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 春节晚会

第一届春晚，透着一般浓烈的“青涩”、“稚嫩”气味，80后和90后朋友有幸一睹的话，很可能把它当成催眠节目；与现在一个公司一个学校的晚会相比，无论从编排连接的紧凑，还是节目的精彩程度来看，它都显得黯淡无光。这样的对比，其实很勉强，也不公平，没有经历过饥饿的人，很难体会到馒头的美味。

在那个年头，首届春晚不知显得多么大胆前卫，多么令人陶醉着迷，一出生即风华正茂，大腕云集。电影演员刘晓庆同志、相声演员马季和姜昆同志、哑剧演员王景愚同志作为主持人与斯琴高娃、李谷一等同志同台献艺；平时只能在画报、影视剧中被仰视的明星，以如此亲切的方式群集一台，与观众近距离接触，实足令大陆老百姓好好过足了首次“追星瘾”，用“耳目一新”来形容并不为过。

刘晓庆一袭没膝褐色裙子，一件花了五元港币在香港购买的红衬衣迷倒无数青春男女。参加春晚的男同志，大多穿着中山装和运动服，偶有歌唱家胡松华同志等几人身着西装，算是一种突破。因为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城里文联作协的作家到农村采风，有人穿着西装，戴着墨镜，某些高度警惕的老乡还将其当作台湾特务到公安局报案，这种事发生过好几起。

在春晚出现之前，人们很难想象春节的无趣和单调。因为文革“破四旧”的影响，节庆日的单调性，春节娱乐的乏味性发展到极致。传统节日成反面事物，老百姓除了被组织起来参加政府组织的节庆活动和生产劳动，鲜有机会过传统节日，即使坚持传统习俗的人家，关起门来，简单低调地乐一下得了。

1967年1月30日，国务院一份通知指出，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根据“群众要求”，春节不再放假，全国各地报纸很快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全面“响应”。此后十年间，媒体到了年底都要大肆宣传“不休息，不放假，抓革命，促生产”的“革命化春节”。一般的形式是，干到腊月二十八，大年三十接着搞，除夕吃顿忆苦饭，初一大早就上工了。

一份文革时期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时间表”，则体现出国人精神食粮的短缺状况：合唱《东方红》、预告节目、革命文艺、新闻、广播体操、对人民公社社员广播、学习马列毛著作节目、红小兵节目、红卫兵节目……合唱东方红……革命文艺。

对比之前大众娱乐的匮乏，国人精神的饥渴，就不难理解首届春晚为何伟大，此后数年间为什么形成十几亿人关注的春节文艺节目，尽管它仍带有浓厚的官方主导色彩。

春节不庆祝的情况到了1979年，终于出现改观，1月17日《人民日报》登出《为什么春节不放假》、《让农民过个安定年》两篇文章，春节放假的制度第二年得以恢复，一些原来的春节庆祝风俗开始有抬头之势。拨乱反正，恢复高考，文化教育重新受到重视，为八十年代中国文化热潮奠定了基础。

文革后头几年春节，央视和地方台也会播放一些事先录制好的歌舞文艺节目，但节目形式单调，内容老套，甚至还保留着很多口号式说辞，毫无生活气息，在播放过程中，也与观众缺乏交流和沟通，难以引起反响和共鸣。

准备83年除夕夜节目的时候，正轮到黄一鹤筹办。在当时比较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下，他强烈感受到电视节目需要走进观众生活，聆听观众反馈的需求，“人性”需要被表达，于是向台领导申请以现场直播的形式播出，观众还可以打电话来点播。改革开放初期，老百姓觉得能有电视看就不错了，从来没想过还能自己点节目。

首届春晚的最大特色，即“亲情”替代了“政治”。黄一鹤说，春节是中国人亲情集中爆发的时刻，整个晚会的结构层次和感情推进，必须始终围绕着亲情展开，节目以及舞台形式都应该成为与观众交流的桥梁。在83年春晚上，刘晓庆第一次在“中央媒体”的平台上向自己的父母拜年。以往，亲情、爱情是不允许被公开传播的，那是带有小“布尔乔亚”的倾向，只有对党和政府的爱才可以被公开演绎，这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对个人情感的肯定和解放。

首届春晚还第一次有了现场观众，茶座式的观众席给了演员、主持人更多与观众交流的机会与空间，打破了“我演你看”的单向度传播形式，观众在晚会席间可以如同在家一样，边吃边观看表演，现场氛围轻松活跃。

此前，中国大陆还没有主持人这个行当，严肃的新闻节目里是播音员，舞台上称报幕员，他们都不苟言笑，只是机械地背诵台词。主持人在春晚上首次出现，同时作为一种职业就此诞生。

1983年初，正值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但并不意味着“极左遗毒”全部清除。邓丽君的歌曲在文革末，早已经私下在民间疯传，赢得了年青人的心，但仍不能公开传唱。李谷一1980年因演唱《乡恋》，被批为“大陆邓丽君”，这是“靡靡之音”，“腐蚀青年的罪人”，这首歌也因此成为“禁曲”。

那一年春晚，是在“清除精神污染”和“严打”的大环境中举行的。烫发、穿喇叭裤、扭迪斯科、抹雪花膏还被人指责为“资产阶阶生活方式”，《马克思传》出版发行，因有马夫人燕妮袒肩照片，被当作“黄书”没收；《瞭望》封面因刊登女子体操运动员高低杠动作，被当作“黄图”收缴。

晚会过程中，观众点播条像雪片般飞到广电部长吴冷西面前，每一条上面都写着《乡恋》。吴与黄二人坐立不安，越来越多的点播条让吴冷西坐不住了，汗也出来了，在场边走来走去。最终观众的意志，超过了吴冷西对自己政治生命的顾虑，最后才下定决心，“黄一鹤，播”。主持人宣布下一个节目是《乡恋》，晚会现场沸腾了，“人们压抑已久的愿望在这一刹那突然实现， 情感的共鸣终于在这一刻释放了出来”（黄一鹤语）。

此时李谷一已经唱了8首歌，并不知道幕后故事。据她回忆，突然听到主持人拉长了声音说出：“乡——恋——”时，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心里只涌现出三个字：“解禁了”。王景愚的哑剧《吃鸡》，严顺开的《阿Q独白》此前也被批判过，晚会上表演，同样冒了不少风险。

过境迁20多年，无论技术水平还是资源调度上，春晚取得巨大进步，但现代化了的春晚却只剩下上了十八届的赵本山能为沉闷的全过程“加点料”。2007年初，在一项“我最喜爱的历届春晚”的观众票选评选中，1983年“春晚”以40万票高居榜首，恰与近年来春晚备受批评形成鲜明对比。

现在，春晚不再对精神生活丰富起来的国人拥有巨大吸引力。而春晚自身在内容和形式上，仍然坚守着宏大叙事的歌舞、充满说教的台词、赚人眼泪的煽情以及空洞乏味的搞笑，已使老百姓出现审美疲劳。喜剧演员陈佩斯评点道：春晚里的笑声，一听就知道是假的，到该鼓掌的时候了，总是有人在带头鼓掌带头笑。这时，不管是蓝领白领抑或工人农民，劳累一年回到家，谁也不会再买“说教宣传”的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