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徐志摩•新月社》 作者:王一心 李伶伶 陕西人民出版社

崇尚"父母在，不远游"古训的徐志摩好好远游了一次。

1918年，他21岁的时候，在拜师梁启超两个月之后，从上海出发远赴美国，先入克拉克大学研习历史，后为实现其父设定的日后成为金融实业界大亨的理想而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但他却热衷于政治、民主、劳工等问题的探寻，更"顺便"研究了一下社会主义理论，然后以一篇与政治、社会、历史、经济等都能搭上边的论文《论中国的妇女地位》获得硕士学位。这个过程，他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不仅如此，他像一只勤劳的小蜜蜂，辛苦地不知疲倦地却又愉悦快乐地吮吸着来自西方世界的各种新思想新学说和新主义。

渐渐地，在庞杂纷乱的新思想新学说和新主义中，徐志摩的倾向集中在了尼采，转而罗素的身上。尼采让他"登"上了哲理的山峰，他的肺里回旋着高空的清气；罗素让他懂得如何在逆境中坚持自我，如何抗拒世俗。于是，他要到英国去，"从罗素"。为此，他抵制住了即将到手的哥大经济系博士学位的诱惑，又将老父的殷殷嘱托和满心期待置于了脑后，兴冲冲地投奔罗素去了，立志跟着这位"20世纪的伏尔泰""认真念一点书"。

这一转变，使原本很有希望成为政治经济学家的徐志摩的人生发生了逆转，他当初"实业救国"的伟大崇高目标也随之转向，他最终的身份被定格为自由文人、浪漫诗人。当然，这个转变并不是在他一踏上英国的土地就发生的。

不巧的是，在他想要追随罗素抵达英国时，罗素正在去往中国的路途中。他没有能够如愿亲近偶像，聆听大师的教诲，自然也不能师从这位哲学伟人认真念一点书。他迷茫了一下，随即进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著名的政治学家哈罗尔德·拉斯基教授，攻读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也就是说，此时的他，因为拜罗素为师不成，只好仍滞留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之内。这似乎是他的无奈之举，但着实让家乡的老父亲感到欣慰。

可是，好景未长。徐志摩只在拉斯基教授身边倘佯了半年，就又跳出了政治经济学的框框，在文学这个广袤天地中发现了自己，找到了自我存在的真正价值。由在剑桥（康桥）大学的学者G·L·狄更生介绍，得以进入该大学的国王学院并获得了一个特别生的资格。从此，他的思想和生活发生巨大改变。在他看来，他的眼睛，是康桥教他睁开的；他的求知欲，是康桥激发的；他的自我意识，也是康桥启蒙的。具体地说，他睁开的眼睛，在文学面前发光；他的求知欲的对象，是文学；他的自我意识，更准确地说，他的文学意识，开始觉醒并且蓬勃生发。

如果说，学经济，是现实的话，那么，学文学，则是理想的。徐志摩原本就应该是理想的而非现实的人，如他自己所说："我如学商，竟可以一无成就，也许真的会败家；我学了文学，至少得到了国内的认识。在这私欲横流的世界，我能抱定坚真的意志，不为名利所摇撼。"也许可以说，他的转变是受了西方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影响，但如果说这是他的天性使然，似乎更准确一些。

未出一年，徐志摩在剑桥国王学院由特别生转为正式研究生。之前在美国，他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先后在克大、哥大分获一等荣誉奖和硕士学位，然而在英国，将近一年的时间，他仅仅让自己的身份由"特别"上升为"正式"而已，不要说他没有拿到一个博士学位，甚至没有完成一篇象样的论文。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浑浑噩噩庸碌无为，除了他已经由初出国时的意气风发的爱国青年走上了理想主义的浪漫诗人的道路之外，他也确立了"生活是艺术的"艺术人生观。之后，1922年8月，他突然决定回国。

"五·四"运动爆发时，梁实秋刚刚16岁，却已经是清华学校中等科四年级的学生了。运动中，他也曾和同学一道上街游行，在街道架起凳子演讲，怒斥无能的政府，怒斥卖国的官吏，眼见平时道貌岸然、凛然不可侵犯的校长一个接一个地被同学们赶出校外，那种打破权威的感觉真令人痛快！在学潮中，清华学生建立了自己的组织--评议会和干事会，要求自治并参与校务。评议会是决议机关，干事会是执行机关，梁实秋连续几届被推选为评议会成员。

与此同时，他满怀激情地拥抱思想大解放的时代，接受着、体认着各种新思想新学说和新主义：进化论与互助论，资本论和安那其主义，托尔斯泰和萧伯纳，罗素和博格森，泰戈尔和王尔德，胡适的实验主义，易卜生的戏剧、王星拱的"科学方法论"等等，几乎不分肥瘦腻淡，只顾囫囵吞下。在这个方面，他和徐志摩有相似之处。虽然他当时学力未充，鉴别力有限，但此乱读，却大大丰富了知识，开阔了眼界，起到了为将来治学做准备的作用。

那时的清华和北大一样，学生社团多不胜数。自幼爱好书法、又写得一手好字的梁实秋发起组织了一个练习书法的组织，他为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清华戏墨社"。每天早晨六点，他和几位同好走进自修室，磨墨铺纸，竖笔而书。这样不分寒暑，一直坚持了两年之久。

当然，对于也爱好文学，而且对文学的兴趣日渐浓厚的梁实秋来说，组织文学社，更是一种必然。"小说研究社"就这样诞生了。因为这个社，他结识了高他两级的闻一多。听从闻一多的建议，"小说研究社"更名为"清华文学社"。文学社吸引了不少同学，比如有后来出名的"新月派"诗人朱湘、饶孟侃、杨世恩、孙大雨等。看得出来，新月社的许多成员，之前都曾加入过清华文学社。但是，虽然人员有交叉，但清华文学社并不是新月社的前身。

清华文学社有同学提出邀请一些名家来校演讲，一定会受欢迎，众人都觉得这建议好。最先被请来演讲的名家，是周作人，他演讲的题目是《日本的小诗》。这个题目似乎更适合用于做论文，而不适合用于演讲。事实上，除了内容的枯燥外，周作人声音过低、乡音过重，使听众听得吃力，演讲效果大打折扣。严格算起来，这是一次无趣的、失败的演讲。

之后，徐志摩从英国回来了。他回国后参与的第一次社会活动，就是被清华文学社邀请去演讲。显然，这个时候的徐志摩已经被视为"名家"了，至少在清华文学社的梁实秋他们眼里，他就是名家。之所以如此，一来徐志摩是梁启超的大弟子--不是什么人都能拜师梁任公的；二来徐志摩是留洋硕士 --既是哥大硕士，又是剑桥国王学院的高材生；三来徐志摩为追求自由和真爱，不理世俗，大胆地毅然决然地"抛弃"结发妻子的行为，使他名声大噪；四来徐志摩创作了大量新诗，以其特有的自由排列的形式，以及浓得化不开的情感和奔涌飞扬的激情，使他迅速引起文坛前辈的关注和文学新人的景仰。简单地说，此时的徐志摩，才名满天下。因此，清华学子们都极想一睹他的风采。

出面邀请徐志摩的是梁实秋，不过，梁实秋并没有亲自去和徐志摩面对面接洽。这倒不是因为徐志摩是名家，而身为学子的梁实秋不便莽撞地找上门去。当初文学社邀请周作人，就是梁实秋亲自摸到周府直言相邀的。再说了，梁实秋也不是那种仰视名家、畏惧权威的人。徐志摩是梁启超的弟子，梁启超的大公子梁思成是梁实秋的同班同学。于是，梁实秋通过梁思成去和徐志摩商量。据梁实秋事后回忆，徐志摩立刻就答应了。

徐志摩如此爽快，也不完全是因为梁思成。他天生好动、乐于交往、热衷参与，而且个性张扬、喜好表现。就像他自己所说："我学了文学，至少得到了国内的认识"。显然，他是很看重"得到国内的认识"的。初归国，他满腹的才情，急于要表现；他已经确定的艺术人生观，急于想引起共鸣；他对于他的诗，他的文学理论，甚至他这个人，也急于要"得到国内的认识"。

这次演讲，是日后新月社两位主将徐志摩和梁实秋的第一次见面。梁实秋用"飘然而至"形容徐志摩的到来。这个词的确很符合诗人的气质。他白白的面孔，长长的脸，鼻子很大，下巴很长，穿着一件绸夹袍，外面是一件小背心，缀着几粒闪着金光的纽扣，脚上是一双黑缎鞋，尽显文质彬彬和潇洒神态。清华小礼堂里挤满了慕名而来的学生，人数不比听周作人的少，黑压压一片。梁实秋说的不错，与其说他们是听众，不如说他们是观众--大多数人都是为" 看"而来。

走上讲台，徐志摩旁若无人地自怀中掏出一卷稿纸，大约有六、七张，用打字机打好的，全英文的，然后坐了下来，环顾了一下四周后，准备开讲。听众（观众）们首先就被他手上的那一叠稿纸弄糊涂了：他这是要演讲，还是照本宣科？徐志摩解释道："我的讲题是《艺术与人生》，ArtandLife，我要按照牛津的方式，宣读我的讲稿。"这一下，学生们躁动起来。既然按照牛津的方式，那么，肯定是用英语的。之前，从来没有人直接用英语演讲过。这是一个不习惯。另外，按照牛津的方式，他是"宣读"，而非演讲。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显而易见，演讲更随意些，而宣读则太正经。

"牛津的方式"，注定徐志摩的这次演讲是失败的。他的演讲（实则宣读）一开始，就有人退场。虽然他的口齿较周作人伶俐，乡音也不像周作人那么浊重，声音也够洪亮，但大多数人听不太明白。就连梁实秋，也自认"没有听懂他读的是什么"。徐志摩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自我陶醉着，尽管他坚持宣读，但语调变得夸张，手式也多了起来，表情更加丰富。于是，演讲显得有趣起来。但是，这个"有趣"，并非演讲本身，而是外在形式。当然，这样的有趣终究没有办法改变演讲失败的命运。

徐志摩自然不会在乎演讲的成功与失败，在他看来，能够完整全面地将他在留学生涯中特别是在剑桥所接受的西方社会思潮和文艺理论进行总结后"推销"出去，就是成功。按牛津的方式，学者们的宣读讲稿，在演讲完之后，是可以直接付印成书的。徐志摩的《艺术与人生》随后经挚友郁达夫之手，刊登在"创造社"的《创造季刊》第二期上，仍然是英文的。

梁实秋没有完全听明白，却完全看明白了。徐志摩认定眼前的中国社会"是一潭死水……一个由体质上的弱者、理智上的残废、道德上的懦夫以及精神上的乞丐组成的堂皇国家"。他用列举的方式，通过但丁、莎士比亚、歌德、雪莱、米开郎基罗、达芬奇、瓦格纳、贝多芬等西方文艺大师的艺术成就，指责东方文化的贫乏，他的结论是："因为我们没有生活，所以我们没有艺术。"可以想见，他的这番见解肯定会引起那些固守传统、拒绝接受外来文化和思想的老学究们的极大反感和不满。他的言辞固然激烈了一些，观点不免偏激了一些，理论也显得空泛了一些，但不能说他说的不是事实。

尽管梁实秋只把《艺术与人生》当作通俗性的一般文章，而非学术研究论文，但他对其中的某些观点还是很认同的，特别是他对徐志摩在文章中透露出的反叛精神，和对中国文化的深层忧虑以及因此忧虑而提出的"要丰富、扩大、加强、激化我们的生活，赋予它精神上的意义，恢复我们的审美直觉和创造活力"的主张，是极为赞赏的。这也许是他俩日后能够共同参与新月社的思想基础。

作者：王一心 李伶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