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游民改造研究（1949-1958）简介
中国共产党建立新政权后，在全国尤其是大中城市普遍发动了游民改造运动，将那些无家可归或无所事事的无业游民、小偷、乞丐、妓女、老鸨、娘姨、散兵游勇、流氓阿飞等等加以强制收容，并经过教育改造之后安置到各种生产单位或者遣送到边远地区从事工农业生产，将这些城市中的“寄生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新人”。阮清华的《上海游民改造研究（1949-1958）》（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6月，以下简称《游民》）一书对上海的游民改造运动进行了详尽的叙述和深入研究，深刻揭示出该运动的本质特征。
在《游民》一书中作者梳理了近代以来上海对无业游民的处理和中共的游民政策，然后用相当篇幅探讨了1949年以后上海游民改造的经过、被收容改造对象的身份、籍贯以及被收容者在此一过程中的反应等问题。作者指出，从1949年解放军进驻上海开始到1958年上海将游民改造问题并入劳动教养问题处理为止，在将近10年的游民改造中，上海总共收容处理各类游民7万余人，这些人的平均文化程度普遍高于整个国民的文化程度，“甚至还有相当多受过高等教育者,在一个以教育不发达著称的社会，游民的文化程度是令人惊奇的。”（P118）同时，被收容者大多都有一技之长，甚至可以说大多数被收容者以前都从事过相当体面的职业。另外，作者详细分析了被收容者的身份，令人信服地指出上海游民改造过程中不同时期被收容者的身份具有较大的差异：1951年11月以前主要收容的是乞丐、小偷、窃贼、推桥头等具有现行游民行为的“行为游民”；1951年11月底到1954年底重点收容娼妓、老鸨等“特殊游民”；1955年以后则主要收容“身份游民”，即那些具有前政权工作经历或参加过所谓反动会道门从而在新政权下无法找到正当职业的人。被收容者除部分被家属领走以外，大多数人被安置到各种各样的单位之中，尤其是上海以外的大型国营农场或者是边远的新疆、青海等地区，因而其安置的过程实际就是一个“社会闲杂人员”的“单位化”过程。被收容者从上海街头的无业闲逛者变成了各个单位的一份子，被牢牢地固定在各种单位之中；共产党将城市中数量众多的流浪者和其他无法划分阶级成份的人群，归入“游民”这个行列，实际上既为他们在社会等级秩序表中找到了一个位置，也为共产党人处理这个问题提供了依据。因此游民改造的实质就是将那些无法被有效管辖的城市闲杂人群纳入到各种单位尤其是城市以外的各种单位的严密管理之中，从而实现新政权对城市基层社会的可靠掌握。
虽然新政权以“拯救”自己的难兄难弟或苦难姐妹为己任，积极从事游民收容改造工作，但对于那些被收容者而言，不管他们愿意与否，接受收容安置是唯一的选择。但下层社会对于强势政权的介入并非完全被动的接受，而是通过各种方式加以反抗，各种“拒绝被收容”的方式，就成为底层社会“弱者的武器”，这也反映出底层社会与来自上层的改造之间的一种互动与协调。
作者最后比较了近代以来上海游民改造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以后指出，“近代以来，游民问题在性质上几经变换，从道德、伦理问题变成社会、经济问题，再变成政治问题，最后成为一个集政治问题、道德伦理问题与司法问题于一身的复杂难题，但却奇怪的不再是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P163）而“处理游民问题的主体实际上也在不断改变”，即从官民合作到以民间慈善力量为主再到最终以政府为唯一处理力量；各种力量关注游民问题“最根本的出发点都在于维持现存社会秩序”（P170）。而新政权建立以后所进行的游民改造还带上了更多的意识形态色彩，即中共的游民改造是要将那些前政权留下的各类游民以及从前政权的倒台本身所产生的“新游民”加以清理，从而建立起新政权对城市基层社会秩序的牢固控制。许多各类“旧游民”抓住各种机会改变身份从而改变命运成为新社会的“主人”，而诸多前政权时代的各类工作人员被认为是新政权秩序的“潜在破坏者”，从而失去在城市中继续生活的资格，被收容遣送到边远的农村或边疆地区进行劳动改造。新政权利用“游民改造”的名义成功地将城市中大部分失业、无业人口遣送出城市，从而巩固新政权，也为新政权的拥护者进入城市社会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游民》正文分六章，加上绪论和结束语共计八个部分，20余万字，是目前所见有关城市游民改造的唯一专著，也是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城市基层社会改革改造问题研究的开创性成果，对于我们了解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改革、改造政策及其实质有较大帮助；其底层社会研究的路数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中的有益尝试，值得期许。
绪论
第1节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工，尊君亲上，然后兴学。”此后，“无旷土、无游民”也一直成为历代统治者追求的最高治境，然而游民却代代有之，而且人数越来越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到1953年全国各地共计收容改造游民44.6万人，另外还有70万游民分散在基层接受群众监督改造。到1958年游民改造工作转为由专门的劳改局实行劳动教养以前，估计全国经过收容改造的游民人数在80万以上，分散在基层由群众监督改造的当在140万左右。”……
第2节
目前有关游民问题的研究，还在意识形态上受制于先验影响：毛泽东曾经提出，中国社会存在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也就是说一半认为游民要么是革命力量，要么是反革命力量。游民在革命顺利进行的时候，大都成为革命的助力；但是，当革命进展不顺或者遭遇挫折时，游民的消极作用就会膨胀，从而严重阻碍革命甚至成为反革命……
第一章
第1节
“到民国末年，上海的临时工、流浪者、无业者和没有稳定职业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家庭，在上海总共五百万的人口中，占到将近四分之一，即无业者高达百万之众。1930年至1936年，上海失业、无业人口达到60万至70万；到1949年初，全市失业的人口已达300万……根据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的职业调查统计，从1930年到1936年间，上海市华界无业人口一直在30万左右徘徊，7年来无业人口在整个华界人口中的比率最低为15.47％，最高达18.21％，平均为16.35％，如果再加上公共租界和法租界，30年代前、中期上海游民至少在10万以上……”
第2节
斯时上海“外来无业流民，饥寒交迫，冻卧道旁，不一而足”的惨状，叶知县才下令同仁堂设所收养。光绪五年（1879年）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委员陈福勋会同松海防同知吴恒、上海知县莫祥芝在新闸大王庙后购地设立沪北栖流公所，延请当地人瞿开桐主持其事，收养失业贫病流民。该栖流公所专司“收养流落贫民、戒烟、治病，”此后成为上海地区收容救济流民、灾难民和乞丐、无业游民等的重要慈善组织……
人口的大量涌入既为“孤岛”经济的畸形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廉价劳动力，但大量难民谋生无路或因其他原因而沦为乞丐、游民，却给租界治安和社会秩序带来了巨大冲击。因此租界地区的游民乞丐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一时期上海地区关注这个问题的也主要是租界当局……
第二章
第1节
“（社会上）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一）、反动军、政、警、宪与还乡团、地主阶级等分子中不够判刑条件，目前无业或无固定职业，生活困难，表现不好，可能进行犯罪活动者。（二）、反动党、团、特组织的普通成员与反动会道门普通道徒中的顽固分子以及撤销管制分子、刑满释放分子中，目前无业或无固定职业，生活困难，表现不好，可能继续进行犯罪活动者。（三）、判处长期徒刑或死刑的反革命分子、刑事犯罪分子的家属中，目前无固定职业，生活困难，依靠救济或不正当收入维持生活，有危害社会治安可能者。（四）、历史上曾依靠盗窃、诈骗、（做）老鸨、窝收销赃、制运贩毒、抽头聚赌以及利用其他流氓手段为生，解放后虽无犯罪活动，目前无业或无固定职业，生活困难、可能继续进行犯罪活动者。（五）、从事娼妓、屁精、拖车、搭客娘姨、蚂蝗等为生者。（六）、流浪乞丐、强讨恶化、强推桥头、吃白食者……”
第2节
“二流子”是陕北农村中对那些无正当职业而靠不良行为如赌博、偷盗、乞讨、做阴阳官或巫师、卖淫等为谋生手段者的统称，也就是指那些“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沿门乞讨，抽大烟，耍赌博，当巫神”之人以及偷拿扒窃者……
“（一）完全无正当职业而靠不良行为（如偷人、嫁汉、招赌博、贩卖违禁品、拐骗、做巫神、当巫婆、胡挖乱抓，只要能作为生活来源，汉奸、特务也干……）维持生活者为二流子。（二）有正当职业，又兼靠不良行为为生活来源者为半二流子。（三）至于完全靠正当职业为生活手段，但染有不良嗜好或不良习气（如本人有不良嗜好但不靠贩卖违禁品为生；耍赌博但不靠招赌生活；积极生产但又大吃大喝等），不算二流子，而应作为有不良嗜好或有二流子习气的公民。”……
第三章
第1节
“1951年2月20日凌晨3点，位于上海市虹口、提篮桥、北四川路三区交界处的哈尔滨大楼里除了地下室几个赌徒尚在鏖战之外，正在准备迎接元宵佳节的人们大多已进入梦乡。突然，大楼对面食品工会外意外地响起了声音洪亮的广播，把正处睡眠中的住户都吵醒了。人们纷纷探头张望，却很快被眼前情景惊呆了：诺大个哈尔滨大楼被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和武装警察围了个水泄不通；探照灯、聚光灯等各种灯光从四面八方一齐照向哈尔滨大楼，把整个大楼照耀得如同白昼；同时，还有许多身着便装的人们在跑来跑去……”
第2节
“游民被收容进所以后，各教养所首先进行编组训练，以班为基础单位，十人为一班，四班为一小队，二小队为一分队，六至八分队为一中队，中队由组教科负责领导。新游民入所时，先由组教科人事组根据送去的材料进行谈话，了解情况，然后编送入中队，再由中队逐级分配至班进行教育改造……”
“驱农，归之于田……”
第3节
1950年2月6日，国民党飞机空袭上海，毁坏房屋千余间，市民伤亡1300多人，对上海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恐慌。市政府根据“紧缩上海”、疏散城市人口的计划，决定将民政局所属四个教养所的收容人员分批遣送苏北垦区从事农业生产，前后共遣送12930余人……
1955年5月21日，从各教养所挑选的收容人员1283人（其中“改造好”的妓女964人，他们的子女109人，成年孤儿200人），同时配备医生（男）1人，以及去新疆参加工作的干部15人，家属13人，一共1302人乘坐火车，经过五天五夜的漫漫征程抵达新疆，开始了她们“新的生活”……
第四章
第1节
“籍贯是旧中国社会中个人身份的要素。萍水相逢、素不相识的人，开始交谈总先要问明彼此的籍贯和姓氏……”向来被认为是上海的“高等移民”的浙江人和苏南人，在“游民”中所占比例相当高；而向来被歧视的苏北人，在被收容的“游民”中虽然位居“第一”，但相对比例并不是特别高……
上海游民改造中作为“游民”被收容起来的人中有许多是逃亡的“地主”、“恶霸”、“还乡团分子”以及国民党时代的军政警宪人员和被取消被打击的会道门成员以及其他在外地犯有“严重罪行”的人。这些人在解放军进驻当地前夕逃离家乡，此后再也不敢回家，当然更不敢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籍贯
第2节
1950年，劳动生产教养所收容的2844名成年游民中，“有28个大专程度，37个高中程度，158个初中程度，1212人小学程度。”具有大专程度的收容人员占总数的1%，具有中等教育程度的占6.8%,具有小学程度的占42%。具有小学及以上程度的收容人员总计达到50.5%，超过全部收容人员总数的一半。而按照当时的标准，这批收容人员中知识分子有65人，占总数的2.3%。在教育相当落后的“旧中国”，沦落为游民乞丐的知识分子却如此之多，不能不令人惊讶……
留所改造之“游民”识字率居然达到了67.3%，而且受过高中、大学教育的竟然有390人之多，占总数的2.3%。虽然一般人的常识可能总是认为游民、乞丐应该是文化水平最低的人群，但此处的具体数据却证明并非如此……
第3节
这一阶段民政局各教养所共收容娼妓3506人，占收容游民总数19903人的17.62%。与娼妓相关的屁精、蚂蝗、搭客娘姨、台基主及依靠娼妓为生活主要来源的流氓、阿飞等在所收容的游民中也占有相当比重。而且，共产党大张旗鼓地查封妓院、收容妓女，本身就是上海社会的重大事件。因此我们认为这一阶段收容的重点对象是妓女这种特殊的游民……
1955年4月到8月，民政局总共收容游民、社会渣滓2788人，其中游民占74.03%，社会渣滓占25.97%；而同年9月到12月，共计收容了9074人，其中游民占47.36%，社会渣滓占了52.64%。1956年1月到9月，上海市共计收容游民与社会渣滓5002人，其中游民2568人，占总收容人数的51.3%；社会渣滓2136人，占总收容数的42.7%；其他298人，占6%。具有反动身份的社会渣滓在整个收容改造的游民中占到一半左右……
第五章
第1节
7月15日下午，三个垦区纠察队员在新四村（即法总）捕捆三个逃犯，被垦民围住并喝令解开，纠察队员也被垦民群殴至吐血，身负重伤，甚至四村副中队长携枪劝阻也无效……
1951年3月9日晚上7点30分，垦区时丰四村儿童分队突然起火，焚毁几百名儿童居住的草房三十六间，直接经济损失达7000万元（旧币）……
第2节
虹口区李菊花（女），公安分局搜集的材料认为她“一贯不务正业”，经常在家“聚赌、卖淫及做台基主”。1951年李菊花与丈夫离婚后，同其姘居的有七人之多。在收容李的当天，干部发现李随身携带有山奈钾（剧毒品——笔者注），居然没有没收（“因未引起警惕”），仍被其吞服自杀而死……
当生变得没有意义，变成一种负担、一种痛苦时，自杀就成为一种可能性的选择。如果自杀能够摆脱人的卑微无力感,能够显示人的意志力,能够表达人对这无意义世界的否弃,对这无价值人生的拒绝,自杀就成为没有出路的出路,就成为无意义世界的有意义行为……
第3节
“要走趁早，我们要打台湾了，美国鬼子一定帮助蒋介石，上海离台湾近，如果战争爆发了，想走也走不了……”
长期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对共产党的诬蔑性宣传，国民党就经常宣称共产党“共产共妻”，从而使得许多人信以为真，甚至1949年新政权建立以后有些失业工人也不敢填报人民政府下发的申请救济表格，害怕老婆或女儿被抽调“去给解放军当供给制干部”……
第六章
第1节
“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因此淫逸直接关乎善恶，“家业之兴败亦因之。”人们不事蚕桑、不安本业，从而“失业闲民，填衢塞路，”进而流为盗贼、骗子、乞丐等。……
近代以来，游民问题在性质上几经变换，从道德、伦理问题变成社会、经济问题，再变成政治问题，最后成为一个集政治问题、道德伦理问题与司法问题于一身的复杂难题，但却奇怪的不再是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
第2节
共和国时期新产生的“游民”主要有两部分：第一、从各地农村涌入上海而成为游民者，包括逃亡地主、“恶霸”、还乡团分子以及国民党政权时代原乡村地方干部、保甲长、民团、乡丁等人，他们在解放军进驻当地前夕或土地改革开始以后，由于害怕被清算、害怕被专政而大量逃往城市，上海以其众所周知的复杂性成为他们的首选之区……
旧瓶装新酒，“游民”这个本就不稳定的社会阶层在共和国成立初期又增加了许多新的成份，不过在共产党人眼中，这些新成份不是补充的“新鲜血液”，而是具有破坏性的“毒瘤”，似乎只有通过外科手术将毒瘤予以摘除，城市社会才能健康、稳定……
结束语
第1节
教授游民工艺使之自食其力的办法难以真正解决游民。事实上，这一方法之不能奏效，作为教养机关的实际工作者也深有体会。上海游民习勤所就认为成年游民大都有职业，“在所所习之技艺，彼故不必学；即使熟练，出所未必为此。”“彼辈既有不劳而获之本领，岂愿辛苦终日得一元数角之工资乎？”……
第2节
上海的游民收容、改造工作虽然自晚清民初以来就一直在进行，共产党人占领上海以后表面上也是继续了这一未竟事业；而且无论是从教养机构的设立和使用，还是对教育、改造游民的方式、方法的借鉴等方面，共产党的游民改造都与此前的游民收容改造有诸多相似之处……
第3节
那些失业或无业的市民，因为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而被认为具有威胁性，因而必须将其从城市社会中遣送出去。有些在上海已经生活了几十年的市民，因为上海“解放”了，成为了“人民自己的上海”，反而被迫离开上海或被当成游民收容起来，最终被遣送出大上海……
第4节
在此，“游民”这个概念“拯救”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游民不事生产、好逸恶劳，是社会的寄生虫，因此他们不服从安排的时候就不属于穷人范畴，更不属于人民，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强制手段将其清理出城市社会；“游民”同时还是一个可以不断变更边界的概念，可以在不同时期根据政治现实的需要而加以扩大或缩小。游民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结果”，因而游民问题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如果“游民”“对抗改造”，则游民与人民之间的矛盾也可以转化为敌我矛盾……
作者：阮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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