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 三个世界

在一番长谈后，毛泽东说出了那个著名的判断：“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身处第一世界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此刻身陷“水门事件”之中，两年前访问中国的风光不再，他焦头烂额之际，仍注意到了毛泽东“三个世界”的与众不同。但是他断然不认同这种说法，他说，这就像划分近东、中东和远东一样，没有任何意义，不过是个地理的概念。1974年间，毛泽东在自己的书房里接见了20多位国外的政要使节，这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多。后来，毛泽东又对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按尼克松的判断，世界上将出现五个超级经济大国——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它们之间的关系将决定当代和平的结构。这个判断当然来源于基辛格的“大三角”理论。毛泽东则说“我不赞成大三角，我喜欢亚非拉”。

当中国最北端的中苏边界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剑拨弩张之际，毛泽东改变对美国的最初策略时，甚至谈到了要和美国形成“一条线”的战略反苏。1973年2月,毛泽东对基辛格讲：“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

但看起来美国并不打算和中国形成“一条线”，1945年之后他们或许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但随着蒋介石败逃台湾，接着1953年朝鲜战争的失败，美国人对中国大陆充满了警惕，他们只想把这条线划到日本海附近。

美国在三国关系中处于左右逢源的地位，当时中美苏三国显然还未构成完整的大三角，甚至存在着美国打中国牌，牺牲中国利益的危险。所以毛泽东曾直言不讳地对基辛格讲：“你们就是踩着我们的肩膀跑莫斯科。”

两个多月后的4月10日，邓小平出现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大会上。“说实话，我那时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所以我们那时以为他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名顾问，甚至不知道他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我记不太清楚当时一些具体细节了，但我在纽约和他一起吃过晚饭。他处理事情的果断、能力以及对事物的洞察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年以后，在接受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的采访时，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回忆说。

“蒋介石政权的反叛者”、“职业革命家”，美国媒体如此评价邓小平。此时蜗居台湾的蒋介石已经进入生命的倒计时，身患肺炎的他一度昏迷不信。邓小平昔日留学苏联的同学蒋经国除了大骂美国忘恩负义外别无他法，两年中已有20多个国家与台湾“断交”。

邓小平走上了人生的第二次巅峰，他在联合国大会讲台上详细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和中国对外关系的原则。据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里透露，当时邓小平的发言稿是由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等人起草的，邓修改了其中的关键几句，既提出：“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这一演讲稿上报毛泽东后，毛泽东批示：“好，赞同。”

“三个世界”由此走向世界，欧洲的报纸纷纷报道中国人的这一新提法。当时随同邓小平前往联合国的吴建民还听到法国大使说他们也有“三个世界”的说法，他们国家曾用三个法文词来形容彼时的三个世界，leGrandMonde，梦之世界、上流社会，指美国、苏联。leDemi-Monde，介于底层与上流社会之间的阶层，这个词特别用来指代那些高级妓女，巴结、追随上层，看别人的眼色，指欧洲，法国人有点自嘲的口吻。leTiers-Monde，即指不发达国家。法国人是比较有创造性的，因此三个世界的提法，不应是中国的独创。

曾经留学法国的邓小平之事实上也对“梦之世界、上流社会”充满好奇，中国其时已经批判了“腐朽”的美帝国主义30多年，但真正接触过美国上流阶层社会的人并不多。在联合国大会讲演结束后的4月13是个周末，当代表团征求邓小平的意见，到纽约的什么地方看看时，邓小平脱口而出“华尔街”。

据陪同的人说，在观看的过程中，邓小平的话不多，但是他说，“一定要出去看看，才能了解外面世界”，1974年的中国仍处于文革的风暴当中，但是邓小平在此刻已经体现出他与众不同的视野。吴建民后来回忆称，在其他领导人嘴里绝对听不到这样的话。

曾经表示和毛泽东一致的霍查，这时开始编著自己的病中日记，说什么《三个世界理论》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理论。他给这个理论罗列各种“罪名”：破坏革命，熄灭反帝斗争，分裂马列主义运动和国际无产阶级团结，阻碍各国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不过，要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霍查才敢把自己手中的“炸弹”扔出来。

毛泽东此时顾不上小兄弟的情绪，80岁的他不断强调自己的观点，在同法国议员代表团谈话时他说：“我曾经同你们前副总理富尔先生谈过，希望你们把欧洲的工作做好，例如，使英国、西德、比利时、意大利等等国家同美国隔开一些，同你们靠拢一些。”“在东方，你们可以做日本的工作。如果把英国拉过来，从欧洲的伦敦、巴黎到中国、日本，就可以把‘第三世界’扩大起来。”

不过，目睹了中国发起的“三个世界”冲击波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则有另外的感受，他后来在1979年访华时评价说：“以前我以为黄外长是一位可怕的外长，其实是很和蔼可亲的。中国有勇气，在联合国公开发表自己的外交政策，令人佩服。”在座的邓小平说：“你们不方便讲，我们可以讲，1974年特别联大的时候，我就讲了‘谬论’。”

“三个世界”的外交政策一直持续了好多年。1977年9月份，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为了纪念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论说，当时的笔杆子们搞了一篇大文章。据曾任中共中央党研究室副主任的郑惠回忆，“这篇文章原定由外交部组织班子起草。外交部他们不大会弄这种理论性的文章，他们善于搞解说政策的东西。他们调集了新华社、联络部，还把驻外的几个大使都调来了，如宦乡等，就在台基厂头条外交部的一个招待所里搞。搞出来以后，不太行，不知什么原因，就找到（胡）乔木了。乔木就把我和苏沛同志带去改他们的稿子。乔木当然是有水平的了，一去，把他们的稿子都否了，重起炉灶。让我和苏沛两人来写，搞得我们挺苦的。每天上午他来议一议，拟出意见，晚上我们俩人加班加点，出一部分就去排印，搞了几天，初稿写出来了。而后又不断地加工，请社科院专门搞这方面研究的同志提意见，把各种专家学者请来提供资料。花了很大功夫！”胡乔木借此重新出山。

冷战结束没几年，苏联也宣告解散，世界格局随之变化，不再是两极世界，也不再是两个强国各领身后的中等国家，世界重新开始划分。

英国学者梅尔文·韦斯特-莱克1991年9月在《今日马克思主义》月刊发表的《第三世界》一文中断言，“第三世界作为一个政治和经济概念已经消失”。他指出：“它与冷战同生，而且是发展中国家对于它们在世界经济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共识，然而80年代和90年代发生的某些事件使它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因为“苏联集团的崩溃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拉开了明显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