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松山战役笔记》 余戈/著 三联书店 2009年8月
内容简介：
余戈写的这本书，有两个突破，或称两个“正视”：其一，正视国民党军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正面表现；其二，正视侵华日军在军事行动上的严密作风。这是历史的态度。
（本书）从军事的、战役的、战术的乃至从具体的战斗过程、具体的战斗细节切入去研究战争史。详实、真切、细致、可感，有具体日期、具体人物、具体地点、具体景象、具体过程，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闻到硝烟，如听到枪声炮声，如见到怒江滔滔翻滚的浊浪，和对岸高崖上日军碉堡黑洞洞的枪眼。
——朱增泉（中将）
目录：
序一 研究战争史的新视角与新方法／朱增泉
序二 真实战史的血腥拼图／乔良
第2章 大反攻：西线有战事
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
远征军是如何渡越怒江的
史迪威与中国远征军
远征军对滇西日军的情报工作
松山战役中的炮兵作战（之一）
第3章 一战松山（6月4日—7月1日）
松山战役中的中日武器对比
松山战役中的炮兵作战（之二）
龙陵危机：松山侧背的惊险一幕（之一）
龙陵危机：松山侧背的惊险一幕（之二）
第4章 二战松山（7月2日—7月6日）
中国远征军中的“美军顾问团”
第5章 三战松山（7月7日—7月11日）
第6章 四战松山（7月12日—7月19日）
松山战役远征军使用什么地图
日军松山阵地的火力配系
第7章 五战松山（7月20日—7月25日）
松山战役中的炮兵作战（之三）
第8章 六战松山（7月26日—8月2日）
日军为何如此重视军旗
第9章 七战松山（8月3日—8月19日）
第8军 松山战役中的指挥者
“飞虎队”：来自云端的希望
关于“坑道爆破法”
第10章 八战松山（8月20日—8月27日）
松山战役中日士兵战斗精神比较
第11章 九战松山（8月28日—9月1日）
“断作战”：解救松山日军的最后努力及失败
第12章 十战松山（9月2—9月7日）
卫立煌威服何绍周考证
松山战役中的日军狙击战术
两个特殊亲历者60年后的松山重逢
尾章松山战役检讨
松山战役VS上甘岭战役
松山战役远征军主要将领的最后归宿
附录
1.松山地区遭受日军拉孟守备队残害情况统计(附表1)
2.滇西反攻作战中国远征军指挥系统(附表2)
3.日军拉孟守备队序列及阵地兵力配置情况(附表3)
4.中国远征军／日军火炮种类用途对照表(附表4)
5.日军步兵第113联队编制、装备情况(附表5)
6.第8军攻击松山部队弹药储存情况一览表(附表6)
7.远征军／日军军制及官兵称谓对比(附表7)
8.第8军攻击松山弹药补充种类数量情况(附表8)
9.日军战机为拉孟守备队空投补给、支援作战情况(附表9)
10.日军拉孟守备队被歼灭情况(附表10)
11.拉孟日军慰安妇不完全情况(附表11)
12.远征军与日军战术素养比较(附表12)
13.松山战役与上甘岭战役比较(附表13)
14.第8军松山战役歼敌情况(附表14)
15.第8军松山战役参战人员及伤亡统计表(附表15)
16.第8军松山战役武器弹药消耗统计表(附表16)
17.日军步兵中队编成表及兵种区分表(附表17-18)
18.日军机枪中队编成表及大队炮兵小队编成表(附表19-20)
19.日军一般分队、掷弹筒分队兵器携带区分表(附表21-22)
20.第8军绘制作战进程示意图(附图1-7)
21.日方资料中作战进程示意图(附图8-11)
22.松山敌我阵地分布要图（以Google地形图为底版）(附图12)
松山战役大事记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1
笔者是一家军队杂志的编辑，关注和研究抗战史是几年来的业余爱好。像我这样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男性，从小就被“打鬼子”的老电影所熏染，心灵深处早就埋下了一种“抗战情结”。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在近一百年里，屡遭列强蹂躏的中国人，第一次打败了欺侮我们最狠的一个外国，抗战的胜利对于我们的民族和每个个体，都有一种精神拯救的意义。”
最初，我的兴趣是收藏抗战主题的军品，特别是日军投降后遗留在国内的玩意儿。我认为这些东西是广义上的战利品。对军人而言，有什么能比把玩战利品更能表达胜利者的愉悦与自豪呢？既然出生太晚没能为抗战效力，那么就以收藏研究的方式来感受先辈创造的历史荣光吧。七八年之后，我收藏的战利品就摆了满满一屋子，成了一间家庭抗战陈列室，藏品中还有一两件够得上一级文物的东西，比如南京大屠杀主犯、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中将所写的一幅中堂，内容为“踊跃破南京城”；而据此所写的数十篇文章，也时时见诸报刊与网络，并引来一些电视媒体朋友登门来做节目。
唐人杜牧有诗云：“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我以为，杜牧在磨洗、把玩折戟的一刻与我是同道，我们都是在“磨洗”而“认”中品味历史的沧桑。因为手里的物品直接浸染着历史的烟火和血迹，其感触来得直观、细腻而强烈。
由“藏品”进而追求“藏识”，我又踏访了不少抗战遗址遗存。从平型关、黄土岭、东团堡、台儿庄、昆仑关、淞沪、衡阳、长沙，直到滇西的松山、龙陵、腾冲。起初，我以为经过几十载岁月，那种置身现场的历史感怀早已被前行者“打捞”干净了，我这个晚来者顶多是印证一下别人的心情，就像初到一个旅游点被导游员按套路化的导游词“忽悠”一样。然而，还真不是如此。有心者与无心者不一样，有准备者与无准备者不一样，来的人和来的人也就不一样。
我看到不少新鲜的东西。在松山，这种感觉来得尤其强烈。
公元2004年9月15日的晚饭，我是在龙陵县腊勐乡腊勐村吃的。听说县里的领导陪着北京的记者来访，五十多岁的老村长从村委会后院捉了两只乌骨鸡宰了，与土豆一起炖了一搪瓷脸盆端了上来。酒是当地产的烈性烧酒，话题自然是60年前的那场战争。昏黄的白炽灯下人影朦胧，一扭头就看见墙角散陈着近些年村民在山里劳作时挖出来的锈迹斑斑的各式炮弹。而我们吃饭的这间屋子，就是当年第8军军长何绍周的前进指挥所。
酒话均过三巡之后，老村长捧着一杯酒踉跄着绕过矮桌要来敬我们。我们赶紧站起身迎上去，尚未听清楚他方言浓重的祝词，就见他一扬脖干掉了满满一玻璃杯！我们也忙晕乎着把酒灌了下去。这时就见老头忽地一下直挺挺地往后倒去，幸亏身边的人扶得及时，他才没有重重地砸在地上。
直到今天，我都没弄明白老头何以那样激动。是为了几个北京人居然知道自己的偏僻小村曾经发生过那样的大事而感动吗？但以他的年纪，60年前可能还没出生，那些事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也许，是当时我们所谈论的话题血腥气太重，在烧酒所氤氲的神秘气场里，在那一刻制造了类似战场的幻觉，而我们都像当年的远征军老兵一样产生了莫名的亢奋和冲动。松山一带的村民常说黄昏阴雨天能听到山谷里有喊杀声和枪炮声回荡，那些聚拢在这个山洼的七千多英魂就不会给我们这些千里迢迢来探望的人某种感应吗？何况傍晚时分我们才用同样的烧酒祭奠过埋在不远处山坡上的第103师的老兵们！
回到北京很久，这个晚上的情景都萦绕在脑海里，要为松山战役写一本书的念头也就萌生了。某一夜，灯下翻看品野实的《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一行跃入眼帘的文字更是刺激得我无法安宁。他写道：“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一直在反复整理拉孟战史……天长日久，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他们的面容，可片刻之后又倏然消失，只有一群敌人围在我的面前，向我喷射出无数的光和热，我被燃烧了！当我感到夜色已深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要写的不是已经写完了吗？”
我从中体味到这个拉孟守备队补充兵的真实心境——尽管他在书中不断反思着战争的罪恶与灾难，但是他对战争责任的归因和批评锋芒，仅仅指向所谓军队高层将校和“无谋”的参谋；而对那些在第一线犯下了无数战争罪行的下层官兵、他那些未曾谋面的“战友”，则寄予了无限理解和同情，他无法忍受他们被埋没荒草。这正是品野实从每日新闻社退休后，将后半生全部精力投入此事的情感支撑点。后来，他作品书名中“异国的鬼”这一概念，已经成为日本公众关于历史记忆的一个特定的流行词语，其语义更多的是对惨败战事的幽怨，而非对战争责任的反思。但是，他关于“真实的战况，只有听老兵们的讲述才能知道”的感慨，我则牢牢记在了心里。我就想，好吧，你是写完了，现在该轮到抗战老兵后人、现役中国军队记者余戈来还愿了。我眼前浮现的，则是背负火焰喷射器跃出战壕向鬼子们喷出无数光和热的那些远征军的士兵们。
2
因为公务繁忙，写作的过程拖得很长。此外，琢磨怎样写的问题也颇费了些时日。我没有可能亲自采访到那么多战争亲历者，在很长时间内他们被世人遗忘了，待公众刚刚对那段往事产生兴趣时，他们的生命又渐行渐远。而以战史脉络为线索进行虚构创作，既非我所长，更非我所愿。笔者一直认为，正是《三国演义》之类“经典”的熏陶，使中国人面对历史时有一种“演义化”的心理惯性，真实的经验总是被遮蔽在自慰式的阅读快感背后，“读史使人明智”的预期往往落空。于是，我将作品定位为“私家战史笔记”，想老老实实地依据历史文献和个人口述资料，以个人的考证和分析写出类似于战史实录的文本。文学评论家周政保先生在其《非虚构叙述形态》一书中，关于“报告文学”文体的操作规范性，“报告”与“文学”何为根本的论述，在我心里产生了很大影响。我感到，这些年看到国内很多贴着“纪实”标签的文字，都有意无意地忽悠了读者，在“非虚构”创作领域仍然存在缺乏观念引导和文体自律等问题。我觉得，即便从最底线来讲，能写出一份能让人做资料的“报告”，也是有价值的。确定以“日记体”的结构方式，则是受益于我的同事、著有淮海战役纪实三部曲的梁粱先生的点拨，他说：松山战役不就打了九十多天吗，你先把每天发生的事情梳理出来看看。在此基础上，对那些与战争进程相关的延伸性背景，我以插入专题文章的方式做了处理。而在叙述微观战况演进中，著有《远东朝鲜战争》的作家王树增的一个创作经验，对我影响深刻。他说，他在写我志愿军某个连队进攻一个山头时，同时要知道防守这个山头的美军是哪支部队，指挥官为何人。也许，让战争双方当事人坐在一起推演昔日战事，永远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但尽可能找到交战双方的官方战史和个人“战记”进行比对，绝对是一件有意义且有趣味的事。搞收藏的经验，让我在查寻资料方面颇有心得，只要看看我开列出的参考书目就可以知道，它们摞起来约有两米高。到这时候，你会看到交战各方对某段史实的夸大或缩小，看到彼此讲述的侧重点，因而你会明晰他们如此讲述的动机——这就是俗话所说的“旁观者清”吧。如果能做到这样，尽管面对的是60年前的旧事，你仍然会觉得自己反倒比当事人还明白其原委，能订正其某些有意无意的笔误和口误，历史的某个小秘密居然被你一个后来人洞悉了，这是多么爽的体验啊！
当然，我所说的是一种理想境界。对于历史，我们所知道的永远比发生过的要少，何况还在流传过程中存在那么多的遮蔽、过滤与矫饰，能无限趋近于客观真实，就相当不容易了。在这里，我还真不怕别人说我搞得过细，因为对于习惯于在“定性”后“概而言之”的国人来讲，也许缺少的恰恰是这种注重细节、不厌其烦的“琐碎”，而我一直感到中国缺少的正是这种“微观战史”。
3
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一个国家完成现代化之特征，是实现整个社会的“数目字的管理”。以这一视角来观察，国内历史文献资料的保留存档，确实呈现出“农业社会”所特有的粗放式、粗线条、大而化之的色彩。仅举一例：笔者经过对第8军司令部参谋处编撰的《第八军围攻松山战史》中的附件参战人员和伤亡统计表进行逐一核算，发现士兵负伤一栏的合计数字，竟然漏算了整整1000人。须知，这份资料是进入官方军事档案的“源头”资料，因了这个被“污染”的源头，使得历史“下游”的研究征引都不过是以讹传讹！为本书搜集材料的过程中，笔者还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国内的“低端”历史文献实在是太贫乏了。这使得国内的军史、战史著述多数都是宏观的综述和总论，偏重于从政治、外交和战略角度叙事，仿佛政治路线、战略方针确定之后，历史结局即为命中定数；而关于一线战壕里浴血拼杀的记录，只是可有可无的边角料，难以进入历史研究者的大雅之堂。难道不是由漫长的城市巷战构成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成了二战历史的转折点吗？但就在苏德两军长达一年的厮杀中，曾出现过多少次可能完全改写胜败结局的战场变数！基于对这一问题观念的不同，西方史学界普遍对有关军事、战争的细部问题格外重视。仅以“顾问团”和少量作战部队投入滇缅战事的美军，在战后编撰的中缅印战区战史，如今竟成为关于这段历史最详实、最重要的史料。战后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撰的战史丛书，关于滇缅战事的记述常常具体到一个中队的行动，显然得益于拥有较完备的部队阵中日志、战斗详报等资料，而它竟然是由一支被打得溃不成军的败军保留下来的。日本学者山田正行在其《自我认同感与战争——战争期间中国滇西地区的心理历史研究》一书中，提及自己在本国获得的历史文献罗列了数十种，在中国的搜寻却为数寥寥，只好如此解释：“那是因为出现了上述斗争和混乱（指国共内战、大跃进、反右、“文革”等），存在着整理抗日战争文献记录困难的状况”，对比之下着实令人感到窘迫。即便在军事题材“纪实文学”创作领域，国内又何曾有人下过美国作家科尼利厄斯·瑞恩在其“二战”纪实三部曲《最长的一日》、《遥远的桥》、《最后一役》中所下的调查采访功夫。瑞恩及著有《日本帝国的衰亡》、《最后一百天》等战史作品的约翰·托兰，常常不按传统史学规范注出材料出处，那是因为他们不但是所写战事的亲历者，而且主要素材为亲自采访所得。国内的战争影视创作者，也很难想象《拯救大兵瑞恩》、《兄弟连》、《硫磺岛家书》这样的战争影片，有着怎样扎实的真实历史素材作为依据。
试想，如果国内的战争幸存者都能像日本老兵那样有条件出版个人的“战记”，我们的军史上怎么会有那么多“无名英雄”？我们的军事题材创作怎么会总把“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当成了经验？其实，如果你真的了解到那些真实的“小事”，马上会为自己编造出来的“细节”脸红。因为笔者将写作定位于“微观战史”，这无疑设置了一种颇具挑战性的难度：首先，我已经不可能像科尼利厄斯·瑞恩、约翰·托兰那样直接采访每一位战争亲历者，所寻访到的极少数仍健在人世的老兵，能脉络清晰地陈述往事者寥寥，情形令人心痛（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后有价值的抗战口述史作品已几无面世可能）；其次，那些统帅日记、将领回忆之类的高端文献中，又极难看到黄仁宇先生所说的“营以下行动”的踪影；再次，即便在档案馆查到作战部队的原始战况资料，叙事也过于简略，基本没有关于人物的情况。仅仅记述战事流程，无疑是非常枯燥、无法引起非军事专业背景的读者的兴趣的（实际上，虽经笔者付出了相当努力，本书仍存在这样的遗憾）。
基于这一现实，研究者若想挖掘到历史的微观层面，与其征引数量甚少、线条过粗的“高端”文献，莫如下大力气搜寻散落民间的“低端”文献，做类似史料“拓荒”的工作。我认识的戈叔亚和方军都是这样的人，前者自80年代开始对滇缅战场做田野调查，光是松山就去过不下三十次；后者自十年前开始寻访见证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批人”，已出版口述史作品不下三种。所以，读者将不难理解我对上世纪50年代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怀下，由全国各级政协进行的文史资料征集、编撰工作的特别的感念之情，那是官方组织的一次大规模历史“拓荒”，它为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保存下了大量由亲历、亲见、亲闻者撰写的第一手史料，且有着大量的事件、人物细节。也许这些基本呈现出“低端”色彩的史料，有其杂芜、错漏、小视角的一面，且很多都属于非正式出版物；但是当我们将视线从统帅人物的办公桌转向一次战役、战斗的前沿战壕，所能依赖的只能是它们，需要我们付出的劳动则是甄别、校订等细致的技术工作。同时，我也深深地感谢多年来由各地报刊在抗战胜利纪念契机对那些抗战老兵所做的寻访报道，以及近年来网络媒体上的“军事发烧友”们对于历史细节无微不至的挖掘探索。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很多努力比那些吃专业饭的人更逼近历史真相。为此，我恳请有缘看到此书且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同道者，特别是仍健在人世的滇缅战场参战将士及其后人，能向我指出文中的错漏之处，告诉我您所了解的新鲜资料，让我们一道来做这个“无限趋近于历史真实”的工作。
我要诚挚地感谢为本书作序的朱增泉、乔良两位将军，他们是我所仰慕的重量级军旅作家。特别是乔良的《超限战》和朱增泉的《观战笔记》，是带给我以启迪和引领感的作品，我从中感受到现代职业军人意识和情怀对于一般“文人文事”的超越感，那是令我向往的“以笔为剑”式的写作。朱将军曾在上世纪80年代的南部边境战争中担任军级指挥员，乔将军曾以专职作家身份亲临前线采访体验生活。我将请他们为序，视为请求所敬重的师长对自己的军事“沙盘作业”做队前讲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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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付梓之际，除了以上提到的启迪者，我还要感谢以下亲朋挚友：
武警保山医院政治处原副主任温文来少校，是他挑选了经验丰富的老兵司机，陪同我沿着险峻的“滇缅公路”寻访昔日的滇西抗日战场。他所在的医院有“红十字照耀滇西”之誉，很多地方史志、宣传部门的同志，都是他出面帮我联系的。如今这位厚道的广西人转业在保山，有空我还要去找他，与他一起坐在腾冲坝子上晒太阳喝酒。随我一起踏访滇西的是北京“龙骑兵军友俱乐部”的两位朋友刘征年和陈佳，他们一路上用摄像机和照相机记录了我们的行程，使得我回到北京后仍能一次次重温松山的地形地貌。
龙陵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怀准同志，这位朴实得像内地的乡村干部的领导同志，把家乡史志烂熟于心，在龙陵的各个战场遗址都是我们的最佳导游。因为书一直没写出来，这几年我一直没好意思跟他联系，这回算是对他和他所代表的龙陵有了一个交代。
我尊敬的军事学者兼藏友、宁夏军区预备役大校沈克尼先生，一直热情鼓励我早日完成此书，并雪中送炭地为我搞到了4幅珍贵的远征军滇西地区1/10万军用地图。我感到，这简直是上苍借他之手来助我一臂。当我以为已将松山战役的史料篦梳干净时，忽然得到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教员李习文传来的喜讯，他委托研究生弟子刘涵喆帮我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检索到了松山战役主攻部队第103师松山战斗详报及阵中整训日记。作者立即赶赴南京，承蒙南京军区创作室创作员裴志海、武警总部司令部调研员成金旺等帮助协调，在第二档案馆支持下以档案原件复印了史料，回京后在短时间内对书稿做最后的补充修订。对上述友人的感谢，实在是用语言难以形容的。
经解放军出版社同事殷实先生介绍，我有幸结识了曾翻译《战争与罪责》、《正义是否击败了时间》两本重要日文图书的朱春立老师。朱老师曾在日本企业和中国驻日使馆供职，日语功底非常扎实，且对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当熟悉。在她热情帮助下，我这个日语门外汉才得以消化所搜集到的日文资料，在此谨致以由衷的谢意。而经殷实先生介绍，书稿得到三联书店编辑叶彤先生的认可，对我而言更是一份意外之喜。我印象中这个拥有60年辉煌历史的文化殿堂以人文学术类图书为出版定位，但不久就看到了该店所出的《龙旗飘扬的舰队》、《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等品质不凡的军事历史图书。在叶彤先生指导下，我对书中引用资料一一作了注释，体会到以学术规范提升纪实作品品格所带来的愉悦和满足，这将使我受益无穷。
我的同事、《军营文化天地》杂志主编许向群先生，常常对我说：杂志编辑这个行当是个“万金油”，还是有一点兴趣专攻为好。没有他的大力支持，我这个副主编不可能挤出时间来写这个本职工作之外的东西。感谢我的同事、《军营文化天地》杂志见习美术编辑强晓东先生，利用业余时间帮我精心绘制了大量战役进程示意图，使那些因年久而模糊不清的油印历史资料旧貌换新颜。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刘忠东中校，尽管我收藏的一屋子“鬼子破烂”让有点洁癖的她颇为厌恶，但为此支出的数十万元她还是没有心疼。在我写作期间，洗衣做饭带孩子一应家务她全部承担了，尽管她不觉得我从故纸堆里扒拉出来的这些旧事还会有多少人感兴趣。
作者2009年3月22日于北京平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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