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火中的青春：69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

本文摘自《烈火中的青春：69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 作者：老鬼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2年5月5日，内蒙古锡林格勒草原上的一场大火夺去了69位兵团战士的生命。当年插队落户就在火场附近的知青老鬼，亲眼目睹惨烈场景，内心受到极大震撼，认定这些为抢险救灾而献身的青年人，是可歌可泣的英雄。当时就暗下决心，有一天一定为他们写本书，将他们载入史册。30多年之后，老鬼克服重重困难，逐一寻访了69位烈士家属中的66位。他搜集了烈士的照片、书信、简历等资料，饱含情感地记述他们短暂的一生。全书秉承老鬼的一贯风格，真实可信地再现了40年前内蒙兵团战士的英貌。尽管年代已久，资料有限，但这部极具冲击力和感染力的新作，终于使被烈火吞噬的英魂得以再生，谱写了一曲悲壮的青春之歌。

作者简历

马波，笔名老鬼（插队时外号），1947年生于河北，1966年高中毕业。1968年赴内蒙古锡林格勒盟插队落户，1976年离开草原到山西大同矿机厂当工人。1977年底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82年大学毕业，曾先后在文艺出版社、《法制日报》社工作。现为自由写作者。其代表作《血色黄昏》影响甚大。

1972年5月5日救火事件经过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关于五师四十三团发生火灾及善后工作的情况报告》以及众多亲历过这次救火的兵团战友们的描述，经过大致如下：

1972年5月5日清晨，在四十三团二连驻地东约5公里处，执行采石任务的该连六班战士杨树生、杜根村将4日烧剩的炉灰倒出蒙古包外的防火坑内，因灰热，坑内有枯草，至11时40分，死灰复燃，引起草原着火。六班战士虽奋力扑救，有的同志用身滚扑，但因位于风口，风力达7级以上，未能扑灭，火势迅速向东蔓延。

位于火势东南方向的四连，12时30分发现火情，指导员何龙光立即紧急集合队伍，经简要动员和分工后，分两路奔赴火场。当指导员何龙光和副指导员杜恒昌带的一路进入1059高地脚下时，南侧烈火猛然袭来，加之风大草深，风向突变，旋风烈火将部队包围。在这紧急关头，指导员何龙光下令撤退，但为时已晚。有的同志看见了他的手势，迅速撤离，多数走在前面的同志们却已陷身火海。副指导员杜恒昌和三班长胡国利等部分同志经奋力拼搏，冲了出来，进入麦地，但见到还有同志留在火海，又奋不顾身返回去抢救战友，结果一去不返。整个过程仅半个小时即有66名同志壮烈牺牲，负重伤16名，轻伤11名。其中3名重伤员在抢救治疗中不治身亡。总共69名同志在烈火中英勇献身。

火灾发生后，国务院、中央军委、北京军区、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军区都非常重视。周总理作了电话指示，总参派来了直升机，北京军区派来了医疗队，自治区党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区党委第一书记尤太忠等同志亲临现场视察。

遵照自治区党委关于“要做好善后工作”的指示，四十三团于5月7日在团部西侧掩埋了烈士遗体，16日召开了全团追悼大会。牺牲的69名同志被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授予革命烈士称号，并拨款16万元筹建烈士陵园。

与此同时，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和五师组成了专门的善后班子，派出5个工作组，分赴呼市、唐山、集宁、赤峰、锡林浩特等地，做好烈士家属的安抚工作，按国家优抚标准，发放了烈士证和抚恤金。

作者引言

1972年5月5日，我正在内蒙古西乌旗高力罕（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一团）一连的石头山打石头。突然听说四十三团着大火，为救火牺牲了69名兵团战士。

当晚，我站在石头山顶，遥望东南方向的夜空，小半边天都呈现着暗色的红光，那是熊熊大火还在继续燃烧。猛然觉得这暗红的夜空是年轻战士们的鲜血染成。当时就暗暗下定决心，将来有机会一定为牺牲的这些战友写本书。

2005年夏再次来到烈士陵园，看见荒草丛生，纪念碑残破，铁门锈迹斑斑，人迹罕至，感到这些烈士似乎已被世人遗忘。心情沉重，决心动笔为他们著书。

时隔30多年，寻找69位烈士亲属和战友谈何容易，但这些困难还都能一一克服。最无奈的是我没有诗才文采，写不出一篇篇优美动人的诗文，风靡一时，为那69位年轻的烈士颂扬。我就是个年轻时喜欢摔跤打拳的尚武分子，孤陋寡闻，学识浅薄，只能用秃笔写一本缺少趣味的书，尽尽自己的心意。

现在，给这个影星那个影星出了一本本书；给这个首富那个首富出了一本本书；给这个皇帝那个皇帝出了一本本书，可给为国牺牲的烈士们出的书却寥寥无几。

40年前，曾有千千万万城市青年投身到上山下乡的洪流中，其中涌现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1972年5月5日发生在内蒙古草原的救火事件，仅仅是知识青年为国捐躯的一个缩影。尽管教训惨重，但兵团战士们一往无前、赴汤蹈火的献身精神却永远值得尊敬。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震撼内蒙古大草原的青春之歌！完全应该给他们树碑立传。

对不起，我的兵团战友们，拖了这么些年才终于完成了这部书稿。

2008年10月15日于秋风呼啸中

高志新 有一颗仁义的心

高志新（1949—1972）

1949年生于赤峰，汉族，赤峰第三小学毕业，1968年在赤峰市三中高中毕业。1971年4月29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班长，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22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二等功，追认为共产党员。

★采访记录

高志新的哥哥高国华：

我父亲在土产公司上班，1982年左右去世。母亲是家庭妇女，现已83岁。全家哥儿6个，我是老大，高志新是老二，他大个子，身高一米八。父亲较矮，母亲在女的里算高的。

我们家出身中农，原来是贫农，“文化大革命”中给改成了中农。

我喜欢美术书，喜欢画画。志新喜欢打篮球和田径，还喜欢唱歌，箫也吹得好。秋夜里，他在月下吹箫，声景交融，很有味道。他常吹《四季歌》等老歌。

他不抽烟喝酒，说话幽默逗人。学习挺好，胳膊上曾挂过两道杠，学习不好是挂不上两道杠的。

志新不爱打架，可爱劝架。他在我们哥儿几个里个子最高，身体最壮，常常路见不平，挺身相助。看见一帮孩子打架，他总要上去劝解。个儿大就有这好处，有实力，能镇住他们。那时候孩子们啥好玩的也没有，没有网吧、歌厅、球场，就是满街跑，就是打仗。

他当过多年的班干部，有领导能力，能管住别人。

高中毕业后在家呆了几个月，待不住了想下乡。后来兵团招人，说是军事化管理，现役战士待遇。当不上解放军就当兵团战士吧，于是他自个儿做主去了兵团。

到兵团后又当上了班长，一直没回过家探亲。我的小弟弟倒是去草原看过他。

救火时，他们迎着大火冲上去，一个劲儿往前跑。他身体好，跑得快，冲在前面。没料到那块地草太茂盛，火势凶猛，一口气就呛在那儿，倒下了。

死亡消息是民政局通知的。死者父母若没工作，每月发生活费。母亲现在每月领260元的抚恤金。

高志新曾说过：哪块黄土不埋人？他真的埋在了那遥远的边疆。

我说个事，永远也忘不了。

我们家有个邻居的孩子叫小丁，是蒙古族。我上初中时，一天我们一帮小孩去南山狐狸洞玩儿，那儿有很多麻黄果。走着走着，小丁不见了。志新首先发现说：咱们找找小丁吧。他就返回去找。到了山下发现小丁躺在地上了。原来小丁吃多了麻黄果，神志不清（麻黄果有麻醉作用）。苏醒后硬说他见着一只老狐狸提着壶水。志新不信，小丁信誓旦旦说：不骗你，真的见了。

自那以后，小丁就有了幻觉。他在家里老挨打。母亲是后妈，常拿擀面杖打他。有时候还让他父亲用鞭子抽，把他打得遍体鳞伤。志新非常同情。有一次，他后妈又打他。志新上去质问：你凭什么总打我兄弟？这老娘儿们破口大骂：小兔崽子，你管不着！志新上去就给了她两拳。其实也没打坏，那泼妇不干了，找上我们家门要看病，满地打滚哭闹。我父亲说看就看呗，领她到医院检查了一番，什么地方也没打坏。那时志新的年岁还不大。

小丁十七八岁了还总挨打，后来就死了。说是得了癔病，其实是他后妈虐待，给打成了癔病，活活给折磨死的。

我弟弟高志新对小丁充满了同情，一提起他就泪花闪闪。

还有个叫橘子的孩子，特淘气，喜欢上房爬树。有一天从房上摔下来，把脸摔破了。我弟弟让他去医院看，但他家里穷，没去看。后来发了烧，志新就带他去医院检查。那时候我们家的经济情况还可以，是我弟弟掏了几块钱给他买的药。可还不见好，原来橘子得了破伤风。等他们家给送到医院时，医生说晚了。最后死掉。这件事，给我弟弟打击很大，后悔莫及。如果及时带他去医院看，橘子本来是可以不死的。

我小时候喜欢到河里游泳。我们常把石头扔进河里，再跳到水里摸，看谁先把石头捞上来。有一次发大水，我正在河里捞石头时，有个小孩子往水里扔石头，正砸着我脑袋，打开了花。幸亏水有浮力，没给砸死。这孩子叫王永毅，现在是物价局长，虽说是他扔石头砸的，我弟弟并没找他算账，因为他也不是故意的。

我弟弟马上带我去医院看病，给缝了8针，落下个大疤。当时别人谁也没想到带我去医院看，就他想到了。有了橘子的教训，他怕我得破伤风，立马儿领我上医院。

他有同情心，见不得别人受苦受罪。

那张标准相是他去兵团前不久照的。

有一颗仁义的心

他身高体大，自小就当孩子头、班干部。从不仗着块头大，欺负弱小。他有个嗜好：不喜欢打架却喜欢劝架。哪儿有斗殴就赶到哪里制止，也不怕棒子、刀子、石头打着自己。身上充满一股正气和仁义，难怪常被母亲责怪，不该多管闲事。

他救助过中毒受伤的小伙伴，打过虐待孩子的母老虎，小小年纪就懂得带哥哥去医院看伤。为伤病弱者两肋插刀，特讲义气，舍得花钱。

高志新是个班长，对自己手下的兵不训不骂，彬彬有礼。他壮得像头牛却不碰战士一手指头，不说一句居高临下的话，不跟战士们抢饭，人性那么美好。

这赤峰小伙子魁梧高大的身躯里有一颗仁义的心。

牺牲是肉躯终结，永恒乃仁义精神。

胡国利 可敬可佩

胡国利（1953—1972）

1953年9月3日生于承德，汉族，1969年初中毕业。1971年4月29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文书、班长，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18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一等功，追认为共产党员。

★采访记录

胡国利的母亲李淑贤：

国利身高1.75米左右，身体健康。我一共有6个孩子，四男两女，国利是老大。父亲在市水利局工作，我在回民副食商店上班。

他父亲叫胡宝坤，自学成才，后来定成了高级工程师。潜心发明创造，他发明的手动摩电灯，获得国家专利。国利在世时，受父亲影响，喜欢攒半导体。

国利这孩子懂事，常给家里做饭，主动干家务活儿。在学校时学习不错，也听话。“文化大革命”串联去了趟平庄，没要家里一分钱。他是个好学生，死后，班主任郭老师哭得很厉害。

国利去兵团还是我走后门去的。兵团来招人，说只要老三届，不是老三届的不要。胡国利报名后，我四处找关系，走后门，托了人才批准要他。唉，我等于是帮他去死啊！不是我走后门，他去不了兵团，不去兵团，也就死不了。

走前，我带他到外面的饭馆吃了顿饭，要了回锅肉等两三个菜。当时他很高兴，吃完饭后说，妈，给我照个相吧。就照了这张相片给留了下来，要么连张相片也没有。

去兵团后，刚开始住地窝子。盖了房后，没安窗户就搬进去住了。他先是当文书，后来当班长。三班落后，又调到三班当班长。不久三班成了模范集体。

国利来信总说吃得很好，让我们不用惦记。

国利去兵团11个月，给家里寄了三次钱。头次15元，让家里买煤。第二次又寄了15元，第三次忘了多少，他每个月津贴5元，还惦念着家里买煤。11个月总共才拿55块钱，一多半给家里寄来了。

家里对孩子特别严格。就怕他去那儿不好好干，担心他怕苦怕脏怕累，脱离群众。他嫌莜面难吃，要点糖，我到了儿也没给他寄，怕影响不好，别让人以为他怕苦，贪图享受；他喜欢干净，让我给他邮点布，做个套袖。我也没有，怕他与众不同，搞特殊。

唉，那草原着大火，救什么啊？连工具也没有，拿个小棍棍去救火，开玩笑嘛！这不是送死吗？烧死人后，就没人去救火了，全去救人。国利是三进三出，为了找杜恒昌烧死的，所以才给他立的一等功。可一等功管个啥用？

听说这些兵团战士还高喊什么“立功的时候到了！”真傻啊！

我去处理的后事。心里老嘀咕坟里埋的是不是我孩子？说心里话有怀疑。

我就担心下面埋的不是自己的孩子。

从来没碰见过这种事，脑子都懵了。给我们弄到那块地方后，好像没了脑子，昏头昏脑，发僵发傻。但心里总是怀疑，这下面埋的是不是自己孩子。牛连长、曹副连长不敢出来见我们，怕挨揍。出事前，曹副连长曾来家里看过我们。我也没捎东西，怕说我宠孩子。

死后孩子的东西全没了。我曾给他捎过一件新棉袄和毛毯也全没了。好好的不知道谁给拿了，后来兵团给了点赔偿。

我们孩子死算个什么？虽说是烈士，却享受不了正规烈士的待遇。有困难了，民政也不理睬。我老头儿病重，医院一下子要4万，钱周转不过来，没办法，我只好找民政商量商量，看能不能倒倒钱。他们说不行。我含着眼泪，一句话没说就出来了。啊呀，有困难不管，我当这烈士家属有啥用啊？

刚开始，我们还算个烈属，给搞些个什么活动，过几年后就啥也没有了。逢年过节什么表示也没有，连个慰问信也没有。

……

赤峰烈士家属听说陵园的展览室也漏了，相片掉在地上。坟头有的塌陷，有的开裂。这烈士陵园是有经费的，但当地政府把钱花在什么地方了?

有困难让找民政局，可找到民政局又推到单位。我就搞不清，咱这烈士家属都有什么权利和待遇？想给新疆兵团写信问问，他们那里的兵团烈士怎么个待遇？

扫墓说是5年一次，有拨款。后来变成了10年一次。

230元一条命，想想太惨了。我们养国利18年，孩子没了只给230块钱，啥也没有，就打发了。我们孩子就那么不值钱？还不如一条狗？

国利死后，我大脑受刺激，睡不着觉，精神恍惚，什么也不知道，眼前总晃着儿子的影子，成天唠叨着这孩子，结果给我住了好长时间的精神病医院。

我孩子第一次出远门，就这么完了。一下子死这么多人，那么多干部就没有一个受处分的，现役军人就没有一个烧死的！让人怎么想得通呢？

死后，樊淑琴那儿有国利的照片，淑琴的家长告诉我们，他们可能交了朋友。反正不管真假，这孩子总算在荒野里有个伴儿。我们扫墓时用剩下的红颜料，也给樊淑琴的墓碑染了染。希望这两个孩子在地底下彼此照顾，相濡以沫。

可敬可佩！

班长胡国利带领的三班参加救火者全部牺牲。很多四连战友亲眼看见他已经出来了，又冲进大火里，为此胡国利荣立一等功。

胡国利才18岁，精明强干，体力也好，竟然能在浓烟大火中侥幸逃出来。小伙子行动敏捷，头脑清醒。当他满脸乌黑，大口喘着，咳嗽着，衣服上还冒着烟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还剩下几分钟。看到杜恒昌副指导员为抢救在火中呼救的同志重新冲进火海，他没有片刻迟疑，紧随其后，再次冲进上千度的烈火中。哎呀，这是对杜副指导员的信诺，这是从容赴死，这是真的赴汤蹈火！

刚才还疾跑如飞的强健小伙，转眼间变成了一具遗骸。三班的其他同志也都跟着班长走完了最后几步路。

蒙古族牧民听说后唏嘘不止，可怜哪！一群傻瓜蛋子！

胡国利的母亲百思不解，喃喃自语：

孩子呀，你为什么非要去救火？

火山喷发时，你难道应该跑进火山口里？

海啸发生时，你难道应该跳入巨浪中？

山洪暴发时，你难道应该用身体去挡？

为什么大火到来你却要往火里跑？傻瓜蛋啊，还有这么傻的人吗？

母亲的心在滴血，母亲的痛永远去不了。

但会贪生保命的人写不进历史！人类历史上留下印迹的几乎全是傻瓜蛋。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后，雨果在《凶年集》一书中写了首诗：

一座街垒旁遍是血污，

一个12岁的男孩同大人一起被捕，

“你是他们同伙？”

孩子答：“对。”

军官说：“那好，你马上就要被枪毙，就等着吧。”

孩子望着那片高大的墙壁，

枪口的火光一闪又一闪，

伙伴们一个个在墙前倒地。

他问军官：“您能不能让我回趟家？我要把这表交给我妈妈。”

“你想逃跑？”

“不，少尉先生，我就回来。”

“你家在哪里？”

“很近，靠近水池边。我马上回来。”

“滚，小坏蛋！”

孩子转身就跑。

那些士兵跟着军官一起哈哈大笑，

“准是心慌害怕——才用这不高明的花招！”

死者的咽气声同笑声混在一起。

突然，笑声停止，

因为那孩子跑回来了。

他脸色煞白，像维阿拉维阿拉（Joseph Agricol Viala）是法国大革命时英勇牺牲的小英雄。一样的骄傲，

后背往墙上一靠，冲着他们高喊——

“我已来到！”

这小孩子完全可以溜之大吉，保住性命，却还要跑回来挨杀，还有比这再痴傻的吗？

我们的战友胡国利身上也同样冒着这位法国小孩的傻气。本来完全可以不死，却偏偏又跑回火里，啊呀呀，可敬可佩！

李瑞琴 喜欢算命的兵团战士

李瑞琴（1951—1972）

1951年生于赤峰，汉族，河北蓟县人，1968年初中毕业。1971年4月29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战士，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21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三等功，追认为共青团员。

★采访记录

李瑞琴的弟弟李东生：

我们兄弟姐妹4个，李瑞琴排行老大。父亲叫李焕章，是个工人，现在74岁。母亲没有工作。

“文革”中她去北京串联过。开始下乡没有去，兵团招人时，她自己报了名，事先也没告诉家里，等报完名后才告诉的。没几天就走了。她要去哪儿，兵团在什么地方，家里都不知道。

自打去了兵团后她再没回来过，这张照片是她18岁上照的。

姐姐好唱歌，脾气不好，比较厉害。几次参加了文艺宣传队。但父母思想守旧，反对她参加宣传队，认为女孩子家去那地方容易出事。她唱歌可以，字也写得好。但不肯吃亏，不能忍让。遇见什么事，一般女的能忍就忍，她不能忍。爱跟别人顶嘴争辩。别人吵架，跟她没有关系，她看谁不对，也敢站出来说。在女的里，她算是有脾气的。她学习成绩中等。

出事后是居委会通知家里的。父母和我去四十三团处理的后事。

我们去时住在团部招待所，人已经埋了。后来去了四连，发现兵团战士不给我们介绍情况，所以李瑞琴牺牲的详细情况也不清楚。都说李瑞琴是坐拖拉机去救火的，结果拖拉机爆炸，一车人全烧死。

听说连里宣布了一条纪律，不许随便给我们家属谈情况。牛连长只见了两面儿就找不着了，可能怕挨打。陪同接待的主要是团部的、 赤峰的以及兵团上的人。

姐姐的箱子都被翻过了，给翻得乱七八糟。日记退还给了我们。羊皮军大衣还在，保存了几年，后来长了虫子就处理了。

团里还把一些家信拿出来展览。像有些格调不高的家信，比如让她干活留点心眼儿，别那么玩儿命等等就压下了。说豪言壮语的信就拿出来给大家看。

那天赤峰知青们聚会，我父亲也去了。吃饭的时候，他感叹道，我女儿要是不死，也跟你们一样，也这么大岁数，也这么高兴啊！后来他心脏受不了，提前退场。回家后吃了好几片药，我们都不敢再跟他提这事。所以我就来跟你说。

烈士李瑞琴的父亲李焕章：

我是个老工人，今年75了。原来在沈阳的飞机制造厂工作。后来单位调到成都。1960年反右倾时，给我扣上了一顶“反三面红旗”的帽子。正干活时，突然把我抓走，也一直没审问我，劳教了4年。最后结论说我“无理取闹”，以后又说我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我嘴巴爱说，不被领导喜欢，一来什么运动，马上就整你。最后彻底平反。

赤峰京戏团挨着瑞琴的学校，她嗓子好，京剧团要她，但她奶奶不同意，不愿意让她唱戏。结果去了兵团。她这孩子特爱干净，就是家里穷，没好衣服穿。

出事后，兵团领导态度很好，就是不讲理。老百姓在他们眼里是愚民，后来不欢迎我们去扫墓，给我们吃的馒头粘牙。

都说瑞琴来兵团后生了病，请假回家看病也不准。我曾抓住军医的袖子问：“瑞琴的病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没有理我，跑了。结果，现役军人在大会上点我，说我打军医了。当时政治压力很大，以政治压你，让你不能提意见，一提就是阶级斗争。家庭出身好的，才稍稍敢说一点话，出身不好的，连个屁也不敢放。我只好不言声儿了。

1982年10周年时，我们就发现烈士陵园里又埋进了一个人，而且放在最前面。大家非常不满。

喜欢算命的兵团战士

李瑞琴总喜欢对人说：自己命好，将来有大福。

——兵团战友

小时候某天她正在家门口玩儿，一个路过的老头儿看见她后惊讶地说：“这孩子的相不一般，将来有大福，要不要给算一卦？”奶奶不同意。老头儿说：“不要钱行不？这孩子太不一般了。”奶奶还是没答应。那老头儿只好走了，走了很远还恋恋不舍地回头看她，感叹这丫头相好，有大福。

李瑞琴的这段经历曾给多人讲过，特别得意。

兵团的第一年是最苦最累的一年，样样都要白手起家从头干。刚从城里来的年轻人哪干过这样繁重的体力活儿？每天脱坯又晒又累，一下子就把李瑞琴给累得晕头转向。再加上她嘴巴不饶人，无论什么事都爱跟人争辩，人际关系有些问题，心情不好，整天想家，眼睛哭肿成两个大泡泡。为了能回家，不惜往脸上抹白灰装病。

苦闷中为打发日子她经常算卦。家庭、身体、学识、干活等等没什么可吹的，就吹自己的命。她总反复对人讲述与那算命老头儿的奇遇。每一提起这事，她眼睛闪闪发光，骄傲之极。

她自己也喜欢给人算命。正襟危坐，盘腿坐在炕上，闭着眼睛，口中念念有词，活像一个大仙儿。还能“啪啪”地拍着自己大腿，振振有词地说出不少算卦方面的术语。

连队生活寂寞单调，她给人看相算命，既解闷儿又活跃了气氛，一时间很多人都请她算命，包括力丁。

为省钱她自己纳鞋底，自己做鞋穿，也不怕人笑话。弄得连里人都知道：赤峰来的小气抠门，连双鞋都舍不得买！

她早上起床慢，少不了挨批评。她不服气，常借口身体不好，为自己争辩几句。这引起了牛连长的极大反感。

塔拉等人请假回家看病启发了她，她也开始请求回赤峰治病，整天躺在炕上不起来。牛连长也有狠招儿，特地组织全连人员去她的宿舍，观看她躺在被窝里的尊容……这么对待一个女孩子，没病也得气出病！她伤心又羞愤，泣不成声。从此索性破罐破摔，口袋里装着一个又一个的证明，不屈不挠地申请回家看病。直至往自己脸上抹白灰，说她贫血。毫不在乎其他小青年们的嘲笑。

但这次救火，她没有称病不去，接到命令后立即跟随队伍往山上冲，一句牢骚也没发，一步也没落下。这位思家心切的赤峰丫头，深信自己的相好，有大福，做梦也没有想到5月5日是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天。

烈士是人不是神，也有毛病，可再有缺点也是烈士。

唐亚志 有志向的赤峰女孩

唐亚志（1951—1972）

1951年生于赤峰县西老府公社，汉族，共青团员，1967年赤峰五中初中毕业。1971年4月29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战士，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21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二等功，追认为共产党员。

★采访记录

唐亚志的妹妹唐亚茹：

我们家一共5个孩子，一男四女。老大是哥哥，亚志排行老二，小名玉铃。父亲是赤峰市交通局的会计，党员。母亲没文化，没工作，在农村家里带孩子。

姐姐自幼在农村长大。父母只有一个男孩，非常疼爱，所以家务活儿全是姑娘干。姐姐在女孩里最大，干活最多。她活到20多岁，一天福没享，就是付出。没吃过好的，穿过好的。家里重男轻女，姐姐特别懂事，特别自觉。做饭、洗衣、照顾妹妹等闲不住。因为妈妈小脚，家里生活用水全是她挑，给压成水蛇腰。姐姐下学回来根本没时间做作业，要干各种各样的家务活儿。只有晚上在油灯下做作业，她能毕了业也真不容易。

父亲月工资57元养活7口人。母亲为多挣钱，不顾自己小脚，天天到外贸公司挑杏仁，一天能挣一块钱。家里经济虽困难，但母亲支持姐姐上学。她上学买不起墨水，就买墨水片，最便宜，一两分钱一片。买不起钢笔，就把高粱秸插上个笔尖当蘸水笔用。“文革”开始后，农村女孩上初中的很少。我们村上只有两个人上，姐姐就是其中之一，这要感谢母亲，她一直赞成姐姐多念两年书。

姐姐从小喜欢看书，因为买不起书，她只好借书看。《青春之歌》就是我姐姐借来的，看完了还让我看。为省油，她常常在熬猪食的时候，边拉风箱，边借炉灶的光亮读书。她看过《吕梁英雄传》《烈火金刚》《林海雪原》等等。

她爱打篮球，字写得很好，学习成绩中上等。

“文革”中提倡步行串联，她要去，母亲不同意，嫌费钱。她就自己上山割麻黄，割了一口袋去卖，凑足了钱，还自己做了双鞋路上穿。她想办什么事就一定能办成。她对母亲谎称还有一个女生也去，说服母亲同了意。之后她自己带一床小薄被子，一个水壶，跟同学们上了路。她虽然是个农村姑娘，可有志向，决心要去趟北京看看，不管多苦多累也不在乎。

走前还到赤峰烈士陵园宣了誓，一天走五六十里，棉袄棉裤产穿（不穿衬衣衬裤），先到围场，满脚都是大泡。中间累病了，在一个老大娘家住了两天。共走了20多天到了密云，最后才坐了火车。又在北京等了一个多星期才赶上毛主席接见，共花了一个来月。我记得是1967年2月9日大年初一回到家。其实他们这支步行长征队伍里就她一个女的。你说她是不是有点与众不同，有点魄力？

姐姐在家里始终起带头作用，她热情，干活儿快，像个大男人，会木匠活儿，能钉板凳。工具或家具坏了也能修理，什么都干，还会钉鞋。家里有修鞋用的铁拐子。她本来叫唐亚芝，后来她自己给改成了唐亚志，嫌原来的名字女里女气。父母疼哥哥，说他身体不好，家里活儿就全靠姐姐干。暑假期间，除了照顾弟妹，还要上地里劳动，因为正赶上农忙季节，地里缺劳力，姐姐就要加班加点干。每天能挣十来个工分，一暑假她能挣一百来个工分。

她不愿意在农村里混日子。她宁肯下兵团也不下乡。那时候全家住宿紧张。大家挤住在一个炕上，只有哥嫂住小炕。姐姐说：我这么大了，该走了。兵团来招兵的把军垦说得天花乱坠，把她给糊弄住了，一门心思要去兵团。妈托人给她介绍对象，她坚决不同意。她说应该先有工作，再找对象。还对母亲说：妈，我绝不像你这样靠男人养活，我要找工作，自己养活自己。最后一次，为躲避来介绍对象的人，她大清早就背上妹妹出了门。

她才20岁，天真地认为找了对象就不能去兵团了。她不愿意走大多数农村姑娘所走的道路，希望自己能闯出一条新路。她报名参加兵团没告诉家里，临走前才说，怕老人反对。

走前，她已干了一阵筛沙子的临时工。用自己挣的钱买了条茶绿色的尼龙裤子，这是我家最好的裤子。妈妈给她买了件涤卡上衣，她还带上了做两双鞋的料，准备自己做鞋。她穿的鞋，从来都是自己做。为了跟我们姐妹照张合影，把自己早饭省下来，花了4毛5分钱。

她走的时候，我去送的。我妈给了她一个小木箱。姐姐走出门后，又返回来看了看小妹妹说：“我走了，你要听姐姐们的话。”姐姐坐上马车时挺平静，没有哭。我妈目送着她，还埋怨道：“你看，大家都哭了，她还不哭，心真狠哪！”

西乌旗离赤峰有337公里。到兵团后，看见那么荒凉，根本没有房子，很多人都想家哭了，她也没哭。他们天天吃小米饭，有沙子硌牙。她给家写信，第一句写毛主席指示。总说一切都好，不用挂念，再艰苦也不说。1967年步行长征时兵团第一次发鞋，她没舍得穿，连同茶绿色尼龙裤全捎给了我。她说：这么好的裤子在草原上也穿不上，给你穿吧。连队发的劳保手套她舍不得用，给家里捎来。

她常来信询问父母的情况，惦念着三个妹妹，定期给我写信。没有桌子，就趴在柜子上写。她写的最后一封家信，师部给要走了，当成了典型材料。在烈士事迹展览会上，她这封信放在了最显眼的位置。

她也曾给父亲写过信，但父亲一直不理她。我父亲重男轻女，生她的气，嫌她不听话去了兵团。她只好给二叔写信。她自幼缺少父爱，很可怜。

她说那地方那么好，是真的吗？我就特想去看看。连长曾到我们家里访问过，是舒宝立领着来的，也说那儿特别好，但妈妈还是不放心，同意我去看看姐姐。

我是她走后4个月去的。大约8月底吧，她们刚刚住上房子。晚上睡土炕，炕还很潮湿，铺上秆子和芦苇，上面盖块大毡。早上5点吹号起床，之后脱坯。我帮助她做好了鞋，还帮她洗了被子、衣服。我在连队里住了一个礼拜。

她对我说下乡不如到这里，军事化管理，全民所有制。还说自己已有7年的团龄，该争取入党了。父亲、二叔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咱们老唐家都很豪爽，一定干出点名堂。

好像有什么预感，我们姐俩互相换了衣服和衬衣。她的小蓝格格衬衣给了我，我的大蓝格衬衣给了她。裤子也换了，钥匙链儿也换了。我们姐妹俩特别亲，我喜欢她的东西就跟她换。那时候我们穷，买不起内衣，她从小到大没戴过乳罩。我后来给她捎去一个。

她去了一年多，从没回来过。邻居有回来的，我妈就骂她：这死丫头，别人都知道请假回家，你咋就不回来看看呢？

她特别关心国家大事。是她在来信中，第一个告诉我们林彪的事。

听说锡盟着大火了，我妈立刻去盟里打听，得知消息后，我妈是小脚，一路哭着，颤颤巍巍扶着墙走回来。她呼喊道：“我这一辈子从没干过坏事呀，连羊也没有杀过，不该这么报应呀！”

家门口站着不少人，都是左邻右舍，默默陪着母亲掉泪。

5月5日出的事，我们是7日知道的。10日动身去西乌旗，到了那儿不让下去。人的命运没法说呀。炊事班长王爱民自己脚上有鸡眼，本来可以不去。但她很想去看看救火是怎么回事？副班长冯桂兰见状就说：你去吧，我在家看电话。王爱民高高兴兴地去了，结果再没回来。听张宗华说，救火前唐亚志正在老龚头家轧衣服。着火时她要去，老龚头的老婆拉了她一下，劝她不要去。如果晚走一会儿，就能活下来。

全家在唐亚志墓前那69个烧死的，我几乎全都见过。听说有几个认不出来，只好放在棺材里。兵团战士得到指示，不能随便说出真相，要遵守纪律，与领导口径一致。

凡是烧死的，都是身体好，跑得快，冲在最前面的。又瘦又小，跑不动的就活了下来。拖拉机拉了一车人，那车人全没活下来。活着的兵团战士都不许和家属接触。冯桂兰和我姐姐关系最好，两个人是同班同学，但出事后从没到我家来过，不让他们告诉家属。

烧死的地方我去过，草很高。

姐姐死后，给了180块钱抚恤金。遗物有小木箱子、黄被子、几件衣服。

她出事后，我们家还不能完全相信。我父亲曾去林西的一个亲戚家问，是不是躲到她家了。总希望会有奇迹发生，她还会回来。

我妈年年都去北大桥，往北看，姐姐就是从这里踏上去兵团的路的。姐姐留下的辫子，我妈妈保存了十多年。

姐姐20年来为家里干了很多事，任劳任怨，克己利人，孝敬父母。受姐姐影响，是我给父母养老送的终。

我对姐姐感情很深。2001年去西乌旗扫墓，哭得死去活来。民政局的干部很不理解。她把自己最好的尼龙裤子给了我，我能忘得了吗？她发誓一定要先找个工作，不依赖父母和男人，给我的影响太大了。

亚志姐走时，最小的妹妹才9岁。小妹妹还记得大姐常常背她去医院看病。报名去兵团时，小妹妹就趴在她后背上。现在小妹妹对她的印象很模糊了，但还记得大姐背她去同学家商量怎么找工作的情景。

还有一件小事，我们姐妹3个想照张2寸的照片，因为钱只够照一张2寸的。最小的妹妹也想照。可2寸的只能放3个全身的人，我们没打算让小妹妹照。小妹妹哭了，亚志姐就放弃照相，让小妹妹照了。

有志向的赤峰女孩

授予二等功的除了张金来，都是班排长。唐亚志是唯一被授予二等功并被追认为中###员的普通兵团战士。

她不是个一般女孩，干什么都要请示父母。她嫌“芝”字女里女气，就自己做主把名字中的“芝”改为“志”。她一个姑娘家不单会木工，会修家具,还会做鞋、补鞋，把小锤头用得炉火纯青，一敲一个准儿。

她眉清目秀，颇有姿色却偏偏不想靠嫁男人这条捷径来过好日子。她确实有志，拒绝了一个个说媒者。非要自强自立，凭自己本事闯出一条路。

走时全家人都哭了，她却没掉一滴泪。母亲气得骂她心狠。到了兵团，四野茫茫无人烟，连间房都没有。大家都傻了眼，有些女生止不住泪流满面。她却哈哈大笑，真心喜欢上了这片大草原。

她勇敢豪爽又乐观，早在1967年初，就曾独自与众多男同学一起步行串联，翻山越岭，从赤峰走到密云。正如秋瑾所说：“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到兵团后，她努力工作，一点不惜力。无论阴天下雨，身体多累，情绪总那么健康饱满，总是笑眯眯的。她好像天生就不知道忧愁，从不哭哭啼啼想家，身上总洋溢着一股朝气，毫无小女子的软绵绵、叽叽喳喳的特点。

她似乎有什么预感，出事前8个月就与妹妹交换了外衣和衬衣。救火时，有家属劝她：算了，别去了，少你一个不要紧。她微笑着摇摇头，飞快地奔向队伍，美丽的眼睛闪着兴奋的光芒，奋力跑着，不知道这是一条通往她生命尽头的4里路。

片刻，她大口喘着气走了。她回应了领导的召唤，良心的召唤，时代的召唤。

王爱民 炊事班长的苦衷

王爱民（1953—1972）

1953年8月12日生于林西县，汉族，69届初中毕业生。1971年3月19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战士、上士、炊事班长，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18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二等功，追认为共产党员。

★采访记录

王爱民的母亲孙淑珍：

爱民是高个子，比较胖，外号小胖。她父亲是林西县医院的药剂师，转业军人，党员，后来当了主任，我没有工作。我一共有6个孩子，爱民是老大。

我今年73岁，爱民在家里能帮助我管家，几乎是半拉家长。“文革”中，我成分高，是富农，整天被叫去训话，学习。她就在家里带弟妹，给弟妹们做饭，缝缝补补，送弟妹上幼儿园。

家里除了我，她是主力，帮我跑腿儿干活。我身体不好，血压高。她很关心我和弟弟妹妹。

爱民学习不错。性格开朗、活泼好动。喜欢唱歌。跟街坊、同学都处得很好。

去兵团前曾在邮电局帮忙，不挣钱，义务给人干。报名去兵团时，没告诉我，怕我不让她去，那年才17岁。家里孩子多，她想早点出去，减轻一下家庭的负担。

走后，她来信说，那地方可好了，一去了那儿就不想回来了，跟当兵一样的待遇。去了两个月，就寄回来10块钱，让给弟弟妹妹买本子。

到兵团一年多，没享福。一去就在炊事班，天天做饭，没休息的时候。后来她当了炊事班的上士，负责给食堂采购。这中间，她回来过两次，给连

里买各种食物，如粮食、菜籽油、小猪、小鸡、粉条、豆子，等等。回家可忙啦，见天在外面跑。还让家里帮助她买东西，让她爸给她买老鼠药、老鼠夹子。因为连里食堂的老鼠多，曾发生过老鼠掉进饭锅里，引起不少意见。

林西姑娘王爱民她回来后给好多战友捎信。我还帮她送过信，到各家去送。走时再从各家拿捎回的信，一家一家去取。她热心给大伙儿办事。帮人买东西，捎东西，带信。

后来当了炊事班长。来信说过年别人休息6天，她只能休一天。她要管全连的饭，天天都得干，维持大家的生存。

都说她不该去打火。这是命啊！

她脚长了个鸡眼，医生要介绍她回城里做手术，她没回，就在团部医院做了。刚动完手术没几天，脚上还缠着纱布，就赶上救火，她是带着伤去救的。她的本职工作是领导炊事班做饭，保证全连吃饱吃好，救火不是她的事。起初，连里让她在家里看电话。她唠叨起来，很不满意。副班长见她这么想去救火，就说你去吧，我来看电话。结果她就去了。全家人去扫墓她脚上刚刚挖了鸡眼，走路还不稳当，一瘸一拐，从后面撵上去的。去了就完了。她走得晚，死得早。听兵团战士讲，没烧太坏，能认出来。

团领导只是说：打火时，风向变了，把他们围在里边，再详细的情况，没人告我们。连长、指导员都带着人去救火，但他们没有死。

听战士说，团部有个当官儿的专门给爱民挑了一口好棺材。她老去团部采购，人家都认识她了。

唉，到兵团的时间太短了，还不到14个月呢，才18岁，多好的岁数啊！

炊事班长的苦衷

王爱民死后，通知了我们家。我父亲急了，赶紧去团里核查，才发现我还活着。原来王爱民和我不是一个人，虽只差一个字。

——四连兵团战友爱民

头天晚上的五四联欢节上，王爱民还给大家唱电影《洪湖赤卫队》里的歌曲：

……娘啊，儿死后你要把儿埋在那洪湖畔，将儿的坟墓向东方，让儿常听那洪湖的浪，常见家乡红太阳……

谁知道，第二天她真的就死了。她的坟墓并没有向东方，只是给她挑了一口好棺材。

——四连兵团战友

因为伙食问题，很多兵团战士都对她有意见。

食堂不可能人人满意，炊事班长是个惹是非的差事。有人说王爱民就会做小锅饭讨好当官的；有人说她太会来事，整天往连部转。再加上在面条里捞出死老鼠惹起了公愤，她这个炊事班长成为大家攻击的目标。战士们整天粗粮，连长却顿顿白面，谁能没有看法？王爱民跟领导接触多，谈笑风生，自然招人反感。有的兵团战士说：那个林西女的成天给牛连长做小锅饭，哼，林西人真会来事。

但王爱民也有她的苦衷，小地方的人无权无势，没人瞧得起，为了生存，不得不依靠领导，亲近领导。除非你不干，谁当炊事班长都要给领导做小锅饭。这太正常了。何况为改善食堂伙食她还费心思想了一些法子，并学会了做菜。她做的拔丝土豆和红烧茄子都很受欢迎。她上林西采购时动员全家四处排队，为连队购买紧俏食品。为搞到威力强大的老鼠药四处奔走，头发里刮得全是土……

特别是脚掌刚做了鸡眼手术，领导让她守电话，完全不必去救火，却还一瘸一拐地追赶队伍。当浓烟呛倒了她，衣服被引燃，肥胖的躯体给烧得吱吱冒油之时，身边的战友塔拉赶忙帮她脱衣服，结果烧掉了两只手，自己也昏迷过去。但瘦瘦的塔拉却侥幸活了下来，胖胖的王爱民却气断命绝。

人们说：当发现王爱民时，全身已烧得就剩下了裤腰带。

其实战士们对她的意见有些过。她刚来兵团时就比较胖，并不是到炊事班后多吃多占发起来的。再说，哪个炊事班长不给领导做小锅饭呢？这是她的本职工作。

团副参谋长特别命令把一口好棺材给了她，算是对她热诚接待上级领导的回报。

王爱民牺牲后，有关部门照顾她弟弟当了兵，却又不幸溺水身亡。白发人两次送黑发人，母亲无言以对，老泪纵横。

王洪远 我的好哥哥王洪远

王洪远（1951—1972）

1951年6月生于赤峰红山区，汉族，原籍山东，赤峰第五中学毕业。1971年4月29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八连通讯员、四连战士，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20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三等功，追认为共青团员。

★采访记录

王洪远的妹妹王红霞：

我们家共6个孩子，王洪远排行老五，最大的和最小的都是女孩，中间4个是男孩，王洪远是男孩中的老四，家里称他为四儿。

父亲是搬运工人，当过国民党员，“文革”中陪过斗，1989年去世，享年69岁。母亲无工作，1976年去世，享年56岁。

王洪远特听话，很乖，从不惹人生气，又勤快。母亲很疼他，宠他。

家里的木柴永远是他劈，劈好了放在土篮子里，码得整整齐齐。家里烧煤，也都是他砸。砸的煤块都一般大小，有模有样。他特爱干净，手指甲永远剪得很短，用刷子刷得干干净净。几乎有点洁癖，天天洗头，天天洗脚。经常换衣服。他自己的脏工作服从不往屋里放，都挂在当院里，别人的脏衣服也如此。

他不淘气，不打架，没有什么业余爱好。会游泳，没游泳裤，就光屁股游。看过《敌后武工队》、《红岩》等书。陪我们在电线杆底下玩儿过游戏，喜欢玩儿藏猫猫。

父亲脾气不好，打过他。他很“轴”（倔），挨打时不跑，也不说软话，但很少挨打。他性情温和，不喜欢玩刀弄棒。我三哥喜欢玩儿弹弓，他把人家的弹弓给扔了。他好安静，能耐心给我们做过年玩儿的灯笼。

他人缘好，不爱跟别人争高低。

刮风下雨，他常来学校接我。我总让他背，不背就不走。他只好背着我步行回家。过节时，家里做了好吃的，他不抢，先让嫂子和妹妹吃。家里炉灰也总是他掏，所以特招妈妈喜欢。

因为舅舅在兵团五师开车，姨夫在当地运输公司开车。从十四五岁时起，他就迷上了开车，总跟舅舅和姨夫的车，他很小就学会了驾驶和修理。平时他见了司机就跟人套近乎。遇上有人修车，他喜欢在旁观看，常常帮忙打下手。

所以他后来在四十二团转运站当上了汽车修理工。由于他干活勤快，四十二团的一个头儿看上了他，答应调他到四十二团开车。兵团招人时，他就积极报了名。大姐不让他去，他还哭了。母亲也不同意他去。我们家里条件可以，他不走也养得起。

父亲有历史问题，支持他去兵团，跟解放军一块干，给这个灰色家庭增添一点革命光彩。母亲只好顺从了父亲。母亲是个小脚老太太。

那时候，二哥、三哥都躲过了上山下乡。因为我姐夫是农研所的领导，满可以把王洪远安置在农研所当临时工，一天一块钱。可他不听，非要去兵团，一心想去兵团开车。

谁知去兵团却给他分到了四十三团，没去成四十二团，也没开成车。先是分到八连当通讯员，牺牲前一个月又调到四连开拖拉机。八连连长是唐山人，姓杜，年底回家探亲，曾把王洪远带到赤峰。妈妈特别高兴，兴奋地说：“四儿回来了！”分别半年多，看见儿子右边脸肿了。她轻轻抚摸问：这脸怎么肿了？谁打你了？

洪远说：不是打的，是冻的。

他回来，全家非常高兴，特地杀了头猪款待。原来连长弄了一麻袋黄花菜，让洪远帮他扛到赤峰，替他卖了。

连长走后，洪远也马上要回兵团去。母亲舍不得，让他过完年再回，可他非要走。他解释说：兵团跟插队不同，讲究纪律，人人都怕超假，挨批评。走时母亲给他做的酸菜小米饭。

回去后因四连需要拖拉机手，王洪远会开汽车就被调到了四连。一个月后，正赶上救火，就牺牲了。

因为他常来信。他的大概情况，家里都知道。

1972年我当时15岁，正在外面玩，听说锡盟兵团着大火，烧死了人。开始没在意，后来又听说是四十三团，因为有亲人在那边，心里就揪得慌了，赶忙打听。别人一个个都收到了回信儿，报了平安，我们家却没有。这时全家都慌了。大约5月10日或11日我们接到了正式通知，王洪远牺牲了。

之后，兵团组织我们各地家属分批地去四十三团处理后事。我和父母去了墓地，不禁恸哭起来。听说这些人被烧死后，有的无法辨认，也不能保证下面埋的就是自己亲人。我们哭半天可能哭的是别人家的孩子。我母亲就对另外一个母亲说：你哭你儿子，我哭我儿子，就是埋错了，也没关系。你给我哭了，我也给你哭了，咱俩就放心地哭吧！

我们到四连，看了洪远的床铺。两个铺之间，搭一个小铺，就是他睡的。东西都丢了，但手表找到。后来兵团又补发了一些东西，全是新的。

四连有个木匠叫白广田，他的手让电锯碰伤了，没去救火。据他说，连里一吹哨，王洪远就直接从炕上跳窗户走了。他当时正坐在木工房炕上与白广田唠嗑。

由于他刚调到四连，只待了一个月零一天，四连很多人都不认识他。

后来，烈士陵园陈列室需要照片，家里找不到他的照片，兵团就请人给他画了一张像。现在这张一寸照片是在他同学那里发现的。

我和父母住在团部期间，曾有八连的人去看望过。因为八连的人跟他熟悉，而且离团部近。八连有个女生对洪远很好。这个女生调到团部招待所工作后，总找我妈聊天，是个独生女，锡林浩特的。她还曾给我妈买核桃罐头。从她对我们的态度上，可以看出她对我哥哥很有感情。

出了这么大的事，全家笼罩在悲哀之中。母亲虽然是小脚老太太，却不老哭，只默默流泪。以后过年过节，我妈常常躲在没有人的地方，吧嗒吧嗒掉眼泪。

王洪远与妹妹王红霞和父亲四哥牺牲后，给我安排了工作。可以说，我的工作，是我哥拿命换来的。

我共去了烈士陵园5次，一周年、二周年、三周年我都去了。一有机会就想看看他。虽然那地方荒凉。只有10周年我没去，是二哥去的，20周年，我带我的大侄子去的，30周年我带我儿子去的。

每次去陵园都想把他给背回来。不愿意让他一个人留在那块荒凉的土地上。

听说四连有个赤峰的女兵团战士给吓神经了。这件事确实是太刺心！我母亲常常自责：为啥让你去了那儿？那么老远，妈养得起你呀！还总后悔他走时就只给做了顿酸菜小米饭吃，没多做点好吃的。

回家几天睡不好觉。那年的梦特别多，老梦见四哥的房子漏雨。他说我可苦哩，我房子漏了……后来我去陵园，发现他的坟后面真有个大窟窿。

我跟兵团战士很亲，因为自己哥哥就是兵团战士。在路上看见军垦的人，我总要想起我哥。过了这么些年后，还常做梦梦见他，怎么也忘不了啊！我总怀疑他没有死，甚至幻想他开小差逃到外地了，不管怎么着，活着就好。

岁数越大，越怀念哥哥。小时候，他老背我玩儿。我淘气打他，他也不还手。他比我大7岁，从来不打我。我俩性格差不多，不太爱说话。他很懂事，我天天跟着他，他也没烦过我。

我和我丈夫搞对象时，见对方个子那么矮，一开始没相中。就因为他长得很像我四哥，后来才同意了。

大姐连着生了三个孩子。放寒暑假，妈让王洪远去帮助大姐干点活。他就天天给大姐做饭，看孩子，打扫卫生。所以大姐与王洪远的感情也很深，生前总思念他。

大姐是1974年5月6日死的。头天5月5日正是王洪远牺牲的忌日，6日上午姐姐还与人议论了这件事，中午吐血，下午就咽了气。年仅36岁。

我有四个哥哥，三个都去世了。大哥糖尿病，二哥脑血栓，四哥被烧死。我唯一的姐姐也因为肝硬化早早离开了我。现在六个孩子就剩下三哥和我，我真害怕最后只剩下了自己。

王洪远成了我们家永远的阴影。

别人给我妈算命，51岁有火灾，要想法逃。我妈没有在意。结果王洪远出事。她特别后悔。

我妈临去世前嘱咐，你们谁家的孩子也不准当兵。但我儿子死活要当，不听我的话。他决心大，我拗不过他，终于当了武警，在大同看犯人，干得很好。这个儿子非常敬佩他舅舅。

由于时间漫长，中间搬了几次家，洪远的烈士证找不到了。

反正我们家对烈士待遇不那么在乎。我妈从没有享受过任何待遇。民政局组织扫墓愿意去，组织开会不愿意去。

我的好哥哥王洪远！

可能是岁数大了，现在比过去更经常地回想过去，回忆童年时的种种情景。

人越是得不到东西的越想得到。因此年岁大了回想过去，追忆那永远不再回来的时光再正常不过了。这不算精神老化。历经岁月沧桑之后，再回想起童年时的无忧无虑，天真幼稚，各种奇思怪想，心情会轻松宽舒一些。谁都渴望童真、纯洁、关爱这些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

所以过去这些年了，依旧常常怀念起我的洪远哥哥。

我对哥哥的思恋，当然没有苍天那么浩瀚无边，没有大海那么深厚无底，却细水长流，总接长不短地要浮现出他或隐或现的影子。记得隆冬腊月，我冻得全身哆嗦，哥哥用小细胳膊把我紧抱在怀，用体温给我御寒。记得哥哥的后背成了我的小床，在那儿睡过无数次觉，冬暖夏凉。记得我脾气很大，常常动手打哥哥，催哥哥背着我跑，哥哥就像小马一样地奔跑，逗我开心欢笑。

哥哥啊，命运为何这么不公？那么多知识青年，却偏偏让你成了短命鬼！到现在我还老做梦，梦见哥哥在地下面喊：“房子漏了！房子漏了！”可怜的哥哥，你是不甘心在那小坑坑里囚着啊！你才20岁，年轻力壮，正有活力。你还想再回家看看，跟家人团圆。你还没娶媳妇成家，人生的道路还很长很长，小坑坑不是你呆的地方啊！

时光能磨去一切记忆，却磨不去我对哥哥的思念。草亦黄黄，风亦凄凄，春去秋来已过去三十多年。如今四个哥哥走了三个，唯一的姐姐也不在人世。这让我倍感人生的苍凉和王家的不景气。可大哥二哥大姐都是身患重病，久治无效，没有办法才走的。你却年纪轻轻，健健康康，活蹦乱跳地跑到那小坑坑里！这最让我心疼和无法忘怀。现在我两鬓斑白，身体也不大好，半生已过，孤独寂寞中更加思念你——我的好哥哥王洪远！

张国顺 儿子，你出来吧！

张国顺（1953—1972）

1953年11月12日生于赤峰市，汉族，1969年初中毕业。1971年4月29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战士、副班长，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18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三等功，追认为共青团员。

★采访记录

张国顺的母亲李桂芬：

国顺身高1米71左右，小名大顺，全家4个孩子，他是老大。父亲是工人，当过兵，党员，我是家庭妇女。

他喜欢拉胡琴，不讲究吃，吃啥都行。学习刻苦努力，很想当兵，从不打架。他去了兵团后，我总闹病，病得很重，几乎要不行了，给国顺一连拍了5封电报，最后他才回来。关于那儿的情况，他只说挺好的，不用惦记。这次探亲总共住了8天就回去了，回去不几天就出了事。哎呀，若晚回去几天，可能就死不了了。他守纪律，只超了一天假，给7天假，他走了8天，回去还写了检查。结果还给烧死了。他去兵团1年零7天就牺牲了。

我常想怎么没让孩子多呆两天呢。多呆两天，就躲开了救火，就死不了呀！我恨自己，恨自己啊！

国顺探亲回家路上曾丢了一只黄胶鞋。他牺牲后，我把那剩下的一只鞋保存了下来，留个纪念。我琢磨，他不该丢这一只鞋，这是个坏兆头……我总不相信他真的没了，常去孩子走过的路，期望他能回来。还常去烧纸。这孩子特别懂事，孝敬父母，一个月津贴5元，去后10个月，就托人给家送了40元。

有人传说，杜副指导员把国顺救出来，后又冲进去，国顺也跟着冲进去，再也没有出来。我们家属到救火现场时，那台烧毁的胶轮拖拉机还在，草里面还有残剩的鞋。

死后遗物只剩下一件军大衣、一条被子、一条褥子。也不知怎么回事，衣服全没了，就剩下那只鞋。

与张国顺的母亲和弟弟赤峰市民政局挺不错的。在赤峰南山烈士塔上把7位赤峰的烈士名字都刻上了。我每年清明节都要上烈士塔祭祀，用手摸自己儿子的名字，止不住眼泪流下来。后来眼泪都哭干了。自从有了儿媳妇后，这心情才好了一点。

张国顺的弟弟张国安：

我还记得哥哥保护我的一件小事：那时我们家住在农村。有一年我得病了，哥哥领我去公社卫生院看病。路过大西牛村时，碰见一条狗要咬我。我赶紧跑，狗追着咬，哥哥上去踢了狗一脚，把狗踢跑了。

我们家很困难，父亲50元工资，国顺哥哥后来不能上学，才十四五岁就担起了家庭的重担。脱坯、拉煤、拾柴火……

我妈知道国顺哥牺牲后，从屋里滚到当街。满地乱滚，哭号着。我们家三个孩子全得护理母亲一个人。她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总感觉棒子叶一响，哥哥就回来了。那时候，我们家周围都是玉米地，国顺哥回家总喜欢趟玉米地。

一开始烈士陵园还有个老喇嘛看护，后来没有了。

儿子，你出来吧！

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

2006年7月26日傍晚，张国顺烈士的母亲不顾颠簸了一天的劳累和辛苦，与我们一同参拜烈士陵园。

暮色苍茫，老母蹒跚着，缓缓地走到儿子的墓前，嘶哑地呼喊：

“儿子，你出来吧！妈给你带来好吃的了！你听见了吗？儿子，你出来吧！”

四野寂静，草垂着头，风轻轻吹，宝日格斯台群山肃穆。

“儿子啊，全家孩子就数你苦，妈走几百里来看你，跟你唠唠嗑儿。”

黑暗降临，空旷的陵园中，69座墓碑静静倾听。空中飘来慈母一声一声撕心裂肺地呼喊：“儿呀，你出来吧！妈给你带来好吃的了！你在那边给馋坏了吧！”

老母亲吐诉着没完没了的话，并还时不时地长声哀号，让人联想到母狼为早死的小崽悲嗥。

“儿子，你出来吧！你咋不出来呢？出来吧！儿子，你别不听话啊！”

陈玉玲 用生命换来全家翻身

陈玉玲（1951—1972）

原名陈玲芝，1951年11月26日生于唐山赵各庄，汉族，原籍天津蓟县，唐山赵各庄第二小学毕业，唐山三十中学初中毕业。1971年7月28日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任四连战士，1972年5月5日为扑灭草原大火牺牲，享年20岁，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授予三等功，追认为共青团员。

★采访记录

陈玉玲的弟弟陈志远：

我二姐个子较高。全家共有7个孩子。陈玉玲是老二。父母都没正式工作，靠做临时工为生，干的大多是装卸、建筑等重体力活。父亲已于1998年去世，母亲比父亲早两年去世。家里生活非常困难。

二姐右边的上牙是龅牙，她嫌不好看，走前给拔了。要不命苦，她不该拔这颗牙。

因为经济困难，实在养活不起，二姐在四五岁时送给人了。她原来叫陈玲芝，送人后改名叫陈玉玲。但二姐脾气大，到人家后整天哭，只待了两年，人家又给送回来，不要了。那家的条件比我家好，说二姐不好带，整天闹着要回家。回来后还用人家起的名字。

大地震之后，有人找上门来，才知道我另外还有两个姐姐也小小年纪就送了人。

那时我们家非常穷。炕上连席子都没有，三个人合盖一床被子。没有枕头，晚上枕着砖头睡觉。冬天小屋里四处漏风。夏天把棉袄拆了，掏出棉花来，当单衣穿，冬天再把棉花填进去，变成棉袄。那时候没什么副食，孩子个个特能吃，现在人拉细屎，那时候拉粗屎，甚至拉不出来。

全家就从来没照过一张全家照，哪照得起呀！

为养家糊口，父母起早贪黑去干活儿，无暇顾及家。没人管我，是二姐

把我拉扯大的。大姐结婚早，19岁就走了，二姐变成了老大，很小就当家，最苦最累。她在家里，不止带我，所有弟妹她都带。早晨一起床，她招呼弟弟妹妹洗脸梳头，弟弟妹妹的衣服破了，她给缝。衣服脏了，她给洗。她整个像一个母亲。父母把全家孩子都交给她管了。

天天她要给大家做饭，先尽着弟弟妹妹吃，如果没剩饭，她就饿着。爸妈每天从早到晚在外面卖苦力，干装卸工，回家筋疲力尽，全靠14岁的二姐操持家务。粮食她要计划着吃。每顿饭做几个馒头、几个饼子，她都要精心算计。为了让大家吃饱，她常常用白面换人家的玉米面，一斤白面可以换2斤半玉米面。家里该买什么，该修什么，该准备什么过冬，她都要管。

我记得她曾挖了一夜煤泥，晒干了烧火用。那年大冬天吃不饱，我第三节课就饿得不行。回家吃饭，她总让我们先吃。等我们把饭吃完，她才吃，有时候，我们没给她剩多少，她就忍着，一句埋怨话不说。

她个性开朗，有点像男性。如果我们淘气，她也打。你要是在外面打架或老师找到家门上来，她真打你。

那时候我们住平房，街上出了个小流氓，老去女厕所偷看，闹得人心惶惶。有一天，正赶上二姐去厕所，发现个黑影，她上去就追，并高声大喊，最后愣是把那个小流氓给抓住了。这件事，轰动了街道，都说我二姐胆子大。

我们有个邻居打架，双方横眉怒目，杀气腾腾，大老爷儿都不敢管。二姐却敢上去劝。结果真给劝住了，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

二姐有一点胆子，否则她不敢追流氓，不敢劝架。

回忆是一种享受，对吧？

有一年，我爸在林西区干活儿，过年也没休息。二姐早上步行十多里地，给我爸送饺子。当时下着鹅毛大雪。二姐把饺子放在胸口，一步步走着去送饭。送到之后，她自己一口也没吃，又饿着肚子走回家。脸冻得都变紫色了。等回来时，已经下午一点。

家里最穷的时候，没粮食吃，眼看着要断顿了。我二姐卖过三次血。她是背着父母卖血的。回来后小脸惨白。那么一个小女孩为全家不饿肚子，能有这种勇气，是比较少见的。

有人给二姐介绍了个对象，男方手指头有点残疾。二姐表示，我现在不想找。

介绍人说：你们家那么穷，人家能看上你就不错了。

二姐说：家里穷就非要跟他呀。算了吧，我不同意，穷死也不同意。

二姐就这么有骨气。小时候给她送去的那家，生活很好，二姐却不稀罕。

放暑假，她领着我上山割草。矿上有个奶牛场，收购草，3分钱一斤干草。记得有一次割了半天，挣个几毛钱，姐姐买了一斤豆皮。我很想吃，她不让吃，非要等父母回来一块吃。

我和二姐差6岁，中间还有两个姐姐送了人。但我敬佩二姐，我成了二姐的小尾巴。

二姐走的时候，在照相馆里照了一张一寸头像。是她一辈子唯一的一张相片，花了一毛四分钱。那时候，猪肉最便宜的五毛五一斤。一毛四分钱可以买点肉馅，全家吃顿饺子了。

二姐照相时穿着那件格格衣服是新的。她离家的那天是1971年7月20日晚8点，从古冶上的火车。

到了那儿后，隔长不短来信。

家里每次给她去信，都要寄去几张信纸和一张邮票，让她回信时用。

二姐跟力丁是一个班的。力丁是我姐姐最好的朋友。二姐每次来信，都夸力丁总帮助她，让家里给力丁写信，向她表示感谢。

我妈曾花20块钱给二姐买了个旧手表，因为她来信说要站岗，要掌握时间。到出事前这段时间，她每个月5元钱，还往家寄了20元钱。给我邮过一个军帽、一双白塑料底布鞋。

出事后，头一次是我和父母一起去的。死后遗物有个军大衣。当我扫墓时，特意给力丁烧了纸，因为她对我二姐特别好。

第二次去，在林西买了两份纸，给力丁也买了一份。

可以说，我们这个家庭的幸福，所有人的幸福，都离不开我二姐。我们家原来很穷，父母都没正式工作，9口人住一间小破屋。 缺衣少穿，没炕席，用几张装水泥的牛皮纸当炕席，铺在炕上。三个人盖一床棉被，枕砖头。

二姐牺牲后，给了180元，给爸爸和我安排了正式工，街道二十多个老娘们儿给我家缝了好几床棉被。兵团的干部住在唐山，直接督促地方政府给我家落实各种优抚措施，说我们家是全唐山最困难的了。因此政府给我们解决了房子问题。最起码刮风下雨，不用担心漏了。我们全家感觉很不错。

原来穷，人们瞧不起我们。二姐牺牲，成了烈士，政府给我们家两个人安排了工作，经济情况改变，别人看我们的眼神立马儿就不一样了。这是二姐用生命换来的呀！我每年都要给二姐烧两次纸。

二姐本来完全可以不走。她走的时候说：我要不走，这个家永远翻不过身来。只有我走了，才有希望翻过来——当时的政策是老大下乡，老二上班，走一个能换一个上班的。

二姐是我们老陈家的光荣。你这本书出来后，我会买下来，让我闺女看。二姐用生命为全家赢来了尊严，换来了全家的翻身。

谁都可以骗，死人不能骗。真的，这些年，我一直给姐姐烧纸，没断过一回。真的，任何人都可以骗，但不能骗死人。每年10月1日，鬼穿衣烧一次。清明一次，一年两次。看电视，“感动中国”节目，有个人陪着金训华的墓几十年，我感动不了中国，我感动得了唐山。三十多年我一直给姐姐烧纸。

说实在的，北大荒咋死人也没死这么些人？这是事实，这是一个历史事件。

我记得很清楚，1971年7月20日，在车站上二姐对我说：“我走了，你就是家里头大的了，父母都上班，你多关照点。要爱护兄弟姐妹像爱护眼睛一样。”分手时，她送给我一杆钢笔说：“有啥事，有啥想不通的，给姐来信。”

火车开动时，全家都流泪了。

1973年我去烈士陵园，还写了一篇悼念姐姐的文章，留在了陈列室。

用生命换来全家翻身

陈玉玲人小脾气大，送给别人后以哭闹为武器，硬是达到了目的，又回到了父母身边。为改变全家的穷苦生活，让弟弟留在唐山，她决心自己去兵团，大喊：“我不走，这个家翻不过身来！”

在兵团有点二百五，咋咋呼呼。夜晚黑灯瞎火，她曾在走廊里跟别人面对面相撞，疼得又喊又叫，受到过排长批评。

领导命令救火，她拔腿就跑，拿出了追小流氓的鲁劲儿！

她兑现了诺言。果然用她年轻的生命，换来了全家的彻底翻身。

父亲和弟弟都安排了正式工作，母亲看病费用全部报了销，房子问题也给解决，全家生活大变样。过去家里穷，屋里光秃秃，炕上连片破席也没有，只铺着几张水泥袋，没人把他们当回事儿。现在生活好了，街坊邻居见了他们客客气气，尊尊敬敬。

弟弟含着眼泪说：“这个家每个人的幸福，都离不开二姐。这个家每个人的好日子都是二姐用自己的命换来。每当我们吃喝玩乐，尽情享受生活之余，就想起了孤零零躺在草原的二姐。每当我们过节团圆聚会的时候，就想起了孤零零躺在草原的二姐。”

作者：老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