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 《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授权刊发，请勿转载。
原题：关于蒋介石日记的史料价值问题——以1949年蒋介石下野及其对北平和谈的影响为例
本文作者杨奎松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考虑阅读习惯，本文资料来源均删节。主要来源于《蒋介石日记》、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等。
自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经蒋家授权，向公众开放蒋介石日记手稿后，已有众多学者和记者查阅并利用日记的内容，撰写出了相当多的文章，对若干过去存有争议的史实，依据新刊布的蒋日记手稿，提出了新的论据。这些均说明了蒋日记确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是，伴随着蒋日记手稿史料价值的浮现，社会上，包括研究者当中，也不免会有不同的声音，如怀疑蒋在日记中记录历史的真实性。特别是鉴于以往曾被学者广泛引用，经过蒋及其身边工作人员事后加工修订和节录选编而成的日记类编及各种“记”等，已经证实其不尽可靠，因此，蒋日记手稿是否就能如实反映历史真相，因牵涉蒋记日记的动机，同样会受人质疑，亦属必然。
蒋介石日记手稿自1918年至1972年，除缺1924年外，基本完整。全面分析考证如此大数量的日记，自然没有可能。但集中比照分析蒋日记某一时段之内容，与各种版本所录之蒋日记，及同一时段相关史料反映之史实，则并非没有可能。同时，不管历史人物当年记录历史的动机如何，作为历史文献留存下来的记录本身的史料价值，断不能与其动机简单地画上等号。蒋日记手稿的史料价值如何，亦是如此。
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关于蒋介石日记的史料价值问题为了说明蒋介石日记手稿的史料价值，本文通过对比现有文献及回忆史料与蒋日记手稿所记内容的方法，对1949年1~4月，即从蒋介石下野前后到北平和谈破裂这一段时间蒋介石与各方关系及其态度、活动与作用的史实，作一具体的考察。
蒋介石1949年头几个月的日记，在日人古屋奎二1974年8月14日起开始在《产经新闻》连载的《蒋总统秘录》一书中，即曾有所引用。以后秦孝仪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内部出版）第七卷（下）也有摘录。台湾解严后，1990年代后期蒋介石个人档案陆续开放，人们又可以从蒋档所存《事略稿本》中看到这个时期蒋日记的片断。但因为只是些片断，且这些被整理过的日记片断，还时有文字改动的情况，故以往对蒋在这一关键时期的所作所为及其幕后原因的分析说明，都难免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憾。本文即试图参照以往资料的利用情况，比较这一段时间蒋介石的日记手稿内容，据以说明蒋日记手稿到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些什么，以及我们在利用蒋日记手稿时，应该注意些什么。
从日记手稿看蒋介石为何下野
1948年底，共产党在军事上已成破竹之势，国民党内部开始分崩离析，以桂系首领之一、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为代表，包括湖南省主席程潜及河南省主席张轸等，众多国民党党政军高级干部纷纷把矛头指向蒋介石，认为蒋领导无方，一味诉诸武力，应为失败负责，因而先后上书甚或通电，直接或间接地要求蒋介石下野，并推动国共和平谈判。
迫于形势，蒋介石开始考虑下野问题。1948年12月29日，蒋已要张群、张治中、吴忠信去见李宗仁，以探桂系底牌。得知李确有意要自己下野，代理总统一职，以推动和平，蒋不得不在1949年1月1日新年文告中，直言表示愿意有条件与中共“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且在文字中透露了可以下野的意思，即所谓“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缅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从此前公开看到的档案文献中，可以了解到的蒋介石的态度大致如下。
第一，对主和派表示已迁就民意、委曲求全。如蒋1月2日即曾有三电，分别给主和的白崇禧、程潜和张轸，说明：“中正元旦文告亦谅荷阅及，披肝沥胆而出，自问耿耿此心，可质天日。”“即个人之进退出处，均一惟全国人民与全体袍泽之公意是从。”
第二，向前线将领解释文告产生原委及作用。如2日有数电由总统府参军处给傅作义、陈长捷、杜聿明等，称：“政府今天在军事政治经济，无论那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过共党几倍乃至几十倍……在所遗憾的是，我们政府里面一部人员受了共党的宣传，因之心理动摇，几乎失了自信。”因此才有总统元旦文告，但“我们今天倡导和平，并非避战求和，乃是可战可和任由共党选择”。因此，各位仍须全力作战，因“能战才能和”。
第三，向国民党发出通告，说明文告的根本意义所在。如国民党中央临时常会6日发出秘密通告称：“一、……必须注意文告之整个性，不容曲解，不可断章取义……二、举国人民应于此时向破坏和平之共党索取和平，盖此后和平如不能实现，责任仍在共党。三、能战而后能和，为千古不易之论。故为达成和平之目的，必须加强军事力量……四、精诚团结，服从总裁领导，坚定革命信念，庶不致自乱步骤而为共党所乘。”
第四，为最坏之可能暗做准备，如蒋文告前两日已去电任命亲信陈诚为台湾省主席，以掌控隔海的台湾岛做最后退却和中央势力复兴之基地。文告发表第二天，因未见陈复电，蒋又再急电陈说明：“为何不速就职，若再延滞，则必夜长梦多，全盘计划完全破败也。”
由上述文献，不难看出蒋介石这时因军事失利遭桂系等地方势力“逼宫”，迫不得已发表和平文告，并透露出必要时可以下野的意思。但已有文献披露的蒋最早谈及“引退”的文字，已至1月8日，即其元旦文告发表一周之后，且对引退时间仍无说明，事实上蒋又拖了两周才告下野，因此既往研究大都判断蒋介石发表文告时还只是放言试探，并未决定引退。即使否认蒋“恋栈”者，亦对蒋下野的动机和内在原因解释不清。相关著作未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
实际上，对照蒋介石日记，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蒋元旦文告后的想法和做法。据日记所记，蒋1月1日在团拜会上宣读元旦文告之后，即见李宗仁，告诉后者自己下野决心已定，唯“去职工作必须经过一时间，不能草率行事，以致将来有负于彼望。并转劝健生稍安勿急也”。《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以下所引蒋日记出处同此，故从略。
另据蒋当日所记“上星期反省录”亦可知，蒋这时已在考虑下野后的局势发展问题。而他对自己下野后战局发展的估计十分悲观。他判断中共或陈兵江北，逼桂系组织傀儡政府，然后用政治方法逐步统一中国，或兴兵南下攻取京沪，在苏联援助下补充军实，建立空军，使南方各省军政完全崩溃，无法抵抗。因此，蒋介石的估计是，届时唯有两途：一是“勉强撑持残局，维系统一局面”，等待国际局势和共产党内部变化；二是国民党现在党政军问题积重难返，要打破此半死不活之环境，正好退而改造，“另起炉灶，重定革命基础”。
蒋之所以一方面认为自己必须选择下野一途，一方面在文告发表后又未及时宣布下野，也只有在日记中才能具体了解其主要原因所在。此中原因实有几层：第一是出于其强烈的自尊心，即蒋依据1927年、1931年两度下野的经验，深知这个时候下野为必须，但出于自尊，既要下野，又要使人相信，他下野全为自动，而非受桂系等胁迫。为此他曾专门派要员赴汉口告诉白崇禧此一意图，强硬宣称：“余下野必自主动而毋使余陷于被动而致无法下野也。”《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6日。第二是为了有足够的时间预为部署。蒋要利用这段时间，对东南、西南各省军政部门，包括各绥靖公署领导人大都进行新的任命；紧急调运前线各大城市银行之通货往上海或广州；部署北平一线的中央军及傅作义部紧急空运青岛，以保南方作战实力；亲自督导淮海战役中被围的杜聿明部，力图有所挽救；控制中央银行，不使国库所存外汇及金银等落入新当政者手中。这其中又尤以后两者最为牵动蒋的神经。
对嫡系将领杜聿明及其所部的险境，蒋自始就极为关注与紧张。从1948年12月下旬起，蒋几乎天天与杜电报往还，指示要领，并严令空军全力参战并救援。然而所得战报却天天送来“战斗惨烈”、“众寡悬殊”、“伤亡殆尽”、“情势危急”之类的讯息。1月7日，蒋已多少意识到杜部已无法组织反击，因而恐难于突出重围了。8日，蒋得知杜集中尚能作战的少数部队，决定拼死一搏。当晚，蒋紧张得辗转反侧，无法入睡。次日凌晨3时即起床祷告：“恳求上帝默佑我永宿间杜部本日出击能如计成功也。”《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9日。但10日上午蒋即得到空军侦报，杜部大半已被歼灭，只剩3万人还在陈官庄以南方向做最后的拼杀。蒋得讯后，“一时之刺激悲哀，难以自制。”然而随后传来的消息则显示，陈官庄战火已渐停息，所有电讯均已中断。蒋唯有暗自祈祷“天佑忠良仍能脱险来归，重图复兴”。事实上，蒋亦深知，此种希望同样非常渺茫。临近中午时分，蒋介石已从激愤和绝望中渐渐平静下来，在无可奈何之中安慰自己道：“我黄河以南地区之主力，今已被歼，则兵力更形悬如。但已尽我心力，无可愧对我将士”；称：“今后下野可以无遗憾矣。前之所以不为桂系强逼下野者，惟此杜部待援我责未尽耳。”
不过，为未来着想，蒋介石对中央银行事，其实可能还更为敏感。还在1948年底，蒋就已经开始考虑和部署将国库所存的大量外汇和金银南运，甚至撤往台湾岛了。1月8日，他意外得知新任行政院长孙科竟要免除自己的亲信俞鸿钧中央银行总裁的职务，自然倍感紧张和不安，因俞此时正在督办此事。蒋马上托人转告孙科：“俞撤职令不能下”。次日一早，蒋又召俞来问原委，对孙“无故将其撤职”，怒斥为“无耻无赖者”之举。接着，蒋又找来司法院长王宠惠，询问从法律角度如何能够禁止行政院干预中央银行事务。得知二者行政隶属关系无法轻易取消后，蒋更为愤怒，痛斥“孙科狰狞益甚”。这一天一直到晚上，蒋都在与亲信谈话，痛骂孙科。11日，蒋终于想到适当办法，于是先找来经济部长翁文灏，询问有关事宜，接着和身边亲信人员商量如何用合适人选替换俞并使孙科无法拒绝。因蒋已有情报，孙科知道蒋必欲控制中央银行后，“对中行人选不敢坚持也”。经俞鸿钧提议，蒋最终决定提名原中行副总裁刘攻芸接任俞的职务。孙原想用自己人控制中央银行，见此情景亦不敢坚持。蒋既同意免去俞，孙自然也只能接受蒋推举的刘攻芸。如此，蒋又以总统名义特派俞鸿钧为中行常务理事，连同中行总经理席德懋等，他仍可继续完成此一搬空国库的工作。而蒋介石坚持要把国库搬空，运到自己能够牢牢控制的地方，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勿使两行外汇为后来者消耗于无形，为国家与人民保留此一线生计”。
了解到上面的情况，再看日记中的相关记载，不难发现，蒋介石这时确无恋栈的想法。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此天塌地陷的形势下，蒋不愿意成为舆论攻击的焦点，徒然毁坏自己的形象。他这时在日记中写得很清楚：今日“与其勉强维持目前难挽之颓势，徒失威信，增加诋毁与疑谤，则不如放弃权位，表明心迹。而且今日若干人民心目中，以为余不下野，则一切责任皆在于余一人”。与其如此，不如让彼辈经受一下“共匪之压迫、军阀之摧残”，当“其痛苦与黑暗更无底止，是其必有释然憬悟之一日也”。故他从发表元旦文告之日起，就一心准备好了要下野。且在蒋看来，此举得远大于失。因为眼下这种兵败如山倒、树倒猢狲散的局面，不仅蒋拦不住，李白也一样收拾不了。他断定李白求和必难成功，也看准即便中共肯与李白谈和，拖延中共过江时间，对自己也无不利。总之，他确信把国民党这时的烂摊子丢给李宗仁等主和派，自己只要牢牢控制住国库中的金银和外汇，多数军队就必定会跟定自己，而不会受李白左右；自己也就不难另起炉灶，并像过去几度下野一样，时机一到，便东山再起。
至于国民党这时的烂摊子究竟有多烂，从现有文献中最容易了解到的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对其自身所造成的巨大伤害与对蒋权力的严重牵制。桂系等乘蒋之中央军力量严重削弱之际发动逼蒋下野的行动，就是最明显的一例。对照日记可知，蒋此时不得不选择下野，与国民党内部的分崩离析不无关系。其对挑头的白崇禧只能在暗中痛责其为“逆”，是“谋叛”，公开场合还得“吾兄”长“吾兄”短地极力示好。他这时唯一能够想到，却未必能够做的，也只是对“逼宫”行动做得太过露骨的张轸，有“撤销其军队”的打算而已。
实际上，从1947年下半年以来蒋介石的日记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国民党内部各种问题积重难返已愈益深恶痛绝，再三想到过下野问题，且不止一次地宣称，与其在这种基础上勉力维持，“不如从速去职，任人淘汰也。”因此，局势发展到如此地步，各种乱相愈演愈烈，像过去一样，蒋介石选择下野，也就是必然的了。
1949年1月19日，蒋介石正式决定引退了。他当天给北平傅作义去函指示方针，召见江防将领面授机宜，然后便约见李宗仁，告诉他准备接任代总统职。下午约见孙科、张群等，布置引退后的各种事宜。20~21日，蒋介石接连召见军政大员，说明引退决定。22日乘飞机离开南京，飞往杭州，再转抵浙江老家奉化安顿下来。
从19日当天和随后两天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蒋临退之际，内心似颇为不安。一方面他强称自己“心安理得”，“心地安闲，如释重负也”；一方面却又因“思虑不能安眠”，晚10时就寝，次日凌晨2时即再难入睡，不得不3时起床安排当日会客程序。直到21日正式发表文告宣布交权给副总统李宗仁。以后，22日晚上，他才踏踏实实地睡了一觉，从晚上9∶15分上床，到次日7时才起床。
他最后用以说服自己的理由，在日记中写得很明白，即：“近日各部公务员要挟政院加发遣散费等名目包围各院部，甚至殴击当局，社会上各种穷凶极恶军宪冲突，游勇散兵打车劫物，擅捕居民，拷诈威胁，政府至此威信扫地，纲纪荡然，人心背离，道德沦亡，尤其本党老者亦乘机压迫，旧恶图报，形势至此，无以为国，虽然救民负责亦不可得矣。”那意思很清楚，就是自己下野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因为党政军连同社会，全都烂透了，想救目前也救不了了。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李宗仁当政的态度
由于蒋介石下野后回到家乡奉化，很少再有电文资料留存下来，结果后人谈李宗仁主政期间国共交涉谈判内容者多，而具体能谈出蒋介石在此期间态度看法者，则少之又少。对蒋介石几个月时间在老家奉化溪口的活动情况，更是语焉不详。多数研究者将仅有的几份文献史料，加上几位当事人的片断回忆，作为研究蒋从1949年1月21日下野，到4月21日谈判完全破裂，重新出面参与党政军决策活动这一段时间其态度及作用的主要史料依据。而由此得出的结论自然也比较简单，即是强调蒋回乡后依旧大权在握，忙于军政要务。至于具体活动情况，其一是说蒋“在幕后指挥一切，李宗仁对国民党军政事务在事实上指挥不动”；其二是说蒋唯恐和谈成功，一再设法阻挠破坏。
对照蒋日记，可以发现，情况似并非如此简单，且有些人们用得较多的回忆录，也未必十分可靠。
据日记可知，蒋一行22日飞离南京，至杭州见陈诚谈台湾军政经济政策后，就飞回了浙江奉化老家。当日预定下星期工作内容，包括以闽粤台为根据地，展开南方各地分区游击战的设计与应付桂系南下的各种准备。此后接连数日，蒋虽身处山野之地，远离政治中心，却仍旧心系政局，但主要是不得不用心应付北平傅作义部接受中共和平改编这一突然事件，试图解救困于北平傅作义指挥下的中央军高级将领。
但是，如果说蒋介石回到奉化老家后，仍旧在全力以赴地策划种种阴谋，操纵军事政治局势，却也不甚准确。从日记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蒋回奉化后，大部分时间并没有花在处理政务、军务和召见军政官员方面，他每天至少有半天以上的时间是花在游山玩水或含饴弄孙上了。
如23日，蒋一早即听说傅作义已与中共达成妥协，军队接受整编。但他上午仍去游览藏山公园，再到乐亭旧地，并上潭上观鹭鸶捕鱼。然后去涵斋小休，继而参观医院、学校，巡游一周始回到其母墓旁的住处，召见部署商谈营救北平中央军将领事。
24日，与儿子蒋经国游白岩，探访母舅旧时住处，并往显灵庙游览。然后回到家里，一边做年糕，一边与孙辈玩笑。晚6时回住处，记事。
25日，蒋起床后处理北平事变。中午时分，文、章、武三个孙儿来蒋住处玩耍。下午蒋介石与蒋经国同游儿时游玩之地锦溪庵等处，后回住处晚餐，晚课后记事。蒋介石是基督教徒，每日早晚定时诵经祈祷，是为朝课和晚课。
26日，早上起床朝课并早餐后，10时来到镇上母亲老宅，即丰镐房。先至报本堂祭祖，然后与蒋经国及孙子一同徒步登武岭至顶。至中午才下山，遇到王叔铭等来访，即邀其一同去住处慈庵，讨论北平事两小时。正午3时小睡。晚在报本堂请族亲乡谊男女百余人吃送年酒年糕汤，并观看孙儿弄龙灯。
因蒋介石回乡后每日活动大体如此，有时还连续几天在周围较远处查访蒋氏宗族墓地和迁徙遗迹，找学人帮助整理和修订族谱，因此，基本可以断定，回到奉化溪口后，多半时间都优哉游哉，自得其乐。处理军政事务，已成副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蒋已失去实权，只能听任李宗仁等为所欲为了。实际上，蒋介石这时虽仍然握有实权，平时却只是由其身边的亲信注意监视南京方面的动静，定期听取汇报而已。必要时，他用以掌控军政的办法，一是借助其仍是党的总裁的身份，对中央执委会发号施令，通过党的中枢机构作出政策规定；二是借助于他在引退前已经任命和安排好的各关键地方和部门的军政要员，给予指示。如李宗仁上台第三天即分别电令台湾省主席陈诚和重庆市长杨森撤销对张学良、杨虎城的监禁措施，并指示空军总部派飞机分赴台湾和重庆，接张杨去南京。对此，蒋得到报告后，只通过军统负责人毛人凤电嘱陈诚、杨森对李宗仁的命令暂置勿复，即轻而易举地阻断了李宗仁的这一计划。
从表面上看，李宗仁等带头“逼宫”，迫使其下野，夺取了代总统职权，蒋介石对李宗仁当恨之入骨，难免会在背后处处与之作对。但具体检阅蒋日记，情况也并非如此简单。实际上，蒋介石对李宗仁的态度，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刚从南京回到奉化之初，蒋介石似乎还无暇去考虑与李的关系问题。除了忙于北平事外，就是尽量游玩散心。但到26日，得知李宗仁命令释放自己关押多年的仇人张学良、杨虎城，以买各方之好，蒋对李的痛恨之情骤然燃起，当天蒋即在日记中忿忿地写道：“德邻专以民主自由名词，为其讨好共匪、投降共匪之准备，是亦其毁灭政府基础唯一之方针。”称“此乃必然之事，而余愚拙，未先计及耳”。
27日，蒋因处置李释放张杨事，仍痛恨不已，又在日记中写道：“对李德邻命令，嘱杨、李、陈诚暂置不复，或以此非其分内之事向不过问之意复之，看他如何也。李之必然置我于陷阱及其掠夺一切之心，未到五天已昭然若揭矣。”
28日，尽管李宗仁一周前发表之就职文告，已在某种形式上公开向中共发出了求和的呼吁，但其27日致毛泽东公开电，承认可以毛1月14日所提“八项条件”为双方和谈之基础，还是让正在气头上的蒋介石怒火中烧。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蒋对李痛加斥责，称其“肉麻乞降诚不知天地有羞耻事，而共匪连日广播对其乞和代表及其本人之侮辱讽刺，无所不至，而彼反厚颜无耻若此，可痛极矣”。
但经过28日除夕夜，蒋的情绪又缓和了下来。1月29日，即春节。头晚蒋介石与家人欢聚于报本堂，喝酒并吃年夜饭。次日一早，蒋经国全家及张群、陈立夫等即来贺年，然后大家一同去晋谒蒋母之墓，上山摄影留念，再同往报本堂敬祖，复受乡族亲友贺拜，又再到周围各处蒋家宗族祠堂，甚至驱车远赴宁波蒋公祠敬祖。晚上大家聚餐，并观剧。一天下来，热热闹闹，蒋介石的心情大为好转，除晚上回过李宗仁一封信外，再不曾在日记中骂过李白和桂系。就连当天和次日写“上星期反省录”，也未再提及李。不仅如此，以后两天，包括1月31日写“本月反省录”，谈及戡乱失败及自己下野原因时，或归因于苏联，或归因于美国，甚至英国，独独没有像过去激愤时常常在日记中记的那样，归因于李白和桂系的叛卖。
蒋介石态度趋于缓和的原因，多半与李政府这时拟就的“和平方案”草案有关。这一草案分为甲乙两案。李虽表示承认“中共一月十四日声明所列八条件为和谈之基础”，同意修改宪法，却仍坚持“现有之国号、国体、国旗、国徽、国历以及人民之基本自由与经济生活等，应予保持……中华民国之法统，原则上应予维持”，并要求双方保留同等之兵额，统一整编，在此期间的临时政府，应由双方共同商定，通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产生。待宪法修改完成后，再依宪法产生新政府。
注意到李宗仁等似不像要出卖国民党的样子，蒋此后虽又在日记中提到李宗仁和桂系，但仅记事而未再责骂了。这时，李宗仁为推动与中共和谈，专程去上海与孙科、吴铁城洽商，且不顾后者和蒋的反对，坚持批准由北洋老臣颜惠庆和国民党元老邵力子等组团赴北平向中共示以善意。蒋在2月1日的日记中一度怀疑李宗仁此举可能是为防止自己东山再起，桂系力量单薄，想要与共产党勾结。但考虑到李拟与中共讨价还价的和谈方案，蒋也只是猜测而已，并不能下此定论。而仅就和谈本身而言，蒋介石这时其实也不是真的根本反对。他引退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能利用李把中共拖上谈判桌，以便延阻中共渡江南下。故蒋这时并没有因为有怀疑就再度激愤起来。实际上，当2月5日又收听到北平中共广播，声明不承认南京李白代表之政府，蒋内心里还多少感到一点平衡。他在日记中自问道：“未知李白与邵力子、张文白作何感想矣。无耻至此，尚计其革命之历史与人格乎？”
从日记中看，蒋介石自1月30日即大年初二起，在乡下专注的重心就开始发生了某种变化。除了继续游山玩水和处置个别军政事务外，蒋介石主要关注的只有两件事，一是青岛驻军的撤退问题；一是中央银行存金的运输问题。据2月10日日记所记，周宏涛当日由上海来报，称中央银行存金已大部如期运抵厦门和台湾，蒋得讯后如释重负。在大多数时间里，蒋明显地开始考虑他的那个“另起炉灶”的计划，即开始用心于党务改造和军队制度建设等问题了。按照他刚回到溪口时认定的“此次之失败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适合现在之国情与需要”、“而旧制度已先放弃崩溃”、“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的观点，他在春节期间已开始具体考虑改革方案问题，并明白告诉张群、陈立夫等，称“非彻底再造不能复兴革命也”。他为此甚至暗下决心，要建立独立自强基础，不再受外力所压制，应“终身服务于党务，领导革命，而不再当政”；至少“亦须在野五年，奠定民众基层工作，再出而当政”。此后，蒋介石经过几天思考，又记下了准备研究和考虑的重整党政军基础的问题若干，如军队制度之加强，本党制度与根本问题之研究，军队制度与教育方针之研究，以及新的政治组织、民众组织和统一机构之设置等。
在此期间，我们几乎看不到蒋介石与李宗仁扞格冲突的情况。基于上台伊始下令采取七大和平措施，李宗仁宣布的和平措施，包括取消一切有碍于人民自由及不合民主原则的法令与行动、停止特务活动、释放政治犯和启封一切因抵触戡乱法令而被查封的报馆等。结果并不能够真正实施的教训，李宗仁随后采取了随时将政府相关运作情况，特别是国共交涉进展情况，向蒋通报的做法。再加上阎锡山、何应钦等都有“不可使德邻无法执行而自逃，亦不可使之放纵无忌而败坏”的意见，白崇禧2月11日也专函为自己1948年底带头“逼宫”向蒋表示了某种歉意，并明白地表现出厌恶中共的态度，函称：“中共迄无诚意接受，仍继续其军事进攻。揆其近来所提条款与广播，变本加厉，蛮横无理，极尽压迫侮蔑之能事，迷信武力，违反民意，和平前途殆将绝望。”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仅不再斥责李白，还托专人转告白崇禧称：“现在李专政，白为李之切近左右，应以拥护中央，遵守法令作倡导，以健全中央组织，建立总统威信为要。”“切勿再如余当政时任意反抗中央，破坏法令”。对国共和谈问题，他也直言告李称：“以毛之八条件为和谈基础，直等于投降，何能再言整顿纪律、振作人心？”“对共匪不能有所期待，而以阻止其渡江为惟一要务。”在这段时间里，蒋唯一一次表现出相当激愤，也不是因为李宗仁，而是因为立法院2月8日关于仍旧在南京复会的决议。蒋称投赞成票者“多不知死日将至，仍如往日之放肆，毫无觉悟”，不得不派陈立夫立即回沪调解，务必使其迁往广州，以免南京“沦陷”后，政府立法机构落入中共之手。
2月21日，美国合众社有报道批评蒋“仍暗中主持军事与指挥中央银行运移金银，仍行使总统职权”。蒋猜疑心又起，怀疑此一消息当为桂系有意传播。但他很快得到报告，说李宗仁在广州私人谈话中明确表示，其推动和谈，目的在“使之复杂拖延，俾有时间整理军事，改进政治。至和谈基本原则，则与白健生所公开发表之意见大致相同，必须全面和平，反对北平式之和平，亦不赞同为共党所控制之联合政府。其最希望者为划江分治，宜在两分治政府之下建立一象征统一之联合组织”。李宗仁的这一态度，与蒋介石的意图可谓不谋而合，故蒋并没有因为一时的猜疑，重燃对李的怒火。不仅如此，得知李宗仁有改组行政院之议，蒋开始虽有所担心，曾想要李明确和战方针为条件，但这时也放弃此想，并转而劝各亲信予以支持。他在与重要干部讨论中甚至提出：“对桂系政策，希望其不降共，不参加联合政府，不违反党纪，则应始终支援之。”因此，当李希望免去孙科的行政院长一职，改任何应钦时，蒋亦能听其自然。他明确告诉何：“由李自决定不加预闻”。
进入3月初，蒋、李之间亦“合作”默契。蒋介石托张群回宁带回手书，详细说明对和谈的策略主张。李亦诚惶诚恐地回函，自承“德薄能鲜，骤膺艰危重任，午夜彷徨莫可为计，务恳钧座不遗，在远不时指示南针，俾有遵循为祷”。
不料，3月4、5日两日，南京有桂系背景的《救国日报》突然连发社论，要蒋出国。蒋当然认定系“受桂系之指使无疑”。与桂系走得很近的政客甘介侯这时也对外谎称，身为蒋介石亲信的吴忠信和张治中，已接受李宗仁的劝告，前往溪口劝说蒋出国。
有关吴、张此行详情如何，张有无帮助李宗仁劝蒋出国，过去只有张治中回忆录可用。按照张之回忆，他确曾当面劝蒋出国，并曾向蒋提议：毛所提八条件除惩办战犯一条不能接受外，“其他各项，都可加以考虑”。张并说蒋介石当时赞同了他的意见，即可借此“实现多党的民主政治”等等。但是，对照蒋日记，张治中多年后的回忆看来并不十分准确。
据蒋日记，吴、张二人3日下午到达溪口见蒋。“报告京中近情，并携李函来请示，重要者：一、和平条件及其限度；二、行政院长易人问题。前后约谈四小时之久。”
次日上午，蒋兴致勃勃与吴、张等人到附近山中游览数小时，午后“与吴、张谈话，研究匪方与邵力子等谈和结果”。三人一致认为“其本身有和平之需要，以及渡江后各种之顾虑，以俄国政策根本不愿共毛之渡江与英美势力接触，更不愿其统一中国。否则，俄必不能控制共毛也”。傍晚，蒋做完祷告并晚餐后，又“与吴、张谈对党的方针”。
5日，上午，蒋再“与吴、张检讨外交之经过”。蒋记述称：“文白以此次失败以外交为失败之总因，余同感，实得我心。”下午三人又一起“研讨共匪扩大新政协组织联合政府之阴谋”，但讨论结果，“尚无制止对策”。晚饭后，蒋再与吴、张二人“研讨对桂系之方针”。
6日，一早，蒋再与吴、张二人“在台前谈话”，原拟此日一同再游览山景，因吴忠信身体不适改次日。
7日，蒋上午与吴、张等人按计划去山里看瀑布，一路兴致勃勃。
8日，蒋“正午约吴、张来庵聚餐，张提本党非常委员会之组织与运用，颇有见地，惟地点颇难，应以总裁所在地为准也”。
9日，蒋“正午约吴、张来庵聚餐，研讨行政院长人选与和谈代表问题”。下午再度出游，晚餐后再研究行政院长问题，决定劝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
10日，早9时吴、张即报告蒋称，前晚在电话中转达蒋意遭到何应钦的拒绝，蒋、吴、张当即商定，由吴、张携蒋函飞赴杭州面见何应钦，再做劝说工作。故11时，蒋亲送吴、张至机场。
由上述蒋见吴、张经过，三人关系，及其蒋之心情，和蒋不断称赞张建议合其心意等情况，均可看出，蒋与吴、张之间这几天里没有发生任何不快之事。以蒋之性格和对桂系的疑忌，再加上《救国日报》的挑衅，吴、张如有配合《救国日报》的言论，势必会惹恼蒋介石。何况，蒋早就看到美国合众社所报甘介侯关于吴、张见蒋负有劝蒋出国使命的报道，并已认定其用心险恶，吴、张纵使负有使命，想也不敢当面提出。因此，蒋几天来不仅毫无恼怒情绪，而且自我感觉与吴、张谈话十分融洽愉快。所有谈话内容，亦均与《救国日报》挑起的话题无关。这意味着，不仅吴、张并未帮助李宗仁劝蒋出国，而且张治中恐怕也没有讲过中共八项条件中除战犯一条外均可接受的话。
事实上，吴、张溪口之行，不仅没有因转达桂系逼蒋出国的意见和提出与蒋主张相悖的和谈建议，而刺激了蒋的神经，反而还在弥合蒋李矛盾，在消除蒋对李的敌意问题上，发挥了相当的作用。吴、张到达之日，恰逢蒋得知《救国日报》事件，极度愤懑和猜疑桂系之时，吴、张竟使蒋相信，李并非完全不可用，而且还应给予支持。
正是在蒋介石的推动下，由于3月8日孙科辞职，李宗仁提出何应钦等请蒋“决选其一人”，蒋在与吴、张多次研讨后，确定了。何虽坚决拒绝，无奈蒋极力坚持，并派吴忠信、张治中、顾祝同携其亲笔函去杭州面劝，最终促成了何应钦与李宗仁搭班组成新的中央政府。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北平和谈的策略
有关蒋介石对北平和谈态度及策略的文献及回忆，目前所能见者，亦属有限。这一方面仍然是因为蒋引退在乡，直接处理政务之文字相对较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蒋这时大量指示意见，多经亲信转达，或以侍卫长俞济时等名义发出。因此，凡谈及这段时间蒋之活动与态度的著述文章，大都比较简略，甚或不尽准确。
如多数著作依据张治中回忆录的说法，称张受命率团前往北平与中共谈和之后，即于3月29日前往溪口面蒋，报告李宗仁、何应钦等商定的“腹案”。他回忆称，蒋对南京所拟“腹案”表示没有意见，并表示张任务艰巨，但他“愿意和平，愿意终老还乡”，张因此深受鼓舞。
对照蒋日记，张上述回忆内容也有让人生疑之处。
蒋29日日记称：“文白特来报告政府所定和谈腹案。余对于同意重订新宪法一条表示不能如此。明确之态度，是可以不坚持原有宪法之意，但必须经过合法程序与方式之下修改为之，乃为最大让步也。”
30日，蒋再记：上午“约见文白与礼卿（引者注：即吴忠信），南京电话李与共疏通增派刘斐为和谈代表，而文白等大不以为然。以刘为章为三年来剿共作战之参谋，而李、白必欲派其为代表，是其不惜以我方军事计划与内容贡献于共匪，以表示其投诚之真意。再进一步，桂、共合以宰割国军也。可耻可痛。但余嘱文白，仍应依理进行，并不顾桂系如何谋我，而一本原来方针。非至万不得已，或无可如何时，决不与之合作也。”
张治中30日当天即返回了南京，隔日率团飞往北平。
由上述对照可知，第一，蒋对南京腹案并非没有意见；第二，张也并非不了解蒋之底线与目的。不仅如此，从蒋记张治中对李宗仁等将刘斐列入代表名单反应和担心之强烈，亦可看出，张虽系受李宗仁代总统之命前往北平谈判，但其内心仍旧以蒋介石及其系统为正统。
从蒋日记还可看到，张治中回忆曾委婉劝说蒋出国事亦并非虚构，只是张记错了时间。3月上旬来溪口时，恰值《救国日报》和甘介侯事闹得沸沸扬扬，张即使有意，亦不敢提出此议。然而这次来溪口，因为时过境迁，遂委婉地提了出来。只不过，张吞吐间对蒋并未能详述理由，因而在离溪口前，又特别转托吴忠信向蒋详细表白了自己的想法。其内容是：“甲、避免成攻讦目标；乙、去和战失败责任；丙、使一般将领减少依赖心；丁、可增长见闻。”对此，蒋介石一言以斥之，曰：“其不知革命大道与责任也。”
有关谈判进行过程中蒋介石的态度及作为，一般所依据史料，仅为蒋介石4月间几封公开电文和蒋经国的片断日记。因此，许多情况，包括某些重要细节，今人仍多不明所以。细读蒋日记，其间种种经过情形明显较易澄清。
4月1日，张治中率南京代表团在南京方面隆重欢送下起程，抵达北平时却遭冷遇，机场只有几位负责事务工作的较低级别官员接机。当天及之后，北平报纸、广播仍连篇累牍用激烈语言痛骂南京国民党反动派。此种情形，使蒋介石进一步印证了自己的判断。他在日记中写道：“南京求和代表团已到北平，未开谈判而已受其轻伤与污辱，殊为文白危也。然而彼始终以共匪为可与，而不信余之警告及反对其充任代表之衷言，惟之听之。”
几天后，蒋介石得到北平传来的消息，称中共方面坚持他要负战争责任并受惩罚，四大家族财产亦须没收，且不论谈判成功与否，解放军均必须渡江进驻南方。对此，蒋介石更感放心，因为他自信，仅此就足以让李宗仁等不知所措，故他再度痛斥迷信和谈的桂系“愚蠢诚不可想象者也”。
鉴于“共匪枭张态度”，为避免张治中等被迫签下城下之盟，蒋介石4月5日得报后当即苦思应付办法，以至次日凌晨4时即醒。早祷后他即叫来蒋经国，要其马上准备对中央常会及中央指导委员会的议案文件。其基本策略是，通过中常会和指导委员会规定和谈必须受中央监督，并遵守中央规定之原则，方法上可灵活，如采取不简单拒绝中共之要求，表示赞同议和等等。午后，蒋更具体提出应规定和谈之前提条件三点：（1）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2）共军何日渡江，则和谈何日中止；（3）其破坏责任应由共方承担。
为避免派系矛盾加剧，桂系铤而走险，单独与中共媾和，蒋介石4月7日专门指示张群：“对桂系应再忍耐，予以开诚商谈，示以利害，只要其能共同对共，无论和战必全力支持。如其要求余出国，亦可容其考虑也。”
8日，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国民党召开了中常会，通过了蒋提出的和谈方针。9日，何应钦从广州致电代表团说明了中常会决议的内容，即（1）如共产党军队在和平谈判期间渡江，则宣告和谈破裂；（2）为履行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国际责任，对于以往的外交政策应予维持；（3）为切实维护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应停止一切施行暴力之政策；（4）双方军队应在平等条件下各就防区自行整编，整军方案必须有双方相互尊重同时实行之保证；（5）政府之组织形式及其构成分子，以确能保证按照（2）（3）（4）项原则实施为条件。同时，南京国防部也致电代表团，要求通知中共方面，务必立即把自和谈开始以来向前推进的军队全部撤回原来位置。
就在国民党方面作出强硬表态的几乎同时，意外地传来了中共中央态度转变的消息。
10日晚，蒋介石得报，“共毛与文白谈话要点”有四：一是条约中可不提战犯名字，只说明应追究其责任；二是条约签订时欢迎李宗仁、何应钦、居正、于右任等来平参加；三是改编军队时间上可放缓；四是解放军过江待条约签字后实行。至联合政府成立时间，更需要相当时日，故南京政府仍可维持现状数月之久，继续行使职权，免致瓦解。
蒋介石并不怕中共态度强硬，就怕中共施以缓和手段。因情况突然，蒋马上紧张起来。他在日记中表露了强烈的担心，称：“毛态度忽转怀柔”，“对桂系，对居、于，对我代表团，甚至对立法、监察两院，皆用笼络离间拖拉拆散示恩办法，尤以重视国共合作等语调施其诈计，此乃为本党一般投机分子最所得意，更加其投降热衷之意。”为此，他立即叫蒋经国去电何应钦和阎锡山，约李宗仁、白崇禧，决定亲自出面，在杭州举行会商。
但两天后，进一步的谈判情况通报让蒋多少松了一口气。因为通报显示，中共提出的具体条件，“除要求匪军过江占领江阴要塞及皖南沿江各据点以外，其对编军与联合政府之名额等更为苛刻”。
17日，拿到中共正式条件，即修正条件二十四条，蒋更放心了。因为，那“直是无条件的投降处分之条件，其前文叙述战争责任问题数条更不堪言状”。出乎蒋意料的是，这样的条件，国民党谈判代表黄绍竑、邵力子等还竟然接受转达之责任，这不能不让他火冒三丈，痛骂二人“无耻之极”！蒋的提议是，迅速提对案交中共，严拒其条件，并将全文宣布，以明战事责任与是非所在。4月20日国民党正式发表声明，拒绝中共所提和平条款，蒋并详细指示对案内容及措辞办法外，尤其要求国民党中央用党部名义严加驳斥，特别强调要将中共实欲“消灭行宪政府而实行其共产专制政府，比之捷克与波兰政府犹不如也之意，以昭告中外”。同时，蒋介石去函李宗仁，力劝其对和战早下决心，万不可再事拖延。
面对谈判破裂之局，力主和谈的李宗仁等自然极为焦虑。李深知无法接受中共之最后通牒式的协议条件，但除此之外，以他有限权力，也无法指挥调动军政组织进行有效抵抗。李宗仁因此电蒋，请求蒋能授予其指挥全权。蒋对此却明确声明：“余个人今日无权可授，如必欲余对军政干部用书面示意，服从代总统命令，不得违背，则不如由党决议，授权为正式也。但如此必欲其尊重党纪，恢复党与政正常关系。今后凡重要政策与人事，必须由政府提经政治委员会通过，并由代总统对党由书面声明以代誓词耳。”《蒋介石日记》，1949年4月19日。言外之意，蒋不反对让出总统全权，但李必须书面声明，承诺政府今后所为，均应先提经党的政治委员会通过。如此，蒋为党之总裁，李为政之总统，蒋仍可有效控制李之行动。
当然，考虑到中共可能大举渡江，蒋介石极为担心李宗仁会临阵脱逃，不得不重新出面指挥一切。为此，蒋明确提出恢复“党政常轨”之制，即主张再行以党统政之策。据此，他一面紧急部署亲信将领防守上海等地之战术，一面提出，应切实商定办法，党政定期会晤，为此应改组政治委员会和国防部，必须重新恢复彻底与持久的“剿共”政策，不能再有任何与中共中途谋和的情况发生。
22日，即在中共已开始渡江作战之际，蒋介石、张群、吴忠信、王世杰、陶希圣等终于在杭州，与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进行了蒋所期待的党政会晤。据蒋日记所记，在两小时的会晤过程中，李宗仁多半时间脸色阴沉，保持沉默。蒋则当场径直逼问各位与会者，是否决定弃和求战，反共到底？直到大家均点头称是之后，蒋才与他们商量军事、政治、经济与外交等各项办法。但李宗仁最后发言明确表示，他不能担任此一责任，必须蒋复出。蒋坚决拒绝，并明言不能再提此事。经休息后，会晤继续进行，商量组成了非常时期最高委员会，推举11人为委员，以替代政治委员会行使最高权力。李、何随即返回南京。蒋在归途及夜间，显然对李宗仁落魄恼恨之神态，有一种幸灾乐祸之感，称李“恼羞成怒、积恨成仇之色，充分表现于其面目之间。其傲慢仇恨憎恶，而又不敢发泄之隐情苦状，似又不可言喻者”。
次日，蒋介石总结自被逼下野以来与桂系较量之结果，不无得意地写道：
桂系李白三个月来积极对中央各军与党政干部从事挑拨分化与笼络，皆未能生效。而李个人对其权力亦未能尽如所欲，又以代总统名义而不能真正为正式总统，此于其竞选时及其初行接代职时所不及预料者。加之其接任求和，对共献媚的作风，自觉过度，最后共匪提出之条件几乎投降无异。故其处境实有啼笑皆非之感。此其不能不迁怒于余一身之总因。难怪其心狭识浅，本来如此，何足为异。
当然，一如既往，蒋在此时亦会因自得而显得宽容大度。他自承：“余亦不无过误，应曲谅之。而今后更当负责辅导桂系真能心悦诚服，团结奋斗，完成大业也。”
蒋介石日记的隐与缺——以蒋对宋美龄访美记述为例
很显然，蒋介石的日记手稿，对于今人具体把握此一阶段蒋之活动与心理，具有一般文献及回忆所不具备的重要价值。但是，限于时间、篇幅及性格偏好等种种原因，日记作者并不可能有闻必录、有感必记。记什么，不记什么；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任何人都会有自己的选择。而越是公众化的人物，在这方面的选择，甚至是避讳和顾虑，也就越多。以蒋此时之地位及其性格，其每日所记必会有所选择和避讳，亦属必然。再加上蒋日记手稿开放，为回避其家庭隐私，删除了个别内容。这也就决定了，即使如蒋日记，能够提供给今人更多史料，也还是不能简单用来作蒋介石生平思想研究的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论证依据。
读已经开放的蒋介石这段时间的日记手稿，就能注意到其有明显不及一般文献史料之处。换言之，有些同样极其重要的史实或感受，蒋这时并没有记入日记之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蒋介石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中显然没有真实地记录他在宋美龄赴美不归问题上与妻子发生的争执，及由此引发的内心深处的孤独、烦恼与抱怨。依蒋动辄发怒、常常压抑不住火气、会在公开场合和日记中骂人的秉性，其内心极度不满，却在日记中几乎不做反映，显与其记日记时有所选择和避讳的习惯有关。
宋美龄1948年11月底飞赴美国，初欲寻求打破中美关系僵局，推动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援助。但宋抵美后，遭到杜鲁门政府的冷遇，其努力并未能很快产生效果，相反，美国舆论对国民政府的批评有增无减。再加上东北瞬间落入中共之手，平津被围，徐蚌地区中央军亦受困，美国态度更令其失望。蒋介石自尊心大受损伤，坚持停止求援工作，要宋回国，宋却以种种理由拒绝。此事让蒋极为被动，甚至为此大动肝火。这在双方来往电报中有详实记载。
1948年12月1日，蒋介石首次去电问候初到美国的宋美龄。次日，宋美龄电蒋，已显露出求援事可能颇难进展的迹象。宋称：已与住在医院的马歇尔进行初步接触，仅泛谈时局而已，看来当初向美要求三年援助计划的设想，暂时只能先就援助原则进行接触，“因提出大数字易于人惊，且美方现所最虑者为被牵入战涡。”
严格地说，蒋介石对此种严峻形势下说动美国高层大力援华并不抱多少幻想。只是因为夫人必欲赴美求援，蒋不能不依。因此，他一方面尽力为宋提供“好消息”，称：“近日战况好转，徐州已自动放弃，即将在徐二十万大军向南对蚌埠附近匪之主力压迫包围，故蚌埠情势稳定，无危险，长江与京沪之威胁亦已消除。”甚至断言：“今后决照预定计划进剿。只要匪不逃窜，必可获得决定性胜利也。”另一方面，却极力劝说夫人即速回国，称：“吾爱见杜鲁门总统以后，无论结果如何，请吾爱速即回国，不可稍有耽搁。”因“自妹出国以来，兄心身皆甚不佳，务望速归。对于今后对外对内政策亦急待商讨也”。蒋并特别叮嘱：“在未归国以前，万勿发表任何言论，以妹赴美本与其当局说明中国剿共形势而已，说明后即可，别无其他希望。故自应立即回国。”鉴于1942年宋美龄赴美宣传抗战，曾在美国会演讲，造成轰动影响，蒋确信目前形势下夫人绝对“不宜于此时出席国会”，否则难免遭遇不快，不如“保留其国会对吾爱敬慕之思为要”。
但宋美龄到美后很快即见到马歇尔，杜鲁门总统亦约期见面，故她仍旧颇具信心，不想马上回国。为此，她明确告诉蒋：“已定佳日会晤杜总统，惟见杜后恐不克立即返国”，因为马歇尔明确表示在与总统面谈后还可与其谈。她并特别强调：“妹在此进行工作之内容非外间所知，并非常复杂，故不能详电，但务请忍耐镇静信心，祈祷上帝助我成功。”
12月11日，宋美龄见到杜鲁门总统，她详述了中国战局危险状况，恳请美国立即提供巨额援助，杜鲁门当场未作任何表态，仅客套而已。面对此种情况，宋美龄并不死心，仍电告蒋称，因英法两国需求亦急，美援中即必减少援英法之数量，故国会中阻力较大。但杜鲁门已“明了实情，并极愿相助我国”。她为此还必须再见马歇尔，争取到马的支持。宋美龄并且要求蒋介石，关于她的活动及去电，不仅不要与他人商讨，且“严令政府及外交人员勿发表任何言论为要。”
蒋介石与列强打交道的经验明显要比宋美龄多得多，况且他这时对美国情况的了解，也并不止于宋这一条渠道。就在宋美龄为自己继续开展对美外交寻找理由之际，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却电告蒋介石称：美对华政策未变。宋美龄这时密告蒋称，美政府原准备发表对蒋及政府极不利之文件，因孔祥熙力劝和她与杜鲁门的晤谈，已决定不予发表云云。而顾电却告知：刚刚见过美国代理国务卿，对方表示，发表对华态度宣言事，美方仍在研究中，并无改变之意。
面对军事形势恶化的趋势不可遏止，蒋介石认为目前绝非向美求援时机。“平津方面不久或将吃紧，津浦路方面亦不能过于乐观。”目前暂时只能保证“南京、上海最近决无问题”。他强调指出：“如果军事不利，则美方交涉更无希望，且将为人轻侮，不如速归。”自尊心极强的蒋介石，显然认为宋美龄这个时候作为中国第一夫人跑到充满轻蔑感的美国人那里去求援，实在是自寻其辱。但因为既不能命令，又不能发火，蒋除了重申自己的理由外，不能不用自己“近来身心甚不适”为由，来设法引起夫人的恻隐之心。
然而，对于蒋介石的恳求，宋美龄毫不动摇，坚持继续留在美国。此后不过两周时间，平津危殆，徐埠告急，李宗仁、白崇禧等群起“逼宫”，中共则发表战犯名单，誓将战争进行到底，蒋介石一时间焦头烂额，更感心身疲惫，感情上需要宋更甚。不意宋美龄12月30日来电，依然强调她此时断不能离美。因中共发表战犯名单后，美方态度明显有变，“妹一旦离此，此种工作或将中断，而国会开时亦恐发生波折，得不到多数援助。”
进入到1949年1月上中旬，蒋介石被迫决定下野后，对美国政府的态度格外关注。但蒋介石宣布有意下野的元旦文告和国民党地方派系等力主与中共议和，却使态度强硬的宋美龄倍感受挫。恰好这时蒋介石一直颇为反感的马歇尔去职，艾奇逊继任国务卿，蒋又重燃希望。不料宋美龄游说美国上层，全凭过去与马歇尔夫妇的私交，对艾奇逊则毫无开展游说工作之可能。她并且告诉蒋称，马歇尔辞职前，已承诺愿意推动援华，艾奇逊突然继任，颇出一般意料。而艾氏一向与左倾人士接近，情况颇不乐观。事实上，马歇尔下野之后，宋美龄在美的游说工作即告停顿了。
1月22日，蒋介石正式下野回到奉化老家，当即去电夫人，说明“诸事布置完妥，一切顺利，如息重负，心地安乐”。宋亦来电安慰并为蒋打气称：“深信上帝决不会任共产主义在中国能够成功，请勿忘兄之安全为第一，则余等仍可继续为国家努力奋斗。”宋仍坚持认为，自己留在“此间并非无希望，且与多方人士已有联络，正在极力推动中”。
因蒋下野后，国民党失败，大陆中国落入共产党人之手，已成大势。此种情势下，美国国内舆论和政界纷纷开始关注和讨论中国问题及美国对华政策。中国驻美大使及蒋派驻美国的相关人员，均对改变美国对华政策抱有期望，故再三来函来电劝蒋加强对美工作。宋美龄因此亦在隐身一月后又跃跃欲试，想要重启游说工作。她于2月13日电蒋称：“兄居乡静养，妹未能早返相从晨夕，固极痛心，惟妹在此表面虽已停止工作，但与各方之联系不能遽尔中断。一般对我友善者，佥谓妹一离此则势必前功尽弃，作用全失，未免可惜。为国为党，只得俟此间能告一段落时即谋归计耳。”
这一次，蒋介石看来是真有点不耐烦了。他刚刚得到消息，知道美国政府决定驻华大使馆不随国民政府南迁，决心留在南京，探测毛泽东是否会受苏联利用，显示美国有承认中共新政权的可能。蒋得此消息极为恼怒，此种情绪也随即反映在给宋美龄的电报中。蒋直言宋之工作不仅不会有价值，甚至可能会因过于卑躬屈膝更让美国看不起国民党，因而严重妨碍自己的工作。其电文冰冷严厉，称：“阮电悉，务望从速归来，勿再留美，以完成兄之志愿为要。否则恐兄之政策反受阻碍矣。何日回盼复。”
可是，宋美龄依旧不为所动。她明告蒋称：“若妹在纽约有碍兄之政策，则拟即日迁往僻静之处”。但回国不可能。她一改过去“为国为党”的理由，称无法回国另有原因，实因“此次来纽约，经医检验后，稍患有先母之疾，医嘱应立刻疗治，以免不测。惟恐吾兄忧念，故未告知”。现若不能做外交工作，亦必须留美继续医治。故返国之事，暂不可能。如有任何密示告之，可令蒋经国来美详告。
宋美龄祭出此一理由，蒋介石自然不能固执己见，但他还是希望宋：“早日驾回，面商一切，再定行止。”他表示：“如果必须在外医治，则总以不在美国而在其他国土如加拿大等处较妥，因有复杂关系决非面谈不可，更非函电所能详述。”经国赴美，徒引猜测，更为不便。
宋美龄到底没有按照蒋之要求返回国内，但随后亦一度不再出入各种公开场所，避去乡间休养。直到国共和谈破裂，中共占领南京，蒋介石走出溪口，重回权力中心，宋美龄复又另辟蹊径，开始进行对美国国会议员的游说工作。她一直拖到1950年1月，才在蒋介石的再三恳求下，由美国转去台湾，重回到蒋身边。
上述蒋、宋之间的来往电文在宋美龄1948年底至1950年1月美国之行这段时间的电文中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从中已经可以清楚地注意到围绕着宋此行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等问题，在两人之间所发生的种种争论了。但除了个别几处提及宋美龄，或提到拟夫人电稿，或提及为夫人祝寿外，在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蒋介石日记手稿中，涉及宋此行的问题，无论是两人之间的争执，还是极需亲情相伴的蒋介石因宋去美而抑郁，和对宋坚不归国之不满，均只字未录，这显然不近情理。虽然该手稿内容涉及隐私部分在开放前曾有专人审读后删除，但查此段日记被审读人抹去的部分极为鲜见。可知，此一缺失，当非审读过程所致，恐系日记作者当年记述时精心选择和刻意所为。
类似的隐与缺，自然不只以上所述。举此，只是希望说明一点，即蒋介石日记手稿史料价值再高，也有其局限。故治史者作为史料使用时，必须有所注意。
作者：杨奎松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