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汪伪特工总部“76号”内幕》 作者：张殿兴 东方出版社
内容简介
象征着阴森、恐怖、暗杀、绑架的上海极司非尔路76号，是抗战时期汪伪特工总部所在地，是人人谈虎色变的人间魔窟。 一个小人物用什么手段使“中统”、“军统”在沦陷区遭受灭顶之灾，《色戒》中的“易先生”和“王佳芝”有没有生活原型？打入“76 号”的中共女党员为何在建国后命运多舛？天才女作家张爱玲怎样深陷与汉奸胡兰成的情网之中不能自拔？在特务组织中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潜伏“故事…… 本书根据当事人的回忆，生动具体地介绍了抗战时期汪精卫集团属下“76号”特工机构的情况。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后，纠集一批认贼作父的汉奸，在日寇的卵翼下组建其特务机构——“76号”特工总部，从事破坏抗战、镇压沦陷区抗战力量的罪恶活动。其特务头目李士群、丁默邨为虎作伥、心狠手辣，其行为令人发指。本书详细介绍了这一特工组织的组成、演变，以及在沦陷区与军统、中统的特工战，汉奸集团的内部倾扎，等等。揭示这一汉奸特务组织鲜为人知的内幕。
目录
一、汪伪特工组织的建立
二、汪伪特工组织的建立
三、惊心动魄的特工战
一、汪伪特工组织的建立
“76号”的始作俑者
沦陷时期的上海沪西极司非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是汪伪特工总部所在地，它象征着阴森、恐怖、暗杀和绑架，是破坏抗战、积极反共、残害人民的罪恶渊薮，是人人谈虎色变的人间魔窟。
提起汪伪特工总部“76号”，就会使人很快地联想到李士群这个恶魔。李士群既是个野心勃勃的政客，又是一个心狠手辣的特工。他早年参加过共产党，被捕后贪生怕死，自首叛变，成了CC系特务。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他又与日本侵略者挂钩，卖国投敌，充当汉奸，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忠实走狗。李士群是汪伪特工组织的始作俑者，没有李士群，或许不会有“76号”。所以谈到“76号”，就该先从李士群说起。
李士群，浙江遂昌人，生于1907年（清光绪33年）4月20日。幼年丧父，与胞妹靠母亲种田为生，由于经济拮据，常靠他人接济生活。李士群自幼在私塾读过几年书，20年代初到上海，先是应考交通大学名落孙山，后于1926年春进入上海大学。在第一次国民革命高潮的影响下，李士群追求进步，经同学方本仁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由上海地方党组织派往苏联东方大学读书三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回国的李士群，以“蜀闻通讯社” 记者的身份，在上海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不久为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为避免巡捕房移交给国民党方面，他托人走通了上海青帮“通”字辈大流氓季云卿（名瑞庭，无锡人）的门路，投了“门生”帖子，由季将他保释出来。从此，李士群与上海青帮流氓组织搭上了关系。
李的妻子叶吉卿，也是遂昌人，生于1904年，其父叶泽梦曾任山东学政，进入民国之后在上海经商，家里拥有数十万财产。叶吉卿从小长得眉清目秀，粉妆玉琢，聪明伶俐，又善解人意，成为父母的掌上明珠。由于是富家千金，又是独女，父母从不拂逆于她，因而形成强悍霸道性格。叶曾在上海复旦大学与上海法政学院读书，她与李士群的相识，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关系的确定是在参加革命以后（叶早年也参加过共产党）。由于叶的家庭条件优越，李在上海的生活费用，可说是完全仰仗于叶吉卿的接济，李后来为CC特务逮捕，叶为救李四处奔走，极力营救，对李可说是出过死力的，所以，李士群在汪伪政府沐猴而冠的时候，事无大小，莫不受制于叶。甚至在一般夫妇关系上所不能容忍的事情，李对叶也能极力隐忍下去，这都是有原因的。
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共采取残酷的“屠杀”政策，一些意志薄弱者脱离了党组织。在上海这个大都市，国民党特务活动十分猖獗，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进步团体，受到了严重的摧残。1932年，李士群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特务逮捕。这时，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斗争正处于艰危的状况下，李士群贪生怕死，很快投降，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区区长马绍武手下当情报员，与另外两个革命叛徒、后来也参加汪伪“和平运动”而成为汪伪特工头目的丁默邨、唐惠民一起，在公共租界的白克路（今凤阳路）同春坊书局编辑出版《社会新闻》杂志。这个刊物由国民党CC系特务组织主办，它的主要任务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国民党内的反蒋派（主要是以汪精卫为精神领袖的国民党“改组派”）进行污蔑和攻击。
为逃避共产党人的纪律制裁，李士群利用旧关系，向共产党表示“忠贞”，说他的投降，只是为应付环境，并非真的背叛革命，若能“深入虎穴，竟得虎子”，反而对革命有利。党组织为了考验他，便让他做一些制裁叛徒丁默邨的准备工作。因为丁默邨叛变革命后，出卖组织和同志，给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李士群并不因组织对他信任而幡然悔悟，忠实地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相反，却将此秘密向丁默邨和盘托出，以此作为加深他与丁私谊的礼物。
为了继续玩弄两面手法，李士群对党交给他的任务，不能不有所表示，他与丁默邨想出一个李代桃僵的办法：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区区长马绍武以代丁默邨。如果党组织追究责任，李士群就说自己指认时并没有错，而是执行的人弄错了，以此推诿责任，企图继续维持党组织对他的信任。
1933年春天的一个晚上，马绍武与公共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督察长谭绍良、上海警察局特务股主任刘槐以及丁默邨等，在广西路小花园一家长三堂子（高等妓院）里打牌、吃花酒后，醉眼朦胧的马绍武与丁默邨两人从弄堂里踉踉跄跄地踱将出来。按照事前的约定，潜伏在外面的李士群走上去，暗暗在马绍武肩上轻轻一拍，便有人向马开枪，马应声倒地，丁默邨则拔腿飞奔，逃脱了对他的制裁。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鲜血的国民党特务马绍武，虽迟早逃脱不了人民的惩罚，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竟如此做了丁默邨的替死鬼。
马绍武死后，南京调查科饬电上海区限期破案。经过多方侦查，丁默邨、李士群两个人作为重大嫌疑犯一并被逮捕。上海区对丁、李两人几度侦讯，向南京调查科作了汇报，丁默邨因有他的至友、CC系高级干部、时任上海市社会局长的吴醒亚力保，留押在上海区，后仍由吴保释；李士群因无靠山，没有人替他说话，被解到南京，先押在瞻园路“调查科”的特工总部内，由总部机要科长顾建中、情报科长徐兆麟会同刑审，尔后关押在走马巷侦查股办事处。特工总部过去专门用以对付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的皮鞭、老虎凳、电刑和灌辣椒水等酷刑，李士群也都一一领教了。
曾在上海区做过中统情报员的李妻叶吉卿闻讯后，带了大批珠宝首饰，在上海区侦查股副股长张逸之（又名仇一帆）陪同下设法营救李士群。叶吉卿到了南京后，把珠宝首饰分送给南京区的侦查股长马啸天与行动股长苏成德，以及顾建中、徐兆麟等人，要他们对李士群多多关照。马啸天、苏成德得了叶吉卿的珠宝首饰，自然对李士群另眼相看；顾建中、徐兆麟也因得人钱财，与人消灾，不仅对李士群停止刑讯，还陪同叶吉卿去见当时的CC系头子陈果夫、陈立夫的表弟──调查科科长徐恩曾。徐是有名的色鬼，叶吉卿虽非生得千娇百媚，可也颇有几分姿色，何况叶又有求于他，所以施展出全身解数，焉有不获这个色中饿鬼垂青之理？叶吉卿靠出卖自己的色相，走通了他的门路，李士群是否与杀马绍武有关，甚至是否是个主犯，都变成了次要问题。徐恩曾一纸手谕，将李士群从关押地释放，并被派在马啸天的侦查股当侦查员，但不能擅离南京。至于那件震动整个CC系的马绍武被杀案，便在叶吉卿的努力下，于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终也不了了之。由于曾经有过留苏的经历，1933年底，李士群又被派到留俄学生招待所当副主任，并兼任留俄同学会理事。
上海沦陷前夕，在沪的国民党特务除部分潜伏下来外，纷纷撤离上海。撤出上海的李士群被派往南京作所谓潜伏工作，与石林森、夏仲高三人一起住在南京中央路大树根“76号”一幢小洋房里。南京沦陷前夕，他们三人也逃到汉口，被安顿在旧日租界中统局职员宿舍，平时办公则在黄陂路国民党平汉铁路特别党部。随着战争形势的恶化和大片国土的沦丧，李士群对抗战完全失去信心，强烈的权力欲与政治野心使他决定乘国难之机，改换门庭，自立门户。他曾露骨地对手下心腹说过：“可以在河边摸大鱼，何必到河中心摸小鱼？我们都是没有根基的人，到重庆是同别人竞争不过的。蒋介石依靠英美，我李士群什么都没有，只有依靠日本人了。”
1938年夏秋之交，原国民党株萍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甘青山调任国民党浙赣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甘的遗缺由李士群充任。李士群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在领到一笔川资与特务费用后，给了叶吉卿一部分钱，要她火速回遂昌老家，自己则席卷余资，由广西、云南经越南的河内、海防逃到香港，并通过原在南京时的“女佣”关碧玉（台湾籍，日本特务）搭上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的关系。中村认为李士群在香港人地生疏，起不了多大作用，便把他介绍给上海的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李士群到上海见过清水后，清水就叫李为日本大使馆搞情报活动，李满口答允。于是，由革命叛徒变为中统特务的李士群，再变为日本侵略者的鹰犬、叛国投敌的汉奸了。
二、汪伪特工组织的建立
汪伪特工组织的班底
李士群到上海后，住在大西路（今延安西路）67号的一幢洋房里。选租这幢房子，李士群是经过深思熟虑和煞费苦心的。
当时，上海租界尚未为日军占领，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极为高涨，汉奸们还不敢在那里公开活动。同时，就在伪“维新政府”成立前后，上海暗杀之风盛行，除了国民党的潜伏特务与日本侵略者豢养的青帮流氓常玉清的“黄道会”暴徒互相厮杀，不断制造恐怖事件外，国民党特务分子还对附逆的汉奸进行暗杀。从1937年底至1938年下半年，文化汉奸余大雄、旧军阀周凤岐以及与日本勾结准备重新出山的唐绍仪等先后被国民党特务刺杀。李士群对这种情况看得十分清楚，他深知自己的处境。而此时他只是单枪匹马为日本方面搜集情报，尚未取得日本侵略者的完全信任，仅给他每月3000日元的活动经费，甚至连一只破枪都没有给他。
为了站稳脚跟，不使自己成为上述汉奸之续，李士群不得不谨慎行事。在他看来，大西路67号是个理想的活动据点，因为这幢房子对面是云飞汽车行，门前有一条十几个门面长的墙头，在墙边的人行道上，刺客是难以隐蔽躲藏的，它西临69号，是不法商人、经济汉奸谢筱初的住所，更可不必顾虑。它的东邻65号，是美国驻沪兵营，门前有武装士兵日夜守卫，李士群认为，重庆特务绝不敢因为自己而去惊动美国人。因此，李士群租定了这幢房子，自己的安全还是有一定保证的。李士群经常对到67号的人夸耀说：“别人坐的是保险汽车，而我住的却是保险房子。”
李士群住进大西路67号后，立即着手进行情报活动。他利用三十年代在上海编辑《社会新闻》时的老关系，引诱“中统”上海区情报员唐惠民、翦建午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沪特派员章正范等人下水，通过他们，既拉起了一支情报队伍，又可以与国民党某些要员保持联系，有利于自己的安全和情报工作的开展。
李士群虽住进了“保险房子”，但总觉得自己不可能一直待在房子里，总要外出活动，而一旦离开了“保险房子”，自己的生命安全还是不够保险，于是他通过章正范结交上了汪曼云。章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汪曼云是幼年时的拜把子弟兄，而汪又是上海大流氓杜月笙的得意门生，与军统、中统、青帮、红帮也都有广泛联系，他在上海市特别党部和军统、中统、青帮、红帮五处同时拿薪金，在上海、南京一带的党棍、恶霸、地痞流氓、土匪特务、马路政客、失意军人中，是一个一呼百应的人物，如能与他们勾搭，不仅有助于自己的安全，还能为日本主子搞到重要情报。就这样，通过章正范的牵线，李士群与汪曼云在大西路67号见了面。
汪曼云与李士群素不相识，其之所以愿意与李见面，同样也有自己的考虑。当时上海租界虽由英、美、法维持原状，但租界四周毕竟已为日军所占领，英美法等帝国主义者对日军不无顾忌。日军要在租界里抓人，虽需通过一些规定的手续，但却总能办得到。因此，国民党留沪的一些所谓“抗敌工作者”认为，虽以租界为依托进行活动，风险相对较小，但还是面临着随时被抓的危险，都想找到一条可向敌人疏通的门路，一旦被抓，有门路可寻。汪曼云既有这种打算，经章正范一谈，正中下怀。
汪曼云随同章正范到了李士群租住的大西路67号，李士群与汪曼云见面后，并不讳言自己在为日本人做事。他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 过去CC对我的手段太辣，我这样做，也是想借此报复一下，出出心中的怨气。同时也是因为太穷，想在日本那里骗上20万块钱，等钱到手后，就滑脚溜走。”他希望汪曼云能了解他的苦衷，如果有对他不谅解的人，则请汪代为解释。总之，如能照顾的地方，尤望多多关顾。汪随即问李：“现在有谁在帮你搜集情报？”李说：“你认识的恐怕只有唐惠民。”李看汪曼云有些怀疑，便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唐惠民所写的亲笔收据，上面写有“收到某月津贴三百元”的字样，以示并不相骗。汪曼云当时感到意外，因为他知道唐惠民是中统系统在上海的情报员，又怎么会给已经投敌的李士群搜集情报呢？汪又问李：“我们市党部的情报，由谁在替你搜集？”李说：“刘坦公。”说来也巧，这时门铃响了，李士群和汪曼云隔着纱窗帘向下一望，在门外按电铃的，正是刘坦公。望着有点发愣的汪曼云，李叫其手下张鲁下楼告诉刘坦公，就说李士群外出，要他明天再来。刘坦公始终不知道，李士群已把他搜集上海市党部情报的秘密出卖给了汪曼云。
汪曼云为李士群的“诚恳”所感动，除全部接受李的要求外，也直言不讳地向李提出：“上海租界已成孤岛，万一我被日本人抓住，老兄（指李）将何以善我后？”李说：“简单得很，你就说‘大使馆的清水书记官和你有关系’。要是问你什么关系，你就说与我有关系就行了。”汪曼云又问：“你在他们（指日方）那里担任什么名义？”李竟然撒谎回答：“特务机关长。”李的答复出乎章正范、汪曼云两人的意料，因为他们知道日本设在各地的特务机关长都由日本人担任，怎会叫一个小汉奸来充当呢？显然，李士群是在吹牛，欺骗他们是“外行”，可又不好意思当场戳穿，只是相对一笑而已。
从此，汪曼云、章正范、李士群之间，不时有些酬酢往来。李每次外出见客，都要带上张鲁，可是张总是另行坐开，从不与李同桌吃饭。原来是李士群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让张鲁担任警戒任务。
大西路67号有汽车间，在大门内的院子尽头，里面经常停放着一辆汽车。除下雨外，汽车间的门早晚都是敞开着的，李士群出门都是临时雇车，从未坐过自己的汽车。汪曼云问其缘故，他说：这是一种隐蔽手法。汽车停放在停车间，表示车主人在家里，并未外出，使外人无从捉摸其行踪。有时汪曼云或章正范要用自己的车子送他回去，他也从未接受。这说明李士群对汪、章两人的信任，还有一定限度的。
李士群自做了汉奸后，天天为自己的性命担忧。他虽然找到67号这幢保险房子，并通过汪曼云代他向各方面疏通，但总觉得意犹未满。因为那时蒋介石在上海的特务系统，一为中统，一为军统。李士群本人是中统特务出身，对中统的情况比较熟悉，况且唐惠民虽也在帮他搞情报，但仍未脱离中统系统。要是中统对他有什么举动，还能事先得到一些线索，可以预作应付。但军统方面，他却一点路子都没有。虽然刚刚勾结上汪曼云，但汪只是因杜月笙的关系才与军统在上海的上层分子有些接触，并无组织或工作关系，军统如对李士群有什么举动，汪不可能预先知道；而况汪曼云本身属于CC派，军统对汪毕竟有些顾忌。因之，李士群觉得自己的安全，仍然是难以保障的。如果能够直接与杜月笙发生关系，安全问题就会更有保障。
杜月笙，原名月生，后改名镛。他是上海浦东高桥镇人，生于1888年（清光绪14年）8月22日（阴历7月15日），从小混迹于上海滩，后与著名大流氓黄金荣、张啸林结为兄弟，成为上海赫赫有名的“青帮三大亨”。三人狼狈为奸，买卖鸦片开设赌场，并依靠帝国主义势力，广收门徒，结交权贵，成为上海滩上无人敢碰的恶势力。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他与黄、张等人受蒋介石的指使，盗用辛亥革命时“共进会”的名义，组织“中华共进会”，充当镇压革命的急先锋，因而为蒋介石看中，先后被任命为海陆空军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并担任上海法租界公董局临时华董顾问，中汇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杜月笙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字雨农）是拜把子弟兄。抗日战争爆发后，杜月笙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相勾结，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力支持戴笠组建苏浙行动总队（后改名忠义救国军）。上海沦陷前夕，杜月笙逃亡香港，但他在上海滩仍留有很大的势力。李士群深知杜月笙的潜在力量，于是千方百计寻找机会，要与杜月笙拉关系。
“欲取先予”，这是李士群的处世哲学。以李士群当时的身份和地位，想与青帮大亨杜月笙套近乎，没有一件像样的“见面礼”是不行的。正当李士群为此事犯愁的时候，一天，日本方面送给他一份材料，题为《杜月笙在上海的势力》，它是由杜月笙一手扶植起来的上海法租界华人纳税会秘书长张师石写的。而这份材料，对李来说，正是天假其缘，是大有用处的，于是约汪曼云会晤。
汪曼云与章正范到了67号，李士群一见面便装作气愤地说：“汪兄，我因激于义愤，才把你请来的。我觉得张师石太没有良心，老杜（杜月笙）待他不错，他却把老杜出卖了。你看这份东西，就是他写给日本人的。”说着李便把手里那份厚厚的材料递给汪曼云。李接着又说：“我因看不过张师石这种卖友行径，所以才不管他与你们的关系怎样，我把他的衣裳剥掉，给你看看。”这份材料很厚，当然不可能仔细地从头看起，汪曼云与章正范先后翻了一翻小标题，粗略地看了看内容，这份材料介绍了杜月笙的出身，法租界烟赌业和杜的关系，杜与上海地方协会以及杜与黄金荣、张啸林、虞洽卿、王晓籁、钱新之、杨虎、陈群、徐采丞、杨志雄、杨管北的关系等等，也罗列了杜月笙手下一批人，如金廷荪、顾嘉棠、高鑫宝、叶焯山、芮庆荣、陆京士、汪曼云、王先青、吴绍澍、徐懋棠、章荣初、徐大统、万墨林等的情况。这份材料还特别强调了杜与戴笠的关系。李士群见汪、章两人还在继续翻看，便说：“东西太长，你们带回去看吧！不过你们看过后，应将原件还我，因为这上面已有日本人签字，一旦要时还得把原件还给他们。”接着李士群加重语气说：“你看得时间长一些，甚至要抄一份给老杜都可以，不过原件千万不可遗失。”汪曼云问道：“能否把原件让我带到香港给杜看一看？”李说：“也可以。”或许李士群早已料到汪曼云要走这棋，所以汪一提出，他便满口应允。
汪曼云拿到这份东西，如获至宝，马上动身去香港，把它送给杜月笙过目，并说明了经过。杜把这份材料交给他的秘书王幼棠，王关了房门整整抄了三天，才把原件交还给了汪曼云。杜对李士群此举甚感满意，他对汪说：“我们也表示表示好感，你回去时买些东西送给他（指李士群）吧。”汪当然照办，便在香港买了只两面透明的金挂表和两套西装料，说是杜月笙送给李士群的。那本辗转千里的材料，当然也原物归还。自此，汪、李之间的关系更进了一步。
1939年的元旦前夕，一个不速之客突然来到杜美路（今东湖路）11号汪曼云的家里。此人叫于松乔，也是杜月笙的学生，原是黄色上海邮务工会委员，当时担任军统上海区行动股长。于松乔与汪曼云本来相识，一见面，于便开门见山地说：“我来看你，是有件事想请你帮忙。最近我奉命要执行李士群，但我不相识李士群，手下又没有认识他的人，知道你和他相熟，特来请你帮忙。你手边如有李的照片，请借我一用，要是没有，可否到他家里去偷一张来？”汪说：“李士群与我虽非深交，但他对我们老师（指杜月笙）不错。”汪便将张师石写材料给日本人和李士群将那份材料转交给杜月笙的详细经过告诉了于松乔。汪又说：“人家把我们当朋友，我们怎能将朋友出卖？再说偷东西的行径，我从来未做过，实在无法效劳，请你原谅！”。于松乔走后，汪曼云决定投桃报李，把这个情况告诉章正范，章又用电话通知了李士群，提醒他多加注意。
据说，就在章通知李的第二天，在67号马路对面汽车行墙角的人行道上，新增了一个测字摊。细心的李士群发现这个新情况后，已经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于是便叫张鲁出去对那个测字先生说：“这里风大，你要做‘生意’，不妨请到对面房子（指67号）里去。”听了张鲁的话，那个测字先生先是一愣，很快收了摊子，踉跄而去。
1939年初的一天，汪曼云到拉都路（今襄阳南路）章正范家里探望章。章对汪说：“我正想找你。丁默邨到了上海，很想请你去谈谈。”汪听了一愣，因为汪知道丁默邨早已离开上海到内地了，便问：“他来上海干什么？”章说：“据说，他是奉（陈）立夫之命而来的。他的行踪，目前还不能公开，至于他来干什么，见了面他会和你仔细谈的。至于见面的时间，等我约好后再通知你。”
丁默邨，又名丁勒生，字聚川，1903年出生于常德市一个裁缝兼裱画店家庭，自幼就读私塾。“五四运动”席卷常德时，他在湖南省立第二师范附小读书，加入“常德学生联合会”，进行革命活动，次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21年秋，丁去上海，结识施存统，由施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与中共湖南党团组织取得联系，被派回常德，开展建团工作。次年初，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小组，丁自任组长。6月，正式成立团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10月，被选为书记。
1924年，丁默邨在上海加入国民党。1926年，丁到广州，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办事员，并参加国民革命军，官至上尉主任秘书，后改做情报工作。国民革命失败后，丁改投“二陈”的CC系，在上海文化界从事特务工作，曾任《社会新闻》主编，并一度担任江南学院的院长。1934年，丁出任“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三处（邮电检查）处长，与第二处（特务）处长戴笠、第一处（党政）处长徐恩曾可谓平起平坐。1938年4月，丁一手策划了原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叛党事件。张叛党之后，成为国民党中统特务，此举在国民党特务系统内引起不小的震动。然而，丁默邨由于锋芒太露，令戴笠深感不安。同年8月，戴向蒋介石告御状，说丁默邨在策反和招待张国焘的问题上存在贪污行为，丁因此受到追查，被强令反省。丁内心不服，态度消极，满腹怨气无处发泄，躲在重庆家里称病闭门不出，整日借酒消烦。
武汉会战后，蒋介石把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扩大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中统”，由原处长徐恩曾任局长；将第二处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戴笠升任局长。而由丁担任处长的第三处不仅机构被撤销，处长丁默邨也没做任何安排，只空挂了原军委会 “少将参议”和武汉市政府参事的头衔。眼见身边的同事个个升迁，自己不仅什么也没捞着，连少将参议的薪水也难以准时领到，还以他有肺病为由，被送到昆明“ 休养”。丁默邨心中郁闷，便以养病为名，到香港尝试着做生意，赚点花销。无奈不谙经商之道，不仅没有赚到钱，连本钱也打了水漂。正在处境尴尬之时，李士群派人来香港找他，拉他下水当汉奸。
在金钱和利益的诱惑下，丁默邨来到上海。李士群立即上门直截了当地说：“听说国民党已经不要你了，这种乱世，我们哪里不能打天下？吃饭要紧，什么名誉不名誉，实不相瞒，我已经在日本人那里挂了钩，怎么样，一起干吧？”说罢，李士群将一把手枪和一叠钞票放在丁的面前，“愿意干就把钱拿去开销，你仍然是我的上司，一切听你指挥，不干呢，也不要紧，你就用这支手枪把我这个汉奸打死，也落个好名声！”骨瘦如柴的丁默邨身子微微颤动了一下，什么也没说，阴险冷酷地收起了钱，拿起了枪，当仁不让地做起了特务组织的老大。
翌晨，汪曼云便接到章正范的电话，约汪当晚到他家吃晚饭。汪如约到了章家。饭后，章对汪说：“我已替你约好默邨，稍待我就陪你去看他。他这次到上海，是士群把他找出来的。因为日本方面要士群兼做行动，他自知在蒋介石的特务圈子里，声望与地位均不足与以号召，因悉默邨先在昆明养病，后来到了香港，就请翦建午（丁默邨的同乡，过去是CC特务）去邀请他，说明士群自愿退居幕后，让默邨做前台经理。这时陈立夫正要默邨来上海活动，无从着手，而翦建午之来，无异天假其便，所以默邨便来到上海。因之，默邨之来，与其说是应士群之邀，毋宁说是奉了陈立夫之命。”
自从发生了于松乔欲行刺李士群事件以后，汪曼云已久未光顾李士群的这幢“保险房子”。汪与章正范来到67号后，令他感到意外的，是房子的墙上挂有两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当中还悬挂着孙中山的遗像。自上海沦陷后，尤其在私人的家里，这种情景是很难看到的。正在惊异之间，丁默邨已踱进了房间，大家本来都是熟人，一见面便欣然道故。丁旋即指着墙上挂的国旗与孙中山先生遗像说：“这些都久违雅教了吧？”接着又说：“我这次是奉立夫之命而来的，因为在里面（指大后方）大家看到抗战如此进行下去，总不是办法。共产党的抗战到底，是要抗垮国民党，是唯恐中国不乱。为了国家（意即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的前途，立夫要我来上海‘开路’，一俟时机成熟，他也要来的。不过在未成熟时，我们应当代立夫保密。至于日本人那里，我已和他们交涉过，允许我们仍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
丁的此番所谓“奉陈立夫之命来上海打前站”的表白，其实是在为自己充当日本人的走狗寻找借口，如前所述，他是在穷途末路之时，受李士群的拉拢而投靠日本的，与陈立夫毫不相干。而章正范、汪曼云竟信以为真。丁边说边笑着问汪：“老兄有何意见？”汪曼云说：“这是一件大事，但以你丁默邨三个大字来‘号召’是不够的。由于你过去工作环境与条件的限制，你的大名，别说党外的人不知道，即使党内的人，若非CC派骨干，也很少有人晓得。所以这件事，在你倒不是才的问题，而在号召力方面。为求事业迅速成功，我觉得应速接上汪精卫的关系，他已在河内发表了‘艳电’。要是你能采纳我的意见，一定能事倍功半。”丁说：“对此，我也有同感，汪（精卫）先生方面，我可以派人去联系。”汪又问丁：“你现在有多少人？”丁告诉汪曼云：“并不多，最早发起人有七个，除了我和正范兄外，还有李士群、唐惠民、茅子明、翦建午、叶耀先。”（这七个人，就是后来所传说的“七人委员会”。但据马啸天回忆，后来李士群曾告诉他，“七人委员会” 中并没有章正范、翦建午、叶耀先三人，除了丁默邨、李士群、唐惠民和茅子明外，其他三人分别是李志云、杨杰与张鲁。）接着又谈了一些上海的风花雪月，作为收场。这次谈话，李士群没有参加，他已将丁默邨推到前台，自己则退居幕后，干脆不露面了。
三、惊心动魄的特工战
蒋汪特工战
汪精卫集团投靠日本侵略者，组织伪中央政权，这对蒋介石政权是一个严重的威胁。蒋方特工曾用恐怖手段，破坏和打击汪伪集团。因此，“76号”一成立，就负有与蒋方特工争斗的重要使命。
李士群的日本后台晴气后来曾这样描述“76号”对重庆特工人员的一次暗杀行动的精彩一幕：1939年的一天，在繁华的南京路上，有个人正急匆匆地朝西走去。他身穿蓝布长衫，下面配一条黑色绸裤，乌黑的皮鞋擦得铮亮，颇有绅士风度。不知道心里有什么急事，他故意不走拥挤不堪的人行道，像条水鳖子似地，慌慌张张地穿过汽车的洪流，频频加快步伐。此人蓄着一头漂亮的乌黑长发，厚厚地抹上了润发脂，乍一看，颇像个知识分子，然而他那鼻梁上的一副大墨镜，却格外惹人注目，使人感到残忍可怕。大约在他后面十米远的地方，有一个人影尾随着他。那人身材魁伟，是一个青年，身穿黑长衫，脚穿黑布鞋，戴一副蓝色的墨镜，理着大分头。他那敏锐的眼睛，炯炯发光，视线透过蓝色墨镜，紧盯着身穿蓝布长衫的那个绅士。尽管高高的大型公共汽车川流不息地从他们两人中间驶过来，但他那敏锐的视线仍紧紧盯着身穿蓝布长衫的绅士。汽车、电车、来往于他们中间的人流、甚至连伫立在红绿灯下面的高个子印籍巡捕，谁也意想不到此刻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快到跑马厅了，静安寺路已展现在眼前。就在这时，戴蓝色墨镜的青年突然迈开大步，飞快地靠近前面身穿蓝布长衫的绅士，身穿蓝布长衫的绅士却并未察觉。突然，在那一片喧闹声中传来了一声沉闷的响声，宛如汽车轮胎的爆破声，其实不然。可以想见，准是那青年挨近绅士后，用枪口抵住他的后背，无疑那是一声枪响。只见那个径直朝前走的身穿蓝布长衫的绅士，随着一声枪响，顷刻之间像根朽木倒了下来，横倒在路面上。
此情此景并未引起周围人们的注意。一个外国绅士坐着一辆克莱斯勒汽车从后面过来，他以为那个身穿蓝布长衫的绅士准是被什么绊倒在地，正想赶忙上前清除那讨厌的障碍物，忽闻警笛使劲地鸣了起来。他这才看清了路上流淌着一摊液体，把柏油马路染得血红。
鲜红的血不停地从倒在路上的那个穿蓝长衫的绅士背部流出来。骚动终于发生了。群魔乱舞的上海像是个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巨大的垃圾堆，大大小小的无数枪杀案件几乎每天都有发生。然而就在这样一个暗无天日的上海，竟然光天化日之下在市区最热闹的地方--南京路上公开行凶杀人，则颇为少见。幸好现场有一印籍巡捕守在那里指挥交通，操纵着红绿灯，他机警地发现了那个戴蓝色墨镜的青年。这时，青年已像松鼠般地逃离了两三百米。
“是行凶杀人!凶手在那儿……”
印籍巡捕大声疾呼，凑巧，路过现场的工部局巡逻队个个带着闪闪发亮的手枪，像旋风似地向那人直追而去。
戴蓝色墨镜的男子，随即钻进一辆停靠在一家杂货铺门口的黑色汽车。那辆汽车引擎已经发动起来，看来早已作好了周密准备。汽车由静安寺路向西驶去后，往来的交通工具渐渐稀少，汽车远比人们的两条腿跑得快。巡逻队也搭上一辆空车，急起直追。巡逻队瞄准黑色汽车，射出了几发威吓性的子弹，但那辆汽车似乎有防弹装置，射出去的子弹，又像雪子一样弹了出来。载着凶手的黑色汽车驶出公共租界，旋即来到了沪西一个高大的住宅门前，高高的黑漆铁门一下子八字敞开，汽车像箭一般地驶入门内。引进了汽车后，铁门又砰的一响，发出了令人可怕的声音，紧紧地关上了。
“哎呀……是‘76号’!”
巡捕们如梦初醒，凝视着那无情的黑漆铁门。很清楚，这里是沪西极司非尔路76号。“76号”是一座秘密建筑物，即使工部局拥有统治公共租界的权力，也奈何不得它。“76号”这个恐怖活动组织的魔窟，四周高高的围墙上布满了通电的铁丝网，它是个无法解开的谜。这里有强大的武器装备，不亚于警察的力量。门内，不容巡逻队踏进一步，它所以有如此巨大威力，不仅由于拥有强大的武器装备，而且由于有操纵“76号”的幕后势力，巡逻队也常被它愚弄。未经其真正的幕后势力的同意，决不能轻易入内。巡捕们眼睁睁看着制造暗杀事件的凶手潜入“76号”，也不敢动它一根毫毛，垂头丧气地离去了。
巡逻队回到南京路发生恐怖活动的现场，不料那里又发生一件怪事。在马路上被“76号”刺客暗杀的那个身穿蓝布长衫的绅士，他的尸体已被人盗走。据说，那是在印籍巡捕去打电话联系处理现场时，不知谁偷偷地用汽车把躺在路上的血尸运走了。还透露出这样的风声：“被暗杀的是蓝衣社恐怖组织的头儿，他的同伙生怕他怀里的机密文件被泄露，便把尸体运走了。”
像这类离奇的暗杀事件，从1939年暮春起，接连发生，把业已混乱不堪的上海治安工作弄得越发糟糕。在上海连续发生的这类恐怖事件，就是由“76号”特工头目导演的针对军统、中统等重庆特工的暗杀行动。
为报复“76号”的暗杀活动，重庆特工决定以牙还牙。一时间，上海为血雨腥风所笼罩。
蒋汪大规模的特工战是以“76号”枪毙军统特务詹森为起点的。詹森，又名哈特，由于胡乱使用化名，其真名反而很少有人知晓。其实他既非姓詹，也不姓哈，而是姓尹，四川人。他的父亲尹定一出身保定军校，后来充当汪伪政府的汉奸，是汪伪国民党四川党员通讯处的副主任与军事委员会委员。詹森因为做了特务，惯用化名，反把自己的真姓名失传了。
1939年秋的一天，詹森奉命在威海路智仁勇中学对面，上海青帮“通”字辈流氓季云卿家的后门口将季击毙。季与“76号”关系极为密切，他不仅是“76号”大头目丁默邨、李士群、唐惠民的“老头子”，而且经其手推荐了吴世宝、张鲁等“76号”几名最得力的打手，为汪伪特工组织的发展立下大功，因此，“军统”才决定将季除掉。
詹森暗杀季云卿时，并未被人发觉，但他行刺成功后，却把那支打死季云卿的“掌心雷”小手枪送给姘妇卢文英。卢绰号卢老七，是上海著名的女流氓，曾摆过花会，开过妓院。卢又把这支“掌心雷”手枪送给她的过房爷张德钦（张是留英学生、上海律师、青帮“大”字辈流氓，后曾任伪浙江省财政厅长等职）。张摆弄这支手枪后，发现子弹夹内只剩下四粒子弹，问卢文英怎么少了一粒。卢文英便把詹森枪杀季云卿的经过，绘声绘色地吹嘘了一番。谁知张德钦早已与丁默邨有勾结，便把他得到的情报告知了丁默邨。“76号”根据他提供的线索，很快抓住了詹森。
季云卿的被杀，在汪伪群奸中引起不小的震动。季云卿死后的一天，在“76号”大礼堂举行所谓“和平遇难烈士追悼会”。汪伪国民党中央特务委员会主任周佛海、“76号”的后台晴气庆胤等在会上致辞，“悼念”季云卿等十二个丧命于“军统”枪弹、利斧之下的汪伪“和运”人士。“追悼会” 结束后，周佛海刚回到办公室，十二个死者家属五、六十人跟着一涌而进，一个个披麻戴孝，全部跪在地上，嚎啕大哭，要求周佛海为他们“报仇”。此时，暗杀季云卿的凶手詹森已被抓进了“76号”拘留所。詹森在酷刑面前，一一招供。为了安抚死者家属，也为了替活着的特务汉奸打气壮胆，以便稳住自己的阵脚，在季云卿老婆金宝的强烈要求下，经周佛海批准，“76号”特工将詹森押到麦根路、中山北路的小树林里执行枪决。
同年冬，尹定一来到上海。有一天，有一个身穿重孝，既黑又胖又丑且老的女人来找他，一见了便跪了下去，口称“公爹”，号啕大哭起来。尹因为与之并不相识，以为是她认错了人，所以弄得不知所措。经她说明了经过，才知道这就是上海有名的女流氓卢老七。卢的“大名”他是早有耳闻的，可没想到自己会“荣任”她的公爹，更没想到刺杀季云卿的凶手詹森竟然是他的儿子。可是儿子已经死亡，且自己不仅做了汉奸，且与丁、李也有了勾搭，为免节外生枝，尹定一不愿再提这件事。所以，“76号”从没人知道詹森原本姓尹，且是尹定一的儿子，直到抗战胜利后，尹定一才揭开了这个真相。
蒋方特务因詹森被杀而激怒，他们决定对“76号”进行报复。于是，双方各自施展浑身解数，今天你杀我两个，明天我还你一双，一时间把上海推到了腥风血雨之中。据《大美日报》统计，在1939年一年时间里，在上海租界内发生的各类狙击案中，死伤人数达四十四人之多。
军统特务李恃平的公开身份是南京政府首都宪兵司令部上海宪兵分队队长。上海沦陷后，他隐藏了公开的身份，躲在法租界的台司德郎路（今广元路），设了一个秘密电台，收买一些情报，向重庆通报。具体事务是由陈家栋专门负责。
1939年底，李士群根据原属军统的特务吴道绅提供的线索，批交给特工总部第二处处长马啸天办理，因为有电台关系，马啸天又约了电务处长晋辉来协商。决定由晋辉派人在台司德郎路李恃平住所的附近，赁了一幢房子，专门暗中收集李与重庆往来的电讯，并研究他的密码，结果证实，确是特务情报。马啸天便向李士群作了汇报，李即命马将其逮捕。马啸天遂派第三科长陈中芳率领股长耿剑清，会同第一特务大队长吴世宝派的三个便衣行动员和一个日本便衣宪兵，驰至台司德郎路，将李恃平、陈家栋一并逮捕。李恃平住所的电台，则由晋辉派人接管，搜出的密码，亦派专人保管，仍以原来的周波呼号与重庆通报。
李恃平、陈家栋经李士群、马啸天审讯一次，生怕受刑，便乖乖地投降了“76号”。李恃平被委为“特工总部专员”，由第二处“监督工作”，陈家栋成为“76号”电务处的电务员，并让他们两个人仍回台司德郎路原住所，继续用李恃平名义与重庆联络，由第二处与电务处各派一人从中监督。
1940年6、7月间，马啸天调任南京警政部政治警察署署长，胡均鹤接任第二处处长，发觉李恃平、陈家栋二人，表面上虽为“76 号”工作，暗中与重庆仍维持着原来的关系，“76号”想利用他们，他们反而顺水推舟利用了“76号”。李士群恼羞成怒，便命第一处处长兼行动总队第四行动大队长万里浪派人把李恃平、陈家栋绑赴中山北路“76号”的屠人场枪杀。
在南京，为报复重庆特工的暗杀行动，不断有被捕的重庆谍报人员被处决。陈觉吾，南京人，1928年曾任南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科长。那年正值东北易帜，蒋介石在篡夺了革命的胜利果实之后，因亦踌躇满志，乃想借双十国庆节机会，铺张一番。所以由总政治部发起，筹备国庆大典。时汪曼云正在南京任江苏省农民协会整理委员会的秘书，代表农民协会参与筹备，因此认识了陈觉吾。1939年秋，汪曼云担任了汪伪国民党中央社会部的副部长，陈觉吾便到“76号 ”去找汪曼云。汪把陈安插在社会部里，挂上了一个专员的名义。翌年，汪伪国民党在南京成立市党部，陈又去托汪，介绍为南京市党部委员。同年夏，“76号” 查出汪伪南京市党部委员陈觉吾与陆庆瑀，在参加汪伪之前，已是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的委员了。其参加汪伪，分明是来卧底，耍两面手法，作潜伏活动的。“76号 ”把这情况报告了汪精卫，汪即批示将陆、陈撤职并逮捕，关押在南京宁海路25号特工总部南京区的看守所里。南京区也将逮捕经过与口供笔录，呈复了汪精卫。事隔一年多后，陈觉吾不知怎的才托人去找汪曼云设法营救。可是才隔了一天，陈觉吾的妻子与女儿又向汪曼云来哭诉，说陈觉吾与陆庆瑀二人已于当天上午，由政治警署奉汪精卫的命令，在雨花台枪决了。
事后，据说陈、陆原本尚不至死，只是由于褚民谊受了贿，为陈三才的案子去向汪精卫说情，没想到反而引起了汪的极大震怒，当汪在文件堆里去找陈三才的案卷时，同时拣到了陈觉吾、陆庆瑀的案卷。陈、陆虽然不是要谋杀汪精卫，也是为了要颠覆伪政权的，汪因在盛怒之下，也在陈觉吾、陆庆瑀两人的案卷上，批了“一并枪决”四个字。褚民谊的一言，竟送掉了三条性命。而陈、陆二人，可说是遭受池鱼之殃了。
马啸天任区长后，破获了军统设在南京的秘密电台，逮捕了国民党军统潜伏在南京的特派员邵明贤、军统南京区总务科长王林二人，同时从这条线索，查出“76号”的机要处处长兼人事科长钱新民，也是军统的上海特派员，并缴获电台、武器等物，邵、钱经汪精卫批示由马啸天负责执行枪决。
邵明贤，温州人，与梅思平为小同乡。抗战前，梅任江苏省江宁实验县县长时，邵曾在江宁县当过科长。1940年邵就凭着这种关系，到南京找到了梅思平，并通过梅的关系，得任首都警察厅督察长。1941年夏，“76号”查获邵是军统人员，而且还是军统的南京区长。这是由于他在南京明瓦廊6号家里设置的一个秘密电台，被“76号”所发现。同时从这条线索，查出“76号”的机要处处长兼人事科长钱新民，也是军统的上海特派员。于是，李士群命将钱新民先行扣押，一面电知“76号”南京区长马啸天，要他就近办理。马便会同特工总部南京无线电侦察总台台长晋辉，由晋派人在明瓦廊邵的住所隔壁租了幢房屋，专事窃取邵与重庆方面的电讯，查出军统局本部的指示，要邵在中央纪念周或大宴会时，刺杀汪精卫及其他重要傀儡。马即电李请示，李复电立即将邵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军统南京区的总务科长王林生，亦即代邵负责收发电讯的人。
邵与王被捕后，即被关押在宁海路25号特工总部南京区看守所，经南京区司法科侦行科严讯后，都一一招认。邵的电台遂由晋辉接管。邵的住房则由马啸天接收，改为“黄埔同学会”。王林生在处理前，由“76号”的第一处长万里浪，把他要到了上海。因为钱新民的案子，李士群交给万办，钱矢口否认。万把王要去与钱对质，钱没法，只好承认。李士群把邵、钱两事的经过，与口供笔录，签报了汪精卫，汪批复“枪决”。邵明贤于1941年7月，被马啸天以警政部政治警察署名义，枪毙于南京雨花台；钱新民于同年10月，由李士群命万里浪派人枪杀于上海中山北路那撮小丛林里。至于王林生，则投降了“76号”，由万里浪保了出去，派在特工总部杭州区监视工作，后来还担任了杭州区宁波站站长。
青岛会谈结束后，建立傀儡政府的工作已迫在眉睫。为顺应形势的需要，李士群加不仅在上海扩大特工组织，而且将其扩展到“首都”南京以及杭州、苏州等地。尤其是南京，考虑到作为“首都”的重要性，为慎重起见，在设立南京区的基础上，丁默邨、李士群还组织了一个大规模的情报网，注意搜捕重庆方面的潜伏人员。当时，在南京“维新政府”的要害部门潜伏着许多重庆特工人员，表面上是若无其事的“维新政府”官员，暗地里却疯狂地进行反日运动。这些工作人员利用其在要害部门的地位，刺探日方机密，秘密报告给渝方，阻扰日本军队的作战和军政事务，企图在“维新政府”内部制造混乱。
李士群对如何处置那些乔装打扮成“维新政府”官员的渝方特工人员，颇感烦恼。在汪伪政府建立前夕，李士群决定将其中的首要分子诱至上海予以逮捕，以免妨碍“新政府”的建立。
在晴气的回忆录中，记载了处决其中首要分子的详细情况：大约在1940年2月下旬的一天清早，李士群突然来找晴气，说是要处决一批已经逮捕的渝方特工人员，并希望晴气也能够出现在处决现场。李士群告诉晴气：
这些潜伏人员在“维新政府”里担任局长一类的职务，他们是在外出与重庆方面进行联络时在上海租界捕获的。他们纠合一些对解散“维新政府”抱不平情绪的部下，谋划暴动。这些人激烈反对汪精卫先生组织中央政府，但他们却得到日本方面的信任。他们被捕后，反咬一口说在没有与兴亚院华中联络部取得联系的情况下，逮捕他们是非法的。兴亚院的一些官员也曾私下与李士群联系，要求立即释放他们。他们都是面目可憎的双重间谍，靠出卖一些微不足道的情报，欺骗日本华中联络部官员，却得到了非同寻常的信任。梁鸿志(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看到证据后，也大吃一惊。只要这些人还活着，将会危及汪先生的 “和平运动”。因此，特工总部(“76号”)的法庭前天已对他们判了死刑，汪先生也已经下达了执行死刑的命令。
说完，李士群取出一份文件，这是一份经汪精卫签署的交特工总部执行死刑的命令书。随后，李士群与晴气乘坐的汽车飞快地朝西往刑场开去，过了北四川路来到新公园，然后再沿中山路向前疾驶而去，汽车在一片树林旁边停了下来。此时，“76号”的行动队员已将他们押到这里。五个已被宣判死刑的“犯人”微笑着站在茂密的树林深处，毫无惧色，个个身强力壮，充满活力。
在李士群宣读判决书后，死刑很快就要执行了。一名重庆潜伏人员被拉到事先挖好的坑前，一个中年和尚手捻一佛珠在他身旁轻声念经。他微笑着抬头望了一望和尚，在士兵的催促下，挺起了上半身，跪在坑沿边。一支毛瑟一号大型手枪靠近他的后脑勺，枪口离他不到十五公分的距离。他睁大眼睛，面不改色。
随着一声令下，枪声响起，这名重庆特工犹如枯朽的树木跌入坑内。法医跳入坑中，用手测知一下他的呼吸情况，尚有气息，便命人下去对准其太阳穴又补了致命的一枪。其他被捆着的年轻人也相继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他们个个毫无惧色，视死如归。其中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临刑前向持枪的 “76号”特工小声嘀咕了几句，这个特务将他的请求告诉了李士群，在征得李士群同意后，特务给他松了绑。于是，他向李士群行个礼，从容摘下眼镜擦了一擦，重新戴上，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面小镜子，对着镜子理了理散乱的头发，做起了死前梳妆。他慢腾腾地照着小镜子，凝视着自己临死前的面容。他眉开眼笑，似乎感到满足。然后面朝西端坐下，双手合十念起经来。最后，他笑容满面地向在场的所有人大声说道：“久候了，谢谢各位的好意”，和颜悦色地坐以待毙。
在“76号”对重庆潜伏人员进行逮捕和枪杀的同时，重庆特工继续对“76号”特工和甘心附逆的汉奸进行暗杀。
沪西兆丰总会位于兆丰公园对面，是一个赌窟，内部设有舞厅，汪伪集团的上层汉奸在“76号”武装警卫的保护下，常到这里寻欢作乐。 1939年圣诞节之夜，汪伪国民党的所谓上海五个中央委员──汪曼云、蔡洪田、顾继武、凌宪文、黄香谷等，在“76号”大礼堂宴请刚从香港来沪的大汉奸陈公博。席间，王天木、何天风酒足饭饱，突然想去兆丰总会跳舞，悄悄地对汪曼云说：“我们今天晚上去玩个痛快吧！”汪摇摇头说：“不行”。王天木、何天风以为汪曼云胆小，不敢出去玩，便说：“你放心好了，我们自己带十杆枪去。”汪说：“我今天做主人，不能先客人溜走。”于是，王天木、何天风、陈明楚、冯国桢四人，带了几个武装保镖悄然离席而去。
王天木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早年追随胡宗南，曾与冷欣、肖洒、马志超、陈质平等人，秘密组织“三民主义大侠团”，这个组织是比“复兴社”更早的法西斯团体。后来，王又与戴笠、张炎元、黄雍、周伟龙、徐亮、马策、胡天秋、郑锡麟、梁干乔等结为一伙，从事特务活动。这些人，就是后来被称之为军统的所谓“十人团”。王天木本人又是戴笠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他和军统头子戴笠是儿女亲家（王的女儿许配给戴的儿子）。据说当初戴、王两家的配亲，出自戴笠的主动，主要由于王天木与戴笠像是一对孪生兄弟，戴与他结成亲家，传说戴是要在某种场合下，叫王天木来做他的替代品的。抗战初期，王天木任军统华北区副区长。1939年夏，王在任军统上海区长期间被李士群捕获后投敌，不久即到“76号”担任“高级顾问”，并提升为汪伪肃清委员会“和平救国军”总指挥。何天风，保定军官学校第四期毕业生，也是军统在上海的重要干部。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曾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上海别动纵队” 第一支队司令，别动总队不久改组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何又任总指挥，后改任副总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由于失宠于戴笠，何带着亲信丁锡山等投靠了汪精卫，担任“76号”第三厅厅长，并任汪伪“肃清委员会和平救国军”副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陈明楚、冯国桢都是何天风部属，过去也是军统特务，随何天风一起投汪。
这一行四人兴致勃勃地来到兆丰总会，在舞池里跳了一阵，打算到后面的“优待室”里抽几筒鸦片养养神，然后一直跳到天明。于是，由何天风、冯国桢在前，陈明楚居中，王天木殿后，四人相偕离开舞池，向“优待室”走去，所有副官、保镖也簇拥而去。当何天风等人刚步出舞池没几步，王天木的副官马河图突然拔枪向何、陈二人连开几枪后逃走，何、陈中弹倒地，冯国桢听到枪声，急忙卧倒，王天木则慌忙退回舞池，躲到舞池边上的沙发椅背后。直到日本宪兵闻讯赶来，才把他找出来。案发后，何天风、陈明楚的尸体被运往万国殡仪馆存放，王天木、冯国桢以及一起去的所有副官、保镖因受涉嫌统统扣押起来。
原来，王天木的副官已被军统收买，他是接受军统的指令而将何天风、陈明楚击毙的。王天木虽然幸免于难，但因为凶手是他的副官，结果先后被关押在“76号”和南市警厅路集贤村6号伪政治警察署看守所达两年之久，直到1942年提供了重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在上海的住址，“76号”顺藤摸瓜，抓获吴开先，才因功被释放。
谭文治，一名质彬，湖南人，与丁默邨为同乡，原系军统人员，于1939年冬投奔“76号”。初任第一处副处长，处长陈明楚被杀后，谭继任陈职。谭自投靠“76号”后，军统在上海的特务，或为谭出卖抓进了“76号”，或为谭收买，做了“76号”的爪牙。为除掉谭文治，军统派遣人员，跟踪谭迹，又收买了谭的副官（保镖）以为内线。某一天中午，有不速之客数人，突然光临坐落在大西路地丰路附近的谭家，谭的副官，不经通报，便引之登楼，一部分来客，则将谭家佣人关入空室，在外面加以监视。时谭正在楼上与老婆共进午餐，因见来人均素昧平生，正待讯问究竟，来客即拔出无声手枪，向谭射击。谭中弹倒毙。谭妻见状大哭，拉住凶手不放，并大喊起来。另一特务便抽出一柄尺许长的匕首，向谭妻刺去。谭妻受创倒地，旋即死去。
傅宗耀，字筱庵，浙江镇海县人。是个大地主，做过招商局的总办。在大革命前是上海总商会会长，当时上海有南京（疑为南市）商会与闸北商会，这个上海总商会，除是南北两商会的上级机构外，又是英法两租界大商人的组织。当北伐军抵达上海前，傅支持孙传芳对抗北伐军。后来蒋介石下令通缉傅筱庵，傅便潜逃青岛，依附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之下。傅于抗战前经人向蒋介石疏通，才回到上海，任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这是官商合办的银行，董事长就是杜月笙，两人之间，在利害上不无矛盾，但只是暗斗，表面还是很好的。因此，在杜月笙私人办的中汇银行（杜系董事长，总经理为大英银行买办、杜的学生徐懋棠）中，傅不但有投资，还长期存放着六万元存款，以示对杜月笙的极力捧场，傅的儿子品圭还做了中汇银行的副理。
上海沦陷后，杜月笙逃到了香港，傅筱庵凭着过去在青岛时和日本人的关系，挤掉了苏锡文，继苏做了“上海大道市政府的市长”。此时的傅筱庵，真可谓有权有势，财大气粗，自然不把杜月笙放在眼里。他从傅品圭那里知道中汇的库存无几，便准备一下子把所有存款全部提出，想以此挤垮中汇银行，以发泄对杜月笙的怨恨。徐懋棠得讯后，便亲自去看望傅筱庵，希望傅即或要钱用，也采取分期提款的办法。傅不但没有接受，反而对徐说：我要看杜月笙的苗头了。此事为另一大流氓张啸林获悉，张虽因在福熙路（今延安中路）被杜月笙的学生、军统特务于松乔开枪射击未中，正迁怒于杜，但得知这一情况后，在感情上冲动起来，便叫来他的亲家俞叶封，对俞说：“你去告诉傅筱庵，我同月笙是湾脚踝骨的弟兄，我同他虽有疙瘩，但这是我们自己的事，他不要以为杜月笙不在这里就可以踢一脚了。就是杜月笙死了，还有我张啸林呢。现在不要说他休想全部提去，即要分期提，就是中汇答应，我也不答应，叫他向我来要好了。”傅筱庵这时虽已做了大汉奸，但仍为大流氓的威势所慑服，不但没有去提全部存款，即使零星的支票也没开过，中汇遂渡过了这个难关。可是事情总免不了会给杜知道。这时军统在上海的特务活动，可算是戴笠与杜月笙合伙的。既然傅筱庵竟敢到杜月笙头上，杜也自然放不过傅筱庵了。
对于他与杜月笙的过节，傅筱庵自然也心知肚明，但傅有他的想法，认为自己背后有日本人撑腰，对于蒋介石他都敢于老虎头上拍苍蝇，何况你杜月笙！杜月笙在上海纵有势力，但杜本人已逃往香港，所谓势力也得七折八扣；杜的背后虽有戴笠的军统特务，但我傅筱庵也有的是大批保镖，再说军统特务只能在租界里活动，不敢到虹口来。纵然狠辣，也奈何我不得。哪知祸起萧墙，变生肘腋，傅筱庵做梦也想不到，军统会买通自己身边的人，要了他的性命。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傅筱庵为了逃避蒋介石的通缉令，躲在青岛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投亲不遇、流落街头、因饥寒昏倒的同乡。傅当时大概感于桑梓之谊，收留了他，得知他原来是个厨师，就让他当上了傅家的烧饭司务。
这个人做了傅家的饭司务后，真是起早熬夜小心侍候，加之东家与自己都是宁波人，烧的又是宁波菜，颇合傅的口味，傅对之亦颇信任，因此一做就十多年。傅筱庵重回上海，这个饭司务当然也跟了来，随侍在侧。后来傅当了大汉奸，他也跟着搬到了虹口。十几年来手里积蓄了几个钱，却一直没有找女人，到上海后，便也不甘寂寞，想找一个女人，生个一男半女，好给自己传宗接代，养老送终。这就给万墨林找到了对付傅筱庵的缺口。
杜月笙自得悉傅要提款逼倒中汇的消息后，十分气愤，便要管家万墨林与杜的表弟朱文德共同谋傅。杜知道，傅自做了汉奸就把家搬到了日本控制区的虹口，轻易不能进去，如果用特务来硬撞，不一定能成功。得知傅家的饭司务静极思动的消息，朱与万合谋，由军统派了一个女特务，经万辗转设法，塞给了这个饭司务。一个从未近过女色的阿拉老粗，一旦控制在一个女特务手里，那还有他自己的灵魂么?在女色大利的诱惑下，这个愿意为傅筱庵当牛做马的饭司务，竟成了安放在傅筱庵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
对暗杀大汉奸傅筱庵的行动，当然经过军统一番精密研究设计，而由那个女特务去向饭司务传达。据说傅筱庵夜里喜欢独宿，他的床侧，便是壁橱。这个饭司务，于傅没有进房前，便已潜入房内，躲进壁橱，至后半夜，当傅睡得正甜时，便怀着菜刀轻手轻脚地从壁橱里爬了出来，借着外面透进的路灯光，拿起菜刀，对准傅的喉管、脑壳、面部，一阵乱砍，砍得大汉奸傅筱庵血肉模糊，整个过程中，傅筱庵竟然没有哼过一声。
这个饭司务杀了傅筱庵后，便蹑手蹑脚拎了一只菜篮，推了一辆自行车，从傅家后门踏上车子，逃过了四川路桥，会同那个女人，领到了五万奖金，在上海租界里避过了一阵风头，与那个女特务一起逃到了重庆。据传说这个饭司务后来也给军统灭口干掉，遗下的五万块钱当然由那个女特务以临时未亡人的身份装进了腰包，而这个饭司务所追求的女人与钞票，只不过是过眼云烟。
张啸林，浙江慈溪人，原名小林，乳名阿虎，后来在上海流氓地界混出了名，觉得小字气派不够，遂取名为寅，字啸林，把“小”字改为 “啸”字，既使名与字相结合而且也更气派了。张未到上海前，原是杭州拱辰桥的小流氓，拜城内做地保的阿米老头儿做“老头子”。因张在拱辰桥打死了人，在杭州立不住脚，便在阿米老头子的掩护下逃到上海，居然在白相人地界混成了一霸，成为法租界青帮头目之一，与黄金荣、杜月笙等并称“上海三大亨”。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张啸林与黄金荣、杜月笙组织了所谓“共进会”，张啸林是亲自率领流氓，向上海工人纠察队猖狂进攻的急先锋，张因此与蒋介石搭上了关系，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1932年后任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监事及中汇、交通等公司、银行常务董事或董事。他与黄金荣、杜月笙、王柏龄、孙祥夫、陈希曾以及杨虎、陈群八个人结为弟兄，这就是上海流氓中人人知道的所谓“老八股党”。在老八股党中，以年龄来说，麻皮黄金荣最大，张啸林次之，陈群最小，因此后来大家竟呼陈群为老八而不名。张虽居第二，而人咸以“大帅”唤之。其实就是武夫之别名，因其个性急躁，动辄开罪于人。
1937年10月下旬，战局恶化，蒋介石准备放弃上海。为了防止“三大亨”被日伪利用，蒋介石邀请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一起去香港。张啸林暗算：上海华洋杂处，各种势力盘根错节，日本人攻占容易统治难，必然要拉拢利用帮会头目。而三大亨中，黄金荣已表明不会出头为日本人做事，杜月笙去了香港，这正是他独霸上海滩的好机会。
上海沦陷后，土肥源加紧对张啸林的拉拢，张也以出任伪“上海市长”或伪“浙江省主席”为合作条件。虽出任伪职因故未果，但张与日本人的“合作”并未中止。之后，张啸林布置门徒，胁迫各行各业与日本人“共存共荣”，大肆镇压抗日救亡活动，捕杀爱国志士。又以“新亚和平促进会”会长的名义，派人去外地为日军收购粮食、棉花、煤炭、药品，强行压价甚至武装劫夺。还趁机招兵买马，广收门徒。张啸林的投敌活动，引起了重庆当局的极大不安。除掉张啸林，已是当务之急。
蒋介石指示军统局长戴笠对张啸林予以制裁。戴笠向潜伏在沪上的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发出了针对张啸林的锄奸令：张啸林“搜刮物资资敌，为虎作伥，罪大恶极，应予迅即制裁”。
接到戴笠的除奸令后，军统上海区制定了锄奸计划和建立了行动组。行动组长陈默接到任务后，曾接连策划了两次暗杀行动，但均未成功。于是开始设法从内部打开缺口，策反林怀部，除掉张啸林。林怀部是在张啸林的司机阿四的介绍下进的张宅，起初只当了个门卫。张啸林遭到几次暗杀后，希望能找到几个身手和枪法都超群的保镖。在阿四的帮助下，林怀部连发三枪，枪枪从红心穿过。就这样，他取得了张啸林的信任，被聘为保镖。陈默以5万块银元和除汉奸的民族大义，争取到林怀部作内线，听候指令执行任务。
1940年8月上旬，陈恭澍与陈默约见林怀部，让他在近日内下手，得手后军统总部设法疏通，并会将他安排为法租界巡捕房捕办。
8月14日有客来访张啸林，林怀部决定待张啸林送客下楼时动手。但不一会引客的管家下来去翠芳楼叫局了。叫局，就是去妓院请妓女出堂，前来侍酒陪赌，赌局饭局交替能到深夜。如果这样就无法下手。林怀部见阿四在院中擦车，便凑过去说：“有些私事，请师傅去楼上向张先生讲一声，准我5天假。”
阿四摇摇头说：“张先生有规矩，会客时不许下人打扰，你又不是不知道。”林怀部于是刺激他：“你平时常说张先生如何如何地看得起你，看来和我没什么两样，吹牛！”阿四一听火了，两人吵了起来。“吵什么？”楼上的张啸林听到声音，忍不住跨到窗前厉声喝问。
张啸林怒骂林怀部：“你这龟孙子，吃饱了不干事还吵架，老子多叫一个东洋兵来，用不着你了。”
林怀部也毫不示弱地还嘴，张啸林于是探身窗外怒吼：“阿四，把这龟孙子的枪卸下来，让他滚蛋。”
“用不着赶，老子自己走。”
林怀部伸手去腰间拔枪。在场的人都以为林怀部真要交枪走人，不料，林怀部掏出手枪对着张啸林一甩手，子弹正中张啸林面门，张当场毙命。
林怀部为了确认张啸林的死活，提着枪冲上楼，发现那个客人正在打电话给法租界巡捕房报警，于是林顺手杀了他。确信张啸林已死后，林怀部飞步下楼，准备逃离张宅。刚到楼梯口，被张的另一保镖拦腰抱住，其他保镖跟着围了上来。这时法租界巡捕也已赶到，林怀部把枪一丢，高声说道：“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遂从容就擒。
法租界判处林怀部15年徒刑。抗战胜利后林怀部被释放。
余玠，一名李开封，原是个军统专员，主要从事电讯工作。自投了“76号”后，便将军统在上海的地下秘密电台，悉数出卖，军统在上海的特务，也由余接踵地拉进了“76号”，并且把军统在上海用于训练特务电讯人员的机构--南阳无线电学校，也交给了“76号”，成为汪伪训练特务电讯人员的专业学校。由于余玠的出卖，使军统在上海的组织与人事遭受严重的破坏，损失惨重。因此，军统决定将余玠除掉。
自从军统特务“四大金刚”之一的陈恭澍在1941年投降了“76号”后，陈的副官刘全德也随陈投了“76号”。可是刘全德在暗中仍与军统保持联系，军统便利用这个关系，威胁刘杀陈以自赎。刘以随陈多年，陈待之尚厚，几度要下手，都是欲行又止，临场退了下来。
1942年某日，军统又要刘寻找机会除掉余玠，因为他对余在感情上一无顾忌，而余玠的防范意识也不如陈恭澍强，不如尽早干掉余，得以早日离开此地，且杀余同样可以报功请赏，于是便下决心杀余。也是事有凑巧，刘在奉命后的第二天，余玠与另一位特务王道生（“76号”情报处副处长）来看陈恭澍。当余、王两人辞陈出门上了汽车后，刘亦自驾汽车跟踪其后，等到余到拉都路下车与王话别，并命司机再送王道生返回“76号”时，刘亦到达，跳下汽车，向余连开数枪，余即倒毙地上。这时王急从车里跳出拔枪在手，拟追捕凶手，无奈刘已驾车逃逸无踪。不久法租界捕房闻讯到达，王也在就近打了个电话给 “76号”，当由驻在“76号”的日本宪兵准尉涩谷赶到现场，与法租界的捕房人员，就地交涉。因余玠身上带有日本宪兵队的“嘱托证”，遂将余玠尸体交由涩谷和王道生送殡仪馆殡殓了事。
除上述“76号”的特务和附逆汉奸为重庆特工狙杀外，因参加汪伪组织而遭暗杀的，尚有毛羽丰（被杀在大中华饭店门口）、邵范九（被杀在新新公司门前）、李如璋（被杀在天蟾舞台）和同业公会书记蔡晓和（被杀在火腿业同业公会内）等。
“美人计”除奸
电影《色戒》放映后引起轰动，也牵出虚构故事背后的真实历史。电影所据张爱玲小说里的主人公“易先生”与“王佳芝”的原型呼之欲出，就是抗战时期汪伪特工总部“76号”特务头子丁默邨与重庆中统女特务郑苹如。由国民党中统特务上海潜伏组织精心设计的针对丁默邨的刺杀事件轰动了整个上海滩，时人在对郑苹如舍身除奸的爱国行为表示敬佩的同时，也为“美人计”的功败垂成感到惋惜。
仅以容貌而言，郑与丁反差太大了。郑苹如胖瘦适中，高矮匀称，是当时上海滩公认的大美人。生活中的郑苹如衣着打扮并不刺眼，看上去很朴实，是个有几分文雅风度的女子，她的头发也不是赶时髦的烫发，只是简单地把头发拢在脑后，显得挺干净利落。而丁默邨不仅相貌丑陋，且身患肺病。因此，即使没有后来的刺杀事件的发生，貌若天仙的郑苹如“傍上”相貌丑陋的丁默邨，在当时也是一则引起轰动的“桃色”新闻。
新闻记者出身、曾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金雄白（笔名朱子家）对郑、丁两人有生动的描写：郑苹如 “一付鹅蛋脸，配上一双水汪汪的媚眼，秋波含笑，桃腮生春，确有动人丰韵”；丁默邨“患有肺病，身体荏弱，面容苍白，殊不类为一个特工首脑”。参与诱降汪精卫、后作为“梅机关”主要成员之一的日本前首相犬养毅之子犬养健也认为，郑苹如“是一位容姿端庄、聪明伶俐的女学生。索性可以说，由于她天性聪明，使她容姿更美了”；丁默邨则是他接触过的人中容貌最难看的一个：“此人身量五尺上下，也许是发育不全吧，不光是身量低矮，脸和手脚也都抽缩着。加之丁默邨患有肺病，多年未愈，时常低声咳嗽。而且，他脸色总是苍白，眼睛就像由于睡眠不足引起浮肿似的。他的体力好像受不了穿西服时的拘紧，他平时总是穿着舒服的中国式服装，爱低着头，自然少言寡语。我也一直没有看到过他的笑脸。”汪伪特工的后台老板晴气眼中的丁默邨是一个“身材矮小，骨瘦如柴，蟹壳脸，蛇一样的眼睛里发出幽光，使人一看就觉得他阴险冷酷”的人。
然而，患有严重肺病的丁默邨却性好渔色，艳闻频传，予负有特殊使命的美人郑苹如以可乘之机。丁与郑缱绻几个月之后，郑设计引丁入彀，不意竟被逃脱，精心策划的暗杀行动竟以失败告终。“爱国女学生”试图将暗杀行动继续下去，反为“76号”擒获而遭枪决。而影片里所说的“王佳芝”因动了真情不忍刺“ 易先生”而失手，显然是为了增加戏剧效果而虚构的。
丁默邨原系国民党中统局要员，在他当了汉奸成了汪伪特工总部头子之后，重庆国民党当局决定尽快除掉丁。因丁是老牌特务出身，对暗杀这一套行当自然十分熟悉与警惕，自当上汉奸后，更是警卫森严，诡秘异常，成天蹲在阴森恐怖的杀人魔窟“76号”里，手下有上千名的武装特务与无孔不入的情报网，不要说暗杀他，就是接近他一下也是谈何容易！上海中统特务机构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决定根据丁默邨的特点“对症下药”。丁默邨最大的特点，就是好女色，这在中统局是无人不晓。上海中统组织决定施用“美人计”，选派一个年轻漂亮、善于交际的女特务为诱饵，去接近与笼络丁默邨，引诱他上钩，然后选择适当时机与场合将其除掉。
这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危险的工作，选派谁来担任呢？上海中统组织几经物色，最后选中了年方二十一、二岁的中统女情报员郑苹如。
郑苹如具有施展美人计的许多有利条件。她是一个中日混血儿。其父郑钺，又名郑英伯，浙江兰溪人，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时，加入中国同盟会，从事民主革命活动。在日期间，结识了木村花子女士。木村花子出身于日本名门望族，素仰中华文物，对中国人民抱有友好的感情。当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辛亥革命前后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花子女士常相过从，聆听孙、黄等革命党人的演说，深受影响。她积极支持革命党人的活动，自愿为革命党人传递信息与文件。在这些活动中，她与郑英伯多所交往，日久生情，遂缔结良缘。此后，花子女士改名郑华君，随夫到中国定居，继续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奔波于大江南北。1928年以后郑英伯弃政从教，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以后还担任过上海公共租界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的首席检察官等职。
郑英伯夫妇生有二子三女，郑苹如是次女。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华君夫人虽为日本人，却对日本军阀侵华行径十分不满，多有愤言，子女们受其影响很深。1932年“一•二八”上海战事起，郑家全体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年仅14岁的郑苹如与姐姐一齐跑到浦东乡间进行抗日宣传。 1937年底上海沦陷后，郑英伯一家以华君夫人是日本人的关系，继续留居上海，参加地下抗日工作。当时的郑英伯还是中统上海潜伏组负责人、“二陈”的堂侄陈宝骅的重要助手，郑苹如与二哥郑南阳也成为中统上海区的情报员。郑苹如的大哥郑海澄战前在日本留学，中日战争一爆发，就被其父母从日本召回，送到国民党空军中服役，此时已撤退到内地继续参加抗战。
郑苹如生于1918年，从小就聪慧过人，又跟着母亲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日语。她在上海民光中学读书时，丁默邨曾兼任他们的校长，两人曾是师生关系。1937年，她中学毕业后，准备进入上海法政学院夜校读书，继承父业，然而，日本对上海的进攻使她的愿望落空。上海沦陷后，她毅然参加抗日地下工作，加入了中统，任中统情报员，这时她只有19岁，花样年华，风姿绰约，是上海滩上有名的美女，加以会修饰打扮，服装时髦，成为上海滩上一位引人注目的摩登女郎。中国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画报——《良友画报》第130期（1937年7月）就以她为封面女郎，只是因为她身份特殊，只称“郑女士”三个字。
郑苹如的确是一位优秀的情报员，她凭借母亲的关系，凭着自己的色相，凭着自己的流利日语与交际才能，混迹于沦陷后的上海十里洋场，周旋于日寇的高级官佐中，广为结交日伪情报人员。郑苹如曾混入日军报导部新闻检阅室任职，并在军部电台担任播音员，后进入日本上海特务机关工作，担任长片山大佐的秘书。1939年春天，郑苹如试图策动日本反战分子花野吉平等人阻止汪精卫政权的成立。她曾和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派到上海的和谈代表早水亲重攀上关系，继而又通过早水的介绍，结识了近卫文麿的儿子近卫文隆、近卫忠麿，以及后来担任日本华中派遣军副总参谋长的今井武夫等人。郑苹如曾设想绑架近卫文隆，认为“若掌握了近卫文隆，不就能迫使日本首相作出停战让步了吗？”
当时，近卫首相的长子文隆初到上海。本来，文隆是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留学的。由于他在重要的学科考试上成绩却很平庸，而且，每月的学费花得格外多。以高出美国当地学生五、六倍的花销尽情地在校内交朋友、吃喝玩乐，被其父亲召后国内。这次近卫把文隆交给中山优，做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职员，让他们一起住在书院的宿舍里。中山优也是该书院的毕业生，是一位学者，近卫首相的声明稿就是他起草的。但是，文隆是不会老老实实呆在这个条件简陋的宿舍里的。若是在普林斯顿大学，他会驾驶着小汽车穿过哈得逊河的收费桥，钻进纽约的百老汇大街的嘈杂夜色中。在这里，文隆几乎每天都跳过同文书院的院墙，来到赛马场与静安寺路之间的繁华街道上，不知是什么时候，结识了郑苹如。也可以说，是机敏的郑苹如发现了文隆。因为郑苹如的母亲是日本人，这就使她具有充分的条件可以用流利的日语与文隆打交道，他们两个人几乎每天晚上都在一起，不停地在夜总会转来转去。
才华超群而又极富冒险心理的郑苹如觉得，文隆是现在侵略自己祖国的日本总理大臣的儿子，就这样老老实实地游玩，总不能令人十分满意，她想向重庆方面展示自己的本事。出自这种心理，郑苹如终于想到要拐骗文隆了，当然并不是要将文隆暗杀或监禁起来，而只是让他暂时失踪，这样可以让中统局知道这件事，仅此而已。某天夜晚，她在静安寺路的帕拉马温夜总会与文隆会面后，把文隆领到了一个要好的朋友家里。
第二天早晨，东亚同文书院舍监发现文隆床上空着，首相的儿子一夜未归，不知去向，当然非常惊慌，立刻报告沪西的日本宪兵队。日本宪兵队急忙派出人员四处打探，竟然一无所获。只是由于郑苹如的上级并不赞成她的举动，命令她中止这一危险的“游戏”，近卫文隆才不知不觉地逃脱了政治肉票的命运。
郑苹如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获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如在汪精卫集团离开重庆前夕，郑苹如曾探听到汪精卫“将有异动”的重要情报，并通过秘密电台上报重庆当局，可惜当时政府并未引起重视，直到汪精卫离开重庆投敌后，方知郑苹如早已掌握这一重要情报。从此，重庆特工方面对郑苹如更加倚重。
中统上海组织认为，郑苹如出身于一个抗日爱国家庭，参加了地下情报工作，具有一定特工经验与交际应酬能力，且年轻漂亮，还和丁默邨有师生之谊，派她去对丁默邨实施美人计，是再恰当不过的人选了。
一天，丁默邨乔装改扮成一个穿街走巷的小商贩，匆匆上了由外白渡桥开往外滩的电车。在他面前冷不丁出现了一位少女，犹如一朵盛开的鲜艳的花朵：在她那健美的躯干上，裹着一件细红格子花纹的旗袍，脚蹬一双米黄色高跟皮鞋，在卷曲蓬松的黑发下面露出一双水汪汪的乌黑大眼睛，白净而丰满的脸颊上有着迷人的酒窝。这就是郑苹如。
丁默邨不由得一愣。
“啊！你是……”
“丁先生，好久不见啊！”
丁默邨长期从事特务活动，对郑苹如的中统背景是有所耳闻的。因此，他对郑苹如难免存有戒心。
郑苹如好像很快觉察到这一点，便大笑起来：
“丁先生，我早已从危险的买卖中脱身不干了，你尽可放心。”
丁默邨本是个色中饿鬼，交到如花似玉的郑苹如自然是喜出望外。几经交往之后，丁默邨接受了郑的请求，把她带进了“76号”，并让她做了自己的“秘书”。而郑苹如佯装成涉世未深、恃宠而娇、贪图金钱权势的青春少女，与丁默邨时断时续，若即若离，逗得丁默邨馋涎欲滴，神魂颠倒。郑苹如与丁默邨经过几个月的交往，不仅取得了丁默邨的信任，而且引得这个色鬼如醉如狂，事事依从，形影不离。而郑苹如对丁默邨更是关心备至，不断加深双方的感情，增强丁对自己的信任。
“76号”的后台老板晴气称郑苹如是漂亮的“重庆白蛇”。他给郑苹如的评价是，郑苹如是一个兼有娼妇手腕和板额勇气的女性，是一个天生的女间谍，她的媚态能使异性为之倾倒，而一旦正经起来，又露出男子般的暴躁性格和生硬的表情。这个漂亮的重庆白蛇献出了自己的身躯，却死死地咬住了“76号”蝮蛇的要害。
自从郑苹如进入“76号”后，“76号”犹如拆除了铁丝网和铁门似的，处于开放状态。过去由于戒备森严，谁也无法了解到“76号 ”内部的秘密。现在通过郑苹如，许多重要情报流入重庆特务组织那里。可是，沉溺于热恋之中的丁默邨对此却不甚了然。上海的中统潜伏组织看看火候已到，就着手布置对丁的暗杀行动。
功败垂成
第一次行动计划，由郑苹如主动邀请丁默邨到她家里做客，上海中统组织在郑家附近安排了狙击人员。然而，丁默邨有很强的防范意识，就在轿车快到郑家时，他突然改变了主意，掉头离去，计划遂告失败。
此时中统上海区的负责人由张瑞京担任，他重新策划第二次“刺丁”。计划寻找合适的机会，要郑苹如以购买皮大衣为由，把丁默邨诱杀在西伯利亚皮货店。岂料就在计划商定后不久，张瑞京因熊剑东老婆唐逸君出卖被李士群逮捕。张、李原有一番交情，便将“刺丁”计划和盘托出。此时李士群与丁默邨的争权夺利已达白热化程度，李正在寻找机会打击丁默邨，中统的“刺丁”计划正中李士群夫妇的下怀。为防消息泄漏，他们先把张瑞京保护起来，而中统上海区见没有任何异状，决定原计划照常执行。
1939年12月21日，丁默邨到沪西一个朋友家赴宴，临时打电话给郑苹如，邀她一道参加。
郑苹如接到丁默邨的电话后，立即与中统组织商定，她以购买皮大衣为由，将丁默邨诱至戈登路（今上海江宁路）与静安寺路（今上海南京西路）交叉路口的西伯利亚皮货店，让预伏的中统特务将其击毙。商定后，郑苹如便到沪西赴约，陪伴丁默邨去朋友家吃饭。
这天郑苹如特地打扮得花枝招展，浓香袭人，引得丁默邨心花怒放。吃过晚饭后，丁说要去虹口，郑说要到南京路去，于是两人同车而行，当汽车驶至静安寺路与戈登路交口的西伯利亚皮货店时，郑苹如突然提出要去买件皮大衣，并要丁默邨同她一起下车，帮她挑选。丁默邨的职业反应是到一个不是预先约定的地点，停留不超过半小时，照理说是不会有危险的。
心想郑的执意要他同去，不外乎是想乘机敲他一笔竹杠。于是，丁默邨让司机留在汽车里，将车停在马路对面靠边地方，就搂着郑苹如进了皮货店。丁让郑苹如在柜台前选择皮货，自己则站到一边掏出香烟来抽，并随意打量起皮货店的装璜来。他的眼睛从店堂内扫到店堂外，突然，他透过大玻璃窗，见到窗外的人行道上有几个行迹可疑的人双手交叉胸前，正从外向他窥视打量。丁默邨立即警觉起来。他是个老特务，干惯了暗杀这一行当，嗅觉自然比警犬还要敏感，马上意识到这些人手里藏有手枪，自己处境极端危险，必须迅速离开。但自己孤身一人怎样冲出这人家预设的伏击圈呢？他迅速地想好对策，立即行动。只见他站到柜台前郑苹如身边，突然从自己西装口袋里，掏出一大叠钞票，向玻璃柜台上一抛，像天女散花似地，钞票满台满地都是，随即他对郑苹如说：“你自己拣吧，我先走了。”不待郑苹如答复，他转身就往外跑。
郑苹如被丁默邨这个出乎意外的举动惊呆了。她见丁默邨拉开店门冲出去后也想跟出来，可是她刚走了两步，猛然想起屋外的预伏人员就要开枪，便停下了。而丁默邨冲出店门后，飞一般冲过马路，向自己的汽车狂奔。门外预伏的中统人员，没想到刚进皮货店的丁默邨突然拔脚就走，同时又未见郑苹如跟着出来，迟疑了一下。就在这一刹那，让丁默邨冲过马路，钻进了自己的汽车。司机见丁默邨急匆匆奔来时，知道事情有变，早就推开车门，让丁进来，同时发动马达。预伏中统人员醒悟过来后，立即举枪向汽车射击。可丁默邨已关上车门，此车又是保险汽车，子弹打在车窗上，溅起点点白花。现场一片混乱，汽车乘机迅速开走，丁默邨脱离了险境，逃避了一死。中统特务见行刺失败，迅速撤离，而李士群派出的特工人员，因只是奉命暗中“协助”，因此也没有追赶。
中统精心布置的以“美人”为诱饵暗杀丁默邨的行动功败垂成。
作者：张殿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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