*$入伍成军来支持一种哲学或者一种信念，只能罗织一批伪君子而已。拶刑、拉肢刑或任何高压，只能建成一个有名无实凑满人数的党派。因此，让我们任凭那些愿意成为新教徒的成为新教徒吧，那些愿意成为天主教徒的继续当天主教徒吧。既不强迫这部分人，也不强迫那部分人。“法兰西，我对您的忠告是，停止强制、迫害和杀害良心吧，代之以每一个信仰基督的人自行其是”。

建议法国天主教和新教和解，不必说是被视为滔天罪行的。所以加尔文操纵下的改革教会的宗教大会通过一项决议：“教会特通告卡斯特利奥所著一本名为《悲痛地向法兰西忠告》的书业已出版，此书危险绝顶，兹警告教徒们对此书警惕勿懈。”并将卡斯特利奥告上法庭要求加以逮捕。但由于巴塞尔大学的庇护，当地并未照办。

就在这时，一个意外发生了。两名亡命巴塞尔的异教徒（一为天主教，一为再洗礼教），曾是卡斯特利奥的密友。一个是与他合著《论异端》的作者，另一个是将一本引用多妻制的《三十次对话》的书译为拉丁文出版的译者。此案被揭发后，卡斯特利奥就输定了，也死定了。这时再也不能指望巴塞尔大学伸出保护之手了。

但是，很幸运，那些狂徒们所盼望的至高无上的胜利——亲眼看到卡斯特利奥在监狱里，在流放中或者火刑柱上毁灭，却未如愿以偿。由于长期过分地疲劳使他强健的身体被损坏了，已无力去抵抗那么多忧患，那么大的激动。一五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他那超负荷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卒年四十八岁。诚如一位朋友事后所说：“靠上帝赐助，把他侥幸地从敌人的魔爪下夺了回来。”

一个人病逝，而且是夭折，四十八岁死亡，竟被视为“幸运”、“赐助”。可见，活着多么艰难，独裁多么残酷。生不如死，世道猛于虎也！

卡斯特利奥的死，结束了一场诽谤的战役。他的同胞们终于认识到，在保卫巴塞尔市最高尚的人方面，他们何等的不热情，但一切都为时已晚。他财产之少说明这位大学者何等的贫穷，靠朋友们提供丧葬费，并代还零星债务，抚养他的孩子们。在他被控告为异端后，那些胆怯地避之唯恐不迭的人，现在急于表明他们是何等地爱他和尊敬他。葬礼中灵车后面紧跟着大学里的所有成员，灵柩由学生们抬到教堂，葬在地下室。三百个学生捐款立了一块墓碑：

“献给我们著名的导师，感谢他渊博的知识和纪念他纯洁的一生”。

一位伟大杰出的智者逝去了。加尔文的最大死敌被消灭了。但是加尔文的独裁统治，不但没有更牢固更长久，反而由于他的绝对、过分地胜利，促成了卡斯特利奥的迅速复活。卡斯特利奥的著作被重新发掘出来，公开出版发行，公开流传。卡斯特利奥用生命为之奋斗的宗教宽容、民族自由、个人自由、思想自由，终于被文明思想作为不可剥夺的准则所接受了。

作者：任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