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档案春秋》2009年第7期 作者：吴若增

这段历史是从1849年开始的。那年春天，一些高鼻阔目的洋人带着他们的中国走狗来到了广东、福建的城市和乡村，用种种诱人的条件招募劳工去秘鲁干活。为了表示真诚，他们还带来了契约要劳工们签字画押。一些中国人在国内实在过不下去了，便在契约上糊里糊涂地按上了手印。当然，还有许多中国人信奉“父母在，不远游”的祖训，宁司饿死也不愿应募。对于这样的人，他们就采取了绑架的手段。

他们甚至还绑架了一位中国总督的儿子、那天，这位公子正和两个同学划着小船在海上游玩，恰被秘鲁人贩子发现，便把他们二个一起绑上了秘鲁前来接收劳工的货船。从此，这三个人就在人间蒸发了。

秘鲁人贩子把这些中国人或绑或骗到手之后，便把他们弄到澳门的一个叫做“巴腊坑”的状似仓库的建筑内看管起来，不准他们外出。反抗者，要被鞭打；试图逃跑者，则被处死。这时，这些中国人已经不叫劳工，而要叫作“猪仔”了。而那些秘鲁人贩子，则已收起了伪善的笑脸，变得凶神恶煞一般了。他们现在手巾紧握着的已经不再是什么契约，而是皮鞭、军刀、滑膛枪和左轮手枪了。

等到这些人贩子凑够了人数，他们就用烧红了的烙铁在“绪仔”们的耳后打上“c”形印记。然后，再驱赶他们走进停泊在“巴腊坑”外面的一艘货船的底舱，人挨人地排列在一起。随后，人贩子关闭舱门，货船便长鸣一声，开始了漫漫航程。

这个航程，要长达四个月。

四个月里，底舱内没有阳光，且通风不良，加之人满为患，饮水难得，饮食不足乃至变质……船舱内热臭难耐更甚于猪圈。于是，瘟疫流行，劳工们一个个死亡。据统计，死亡率至少为全船劳工的三分之一。有时，甚至达到百分之四十。

当然，也有许多劳工仅仅因为身体不适或试图反抗，便被抛进了大海。

对此，当时的秘鲁人和其他外国人都把这种苦力贸易叫作又一次“非洲奴隶贸易”。

中国读者读过描写当年非洲奴隶贸易的美国小说《根》，看过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知道当年非洲奴隶贸易是怎么回事，并为奴隶主的残忍而怒不可遏，对奴隶们的苦难深深同情。但是，许多中国读者不知，当年中国苦力们所受到的残忍虐待，丝毫也不下于非洲奴隶们所受到的虐待。甚至，毫不夸张地说，历史竟然会惊人地相似。

于是，劳工们的反抗和暴动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中国劳工的暴动，有上船前的逃跑，离岸后的跳水，和海上的搏杀，等等。据当时秘鲁一家报纸报道：“除非极少例外，没有哪一艘运载中国劳工的船只不发生一次或多次暴动的……”

1870年10月，秘鲁人贩子租用的法国货船“诺维尔·朋内罗普”号发生暴动。中国劳工们打开舱门，冲上甲板，杀死了狠毒的船长和他手下的八名水手，夺取了这艘罪恶之船，然后驾船返回中国。

回到中国后，部分劳工得以逃脱，但16名劳工却被中国地方官砍了头。

当然，毕竟还有一多半的中国劳工经历了四个月的海上苦难，到达了地球的那一边。据统计，从1849~g-开始苦力贸易到1874年结束苦力贸易，25年问，共有十万名中国苦力被卖到了秘鲁。而这些中国苦力到了秘鲁之后的生活，就只能用“暗无天日”来形容了。

首先，这些中国劳工在秘鲁上岸后，就会被人贩子或船主按照事先约定集体卖给某个资本家或种植园主。剩下来的则被“零售”。那时，熙熙攘攘的海港码头就更是显得热闹非常。看热闹的人们围站在中国劳工的身旁指手画脚，评头品足，就像是在观察一头头牲畜。而买主则在中国劳工中间走来走去，试试他们的身高，捏捏他们的肌肉，再拨弄他们转上两圈儿……然后再跟人贩子讨价还价。

离开码头后，这些劳工便被分别带往铁路、矿山、鸟粪场或种植园，开始进行地狱般的极其艰苦的劳动了。

而且，也就是从这时起，这些劳工便被剥夺了中国名字，被代之以编号和西班牙名字如卡利斯多·蒂西亚诺一类了。

关于鸟粪场的劳动，—位秘鲁人写道：“连希伯来人构想出来的地狱，也难以和鸟粪场将鸟粪装船时那种难以忍耐的酷热、可怕的腐臭，以及被迫在这里劳动的中国劳工所遭到的惩罚相比。”

而一位英国人更写道：“我可以证实，在这种悲惨的境况下，他们的命运是最不幸的。除了累死人的劳动(每个苦力每天要被迫挖掘5吨鸟粪)外，他们既没有足够的食物也没有起码的合乎卫生的饮用水……”

一位美国驻秘鲁领事馆领事报告道：“很多中国苦力衰弱得几乎站不起来了，但他们还要被迫跪着劳动。当他们的手掌被磨得异常疼痛的时候，他们就只好把手推车绑在自己的肩上……在这种情况下，生命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毫无意义，而死却是被他们所欢迎的。苦力们的这种想法和做法，使雇主们加强了岗哨，以防止苦力们自杀。”

至于种植园，中国苦力的待遇甚至不如黑人、印地安人、印欧混血人。他们每天早晨四点半钟天还未亮就被监工持枪押着下地劳动，晚上天黑了以后才能收工，夜里则被锁进“寮棚”不许出入。如果他们试图逃跑，种植园主就会命令黑人和士兵把他们捉回来，施以残酷的鞭打，然后再给他们戴上脚镣，并继续干活。这样，在种植园里很快就起了一块中国人的墓地，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坟头——当然，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伤痕累累并衣不蔽体地被埋葬的。

为此，忍无可忍的中国劳工开始了不间断的反抗甚至起义。

其中的一次起义发生在卡纳德种植园。这天早晨，500多名中国苦力经过了多日密谋和串联突然发难。他们以猝不及防的群体暴动的形式，抢夺了种植园主和他的打手们的枪支、长矛和砍刀，一举杀死了种植园主以及他的三个穷凶极恶的朋友，并把四个人碎尸万段。之后，他们夺得了50匹骏马，组成了一支骑兵队，开始向其他种植园进攻。随后，其他种植园里的中国苦力们也参加了起义，使起义劳工很快增加到了1200名。

这1200名起义劳工占领了几家种植园后，把自己武装起来，便开始进攻巴蒂维尔卡镇。之后，又转攻巴兰卡镇。他们杀死种植园主和他们的帮凶，解放苦难中的中国劳工。

不幸的是，起义被秘鲁警察和军队残酷地镇压下去了，600多名中国劳工被杀。但起义却也震动了秘鲁朝野及世界舆论，令他们对于中国人的性格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他们惊讶地发现：中国人的愤怒一旦暴发，他们就会一改平日里温顺的模样，而变得雄狮一般英勇无比了。

只是可惜，这十万名中国劳工毕竟是陆续地零散地生活于海外的。在那里，他们人生地不熟，又始终被严密监管得像奴隶一样，不幸的境遇到底是难以改变的。他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们在苦难中发出的呻吟和叫喊有谁能够听见?

以上史料内容，摘自美国人瓦特·斯图尔特所著《秘鲁华工史》一书。瓦特·斯图尔特先生是一位美国历史学教授，专攻拉丁美洲史。有趣的是，他在研究秘鲁史的过程中，却意外地发现了中国华工问题，并引起了极大兴趣。为此，他不惜花费了13年的时间，在美国和秘鲁的学界与官方的支持下，反复查阅档案资料，反复实地考查，甚至竟不厌其烦地翻遍了19世纪中叶秘鲁报刊上有关中国华工问题的全部记述与评论……这才写成了这部史学专著。

该书出版后，即被史学界公认为是一部“研究秘鲁华工史最权威的”著作，因为作者的写作态度和精神是“严谨的、勇敢的，有价值的”。同时，瓦特·斯图尔特先生也被评论家誉为“研究秘鲁华工史之先驱者”。秘鲁历史学家阿尔伯托·桑切斯则称颂此书之出版是“对秘鲁共和国及美洲历史值得纪念的贡献”。

奇怪的是，这部关乎中国人的书，在美国出版34年后，才被中国翻译出书，且印刷量很少。而且又过了21年至今，却仍然没有引起中国人的普遍关注。有鉴于此，本人以为有必要将此书之内容在这里作一介绍。

关于这一段历史之背景，瓦特-斯图尔特先生的叙述，准确、客观、公正，同时又对中国劳工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同情。他在详细地分析了秘鲁方面开展中国苦力贸易的原因之后，也详细地分析了中国劳工之所以被卖被掠的根本原因。他指出，一方面秘鲁独立后经济急待发展，矿业开发、鸟粪采掘，以及棉花、甘蔗、胭脂红的种植等，都需要大量海外劳工。在他们引进德国劳工、西班牙劳工等等失败后，秘鲁资本家和种植园主就把目光瞄到了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而中国，当时积贫积弱，海禁废弛。这样，大量廉价的贫穷的愚昧的吃苦耐劳的没有政府保护的中国劳工，就成为了他们猎取的目标。

毫无疑问，十万中国劳工为秘鲁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虽然他们并不情愿。但是，随着中国劳工的愈演愈烈的暴动，秘鲁资本家和种植园主也感到了恐怖。加之华工们的苦难渐渐地为秘鲁朝野及世界所知，并受到抨击，以及到了这个时候，解放黑奴与农奴，谴责奴隶贸易，已经成了世界的潮流……这一切，都严重地冲击了苦力贸易。乃至秘鲁官方不得不开展对于这种苦力贸易的辩论，并不得不颁布了几项法令制止虐待华工。

所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华工终于干满了契约所规定的八年，获得了自由人的身份，使得他们有了把同胞们的苦难写出呈文，以寻求中国政府保护的可能。

中国劳工的第一份呈文，是由美国驻秘鲁公使霍维将军通过美国驻中国公使劳文洛斯，转交给中国清朝政府的。呈文可谓字字血，句句泪，令人难以卒读。但令人气愤的是，呈文被译成英文和西班牙文在世界报刊上发表后，连西方人都对中国华工充满了同情，腐败的清朝政府却无动于衷。理由是：“私自出洋的中国人为弃民，不值得加以保护。”

直至两年后，也就是1871年6月，中国劳工的第二份状纸以同样途径再次到达中国清朝政府手中时，清朝政府才不得不表示：“对磨难中的苦力表示同情，劝以容忍，并可成立一个上告团体向朝廷陈述受害情况。”

于是，一个七人上告团成立了。其中，就有上面提到的那位中国总督的儿子。这位公子自从被人贩子绑架上船卖到秘鲁，经过了15年的艰苦劳动，失去了一只脚，并且双耳全聋，才获得了自由。上告团幸运地得到了恭亲王的关注，写了一份长达三千页的状文。至此，中国苦力在秘鲁遭受非人虐待的情况，才正式传到了中国，并由各国媒体传遍了世界。

在此情况下，葡萄牙政府发表照会，要求秘鲁方面调查并惩罚人贩子发生在澳门的罪行。并于1873年12月27日宣布结束通过澳门进行的华工出口。

恰于此时，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玛耶西”号事件，秘鲁船长埃雷拉虐待中国劳工的残暴罪行曝光。一时间，秘鲁成了众矢之的，受到了全世界民众和官方的谴责。

于是，秘鲁政府终于认识到，继续这种野蛮的苦力贸易已经不再可能，只好改变策略，一方面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要求改善中国劳工生活状况；另一方面派出海军上校葛尔西耶为特命全权公使，来到中国要求谈判。

但此时，中国政府的态度却强硬了起来。总理事务大臣恭亲王愤怒地表示：如果秘鲁方面不把全部劳工遣返，并保证不再雇佣中国苦力，中国政府就不可能与之谈判。

葛氏不得不请求外同公使游说。至此，他才得以进抵天津，勉强得到了李鸿章的接见通过了几度近乎破裂的谈判，终于缔结了有关中国与秘鲁两国关系的天津条约，从条约文本上来看，双方都作了一些让步，一方面秘鲁政府保证维护中国劳工在秘鲁的权益，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承认雇佣华工合法。但实际上，这个条约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随着澳门总督的那个禁止出口华工的法令的执行，这个贸易已经停止了。

前往秘鲁的最后一船华工是于1874年7月2日在秘鲁的卡亚俄港靠岸的。

条约缔结后，按照条约之规定，中国政府理应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秘鲁，去调查并保护那里的中国劳工，可惜这个代表团一直没有派出。而中国驻秘鲁公使则是拖到了1883年才到任。清朝政府对于海外华工的冷漠，终于导致了华工们对于清王朝的彻底绝望，按照条约规定，已在秘鲁的华工可以选择回国，但是，只有区区几十名华工，乘船回国，十万名华工基本上留在了秘鲁没有回来。

与此同时，经过了这样的一些变化，中国劳工们渐渐地解除了契约，而成为了自由民。这些华人自由民有了西班牙文名字(秘鲁原系西班牙殖民地，使用西班牙语)，并信奉了天主教。他们娶了当地黑人、印地安人、印欧混血人等等女人为妻，开始了落地生根。但他们身上中同人的勤劳、节俭的性格与习惯却是没有丝毫的改变。在秘鲁首都利马，华人自由民渐渐地有了一些积蓄，便用这钱开起了许多饭铺、杂货铺、洗衣店等等，也令自己渐渐地成为了能于的杂货商、裁缝匠、鞋匠、面包师、屠户和饭馆老板等等。乃至卡庞大街渐渐地成了著名的中华街。

此后，也有极少部分华人发了财，进入了秘鲁上层社会。

难能可贵的是，瓦特·斯网尔特先生还在这本书里，用了许多笔墨，论述了这些华人对于秘鲁经济、文化、社会的影响与贡献，赞扬了讲如勤劳、节俭、聪明、守纪、谦和、礼貌、热爱家庭等等为中同人所独有的品格。他甚至通过反复比较，得出了中国人比之其他人种更为优秀的结论。我读到这里，虽觉得略有过誉，比方说不以为是人种问题，而是文化问题，但还是不禁深深感动。

在该书的最后，瓦特·斯图尔特先生用总结性的语言写道：“那些早期东方移民的后裔，现在和秘鲁国民整体——不管是白种人、黑种人、红种人、黄种人或混血种人，已经没有区别了。”

就是说，他们已经成为秘鲁人的一部分了。

只是这段历史，我们不应该忘记。

作者：吴若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