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摸史集》 作者：袁小伦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38年10月12日，日本侵略军在广东惠阳大亚湾登陆。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日寇长驱直入。同月21日，广州陷落。当局狼狈北撤，市民仓皇疏散，生命财产损失惨重。“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无谱，莫希缺德。”难怪这样痛骂当局的新民谣马上流行开来。守军为何不堪一击？广州为何快速陷落？当时就已是众说纷纭，而战前广东守将通敌就是其中一说。60多年过去了，笔者接触了相关的若干史料，以为此说并非空穴来风，确实有些根据。

一

请先看《陈君葆日记全集》（谢荣滚主编，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9年版）记载。陈君葆（1898-1982）是香港知名文化人和社会活动家，战时担任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馆长并在文学院任教，与许地山、陈寅恪等同事，又是宋庆龄“保卫中国同盟”宣传方面的得力助手。他生前所留下被誉为“大时代的证言”的数百万字珍贵日记，已经出版了1949年以前部分，其中1938年10月的日记涉及广州沦陷的记载。

21日日记，记载作者对当天广州突然沦陷的沉痛感觉和对沦陷原因的猜测：“经过卜公码头买了张西报，十分惊人的消息——广州失陷了！没有的事！不敢读下去了，但也不能不按住情绪读下去，一边两手在那里颤动。汉奸……不，通敌……出卖。但是，不至于吧！我究竟分辨不出这时的心理是一种如何的心理。愤恨么？一路在车上只在紧紧地咬着牙关，眼是直望着面前，但也看不见什么东西在经过。心痛么？但捶心挥泪可又怎样有补于大局？”

22日日记：“九点钟在中文学院门前碰到许先生（指许地山——引者注）夫妇，他们说：这是什么一回事呢？我答道：一定是通敌，不要再考问了。从十二日天未明敌人在大亚湾登陆到昨天仅仅十天便不费一弹不折一兵地在无声无臭当中断送了广州，这不是通敌是什么？小汉奸能这样干吗？因为要上课只说了几句便各自地去了。在上课前佛兰士面带愁容地——这是他头一次对我有过这样表示的——向着我面前行来，问道，广州这样便丢了，真是出人意料之外啊！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我把刚才对地山说的话，又对他说了一回，并加以解释道：‘我不是在九月初对你讲过吗？华南的独立组织早在酝酿中，只等在武汉陷落时便出现。这其间英国是否居间斡旋，抑扶翼诱掖，可不知道，不过像从前说过，罗富国之晋省拜会，吴铁城之报聘于此事总不无一点关系罢。余（指余汉谋——引者注）吴是何等人，迹其行事，又有何事不可为呢？在此时候才有此没心肝的行为，给抗战前途以一个致命的打击，其肉还足食吗？’”“讲了几句话，匆匆地上三年级的课，几乎含泪地对学生说：在广东的其他各地，今天这一课也许要成为最后一课了。敌人从大亚湾登陆是十月十二日早晨，从那时起到昨天仅仅十天断送了广州，这真是旷古以来莫大的耻辱，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事。在仅仅十天内，敌人不费一弹不折一兵便陷淡水、陷惠阳，入据广州，这是如何痛心的事。守土有责啊！”

是日日记还分析广东战前防御工事并将广东之役与京沪之役作比较，以说明守将通敌的可能性：“广东用在防御工事的，抗战以来，大约为数不下一千六百余万，这数目的大部分在防守大亚湾及保卫交通命脉之广九路又意中事，然而敌人登陆，陷淡水，惠阳、增城、博罗之马其诺线不守，不十日而入广州，究竟防御工事在哪里呢？我们试看上海之战尚且能支持三个月，然由大场退下来时，敌人以十五万之众，乘破竹之势以加于我，江南之地外沿京沪路一带皆平衍无险可守，尚且能限敌人之马足至一个月始得进据南京。现在淡水一带地势多山，丘陵起伏非江南可比，而以战舰掩护登陆，又不同于大场败下来的情势，乃有此如此出人意料之外的事，中外人士均为之口瞪目呆。任你如何辩护，通敌的嫌疑是无论如何洗刷不掉了。不过这通敌的是谁，现在虽然不能即为指出，但总为一等要员大概已无疑问。”

23日日记，记载作者与友人谈论谁是通敌的罪魁祸首：“伍藻池来访，我刚在洗澡。一见面，大家对于广州之失守又痛骂了当局一回。……藻池说，不过余汉谋虽然是不成器皿的人物，但何至于如此丧心病狂呢？我说：‘利令智昏，从前可以叛陈降蒋，现在何曾不可以叛国投敌？不过这事似乎还有更重要的人物在幕后策动，照我的看法，余吴也许均没有那样大的胆子做这样的事，这更大的责任似乎有更重要的人负去。’藻池说这话如何讲？我说：‘昨天晚报不是载着汪精卫又放出和平的空气的消息吗？这对路透社记者的谈话，不先不后广州沦陷之日发表，抑何等的凑巧！’‘那么你疑他通敌出卖广东吗？这在汪的地位来说，也许不至于吧。’我说：‘诚然，不过汪在政治史上的人格，你是知道的，他的亲日主张你也是知道的，你以为汪先生是有所不为的吗？’藻池找不出答话来。过了一下子，他说：‘这样，老蒋是应该把他扣了。’我说：‘我也是这样想，不过谁能保证蒋没有副作用呢？’‘然则吴铁城的责任如何？’我说：‘这也难讲，现在还没有充分据由似乎还不能十分确定他的责任，但他本来是因为利害冲突与余不大融洽的，但后来也卒以利害关系与他通力合作起来，此中消息明眼人自能见到。铁城与其说他是老蒋的人毋宁说他是孔祥熙的人。今次的事，即以最低限度来说，若果他全无所知则是瞎着眼做主席，有负中央之寄托，知而不言则等于与谋罪，也与通敌等。果道路传闻属实，铁城、香翰萍（屏）、顾（罗）翼群一班人，警号一解除便饮酒、玩女人作乐，在这非常时期尚且如此无心肝，又何事不敢为呢？’”

从25日日记看，陈君葆连日来的推测从他的一年级学生金应熙（后来成为著名史学家、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引者注）的口中得到证实：“这一次的事，与其说是军事的失败毋宁说是政治上的失败。假使我们承认军事当局和守土有责者亦不能辞其咎，然而究竟军事失败所占的成分少，因为任何情况之下军事只是政治之一部分而已。”“从来不曾对一年级学生作过政治的演讲，这次忍不住对他们说了一大篇关于广州沦陷后的局势的话，大家都很动容。讲完，金应熙说他有几句要对我报告的，他说了出来我非常惊异，后来问他才知道他是金章的儿子，据他说，汪精卫的确来了香港，这因为他昨天到九龙塘看了他父亲，那时他父亲刚在和马育航讲话，由谈话中说出来的。金应熙又说，当局从日本方面受了多少代价无从确知其数，余汉谋一说受了两千万一说得了七千万，但只莫希德已经得了两百万，其他可推想了。汪精卫来港未必先亦已和陈廉伯、马育航等汉奸有了默契，但来港以后，这一批汉奸想和他合伙倒有很大可能。引敌兵由龙门抄过我军后路以趋从化的据说是陈维周，而陈济棠也预备重登政治舞台了。”顺便说一下，同日日记还有一段对研究金应熙个性很有帮助的话：“金生自言极不满意其父的主张，前曾因信仰与他发生过一次意见上的冲突。在个别辅导的钟点，他问道，要做救国工作是否一定要加入共产党？我看见他思想路线还不大清楚，因对他说：目前世界是和平阵线与侵略阵线对峙的局面，‘天下不归杨，即归墨’，绝没有中立的地位，共产不共产，仍是方法的问题呢。像张伯伦那样，投降到法西斯集团的怀抱自以为可以苟安，哪里晓得向火焰取暖的灯蛾，终招焚身之祸。以这情形看来金似乎曾从事过激烈主义的工作，后来大约因家庭环境的限制，和意志力薄弱的缘故，才埋头埋脑在书本上用功。”

二

其次，看看著名作家黄秋耘的回忆录《风雨年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该书第八章《“银弹”的秘密》，详细回忆他在广州沦陷前从日本驻港特务机关获取广东部队将领通敌的情报的经过。

当时黄秋耘由李少石直接领导，通过特殊关系并经过生死考验，打进日本在香港的一个特务机关并站稳了脚跟。这个机关设在香港山顶道上的一座豪华别墅里，头目叫户根木，公开身份是日本驻港副领事，他与土肥原贤二是日本陆军大学的同窗。黄秋雨回忆：

“户根木真是只老狐狸，关于工作问题，除了对直接有关的下属外，对任何人都滴水不漏，他听取下属的汇报时，偶尔插问一两句，但总是喜怒不形于色，叫人难于捉摸。作为特工人员，他是严守保密纪律的，可以说真是无懈可击。对于这样的对手，恐怕很难在他身上掏出多少东西。当时领导对我指示，在这种岗位上，要沉得住气，对一切问题最好都装作冷淡、漠不关心的样子。日本人有时会放一些并不重要的机密文献在你的周围，你最好望也不要望它们一眼，你一动手翻阅这些文件，就会掉进他们的陷阱里去。当然也不是一切都无所作为，要看准时机，选好对象，然后下决心进行突击。

“我经过长期的观察，选中了一个姓郑的翻译员，他是台湾人，并不像日本人那样死心塌地无限忠于天皇陛下，可以说，他是敌人阵营中的一个薄弱环节。那个姓郑的是个酒鬼，只要有好酒，他就神魂颠倒，喝得烂醉如泥，喝醉了他的舌头就开始跳舞，无话不说。他当翻译，职位不高，钱也不多，经常要向我借钱，可是由于工作关系，他接触到不少机密。

“一九三八年一个秋天的晚上，我和他在尖沙咀的一间富有异国情调的酒吧间坐到深夜，他已经喝到第八杯威士忌酒了。他忽然搂住我的肩膀，凑近我的耳边压低声音说：‘老弟，顶多在一个多月以后我们就可以在广州吃三蛇羹下酒了。那时候，大日本皇军的太阳旗就会飘扬在爱群大厦的屋顶上。’

“当时有很多迹象，例如在台湾集中大量登陆舰等等（这是一个英国记者透露的），表明日军在攻占武汉的前后很可能会对华南采取军事行动，但是我们还不能判明他们的真正意图是什么：这可能是牵制性质的威力侦察，也可能是想切断广九铁路及其周围的交通运输线，当然，也不能排除这是一场以攻略广州为目标的大规模战役。为了进一步判明他们的意图，我故意反驳他说：‘老兄，别吹牛，一个月，未免说得太容易了！就算皇军今天在广东登陆，也不可能这么快拿下广州。广东军干起来可真有两下子，“一•二八”那时候，皇军是领略过的。’

“他趁着醉意大言不惭地说：‘也许那些丢他妈军队真有股蛮劲儿，可是咱们皇军有一种新式的秘密武器，这种秘密武器能够决定任何战争的胜负。’我故作好奇地问道：‘又是什么德国的老虎坦克吗？’当时日本军人吹嘘德国有一种老虎坦克，是任何反坦克武器都摧毁不了的。他醉得更厉害了：‘ 不，比德国的老虎坦克还要厉害得多。这种秘密武器不是给前方的军官和士兵使用的。瞧，就是这个东西，’他掏出一张百元面额的港币扬了一扬，‘假如你一定要给它起个名字，也可以叫它银弹吧。枪弹、炮弹是用来打士兵的，可是这种银弹连师长、军长和战区司令长官也同样可以打倒。说来也很简单，你在香港汇丰银行用某一位将军的太太或者姨太太的名义存上一笔定期存款，假如他在两军对垒时虚晃几枪，就赶快退避三舍，那么，三个月后，他就可以领到这笔巨款，这是谁都乐意做的买卖，就是那位统率着十万大军的司令长官，也派有代表长期驻在香港，跟我们密来密往呢！’

“他这一席话给我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情报，不但判明了日军登陆华南的时间和意图，而且间接证实了国民党军队中有一些高级将领已经被敌人收买，至少跟敌人进行过秘密‘和谈’。战后出版的日本高级特务今井武夫的回忆录也直言不讳地承认，日本军方曾经与余汉谋的密使在香港进行过若干次‘和谈’，双方都提出过条件，至于有没有使用过‘银弹’，今井武夫没有说，也许他也不知道。

“余汉谋麾下的正规部队一共有十个师和两个独立旅，除了少数兵力北调到武汉战场的南浔线外，留粤的总兵力至少还有六七万人左右，装备按当时地方部队的标准来说，也算是不错的，有炮兵部队，还有少量装甲车部队。主力布防在广九铁路沿线，还有一部分驻守在惠阳、增城一带，但是他们基本上不战而退，指挥上也混乱不堪。日军在登陆后的第九天（十月二十一日），就越过近二百公里的征途，除了在增城正果墟附近遭遇到一场小规模的阻击战，伤亡了几十人外（日方的广播电台说，好像给蚊子咬了一口），简直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攻陷广州。事后细细想来，那个姓郑的家伙所说的‘银弹’，恐怕也并非信口雌黄，毫无根据。”

黄秋耘还分析，从卢沟桥事变算起，有一年多时间，中日双方在华南地区基本上是按兵不动。日本空军经常轰炸广州，发生过几次小规模的空战，但双方的损失都微不足道，后来中国空军就干脆撤出广州，飞到韶关、南雄和衡阳去了。日机主要在市区投弹杀伤成千上万和平居民，但对具有军事价值的重要目标，包括交通枢纽的海珠桥和广九铁路上较大桥梁都不加破坏。大概日军早把广州看成是唾手可得的囊中物，对于不久就会属于自己的东西，谁也舍不得随便加以破坏的。日军对国民党军在广九铁路沿线经营了一年多的永久性的防御工事，根本视若无睹。甚至在大亚湾敌前登陆，也没有遇到过守军一五一师（莫希德师）任何有力的抵抗。这样大规模的登陆战和攻防战，几乎兵不血刃，在战争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广州沦陷后，在香港和广东未沦陷区就有人散发传单和小册子，指责余汉谋被日军收买通敌，不进行抵抗，要求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进行调查处理。这件事引起了户根木的注意，他认为很可能是他的部下有人有意无意地泄露了机密。那个姓郑的家伙直接参加过谈判，又不是日本人，当然有重大嫌疑。而黄秋耘平日跟那个姓郑的家伙来往较多，也成为被注意的对象。他发现单独外出时常常有人盯梢。这样地下党认为他继续留在敌人内部已经不能起什么作用了，而且可能有危险，于是下令他迅速撤退并离开香港。

三

再次，看看《今井武夫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辑委员会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的记载。该书原名《中国事变之回忆》，其作者今井曾任日本驻华使馆驻北平的陆军武官助理、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部主管情报和政务的第二课长兼第四课长、派遣军报道部长、上海陆军部高级部长及派遣军总参谋副长等职，是日本军方高级特务。他自始至终地参与日本从发动卢沟桥事变到被迫投降为止的侵华活动。他由于积极执行日本的侵华政策，受到日本参谋总部的重用，一再委以重大的秘密使命。该回忆录里所记载的史实均系本人亲历的第一手材料，同时书末附录了若干相关原始文件。而无论他本人的回忆录正文，还是书末附录，都记载了日本特务机关与第四战区代司令长官余汉谋及其代表在广州沦陷前后的“和谈”活动。

据该回忆录正文记载，1938年夏，“华中派遣军送来了报告说：防卫广东的旧广东军长余汉谋已派遣使者到日本军来，应与其研究联络办法”。“恰好此时日本军队正从大鹏湾登陆，企图攻下广东。为了便于作战，迫切希望能与余汉谋取得联系。所以，首先派遣上海福民医院院长顿宫博士和朝鲜人林当联络员，随后，我也同华中派遣军参谋高桥坦大佐一同去香港。因为有必要对余汉谋的联系工作的真正价值进行判断。”“……因为我已掌握了同余汉谋的联络情况，就把日后的工作委托给顿宫博士，随同高桥离开香港，于七月三日到了东京。”“同余汉谋的联络，后来由日华双方的联络人员往返与彼此之间进行工作。但由于这年的十月底，日军进攻广东时，余汉谋军几乎未加抵抗就撤退了，因此，在广东、香港地区有人散发了谴责余汉谋的传单，指责余被日军收买通敌，不进行抵抗。”上述记载，提供了在1938年夏秋间，余汉谋通敌的若干线索，并隐约透露出由于广州沦陷后余汉谋受到谴责而使日本对余秘密工作增加了难度。

该书附录有关余汉谋通敌的文件与上文互相映证并且说明的若干细节：“今年六月上旬，由余汉谋的机要参谋王子信通过朝鲜人林，向华中派遣军提出余汉谋有反蒋独立的意图，对此希能获日方意见，于是决定和余的代表在香港进行接触。六月下旬，由华中派遣军及大本营分别派出高桥大佐及今井中佐二人与林及福民医院院长顿宫博士先后到达香港。但由于当时余的正式代表未能如约，按指定时日来港，致使会见中止，返回原地。”“日方派遣人员返回后，林单独留在香港，多次返回港粤间和余汉谋会见，但八月二十八日被英国官宪派香港警察绑架，送回上海。据林称，此乃出于中央系第四路军参谋长王俊的唆使。然而到了九月十九日，余汉谋的机要参谋王子信及副官鲍毓光二人来到浙江省定海县，再次提出与林会面的申请，林亦于前往该地进行联系。这时,王等出示名片，作为代表余汉谋的证件。林因此劝说王等赴沪，但王等恐怕暴露企图，遇到危险，声称必须征得余的同意而返回南方。九月二十九日收到鲍某自香港的来电称：根据余汉谋的指令暂难赴沪，务希林及顿宫博士在汉口陷落前来粤。十月十二日鲍再次致电林称：趁日军登陆的良机，希速来粤。对此，我方于十月十六日由林要求余汉谋派全权代表来沪。十月二十一日在香港的鲍毓光再次来电约日方代表去港，而我方则仍重复前述要求。”“本工作的成败，虽尚难预料，但至少将探知余汉谋的真意，特别是探知十月十二日日军在白耶士湾登陆后其反蒋独立的意图，作为谍报手段来说，仍不失为有效的方法，因此有继续进行的必要。”上引材料说明：第一，广州沦陷前余汉谋的确与日军勾勾搭搭；第二，余汉谋通敌谋求自保的一个原因是国民党中央系对地方派系的压迫。

至于谈判中有没有使用“银弹”的问题，正如黄秋耘回忆录说的：“今井武夫没有说，也许他也不知道。”笔者在这里想补充一句，用钱收买的肮脏事，就是知道甚至做了也不会说出或记下。退一万步说，纵使余汉谋、莫希德等人没有接受日军的重金收买，但既然与日军勾勾搭搭，哪还有心思抗日，广州快速沦陷之谜也就解开了。

《今井武夫回忆录》附录还有其他电报说明广州沦陷后日本特务机关人员与余汉谋代表接触的事实：“林于十一月三日由上海急迫地前往香港，林及顿宫所商定的有关本工作今后的预定计划如下：甲、林通过在香港等待的余汉谋部下的引见访问余汉谋，由余汉谋手中取得反蒋通电后返回香港，向顿宫报告。乙、顿宫在收到该报告后，前往香港，在收到通电电文后，和林一起再次访问余汉谋。丙、然后，顿宫返回香港，见到通电实现后，即返回上海。……”“林十二月二十二日由上海到达香港，曾来往港澳之间，与驻澳门的余汉谋代表鲍毓光进行畅谈。二十三日林又经由澳门赴肇庆以西的长岗，一月五日返回。一月六日余汉谋的代表余武祥亦来香港，今井中佐与其交涉，结果如下：一、余愿恪守去年夏天和日方交涉的各项条件，不抵抗放弃广东。今后尚希日方给予诚挚的援助。二、为了实现（建设新东亚）理想，余正在说服李汉魂、蔡廷锴成为同志。三、余目前虽无流亡日本之意，但鉴于蒋介石对余态度之冷淡，故应经常保持警惕。四、希望日本代表常驻香港。”这段史料除直接证明广州沦陷后余汉谋继续通敌并间接反映蒋介石和地方势力派的矛盾外，还证明广州沦陷前的1938年夏季，余汉谋与日方有过交涉，双方订有协议。

其实在广州沦陷前，中共有关组织也可能意识到国民党广东守军将领有问题。这些问题有对日寇为策应武汉会战并切断中国唯一海上交通线而必然要很快发动攻占广州的敌情估计不足，也有不支持民众武装自卫抗日的片面抗战路线，可能还有守将被不抵抗主义气氛包围乃至被敌人买通的可能。至于党组织当时是如何获得情报的，是不是从黄秋耘那里或其他什么途径得到的情报，未见明确记载的史料，黄秋耘的回忆仅仅说：“……这些情报对于我们是十分重要的，可惜那时候我们在广东直接掌握的只有小量人民武装，只能及时做些准备工作，要想进行有组织的、给敌人以沉重反击的抵抗是力所不及的。”就在日寇大亚湾登陆的第二天，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于《新华日报》发表了《论日寇华南进军》。其中说道：“很奇怪吧！敌在华南进军，竟敢公开说出：‘对抵抗者，坚决予以打击，不抵抗者，则可予以宽恕。’我们在敌寇的狂吠声中，难免有人感觉到广东人民和军队，难道还有不抵抗分子存在吗？这无疑的是敌寇的造谣中伤和分化的毒计。我们相信华南方面行将到来的胜利，将给全世界全国人士证明：广东军民的团结，广东军民抗战的英勇。不论敌军行动如何，广东军队应当坚决地执行最高统帅所给予的任务，英勇抗战，保卫华南，为着保持国际运输线——广九铁路和海上交通而斗争！”这是一段令人费解和颇值得注意的话。在阅读前述有关广州沦陷前广东守将通敌的史料之后，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表面上看叶剑英是在辟谣，实际上他也在怀疑广东守将内部可能存在问题，只是大敌当前必须正面提醒广东当局和部队将领，只有团结抗战，才能消除外界关于“不抵抗分子存在”的议论。这也好像一个人估计另外一个人犯有错误但还没有充分证据或出于策略考虑，不能直接指出问题所在，而只好从正面要求他应该怎样做。

作者：袁小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