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平反

1980年，那些被打为“反革命”、“右派”的人们纷纷来到了北京。

翠明庄，一个距故宫东华门很近的地方，成为人潮最汹涌的地方，那些头发花白，面容憔悴的老干部们聚拢在这里，等待答复。这个地方是中组部的招待所，当时只是一个简陋的两层小楼，远没有今日之繁华，但是那条窄马路上却整天挤得水泄不通。刚从监狱里出来的王光美、薄一波等人都曾在此暂时栖息。

1980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干部在报刊和文件上被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通知说，对“文化大革命”中在中央、地方以及军队报刊上被错误点名批判的同志，宣布一律予以平反，强加给他们的诬蔑不实之词统统予以推倒。对这些同志历史功过是非的评价，均以中央或相应一级党委最后作出的复查结论、平反决定为准。

大平反之幕由此拉开，中组部大门前，甚至时任中组部长胡耀邦在北京东城区富强胡同六号的家，都成为上访者们拜访的地方。

大右派葛佩琦的经历颇有代表性，1980年4月2日，这位屡次反映情况得不到解决的老人跑到了胡耀邦家中上访。葛佩琦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总书记批阅的第二千零一封人民来信》记述此事：“一按电铃，出来一位警卫人员。葛佩琦说：我来拜访胡总书记。接着出来一位干部，问有什么事，葛佩琦向他通报了姓名和来意。他对葛佩琦说：我知道你的名字，你带材料了吗？葛说：带着。就把一封约500字的申诉信交给了这位干部。这位干部说：耀邦同志正在会客，没有时间接见你。今晚我一定把材料代你转上去，明天下午5点，你来看处理情况。”

当时中央官员的家门如此好进，令葛佩琦大出意外。事实上，时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在开始平反工作时已经意识到会有大批人马来找他，他特地对守卫人员说，“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

原武汉钢铁设计院党委书记朱鸿翔亦有同样经历，他来上访的时候，只是向守门人员说明了来意，就直奔后院，毫无阻碍地进了胡耀邦的卧室。原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档案局和中央档案馆负责人曾三亦来找胡耀邦解决问题，还有更多的平民百姓则从街谈巷议中得知此人，于是把数年来冤屈都陈书纸上寄给中组部，以致当时信满为患。胡在此刻得到了官场和民间一致送出的“胡青天”外号。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决议，为刘少奇平反，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名誉，使建国以来这起最大的冤案得到纠正。

刘少奇案的平反，被视作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这一年，被平反的党和国家及军队各部门领导人、各界人士还有：谭震林、罗瑞卿、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黄克诚、李德生、杨尚昆、李达、杨献珍等。蒙冤多年的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等也先后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55年在思想文化领域影响巨大的错案——“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也得到了平反。

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前的统计，“文革”中，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而错判案件有22053件，因此错受刑事处分的有28000余人，其他受批斗、隔离、关押的更是不计其数。最后，上述人员全部得到平反。

刘少奇被正式开除出党到平反竟是１２年，整整一轮，从申年到申年。

除了中共高层官员，还有那些被扫地出门，打入另册的“右派”，也等到了平反的那一天。1980年8月16日，被错划为右派的著名六教授——曾昭伦、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钱伟长、吴景超得到了改正。费孝通把这一天称为“第二次生命的开始”。

当平反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后，曾经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几乎全部平反，但是仍有极少的一部分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认定的5名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认定的90余名右派分子，总计不足百人。

据满妹在《思念依然无尽》一书中回忆：“当改正的右派突破50万人时，有人慌了，说：“这样改，太多了！”父亲回答说：“当年狠抓右派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嫌多！”胡耀邦的大刀阔斧使得平反工作迅速而全面的铺展开来。而时任中组部部长的他显然得到了党内一号人物邓小平的支持。

党员干部、右派分子，还有那些平头老百姓因为出格言论或出身不好而被打为“反革命”的人们，都开始看到了希望。及至1980年9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报告说，“文革”中全国经过法律手续错误判处的“反革命”案件共十七万五千多个、十八万四千余人，已全部得到了平反或改正。

平反之后，喜忧参半。在胡平《1957禅机》一书里记述了平反之后的一个小故事：“四川文艺出版社有一个名叫张继顺的人，1957年在北京大学做学生时被打成了右派。在收到北大改正通知后，他当即电邀同班几个也被打成右派或被划为右倾分子、现分在山西、内蒙等地的同学，回北大相聚。

到京的当晚，他们下榻一处，不约而同各人都带来了好酒，又去街上买来一大堆冷热食物，以庆祝历经劫波人还在，满头华发重聚首。几个人喝了一夜，聊了一夜。次日早上，张继顺坐不住了，满脸惨白，鼻息微弱，众人赶紧送他进了医院，终因抢救无效，遽然而去。

二十年的苦日子都熬过去了，可一下喝酒喝死了!几个同学，无不呆若木鸡，片刻后，又抱成一团嚎啕大哭......

这样的故事可能比较极端，但也确实映证出当时成千上万的人们突然面临身心解放时最真实的境况。一部反映此刻心情的电影《天云山传奇》在1980年底上映，看完电影的人们掌声雷动，恸哭流涕，“老右夫妻”罗群和冯晴岚的悲情故事让厌倦了样板戏电影的人们重又拥入了电影院，他们看到的是自己的过去。

另一部引起争议的影片《苦恋》同样讲述了一个画家受迫害的故事，遭到质疑的部分是最后当画家女儿出国时与父亲发生冲突，女儿反问：“你爱国家，国家爱你吗？”

这一年的8月21日，追问者变成了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她在访问邓小平时巧妙但不乏怀疑地问道：“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来？”邓小平随即指着法拉奇的笔记本说：“请你记下：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此时的中共高层已经开始讨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决议，决议的内容不仅仅要讨论关于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关于文革的功过问题，更要对数万人的冤屈作出回答，并为未来指明方向。这份决议草稿在4000名高级干部中讨论了20天。

秋天来了，北京的天气渐渐变冷。但关于党中央主席的问题，却成为党内的热点问题。1980年11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集体会议，华国锋走进会场时，已从人们的目光中感到了压力。他在发言中首先要求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党内其他职务，并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作了一些检查。但是要到次年，华国锋才会正式辞去其中央主席的位置。接任者正是推动思想解放和进行“大平反”的胡耀邦。

1980年1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美国《纽约时报》在三天后的报道中称《审讯“四人帮”可能说明中国司法上的进步……》，文中写道：“……在中国同日本一样，人们认为，凡最后受审的人大概都是有罪的。

刚刚摘去右派帽子的诗人艾青，在这一年听到了“冬天与春天的争吵”，他送走冬天的办法是：“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流，去问南来的燕子，去问轻柔的杨柳？”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一些人平反了，一些人又被送上了审判台。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一句话在这一年被反复提起“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