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 我的姐姐张爱玲》 作者：张子静 季季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回想到我们中国人，有整个《王云五大字典》供我们搜寻两个适当的字来代表我们自己，有这么丰富的选择范围，而仍旧有人心甘情愿地叫秀珍，叫子静，似乎是不可原恕的了。"

--张爱玲《必也正名乎》（一九四五年二月）

我第一次写《我的姐姐张爱玲》，是在一九四四年。当时张爱玲走红上海滩，做弟弟的我当然与有荣焉。但是不知情的人或许以为：我在《飙》的创刊号发表那篇一千余字的短文，是否有"卖姐求荣"之嫌？

即使有这样的误解，我当时也不能作任何辩解。何况事实也并非如此。

现在，时移事往，我有必要把当年向姐姐约稿被拒，不得不写那篇文章的经过作个说明。

和中学同学合办《飙》月刊

一九四三年秋天的某一天，我在光华中学的同班同学邵光定约我去他家，和几个久未见面的同学聊天。当时上海是"孤岛时期"，许多人心情都很苦闷，中学同学聚在一起，当然天南地北，无话不谈。欧战，太平洋战争，内战，抗日，汪伪政权"接收"上海公共租界，陈公博强制推行《大上海进行曲》宣传"大东亚圣战"等等，越谈越觉得世局如棋，生命如旅，左一声叹气，右一声也是叹气。

后来就谈到了文学和一些常看的杂志。那时上海的杂志很多，销路也很好。大家七嘴八舌聊着，有一位同学就说：

"别人可以办杂志，我们何不也试试？"

邵光定很喜欢文学，当时恰也赋闲在家，听到合办杂志的提议，立即眼睛一亮，很有兴趣的样子。一个同学说，他有办法接洽购买纸张。另一个同学说，他有办法接洽印刷所。还有一个同学说，他可以介绍我们去和当局打交道。所谓的"当局"就是指上海的伪市宣传处，因为不通过这个部门，就拿不到发行执照，杂志也别想出刊。

这些问题都有人承担了，剩下的就是两个关键。一个是谁当发行人（要拿出钱来做发行刊物的资本）。另外一个是谁来当编辑。最后大家公推邵光定当发行人。因为他家的老太太最喜欢这个儿子，只要他答应的事，由她拿点钱出来是不成问题的。

张信锦要我去向姐姐约稿

"发行人"有了谱，我也就只好答应去找个编辑。我后母有个表侄叫张信锦，也是二十多岁，爱好文学和电影，当时在浙江兴业银行工作。张信锦的嗜好之一是搜集电影说明书，对于编刊物也很有兴趣。

我们这几个青年同学，就这样三言两语决定了合办一个刊物。过后大家分头进行自己允诺担任的工作，半年以后有了初步的头绪。我和邵光定于是去找张信锦，讨论下一阶段的步骤：刊物的命名，向哪些作家约稿，稿费暂定多少，可能拉上哪些广告，一样样仔细规划。我们先决定刊物的名称叫《飙》。在那个上海"孤岛时期"的苦闷时代，希望《飙》带来一阵暴风雨，洗刷人们的苦闷心灵。还决定封面的颜色第一期用红色，第二期用深蓝色，约稿事宜则全部由张信锦统筹负责。我记得他当时约到的名家稿件有唐弢、麦耶（即董乐山）、施济美等人。

但是张信锦说，这还不够，最好能再搞一篇特稿吸引读者的注意。这就谈到了我姐姐张爱玲。他说：

"你姐姐是现在上海最红的作家，随便她写一篇哪怕只是几百字的短文，也可为刊物增色不少。"

我想想也有道理，就约了邵光定一起去找我姐姐约稿。

"我不能给不出名的刊物写稿。"

还没走到爱丁顿公寓我姐姐的住处，我就想到这样贸然前去似乎不大稳当。一来我姐姐的个性一向不爱见陌生人；二来她当时可说是红得发紫的巅峰期，向她约稿的著名报刊杂志很多，她成天在家里做一个"写作机器"也应付不了那许多约稿，也许不会答应为我们这无名刊物写稿。如果她当面叫破，我是他弟弟，听她几句排揎倒也无所谓，让我的朋友邵光定当面难堪就下不了台。

我把这层顾虑说给邵光定听，他也觉得不无道理。到了爱丁顿公寓门外，就请邵光定在外面等，我一人上楼去找她。她正在赶稿子，见了我一脸错愕。

果不其然，听完我的来意，她当面开销，一口回绝："你们办的这种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给你们写稿，败坏自己的名誉。"

说完她大概觉得这样对我不像个姐姐，就在桌上找出一张她画的素描说："这张你们可以做插图。"--她那时的文章大多自己画插图。

我从小在姐姐面前吃她排揎也习惯了，知道再说无益，就匆匆告辞，下楼把结果告诉邵光定。他听了倒也不惊讶，因为刚才我已做过沙盘推演，把可能的结果告诉他了。

不过我们两人都难掩失望之情，嗒丧地回去找张信锦商量。张还是希望把特稿的焦点对准张爱玲，最后他说：

"那么这样吧，请子静先生写一篇关于他姐姐特点的短文，这也很能吸引读者。"

我不放心地说："她看了会不会不高兴而在报上或杂志上写出声明或否认的文章呢？那样的难堪，对我们的新刊物可是一个打击。"

张信锦说："大概不会吧？一来是你出面写的，你是他弟弟，她怎么能否认？二来稿子的内容一定无损于她的声名形象，只有增加她的光彩，凸显她不同于凡人的性格，我保证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张信锦的分析，鼓舞了我的勇气。我于是凭着自小对她的观察，写了《我的姐姐张爱玲》这篇一千四百字的短文。

看看我五十二年前的观察是否正确？

时隔五十二年，我觉得应该把当年的旧文一字不易地登录于后，让喜爱或研究张爱玲的人看看我的观察是否正确，或者有所偏差？

她的脾气就是喜欢特别：随便什么事情总爱跟别人两样一点。就拿衣裳来说吧，她顶喜欢穿古怪样子的。记得三年前她从香港回来，我去看她，她穿着一件矮领子的布旗袍，大红颜色的底子，上面印着一朵一朵蓝的白的大花，两边都没有纽扣，是跟外国衣裳一样钻进去穿的。领子真矮，可以说没有；在领子下面打着一个结子，袖子短到肩膀，长度只到膝盖。我从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旗袍，少不得要问问她这是不是最新式的样子，她淡漠地笑道："你真是少见多怪，在香港这种衣裳太普通了，我正嫌这样不够特别呢！"吓得我也不敢再往下问了。我还听别人说，有一次她的一个朋友的哥哥结婚，她穿了一套前清老样子绣花的袄裤去道喜，满座的宾客为之惊奇不止。上海人真不行，全跟我一样少见多怪。

还有一回我们许多人到杭州去玩，刚到的第二天，她看报上登着上海电影院的广告--谈瑛做的《风》，就非要当天回上海看不可，大家伙怎样挽留也没用。结果只好由我陪她回来。一下火车就到电影院，连赶了两场，回来我的头痛得要命，而她却说："幸亏今天赶回来看，要不然我心里不知道多么难过呢！"

家里从前有一个小丫头，名字叫小胖，又胖又笨，长得又难看，姐姐一向讨厌她。有一天不知怎么高兴起来，一早起来就弹琴教小胖唱《渔光曲》。小胖实在太笨了，怎样也学不会，"云儿飘在天空，鱼儿藏在水中"，她老唱做"云儿藏在水中，鱼儿飘在天空"。从八点钟教到十一点，好容易把两句词教会了，可是把我父亲吵醒，骂了一顿，她大哭一场，就这样不了了之，她没有再教过小胖。

她不大认识路，在从前她每次出门总是坐汽车时多，她告诉车夫到那里去，车夫把车子开到目的地，她下车去，根本不去注意路牌子。现在她当然不坐汽车，路名应该熟得多了，可是有一次讲起看书事情，她劝我到工部局图书馆去借，我问她怎么走法，在什么路上，她说路名我不知道，你坐电车到怎么样一所房子门口下来，向左走没有几步路就是。你不要觉得奇怪，我们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也是不认识路的。大概有天才的人，总跟别人两样点吧。

她能画很好的铅笔画，也能弹弹钢琴，可她对这两样并不十分感兴趣。她比较还是喜欢看小说。《红楼梦》跟SamersetMaugham（编按：即英国小说家、《人性枷锁》作者毛姆）写的东西她顶爱看。李涵秋的《广陵潮》，天虚我生的《泪珠缘》，她从前也很喜欢看。还有老舍的《二马》、《离婚》、《牛天赐传》，穆时英的《南北极》，曹禺的《日出》、《雷雨》也都是她喜欢看的。她现在写的小说，一般人说受《红楼梦》跟SamersetMaugham的影响很多，但我 认为上述各家给她的影响也多少有点。

她的英文比中文好，我姑姑有一回跟我说："你姐姐真本事，随便什么英文书，她能拿起来就看，即使是一本物理或化学。"她是看里面的英文写法。至于内容，她不去注意，这也是她英文进步的一个大原因。她的英文写得流利，自然，生动，活泼，即使我再学十年，也未必能赶得上她一半。

她曾经跟我说："一个人假使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其身，默默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这也许就是她做人的哲学。

我们没钱打点那些汉奸官僚

《我的姐姐张爱玲》一九四四年十月在《飙》创刊号发表后，果然吸引了不少读者。姐姐给我的那张素描《无国籍的女人》也配在我那篇文章的版面上。这是我们姐弟此生唯一的图、文合作。

杂志出版后，我拿了一本去给姐姐，她看了我的"处女作"，并没有表示不悦，我才放了心。后来也没有在其它刊物上看到她写什么声明、否认或批评的文章。我向姐姐约稿遭拒的小小风波，至此总算安然的过去了；那也是过去五十年我唯一发表的文章。

不过我们几个青年办杂志，狂飙的美梦也做没多久。一来印刷费昂贵，纸张来源也非常紧张；二来我们资金短缺，没钱去打点市伪宣传处那些管出版发行的汉奸官僚，刊物的发行执照一直没有下来。蓝色封面的第二期出版后，《飙》也就只好带着蓝色的忧郁向这个世界告别了。

作者：张子静 季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