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2月正式上任的金大中在学者和百姓眼中都是一个聪明人，他不仅学识渊博，饱读诗书，而且非常擅长演说。他是第一个参加电视访谈接受公众辩论的韩国总统。熟悉金大中的人说：“他可以不用稿子，跟周围的人辩论上两三个小时。”提起他，今日的韩国百姓无不表示爱戴和尊重。

“是他带领韩国走出经济危机的阴霾。”年近花甲的申炫得，常常在家附近的一间小酒吧泡上一杯大麦红参茶，看看报纸。谈起10年前的金融危机和金大中，老人家依稀还记得，“当初为了响应他的号召帮助国家渡过难关，我把自己获得的唯一一块金牌都捐献了出去。”

金大中就是这样一位受民众爱戴，并且擅长说服韩国民众接受棘手的政治决策的总统。上任伊始，他开始一丝不苟地贯彻IMF的处方。

作为IMF实施救助的前提条件，韩国必须首先实施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资产结构的改革。1998年2月，韩国政府出台了针对财阀集团改革的《公司改革五项任务》，这是一个月前金大中和韩国五大财阀(现代、大宇、三星、LG、鲜京)掌门人在一次早餐会议上商议的结果。一个星期后，现代集团首先宣布推出公司的改组方案，几日后，三星效而法之。

事实上，财阀集团同样也不能再等了。到1997年底，韩国28家最大的企业集团负债总额为1775亿美元，企业平均负债率高达450%。其中现代集团的债务一度高达660亿美元，占韩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财阀集团改组迫在眉睫。

根据《五项任务》以及后来补充的三项补充任务，IMF为韩国企业集团开出的药方包括“提升企业管理透明度，取消公司子公司间互相贷款担保，优化资产结构，制定企业核心业务，增强企业经理和大股东对小股东们的责任感，限制集团子公司内部不公平内部交易，剥离金融业务出去，以及禁止大股东转移股份给后代”。“5+3任务”为韩国企业集团重组设定了基本的框架。在这一框架下，金大中政府采取的措施关键词有三: “关闭、帮助和交换”。针对“重度患者”，即那些被挑选出来认为没有存活希望的公司，通过破产、变卖、合并以及法庭接管等措施对其实施“安乐死”，直到1998年6月，一共有55家公司关闭;其次，那些负债严重但却仍然有存活希望的公司，韩国政府则要求债权银行对其实施帮助，1998年6月前，共有83家公司得到了自己的债权银行的资金支持，走上了重组的道路。

然而，对于那些占据产业支柱地位的大财阀又从哪里入手，同时又不会招致后者的过度反对?这个复杂而微妙的问题困扰了金大中很久。1998—1999年担任金大中政府财阀重组工作小组首席经济学家的三星经济研究所国际研究部部长金荣涣告诉《商务周刊》，政府当时实施了“大规模业务互换”政策，也就是俗称的“大交易”——大企业之间相互交换企业公司，以解决金融危机前这些公司积累的重复投资和企业规模过大的问题。

“政府的初衷是好的，但在很多情况下，‘大交易’却没有达到最初的目的。”金荣涣感慨到，很多交易简单沦落为两个公司的合并或A公司购买B公司，业务互换的目的并没有如期达成。例如三星并没有遵照政府的计划把自己的重工机械卖给韩国重工集团，而是与后者合并成立了新公司;现代火车、大宇火车以及韩进火车公司虽然如期合并成为新的韩国铁路集团，但三大集团仍然各自持有股份;而人们所期待的现代石化与三星化学的合并始终也没能实现。

“财阀集团的游说力量和政府的立场不坚定，为韩国企业集团重组改革的不彻底留下了伏笔。”金荣涣这样评价道。事实上，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韩国政府对金融部门的改革之中。他说: “韩国大财阀集团改组的不彻底在后来的韩国经济中可以看出，仍然在进一步威胁着金融体制的健全。”

在《五项任务》推出的同时，韩国政府于1998年2月同时提出了针对综合金融社、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立即纠正措施》，并于1998年一年向银行领域共注入556亿韩元的公共基金，以帮助快速消化“不良贷款”以及帮助金融组织解困。

面对IMF停止保护那些已经丧失清偿能力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要求，韩国政府没有丝毫犹豫。从数字可以看出，1998—2003年初，韩国金融机构的数量减少了32.4%。其中，不良贷款问题最集中的综合金融社，至2003年仅剩下3家仍在正常运营，93%被关闭。

与此同时，在IMF框架下，韩国政府与各外国银行达成的协议也开始发挥效用，外国银行提供给韩国各银行的220亿美元短期贷款在韩国政府的全额担保下，换成了等额债权。在濒临违约和破产的边缘，一批韩国银行被政府和IMF联手拉了回来。

然而，韩国民众却没有如此好运。尤其是1998年，由于大批企业破产和银行倒闭，GDP增长降至-6.7%，大约有150万韩国人失去了工作。曾经担任一家电梯公司经理的洪永涣，危机前是一名生活美满的中产阶级，与妻子和9岁的儿子住在首尔郊区一套宽敞的三居室里。随着经济衰退和建筑商终止建筑工程合同，洪永涣破产了。他无法面对妻子和儿子，最终成为栖身于首尔火车站附近一个公园的流浪者。

洪永涣和其他韩国百姓承受的痛苦，除了国家的泡沫经济应该对其负责任之外，同时也是IMF提出的一些不符合韩国经济现实的治疗方案的苦果。

高利率是IMF的传统药方，这一策略已经在韩国金融危机当时及以后饱受经济学家的诟病。前苏联“休克疗法”的设计师、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和原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就一再警告，“高利率政策会导致严重的经济下滑”。林昌烈与二者观点一致，他认为：“韩国不同于拉丁美洲，首先，韩国的物价比较稳定，没有通货膨胀的迹象;其次，韩国公司的金融结构同美国以及其他工业国家不一样，他们是韩国经济的支柱，如果强迫执行30%的利率，没有哪个公司可以承受。30%的高利率意味着很多韩国公司要破产。”

在强大的韩国国内和国际舆论压力下，从1998年年中开始，IMF同意韩国政府“谨慎”地降低利率，直到1998年10月，利率水平降到20%。

“从百分之百的严格执行IMF政策到1998年中期的利率调整，韩国经济复苏的手脚才被真正放开。”金荣涣说。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性格急躁的韩国人在调整利率后并没有停歇，此后连续降低利率水平，1999年韩国银行制定的利率仅为个位数。“过低”的利率又将自己带向了另一个经济陷阱，不过这是发生在2002年以后的事情了。

外资是救世主吗?

2000年，走在首尔地铁里，可以明显感觉到人流比两年前多了很多。“金融危机时，忠武路地铁里的流浪汉和酒鬼要比乘客还要多。”申铉得回忆到。咖啡馆的老板娘也插话说：“没有人来我这里吃饭喝茶，我这小铺子在1997年后关了两年，2000年新年时才重新开张。”

的确，2000年见证了韩国经济的复苏，9.3%的GDP增长令周围其他遭受金融危机打击的亚洲国家极其羡慕，后者很多还挣扎在负增长的“泥潭”之中。杨秀吉认为：“是改革及实施IMF政策的速度和诚意促成了韩国的迅速恢复。”

在这一年，金大中决定进一步扩大战果。他在2000年初的一次国会发言中宣布：“我们的目标是转型市场经济。”

金荣涣认为金大中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决定。“伴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政府的作用应该有所削弱。”因此，从政府驱动的改革过渡到市场驱动的改革成为了第二阶段韩国复苏经济的指导方向。

在逐步解决了银行坏账和资产结构问题之后，2000—2002年，韩国政府决定将银行彻底向外资开放。韩国政府和多数专家学者都相信，外资进入将有助于稳定和重组国内脆弱的银行业，通过学习国外金融工具和技术改善国内金融服务质量，完善金融基础设施。

1999年12月，韩国第一银行卖给了美国基金新桥资本;2000年11月，Koram银行卖给了美国凯雷投资基金;2003年 9月.韩国外汇银行卖给了美国龙星投资基金。事实上，2005年韩国外汇银行的业绩也表明，在龙星基金的重组下，它已然成为了韩国最具竞争力的银行。作为韩国最大的商业银行，韩国国民银行的外资持股比例更是高达85.7%。

从2001年开始，韩国银行部门的外国证券投资迅猛增加。到2005年末，在剩余的七大全国性银行中.有6家的外资股权比率超过50%。

韩国政府对外资进入产业领域原本表现得相当谨慎。在1998年，韩国政府取消了关于禁止30家大财阀收购其他公司股份的规定，这一极富韩国特色的规定本意是为了限制大财阀利用参股公司从银行获得更多的扩张资本，但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因为害怕那些受到重创的韩国公司被外资恶意收购，韩国政府认为，纵有千般不好，大财阀毕竟还是“自家人”。然而，随着从政府领导的重组向市场导向的重组方向过渡，为了保持公司持续的重组动力，金大中政府于2001年4月又重新实施了这一规定，再加上韩国政府超出 IMF的要求取消了对外资股权的全部上限规定，至此，韩国企业也向外资敞开了大门。外国投资者在韩国大企业的持股比例从危机前的13%上升到了42%。三星电子、KT&G和浦项钢铁的外资持股比例更分别达54%、63%和68%。

“与他人分享股权恐怕是韩国大财阀头目们最不愿意做的事情了，财阀的持股减少，意味着自己随时都可能面临被对手——尤其是对他们进行了大量投资的外国跨国公司接管的风险。”杨秀吉指出，大财阀就此和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曾经进行过严峻的政治对决，并呼吁韩国政府采取一些预防被外国产业对手接管的保护措施，但政府没有同意。

杨秀吉认为，外资的进入能够促进财阀集团优化资产机构和进行更加透明的公司治理。但对于银行业对外资的全面开放，他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谨慎地表示了担忧: “有可能，外国经理以及外国投资人对短期利益的增加更有兴趣，关注的重点不在企业的长期增长。因此，他们可能会通过卖掉企业将短期利益兑现。”

实际上，这种担心已经在2004年成为事实。在这一年4月，凯雷基金将KorAm银行出售，获利6.75亿美元;次年2月，新桥资本将韩国第一银行出售，获利16亿美元，三倍于它四年前的投资。虽然新桥资本一再声称这是对高风险的回报，但韩国人普遍认为，是韩国政府签订了有利于外国投资者的条款，其中外国投资者不接手不良贷款，为消除不良贷款，政府只能不断注资，私有化的风险完全由政府和纳税人背负，而不是投资基金。

另一个例子，韩国外汇银行的出售，则引起了韩国国内学者以及公众更多的质疑，由于韩国政府以很低的折扣价出售了外汇银行股权，国家蒙受的损失高达几十亿美元。

泡沫，还是泡沫

2002年，韩国商业银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持续几年来的低利率政策显露出了弊端。

在金融危机之后短短几个月的高利率政策，让投资者的资本纷纷流向有较高收益的金融产品;然而几个月后，利率开始一再降低，直到个位数，投资便从金融市场流向了其他领域，例如房地产和股市。金荣涣称之为“购买韩国热”以及“韩斯达克疯狂”。

韩国的房价从2002年便开始了飞涨。以杨秀吉办公室所在的Yeoudo地区为例，该地区据称是韩国IT和金融行业聚集区，其2007年的房价为每坪(合3.3平方米)1600万韩元(合每平方米人民币4万元左右)。如此令人咋舌的高房价，一般百姓自然是消费不起。出租车司机申启英至今还跟两个已经上高中的儿子和妻子住在不足30平方米的公寓里。“孩子就要考大学了，出去住宿舍，家里就会宽敞一点。”申启英无论如何也不敢奢想给自己换套大些的房子。“每个月1700美元的收入，刚刚够交孩子的学费和一家的开销，一点积蓄也没有。”他摇摇头，无奈地说。

更多的韩国人选择从商业银行贷款买房，但房价走高刺激了房贷市场的膨胀并加重了普通韩国家庭的负债，OECD一份针对韩国房地产市场的报告指出，沉重的韩国家庭债务有57%是来自于房贷。此外，韩国人对信用卡使用的增加，也给商业银行带来了沉重的压力。

2002年，韩国信用卡贷款总额为46.9万亿韩元，比1998年上涨了4.8倍。贷款负担增加同时导致了个人信用违约问题，2002年，仅韩国联邦银行一家，就已经发现了264万人次信用违约，法庭申请个人破产案例也上升至1335起，比2001年上涨了近98.7%。2003年末，韩国信用卡泡沫破裂，给商业银行带来了近90亿美元的赤字。

“房地产价格也存在泡沫，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时候破裂。”坐在建于韩国最贵地皮之上的办公楼里，杨秀吉若有所思地说。

同样站在北京望京这一地价不菲的住宅区里，来自韩国的移民朴羽珍却不用担心国内过高的房地产价格和泡沫。9年前还在韩国一家游戏公司上班的她，如今已经在望京开了一家咖啡厅，还买了一套房子。“韩国人在北京过得很舒服。”这是像朴羽珍这样选择移民中国的韩国人共同的心声。“而在国内，不仅生活费用昂贵，而且想创业也很难拿到银行的贷款。”朴羽珍向记者坦言。确实，信用卡泡沫和房地产市场可能出现的泡沫，令韩国银行愈来愈趋于保守。如今的韩国中小企业很难从银行得到贷款。金荣涣分析说：“韩国银行的借贷结构在当前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公司贷款减少，私人贷款增加，外资控股的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比例较少。”

他不无担忧地说：“这种信贷结构的变化暴露出，外资控股的韩国银行缺乏对长期投资和国内企业的资金支持。”

另一种担心则是直接对外国资本的质疑。韩国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在媒体上撰文指出，外国投资者对于风险太过敏感，不愿意承担风险，因此也不愿意投资开拓新技术领域，由外资控股的韩国企业如今在投资扩张方面都趋于保守，这也是为什么韩国经济如今发展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

无独有偶，记者在6月18日的《韩国时报》上看到了一则关于韩国制船业涌向中国市场的消息。报道中显示，打“头阵”的韩国制船企业来自排名第六的STX，而当现代重工这家世界最大的制船商被问及为何选择留在韩国，该负责人说，“我们没必要进行海外扩张，现在还不是时候。”

不知道这是否代表很多韩国财团目前的投资态度。“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不管是出于自己的谨慎，还是因为外资控股股东的“短视”，恐怕都会紧紧束缚住韩国经济未来的持续性发展。

林昌烈自信地说，“韩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应该至少为7%，如果韩国企业能够再大胆一些的话。”杨秀吉也认为，“我们的增长潜力还未被完全发挥出来。”

经历了10年的恢复和转型之后，如今由谁来激发韩国的经济潜力?在传统经济产业，韩国相比中国已然不具备优势。韩国更渴望建立西方国家那样的“知识密集型经济”，1996年韩国加入OECD之后几乎就要接近这个目标了，但一场金融危机让韩国经济失去了一个10年，以知识、创新为特征的新经济并没有建立起来。在新旧更替之间，韩国似乎需要一场更深入的改革，而领导这场改革的，应该是2008年2月上任的新一届韩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