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共和国历史的细节》 李颖/编著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原本是个神仙会

彭德怀一封信惹起庐山风波

毛泽东认为彭德怀是向他和党中央“下战书”

没等朱德讲完话，毛泽东就说：“隔靴搔痒，未抓到痒处。”

“大跃进”造成的严峻现实，迫使人们在一种较为冷静的气氛下总结经验，继续纠“左”。1959年7月2日，在庐山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开始的时候提出18个问题，主要是关于当前形势、今后任务以及一些具体政策。会议原本的目的是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认识，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各项任务。但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引来了一场浩大的庐山风波，会议由此延长共计开了46天，此后，引发了全国范围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在政治上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原本是个神仙会

1959年6月30日，彭真召集在北京被通知上庐山的人，说是开神仙会，讨论问题。毛泽东6月29日在船上，7月2日在山上，两次讲话，提出庐山会议将要讨论的题目。据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毛泽东的兼职秘书，参加两次会议的李锐根据笔记回忆，毛泽东所谈问题的简要内容如下：

1.读书。鉴于许多领导同志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地委以上干部应读苏联版《政治经济学》下卷。此书总结了苏联经验，但有缺点，如和平过渡、通过议会之类。（1957年右派无一根枪，还要进攻。）8月份读一个月。给县社干部编三本书：“好人好事”，“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者；“坏人坏事”，犯错误的，专门说假话的，违法乱纪者，各省找几个例子；从去年到现在中央的各种指示文件。三本书十万字，十天读完，还要考试。大家冷一下，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

2.形势。是好是坏？有些坏，但还不到“报老爷，大势不好”程度。八大一次会议方针政策对不对？对！要坚持。湖南说的巧妙：有伟大成绩，有丰富经验，实际是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去年一年经验，主要是：综合平衡，群众路线，统一领导，注意质量。最主要是综合平衡；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现在盲目性减少，形势在好转。何时能彻底好转，明年五一。去年脑子发热，但热情宝贵。有些问题弄不清，为何粮紧？缺肉？似乎促进派腰杆不硬了，怪话让人说。

3.任务。今年钢1300万吨，不能超过就算了。粮食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每年增加1000亿斤，1964年搞到10000亿斤。钢明后年都只能增加400万吨。确保质量。15年赶英要坚持。去年做了件蠢事，好几年指标一年完成。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这几年农业第一，成立农机部。过去陈云提过，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黄敬不赞成。现在看来陈是对的。衣食住用行安排好了，就不会造反，过得舒服，才有利于建设。两种积极性：盲目和实事求是。

4.体制。有些半无政府主义，四权下放，现在要适当收回。强调集权，统一领导。

5.食堂。自愿参加，节余归己。积极办好，不要一哄而散。保持30%也是好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6.学会过日子。湖北农民批评干部：一不懂生产，二不会过日子。要富日子当穷日子过。今年不管增产多少，按4800亿斤标准过日子。

7.恢复三定。产、购、销，三年不变。增产征四留六。

8.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9.综合平衡，大教训之一。包括：农业本身，工业内部，工业与农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无综合平衡即无群众路线。

10.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

11.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党不管党，生产队长代替了。

12.宣传问题。去年浮夸。怎样说法？四大指标定高了（指1959年），找个适当时机改过来。粮食以后是否不公布绝对数。

13.质量问题，争取一二年内解决。铁的含硫超过标准。出口退货，名誉不好。

14.对去年的估计：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是一二三个指头问题。许多问题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看得出来。

15.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16.全国协作关系。破坏了原来协作，协作区要搞些调查研究。

17.团结问题，统一思想。河南120万基层干部，40万犯错误，3000受处分，是个分裂。

18.国际问题。对资产阶级不易一次认清，界限要分清。同蒋介石打了几十年，讲统战时一切忘了。

这些问题，是毛泽东近一段时期以来，经过调查研究，认真思考，并同大家交换意见后提出来的，大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暴露出来的一些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主要是为了总结经验，在庐山会议上从容地加以讨论，以进一步统一认识，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大跃进” 任务。

开会的人都上了山后，7月3日开始，分六个组开座谈会，按照18个问题摆情况，谈意见。讨论中，大家在原则上都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但是，有许多与会者从不同角度强调“大跃进”以来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前一段纠“左”虽有成绩，还很不够，要求进一步深入进行。有的还对自己工作中的错误感到沉痛，主动作了自我批评。而另外不少与会者则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护短，不愿意多讲缺点、多听批评，甚至认为纠“左”已经过了头，使干部群众泄了气，出现了右的倾向。

总之，最初，庐山会议很正常地进行着，大家在拥护总路线的前提下，畅所欲言地发表着各自的看法。会议的气氛是比较和谐、轻松的，用李锐的话讲，“白天开会，晚上跳舞”，确实是个“神仙会”。

7月10日，毛泽东指定杨尚昆、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组成了一个起草小组，负责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13 日，毛泽东提议起草小组再增加6人，指示他们加快文件的起草进度，并叮嘱：“你们在几天内一定要做苦工，不可开神仙会。全文不超过五千字。”

很显然，毛泽东是想尽快把《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搞出来，以利于统一大家的认识，并早一点结束这次会议。

7月14日彭德怀一封信惹起庐山风波

7月14日，《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写出第一稿，并印发会议，总的精神还是纠“左”。

就在大家以为会议马上要结束的时候，7月16日，毛泽东突然提出，要参加会议的一部分人重新编组，并请在北京的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若干部长，国家经委、计委、建委等三个委员会的若干副主任，赶来参加庐山会议，而且会议要再开一周。

这一天清晨，毛泽东还连写了两封信给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布置此事。他还特意询问在东北养病的陈云，病情如何，能不能来庐山参加七天会。

延长会期，重新编组，从北京调人参加会议——促使毛泽东下决心采取这一系列不同寻常的举动的，是7月14日彭德怀写给他的一封长信。信的全文如下：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1958年较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8.4%，其中工业增长了66.1%，农副业增长了25%（粮棉增产30%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43.5%。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像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1959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1960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四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1958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1958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二十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会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三十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18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衩）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相。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 “15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冒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4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15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4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

1959年7月14日

关于写这封信的初衷，彭德怀在后来的《彭德怀自述》中作了说明。

庐山会议前中央召开了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彭德怀参加了一次郑州会议，由于收到通知较晚，只参加了会议的最后一天。彭德怀说：“那次会议是某天黄昏后在火车上召开的，会上是毛主席讲话，其大意是反对‘共产’风。因为到会者取得了一致的认识，所以会议时间不长即散。我同意主席的意见，并未提出其他意见。”

武昌会议时，彭德怀参加了西北小组。在小组讨论公布1958年的粮棉数字时，有的同志说，粮食有1万亿斤以上；有的同志说，粮食有9000亿斤，棉花有六七千万担；也有的同志说，粮食要多少有多少，现在是工业大大落后于农业。彭德怀说粮食没有那么多。当时有的同志对他提出了客气的批评，说：“老总呀！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彭德怀说：“公布的数字少些，将来追加数字，比较主动；公布数字多了，将来被动。”后来毛泽东说公布7500亿斤。彭德怀“当时同意了，但心中对此数还是有怀疑的”。

武昌会议闭幕后，彭德怀先到了湘潭县的乌石、韶山两公社，后又到了平江县考察。这几处给他的印象是实际收获的粮食数字没有公布的数字那样多。其根据或者是由于劳动力不足，没有收获好，或者是有些地区又多吃了一些粮食。在平江展览馆参观时，发现将两个年度的生产数字颠倒公布了，即将1957年高产数字公布为1958年的生产数字，而将1958年的较低数字公布为1957年的生产数字。彭德怀想：这样的造假数字，真是令人可怕的。

回到株洲市，彭德怀恰与薄一波相遇，当谈到粮食数字时，彭德怀说：“实产粮食数字可能没有估计的那样多，今年征购1200亿斤粮食是很勉强的。如果征购了过头粮，不仅将来返运困难，而且会影响农民的生产情绪。估计征购900亿斤为宜。”薄一波说：“你给中央打个电报。”彭德怀说：“请你写吧。”后来还是用彭德怀的名字写了一个电报，说明不能征购1200亿斤，只能征购900亿斤。彭德怀后来回忆说：“这个电报妥当与否，应由我个人负责。但是可以看出，我的怀疑观点，是没有隐瞒下来的。”

1959年4月上海会议时，正值西藏发生叛乱，当时彭德怀把主要精力放在进军西藏的一些事务性工作上了，因此，对其他问题没有提意见。

1959年5月，彭德怀访问了东欧各国，6月中旬回到北京。

第二天到国防部办公楼，彭德怀听了黄克诚关于国内情况的说明。山东菏泽地区的粮荒情况，比他出国时要稍微缓和些。4月开上海会议时，甘肃还说是余粮省，现在已成为严重的缺粮省，运输力缺乏，运粮进去也不容易。

彭德怀问：“军队中还可抽出一点运输力吗？”黄克城说：“凡能抽出的已全部抽去了，海军舰只抽了一部分到重庆帮助运粮，空军也抽出了一部分，如再抽调要影响备战。现在油的储备也有问题。”

7月2日庐山会议开始后，周小舟来彭德怀处谈过两次。张闻天住在隔墙院子，一出门就见到，谈的次数多些。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初期，彭德怀参加了西北小组。7月2日开幕以后，从7月3日到10日的8天中，在小组会上共有7次发言（或者插话）。这些都在会议时期中央办公厅的简报上陆续印发给到会同志。

正如彭德怀所说：“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在我给主席写信以前，并不是一言不发，而是在言辞中表露了对某些‘左’的现象不满，这才是事实。”

关于7月14日那封信，彭德怀说：

“到7月12日晚，在我的思想上已形成目前国家计划工作严重比例失调，毛主席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实际工作中去的看法。这也就是我7月14日那封信的主要内容。本决定13日晨向主席反映。去时，警卫员说，主席刚睡。我就去西北小组参加会议去了。13日晚饭后，就开始写那封信（实际上，7月12日晚腹稿已成），7月14日晨将写成的信，送给主席亲收。”

对彭德怀一封信的最初反应

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与会全体同志，在政治局常委几个同志中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

李锐回忆说：“就在第二天或第三天，在田（指田家英——引者注）的住处，我们几个人议论这封信，都很感兴趣，因信中观点同我们是一致的。我说，只有彭才有胆量敢写。当时乔木提出一个我们意料不到的看法，说这封信可能出乱子。他大概是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和观察而得出这个看法。”

小组讨论中，大家对彭德怀的信看法不一。有些人说这封信夸大了错误，低估了成绩，有埋怨泄气情绪，甚至认为这封信实际上是否定“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成绩，是针对毛泽东的。也有许多人表示基本同意信的内容，认为提出意见是好的，但不赞成信中诸如“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有些说法。

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基本观点。张闻天还对“大跃进”以来发生的严重问题从理论上作了系统的分析，强调应该多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缺点错误产生的原因。他还提到胜利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听不进不同意见。所以，发展党内民主作风很重要，领导上要造成一种风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提意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意见。

7月17日下午5点到夜10点，毛泽东又找李锐、周小舟、周惠、胡乔木和田家英五个人去谈话。根据李锐的笔记，毛泽东的谈话要点如下：

关于总路线，真有70%人拥护就不得了了，真正骨干30%也不得了，大部分人是随大流的。不要怕乱，乱了才好治（大概是谈到 1957年反右前情况引起的。周惠说，学生还是不上街、不打扁担好。乔木也是怕乱的，以人长脓疮需要白血球攻为例，说：全身溃烂，白血球失去平衡，则无法治了）。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要有几个右派朋友，我是机会主义的头子。我要找唱反调的人通信。计委这次来了反对派的人（指贾拓夫、宋平、韩哲一），正面的有富春一个够了。工业系统是独立王国，谁也进不去。孙悟空偷桃子，只有这个办法，开庐山会议之类。过去不懂得管经济之复杂。革命是捣乱，乱人有隙可乘。六个大组打乱，再分成若干组讨论（这是7月11日夜，我们反映同一个地区的在一起发言有妨碍，第二天就重新分组了），不要一个腔调。国务院那么多部组成的院，不包括省，任何一个工厂总办在一个省，权力集中不易。过去司令部、政治部有矛盾，好不容易集中在前敌委员会。中央红军八万多人，到吴起镇剩七千，开干部会说比过去强（干部经过锻炼），当时许多人不同意。（这还是指1958年虽吃了亏，但取得了经验。）反复讲1300万吨来之不易（这是当时1959年落实指标，有人说是否右倾机会主义了），说是不能完成，也不要如丧考妣。只要真正鼓足了干劲，指标没完成也没有关系。成绩讲够很重要。他们（各省书记）在当家。“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都有保卫自己劳动果实的本能。（这段话是田谈到同李井泉的争论引起的。）田反映了罗世发问题之后，毛说，现象与本质不容易弄清楚。万人检查团是形式主义，不能深入了解情况，不会说真话。称赞《宣教动态》、《外事动态》办得好，应当办《经济动态》。关于粮产估计，比11日夜那次谈的更谨慎，说真正高产的只有5%，一般水平是95%，而我们只能立足于95%。全国年增产30%不大可能。

又谈了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道理。（谈到这个问题时，乔木一言未发，他是不同意这个理论的。）毛颇同意乔木建议，让工业部长们下去当几年厂长。说孔夫子作过会计，管过田地（职业为道士）。政治挂帅，不能代替具体的经济工作。我们又提到还是由陈云挂帅好；乔木并说，少奇意见，还是让陈主管计委好。这时彭总的信已经发出。毛从彭的信谈到洛川会议，说华北军委分委的决定不同意中央游击战的方针。

据李锐讲，在彭德怀信传阅之初，“从这天谈话的内容以及情绪来看，我认为，这时毛还没有完全转向‘左派’，要发起一场反击。但对彭的信（及彭本人）是有他自己的看法的”。

事实上，似乎也确实如此。以下两例事情可以佐证。

一是7月19日，刘少奇参加第三组会议并发言，提出了三个问题。（一）从目前党内的思想状况来看，“左”和右这两个方面哪一个是主要倾向？（二）有的同志说，北戴河会议以后，只是在三个月中出了些乱子，这三个月是不是犯了路线错误？是不是“左”倾冒险主义？（三）现在把钢产量落实到 1300万吨，算不算右倾机会主义？刘少奇请大家讨论，同时强调：“对成绩要肯定够，对于缺点，对于缺点错误，也要讲透，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如果确有缺点错误，不加以检查，不纠正，不总结经验教训，下一次还要碰这样的钉子，这是危险的。”通过刘少奇的发言，可以看出他的态度不言自明。

二是7月20日，李锐曾向周恩来询问，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信究竟有什么看法。周恩来当时还回答说：“那没有什么吧。”

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会议由纠“左”逆转为反右

彭德怀的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毛泽东认为，从郑州会议以来，中央一直在领导全党努力纠正“左”倾错误，而彭、张并未参与这种努力。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他始终没有放弃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若干空想的执著追求。他认为1958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属于工作中的问题，只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而且他认为，到上海会议作出关于人民公社十八个问题的决定，人民公社“共产”风的问题已经大体解决；到1959年5月提出钢指标降为1300万吨，已经“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庐山会议只需要在这个基础上统一认识，通过一个调整指标的决定，大家照此去工作，形势就会好转。

彭德怀、张闻天等却一再要求进一步深入纠“左”，要求从指导思想上清理“左”倾错误的根源。这样，毛泽东就认为，彭德怀等人不是跟他一道去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实际上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表示怀疑和反对，是向他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战书”，因而是右倾的表现。

7月23日，毛泽东召开大会发表讲话，说：现在是党内外夹攻我们，有党外的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把我们讲得一塌糊涂，他们把自己也抛到右派边缘了。他对彭德怀等人提出的不同意见逐条加以批驳，认为他们不能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重复了反冒进的错误，是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表现了资产阶级动摇性。

毛泽东讲话完了，即散会。彭德怀在门口挡着毛泽东，说他的信是向主席个人写的，并没有让大家来讨论。

毛泽东讲话以后，庐山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会议的主题由纠“左”一变而为反右，矛头集中指向彭、黄、张、周，形成一边倒的局面。彭德怀回忆说：

16日中央办公厅印发出来了，我于18日参加小组会时，我说明这封信只是写给主席个人参考的，请求中央办公厅收回我这封信。可是 20日前后，张闻天、周小舟还有其他人发了言，都说基本上同意我那封信，黄克诚18号晚或19号晚才到庐山的。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我未看到。毛主席于7 月23日上午批判了我那封信是反党性质的纲领，说在写这封信之前，就有人发言支持，形成有唱有和，这不是反党集团又是什么呢？自主席批判了我那封信以后，会议的空气就变了，我的情绪也是紧张的。

7月31日至8月1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等开会，集中揭发批判彭德怀的“错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德怀、彭真、贺龙出席，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列席。

第一天的会上，朱德没有发言。第二天第一个发言。他的态度比较温和，只是就信的内容而谈。没等讲完话，毛泽东就说：“隔靴搔痒，未抓到痒处。”

接着，林彪发言。他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为进一步批判彭德怀定了调子。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8月2日至16日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连续开展对彭、黄、张、周的斗争。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并且联系彭、张历史上的是非，“新账老账一起算”。一大堆政治帽子，如“资产阶级民主派”，“民主革命的同路人、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对派”，“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等等，都提了出来。还毫无根据地指责彭德怀“里通外国”，组织“军事俱乐部”，“要分裂党”，“逼毛主席下台”。

毛泽东在8月16日写的《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一文中对庐山会议进行了定性。他说：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

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例如1953年高、饶问题，现在的彭、黄、张、周问题，就有许多人感觉惊奇。

在8月16日的闭幕会上，通过了一个公报、四个决议和决定。这四个决议和决定分别是：《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关于“反党集团 ”的决议，决定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分别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分别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观后效”。

至此，历时46天的庐山会议结束。全党范围内随即开展了一场“反右倾”运动，使得持续不到一年、成果还很不巩固的纠“左”付诸东流，以“五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重新泛滥。一个严重经济困难局面的出现，就是很难避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