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开国六十年》|开国60年

本文摘自《明朝开国六十年》作者：赵树廷齐鲁书社出版

简介：

经过疾风骤雨的元末农民战争的扫荡，元朝的统治已土崩瓦解。当刘基在龙凤六年（1360）抵达朱元璋设在应天（今江苏南京）的军营时，江淮地区已形成群雄逐鹿的局面。刘福通挟持小明王雄踞淮北，陈友谅阴奉徐寿辉陈兵江汉，张士诚坐拥江浙。朱元璋论兵力不如友谅，论财富不抵士诚，但他却能礼贤下士，延聘了刘基、宋濂、章溢、叶琛等能谋善断的文士，储备了徐达、常遇春等能征惯战的武将。

三月，朱元璋前往新落成的礼贤馆咨询形势，刘基进言：“现在我们面对着两个强敌，张士诚居东，陈友谅居西。友谅包饶、信，跨荆、襄，几占天下之半。而士诚仅有边海地，南不过会稽，北不越淮扬。友谅剽悍轻死，据我上游，野心勃勃。而士诚胸无远图，惴惴自保，不会对应天构成威胁。面对这种形势，我军应该首先攻占陈友谅所在的江汉地区。而失去陈友谅的支持，张士诚则势单力孤。我军再移师攻伐，便一举可定。南方既定，便可乘势北伐中原，成就帝业。”

朱元璋听后，喜出望外。谋定而后动，一场惊心动魄的统一战争就此展开……

目录：

一、统一大业

二、翦灭异己

三、太祖的困惑

一、统一大业

太祖以聪明神武之资，抱济世安民之志，乘时应运，豪杰景从，戡乱摧强，十五载而成帝业。

—— 《明史》卷三《太祖本纪三》

朱元璋听后，喜出望外。谋定而后动，一场惊心动魄的统一战争就此展开。

（一）世间再无小明王：瓜步沉船之谜

对于朱元璋来说，龙凤九年（1363）是危机四伏的一年，更是从逆境走向崛起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传奇的朱元璋以其传奇的智慧续写了新的传奇。

二月，阴冷的天气尚未消退，张士诚又想出一条对付朱家军的妙计——进攻安丰（今安徽寿县）的小明王。安丰是应天的门户，小明王是红巾军的共主。若朱元璋不出兵相救，张士诚便可趁机占领安丰，活捉小明王，威胁应天；若朱元璋出兵救援，则正中张士诚调虎离山、引蛇出洞之计。西边的陈友谅趁机率大军东下，置朱元璋以腹背受敌的险境，这正是张、陈最希望看到的结局。张士诚不愧是靠投机出身的私盐贩子，下出了一着天衣无缝的妙棋。

几天之后，张士诚命吕珍为前锋突袭安丰，张士信率大军殿后。吕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歼灭了外围的“宋军”，将安丰城团团围住。此时，负责城内防务的刘福通毫无防备，几天之后，粮草净尽，军民饥困。“城中人相食，有尸埋于地而腐者，亦掘而食之，或以井底泥为丸，用人油炸而食之者。 ”（《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宋小明王》）小明王见此情景，吓得大哭不止，刘福通只得派人向朱元璋征兵解围。局势正朝着张士诚设计的方向发展。

朱元璋得知安丰被围的消息后，心急如焚。一来，安丰是应天的门户，若安丰失守，朱元璋的地盘将直接成为元军主力的攻击范围，唇亡齿寒，这怎能不让他忧心。二来，若吕珍攻破安丰，一定会助长张士诚军队的士气，使其更加嚣张难制。而最为重要的是，自郭子兴死后，朱元璋便直接归属小明王麾下，“反元复宋”的口号为其争取了人心，扩充了军事力量。而一旦小明王被俘，张士诚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人心向背，瞬息改变，这对朱元璋以后的发展极为不利。想到这些，朱元璋不寒而栗，迅速点齐大军，前往救援。

刘基清醒地判断出张士诚围攻安丰的图谋，坚决阻止朱元璋出兵。他说：草率进军，应天空虚，若陈友谅乘隙发动进攻，就会进退无路。况且救出小明王后，将其如何处置？如果继续让他当皇帝，您就丧失了军事指挥权；如果把他杀掉，您就要承担弑君的罪名，两者均非万全之策。刘基真乃旷世英才，无愧于“小诸葛”的称号，他不仅在军事上料事如神，而且展现出过硬的政治素养。

但是，朱元璋并没有被刘基这番深谋远虑的话所打动，毅然率领徐达、常遇春攻击吕珍。这时，吕珍已攻破安丰，杀死刘福通，生俘小明王。他听说朱元璋率军前来，就联合庐州（今安徽合肥）的左君弼掘壕树栅拒守，以达到拖住朱家军的目的。起初，战事对朱元璋不利，左右军全被吕珍击溃。猛将常遇春见情势紧急，率敢死队奋力冲杀，三战三捷，吕珍败逃。朱元璋占领安丰。

朱元璋救出小明王后，命徐达镇守安丰，自己回归应天。诸将请求在中书省为小明王设置御座，并施以君臣之礼。刘基却极力反对：“牧竖子耳，奉之何为！”朱元璋一时也没了主意。刘基见朱元璋顾虑重重，就偷偷地将其引入密室，叙说“天命”所归。

朱元璋在这方面的天赋极高，一点就透，于是命人摆设銮驾伞扇，将小明王迎住滁州。为掩人耳目，并很好地控制小明王，朱元璋也搞起了形象工程。明地里，他不惜血本，在滁州为小明王建造了豪华宫殿，皇宫中珍宝美食应有尽有。暗地里，他以保护小明王为名，将宫中亲信宦侍全部换成自己人。这样，小明王就被严密监视起来，成为朱元璋的傀儡。

综观安丰之战，朱元璋实现了自己战前所有的目标，俨然成了最大的胜利者。他攻占了安丰，重挫了张士诚的锐气；他将小明王软禁滁州，控制了舆论的导向。

安丰的胜利刺激了朱元璋攻城略地的雄心，他以左君弼帮助吕珍攻打安丰为由，令徐达征讨庐州。但是，庐州城坚壕深，兵强马壮，粮草充足，防守异常稳健。徐达与左君弼大战一个月，庐州城仍然固若金汤。

正当双方战事进入胶着状态时，西边的陈友谅趁机向朱元璋发动了攻击。陈友谅诡计多端，心狠手辣，是朱元璋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高岱曾说：“元朝末年群雄并起，和朱元璋逐鹿中原的，并非一人。而当时能称得上劲敌，为腹心肘腋之害的，只有陈友谅。友谅虽不如项羽勇猛雄略，但出没飘忽，剽迅狡猾，不屈不挠，屡败屡振。”

自龙湾大败之后，陈友谅的地盘被朱元璋蚕食，日见缩小。面对着朱元璋的步步进逼，友谅气愤难耐，建造楼船数百艘，组成水军舰队，准备反击。楼船高数丈，上下三层，小的可装载军士两千人，大的可载三千人。这些水上巨无霸，不但体积庞大，而且设计精妙。每艘楼船配备大橹数十支，都用铁叶包裹。楼船上还配备了陆战骑兵队，船的底层有专门养马的板房，三层皆置走马棚。这在当时确实是名副其实的“无敌舰队”。

但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陈友谅已领教了朱元璋用兵的厉害。这次，他没有直接进攻应天，而是采取稳扎稳打的战略战术——取江西，下江浙，再包围应天。四月，陈友谅载家属百官，蔽江东下，兵六十万。六月初五，兵临洪都（今江西南昌）城下。驻守洪都的是朱文正和邓愈，他们带领城中仅有的一万多士兵使用多种火器，奋力苦战两个月，力保城池不失，创造了以少御多的奇迹。

正筹划东线战事的朱元璋闻警，吓出了一身冷汗，佩服地对刘基说：“救援安丰实在太冒险了！假使陈友谅乘我出兵之际，从武昌顺流而下，直取应天，‘我进无所成，退无所归，大事去矣’。”（《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太祖平汉》）说完，朱元璋又轻蔑地冷笑一声，补充道：“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迎，反受其殃。”意思是说，陈友谅不进攻应天，却去围攻洪都，真是自取灭亡。

朱元璋与刘基仔细商讨了进军方略后，一面亲率大军赶赴洪都，一面急令徐达、常遇春放弃庐州，回师驰援。兵合一处，共二十万。

陈、朱二人空国而出，剑拔弩张，一场血战已不可避免。

七月，友谅围攻洪都已有八十五日，闻听朱元璋到来，撤围，东出鄱阳湖迎战。第二天，两军在康郎山相遇，友谅列巨舟摆出进攻阵势，元璋将军队分为十一队防御。鄱阳湖上八十万军队旌旗招展，号角齐鸣，蔚为壮观。

两军接战，互有胜负。徐达率军痛击汉军前锋，俞通海也用火炮击毁二十余艘敌舰。而汉军骁将张定边率军直冲元璋舟阵，连斩数员大将，所向披靡。朱元璋慌不择路，舟陷沙中，处境异常危险。张定边见此情景，喜形于色，指挥汉军将士，奋勇向前，朱元璋已无路可逃。就在这危急时刻，常遇春再次显示出扭转乾坤的本领，他张弓发箭，射中定边，俞通海乘汉军慌乱之际救出朱元璋。此战双方互有胜负，打成平局。

傍晚，各自收兵回营。就在急需用人之时，朱元璋却做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决定，命徐达分兵回应天。是朱元璋胸有成竹，还是另有他图？众将百思不得其解。

次日，友谅调集所有巨舰发动总攻。元璋军舟小，与之对攻不利，军士畏惧不前。元璋亲自督阵，斩临阵退缩的军士十余人，仍不能稳住阵脚。大将郭兴见陈友谅的楼船都用铁链相连，献计说：“并非战士不用命，只因我方战船太小，无法拒敌。我认为非用火攻不可。”朱元璋听从了郭兴的建议，招募敢死士数百人，在七条快船上装满撒入火药的芦苇，向陈友谅的舰队急驶而去。当逼近敌船时，乘风纵火。一时间，风烈火炽，烟焰涨天，湖水尽赤。汉军大乱，死者过半，友谅的弟弟友仁、友贵及骁将陈普略等均战死。鄱阳湖上重演了一幕赤壁之战。

经此一役，汉军锐气尽失，士气低落。

两天后，双方再战，汉军又败，于是敛舟自守，不敢出战。朱元璋移军扼左蠡，友谅被迫退保潴矶，双方相持三天。

友谅的左、右金吾二将见大势已去，先后投降了朱元璋。友谅被这一背叛行径激怒，为泄私愤，下令将所有俘虏斩尽杀绝。而朱元璋却显示出宽广的胸怀，他不仅为受伤的俘虏医治创伤，还把他们全部放还，甚至为友谅的戚族及阵亡将士祭奠亡灵。这种以仁义对残暴的风度，既赢得了本军将士的尊重，也起到了瓦解敌人军心的作用。

八月，汉军军粮耗尽，直趋南湖嘴突围，被早已埋伏好的南湖军击退。汉军遂改突湖口，欲绕道长江下游逃逸。朱元璋率大军围追堵截，誓将陈友谅彻底消灭，以绝后患。追至泾江，双方主力再次遭遇，战斗异常激烈。友谅走出船舱指挥战斗时被流矢击中，当场殒命。汉军溃败，友谅长子善儿也被活捉，张定边夜乘小舟载友谅尸体及其次子陈理逃回武昌。

此时，众将纷纷请战，要求乘胜追击，直取武昌。朱元璋力排众议，命回师应天。如此大好形势，朱元璋为何视而不见呢？高岱在论及此事时说：纵观鄱阳湖一战，在双方酣斗之时，朱元璋急遣徐达回守应天；等友谅败亡之后，又不听从诸将进军武昌的建议，而是即刻班师东下，“盖拳拳以根本为虑 ”。朱元璋之所以迅速回师，以及先前命徐达回师应天，就是担心张士诚偷袭应天，威胁自己的根据地。

朱元璋的这一担心并非毫无原由。实际上，陈友谅在东下之前，就约张士诚夹击朱元璋。正如刘基分析的那样，张士诚鼠目寸光，狐疑观望，没有出兵响应。陈友谅败亡后，张士诚失去了牵制朱元璋的力量，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处境越来越艰难。

洪都、鄱阳湖之战，从四月开始，到八月结束，苦战四个月，水陆并进，火石兼施，战况之烈，可与赤壁、淝水之战匹敌。自古水战，必得天时地利方可取胜，如周瑜破曹操，因风水之便。而此战却正好相反，陈友谅兵据鄱阳湖，先处上流，拥有地利优势；朱元璋千里赴援，鞍马劳顿，而陈友谅以逸待劳，尽得天时之利。其结果却是朱胜而陈败，究其原因，全在人和。陈友谅虽然兵强势众，但是内部矛盾重重，上下猜疑，人各一心；而且连年用兵，劳而无功，军心失望。正所谓“众乖兵疲”是也。

随着疆土的日益扩大，军队的节节胜利，朱元璋于龙凤十年（1364）正月自立为吴王。这时，小明王宋政权已名存实亡，但元璋仍奉之为正朔，继续使用龙凤年号，军令用“皇帝圣旨、吴王令旨”的形式发布。

这年二月，朱元璋率兵亲征，攻克武昌。此后，又经过一年多的征战，彻底消灭了陈友谅残部。汉水以南、赣州以西、韶州以北、辰州以东的土地，全部归入朱元璋的版图。

陈友谅被消灭之后，张士诚失去了掎角之势。龙凤十二年（1366）八月，朱元璋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兵二十万进攻张士诚。他亲临誓师，告诫诸将“毋肆掳掠，毋妄杀戮，毋发丘垄，毋毁庐舍”。朱元璋担心将领们记不住，就每人发给一张纸条，让他们把戒约写在上面。

接着，朱元璋召开军事会议，向诸将问计。常遇春主张直捣平江。朱元璋认为这样做会冒很大风险：湖州张天骐、杭州潘原明是张士诚的左膀右臂，平江形势紧迫，两人一定全力救援。如果我军不能迅速攻克平江，就会陷入内外夹击的不利局面。所以应该先攻打湖、杭，使张、潘二人疲于奔命。湖州、杭州既下，平江势单力孤，很快就能攻破。

徐达等依计行事，领兵出征。数月之间，连克湖、杭。十一月，徐达率军二十余万，配备襄阳炮、七梢炮（抛石机）及大、小将军铜炮等攻城武器，将张士诚合围在平江。

张士诚困兽犹斗，誓死抵抗。双方军队在平江城下大战六个多月，未分胜负。徐达庆幸没采纳常遇春直攻平江的计划，否则，顿兵于坚城之下，张天骐、潘原明引湖、杭兵夹击，胜负实难预料。

吴元年（1367）六月，张士诚突围，被常遇春击退。此后，张士诚不敢出城，两军展开炮战。城外火石齐发，城内也毫不示弱。熊天瑞教城中人制作抛石机，攻击城外军队，杀伤无数。城中的木石全部用光，就拆祠庙、民居为炮具。

这年九月，平江城内军需耗尽，徐达攻克平江。张士诚被俘，后被朱元璋赐死。

龙凤十二年（1366）冬，朱元璋在进攻张士诚取得节节胜利之际，命廖永忠自滁州迎小明王到应天。船至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廖永忠把船凿沉，将其溺死。

小明王之死，是否出于元璋的授意，《明史》中闪烁其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使廖永忠没有得到朱元璋的明确指示，也是看透了他的心思。朱元璋刚刚起兵时，各地豪杰并起。朱元璋不能预料自己能终成大业，就借小明王的名号壮大自己。等到陈友谅已灭，张士诚垂亡，朱元璋亟待建立帝王霸业，若继续使用龙凤年号，对自己的发展不利。小明王已成为朱元璋迈向金銮殿的拦路虎，自然也就失去了生存下去的价值。

对于小明王君臣在元末农民起义中的作为，史家历来都有公正评论。《明史•韩林儿传》赞曰：“元之末季，群雄蜂起。……林儿横据中原，纵兵蹂躏，蔽遮江、淮十有余年。太祖得以从容缔造者，藉其力焉。”

（二）图穷匕首见：元朝麻痹失大都

以吴元年（1367）十月为界，朱元璋对元朝采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起兵初期，力量弱小，为集中兵力进攻陈友谅、张士诚，对元朝采取保守的羁縻政策。在消灭陈、张，平定南方的割据势力之后，朱元璋凭借身经百战的无敌之师，向元朝军队发起凌厉的攻势。

龙凤五年（1359），元元帅察罕帖木儿攻克汴梁，平定秦、陇，在太行山屯聚重兵，日夜操练，图谋恢复山东，声威大震。朱元璋派遣王时搭乘方国珍的海船前往大都，探听察罕的军事动向。

此后，察罕于龙凤七年（1361）进兵山东，招降东平田丰、乐安俞宝等人，围攻益都，气势如虹。朱元璋估计敌我实力相去甚远，如果硬打硬拼，非但不能自保，还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为了避开与元军主力决战的危机，并伺机侦察元军动静，朱元璋与诸将商议说：“察罕帖木儿虽然假借义师的名义图谋恢复山东，却为与孛罗帖木儿争夺兵权，屡次违抗元帝的命令，这难道是忠臣应该做的事情吗？又听说察罕好大喜功，像田丰这种反复无常之人，也以心腹相待，可见其昧于知人。我欲派人前去通好，以便观察元军动静，从长计议。”

于是，朱元璋就派汪河向察罕送上重礼和亲笔信，纳款诈降，顺便打探军情。汪河回来后向朱元璋禀报：“虽然察罕攻势猛烈，但益都红巾军奋力据守，一时还不会失陷。”朱元璋听后大喜，他估计察罕在攻下益都之前，没有余力向南方发动进攻，就乘机西攻陈友谅。

察罕看毕朱元璋欲投降的亲笔信后，更是满心欢喜，急命户部尚书张昶带了御酒和任命朱元璋的诏书航海到方国珍处。但朱元璋为了静候北方军事形势的变化，一直没有接见元朝使者。后来，察罕被田丰刺死，他的养子扩廓帖木儿（王保保）继任统帅。王保保为与孛罗帖木儿争权夺势相互攻杀，无暇南顾。

朱元璋为稳住王保保，以便实施自己在南方的发展计划，又派汪河、钱祯向他送上厚礼，表达通好之意。此时的王保保已完全被朱元璋的示弱表现所麻痹。汪河等人到达河南后，王保保命人把他们逮捕，拘押到陕州。龙凤十二年（1366）九月，朱元璋为进一步分散元朝的注意力，派人将俘获的元宗室神保大王和黑汉等九人送还元朝。

吴元年（1367）正月，在南方战事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朱元璋给王保保送去一封软硬兼施的信。其大略曰：古人朝聘往来，不过是为了表达诚意。现在你将汪河等拘禁，就不怕天下人耻笑吗？阁下虽然地广人多，“所虑者张思道操刃于潼关，李思齐抗衡于秦、陇，俞宝蓄变于肘腋，王信生衅于近郊”。我多次遣使修好，只是想为阁下尽一点儿愚忠。假若您能派使臣与我通好，并释放汪河等人，我们仍不失前盟，您也可取信于天下。如其不然，我将联合群雄，一同进击。“阁下之境，必至土崩瓦解”。请您审慎决断，否则悔之晚矣。

朱元璋这番柔中带刚的话使王保保错误地认为，自己真正的敌人绝非千里之外的朱元璋，而是近在咫尺的北方割据势力。合则两利，战则两伤。王保保将汪河等送还应天，两家重新修好。朱元璋又一次以“谦恭”和“忠诚”打动了王保保，这既为自己赢得了充足的准备时间，又成功地将王保保的视线转移到他人身上。此后，元朝军队为争夺地盘在北方自相残杀，战火连绵。元顺帝一怒之下，解除了王保保的统帅权。

在基本平定南方割据势力之后，十月，朱元璋决定北取中原，消灭元朝这一心头大患。他对徐达等人说：“中原已经四分五裂，山东、河南、关、陇分属元朝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之间彼此猜疑，互有嫌隙，兵争不解。这为我们各个击破、灭亡元朝提供了有利的战机。我欲出兵北伐，诸位有何良策？”

常遇春说：“现在南方已经平定，兵力有余，应该抽调军队直捣元都。用我百战百胜的军队，进攻元朝长期安逸享乐的士卒，定能长驱直入，攻破大都。都城既克，其余州县也就闻风归降。”

朱元璋反驳道：“元朝建都百年，城防坚不可摧。我方孤军深入，困于坚城之下，粮草补给困难。一旦敌军从四面增援，就会使我军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依我之见，应当‘先取山东，撤彼屏蔽；移兵两河，破其藩篱；拔潼关而守之，扼其户槛’ （《明史•太祖本纪一）。这样，天下形势都在我军的掌控之中。元都势孤而援绝，不战可克。攻占大都之后，乘胜西进，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就可席卷而下。”

于是，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征虏副将军，率军士二十五万，长驱北伐。出征前，朱元璋告谕将士，此次北伐的目的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这段话在当时包含着三层要义：一是以华夏统一夷狄。二是复兴被蒙古、色目贵族破坏的儒家纲常，用礼义治国，恢复父子君臣夫妇长幼的伦理秩序。三是实现国家的统一，人民生活的安定。为达此目的，朱元璋再三申明纪律：“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如有违犯者，一律军法从事。

吴元年（1367）十一月，徐达进兵淮安，并派人到沂州劝降。元朝守将王宣、王信父子首鼠两端，一边密往莒州、密州征兵；一边诈降，派使者以犒师为名，延缓徐达的进军速度。使者回来后，王宣随即带兵夜劫吴军大营。徐达闻报，率军急攻沂州城。都督冯胜命军士掘开水坝，漫灌城池。王宣无计可施，投降后被处死。徐达挥师北向，势如破竹，益都、东平、东阿、济南、济宁、莱阳相继而下。

洪武元年（1368）二月，转攻河南。徐达引兵上黄河，克永城、归德、许州，兵至陈州。朱元璋书谕守将左君弼：“自元朝失政，天下兵兴，豪杰并起。我曾经与你数次交战，没想到你战败后竟然舍弃亲人，独自投奔异国。功名富贵，可以再图，生身之亲，却不能复得。如若你能念及垂白之母，糟糠之妻，幡然醒悟，我会尽弃前嫌，与你共创大业。”君弼得书后，犹豫不决。朱元璋将他的母亲送到陈州，君弼感泣，率军投降。汴梁守将李克彝见门户已失，弃城逃跑。徐达随即占领汴梁这一军事重镇。

四月，徐达率大军从虎牢关进至塔儿湾，元将脱目帖木儿领兵五万迎战。他在洛水北面列阵，欲在明军强渡洛水时，发动突袭。脱目帖木儿万万没有想到，他遇到的对手就是以奇袭而威震四海的常遇春。脱目帖木儿还未排出突袭阵形，猛将常遇春就单骑突过洛水，手执弓箭直冲敌阵。脱目帖木儿从未见到如此骁勇的打法，急发二十骑，集中长矛齐刺遇春。遇春一箭射死敌军前锋，大声呼喊着向敌军冲杀过去。脱目帖木儿被惊得张口结舌，还没回过神来，徐达指挥军队随后掩杀过来，俘斩元军无数。脱目帖木儿带领一部分擅长溜号的残兵败将退走陕州。徐达遂进营于河南城北门，元河南行省平章、梁王阿鲁温送款军门，河南平定。

不久，朱元璋到汴梁慰问前线将士，并召问谋取元都计策。徐达说：“我军自平定齐、鲁，攻取河、洛以来，王保保逡巡于太原，观望不进。现在我军已经占领潼关，张良弼、李思齐失去屏障，仓皇西窜，元朝的援军已绝。臣等欲乘势搏其孤城，必克无疑。”朱元璋展开地图指授方略说：“你的计划很正确。然而北方土地平旷，适合元军骑兵作战，我们不能不防。我军应该选拔猛将做先锋，你督帅水陆大军紧随其后，由秦趋赵，转临清向北，直捣大都。元廷外无援兵，必然惊恐溃散，这样就能不战而克。”徐达遵命。朱元璋由汴梁还应天。

当朱元璋紧锣密鼓地北伐之时，元朝将领间争权夺势的斗争也进入白热化的程度。王保保被解除统帅权后，退兵守平阳关。元顺帝见他势单力孤，就命李思齐等前去围攻，并令关保断其归路。王保保气愤之极，擒杀关保以及元朝政府所置官吏。元顺帝也下诏尽削王保保官爵，令诸军四面讨伐。等到潼关失守，元顺帝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下诏恢复王保保官爵，令其与李思齐分兵抵御。但是，这时的北伐军已急速向大都挺进，挽救不及了。

洪武元年（1368）闰七月，各路军马会师临清。徐达指挥马步舟师沿运河北上，在河西务大败元军，进兵至通州城下。众将欲速战速决，指挥郭英劝阻说：“我军远道而来，敌人以逸待劳，攻城对我方不利，应采取奇袭战术。”第二天大雾弥漫，郭英命一千人埋伏在路旁，自率三千精锐骑兵直抵通州城下。元将五十八国公率敢死士一万多人，从两翼杀出。混战多时，郭英佯败，敌军乘胜来追，伏兵四起，将其分割包围，斩首数千级，遂克通州。

元顺帝听到通州失守的消息，极为恐惧，命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丞相庆童留守，夜间带领后妃、太子开建德门，由居庸关北走上都。八月初二，徐达进军大都，至齐化门下，将士填平壕沟，攀城而入，一举攻克大都。

此次北伐的顺利进军，首先是由于提出了正确的政治策略。朱元璋在出征前反复告诫将士：此行不是为了略地攻城，而是削平祸乱，以安生民，因此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其次，制定了周密的军事计划。朱元璋没有听取常遇春直捣元都的建议，而是采用了先取山东、河南，剪除枝叶，再围孤城大都，灭其根本的作战路线。这就将战略主动权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进可攻，退可守。最后，在攻守策略的选择和由守转攻时机的把握上，朱元璋也是老成持重。在力量弱小时，采用示弱结盟的方式麻痹敌人；当元军相互争斗之时，乘机北伐。整个战争进程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未给敌军任何喘息的机会。朱元璋在这次北伐战争中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守如健松，攻如疾风。诚如兵法所说：“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

（三）强强对决：狭路相逢智者胜

元大都被攻陷之后，元顺帝带领文武百官逃到上都，仍然拥有完整的政府机构。王保保、纳哈出率领的元朝主力部队也几乎毫发无损，元朝的威胁仍在。朱元璋遂令徐达西征，战事从洪武元年（1368）八月开始，到第二年八月结束，明军攻势如潮，元军节节抵御，伺机反攻。双方斗智斗勇，战争进程一波三折。

西征开始后，常遇春率军先后下保定、中山、真定。冯胜、汤和领兵克怀庆，越太行，取泽、潞，战事波澜不惊，极为顺利。两路大军齐头并进，欲合击太原。王保保见汤和军悬师深入，孤立无援，遂派大将韩札儿举兵围攻泽州，并在韩店设下伏兵，准备伏击明朝的援军。明将杨璟、张彬不知是计，前往泽州增援，行至韩店，被伏兵包围。两军激战一昼夜，明军失利，死伤三千余人。

韩店战役的胜利为屡战屡败的元顺帝打了一支强心剂，他命令王保保即刻出兵光复大都。王保保经过缜密筹划，决定趁明军西进、后方空虚的机会，率精锐骑兵十余万，日夜兼程，奔袭大都。若徐达回兵救援，他就故伎重演，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法，将其歼灭；若不回师来救，他就径取大都，迎元顺帝回朝。王保保自以为胜券在握，无论徐达采取哪种策略，都会掉入他预先设置的陷阱。

当王保保制定这个看似无懈可击的计划时，他或许没有意识到徐达是比他更深不可测的猎手。当徐达得到王保保偷袭大都的报告后，镇定地给诸将分析了战争形势：王保保率军远出，太原必然空虚。北平的孙都督统帅六卫军队，足以抵御元军。我军应当乘其不备，直抵太原，攻克他的老巢，使他进不能战，退无所依，这就是兵法上所说的“批亢捣虚”。如果王保保回师救太原，就已经被我军所牵制，进退失利，必被击败。

于是，徐达没有理会王保保，引兵径向太原疾进。这时，王保保率骑兵已进至保安州，闻听此讯，大惊失色。眼见自己精妙的圈套被徐达 “围魏救赵” 的战法化解于无形，唾手可得的胜利化成泡影，王保保意识到对手的高明与强大，气急败坏地命后队变前队，马不停蹄地回救太原。

王保保回撤的速度奇快，明军前锋刚到太原附近，元军的一万骑兵已旋风般杀到。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明军骁将傅友德和薛显率骑兵几十人奋死杀入敌阵，将元军击退。

王保保在城西列阵，占据有利地形，徐达也率五万骑兵安营扎寨，与元军对峙。由于主力步兵尚未到达，徐达没有立即发动进攻。王保保已被徐达的用兵战法所震慑，再加上连日劳而无功的长途折返跑，人困马乏，士气低落，也不敢主动出击。两军相持三日，相安无事。

明军指挥郭英经过几天的侦察，发现了敌军的破绽。他向常遇春献计说：“敌人虽然兵多，但阵势不整；军营占地广大，却无防备，如果我军趁夜劫营，定能取胜。”遇春听从了郭英的建议，与徐达密谋说：“我军的主力步兵尚未到达，以现有的骑兵与敌人对攻，必将伤亡惨重。不如派遣精锐骑兵深夜偷袭，敌军必乱，乘乱可擒其主将。”（《明史纪事本末》卷九《略定秦晋》）

恰逢王保保部将豁鼻马派人前来约降，并自告奋勇，愿做内应。徐达大喜，派五十骑埋伏在城东，以举火鸣炮为信号。深夜，郭英率十余骑潜入敌营，举火鸣炮，伏兵冲入。常遇春指挥大军随后冲杀，鼓声震天，元军溃败，自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

这时，王保保正端坐军帐中秉烛夜读，仓皇间竟然忘记门在何处，光着一只脚从帐后钻出。王保保不愧是骑术精湛的高手，情急之下，竟跨上一匹光溜溜没上鞍辔的战马，在十八名随从的护卫下，飞奔而去。豁鼻马率领他的将校投降，明军得骑兵四万人，马四万匹。

在攻占山西后，徐达率师先后击败李思齐、张思道。此时，北方的大部分领土都被明军控制。

洪武二年（1369）六月，朱元璋为消除元朝残余势力的威胁，命令常遇春、李文忠率军九万，进攻开平。常、李二人以其凶悍的突击方式，向元军发动猛攻。首先在锦川击败元将江文清，俘获士马数千。然后，火速进攻全宁，元将也速带兵迎战，被打得落花流水，被迫逃往大兴州。明军紧追不舍，进兵大兴。李文忠预测也速一定会弃城逃跑，就将军队分为八屯，伏其归路。也速果然乘夜逃遁，遭遇埋伏，大败后逃走，丞相脱大赤被俘。

李文忠又率军经新开岭直取开平，可怜的元顺帝屁股还没坐稳，就不得不再次搬家，匆忙逃往应昌。李文忠追击数百里，生俘宗王庆生、平章鼎住等，俘获将士一万余人，车一万辆，马三万匹，牛五万头。至此，蓟北地区被全部荡平，朱元璋遂将元大都改名为北平府。此战彻底断绝了元顺帝重回大都的念头。

常遇春凯旋班师，回至柳河川时，暴病而死。李文忠领兵会合大军并力西征，生擒元朝名将脱列伯，杀张良臣，秦晋平定，西征结束。

朱元璋在总结西征胜利的原因时说：“我军在北伐时，不急攻山、陕，是因为王保保、李思齐、张思道都是百战之师，决不会轻易放下武器。恰恰相反，如果大军西攻，正好促成他们联合起来，全力抗拒。不如乘其不备，直取大都，根本既除，然后西进，李、张势穷援绝，不战而溃。没成想王保保还是与我军兵戎相见，顽抗到底。当时假如不取北平，就和关中军决战，就会陷入两线作战的局面，我军以一敌二，丧失主动，鹿死谁手就很难预料了。”

由此来看，朱元璋北伐时，直趋青州、济南者，是正兵，而西扼潼关者，是疑兵。冯胜占领潼关之后，虽未跃马而入山、陕，却牵制了潼关以西的元军，解除了徐达直捣大都的后顾之忧。大都既下，关中元军群龙无首，力蹙势穷，很快就被明军各个击破。

山、陕既定，徐达于九月奉命南还京师，王保保侦知这一讯息，亲率骑兵突袭兰州。明军守将张温召集诸将商议说：“元军倾巢出动，我军兵少，不能与其硬拼。然而敌人远道奔袭，并不知我军虚实，可乘暮色进击，挫其锐气。如果敌军不退，就固守城池，等待援兵。”（《明史纪事本末》卷九《略定秦晋》）于是整兵出战，元军没想到弹丸孤城，竟敢出城交战，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被击退几十里。

张温收兵回营，王保保又进围兰州。张温坚守城池，闭门不战。王保保进围兰州一个多月，大批军士伤亡，攻城却毫无进展。而更令王保保懊恼的是，张温并不是消极防守，而是经常出其不意发动袭击，让元军不得安宁。围攻三个月后，元军已被搅得焦头烂额，而兰州城依然固守如初。王保保这才意识到自己大大低估了张温的作战能力，他原以为手到擒来的“软柿子”，原来是一个“火栗”。

王保保对兰州的军事行动引起了朱元璋的警觉。洪武三年（1370）正月，朱元璋召开军事会议，商讨进军方略。诸将建议：王保保之所以胆敢侵扰边境，是因为元主还在。如果派军擒获元主，王保保失去依靠，就可不战而降。

朱元璋回应道：“王保保正带兵侵我边境，现在舍弃他而去进攻元主，是忘近趋远，失缓急之宜，不是最好的谋略。我想兵分两路：一路由大将军徐达率领，自潼关出西安，直取定西，消灭王保保；一路由左副将军李文忠指挥，出居庸关，深入沙漠，追击元主，使他们只能自救，不能相互支援。”诸将依计而行。

果然，王保保闻讯后从兰州撤围，退兵至车道岘。四月，徐达出安定，驻扎沈儿峪口，与王保保隔深沟对垒，一天数战。王保保派遣奇兵千余人，迂回到东山，夜劫东南大营，明军震动，徐达从声势中判断出是小股部队，率领亲兵，将元军击退。

第二天，徐达整军与王保保决战，各路军马奋勇争先，大败元军。王保保携妻子儿女向北逃去，至黄河边，无船可渡。王保保急中生智，将妻儿放在一根木头上，拼力将他们推到对岸。王保保无愧于蒙古第一名将的称号，游泳与驾船的技术竟然也如此高超。王保保上岸后，仰天长啸，带领妻儿向和林奔去。

五月，李文忠师出野狐岭，随后进兵开平，元平章上都罕投降。李文忠率主力继续北进，半路上捕获元朝骑兵，得知元顺帝已在四月二十八日死去。文忠督促军队日夜兼程向应昌挺进，不久，与元军主力遭遇，一战而克，进围应昌。由于李文忠进攻速度极快，元朝皇室贵族还没来得及逃跑，就做了俘虏，只有太子侥幸逃至和林，与王保保会合。

十一月，徐达和李文忠班师，朱元璋出南京，到长江边迎接，这次大规模出征以明军的大获全胜宣告结束。

明军撤退之后，元军又占领了宁夏、甘肃北部地区，并不时派骑兵寇边骚扰。朱元璋再次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对策，会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以徐达为首的武将主张挺进沙漠，彻底消灭北元。而朱元璋和刘基却持反对意见。刘基认为，北元仍保持着强大的军力，王保保等元军将领经过数次战火的历练也更加成熟。朱元璋所担心的是蒙古军队远遁沙漠，虚实未知。明军数千里长途跋涉，军士疲惫，而敌军以逸待劳，占据地利优势。双方一旦交战，对明军不利。

朱元璋虽贵为天子，但在众将的软磨硬泡、轮番轰炸之下也改变了初衷。洪武五年（1372）正月，朱元璋召集十五万大军出征，命徐达率中路军由雁门关攻击和林，李文忠率东路军从居庸关进攻应昌，冯胜率西路军由金兰关攻甘肃。

三月，中路军抵达山西境内，都督蓝玉为前锋，在野马川轻松击败王保保的轻骑兵。蓝玉乘胜追击，在土剌河与王保保遭遇，经过一场混战，元军溃败，王保保逃遁。连续的胜利使得明军变得心浮气躁，当在岭北发现王保保的主力时，徐达、蓝玉异常兴奋，指挥大军全速追击。这时埋伏在山中的元将贺宗哲率伏兵从侧翼杀出，明军毫无防备，死伤一万余人。

此时，王保保率主力部队折回，与贺宗哲合兵一处，准备一举歼灭徐达的中路大军。徐达这时才清醒地意识到中计了，王保保前两次是诱敌深入的诈败。徐达虽身处险境，却临危不乱。他镇定自若地指挥将士筑起营垒，击退王保保数十次进攻，然后命蓝玉掩护，安全地将部队撤出。偏将军汤和也与元军在断头山相遇，大败而归。

李文忠统率的东路军初战告捷，元军不堪一击，这也使他产生了轻敌情绪。明军进兵至胪朐河，文忠下令：“兵贵神速，千里袭人，难以负重。”于是将辎重物资留在胪朐河，派部将韩政看管，士卒每人携带二十天口粮，日夜兼程。行至土剌河，元太师合剌章蛮子率军渡河，严阵以待。文忠督师力战，鏖战数个回合，敌军稍稍退却。进至阿鲁浑河，敌兵越聚越多，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明军殊死搏击，敌军败走。追至骋海，敌军更多。

李文忠意识到危险的降临，赶紧收兵占据险要位置，将军队保护起来，并且多处布置疑兵，还将缴获的马匹放归田野，看似悠然自得。元军观察了三天，怀疑有伏兵，稍稍撤退，文忠趁机撤离。在返回途中却迷失道路，至桑哥儿麻，缺乏淡水，许多士兵渴死。在这次战役中，东路军损失惨重，明军将领曹良臣、周显、常荣、张耀阵亡。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担任辅攻任务的西路军却取得了辉煌战果。冯胜到达兰州后，派前锋傅友德率骁骑五千直趋西凉，将元将失次罕击败。追至永昌，又大败元朝太尉朵儿只巴，缴获辎重牛马无数。傅友德随后进至扫林山与冯胜军会合，击退元军主力。此后，冯胜、傅友德在北方草原上纵横驰骋，所向披靡，元军或逃或降，西路军载所获驼马牛羊十余万班师。

此后，徐达、李文忠由于战事不利，相继撤兵。这次进军，不但没有达到肃清北元的目的，而且损兵折将。二十多年后，朱元璋想起这场败仗，仍心有余悸，他说：“我用兵一世，指挥诸将，未曾因失败造成士卒重大伤亡。正想养精蓄锐，洞观元军动向，奈何诸将日请深入沙漠，遂命师北伐，疲兵于和林。都因我轻信而无周密的谋略，才损伤数万无辜生命。”

经此一役，明、元双方都大伤元气，在军事上达到均衡状态，明朝的第一代将领们也结束了传奇的军事生涯。可谁也没想到，朱元璋奖赏给他们的不是梦寐以求的荣华富贵，而是冷森森的屠刀。

二、翦灭异己

以一人跋扈，遂疑尾大之图，仓卒启机，傅会难明之事，株连者四万，失侯者二十，周内深文，亦云惨矣！

—— 《明史纪事本末》卷一三《胡蓝之狱》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几乎是所有开国帝王的一贯思维，但他们在消除功臣对皇权的威胁时，却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是用智取，唐高祖杀一儆百也不失为权谋，至于汉高祖诛戮功臣，已为世人所不齿。但汉高祖对功臣的屠杀，处于可控的范围。“独至明祖（朱元璋），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朱元璋对待功臣如此刻薄寡情，真的仅仅是因为他“雄猜好杀”的天性吗？

（一）挂心事：宽仁的太子、太孙

龙凤元年（1355），朱标生于进攻太平府的军旅之中。朱元璋在战场上得知长子出世的喜讯，兴奋地在当地的一座山上刻石曰：“到此山者，不患无嗣。”据明末清初潘柽章等人考证，朱标的生母应是淑妃李氏，按照传统礼法，朱标不是嫡长子，无权继承朱元璋的事业。朱标后来之所以被立为皇太子，一是因为他天生聪颖乖巧，深得朱元璋的喜爱，二是因马皇后无生育能力，朱元璋偷梁换柱把朱标过继到她的名下。因此，正史中均载朱标的生母是马皇后。

吴元年（1367），朱标被立为世子。朱元璋为增加朱标的阅历，命其到临濠为祖先扫墓，临行时谕曰：商高宗年轻时受过疾苦，周成王也早闻《无逸》之训，正因为他们知道小民的艰辛，所以在位时勤俭节约，成为守成之君的楷模。你生长于富贵，在安逸的生活中长大。现命你到旁近郡县，游览山川，经历田野，“观闾阎生业以知衣食艰难，察民情好恶以知风俗美恶，即祖宗所居，访求父老，问吾起兵渡江时事，识之于心，以知吾创业不易”（《明史•懿文太子传》）。这年冬天，朱元璋到近郊祭祀，令人将朱标领到农人家中，遍观服食器具，体验百姓生活。

洪武元年（1368），朱标被立为太子后，朱元璋为把他培养成精明干练的守成之君，可谓煞费苦心。在军事方面，由于朱标年轻时没有经历军旅的磨砺，不熟悉用兵之道，为使在发生不测事件时朱标能够及时布置军队，化解危机，朱元璋选勋旧将领兼领东宫官，李善长兼太子少师，徐达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教太子学习兵法。

在朱标的学业上，朱元璋更是倾注了大量心血。朱元璋在宫中特设大本堂，贮藏各种古今图书，广聘宋濂等名儒，让他们轮班为太子讲课，并挑选才俊青年国琦、王璞、张杰等伴读。

在太子的老师中，宋濂对其影响最大。“濂傅太子先后十余年，凡一言动，皆以礼法讽劝，使归于道。”（《明史•宋濂传》）太子对宋濂也极为尊重，言必称老师。师徒二人情投趣合，日夕研讨儒家的仁义道德等治国之术。在正统儒家思想的哺育下，朱标长大后，温文儒雅，宽厚仁慈，颇具儒者风范。

洪武十年（1377），朱标二十二岁，朱元璋命其日临群臣，听断诸司启事，以练习国政，并亲授处理国事的四字诀：仁、明、勤、断。不过，父子二人在执政理念上存在着巨大差异。朱元璋一向以严猛治国，而朱标则主张实行“宽通平易之政”，因意趣不合，朱元璋和朱标冲突不断。据《明史•袁凯传》记载：朱元璋在审决囚犯后，让御史袁凯交给太子覆审，朱标以为杀人太多，就指示袁凯减去一部分。袁凯回禀后，朱元璋面带怒容地问袁凯：“我和太子谁的判决正确？”袁凯两方面都不敢得罪，机智地回答：“陛下法之正，东宫心之慈。”朱元璋“以凯老猾持两端，恶之”。

洪武十三年（1380），宋濂因受胡惟庸案牵连，被逮至京城，朱元璋要将其处死。太子为他求情，朱元璋竟然发怒道：“等你当了皇帝再赦免他吧！”太子不得已，向马皇后求助。马皇后知道此事后，命人摆了一桌素食请太祖进膳。朱元璋觉得很奇怪，就问：“今天为何要吃素？”马皇后正色道：“老百姓家请先生都能相敬始终，何况是天子呢？宋先生多年教导诸皇子，早已告老还乡，未必知道他孙子在京城做的事，现在你却要处死他，我得为他吃素祈福！”朱元璋听后虽然愤怒地掷筷而去，但又觉得皇后说得很有道理，遂改变了主意。这样，在太子和马皇后的合力营救下，宋濂才被免除死罪，流放茂州。

由于朱元璋权利欲极强，又性好雄猜，即使他的亲属也常有生命之虞。洪武二十四年（1391）八月，朱元璋命太子巡抚陕西。此次巡视有两重目的：一是考察陕西的山川险固，以便决定是否迁都西安；二是秦王朱樉因犯过失，被诏至南京，太子此行还兼有调查秦王不法的任务。太子巡视归来后，献上陕西地图，但并未拿出秦王不法的证据，反而为秦王说了一大堆好话，朱元璋才让朱樉返回西安。

朱标不仅对自己的亲生兄弟呵护备至，对一起长大的表兄弟也是设法周旋，尽力保护。据《明史•懿文太子传》记载：太子为人友爱，太祖以侄子朱文正、外甥李文忠及沐英等为养子，高后也将他们当作亲生儿子对待。太祖有时因事责备朱文正等人，太子就立刻转告马皇后，让其为他们求情，可见太子天性仁慈。

仁慈不等于没有原则，太子在处理重大问题时颇有主见。据《明书》记载：洪武七年（1374），孙贵妃去世，朱元璋令太子为她穿丧服，太子以不合礼法拒不执行。父子二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声音越吵越高，朱元璋用剑相威胁，太子誓死不从。群臣担心两人情绪失控，赶紧过来劝架，事态才得以平息。这件事说明朱标虽忠厚仁慈，但并不是没有原则的逆来顺受。

洪武十三年（1380）后，朱元璋开始一批批地诛杀功臣。朱标看不过去，劝谏说：“陛下杀人过滥，恐伤和气。”朱元璋阴沉着脸，没有回答。第二天故意把一根棘杖扔到地上，让朱标去拿。朱标看到上面全是刺，面露难色。这时朱元璋教训他说：“你怕有刺不敢拿，我把这些刺都给你砍掉，再交给你，岂不更好。我杀的都是奸邪之人，内部整顿好了，你才能当好这个家。”而朱标非但不领情，反而反唇相讥道：“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意思是说，有什么样的皇帝，就有什么样的臣民。朱元璋听了大怒，抄起一把椅子就向朱标扔了过去，朱标吓得慌忙逃走。这个记载虽不一定真实，但它却反映出朱元璋父子在治国方法上的矛盾，同时也点出了朱元璋诛杀功臣的真实动机。

朱标巡视陕西回来后，朱元璋让他审决囚犯，并令吏部尚书詹徽为助手。在审断过程中，朱标想从宽处理，而詹徽却建议从重治罪，朱元璋明确支持詹徽。朱标气愤地争辩说：“立国应以仁为本。”太祖盛怒，厉声说道：“孺子难道想自己当皇帝，来教导我吗？”这顿令太子惊骇不已，不知所措。《名山藏》和《明书》等史书中都认为，这件事直接导致了朱标的英年早逝。

洪武二十五年（1392）四月，朱标去世之后，他的二儿子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成为皇位继承人。朱允炆宽厚仁慈，一如其父。据《明史•恭闵帝本纪》载：“初，太祖命太子省决章奏，太子性仁厚，于刑狱多所减省。至是以命太孙，太孙亦复佐以宽大。尝请于太祖，遍考礼经，参之历朝刑法，改定洪武《律》畸重者七十三条，天下莫不颂德焉。”由于朱元璋担心朱允炆过于儒雅仁柔，难以驾驭那些如狼似虎的武将，遂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再次大开杀戒。

（二）温柔的一刀：谋灭刘基浙东集团

刘基是浙东青田大族，元朝至顺年间考中进士，曾任高安丞、江浙儒学副提举等官。方国珍起兵后，行省荐举刘基为元帅府都事。刘基主张用武力平定方国珍。国珍恐惧，派人到大都贿赂京中权要，夺去刘基兵权。刘基弃官回青田，组织地方武装，抵御方国珍的军队。

朱元璋占领金华等地后，为确保地方安定，决意将浙东大族收为己用，遂派孙炎将刘基、宋濂等聘请到应天。刘基等地方势力派的加入，不仅减少了元朝的抵抗力量，也使浙东的社会秩序安定下来。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授刘基为弘文馆学士时曾对他说：“朕初到浙东时，你就对我颇有好感。等朕回归京师，你就亲来投奔。这时，浙东之民对我还未深信，你老卿一至，山越清宁。”

刘基自投靠朱元璋后，不但为其制定了长远的军事战略规划，而且以其敏锐、准确的判断力，指挥了许多堪称经典的战役。龙凤六年（1360）闰五月，陈友谅攻陷太平后，率舰队从采石顺流东下，气焰嚣张，应天震动。朱元璋召集将领们商议对策。有的主张投降，有的主张退守钟山，这令朱元璋极为失望。这时刘基怒不可遏地厉声说道：“主张投降和逃跑的人，应该一律处死。”朱元璋似乎看到了一线曙光，赶紧问：“先生有何破敌良策？”刘基回答说：“敌人虽然人多势众，但却极为骄横，如果我们采用诱敌深入的方式，使用伏兵攻击，就能轻而易举地将敌人打败。”朱元璋采纳了刘基的建议，诱骗陈友谅到龙湾，成功将其击溃。

不久，陈友谅卷土重来，攻陷安庆。在刘基的鼓励下，朱元璋决定亲自领兵收复失地。由于城内守军拼死抵抗，朱家军激战一昼夜，仍没有攻克。刘基及时向朱元璋献策说：我军被阻坚城之下，久战不克，容易挫伤士兵锐气。不如从安庆撤围，直趋江州，奇袭陈友谅的老巢，朱元璋遂率大军西上。陈友谅措手不及，携家带口逃奔武昌，江州守军寡不敌众，束手就擒。龙兴守将胡美派他的儿子前来谈判，请求不要遣散他的部曲。朱元璋面露难色。刘基在身后轻踢坐椅，朱元璋恍然大悟，答应了他的请求。胡美投降后，江西各郡县也闻风而降。

刘基不仅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还精通相术。在鄱阳湖决战时，双方军队又在鄱阳湖上相持三天，刘基请求移师湖口，扼鄱阳湖要冲，以金木相犯日决胜，友谅败亡。

像刘基这样一个深谋远虑、料事如神的人，在战争中自是不可或缺的人才，但在和平时期，却是对政权的威胁。朱元璋用刘基参议决策多年，对其城府之深自然深有感触。龙湾大捷，奇袭江州，展现了刘基过人的智谋；拒绝救援安丰，将小明王别置滁州，体现出刘基的政治远见；至于那变化莫测的占星术，就更令朱元璋如坠云雾。让这样一个深不可测的人侍立身旁，“看守”朱家的江山社稷，朱元璋怎能放心！

洪武元年（1368）四月，朱元璋巡幸汴梁，御史中丞刘基和左丞相李善长留守应天。刘基认为宋、元因宽纵失天下，现在应该严肃纲纪。中书省都事李彬贪赃枉法，罪当处斩。李善长与李彬私交深厚，请求从轻发落。刘基没有理会李善长，向朱元璋请示后，处死了李彬。行刑时，官府正组织人求雨。朱元璋回来后，心怀嫉恨的李善长弹劾刘基在神坛下杀人属不大敬，一些怨恨刘基的人也趁机诬陷他，朱元璋大怒。刘基请辞，回归故里。朱、刘之间开始出现裂痕。

刘基去官后，他的好友杨宪继任御史中丞。杨宪指示检校凌等轮流向朱元璋密奏李善长的缺点。时间长了，听得次数多了，朱元璋慢慢也对李善长有了看法，对他有所提防。

这年十一月，朱元璋召回刘基，委以重任，并追赠刘基的祖、父为永嘉郡公。李善长并不甘心失败，他纠集一批淮西集团的官员，合力倾陷刘基。三人成虎，朱元璋又渐渐对刘基起了疑心。

朱元璋欲任命杨宪为宰相，当面征求刘基的意见，刘基回答说：“杨宪有宰相的才能，却没有宰相的器量。宰相应该心胸宽广，公平如水，以义理作为权衡事情的标准，不能掺杂私心杂念。但杨宪没有这样宽广的胸怀，选他做宰相是会贻误大事的。”朱元璋知道刘基和杨宪私交甚厚，听完这番话，感到非常奇怪。

朱元璋接着问：“汪广洋如何？”刘基对曰：“此人气量狭小，见识不广。”

朱元璋又问：“胡惟庸呢？”刘基用提醒的口吻回答：“他现在是一头小牛犊，但将来一定会摆脱犁辕的束缚。”

即使再高明的人也有自己的盲区，刘基这一回答显然不合时宜。单从朱元璋提出的这三个宰相人选来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资历浅，易于控制。朱元璋看重的并非是他们处理政务的才能，而是能否顺从地执行自己的命令。宰相在朱元璋的眼中只是一种摆设而已，但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不能对朱家王朝构成威胁。刘基显然没有真正领会朱元璋的意图。

朱元璋这时警惕地看了刘基一眼，试探着问道：“我的相位，只有先生最适合担当了。”刘基或许是自我感觉良好，或许是真心为社稷长远考虑，说出了让朱元璋最忌讳的话：“我知道自己有能力任宰相，但我疾恶如仇，又承担不了繁重剧烈的劳动，恐怕有失皇上的重托。天下何患无才，愿明主悉心访求。现在这些人，确实是没有能胜任的。”（《明史•刘基传》）刘基的对答且不说有目空一切之嫌，更为重要的是已构成对专制皇权的实质性威胁。刘基选贤相以分君权的传统理念也与朱元璋专权的想法格格不入。自这次谈话之后，刘基逐渐被朱元璋冷落。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大封功臣。李善长、徐达、常茂、李文忠、冯胜、邓愈被封为公爵，自命有为相之才的刘基仅被封为诚意伯（伯爵），这与刘基打江山时立下的汗马功劳相比，可谓相去甚远。有意思的是刘基的俸禄也是伯爵中最低的，禄二百四十石，同李善长四千石的俸禄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这显然是朱元璋因忌惮刘基而压低其官位的有意安排。不久之后，刘基又得到了朱元璋的另一恩赐——告老还乡。失去了刘基的支持，杨宪孤木难支，很快被朱元璋杀掉。

刘基隐居乡下，闭门谢客，终日以饮酒弈棋为乐。虽然他如此韬光养晦，最终还是不得善终。

刘基为官时，曾经建言：瓯、括间有一片空地叫谈洋，南边与福建接壤，是盐盗聚集的地方，请设巡检司驻守。恰逢逃军反叛，地方官隐而不报。刘基让长子刘琏没有经过中书省而直接向朱元璋报告此事。这时胡惟庸掌管中书省，为报前仇，他教唆手下人诬告刘基说：“谈洋这块地方有王气，刘基想在那里建造坟墓，当地民众不愿意，就请立巡检司来驱赶反对他的人。”朱元璋虽然没有加罪刘基，但想到他的占卜术，心里也很不痛快，遂下令削夺了刘基的俸禄。

刘基闻讯十分恐惧，急忙来朝拜见朱元璋，不敢争辩，只是引咎自责，也不敢回乡。不久，刘基染病，朱元璋派胡惟庸挟药探望刘基。刘基饮药后，就觉得有块拳头大的硬块堵住胸口。期间刘基曾向朱元璋陈说病情，朱元璋只是装糊涂。几个月后，病情加剧。朱元璋再次派人探望，得知刘基已病入膏肓，派船将他送回青田。洪武八年（1375），明朝开国元老刘基去世。

胡惟庸案发前，中丞涂节供认，是胡惟庸授意他毒死了刘基，并指汪广洋也知道此事。朱元璋将汪广洋贬往广南，行至太平，又将其赐死。至于刘基的死因，朱元璋早就心知肚明，他曾说：“胡家结党，刘基吃了胡惟庸下的蛊，一日来对我说：‘皇上，臣的肚内有一块大硬疙瘩，也许治不好了。’ 我派人送他回去，在家里死了。”为什么偏偏在胡惟庸案发前，朱元璋才揭开刘基被毒死的真相？汪广洋之死是罪该当诛，还是杀人灭口？

这种种的疑问或许只有一个答案，胡惟庸之所以胆大包天毒死刘基，即使不是出于朱元璋的指使，也是得到了他的默许。首先，胡惟庸虽然嫉恨刘基，但并无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深仇大恨。其次，刘基死去时，胡惟庸权势尚未达到一手遮天的地步，还没有毒死一朝元老的资本和胆量。再次，刘基这时已归隐山林，不再对其地位权势构成威胁，像胡惟庸这种精明干练之人，不会冒丢掉丞相官位甚至身家性命的风险，做这种毫无回报的买卖。

（三）谋反：阴谋背后的阴谋

胡惟庸是安徽定远人，在和州投奔朱元璋，充任元帅府奏差。历任宁国县知县，吉安通判。后因做事干练，提拔为湖广佥事。当时李善长把持朝政，胡惟庸向其贿赠黄金二百两，被召为太常卿。洪武三年（1370）拜中书省参知政事。洪武四年（1371）正月，李善长罢相。朱元璋任命胡惟庸为丞相，主持中书省事。从此以后，胡惟庸弄权贪贿，无所顾忌。内外官员密封奏事，惟庸先拆封审查，凡是对自己不利的，匿藏不报，于是趋炎附势之徒都投奔到他的门下。

我们知道，朱元璋并不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尤其在维护其权利方面，更是刻薄寡情。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开国功臣李善长因有独断专行的苗头就被罢相，杨宪也因稍稍擅权就被诛杀。胡惟庸论军功不如善长，论政绩不及杨宪，却敢如此横行不法！

更令人奇怪的是，对胡惟庸任相初期的这些不法行为，朱元璋竟然置若罔闻，没有任何的规劝或惩治，这是极不正常的。联系以后事态的发展来看，这显然不是老谋深算的朱元璋的宽容，而是他的欲擒故纵！

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自刘基死后，胡惟庸更加肆无忌惮。一天，他定远老宅的水井中长出竹笋，高出水面数尺，喜好阿谀奉承的人争相献媚说是感应了丞相的祥瑞，又有人传言胡惟庸祖父的坟头上，夜有冲天烛光。于是胡惟庸更加自负，遂产生夺取皇权的邪念。

适逢胡惟庸的佣人在外地犯法，地方官上奏。朱元璋怒将这名佣人处死。胡惟庸赶来谢罪，并谎称自己并不知情。朱元璋又接着追究刘基的死因，胡惟庸恐惧，心里打算：“皇上草菅勋臣，竟然加罪于我！同样是死，宁可先发制人，也不能束手等死。”这时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犯法，朱元璋痛责了他们。两人担心有不测之祸，惟庸乘机暗中利诱他们。此后，又将御史大夫陈宁、都督毛骧、李善长的弟弟——太仆寺丞李存义纳为心腹，并让李存义游说李善长支持自己的政变。

为保证政变的成功，胡惟庸还广泛争取外援。他指使指挥林贤下海招集倭寇，约期进兵。又派元臣封绩致书元主，以向元朝称臣为诱饵，请求元朝出兵相助。

就在胡惟庸紧锣密鼓地准备政变的时候，一件意外事情发生了。胡惟庸的儿子在一次乘马出游时，无意中与一辆急驰而来的马车相撞，胡惟庸在没有通知司法机构的情况下，擅自处死了车夫。朱元璋闻报大怒，令胡惟庸的儿子偿命，胡惟庸谋叛的心情更加急迫。这时，日本的使臣私见惟庸，惟庸遂与日本国王相约，令其舟载一千精兵，伪称贡使，会同相府中力士擒杀朱元璋。若政变失败，就抢掠府库中珍宝，泛海去日本。

《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不仅与其他史籍有诸多抵牾，而且疑云重重。

其一，胡惟庸狂妄欲为帝王，居然是因出现“灵异”怪事，别人趁机阿谀逢迎。身为一国宰相的胡惟庸怎能愚蠢到如此地步？

其二，在记载胡惟庸之子出游一事时，《明史纪事本末》载：“庸子乘马奔入挽辂中，马死，惟庸杀挽辂者。”而《明史》载：“会惟庸子驰马于市，坠死车下，惟庸杀挽车者。”虽然不管人死还是马死，胡家都是草菅人命。但问题是朱元璋提出“杀人偿命”，是杀胡惟庸还是杀他的儿子偿命，这其中的轻重缓急自然不同。

其三，《明史纪事本末》在记载胡惟庸的政变准备时，把他勾结元朝、通倭诸事描述得有声有色，如身临其境。但《明史•胡惟庸传》却载曰：“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胡惟庸被处死的时候，他谋反的罪行还未完全暴露。“十九年十月，林贤狱成，惟庸通倭事始著。二十一年，蓝玉征沙漠，获封绩，（李）善长不以奏。至二十三年五月，事发，捕绩下吏，讯得其状，逆谋益大著。”胡惟庸的罪状就像编故事一样，逐步添枝加叶，罗织得越来越完整。

明代史学家郑晓、王世贞认为这些罪状纯属捕风捉影之词，黄景昉在《国史唯疑》中也认为：胡惟庸内外勾连，动静肯定不小。朱元璋手下的暗探、特务遍布京城的角角落落，若胡惟庸真有上述谋反行为，朱元璋不可能侦探不到些许蛛丝马迹！胡惟庸通倭“迂谩”不可信。

《明史纪事本末》又载：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胡惟庸自觉一切准备就绪后，诡称井中发现醴泉，邀请朱元璋前去观看。朱元璋的车驾刚出西华门，内使云奇冲上御道，勒住马缰，因过度紧张，言不达意。朱元璋大怒，命左右一顿痛打。云奇的右臂差点被打折，但仍手指胡惟庸宅地，毫不退缩。朱元璋明白过来，登上城楼，向惟庸府邸眺望，发现大批士兵手持刀枪躲藏在夹壁墙内。遂发羽林军掩捕，将胡惟庸严刑拷问，写出供词，五马分尸。陈宁、涂节被处死，僚属、党羽被杀者一万五千余人，株连极广。

此段描述最为荒诞不经。其一，朱元璋这样智商发达的人岂能相信井喷甜酒这种鬼话。笔者倒觉得这段故事似曾相识，很可能是根据唐朝的“甘露之变”虚构而成。其二，对“云奇告变”一事，著名学者钱谦益说：“云奇之事，国史野史，一无可考。”史家潘柽章更直截了当地指出：云奇之事为“凿空说鬼，有识者所不道”。史学家谈迁按常理推断说，云奇揭发胡惟庸，功劳很大，但《明太祖实录》中却没有任何记载。可见，“云奇告变”纯属无稽之谈。其三，胡惟庸在夹壁墙里埋伏刀兵，朱元璋既不是火眼金睛，又没有红外线望远镜，怎能在城楼上就轻易看得见？

胡惟庸案发后不久，朱元璋下诏，废除中书省，提升六部官员品级。又仿效古代六卿制度，将大都督府分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并诏告天下：“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多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明史纪事本末》卷一三《胡蓝之狱》）自此，朱元璋独揽军政大权。

《明史纪事本末》将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放在“胡惟庸案”中叙述是很有见地的。朱元璋深知文臣对皇权的威胁莫过于相权膨胀，所以在李善长任宰相时，他就很不放心，欲找刘基除掉这一心头之患。据《明史》记载：朱元璋因事责备李善长，刘基劝道：“善长是勋旧功臣，有威望，能调和诸将的矛盾。”朱元璋说：“ 他多次想害你，没想到你还为他说好话。我想任命你为宰相。”刘基叩头谢恩说：换丞相“如易柱，须得大木。若束小木为之，就会立刻倾覆”。刘基一番冠冕堂皇的话，把朱元璋利用自己打击丞相李善长的企图推开了。

此后，朱元璋还是以李善长年老体弱为由，劝他回家休养，右丞相汪广洋也是数起数落。这时的朱元璋已经意识到，仅仅换人是不行的，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废除宰相制度。放长线，钓大鱼，一个利用胡惟庸做替死鬼，借此消灭延续一千余年的丞相制度的阴谋应运而生。

这一推论还可从明代史籍中找到佐证。据《明通鉴》卷六记载：洪武九年六月，“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悉罢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等官，设布政使一员”。洪武十一年三月，“命奏事毋关白中书省，上于是始疑胡惟庸”。可见，朱元璋为准备胡惟庸案足足花费了数年时间。

胡惟庸案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时四方仇怨相告讦（揭发阴私），凡指为胡党，率相收坐重狱。”此种状况一直持续十余年。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又以交通胡惟庸、狐疑观望、首鼠两端的大逆不道之罪，将李善长一家七十多人满门抄斩。同时被处死的侯爵官吏还有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郑遇春、黄彬、陆聚等，已故营阳侯杨璟、济宁侯顾时等被追坐者又若干人。

洪武二十八年（1395），朱元璋敕谕廷臣说：“朕罢丞相，设府、部、都察院分理庶政，事权归于朝廷。嗣君不许复立丞相。臣下敢以请者，置重典。”（《明史•太祖本纪》）这样，朱元璋就以法令的形式将丞相制度彻底废除。朱元璋借助胡惟庸案既消灭了一大批对继承人有潜在威胁的大臣，又得以用六部分权的体制维护皇权的稳固，一举两得。

（四）大清洗：弦音更在骄狂外

蓝玉是安徽定远人，开国名将常遇春的妻弟。最初从军时隶属常遇春麾下，作战勇敢，战无不胜。因战功卓著，从管军镇抚累进至大都督府佥事。洪武四年（1371），跟随傅友德伐蜀，率军攻克绵州。十一年（1378），同西平侯沐英征讨西番，杀敌千人，封永昌侯，食禄二千五百石。十四年（1381），以征南左副将军跟从傅友德征云南，在曲靖擒获元朝平章达里麻，因功加禄五百石，并将其女儿册封为蜀王妃。此后，蓝玉两次出兵北征，建立了卓越功勋。

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欲远征辽东，这时占据辽东的是元朝太尉纳哈出，他拥兵二十万，不仅时常骚扰明朝边境，而且与北元势力互通声息，是护卫北元的羽翼。正月，朱元璋派冯胜、傅友德、蓝玉率二十万大军，讨伐纳哈出。出征前，朱元璋照例布置了进攻战略：“纳哈出诡诈，不容易探出他的虚实。你们先进驻通州，派人侦察他的活动。如果他在庆州，就乘其不备派轻骑兵偷袭他的大营。攻克庆州之后，全军直取金山，出其不意，定能将其擒获。”

二月，冯胜率兵抵达通州，经谍报打探，纳哈出果然在庆州布置重兵把守，冯胜遂派蓝玉为先锋突袭庆州。这时天降大雪，寒风凛冽，冷气刺骨，蓝玉率轻骑兵在茫茫雪原上飞驰突进。奔至庆州时，元军毫无准备。蓝玉轻而易举地全歼敌军，占领庆州。冯胜指挥大军进驻金山，纳哈出被逼无奈，宣布投降。

冯胜令蓝玉前去受降，一场意外就此拉开了序幕。纳哈出带领一百多骑兵抵达蓝玉军营。蓝玉非常高兴，热情地将他迎进大营，并为他准备了丰盛的宴席。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纳哈出举杯向蓝玉敬酒。蓝玉看到纳哈出衣衫破旧，就把自己心爱的战袍脱下，友好地说：“请穿上这件战袍，我再喝你敬的酒。”没成想，欢快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蓝玉当时真的没有意识到，不同的民族在穿着服饰上有着很大的差异。而在纳哈出看来，换上汉服是汉化、臣服的标志，尤其是在敏感的投降仪式上，这是对他人格的侮辱。纳哈出拒绝换上汉服，蓝玉也不喝他敬的酒，双方的敬让升级为争执。纳哈出将酒泼在地上，气愤地对他的部下说了一番蒙古话，欲乘马逃脱。常茂大怒，用刀将其砍伤。幸亏耿忠率人及时赶来，控制住即将失控的局势。

纳哈出的十余万军队正在松花江北集结，准备投降，听说主帅受伤，部分军队四散逃奔，剩余的部队欲与明军拼命。冯胜赶紧派元朝降将观童前去安抚，劝降纳哈出部众四万多人。回军途中担任部队掩护任务的明军都督濮英遭遇纳哈出余部埋伏，三千军士阵亡。

班师后，冯胜将惊溃降军的罪责全部推到常茂身上，将其械送至京，交给朱元璋发落。常茂到京城后，向朱元璋详细叙述了招降纳哈出的经过，并把濮英等军士阵亡的责任归咎于冯胜。此时正好有人检举冯胜藏匿良马，向纳哈出的妻子索要珍宝，强娶王子之女等不法行为。朱元璋听后大怒，命收回冯胜的大将军印，由蓝玉代行总兵一职。这样，蓝玉就阴差阳错地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最高统帅权。

洪武二十一年（1388）四月，蓝玉迎来了他的成名之战。朱元璋在降伏了辽东的元军后，消除了侧翼的威胁，命蓝玉为大将军，率十五万大军进攻残元。蓝玉从大宁出兵，进至庆州。探马来报，元主已撤至捕鱼儿海。蓝玉听完探马的报告，异常兴奋，他强力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命军队星夜兼程，以其特有的凶悍突进战法，一路攻击至百眼井。

这里离捕鱼儿海仅仅四十里了，却仍没发现元军踪迹。放出的谍报从不同的方向奔回军营，带回的消息都令人失望。元军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十五万大军失去了目标，着急、失望，浮躁的情绪在将领和士兵的心中滋长、蔓延。这时，定远侯王弼突然站出来，义愤填膺地怒声说道：“我们统帅十多万军队，深入沙漠，长途奔袭数千里，劳师伤财，而一无所获，怎样向皇上交代？”

蓝玉用赞赏的目光注视着王弼，斩钉截铁地发出了命令：“前进，胆敢动摇军心者，斩。”多年的军事生涯已经使他的直觉变得非常敏锐，他感觉敌人就躲藏在附近。蓝玉停止了急行军，让部队小心翼翼地搜索着前进。

天黑之后，蓝玉率军队进至海南。一个谍报飞奔而至，侦知元主军营就驻扎在海东北八十多里。蓝玉立即命令王弼为前锋，疾驰至敌营附近。元军以为明军缺乏水草，不能深入沙漠腹地，也就没做任何戒备。

在战争中最安全的地方往往最危险，因为它让人放松了警惕。

这天又正好刮起大风，风吹沙扬，滚滚黄沙在天空中飞旋、呼啸，白昼被沙幕遮蔽，如同黑夜。

明军就像捕猎的雄狮，悄悄接近敌营，而他们的猎物却丝毫没有察觉。片刻的沉寂之后，明军骑兵挥舞着手中利刃，旋风般冲入敌营。元军猝不及防，许多士兵尚未反应过来，就被乱刀砍杀。两军的对垒，实际上已演化成明军血腥的屠戮。

元主见大势已去，带领太子天保奴等数十骑落荒而逃，太尉蛮子被杀，元主次子地保奴及太子妃、公主百余人被俘。王公大臣及平章以下官员近三千人，士兵及其亲属七万七千余人被活捉。

捷报传至京师，朱元璋大喜，因为蓝玉终于为他了结了二十年的夙愿，彻底荡平了北元。

志得意满的蓝玉班师回朝，作为武将的鲁莽与骄横尽显无遗。他在回师的路上欺负了元主的妃子，这位妃子性格刚烈，因羞愧和气愤自杀了。这不仅损毁了蓝玉的人格，伤了投降元军的自尊心，也破坏了朱元璋的民族政策。蓝玉回军至喜峰关，因守关官吏没有及时打开城门，蓝玉就令士兵毁关而入。

朱元璋听说这两件事后，心凉了半截，遂将蓝玉的封号由“梁国公”改为“凉国公”，栋梁的“梁”与降温的“凉”虽只一字之差，足以表达朱元璋对蓝玉的灰心和失望。

但蓝玉并没有引以为戒，反而更加肆意妄为。他不但在朱元璋举行的宴会上傲慢无理，还在军队中擅自升降将校。朱元璋多次责备，但他仍不思悔改。等西征回来后，朱元璋加封他为太子太傅。蓝玉因不甘居于冯胜、傅友德两公之下，对着众人大嚷：“难道以我的功劳，不该封为太师吗？”此后，因多次奏事被朱元璋否决，蓝玉就更加牢骚满腹。这让朱元璋杀心陡起。

洪武二十六年（1393），也就是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的第二年，锦衣卫指挥蒋瓛告发蓝玉谋反。蓝玉被族诛，受案件牵连被诛杀的有一万五千余人。朱元璋亲手写诏布告天下，并将谋反的“事实”编为《逆臣录》，其中所列高官有一公、十三侯、二伯。蓝玉案发后，朝中官员惶惶不安。为消除这种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这年九月，朱元璋下诏：“蓝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五千人。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明史•蓝玉传》）

史学家谈迁在论及蓝玉案时有言：“蓝凉公不是谋反，虎将性格粗暴，不像文臣那样善于察言观色，以至于引起朱元璋的怀疑。胡惟庸通倭似乎有迹可寻，但蓝玉欲借助部校家奴数千人谋反，无异于以卵击石，即使是最愚蠢的人也不会这样做。”

蓝玉被杀之后，傅友德因战功卓著，心中忧惧。王弼与其商量说：“皇上春秋已高，猜忌日甚，不久就会把我们杀尽，怎么办？”朱元璋听说此事后，心生怨恨，欲设法处死傅友德。

据《国榷》、《明书》等史料记载：朱元璋设宴，傅友德一点儿菜都没吃，朱元璋责备他不敬。并且说：“将你的两个儿子叫来。”友德出。卫士传朱元璋的口谕：“提人头来见。”一会，友德提着他两个儿子的人头回来，朱元璋见状，故意装出惊讶的样子说：“你怎么忍心下此狠手。”傅有德估计不能幸免于难，遂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绝食自尽。

洪武二十八年（1395），朱元璋将冯胜赐死。据《明史•冯胜传》记载：“太祖春秋高，多猜忌。冯胜功劳最多，多次因小事招致太祖的不满。蓝玉被诛杀的当月，太祖将其召还南京。二年以后，赐死。”至此，元勋宿将已被朱元璋消灭殆尽。

三、太祖的困惑

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

—— 《廿二史札记》卷三六《明祖以不嗜杀得天下》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朱元璋是一代强力的帝王，更是一个可悲的君主，他的可悲之处就在于以一己之力与历史相对抗。朱元璋在建国之初，颁布了重磅的肃贪法令、科举制度和重农抑商政策。他在位时期，虽雷厉风行，却没有获得实效。究其原因，朱元璋的初衷只是借此维系一家一姓的专制统治，而非真正地为全国全民谋福利。

朱元璋去世之后，他所精心构筑的治国宏图逐渐在肃杀压抑的氛围中产生变异。洪武时期朝臣的唯唯诺诺，俯首听命，一变为嘉万时期群臣与皇帝的冲突对抗；僵化的科举教学一变为自由活泼的书院讲会；模拟复古的文风一变为洒脱奔放的“童心”、“性灵”；被明太祖压制的商人更是招摇过市，甚至冠冕堂皇地登堂入室。这一切的一切都朝着朱元璋设计的方向背道而驰。

（一）杀不尽的贪官：腐败——专制的孪生兄弟

元至正四年（1344），十七岁的朱元璋经历了人生中最悲惨的一幕。这年淮河流域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赤地千里，颗粒不收。元顺帝下诏赈灾，粮食和银两被贪官私分。食不果腹的农民在吃尽了剩余的野草和树皮之后，成群饿死在逃荒的途中，饿殍遍野，瘟疫流行。四月初六，朱元璋的父亲饿死，灾难开始降临朱家，其后，朱元璋眼睁睁看着哥哥、侄子相继离开了人世。二十二日，最疼爱他的母亲也在无奈中撒手人寰。

强忍着悲怆，朱元璋和二哥商议着如何埋葬他们的亲人，可是他们买不起棺材、买不起寿衣，更买不起坟地。他和二哥用草席裹着亲人的尸体，用门板抬着四处寻找墓地。里人刘继祖见他们确实可怜，就给了一块地，让他们把亲人安葬。不久，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朱元璋到附近的皇觉寺当了和尚。几个月后，寺中又闹饥荒，朱元璋被迫流浪他乡，过了三年半饥半饱的乞讨生活。“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泱佯。”每当在孤灯只影中回忆起这段悲惨的经历，对贪官污吏刻骨铭心的仇恨便会从他心中升起。

正是对贪官蠹政害民有切肤之痛，朱元璋做皇帝后，大力整肃官纪，欲把朱家王朝建成官员清明廉洁、百姓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洪武元年（1368）正月，刚刚举行过开国典礼，天下府州县官来朝。朱元璋就训诫他们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困顿，他们就像初飞的小鸟，不能拔掉稚嫩的翅膀；他们就像新栽的小树，不能摇动根基。现在百姓们最需要的是休养生息。只有廉洁的人才能约束自己，为百姓谋福利，而贪财好利的人，必然会损人利己。有才能的官吏拘泥于自私，善良的官吏蒙昧于贪欲，这都是由于自身不廉洁造成的。你们应当高度警惕！”

为防止官吏贪污，朱元璋还制定了空前绝后的肃贪法令：一、凡是监守自盗仓库钱粮等物，六十两银子以上者，一律斩首示众，并处以剥皮之刑。二、制定凌迟处死、剥皮实草等严刑峻法，惩治贪官。据祝允明在《野记》中记载：“国初重法，凌迟处死外，有刷洗，将犯人裸置铁床，浇上沸腾的热水，用铁扫帚扫去皮肉；有枭，用钩子将犯人钩住脊柱悬起，斩首示众；有称竿，用长杆将犯人吊起风干；有抽肠，把犯人挂在长杆的一端，用钩子入肠道钩住犯人的肠子，在长杆的另一端绑上巨石。石落，尸起肠出；有剥皮，剥下赃、酷吏的皮，铺在官员的座位上，让继任的官员‘坐警’。此外，还有挑膝盖，锡蛇游等。”（《野记》卷一）

叶子奇在《草木子余录》中对“剥皮实草”这样记载道：“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衙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据沈德符记载：“太祖开国时，亦有赃官剥皮囊草之令，遭此刑者，即于所治之地，留贮其皮，以示继至之官。闻今郡县库中尚有之。”这说明这种酷刑是确实存在的。

朱元璋虽然铁腕治吏，制定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刑法，但肃贪的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贪官仍是前腐后继。自洪武十六年（1383）到洪武十九年（1386）间，中央六部大案频发，尚书、侍郎等高官纷纷落马。

上行下效，地方官的贪污更是触目惊心。据统计，从洪武元年（1368）到洪武十九年（1386），全国各府州县大小官吏往往未及终考就被贬黜或杀头。因杀官太多，有些地方衙门无人办公，朱元璋就让犯罪官吏审问犯人，名曰：戴死罪、徒流罪办事。上面戴着镣铐的审问下面戴着镣铐的，这成为明朝一道特有的风景。

明朝初年，官员的腐败范围之广、速度之快亘古未有。以至于朱元璋自己都不无感叹地说

作者：赵树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