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是个无党派人士，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不过，由于他在文坛上的独特地位，还是曾经与20世纪中国政坛的许多风云人物有过一段段交往，赢得了毛泽东、周恩来、张学良等政界名人的尊重。 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张恨水的政界情。 首先，让我们走近张恨水的：潦倒乡党----陈独秀 陈独秀的出生地是安徽怀宁，与潜山同样属于安庆市的辖县，所以张恨水把自己视作陈独秀的家乡人。对于拥有这位曾经是“五四”运动“总司令”、前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同乡，张恨水一直颇为自豪。 当初张恨水奔赴北京的目的，就是希望成为陈独秀主持下的北京大学文科的一名学生。由于经济方面的阻碍，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但张恨水仍然几十年如一日，视陈独秀为老师，自居为“后生小子”。即使在陈独秀最失意的时候，张恨水也给予了他异乎寻常的关注。 1938年，陈独秀刚从国民政府的监狱里释放出来，思想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一是由主张打倒国民党转变为拥护国民政府领导抗日，二是由反对国共合作转变为赞成国共合作。当时，陈独秀参加了国民参政会的竞选，但榜上无名，让他尴尬万分。为此，张恨水写下杂文《哀陈独秀兼及高语罕》，发表在当年6月22日重庆的《新民报》上。文章里，张恨水以老乡的身份诚恳地开导陈独秀，认为参政这个职务无足轻重，当不当是无所谓的。 文章发表仅有10天，陈独秀乘船抵达重庆。张恨水听说，马上邀约了一批报界同人登门拜访，并为陈独秀设宴洗尘。 宴会上，陈独秀神采飞扬地畅谈文艺，使张恨水受益不浅，感叹道：“陈先生如果放弃政治专心写文章，现代文坛会增添多少美妙绝伦的篇章啊！” 此番见面，也使得陈独秀有感而发：“来重庆后，我的学生和老朋友大多躲得远远的，不肯见面。对你们几位的盛情款待，我实在是感动。”说罢，陈独秀的眼眶湿润了，在座的张恨水也为之动容。 夏去秋来，在重庆的一个十字路口，陈独秀与张恨水又意外地碰了个面对面。 陈独秀告诉张恨水：“我马上就要到江津定居了。”张恨水吃惊道：“何必去那种小地方？”陈独秀回答：“重庆的物价太高，不是过日子的地方；何况这里的天气闷得厉害，我这个高血压病人很难忍受。” 张恨水清楚陈独秀生活困难是事实，但明白迫使这位同乡离开山城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不适应陪都的政治气候，英雄无用武之地，只能徒增烦恼。 陈独秀在江津县城待了半年时间，又搬到离县城10公里的一座小镇生活。在那里，陈独秀看到重庆《新民报》上连载的张恨水小说《八十一梦》揭穿不少权贵的黑幕，不由得替作者捏了一把汗，说：“张恨水骂别人不要紧，骂‘三尊菩萨’，恐怕要惹麻烦！” 果然，《八十一梦》连载没多久，便在国民党的高压下，在做完14个梦后，便“大梦醒来”，草草收场。 在江津，陈独秀撰写了大量政论文章。文稿发表了一部分，因为政治原因未能刊出的也不少。 张恨水非常同情陈独秀。1942年1月20日，张恨水在重庆《新民报》上撰文开导这位老乡，希望他以后多写一些文学或者文字学方面的文章，不要继续当悲剧的主角。 当年5月27日，陈独秀告别了人世。 张恨水听到噩耗，悲伤万分，先后创作了《陈独秀自有千秋》、《吊陈独秀先生》、《怀独秀山民》等追悼文章。张恨水还一连写了6首悼念陈独秀的绝句，其中一首颇令人回味：“道德文章一笔勾，当年好友隔鸿沟。故人未必痴聋尽，总为官阶怕出头。”

接下来要讲述的是：文友诗朋----毛泽东 1944年夏，一支中外记者代表团从重庆抵达延安，受到共产党方面高规格接待。《新民报》记者赵超构是代表团成员之一，在采访毛泽东时，他曾提问：“我们报馆的张恨水先生前几年写有一部《水浒新传》，我知道这本书延安翻印过，毛先生怎么评价这部小说？”毛泽东答道：“《水浒新传》写得很好，梁山泊英雄抗金，等于宣传我们八路军抗日！”接着，毛泽东向赵超构询问张恨水的近况，希望这位小说家能来延安看看。 赵超构回到山城，马上向张恨水转达了毛泽东的邀请和对《水浒新传》的评价。张恨水点点头，“有合适的机会，我再去吧。” 由于种种原因，张恨水12年后才实现他的延安之行，倒是毛泽东首先来到重庆拜访了他。解放战争前夕，在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谈的毛泽东特意邀请张恨水到红岩村做客，双方聊了两个小时，内容大多是“爱情和人性爱问题”。毛泽东还肯定了张恨水在创作上的进步倾向，称他是“抗日作家”、“爱国文人”。临别前，毛泽东送给张恨水陕北红枣、小米各一袋和延安呢料一段。张恨水这一天回到家后，悄悄地告诉妻子周南：“毛先生有渊博的知识，是了不起的人物。” 这次会谈的具体内容，儿女们多次向张恨水打听，他总是说记不清了。对家人尚且如此，外人更是难以从他的口中打听到蛛丝马迹。我认为，张恨水的记忆无论如何退化，也不至于把他和毛泽东的交谈内容淡忘。闭口不言，是因为毛泽东已经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将他和爱情之类的话题纠缠在一起，未免太唐突。 解放后，张恨水用毛泽东赠送的延安呢缝制了一套中山装，他身穿这套服装参加过许多重大活动。 在大量的社会活动中，张恨水频频见到毛泽东。尤其是1956年1月，他在列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期间，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当毛泽东的大手与张恨水的手握在一起时，张恨水问道：“主席还认得我吗？”毛泽东笑了，“还记得，还记得。你的身体好了，你又出山了。”接着，毛泽东又问张恨水为什么很少有新的作品。张恨水回答：“一来有病，二来不熟悉工农兵，恐怕难以胜任。” 毛泽东与张恨水握手的场面被一位记者抢拍到，刊登在一家海外报纸上。一位读者特意将这张照片剪下来，寄给张恨水。“文革”中，张恨水始终把这份剪报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 后来，周扬又向张恨水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指出为工农兵服务，不能从字面上理解，老作家还是要写自己熟悉的题材。 当年未能接受毛泽东的邀请访问延安，张恨水一直引为憾事，好在晚年总算给予了弥补。 1956年春末夏初，全国文联组织一批作家、艺术家到西北参观游览，张恨水是参观团成员。延安系此行的一站，在这里，他对毛泽东住过的窑洞、用过的桌椅以及一些与之有关的故事传说都格外感兴趣。他的游记《西北行》第六、七、八节总共不到3000字，“毛主席”一词竟然出现了14次之多。 在革命圣地枣园，张恨水曾经问几位偶然遇见的庄稼人：“你们见过毛主席吗？”庄稼人眉毛一扬，“以前我们常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实在好，常和我们谈收成，过年的时候，又同其他几位首长分头到农民家拜年。”庄稼人知道他们一行是从首都来的，就托客人代问毛主席好，张恨水满口应允。 张恨水没有估计到，自己再也没有获得与毛泽东交谈的机会。 1957年春天，受到毛泽东提出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的鼓动，首都一批热心诗词鼓曲创作的社会名流，提出了他们酝酿已久的想法：组织中国韵文学会。张恨水、启功、萧劳等知名人士作为发起人，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了筹备会议，一致决定邀请毛泽东担任名誉会长。由于国内政治形势发展迅速，这件事无结果。之后，张恨水基本上失去了与毛泽东的联系。

我们再来说一说：冬日阳光----周恩来 1938年，新四军驻湖南平江通讯处几名工作人员被国民党特务刺杀，这就是著名的“平江事件”。事后，新华社负责人董必武安排有关同志将讣告寄给重庆同情抗日的社会名流。张恨水也收到了一份，读罢写下一副挽联：“抗战无惭君且死，同情有泪我何言。”托人转交董必武。不久，新华社发了一组诗文，第一首是邵力子的诗，接下来便是张恨水的挽联。这组诗文影响广泛，在重庆主持中国共产党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因此开始注意张恨水，经董必武介绍，二人很快相识。 周恩来与张恨水首度见面的具体情形现在已无从考证，但根据老报人罗承烈的回忆，我们可以了解周恩来与张恨水在 1942年秋的一次会晤。 当时，重庆当局封锁消息，使媒体无法得知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情况，大家对抗战前景感到茫然，对抗战能不能坚持下去心中无底。《新民报》的几位大员陈铭德、赵超构、张恨水、罗承烈等人商量了一番，总经理陈铭德提出：“能不能请周恩来先生为大家分析一下形势，指明方向前途？” 《新民报》是大后方规模数一数二的民办报纸，周恩来此前曾为该报亲笔题词：“全民抗战，持久斗争，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得知《新民报》有这个要求，周恩来马上爽快地答应下来，约定在一个晚上去陈铭德的家见面。 当时正是雨季，周恩来在郭沫若的陪同下双脚沾着稀泥来到陈家。 周恩来与早已迎候在客厅内的张恨水等人一一握手，然后便与大家围坐在一起，亲切地交谈起来。周恩来首先通报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前线取得的辉煌战绩，指出只要坚持下去，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当周恩来听说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太厉害，报纸没有言论自由时，他又语调坚定地指出：“反动派的新闻检查，只是表现出他们纸老虎的虚弱本质，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我们坚持真理，主张正义，就会得到广大民众的同情和支持，就可以在没办法中找出办法来。”说到这里，他把目光投向张恨水，又说：“同反动派作斗争，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以从侧面斗。我觉得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嘛，也不会弄到开‘天窗’。恨水先生的《八十一梦》，不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吗？” 张恨水听到周恩来居然拿他做例子，有几分意外，不由得“呵呵”一笑。他认为自己写作《八十一梦》这部暴露小说，仅仅是凭着文人应有的正义感。中共领袖对此给予肯定和勉励，他既开心，又有几分愧不敢当，领会到这正体现出中共团结全民抗战的宗旨。 山城一别，张恨水再次见到周恩来时，对方已经成为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 本来，他们1949年便有重逢的机会。那一年，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和平解放不久的北平开幕，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亲临大会作指示。张恨水当选为会议代表，可惜因病没有出席。 张恨水这回可病得不轻，患的是中风。而且，他的全部积蓄也被骗子席卷一空。大会工作人员得知张恨水的病情，马上专程看望了他，送来会议文件和一套《大众文艺丛书》。很快，周恩来签发了聘请张恨水为文化部顾问的聘书，使他享受供给制，每月领取600斤大米。要知道，当时享受供给制的人们每月一般只有一二十斤粮食，张恨水可以说是得到了特别优待。 不过，张恨水极体谅政府的困难，他的身体状况稍有好转，便恢复了写作，随即打报告辞去顾问职务。 之后，凭借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张恨水得以多次见到周恩来。 有一年，全国政协举办春节团拜会。张家距政协礼堂非常近，张恨水步行前往。周恩来在礼堂门口迎接来宾，一眼认出张恨水，大步上前握住他的手，了解他的病情，并询问：“你现在的生活有困难吗？”张恨水马上意识到，是自己身上那套褪了色又染成藏青色的延安呢中山装引起的误会,便回答:“我现在挺好，有稿费放入。这套衣服，总理没认出来？总理当年陪毛主席到重庆谈判，主席送我小米、红枣和延安产的粗毛呢。小米、红枣是吃进了肚子，呢子衣服我可经常穿在身上哩！”周恩来朗声大笑道：“不错，你把颜色染了，我没认出来。好，好，你没忘旧！”张恨水回到家，兴致极高地向妻儿讲述了这件事，说：“总理真细心，很小的事情他会注意。能够从我平常的穿戴，推断生活状况。国家还有那么多的事等着他去办，他太辛苦了。” 1959年秋，张恨水的病情又加重了，再次丧失了写作能力。周恩来知道后，对张恨水的生活和工作非常关心，聘请他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文史馆定期给馆员发放一笔津贴，张恨水的那一份因周恩来向馆里打过招呼，比普通馆员高一些，并享受公费医疗。与此同时，他还在北京文化局定期领取一份生活补贴，这些特殊待遇为他度过“三年困难时期”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张恨水对拥有总理的一纸聘书颇为自负。“文革”初，抄家风盛行，女儿问他害不害怕。他没有从正面回答，从书柜里取出文史馆的聘书，说：“红卫兵来了，我告诉他，是周总理让我到文史馆去的。”动乱的岁月，这位风烛残年的作家，每当回忆起总理那浓浓的剑眉、朗朗的笑声、贴心的话语，便会有种安全感。

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近：出泥莲花----张学良 叙说张学良与张恨水间的传奇，不能不从张恨水的成名作《春明外史》讲起。 这部长篇小说最初是以在《世界晚报》上连载的形式出现的。1925年冬，作品中出现了一位名叫韩幼楼的青年将军，这也是作品内唯一以正面形象现身的上层人物。许多读者都认为，韩幼楼的原型，就是张学良。 张恨水没有料想到，他笔下的这段文字，会成为与张学良交往的媒介。 1926年春，担任奉军第三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军团长的张学良当了一回不速之客，带着几位随从突然出现在张恨水宅中。围绕《春明外史》，两个人谈得很投机。自此，张学良与张恨水建立起了往来关系。据说，张学良曾经多次向张恨水透露一些军界政界的内幕消息，张恨水把它们改头换面，搬进了《春明外史》。 1928年春，张学良手下的一个副官带着一只锦制玻璃盒和一张大红的聘书走进张恨水家，恭恭敬敬地送到主人面前。张恨水打开锦制玻璃盒，发现里面盛装的是一支大得出奇的东北人参。他又翻开聘书，只见上面写的是：“特聘请张恨水先生任东北保安司令部秘书”，上有东北保安司令部鲜红的大印。张恨水向来客拱手道：“多谢军团长的美意。请转告军团长，我是典型的书呆子一个，哪里是一块做官的料？更何况我文债太多，实在没有精力干别的事。”接下来，张恨水提笔给张学良回了一封信，又让家人取来40块大洋，把信与钱一起递到客人手里，“我的答复，全写进信里面了。这支东北参，我权且收下。来而不往非礼也，这点钱请长官拿去喝杯茶吧。” 当年12月下旬，受北平《世界日报》、《朝报》委派和沈阳《新民晚报》社邀请，张恨水首次来到奉天（即今沈阳）。 冬天的奉天没有让张恨水产生多少寒意，相反地，在这座北方城市的耳闻目睹令他激动不已，热血沸腾。他坦率地承认：“未出关之前，觉得东三省是边省，那省会是很简陋的。”然而当他走出奉天火车站迈上大街，不由得大吃一惊。城中不仅柏油马路宽敞，西式建筑成排，穿流不息的汽车、马车更是把十字路口指挥交通的警察忙得大汗淋漓。这种繁华景象，当时在北平、南京的街头也不多见。再看看街头行人，满眼是着西服、系领带的先生和烫头发、穿高跟鞋的太太小姐，摩登程度一点也不比北平上流人士差。良好的第一印象，进一步加深了张恨水对张学良的好感，认为张学良在从政方面确实是个天才。 张恨水本次奉天之行，担负着采访张学良的重任，在东北地区改挂青天白日旗、军队缩编、金融秩序、教育等方面向少帅提了不少问题。少帅热情地一一进行答复，最后，他总结了一句：“我们所做的一切，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东北三千万同胞人人有事做，有饭吃！” 1929年8月中旬，新民晚报社在张学良授意下，再一次向张恨水发出了访问邀请。张恨水正嫌北平酷暑难耐，愉快地踏上了北游之路。他俩再度在大帅府内见面。餐桌上，张学良趁着气氛融洽，对张恨水旧话重提：“恨水兄，我还想问你一次，你能不能改变初衷，接受我的聘书？”张恨水迟疑少许，与张学良打起了哈哈，“我们本来是朋友，做了官，岂不成了你的下属？我不是做官的材料，还是当朋友好。”再一次婉谢了张学良的盛情厚意。 1931年4月，张学良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到北平主持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行营。在此期间，他再次要求张恨水出山，但同样没有结果 没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像张学良、张恨水这样的名流无疑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北平几家报纸一度以张学良请张恨水出山一事为“爆料”，刊出以“张学良三请张恨水 张恨水婉辞不就”为大字标题的轰动性新闻。 张恨水不仅拒绝了张学良的“出山”之邀，还错失了为张学良作一部传记小说的机会。1934年2月20日的《北洋画报》披露了下面这件事，说张学良没有入关以前，曾经委托一位新闻界人士请张恨水，写一部以少帅本人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书名就叫《张学良》。张恨水虽然答应下来了，但认为张学良的人生还没有进入高潮阶段，不妨等一等再写，不料发生了西安事变，让这个计划流产。 也正是西安事件后，张学良和张恨水中断了联系。张学良是不是还牵挂着张恨水，目前还缺乏证明资料，但我知道张恨水的后半生中一直惦记着张学良。 在1938年，张恨水在重庆《新民报》上发表了《张学良与倭皇同庚》这篇文章。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北平《新民报》上，也有两篇张恨水为张学良写的稿子。 下面这段张恨水之子张伍的回忆，同样能够说明张恨水对张学良的深情。1945年12月，张恨水带领妻儿离开重庆，乘车回家乡安徽。经过贵州桐梓县城用午饭时，张恨水压低嗓音对妻子周南说：“知道吗，桐梓境内有座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张学良就在里面。”周南明白张恨水的话意，问：“你想去看望他？”张恨水叹息道：“当然想去，只是不知道监狱的具体位置；再说，别人也不会允许我去见他。”他并不知道，张学良已经在1个月前从桐梓秘密转移到台湾。 关于张学良与张恨水之间的关系，媒体上还有各种记载，但大多与事实有一定距离。 例如，有些文章说《啼笑因缘》出版后，张学良怀疑书中摧残女主人公沈凤喜的军阀刘德柱，写的是他的父亲张作霖，就派副官登门强请张恨水去沈阳。张恨水认为此行凶多吉少，叮嘱家里人，自己如有不测，应该赶快搬回南方去。之后，张恨水来到东北，受到张学良的热情接待，虚惊一场。然而，张伍认为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另外，德国籍的日本人矢原谦吉在他的作品《谦庐随笔》中讲述了一段故事，说上世纪30年代，中法储蓄会副理事长丁春膏一度遭人诬陷，被张学良逮捕。在丁夫人的请求下，张恨水写信质问少帅为何无理抓人。少帅查明事实，很快释放了丁春膏。经核实，此也是一件没影子的事。 这一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