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春河，原同仁医院外科医师，在工作岗位上感染SARS，当时在全无经验的情况下，激素类药物被大量用于非典紧急治疗，特别是在非典大爆发时期的北京。而激素的超剂量使用被广泛认为是非典后遗症的原因。

原同仁医院医生岳春河接受网易新闻专访

口述实录：

我和非典很有缘。

我的工作岗位是同仁医院外科，最先在2003年1、2月份从南方的医务工作者那边听到非典的消息，当时北京的医院对此都半信半疑。转而到3月份的时候，非典虽然还没有那么被重视，国家都还遮遮掩掩的，但是已经有人心惶惶的迹象了。

2003年3月29号我值班，我记得特清楚：医院来了两个大学生，怀疑是非典，体检内科的护士、大夫没什么防护、不顾自己安危地抢救，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我特受触动，于是就写了一篇文章叫《我们是战士》。那篇文章结尾的时候我说；我也下夜班，他们也下夜班；我下夜班的时候，故意在大街上多走好几个小时，以免身上有病毒传染到我的家人。那么，我的同事，他们回到家有没有这种担心？这是我第一次跟非典的关系。

第二次是4月25号，就是我一个人开始真正和这种疾病的短兵相接：我和同科室的一个护士成了疑似病例。被传染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一个老人在我们急诊室去世了，还有一种就是一个吸毒人员在我值班当天到急症室打止痛针，后来听同事说，这个人是得了SARS。

刚疑似的时候，我还是很乐观的心态，我想自己要是非典就抓紧时间治；要不是的话，可能观察一星期就出来了。没想到疑似了2天多，我病情加重被转到小汤山医院，在小汤山医院一共住了36天。

作为一个外科医生，我从来没住过院，一次住院就进隔离病房，那时候身心的历程挺复杂的。我爱人也是同仁医院的护士，当时她被隔离，三岁的儿子被父母照顾，我们就只能靠短信联系。

5月31号，我从小汤山出院，当时真是有一种大难不死的感觉，休了两个月假之后我状态很好地去上班，上了不到一个月，就听说人民医院有同事查出有非典后遗症——股骨头坏死。我8月5号做了一个核磁（共振），一个礼拜之后知道自己也骨头坏死了。股骨头坏死严重得情况下就得换股骨头，当时的感受是一辈子就残废了，心理打击太大了。

当时发现（有后遗症）的有100多人，大家全都蒙了。我们这些人都坐轮椅坐了一年，拄拐拄了两年。我当时去哪都坐轮椅，采取各种治疗方法：中药、药浴、高压氧等疗法。

刚确诊股骨头坏死的两三个月里，我万念俱灰，有种天塌了的感觉。像我这样30多岁，本身就是家庭的主力，突然自己坐上轮椅被人伺候，很不能接受，一度非常自暴自弃。那个时候我除了在小汤山住院治疗、理疗，每天就是上网打桥牌，上网玩到一两点钟，第二天昏昏沉沉，家人看了都难受。

但是经过了两个多月，自己也调整过来了。为什么调整过来的？责任感：我要让我妈妈走出来，让我的老婆活出精气神，让我的孩子活出自信。那时候我也写了一篇文章《生日》，讲我36岁生日是怎么度过的：早晨我妈妈推着轮椅上区医院做高压氧，高压氧回来骑自行车，因为要锻炼，中午妈妈给我弄一大木盆，我泡药浴，然后我学外语，老婆晚上回来给我按摩腿，孩子怎么跟我互动…… 其实就简单写了我一天的治疗情况，我的很多同事看了都哭了。

2006年之后的三年，我已经不用拄拐行走了，这个时候我开始换一个角度思考非典给我带来什么。我的人生应该怎么走？它就跟轨道道岔似的，一下扳到这个道上。它让我重新审视自己。我有时候说，得了非典之后，我的后半生基本上可以自己去把握。我曾在日记里面写道：“苍天在人们前行的路上，用单向透明玻璃将幸福的人与苦难的人分隔开，痛苦的人虽步履艰难，但他们不仅能品尝人生的痛苦，也能看到快乐是什么样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幸的人人生更加丰富。”我在两年前的时候２０８斤，那时候自己心态变了以后，三个月的时间就减了60斤，活出一个新的自我了。

我的膝盖在长达六年的治疗时间里，有时候阴天变天会疼，有时不知道怎么就疼。身体虽然受限制，精神却更加自由了，我也会跟同事幽默说：“我要提前退休了”。

非典就是一场人类历史的流感，不管非典过了多少年，现在猪流感、禽流感都比不那个时候（的影响），因为它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且在中国这个背景下，在心理层面、历史层面、文化层面、社会学层面，它有无限多的东西在里面。

有人问我，你觉得自己是英雄吗？我回答不是，虽然我有9个同事死于非典，但我觉得这就是职业。我是医生，我选择这个职业就有这一项责任，我觉得就是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