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版李鸿章》_手机网易网

本文摘自《绝版李鸿章》作者：张社生文汇出版社

序：李鸿章旧影

自从洋人敲开古中华的大门，在国人记忆里，耻辱之迹遍地，可记的片断多痛楚的行影。像李鸿章这样的人物，让人一言难尽，如今思之，不禁为之隐痛不已。我们过去只是从国人的视角看李氏的一生风云，史家的情感多少渗透在价值笔法里。其间也不免民族主义的成分渐多。但洋人怎样看这个历史人物，他们笔下的李氏的形象如何，却知之甚少。在真正通晓历史的人看来，李鸿章给世人呈现的往往是半个脸面。

终于在张社生的《绝版李鸿章》里，读到了那么多鲜为人知的图片和史料，才知道先前我们对洋人世界的模糊程度。书中的图片和绘画都有实录性，是西洋人为我们留下的中国印象记，这个大清王朝的风云人物的内心苦乐，文化冲突里的恩怨，总算有了另一种镜头。中土社会“被近代”的足迹，在根基上动摇着我们的旧有文明。作为这个文明的官僚使者，李鸿章唱的不过是日薄西山的凄凉之曲。

洋人文化的大规模入侵，对清朝的遗老遗少而言，没有精神的准备。专制社会下的愚民对此也只是阿Q般地呆看着。张社生借着大量的史料图片还原着当年的形影，像一部电影，婉转起伏之间，散落着人间的旧事。但我们的作者不像以往的谈史的文人那么严肃的道学气，他的轻松的笔触下自嘲的调子，把我们内心的沉重转换成智慧的内省。只有自信的读书人才会有类似的笔法，也只是自今天这个语境里，我们看人看事，比前辈多了一种洒脱，虽然其间也不免淡淡的忧戚。毕竟，我们的前人在巨变之际，还没有一个###的语境。也恰恰是那时种下的苦果，在后人的咀嚼里，才有了摆脱旧梦的挣扎，这挣扎直到现在，还在延续着。

李鸿章一生难以用一个尺子衡量，从不同角度看他，结论自然不同。他走了那么多国家，视野要比国内的官僚开阔得多，也因此搞起洋务运动，派遣留学人员出国，改造旧的外交路线，都是中国现代意识的萌动。只可惜他不能像日本的启蒙前辈从制度结构的层面深入思之，加之在官僚社会久浸，思想自然是笼子里的东西。先前学界争论，近代中国的开化是“被近代”还是“自改革”呢？如果是“自改革”，那么李鸿章是个代表无疑。不过就我看来，“近代化”是被迫的结果。你看，李中堂与洋人谈判，一步步退让，一步步妥协，又一点点讨价还价，还不是被迫的时候居多？因为是“被近代”，就一面是保守地面对世界，一面为了江山社稷而做小规模的修补，根底还是孔孟的旧梦，大清政权问题远比民生与文化复兴更重要。官僚下的走卒，能做的事情，毕竟有限的。

在剧变的时代，国人能应对棘手的国际纠纷者不多。李鸿章是个渐渐掌握通变本领的人，他知道，皇宫的那套思路不行，民间的义和团也是胡闹，至于孔老夫子的遗训也是失灵的。他身上的江湖气与痞子气，加上官僚相，在此杂然相交，于是形成了特有的智慧。在良知与世故之间，他选择了另外一种道路，二者虽不能得兼，可是却应对了一个大的变局。荣辱一身，善恶相兼，这在此后的官僚世界里，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传统。面对现代西方强势文化，想要使中华古国有点面子地斡旋，李鸿章对人的警示作用在正反两方面都是不能忽视的。

讲近代中国的变迁，日本、俄国是很好的参照。可是我们对此的深入打量，还不太够。同样是被近代，日、俄的路就与我们不同，大概是深层的文化起了作用也未可知。李鸿章是一个失败的群落里在安顿自我，及重建他人关系的象征性的人物。他走过世界许多地方，内心的体味一定复杂是无疑的了。他知道大清帝国衰微的结局，但一面又在修补着那个世界，竭力挣扎在东西方文化之间。他在受辱和自尊间的平衡点里，重复了古中国庙台文化与市井文化的精巧的东西。但那些还没有现代意味的闪光所在。所以梁启超对他的微词也是自然的了。不过他的价值也许在另一个层面更有引力。那就是在读书人看来，改良与革命是必然发生的事，因为重复李鸿章模式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这一本书的图录对读者是个刺激。那个大变动的图景不幸多是洋人记录着。那些铜版画的韵味，都暗示着人的命运。可惜我们看不到中国的画家对那个时代的描绘，那时候中国的文人还睡着，对不幸的国运似乎没有应对的力量。借着外人的图片，我们不仅感到精神的隐痛，还有审美的自责。直到现在，我们的画家对域外的事件很少反映，还囚禁在自己的天地。可是那时候日本的浮世绘对李鸿章世界的描摹，已透出研究异类存在的好奇心。当今天我们看到前辈被漫画地呈现出来的时候，才知道我们许久是没有“他人的自我”的概念的。这不仅是李鸿章那代人的悲剧，也是今天许多人的悲剧。李鸿章还不能说是过时的人物，现在人们常常谈及于他，变成不衰的话题，是因为我们还在历史之中，“被近代”还没有化为句号的缘故。

李鸿章档案

李鸿章叱咤晚清风云三十多年，是是非非一世纪。这小像绝不是中国画几笔能勾勒出的，必加之西洋画法、浮世绘画法才能写其真之一二。

照片上的李鸿章孙子

李鸿章的儿子不多，但是孙子辈人数不少（国字辈）。从右页这张李鸿章“全家福”照片看，光二儿子李经述就有大儿李国杰、二子李国燕、三子李国煦和四子李国熊。

李鸿章将爵位传给亲生儿子李经述，后由李国杰袭爵。李国杰18岁，以弱冠之年晋封二品大员，并以诰封通议大夫、建威将军、一等肃毅侯充钦差大臣出使比利时，后做了轮船招商局的董事长。

李国煦从小患眼疾，故戴墨镜。有人说张爱玲《金锁记》写的其实是李国煦家里的事，书中“长白”即是李国煦的儿子李家瑾，“长安”则是女儿李家瑜。《金锁记》里的曹七巧丈夫姜二爷就是以李国煦为原型创作的。

李国熊小时候长得可爱乖巧，这里的几张李鸿章和孙辈合影的照片里都有他的身影。张爱玲《金锁记》故事中的三爷姜季泽的原型即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的干爹李国熊。李鸿章有一枚德皇颁发的“红鹰大十字头等宝星”勋章，后来传给了李国熊，李国熊1952年去世前，又传给了他的大儿子李家珑，一直到“文革”爆发。“ 文革”中古代的东西都被视为 “四旧”，何况是外国人发的。那时李家珑一家住在北京后海后河沿，在抄家风刮起来的时候，为确保一家安全，在一个漆黑之夜，像避瘟神一样把它扔到什刹海里去了。

李大架子1米83

李鸿章身高至少是1米83。何以见得？西人书上大多说他“6英尺以上”。6英尺换算为米是1.8288米。有人还说他“6.4英尺”，1米95！这有点不可能。

纵观李鸿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李鸿章青壮年时带有五分江淮“武气”，人到中年微显三分劳累状，60岁后有点发福。晚年为多颗右牙掉落所困，面颊呈左满右陷状。而且他老年喜戴老花眼镜，可能和青壮年时用眼过度有关（此公年轻时是个职业写奏折的秘书型人才）。生命的最后六年，左颊眼睛下方一寸处又添大日本帝国的浪人所赠之“礼物”――一处枪伤的疤痕。疤痕略出，因为子弹尚遗留在皮下。枪击后，他的身体状况一日不如一日。“云中鹤”腰也弯了，气也泄了，眉骨也突出了，眼袋也大了，头发稀疏了，胡子全白了。壮士暮年，人比黄花瘦。

1米83的身高在当时普遍缺少营养的大清国里算是鹤立鸡群。中部地区走出来的李鸿章即使在北国满人中也是“云中鹤”。以前总以为关外满人人高马大，其实不然。查满清贵族和洋人站在一起的照片，传说中的满人大汉其实大多呈“矮胖型”，不信请看下页两张亲王照片。

1 米83的个子，站在国际舞台上给清国人的形象加分不少。观察当时的西人漫画，中国人普遍被画得高一些，日本人大多“倭”点。这其中难道没有在国际舞台上频频亮相的李鸿章的功劳？人这个生物大概还没有完全进化好，看人还是以生理上的尺寸论英雄狗熊。也许视觉上的“伟岸”就是能震人。日本人就深受这种“视觉论英雄”的影响，人家也将自己画成李鸿章似的1米8。不信请看18页日本的一张浮士绘。

当时大清国在国际上并不“高大”，但是有着高大身躯的李鸿章却能给傲慢的英国人一个先“身”夺人的印象。濮兰德在《李鸿章》里记载了74岁的李鸿章在一个英国人眼里的形象：“我从议院出来时，突然与李鸿章打了个照面，他正被人领入听取辩论。他像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仁慈的异乡人。他的蓝色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他看到的每个人投以感激优雅的微笑。从容貌来看，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会认为李鸿章难以接近，这不是因为他给你巨大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像是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文雅和对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

1892 年，英国一位青年政治家寇松勋爵曾来华旅行。他在两年后出版的《远东问题：日本、朝鲜和中国》一书中，记述了会见李鸿章的场景，并称这是他“毕生最美好的回忆”。寇松近距离观察了李鸿章。看到他“有六英尺多高，身着灰色丝长袍，戴黑丝帽，很有威仪”，“唇上的大胡子将嘴巴遮住一半，下巴上也留着中国式胡须。头发是正在变白的深灰色”。

何天爵是一个美国传教士，也是一个驻华外交官，1895年何天爵写了一本《中国人本色》（The Real Chinaman）。在书中他对李鸿章是这样评价的：“……他的仪态举止和思维方式更像一名战士，而不是政治家。他的身材要比一般的中国人高大，声音粗哑而充满饱满的精神，给人的感觉非常平民化，易于接近。”

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对李鸿章无甚好感。他给当时76岁的李鸿章画了张素描：“他看上去就是个伪善的家伙，穿着一双厚底缎面朝靴，站着的时候，身高在6英尺4英寸以上。他中过一次风，这使他的脸有一部分不能动弹，于是看上去总是面带微笑――一个危险的男人却有着一张纯洁的笑脸。因为这时候已经很热，李鸿章戴着一顶篾底纱面的帽子，颇似灯罩，一只孔雀翎被一根缅甸翡翠做的管子紧紧扣住。他的袍子外面罩着一件丝绸补褂，朝服的两侧各开着一个口子，这样以便于骑马，前后补子则依照他的官品而绣着白鹤，这是文一品的标志。补褂的外面，齐腰系着一根皮制腰带，上面挂着钱包和一些小袋，袋子里装着他的扇子、鼻烟，以及诸如此类。”

通过这几位英美人的话，可以看到李鸿章的“大架子”之一端，而且这“大架子”的确为他赢得了“威仪”、“威严”的感觉。

李鸿章的喜好（1）

李鸿章喜欢抽烟，痰就多。“地球人都知道”他的这个毛病。他每到一个国家，人家就为他特别准备一个痰盂。马关谈判时伊藤博文就想到了这个细节。有图为证。

他一直为“多痰”所困。仔细观察李鸿章的服饰，你会发现在他的腰部有一个小锦袋。那是锦囊妙计袋吗？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揭穿了这个秘密：（李鸿章的）“补褂外面，齐腰系着一根皮制腰带，上面挂着钱包和一些小袋，袋子里装着他的扇子、鼻烟，以及诸如此类。有一只袋子装的是一个袖珍痰罐，他不时地伸手取过来向里面吐痰（总督大人清理喉咙和鼻窦时所发出的叽里咕噜的声音，闻之者无不后脊梁发冷）。”都怪那时候科学不发达，我们的总督大人不知道“抽烟危害健康”。

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在正式场合，特别是有女宾在场的情况下是不抽烟的。李鸿章不管，这个老烟枪到哪儿都爱吞云吐雾。精明的比利时国王讨厌他抽烟，但是为了“销售”比利时枪炮，人家灵机一动说：“李总督不在此列”。说的时候，国王脸不红心不跳。俄国人就没有这么好的修养，俄国财政大臣维特看到李鸿章抽烟吐痰，当时不便发作，晚上回来全记了下来。后来，这个俄国的“中国通”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狠狠地“直笔”了一下李鸿章这个恶习：“用过茶点，我问李鸿章是否想吸烟。他于是喊了一声，颇有点像马的嘶叫。###人立刻从隔壁屋子里跑来，一个拿着一个水烟袋，另一个拿着烟草，于是开始吸烟的仪式。李鸿章静坐着吞云吐雾，他的侍者们很肃敬地替他点烟，端着烟袋，从他的口里拿出来，又放回去。很显然，李鸿章是想拿这种种隆重的排场来使我对他的尊严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不过在我这方面，我也使他相信，我对于所有这些排场丝毫没有在意。”

李鸿章虽然抽烟，但是他对鸦片十分不感冒。据说咱们的翻译家严复不知道回避，他在北洋水师学堂教书的时候经常吸食鸦片，搞得这个文职军官萎靡不振，为此他经常受到李鸿章的痛斥。

于私于公，他都反对鸦片。《伦敦每日新闻》曾有报道：李鸿章1894年8月27日会见世界禁烟联盟执行秘书英国人亚历山大时：“……他以最强劲的语言声称，中国政府一如既往地强烈反对鸦片贸易。这种贸易是列强通过战争强加给中国的，中国政府根据条约不得以允许印度鸦片进入大陆。……李总督最后明确宣称：‘你们也###白，如果你们停止毒害我的人民，我们就会立即禁止他们获得鸦片。’我（约瑟夫）告诉他，英国议会已经通过投票，将指定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华调查鸦片是否真的像有人指控的那样有害时，他气愤地回答：‘荒谬绝伦！’似乎十分的愤怒和蔑视，缓和了一下语气又说：‘任何人都知道，鸦片是有害的。’当我起身告辞时，他仍很善意地用热情的语言赞扬了英国公民为使中国摆脱鸦片所表现出来的仁慈。”

除抽旱烟外，李鸿章还喜欢喝点红酒，特别在就餐时喜欢喝上两杯。1896年8月29日的《纽约时报》就三次讲到他的喝酒：晚上李“饮了少量的酒后，早早就歇息了。”接着在另外一段报道中写了记者的提问：“他喝什么呢？”（李的随从说）“他只在饭后饮一点葡萄酒，是产于法国的红葡萄酒。”然后又在另外一篇报道中提到：李的饮食中“还有一杯淡葡萄酒。”（瞧，《纽约时报》一天之内有如此多的李鸿章报道，都快成了“专刊”了。）“会吃的老寿星李总督”一下子享誉美国，于是有保健品商人便想到将李鸿章包装成自己商品的代言人。无意间，李鸿章这会儿又成了中国第一个商品代言人。

李鸿章的喜好（2）

因为牙齿不好，年迈的李鸿章饮食多以“炖菜”为主。《纽约时报》报道中透露说：“李吃了燕窝、鱼翅、烤鸡、炒饭。”“当他被问及：‘你所称的适量饮食对一位清国的政治家意味着什么呢？’这位发言人说：‘是指鱼翅、燕窝、烤鸡和炒饭，这也是今晚总督所吃的。他每顿饭几乎都这么吃，他的生活极为简单。’”

除了饮食外，李鸿章的个人爱好是对“新玩意”极其感兴趣，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个“科技迷”。哈佛大学学术泰斗费正清主编的《剑桥晚清史》说：当李鸿章和他的淮军乘着从英国商行租来的轮船通过太平军控制区沿长江顺流而下时，他在船上待了三天，因而有机会思考西方技术的价值。李鸿章从上海不断地写信给曾国藩，赞扬外国军队遵守纪律和外国枪炮的巨大破坏力。他在评论一次战役时说，“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

他迷“高新科技”可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穷其一生的爱好。如果有心之人对他的奏折稍加整理，那就是一篇科技论文。李鸿章曾写过一份中国最早的科普文章――“蒸汽动力运转奏折”：“镟木、打眼、绞镙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拔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在那个“科盲”时代，这样的“科普”奏折算是凤毛麟角了。

李鸿章的这个爱好，一定为他赢得不少“实利”。当时朝廷因为知道他“识货”、“ 懂行”，很多公务采购大单都让他经手办理。据说他在天津的住处周围就像一个喧闹的万国商会，各色人等都来推销：比国的枪、德国的炮、英国的船、美国的西洋参、意国的洋布、法国的圣经以及荷兰的船运等等。如果真像某些人说的，他的财产等于现在的10亿人民币，那么，这中间有不少应该来自于这些“交易中介费 ”。他不收有人也会代收，此事古难全。

李鸿章爱好“科技产品”的故事一箩筐，如某年某月李到英国，对英国的一架缝纫机看呆了，李老不惜重金，给老太后购回一台！某年某月李老坐到刚发明的X光机上拍了张照片，成了中国第一个使用X光设备的人。

1887 年香港西医书院筹建，邀请李鸿章做“名誉赞助人”，李鸿章欣然接受并亲笔回信（信的内容载于1887年香港《德臣西报》），清国第一篇“在职干部”医学博士论文诞生了：“我认为，医学同化学是姊妹科学，应给以同样的重视，不但应该了解它们的组合，而且必须明了该如何分析，因为不这样，就不能在诊断和治疗上发挥精确的作用。永远关注于科学原理以行诊断的收获，能够补救在解剖学及化学的理论上的不足，而其最终的结果，是将智识由黑暗变为光明。天津医学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他们把先进的西方科学，运用到中国医学的实践里。”

这段话出自一个封闭的年代，出自于一个民智不开的社会里，真乃不可思议。西太后当时真该让他去管“中科院”或“社科院”，可惜那会儿还没有。

“科技迷”李鸿章还是个“克虏伯大炮迷”。1866年7月27日，中国代表团参观了克虏伯。李鸿章接到报告：“他（克虏伯的创始人阿尔费雷德?克虏伯）热情、好客，不像英国人、法国人那样藐视我们的长衫、马褂和长辫，他彬彬有礼地用盛宴款待我们这些中国人！”

1871年，李鸿章一口气向克虏伯买下了328门各种口径的大炮，布防在大沽口、北塘、山海关等炮台，首先稳固北京城的防务安全。

看他1874年的奏折，这个“克虏伯大炮迷”对克虏伯后膛炮相当精到：“后膛装药枪炮最为近时利器。查格林炮一宗不能及远，仅可为守营墙护大炮之用。惟德国克虏伯四磅钢炮可以命中致远，质坚体轻，用马拖拉，行走如飞，现在俄德英法各国平地战阵皆以此器为最利，陆军炮队专用此种，所需子弹之价格与炮价相等。” 对克虏伯大炮的偏爱，使李鸿章在1877年率先于淮军中装备了19个炮营，共有克虏伯大炮114门。每营有正勇144名，有克虏伯四磅后膛钢炮6门、马 150匹、车19辆。一不小心，李鸿章又成了中国炮兵的鼻祖。

1877年春，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同意了李鸿章的要求，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卞长胜、查连标等七人到德国埃森接受免费培训。

在克虏伯的暗示下，中国军事代表团与德国甫自德军舰厂家签了北洋水师的“定远”、“镇远”、“济远”舰的建造合同。之所以选择这家军舰厂，主要原因是李鸿章认为该厂生产的军舰配有克虏伯的龙骨、护甲钢板厚度和舰面的30.5毫米的克虏伯双管巨炮。

1886年8月，“定远”、“镇远”、“济远”从德国千里迢迢远航归队威海卫。

1888 年12月17日，北洋海军正式成立。在成立庆典上，李鸿章和前来祝贺的克虏伯特使一起走向战舰旁，指着“定一”、“定二”等鱼雷艇说：“结识克虏伯先生是我一生莫大的荣幸，十二年前他赠送我多个火车模型，今天，又是他帮我们的驻德公使（李凤苞）和留学生得到鱼雷德磷铜秘炼之法，使我北洋的军力大增啊！”克虏伯在1877年到1896年之间共得到了清政府约2000门大炮的订单。

1896 年，李鸿章到了德国克虏伯炮厂。克虏伯人热情地接待了这个公司几十年的大主顾，还为他专门出了一套纪念册。第二天，克虏伯亲自陪着李鸿章去梅喷射击场看望中国留学生。李鸿章对留学生们说：“克虏伯新式大炮最为精奥，只要苦心研究，操练、演放、修整诸事赶紧苦学，必得其秘。中国沿海南至琼州，北至营口，具有建置御敌之炮台。我之老矣，不能效力国家，将来伐谋制敌、御侮保国之重任皆落诸位双肩！”

爱沾个洋气儿

李鸿章的这个“科技迷”特质又引出了他的另外一个特征：爱沾个洋气。

晚清时代，皇家贵族爱沾个仙气，大臣清流们爱沾个清气，李鸿章不！这人眼睛向外看，做事儿爱沾个洋气：人家让子女学八股文，他却在家里请来美国驻天津领事馆的毕德格在家教儿子习洋文：“公子伯行（李经方）从之习英文，”“季皋（李经迈）朝夕与游，亦从问学。”不但孩子学，他自己也学。《李鸿章家族》里说：（毕德格）“还为他（李鸿章）用中文朗读了不下八百部英文、法文和德文的书籍，使李鸿章对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不再生疏。很难设想，当时中国还有哪一位高官像李鸿章这样，用这样的方式读了如此丰富的外国书籍！”这是大事儿，小事上，就连女儿孩子的喂奶问题，李鸿章也在信中这样吩咐：“乳姆既可，啜食一年后，照西法喂牛乳。”

最有意思的是李鸿章办西医院：1878年的冬天，他的夫人突发病症，郎中说是中风，外邪入侵导致半身不遂。吃了不知多少服药，然病就是不见好。无奈之下，李鸿章让英国传教士马根济博士来府一试。六天中，马根济大夫采用了“手摇电机诊治法”，终于挽回了李夫人的性命。李鸿章从此开始相信西医，由兴趣竟引申出了一个想法――能不能在天津建一所西医医院？他开始做天津的官僚士绅工作，甚至安排了一场由马大夫操刀的“手术秀”。当一个比拳头还大的颈部肿瘤被马大夫顺利摘除时，官绅们都啧啧称奇。在李的积极倡导下，社会人士募集了六千银两，再加上他亲自捐赠的四千两，共计一万两银子。光绪六年（1880）十一月一日，新建医院正式落成，即后来的马大夫纪念医院。《天津通志》有这样的记录：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规模完整的私立西医医院。

这样的事儿还有很多：李鸿章在江南制造总局里办“翻译处”，送幼童进美国学校，在自己的身边安排数十位洋员，重用三个“海归派”：马建忠、罗丰禄和伍廷芳。聘用外国人作幕友，任用外国人作顾问、教习、海军军官、舰长、仓库管理员、制造局帮办、军事教习，甚至他的外交谈判代表。李鸿章的幕僚里有大量的洋员。其中最突出的有两人：德国人德璀琳和美国人毕德格，德璀琳是工商企业中的外国人联络官。毕德格则负责管理在北洋海军任职的外国人员并总管外国人。以地域和语言为基准，他们两人之间还有一个不太严格的分工：德璀琳支配着在李鸿章手下任职的欧洲人，毕德格则吸引着美国人，有时还有英国人。

李鸿章还爱交洋朋友，有时在家里和他们高谈阔论，晚了就留他们下来一同吃饭。何天爵说：“除了身为高官，李鸿章身上带有东方式的架子和仪容外，他非常容易接触。任何一个外国人都可以通过他的幕僚，求见这位总督。许多人见过这位看似粗鲁的老总督，都从其身上得出了他知书达礼的印象。我们的一位前州长就受到过李鸿章极其客气的接待。当时这位州长和总督、翻译相距不远。州长事后告诉美国的朋友说：“好样的，我根本不认为这位总督是那种不开化的老顽固。”

不同于他的同僚“怕和洋人打交道”的自卑心理，李鸿章的天津北洋通商大臣衙门就像个小联合国，中外宾客日日盈门。何天爵自己就在1879年5月28日陪同美国前总统、南北战争英雄格兰特陆军上将去天津见了李鸿章。他当时充当两人的翻译。这段李格神交的故事，让李鸿章彻底征服了美国读者的心。

据记载，格兰特卸任离职后，携妻子周游世界。1879年5月28日格兰特到达天津之日，李鸿章曾予接待，两人一见如故。李格此番会面并非寻常应酬，其时正好发生日本吞灭琉球、置为冲绳县的重大事件，中国力争不成，清政府与李鸿章于是希望格兰特劝说日本放弃前议。格兰特的调停自然毫无结果，琉球并入日本版图已是无可挽回。

据说李鸿章在会面时看到格兰特的名贵手杖后，反复赏玩，爱不释手。格兰特见此情此景，知道李鸿章的心意，就说：“中堂既然喜欢这根手杖，我本当奉送。但这根手杖是我卸任时，全国工商界赠给我的，这代表着国民的公意，我不便私自转赠。等我回国，征得大家同意后，才奉寄致赠。”李鸿章立即致谢道：“不必不必，我不过随便玩玩而已。”

1896 年，李鸿章在纽约访问时，格兰特过世已经十年了。他特地探望了格兰特的###朱莉娅。朱莉娅设宴款待李鸿章。朱莉娅即把丈夫的手杖立于台上，向出席者讲述了丈夫与李鸿章的交往和友谊，也和盘托出这根手杖的故事。然后，朱莉娅面向大家说：“今天适逢李先生来访，故特恳问大家：诸位是否同意把这根手杖转赠给李先生？”她说罢，满堂的出席者一致鼓掌赞同。于是，朱莉娅当众双手举杖，奉赠给李鸿章。李鸿章深受感动，回国后，视同至宝，须臾不离身。

关于手杖相赠的事，对李鸿章来访事无巨细都报道的《纽约时报》上并没有明说。但是我们却在李鸿章拜谒格兰特将军陵的照片中，看到了一根李鸿章拿在手里的手杖。

而《纽约时报》描述是，拜谒陵后，李鸿章才第一次见到格兰特夫人，相见时才相互赠送礼物。《纽约时报》说：“当尊贵的清国宾客进入将军安息地时，场面非常感人。……他很虔诚地站直了身体，用极其悲伤的声音低吟道：‘别了。’他的思绪回到17年前与将军亲切会晤的场面，当时他们相谈融洽，因为他与将军一样都曾为了拯救祖国而久历沙场。”

“他的这一告别仪式使他的随从人员和美方陪同人员始料不及。然而这却是饱含敬意的最真诚的悼词和最意味深长的告别：‘别了，我的兄弟！’”

“结束这天的国务活动后，这位清国使臣造访了格兰特的寓所，在那里他见到了这位卓越将军的###，这是他到美后第一次带有社交性质的活动。”

“专程从乔治湖赶来的格兰特夫人见到李总督非常高兴。他向她充分表达了问候之情。离别时留下了纪念品，并接受了夫人回赠的珍贵礼物。”

“这是李总督访问纽约期间最引人注目的一天，有50万纽约人目睹了他身着长袍代表国家尊严的形象。”

优点就是“不学无术”

人人都说李鸿章“少文”。其实有关李鸿章的很多 “坏事”大多有两个消息来源：一个是保守派的“清流”。“清流”实际是“不流”，大多思想僵化，食古不化，喜欢卖弄过时的“大道理”，空话连篇，在朝廷上又不具体负责实际工作，早就脱离了社会，成了死水一潭的“大儒”。这些人攻击李鸿章：上不守祖制，下不厚文。还有一个来源是“康党”，“康党”放出的消息大多攻击的是“后党腐败”。“康党”一支笔梁启超虽然心里“敬”着李鸿章，无奈李鸿章是“后党要员”，而且手握大权。屁股决定脑袋，“党性”很强的梁启超曾经写出很多“后党传奇故事”。

比如1898年10月20日的《纽约时报》刊登了标题为《李鸿章结婚了吗？》的报道称：“来自香港、横滨的‘日本皇后’号邮轮，带回了一批东方的报纸，说李鸿章与慈禧太后已秘密结婚。”虽然第二天《纽约时报》又辟谣：“这是一则东方玩笑。”但是还忍不住在细节上描绘了一番，说：“据《中国邮报》（China Mail）报道，西太后与李鸿章在9月22日上午在一个叫“Sinfa”庙的地方成婚。随后，这对新婚夫妻乘火车前往天津，为了防止他人尾随，他们还将经过的铁路予以拆除。新婚夫妇将到旅顺港欢度蜜月。光绪皇帝为此暴怒不已。”这类有关“后党”“伤风败俗”的新闻来源，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后话。

“清流”骂李鸿章“少文”还情有可原，梁启超也说：李鸿章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为19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短也。”“不学无术”？梁启超自己就反对“食古不化”，他这么说就有点不厚道了。

不错，李鸿章是“不学无术”，他带淮军入上海，提拔人的标准是“会抓老鼠就是好猫。”这又怎么啦？依“八股文”取来的士，“学问”很高，带兵打仗却屡战屡败。

“ 不学无术”的李鸿章是真的“不学无术”，这在他不太迷信风水上可见一斑。这在当时的官场，是很罕见的“晦气”。那一年李鸿章为自己选百年后的墓地，在给哥哥李鹤章的家信中说“弟本不知堪舆，亦不甚信风水，但喜邻近包公坟，又滨大河”。后李鸿章的墓在大跃进时代给挖了，接着又被捆在拖拉机后拖撒一地，100 年后的后人想必定会因此叹息：“李鸿章终为风水所害。”呜呼！人和人，这差距怎么这么大呢！100年都没长进！

“不学无术”不坏，因为这个“术”是没用的“术”，是和当时的世界脱节的“术”，甚至还有点“巫术”之感。这个“术”听上去头头是道，其实是似是而非之道。

说到底，李鸿章是个实用主义者。“实用主义”历朝历代都不是一个褒义词，独独晚清。为什么？因为晚清遇上了“三千年未见之大变局”。本本主义用了三千年，一朝面对开放的外部世界，“洪水猛兽”早将这最后一根中国稻草冲得体无完肤。在这个大破大立当口，实用主义就是“和国际接轨”，就是“与时俱进”。

其实实用主义就是没有主义，李鸿章这人就是没主义。没主义也不错，连胡适都呼吁：少一点主义。“少文”就是少吊书袋。李鸿章痛恨“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

这么说“不学无术”真是他的优点。后来，李鸿章的“不学无术”又繁衍出另外一个“毛病”：“痞子气”。

“痞子气”还真管用

李鸿章的痞子气传说久矣，然打开历史一看，无非是一些谈判策略一类的小动作：比如某年某日李某对某洋大人持“不理不采状”。和洋人打马虎眼，用拖延术，施搪塞法，使挂羊头卖狗肉伎俩，装糊涂，这恰恰是弱势晚清一代为官的精明之处。试想，洋人强势，如果不用“蘑菇法”和他们“捣浆糊”，捣到哪儿算哪儿，那不是国将不国，民将不民，体无完肤吗？！李鸿章也有不“痞子气”的时候，当我大清比日本强大的1871年6月，李鸿章仔细看了日本带来的草案后立刻拉下脸来说：“此次章约，全改为一面之辞，而且综合西方各个条约择优采用。这岂非自相矛盾，将前稿作为废纸不成？未订交先失信，以后的事怎么办呢？”瞧，人家该说的一个字儿不落，全说透了。

外交讲的就是后面的软硬实力。痞子外交说白了就是弱势者的外交，就是“第三世界”和强人打交道时的一种武器。下面选了几张李鸿章接手外交前后的西人图片，看看中国那时候到底处在何等窘迫的境地。

“ 清流”的危害处就在这里，只谈自己的“立身”，不说江山社稷的“安危”。“清流”高歌的曾国藩一生光明磊落，却在“天津教案”处理上两面不讨巧。最后只好招来学生李鸿章三下五除二，施点“痞子气”，用点掉包计就把本案搞得八面玲珑。你说这件事上，是曾国藩对朝廷贡献大还是李鸿章大？有人说李鸿章手段卑鄙，洋人跑到人家地盘上喧宾夺主，这已经没什么好讲的，这时还和人家讲宋襄公的“仁慈”就是对“江山社稷”的不仁。

李鸿章最“痞子气”的就是签订《烟台条约》。这事儿堪称晚清弱势外交上的杰作，前前后后充满着赏心悦目的“痞子气”，读来让人在总体痛心疾首下产生局部扬眉吐气：1874年2月21日“马嘉理事件”发生。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翻译官马嘉理进入云南后被当地人杀了，英国公使威妥玛大闹起来。其时，英国人的军舰开入烟台，日本军队开始向朝鲜武装挑衅，这些都对大清国构成战争威胁。醇亲王主张与英国人决裂开战，而李鸿章的思路是：大清国不能再在外交上走一贯的老路，即事端一出，动辄开战，战则必败，败则议和，和则割地赔款。朝廷把这个难题推给李鸿章去处理。李鸿章就请所有的大使携夫人到山东烟台去避暑，让威妥玛也到烟台去谈判。他每天晚上宴请驻华公使和夫人吃饭跳舞，让他们非常满意。白天，李鸿章一面和威妥玛谈判，一面将消息通报给所有的驻华公使。慢慢地，那些公使和夫人都认为威妥玛没有绅士风度，说他得理不让人。夫人们产生了怜悯之心，就做威妥玛的工作，使他不得不做出让步。

1876 年9月，《烟台条约》签订。明里看，这个条约是个不平等的条约，但是英国人事后说：“这个文件既不明智也不实用，毫无意义，是一堆冗言赘语而已。”不错，李鸿章着实地和洋人“腐败”了一回，用掉了一些交际费，却办成了一件让对手哑巴吃黄连，“好看不中用”的事儿，这就是李鸿章“痞子气”的可爱。

李鸿章的这个“痞子气”让他受益无穷。后来，慈禧太后知道他有办法，就把一件“烫山芋”的事儿交他办。这又是一件“痞子”外交的范例。

蚕池口教堂，俗称北堂。它位于北京皇城西安门内的蚕池口，靠近中南海。这座教堂高达八丈四尺，规模宏大，归巴黎天主教会管理。中法战争爆发之后，慈禧老觉得这个教堂可以直接窥视到皇宫内院，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中法战争结束后，1885年慈禧就把这个难办的差事交给了李鸿章。

李鸿章首先任命了一个英籍传教士敦约翰为特别代表前往罗马和巴黎处理此事，并再三强调不要让法国政府知道。因为当时法国在中国享有特殊的“保教权”，李鸿章暗示罗马教皇可以商讨互派使者问题。敦约翰和教皇见面之后，教皇对派人驻华很感兴趣，他同意迁移教堂，要往中国派驻公使，并派人专门去巴黎协调此事。

法国政府表示反对。其他列强本来就不满法国在中国的“保教权”，得知此事后纷纷对法国政府的做法进行抨击，并支持教皇往中国派驻使者。法国政府不甘心失败，提出停发对国内教士的俸银50万兆法郎并撕毁法国和教皇的条约。教皇迫于经济压力，停止了派驻华使者的事儿。他们那里吵成一团，但是迁移教堂一事已经成为定局。9月，法国教会正式同意迁移教堂到皇城西北角的西什库。这就是现在北京的西什库教堂的来历。慈禧得知此事后，笑逐颜开，感叹这样的事情只有李鸿章才能办好。

其实，所谓“痞子气”就是一个政治家处理各种关系的老到和圆滑。用“清流”的理论套，李鸿章什么都不是，棋路没出处，但他能在不利的棋局中将你一军。慈禧能用“痞子气”的李鸿章，说明她不似“康党”说的那么蠢。

后来，这个集“不学无术”和“痞子气”为一身的李鸿章差点当了中国的首任总统。

“总统”李鸿章

李鸿章是想报答慈禧知遇之恩的，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一片丹心向“明月”的李鸿章差点当了照“沟渠”的“总统”。

北国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一闹，慈禧抽风了，山东抽风了，直隶抽风了，山西抽风了，半个中国都抽风了。但是南国的鱼米之乡却出奇的平静。封疆大吏如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闽浙总督许应?Y、四川总督奎俊、铁路大臣盛宣怀以及两广总督李鸿章等搞了个“东南互保”，公开地不执行“乱命”。

随着事情的越发不可收拾，暗地里冒出个“李鸿章大总统”的策划方案。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方案是，一旦北京不保，太后与皇上死于非命，到时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

李鸿章如果想当这个首任大总统是有他的实力的。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都是手握兵权、坐镇一方的实权人物。可是洋人呢？洋人可是当时中国的“隐形执政党” 啊。据说李鸿章以北上议和经过香港的机会，还向英国港督卜力打探。他问道：“我听说如果义和团把北京的所有公使全杀了，那么列强就有权进行合法的干预，并宣布‘我们要立一个皇帝’。如果是这样，你们将会选择谁？”他推测列强将选择“一个汉族人”。在这里，李鸿章暗示，如果列强决定用一个汉族统治者来代替满族统治者，他本人是愿意的。卜力回答说，列强“大概会征询他们所能找到的中国最强有力的人的意见，看怎样做最好”。

到了上海，李鸿章不走了，这一个多月里，前来拜访的人，上帖子的人很多。各种观点的都有。每天的电报多得来不及翻译。李鸿章的亲信翻译马建忠这天收到一封来自英国政府背景人士的来电，主张李鸿章不要失去此千载良机，拥兵自立。李鸿章置之不理，急忙让马建忠把那电文烧掉。

李鸿章这时的心理活动谁也不知道，或许他动了心，甚至他可能想到1863年洋枪队首领戈登说过的话（注：这个故事来自于梁启超，可能也属于“后党传奇故事” 一类的。）：“中国今日这个样子，不可能在世界上成气候。除非您自己来做，掌握全权可以对中国的事情大加整顿之。您如有意，我当执鞭效犬马之劳。”当时的李鸿章只是一个江苏巡抚，听了觉得不着边际，没有言语。现在想想这不是“受制于人”的自己日日所思的吗？由此他又想到了1896年和德国前首相俾斯麦在密室里诉苦的话：“与（慈禧）妇人（光绪）小孩子共事，亦是不得已啊。”

“总统”、“ 皇帝”对寄生于政治的人来说，的确是如雷贯耳的词。但李鸿章老矣，想想自己夜夜咳嗽，痰堵时气都上不来，夏天怕冷，冬天离不开火炉。这么一想，他的“总统 ”欲火便败了五分，再想想慈禧太后将自己从一个“苦大仇深”的江淮李小二子一路扶摇，提到一品大员，顶戴三眼花翎，赏黄马褂。有清一朝有哪个汉员有此殊荣？不仅这样，连老母李氏也被追赐一品夫人，晋封为一品伯夫人，晋赠一品侯夫人。皇恩浩荡，李某何德何才，还敢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李总统”可能就在这一念之差下给“差”没了。

带着棺材满世界跑

访问欧美八国时，李鸿章其实一身的病。传闻他老不声不响地带着口棺材满世界地“误国”，让人家看了还以为我中华四万万里无人。前面的那张参观访问克虏伯埃森梅喷射击场的照片，我们看到这位老人是坐着轮椅披着厚呢披风去的。（天不冷，披什么厚呢披风？只能解释此翁病了。）可是人家乐意。74岁的年龄如今算不了什么，当时可是“古来稀”啊，相当于现在94 岁的年龄吧。“百岁”老人还满世界地跑，到处展望“愿景”，说回来以后要这样那样干，这般那般地学，权当自己54，真乃返老还童是也。在俄国，他秘密签了《###》，虽然结果不佳，可是“联俄抗日”，那是满朝文武达成共识的事儿。有人说，他这么卖力是因为有“回扣”。这“回扣”的事儿，查当事人俄国财政大臣的书，是一口否定，只说给了张荫桓一些关节钱。

到德国，他会见了德皇威廉二世，跑老远去视察克虏伯大炮，交通不便的年代这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儿。他还去了德国前首相、赫赫有名的俾斯麦家乡，东西两个“俾斯麦”进行了一次交心密谈。

李鸿章说：“在我们那里，政府、国家都在给我制造困难，制造障碍，我不知该怎么办。”

俾斯麦回答说：“反朝廷是不行的。如果最高层完全站在您这一方，有许多事情您就可以放手去做。如果不是这样，那您就无能为力了。任何臣子都很难反抗统治者的意愿。”

李鸿章问：“如果皇帝一直受其他人影响，接受他人的意见，那我怎么办？每天都有一些麻烦，让做臣子的很难开展工作。”

俾斯麦伯爵忽然用了一句法文：“Toutcom-mecheznous（跟我们这里一样）。”接着又用德语说：“在我当首相的时候，也常遇到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来自女人方面……”

李鸿章笑笑说：“但您有一个坚强的性格，难道都能够平和地化解这些矛盾吗？”

俾斯麦说：“对贵妇们我一直是很有礼貌的……怎样能够把上面的旨意贯彻到下面，而让下面服从呢？军队决定一切，只要有军队就行。”“兵不在多，哪怕只有5万人，但要精。”

李鸿章回答说：“我们有的是人，就是缺少受过训练的部队。现在我终于看到了德国优秀的部队。即使以后我不在任上，我仍将在能力范围之内根据阁下的建议施加影响。我们需要聘用普鲁士军官，以普鲁士军队为榜样来训练我们的军队。”

俾斯麦说：“问题不在于把军队分散在全国各地，而在于你是否能把这个部队掌握在自己手中，自如地调动他们，使他们很快地从一地到另一地。”

离开德国，李鸿章又上路了。荷兰、比利时和法国这里暂且不说，接着老人又横渡英吉利海峡去英国，谈了对中国至关重要的海关加税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所有的国家都说听英国的，英国人坚决不答应（可悲啊，一个主权国家想加点海关税都要去和别人商量）。然后横渡大西洋去了美国。

老人家在美国倒是风光了一回，人家把他看成是“地球上的老大哥来看地球上最年轻的小弟弟”。他像个电影明星一样。50万纽约人上街看他那“著名的黄马褂”。他对西方报纸大谈“我们计划将来在国内建立更多的学校”，“呼吁废除排华法案”。他说：“你们不像英国，他们只是世界的作坊。你们致力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事业。在工艺技术和产品质量方面，你们也领先于欧洲国家。但不幸的是，你们还竞争不过欧洲，因为你们的产品比他们的贵。这都是因为你们的劳动力太贵，以致生产的产品因价格太高而不能成功地与欧洲国家竞争。劳动力太贵，是因为你们排除华工。这是你们的失误。如果让劳动力自由竞争，你们就能够获得廉价的劳力。华人比爱尔兰人和美国其他劳动阶级都更勤俭，所以其他族裔的劳工仇视华人。”李鸿章这一拍一拉，骂得美国人舒舒服服，服服帖帖。姜还是老的辣啊。

接着李鸿章说了一段超前了100年的话，他说：“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 李鸿章一不小心又创了一个中国第一――“招商引资”。然后他从加拿大回国，在日本过界时，这个老头相当倔，为了履行自己的誓言“终生不履日本”领土，老人冒着生命危险让人在两只摇摇摆摆的船之间，颠颠簸簸地抱他过了踏板，这样他的脚就没有碰过日本陆地。

这次，李鸿章全程万里，一气呵成，并没有马革裹尸而归。早过了离休年龄的他，如果没有一个工作狂的心是挺不过这次远行的。

他到底刮了多少钱？

早就听说李鸿章有钱，他到底有多少钱？

李鸿章有钱，但是现钞不多，浮财甚少，大多为不动产和股票土地等。李鸿章生前家人谁也不提钱这个敏感的话题。死后，子孙打开《分家合同》一看，傻了眼：

（一）庄田12块、坟田1块、堰堤1道，安徽桐城县城内产业4处，另加省城安庆房地产14处，均留作李鸿章发妻周氏祠堂开销之用。由李经方经管。

（二）合肥县撮城庄田1处留作祭祀葬于该处之李鸿章两妾及李经方发妻开销之用，由李经方掌管。

（三）合肥县庄田两处为李经述之祭田（他葬在其中1处），由李经述之子李国杰经营。

（四）合肥县田产两处，庄田3处，墓地1处，留与经迈为其殁后之祭田及墓地，由李经迈本人掌管。

（五）李鸿章在合肥县、巢县、六安州、霍山县之其余田产及其在庐州府、巢县、柘皂村、六安州及霍山县之房产，均为李鸿章祭田及恒产。上述田产房产永不分割、抵押或出售，其岁入用于祭祀和维修庐州府城祠堂之外，所余部分用于扩置房地产。由李国杰经管。

（六）合同签订之日起10年后，若李鸿章祭田及恒产岁入逾2万担，除上述开销外，所有盈余部分由三位继承人平分，本规定永不变更。

（七）合肥县东乡李文安之墓地及祭田继续保留，不得分割、抵押或出售。

（八）上海一价值4万5千两白银之中西合璧式房产出售，其中2万两用于上海李氏祠堂之开销，其余2万5千两用于在上海外国租界买地建屋，该幢房屋为三位继承人之公有居处，归三人共同拥有、共同管理。

（九）江苏扬州府一当铺之收入用于省城江宁李鸿章祠堂之开销。

（十）分别位于江宁（南京）、扬州之两处房产出售，卖房所得用于扩建上海之公有居处。

（十一）根据李鸿章生前指示，江宁学馆分与孙子李国杰作宅邸，扬州一处房产分与李经迈作宅邸。

这份《分家合同》，如今在合肥大兴集李鸿章享堂的陈列栏展出。它不包括金银财宝等动产，只涉及到分布在安徽、江苏、上海市的土地、房屋和一处当铺等不动产，又没有注明这些不动产的规模、价值，因而难以估计李鸿章遗产的总值。

李鸿章有钱是毋须赘言的，他经营中国数十年，不可能不经营自家一辈子，他洋务中国一代人，不可能不帮着五个兄弟“脱贫致富”。实际上就连跟他一辈子的几个洋务大员，洗一下身子都能洗出八两油来。

可是他到底有多少钱就众说不一了。梁启超说：“世人竞传李鸿章富甲天下，此其事殆不足信，大约数百万金之产业，意中事也。”好事者用PPP（购买力平价）方法一算，说是几百万两白银，大约合今天人民币10亿元左右。

好像真凭实据的“硬指标”不多。倒是听说李鸿章在离开直隶总督之任时，将其带兵数十年所存之“小金库”八百余万两白银全部移交给后任王文韶。据说这笔巨款，后来落入袁世凯之手。

再一想，查它做甚？人家李鸿章又不是道德楷模，也不标榜为圣人立言，更不以清官留名。既然“痞子李”、“李二先生是汉奸”都叫了，还管他这等事儿。再说上至慈禧下至九品芝麻官，哪个敢说自己比荣国府的石狮子干净？连皇上都把A钱的“火耗”拿到台面上发“红头文件”了，“官位”都可以称斤论两地卖了，为什么要和李鸿章一人过不去？就此打住。

至此，李鸿章的素描稿子打好了，至于上什么颜色，请听后面一一分解。

带血的黄马褂

历史，距离我们越远，有的会越来越模糊，有的却越来越清晰，而李鸿章就属于后者。一件黄马褂，血染东瀛，让50万纽约人追捧，也让百年后的我们看清了李鸿章的真实面影。

黄马褂与三眼花翎

黄马褂本来只是清代官服的一种。清昭连《啸亭续录?黄马褂定制》中说：“凡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侍卫，乾清门侍卫，外班侍卫，班领，护军统领，前引十大臣，皆服黄马褂。”为什么侍卫穿马褂？因为马褂衣长只及股，袖长至肘。行动起来利索。为什么后来唯独清朝能将“黄马褂”这个符号普及到“文武百官”？是因为满清好这个。说到底清朝是“枪杆子里出政权”。

根据清官规定，三类人可以穿黄马褂:

第一类是皇帝出行时，各内大臣、御前大臣、御前侍卫等随从，必须穿着黄色的马褂以壮行色。这种黄马褂称之为“行职褂子”，没有花纹及图案。因为是因职而穿，所以离开工作岗位，或者不与皇帝同行时便不能穿。

第二类是皇帝狩猎校射时所赏赐的。这种黄马褂称之为“行围褂子”，按规定只有跟随皇帝狩猎时才可以穿。平时无故穿上属于犯禁，是可以被治罪的。

最后一种黄马褂是因特殊功勋而得到的奖赏。这种赏赐又称“武功褂子”，得赏的人可以在任何隆重的场合穿。这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赐穿黄马褂”。据考证，这种赏赐方式在清初并不盛行，大概是在道光或咸丰以后才开始出现。特别在对太平军作战时候，赏赐了不少黄马褂给那些镇压太平天国的有功者。后来慈禧太后把规矩给坏了。一次，慈禧太后一高兴，生生地将一件黄马褂赏赐给了为她开火车的司机。

李鸿章的这件黄马褂和这根三眼孔雀花翎故事非常多。当李鸿章过七十大寿时，“两宫赐寿，赏戴三眼花翎”。《异辞录》有一段话说:“同光以来，每逢庆典，李文忠常得异数。紫缰三眼翎，本朝赐近支八分，今以当古之九锡，人臣所不能有。”七十大寿这个时候，是李鸿章事业的颠峰，朝廷给他的荣誉和实惠，很多方面已经超过他的老师曾国藩。

但是这一切因为一场战争刹那间被“拔去”和“褫去”了。

一枪等于打掉了日本一个师

1894年9月16日平壤失守，次日翁同??抨击：“合肥（李鸿章）事事落后，不得谓非贻误。”光绪皇帝一气之下，给李鸿章予以“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的处分。这相当于现在的“行政记大过”、“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戴罪立功”的李鸿章后来还是没打赢仗，黄海海战爆发后，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让人家从海陆两路夹击攻占了辽东，威胁京畿。

甲午战败后，清朝政府派代表赴日本谈判，日本不予接待。1895年2月12日慈禧看了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转来的东京来信，说：“所指自是李某，即著伊去，一切开复，即令来京请训。”2月13日，光绪谕令李鸿章“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定和约”，“赏还翎顶、黄马褂，开复革留处分”。

《纽约时报》1894年8月6日有一篇报道叫《李鸿章黄马褂被清廷褫夺，带罪领军》说的就是这件事情。报道说：“李鸿章黄马褂被褫夺，算不上什么划时代的事件。然而引人注目的是，这可被视为大清朝廷力图以加强法纪来整合民心所用权术的一个范例。对西方观察家来说，本想弄明白如下事实，即为什么李鸿章在头天被任命为清军最高统帅，而次日甚至同日又被褫夺清国贵族的最高荣誉？这项荣誉赋予清国臣民身着‘黄马褂’的权力，而这种‘黄马褂’据说是大清皇族专用服装，禁止非皇族人员穿用。这个矛盾的结果令人感到啼笑皆非！”

熟悉清国人传统习惯和思维方式的人指出，“虽然朝廷颁布了禁止李鸿章再穿黄马褂的命令，但并没有同时撤销任命他为帝国军队统帅的圣旨。虽然李只能穿他的普通官服，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做清军统帅。如此看来，黄马褂的回收只不过是个警戒，希望这位帝国司令警惕，在抗击日本军队时必须有上好的表现。如果成功了，他可以指望重获黄马褂的殊荣，这无疑将是对他丰功伟绩的最高奖赏；但如果失败了，等待着他的可能是割掉他的马尾辫子甚至砍掉脑袋。”

差一点掉脑袋的败将李鸿章来到日本马关的春帆楼和伊藤博文“媾和”谈判。1895年3月24日下午4时，第三轮谈判结束过后，满腹心事的李鸿章步出春帆楼，坐轿子返回驿馆。谁知，就在李鸿章乘坐的轿子快到驿馆时，人群中突然窜出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朝李鸿章脸上就是一枪。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染黄马褂，倒在血泊之中。迷迷糊糊中，他还不忘叮嘱随员，将换下来的黄马褂血衣保存下来，要求不要洗掉血迹。然后一声长叹：“此血可以报国矣！”

今天，在合肥大兴集李鸿章享堂的正殿内，有一个紫檀木制成的玻璃橱，玻璃橱中陈列着一件染满暗黑血迹的李鸿章黄马褂，应该就是马关的这件。

小山丰太郎用的可能是土枪吧，威力不够大。李鸿章中的这一枪，子弹正好嵌在左眼下方一寸的位置。子弹虽然留在了体内，但并没有伤及眼睛。李鸿章不让取出来，俄国医生也坚持不取。一是老先生时年七十三，一动不如一静。二是老先生可能希望留下这个让伊藤博文揪心的“罪证”，和日本人做“有理、有节的斗争”。果然，一颗子弹换回一万万两白银，最后理亏的日本人要价从三万万两降到两万万两。这“一枪”甚至还引来了俄罗斯、法国、德国对日本掠夺辽东的联合干预。在他们的压力下，特别是俄罗斯有意无意地在远东作调兵姿态，吓得日本不得不接受中国三千万两白银的“补偿”，放弃了辽东。毕竟日本打败清国后，自己也累得只剩一口气了。

纽约50万人争睹黄马褂

他的黄马褂、三眼花翎得而复失、失而复得，而且还有一股子血腥味，这些让西方读者浮想联翩：原来，在那个遥远的东方国家，一个将军打败了，只要脱去他的黄马褂，就等于责罚了他。当黄马褂被重新还回，就意味着一个官员重新被信任。原来血袍可以“报国”。他们马上联想到《灰姑娘》童话中的水晶鞋，魔力无限。

美国记者在莫斯科报道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的时候，特别指出，“中国皇帝的特使穿着满人的黄马褂，头上插着美丽的孔雀羽毛，给热闹的大街增添了令人难忘的画面。”

如今穿黄马褂的人要来他们这里访问了。

《纽约时报》1896年8月23日从英国发回的新闻中用了一个醒目的标题：“李鸿章已经起航了！”（也就是说“终于等到了！”就这几个字把美国人等不急了的心态全表达出来了。）报道的副题是：“这位伟大的中国政治家现在正在去美国的路上！”新闻报道中也提到了“那件著名的黄马褂”。

黄马褂本身比李鸿章还要出风头，所以，1896年8月28日，当李鸿章踏上纽约时，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走上街头欢迎他。纽约警方说当天欢迎人数在50万左右。估计相当大一部分人是来看“那件著名的黄马褂”。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辑的《美国故事》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当李鸿章1896年8月到美国访问时，美国人列队街头，欢呼声一片，大家都希望能一窥这个重要访客和他那件著名的黄马褂。儿童们用黄色丝带将自己的自行车打扮得漂漂亮亮，以期引起这位贵客的注意。”

每当有客人到，孩子最激动，纽约街头孩子激动的场面这里没有，费城的欢迎场面倒有一张。

李鸿章的黄马褂《纽约时报》说得最仔细。《纽约时报》在1896年8月29日的报道中称：“卢杰将军与李总督通过翻译在作寒暄的时间，是仔细研究总督外表服饰的绝好时机。李穿着著名的黄马褂，这种马褂有点像披肩，看不出有什么实际的用途。马褂里面是深蓝色的织锦软绸外套，再里面穿着深红色的袍服，上面凹印着许多暗花的纹饰。他穿了一双白色厚底靴，把人的个子垫高了许多，戴的帽子是现已不再时兴的满清官帽，从上到下往里收束，露出刮得光亮的头皮，只剩下黑色的一小片，帽子后面垂吊着用丝带束编至膝的长辫。帽檐是黑色的，帽冠镶着金边，用灯芯绒制作的软织物从顶戴内向外披散出来。顶戴的正中有一个宝石纽扣，顶戴上还斜插了一根三眼花翎，在他的右手小指上戴了一颗光彩耀眼的钻戒。”

“其他成员由于官阶不同，他们服饰的花色也不同，穿戴各异。有的人顶戴上斜插一眼花翎，有的则什么也没插。”

感谢《纽约时报》这种近似于小说的描写。不说别的，这至少为我们留下了不少史料。按照咱们专家的话说：为我国清代纺织史、织造史、绣花史、印染史和服装史留下了颇有价值的史料。再者，美国记者的观察力不错，细节处经得起岁月的推敲。而且视角独特：看到李鸿章的黄马褂首先想到的是实用性。另外，弱弱地问一句，中堂大人也不怕热？8月下旬，纽约有时会达到华氏近百度（摄氏38―39度，大约相当于同时间的北京天气）。老先生黄马褂里穿得不少，仅记者看到的就有两套，而且是密不透风的长袍，里面应该还有呢。总之，那会儿一没有电风扇，二没有空调，想来也没有一个像埃及那样扇扇子的侍从。否则，这位爱细节描写的记者，一定会写上。查了一下清朝黄马褂的着装规定，发现李鸿章的的这身穿着打扮和朝廷的要求，竟没差多少！能不能这样看，李鸿章怕不怕热？怕热，但是人家讲职业道德。为了大清国的“风度”人家不要温度。战高温斗寒暑，心中只有一句话：“外事无小事，事事是大事”。难怪人家说他是“中国外交第一人”。

说到李鸿章是专业外交家，这话一点儿也不假。《纽约时报》说他是一位“面容慈祥的总督”：

“李总督脸上的表情，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慈祥，目光明亮，闪烁着睿智的光芒，眼睛里饱含了幽默和机智，鼻梁上架着一副老式的硬框眼镜，颧骨高而不瘦，皮肤黝黑却看上去显得很健康，显而易见，他过着悠闲和舒适的生活。”

“总督对正在举行的水上表演仿佛视而不见，甚至没透过舷窗向外看一看，一举一动都是那样怡然自得，使旁边的人习惯于服从，而他本人又不显得傲慢。他是那种从不向他人提出什么要求，但又总能获得满足的人士。他很能轻松地与人交谈，而不使对方感到紧张。”

《纽约时报》记者从邮轮进纽约海域的时候就上了船，邮船还要一个小时才能真正的靠上纽约港口的岸。这时候，美国政府代表已经先期上了船。记者站在旁边，开始观察“李总督”和美国代表的交谈：“宾主之间的谈话在漫不经心地进行，‘圣路易斯’号邮轮拉响气笛，慢慢驶进港口。谈话主要以总督发问的方式进行，他提问的方式是如此的随意，使人容易忘记他的身份和声誉，就像是老熟人之间的聊天，而不是这个特殊人物在提问。他的问题在舱房内不时激起一阵温文尔雅的欢笑，交谈的气氛平静、融洽。”

贤良寺李鸿章故事最多

贤良寺众多“留客”里数李鸿章的故事最多。他刚在京城做官那会儿就住在贤良寺，前前后后，断断续续住了四十多年，最后还终老于贤良寺。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有半年时间闲居在贤良寺西三跨院。这在他忙忙碌碌的职业为官生涯中，是从没有过的事儿，也是他一生中最投闲置散的一段时间。面对门庭冷落车马稀，他索性关起大门讲究起了“养生之术”。看书、练字、锻炼、吃饭和睡觉成了他一天的功课。“早间六七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纸。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少停，更服铁水一盅。即脱去长袍，短衣负手，出廊下散步，非严寒冰雪不御长衣。予即于屋内伺之，看其沿廊下从彼端到此端，往复约数十次。一家人伺门外，大声报曰：‘够矣！’即牵帘而入，暝坐皮椅上，更进铁酒一盅，一伺者为之扑捏两腿…… 凡历数十百日，皆一无更变。”

这些李鸿章闲居贤良寺的细节都是由曾国藩孙女婿吴永一条条记下来的。吴永这时正在李幕，被李鸿章“以通家子弟相待”，“晨夕左右，几逾一载”。李鸿章经常与吴永枯坐庭院，“随意谈论”。闲聊时，李鸿章曾经深有感触地对吴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看来李鸿章并不糊涂，中国的事情，有时候想和做完全是两回事。牵掣太多，坛坛罐罐太多，公公婆婆太多，一个人的力量又实在太小。有些事情李鸿章也没办法。

贤良寺最惊心动魄的故事无疑由李鸿章写就。1900年，义和团大闹华北平原，当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的时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带着一大帮人“西狩”了。大臣投降的投降，战死的战死，自杀的自杀。当时干枯的护城河里到处都躺着顶戴花翎的尸首。这时候，在两广总督任上的77岁李鸿章却在俄罗斯卫队的护送下回到了贤良寺。

李鸿章是10月5日由百人俄军护送，自天津乘船北上，于11日到达北京贤良寺西垮三院的。整个谈判期间，这里就是李鸿章办公的处所。当时占领者宣布除承认李鸿章住的贤良寺和庆亲王奕?恋淖〈κ恰坝汕骞?政府管辖的两个小院”外，其他均为占领军所有。庆亲王奕?磷≌?外有日本兵持枪护着，李鸿章住所有荷枪实弹俄国兵把守，外国报纸评论云：奕?痢叭缫磺敉健保?李鸿章“实际上是受到礼遇的俘虏”。

李鸿章到北京的当天，也就是10月11日，就会同庆亲王奕?量?始与德、奥、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多达11个国家的谈判代表同桌进行艰难的谈判。

谈判前后进行了九个月。由于早年马关遇刺失血过多，李鸿章一累就有眩晕的顽疾。近八十的人了，他还亲自过问每一个细节。一天，李鸿章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于是旧病复发。那会儿，洋人要价太高，他正好借着这病和联军打拖延战和消耗战。

李鸿章故事最多（2）

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代表大清国在“议和大纲”上签字。签字后，李鸿章吐血不止，“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

7月，李鸿章病情加剧，不能视事。9月，又患上伤风，“鼻塞声重，精神困”。

9月26日，相随李鸿章三十余年，负责“办理京畿教案”的周馥在保定直隶藩司接“相国病危，嘱速入京”的急电后，匆忙赶往贤良寺探望李鸿章。他记录李鸿章生命一步一步走到尽头的过程。

10月30日，李鸿章死前8天，他还到俄国使馆议事，据说俄使对他竭尽恫吓胁迫之能事，归来后“呕血碗许”，经西医诊断，系“胃家小血营挣破”。

11月1日，李鸿章胃部感觉渐舒，能靠床坐，睡眠也安静。

11月5日，病情似乎有好转。早上起床后，幕僚感到病人精神清爽。白天所谈，皆是公事时事。话多了，吐字有点不太清楚，精神也有些恍惚。事后想来，这正是回光返照的表征。晚间，李鸿章吃了少量梨汁、藕汁。半夜中感到他喉中有痰，呼吸带喘。

11 月6日，李鸿章虽然已经不能说话了。但是，家人轻声的呼唤，他还能答应。这一天，清廷发布谕旨，说李鸿章“为国宣劳，忧勤致疾，著赏假十日，安心调理，以期早日就痊，俟大局全定，荣膺懋赏，有厚望焉”。周馥说：“相国已著殓衣，呼之犹应，不能语，延至次日午刻，目犹瞠视不瞑。我抚之哭曰：‘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罢。’忽目张口动，欲语泪流。余以手抹其目，且抹且呼，遂瞑，须臾气绝。余哭之久，不能具疏稿。”

实际上李鸿章临终前，守在身边的还有马玉昆。他俩目睹了李鸿章逝世前的一个多小时，俄国公使还拿着文件来到李鸿章的病榻前，逼迫李鸿章在中俄交收条约上签字，甚至想强迫李鸿章的助手拿出李鸿章的官印。李鸿章听了，闭上眼睛不答话。周馥大哭，哭声惊醒了李鸿章，他突然又睁开眼睛，把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周馥只好安慰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

说到这段，我们以前均取周馥这一说，似乎有点孤证的味道。其实《纽约时报》记者在李鸿章逝世后的第二天就从北京发回一个报道，题目就叫《李的逝世是因为和外交官的争论》，小标题：在和俄国公使的激烈争论后吐血。现在转译如下：“北京11月9日电：和俄国驻华公使雷萨尔为满洲条约问题激烈争论，直接导致李鸿章的逝世。

这个外交悲剧事件使日本找到理由来阻止俄国人的计划。两星期前，日本公使馆对这个条约内容已经大致了解了。日本一直关注满洲现状改变的问题，根据公使馆的要求，日本请中国全权谈判代表不要让其成文。中国全权代表拒绝了这个要求。由此东京的日本政府联络了中国南方的总督们，诱导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说服慈禧太后反对这个条约。其后，太后要李鸿章在修改条约后，征求列强们对其内容是否满意。

李鸿章去见了雷萨尔（俄国公使），解释太后的这个懿旨，结果公使强烈反对透露条约内容给其他列强们，一个暴风骤雨的会见发生了。李鸿章回到家后，吐血不止，医生把这归咎于久病后虚弱身体的过度透支。

这事发生后，南方总督们上了一个奏折给太后反对这个条约。太后电告李鸿章取消签字。

这个懿旨到时，李鸿章已经不省人事了，接着雷萨尔先生要求在条约上用印。先期从保定府来的周馥此时已经临时地接了直隶总督的位子。

美国公使馆已经降了半旗。致哀者和李鸿章家属将根据中国传统为李伯爵烧纸钱，供他在另一个世界里用。大街上挂起了致哀的旗子。所有衙门里的随从人员都穿着丧服，很多人的衣着呈传统风俗化。鼓手们在房子周围敲打着鼓。

李鸿章的不动产将由他的大儿子继续使用，而他也将负责供养家庭中的其他成员的生活。”

看来，俄使气死李鸿章的传闻确有此事。李鸿章在久病虚弱的状况下，还以79岁之躯亲自前往俄国公使馆商谈，确实有点“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意思。

一位驰骋大清国政坛40多年，显赫时能呼风唤雨的“傅相”，一位学生弟子上百，手上掌握着帝国最重要经济命脉，被西人称之为“东方俾斯麦”的老人，却客死在暂住地贤良寺。难道他没有钱在北京买一个永久居住的宅子？当然不是，李鸿章的钱虽然没有后人想象的那么多，但是绝对可以称之为“李合肥”。他在全国多处地方均有不动产。恰恰在北京没有。西单北大街西侧的一处“李家老宅”应该是李瀚章所置。崇文门外西总布胡同是李鸿章京师表忠祠。

李鸿章将自己的生命交付给贤良寺，是因为自他住进这里，他的事业飞黄腾达，仕途一帆风顺。他将它看成一块风水宝地，情愿自掏腰包，也要在这里善始善终。

慈禧为其也流涕

李鸿章死后，各国公使“闻其薨，咸集吊唁，曰：公所定约不敢渝”。从英国人画的画上，我们知道李鸿章家人专门设了灵堂接待中外人士吊唁。灵堂似乎就设在贤良寺里。

参加李鸿章葬礼的各国公使们络绎不绝。《纽约时报》在李鸿章逝世后的第二天为此还发了一篇报道，标题为《李鸿章的葬礼》：“北京11月9日，各国公使前往吊唁，他的儿子们披麻戴孝。”（小标题）

“各国公使今天下午穿着黑礼服，按中国习俗亲自前往李鸿章最后办公地点吊唁。中国士兵们正在街道附近排成行站着岗，周围聚集着有秩序的一大群人。这城市所有的官员大多站在院外迎接公使们。

灵柩被放在宽敞庭院（注：应该是贤良寺西三跨院）里一个临时搭建的凉棚里。凉棚里幕幔后的灵坛上敬放着灵柩，并且覆盖着来自皇家的柩衣。众多和尚在现场。

一排贡桌上放着食物祭品，总共有好几吨重。灵柩的四周点着香和蜡烛。

李鸿章的两个儿子（注：李鸿章此时一共有三个儿子），披麻戴孝站在香案旁，幕幔前有几只软垫子供中国官员使用。公使馆的人走向前，尽量低着头深深地鞠躬。吊唁团的成员向逝者家属念慰问吊唁信。已故政治家的大儿子用中文答谢，小儿子在旁翻译成英文。

这里的场面是令人难忘的，数百官员穿着官服长袍，各省赶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

李鸿章的死，有些人是真难过。第一个就是贤良寺方丈，因为这位老方丈和李鸿章“甚为投契”，据说“许多人通过方丈走李的门路，带携得方丈也显赫一时”。

接着是周馥。他跟着李鸿章，“诸多洋务实业依为臂助，深信不疑。”这位官至两广总督的封疆大吏，从头到尾的从政经历都和李鸿章有关。周馥的“起家”颇为传奇：李鸿章那会儿给曾国藩做幕府，每月领薪水6两银子。一次，曾看了周馥的文章，让李去找周来。李鸿章因为太爱周的才，竟然将自己的银子分出一半给周，将周馥私自收在“帐下”。那年周馥只有26岁。从此他一跟就是三十多年。李鸿章死后，直隶总督遗缺，清廷即命周馥护理，直至袁世凯到任接篆，才回直隶布政使本任。

再者就是慈禧太后。李鸿章病危和逝世之时，慈禧正在回銮道经河南的途中。据随驾的吴永记述，慈禧在得到李鸿章病危的奏报后，“为之流涕”。她伤感地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这如此重荷，更有何人分担。”第二天，慈禧听说李鸿章逝世，“震悼失次”。随扈人员，“无不拥顾错愕，如梁倾栋折，骤失倚恃者”。是啊，慈禧太后的命都是李鸿章“保”下的。联军立太后为“首祸”，李鸿章在谈判中使出浑身的劲，不但慈禧没事儿，就是“该惩罚的大臣将军”也大大缩水，甚至李鸿章还用监狱里的死囚犯把“罪大臣”掉包下来。现在这样的能人死了，慈禧能不难过吗？

李鸿章死后100多年，贤良寺周围的六个跨院里住进了100多户人家。这些人可不是过客，他们长住不走了。大殿里开了校办工厂，“洋务实业”办到了菩萨座基旁。周围配房就是教室，诵经声为朗读声代替。1990年贤良寺的“劫难 ”开始了，这一带被圈进了商业发展的“蓝图”。贤良寺金鱼胡同一带卖给了大连的一家房地产公司盖起了Lee Garden大楼。拍完《那五》后，贤良寺大殿等建筑也拆了，盖了校尉小学的新楼。100多户居民大多搬迁到劲松小区。金鱼胡同放宽了，成了车水马龙的大路。校尉胡同变双向车道，周围都是新大楼，珠光宝气的显摆。

想想也怪，贤良寺当时因为地段好、离皇宫近，曾经香客如云。如今也因为地段好，离王府井近而遭蚕食。说起前朝的李鸿章，这里的人一脸茫然，摇摇头然后继续吆喝着自家的商品。也好，李鸿章提倡的“办实业”精神至少被人保留下来了。

李鸿章有野心？

7月17日李鸿章乘招商局“安平”轮离广州北上。李鸿章密友南海知县裴景福和李鸿章在熙熙南风下有一场少有的“深入交谈”。李倚在小藤榻上说：“广东斗大城中，缓急可恃者几人？尔能任事，取信于民，为地方弭患，督抚不若州县也。能遏内乱，何至招外侮，勉之！”裴氏就目前的局势请教李，他答：“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朝厚德，人心未失，京师难作，虽根本动摇，幸袁慰庭?w拄山东，香涛、岘庄向有定识，必能联络，保全上海，不至一蹶不振。”裴氏问：“万一都城不守，公入京如何办法？”答曰：“必有三大问题，剿拳匪以示威，纠首祸以??忿，先以此要我而后索兵费赔款，势所必至也。”裴氏问：“兵费赔款大约数目？”答曰：“我不能预料，惟有极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作得到否？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

李鸿章遥望北方，心情久久不平，在场听者无不动容。李鸿章借此又开始发挥了：“事定后中外局面又一变，我国惟有专心财政，偿款不清无以为国，若求治太急，反以自困。中国地大物博，岁入尚不及泰西大国之半，将来理财须另筹办法。”话题由此转到中国之根本问题究竟在哪儿。裴氏先说：“窃有一言为公陈之，中国之弱弱于人，非弱于法也。人有得失，法无新旧，果得其人，因时损益，法虽旧亦新也，不得其人，虽博采古今，组织中外，适以滋弊。”李鸿章听了笑而讥之曰：“八股旧也，策论为新，策论得也，八股为失，我与尔皆八股匠，故说旧话。”这一番妙语，又让众人暂时忘记了天上的愁云，众听者哄堂大笑起来。

海风瑟瑟，白浪涟涟，李鸿章踏上了他人生的不归路。

这个躲在南国成一统，观察局势数月的老狐狸，终于悲壮地出洞了。直隶、北京，虽然眼下混沌不开，那毕竟是他这只江淮老狐驰骋多年的疆场啊！

轮船经过香港时，李鸿章在盛大的仪仗队和礼炮17响声中登陆，拜会了香港总督及各国驻港领事。

香港总督卜力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一直在观察李鸿章，说李“正在向这个（两广独立）运动卖弄风情，谣传他想自立为王或是总统”。卜力给伦敦的建议是：为了保证 “南方的安定”，“如果赞同孙中山和李总督缔结一项盟约，对于英国的利益将是最好不过的。”孙中山早已经看穿李鸿章。他谓李鸿章“既无主义上的信念，又甚缺乏洞察大局的见识，并且年已老迈，对功名事业早已看透”。

果然如孙中山所言，当得知李鸿章决意遵旨北上的消息后，港督卜力劝告李鸿章重新考虑北上的决定，认为“李鸿章留在广州，对和平事业最为相宜”，李鸿章客气地拒绝了。

这次会见，李鸿章了解了英国人对未来中国最高级别人事安排的意见。他目的达到了，卜力给伦敦的报告说李鸿章“不是不乐意当皇帝”。

这次香港停留，李鸿章没有见孙中山，也绝口不提“两广独立”。他从没有想把根扎在广东，也不相信孙中山能成大事。他所有的履历都建立在体制内运作的基础上，历来对“革命”二字深恶痛绝。他善于在各方势力中寻找最大的公约数。对此，他有几十年的“斗争经验”。

结束会谈时，李鸿章还请求联军占领北京后一定要宽宏大量，不要采取报复措施。他告诫卜力说，报复只会激起中国人更普遍的仇外情绪。

7月18日，李鸿章自香港启程北上，“平安”轮三天后到达上海。李鸿章要在这里观望再观望，这些天形势的变化是他始料未及的。

7月13日，八国联军分两路向天津城内发起总攻。

7月14日，八国联军占领天津。

7月17日，俄军屠灭江东六十四屯居民。

在上海，他的儿子李经述发来急电：载漪、荣禄之辈“党拳煽乱”，慈禧“力不能制”，“围城西幸势所必然”，切勿“轻身赴召，自蹈危机。”“天津失守，北京将不保，万勿冒险北上，切切。”7月21日李鸿章便以健康为由要慈禧赏假20日：“连日盛暑驰驱，感冒腹泻，衰年孱躯，眠食俱废，奋飞不能，徒增惶急。”朝廷的回电催他：“现在事机甚紧，着仍遵前旨迅速北来，毋再借延。”但是，李鸿章在上海还是采取观望态度。

上海这一个多月里，前来拜访的人，上帖子的人很多，各种观点都有，每天的电报多得来不及翻译。李鸿章的亲信翻译马建忠还收到一封来自英国政府背景人士的来电，主张李鸿章不要失去此千载良机，拥兵自立。李鸿章置之不理，急忙让马建忠把那电文烧掉。

李鸿章对慈禧并没有完全丧失信心。当荷兰公使克罗伯来沪告知各国公使拟让慈禧归政光绪时，李鸿章表示反对，说“太后训政两朝，削平大难，臣民爱戴，此次拳匪发难，只恐祸起腋肘，不得已?

作者：张社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