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 俞天任/著 语文出版社
1巴登巴登四人帮
在谈石原以前，不妨先回到1921年10月的德国旅游胜地巴登巴登(Baden—Baden)，去看看发生过什么事。当时日本政府派了永田铁山少佐(驻俄国武馆，陆大23期)、小畑敏四郎少佐(驻瑞士武官，陆大23期)、冈村宁次少佐(陆大25期)、东条英机少佐(陆大27期)去欧洲调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三人全是陆士16期毕业的，就东条是17期的，调查完了就跑巴登巴登泡温泉去了。
看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几位当时三十六七岁、自命在未来10年到15年内要掌握日本陆军的野心家们，感受相当深。一次大战和任何战争都不同，坦克、飞机、毒气都被使用，没有了前方和后方，没有了军人和平民，剩下来的就是一个词：杀戮。
日本没有参加一次大战的主战场作战，但是将来呢?日本应该怎么办?这四人中除永田铁山外全有留德经验，他们的结论是：只有照德国元帅鲁登道夫的《总体战》的思想去做，才能取得胜利。
因此就有了“巴登巴登密约”。根据《冈村宁次日志》，“密约”主要内容是：实行“军主政从”，国家的政治、经济、产业、文化、社会等一切都应该转为战时体制。要做到“军主政从”，就必须打倒那时在日本陆军中占统治地位的从山县有朋经桂太郎一直到上原勇作这一批长州派阀，改革陆军体系。
这个“巴登巴登密约”是现代日本军国主义的真正宣言书。请注意一下，《冈村宁次日志》里没有提到天皇，这就是他们这些后来被称为“统制派”的人，和“皇道派”的区别。目的虽然都一样，但“皇道派”是要通过“天皇亲政”来达成，“统制派”就是自己来干了。
就四个少佐，能成什么气候?所以四人回国后又找了土肥原贤二(陆大24期，甲级战犯)、河本大作(陆大26期)、板垣征四郎(陆大28期，甲级战犯)，结成了一个“二叶会”，定期活动。受其影响，1929年山下奉文(陆大28期，乙级战犯)、铃木贞一(陆大29期，甲级战犯)、武藤章(陆大32期，甲级战犯)等人又结成了一个“一夕会”，石原莞尔(陆大30期)就在这个组织里面。1930年桥本欣五郎(陆大32期，甲级战犯)还组织了一个“樱会”。
再说说这个桥本欣五郎。这是个有名的“陆军叛逆儿”，怎么有这个匪号呢?这位的业余爱好有点与众不同——是搞政变!他居然在一年里接连策划过两次未遂政变：“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前一个是前文提过的1931年3月流产政变，事后什么处罚没有，就宇垣一成大将倒了霉，永远圆不了首相梦。桥本看出甜头来了，过了半年又从关东军那儿弄了钱来要搞政变，这次是要推荒木贞夫作首相，还是北一辉、大川周明这两个文痞做军师。桥本和这两位文痞天天下馆子大吃大喝，把政变经费全在料亭(高级馆子)给吃没了。钱吃没了，两位文痞也就变了心眼，跑去告密去了，结果又没弄成。这次总算是受了点处罚：禁闭25天。那位要问了，阴谋政变就只禁闭25天?嗯，你要知道那关禁闭的地方，还更要昏过去呢：还是料亭。
吃饱喝足了，出来还是做他的中佐。直到1937年12月南京战役，当时是炮兵大佐的桥本欣五郎杀中国人杀红了眼，架起炮来打伤了英国军舰“帕特夫人号”，这才把他解除军职，转入了预备役。以后组织“大日本青年党”，鼓吹法西斯主义，战后被作为甲级战犯判处终身监禁。只不过是一个炮兵大佐，列为甲级战犯表面上的原因是在“大日本青年党”的法西斯言行，但其实理由不是那个，甚至都不是炮打英国军舰，因为炮击中立国军舰的罪行撑死也就是个乙级战犯，而且那事当时就了了，日本向英国做了赔偿。东京审判时根本就没提那事，桥本欣五郎一个小小大佐之所以名列甲级，是由于得罪过俄国人。但是要很遗憾地说，桥本欣五郎在中国大陆贩卖鸦片的罪行没有受到应有的追究。
桥本欣五郎从陆大毕业后是做的驻土耳其武官，因为这段经历，桥本信奉一种在日本都很少有人听说过的东西：凯末儿主义。斯大林对凯末儿主义本来就不感冒，更不要说桥本在土耳其时勾搭上了托洛茨基，一直在做苏俄的情报。关东军的对苏战略，他在里面掺和了一大半，俄国人恨他不比恨辻政信、板垣征四郎恨得少。东京军事法庭上，俄国人的检察官就咬着他不放，这么着，一个退役大佐和现役大将们站到一起当甲级战犯，也挺滑稽。
桥本是个异类还不仅于此，他身为陆大毕业却是“皇道派”，这也是不多的。怎么说呢?如果硬要用“阶级斗争”来分析的话，那么“皇道派”就是属于低层阶级的。到现在都还是这样，越是下层的人，对皇室什么的越关心，总相信天皇是“天纵英才”，事情就坏在几个贪官污吏手里，如果“天皇亲政”，就什么事都解决了。而“统制派”大多就属于“皇道派”所恨之入骨的“贪官污吏”，起码对天皇什么的无所谓，也就是所谓中层阶级。“二二六事件”其实就是低层阶级为了上层阶级(天皇)来打倒中层阶级。
但是“二二六事件”以后，天皇震怒，说“杀了我的肱股之臣”。要血债血还，把为首的下级军官们连同摇鹅毛扇的北一辉一刀全给宰了。觉得好像被天皇给卖了，这下“皇道派”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只好“一致对外”了。
对外?那“外”是哪儿?有一个口号叫“满蒙生命线”。
2满蒙就是生命线
“满蒙生命线”到底是谁先说出来的?现在能查到的资料上，好像首先是后来的甲级战犯、当时的政友会议员松冈洋右1931年在众议院上说出来的：“我认为满蒙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生死存亡的问题，是我国国民的生命线。国防上经济上必须这样考虑。”在这之后，《每日新闻》曾经以“满蒙生命线论”的标题连发三十几篇社论。一时日本全国从上到下“满蒙生命线”的说法是甚嚣尘上。
其实这个“满蒙生命线”的提法是石原莞尔发明的。
1904年，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
陆军幼年学校有一门作业是写生，每星期得交两张写生，目的是为了打好将来的作战绘图基础，所以日本陆军将领大都画得一手好图。笔者见过几张辻政信画的素描，从并非职业画家这一点来说，画得不错。
这一天，有一张三年级(相当于现在的中学三年级)学生交上来的作业不对头。上面画了一根很可爱的小鸡鸡，边上还有一行字：我的宝贝，画于厕所，10月1日。
老师一看，怒不可遏。堂堂陆军幼年学校居然有人画这种淫画，还敢当作业交。这种混蛋学生不处分如何了得?
但是教员会议讨论的结果是：15岁的小孩子，偶尔恶作剧一下也没什么，而且也应该鼓励这种大胆的做法。到底这个“大胆”是什么意思，也没人弄得清楚，反正那个绘图教员是一怒之下拂袖而去，而这位“大胆”的学生没有受到任何处分。
几十年以后，人们回忆起这件事时，总是很惋惜地说：“如果当时仙台陆军幼年学校开除了那个小孩，以后的亚洲历史可能就会改写。”
为什么?哪个小孩是谁?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策划了“满洲事变”(日本人对“九一八事变”的称呼)，建立了满洲国，拉开了“十五年战争”序幕，而后来又自告奋勇当战犯美国人都不收的石原莞尔。
其实石原莞尔的出名，还倒不是因为他策划了“九一八”，而是在1936年“绥远事变”的时候，当时已经荣升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的石原莞尔大佐，11月20日飞到现场想阻止，被武藤章(陆大32期，甲级战犯)调侃了一句：“石原桑，我们只不过是在重复先辈在满洲干过的事情，有什么不对吗?”这才出了名。
石原莞尔是陆大30期以次席的身份毕业的，够牛。这还不算，本来是应该首席的，但因为平时桀骜不驯，得罪了教官，这才被降到次席。毕业后留学德国，据说是能够读懂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为数不多的日本人中的一个。不仅如此，这位还发展了《战争论》，整出来了一个“最终战争论”。现在能看到的《最终战争论》只是石原1940年在京都一次讲演的纪录稿，而完整地表现了石原思想的《战争史大观》，最早是1929年在长春的一篇讲话纲领，后来经本人在1938年和1940年两次修改，于1941年正式出版。
“最终战争论”是个什么玩意儿?石原认为未来世界的冲突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和作为西方文明代表的美国进行一场所谓“最终的战争”，以此来决定人类社会的走向。
石原又认为，在这场“最终战争”的较量中，日本在战略地位上处于不利：国土没有纵深，没有战略物资资源。在这场持久战的过程中，日本一定要一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满蒙。
这就是“满蒙生命线论”的由来。
还是应该说石原莞尔是个天才。在1941年出版的《战争史大观》中，石原不仅强调了飞机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而且指出了原子核裂变能量在军事中的应用。石原说，“使用这种能量的破坏力，可能使战争在一瞬间就决出胜负”，“怪力光线武器什么的突然出现也有可能”。在重视武器这点上，石原和日本陆军不同，这也是石原最后被东条英机排斥的原因之一。当然就算是石原也没有想到，是日本首先成了原子核裂变能量武器的试验品，“一瞬间就决出胜负”了。
石原非常聪明。当时陆军大学校的功课是相当重的，学员开通宵做作业是常事。可石原永远像是无所事事，吃了饭就到处串门。石原特能侃，所以大家对他是又喜欢又讨厌：喜欢听他侃大山，但是一听他侃大山，作业怎么办?但石原就是这样轻轻松松地以次席的成绩毕业。
还有一点邪门的，石原出身于国粹世家，是个狂热的佛教徒。嗯?读者要有意见了，能用“狂热”来形容连生都不杀的佛教吗?能，日本就有一门极富攻击性的佛教，叫日莲宗。据说原来是中国的天台宗，传到日本去了以后，不知怎的就带上了通常佛教所没有的攻击性。特别是在明治以后，日莲宗在国家权力有形无形的支持下，成为了皇道派右翼力量的大本营。皇道派团体及其所发动的事件，像“血盟团”、“立宪养正会”、“二二六事件”等等，背后都有日莲宗的影子，一直到战后的三岛由纪夫思想中都有日莲宗的痕迹。
石原莞尔的“满蒙生命线”理论，理所当然地被陆军奉为至宝。再经过传媒的宣传，成为了最锐利的口号和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任何言行碰到了它，都得熄了火。
3九一八事变：石原一举成名
前面讲了皇姑屯事件，应该说，关东军参谋们策划的皇姑屯事件是很失败的，事情没有照他们期望的走，那个被关东军参谋们看不起的张学良，又做了一件让他们想不到的事情：和蒋介石拜把子了，东北易帜。这下关东军想不通了，早知道不杀张作霖，东北也不一定就到处挂“青天白日满地红”，还不如不干。
但我们说过那一拨是滚刀肉，不会轻易认输。皇姑屯事件4个月后，石原莞尔赴关东军任作战主任参谋，不久板垣征四郎也来关东军接任河本离任后空缺的高级参谋职位。这两位有了河本的例子作为经验和教训，要放手在满洲干一下了。所谓河本的经验就是：干什么都没事，政府不用说，就是军部都管不了他们这些精英参谋。而所谓河本的教训则是：干就要干个大的，不能像河本那样小打小闹，结果什么都没有得到。要独霸满洲，靠杀一两个人是不行了，得消灭张学良那50万东北军，建立一个由日本人控制的傀儡帝国出来。
1929年7月，在一次参谋旅行中，石原莞尔中佐对着关东军的参谋们首次发表了他的“最终战争论”和“满洲土地无主论”。一边听着的板垣高级参谋十分佩服，一字不漏，全记在笔记本上了，回奉天后找来石原莞尔再次研究。于是石原莞尔中佐、板垣征四郎大佐、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少佐(陆大37期)，就每星期碰一到两次头，专门研究占领和统治满洲的问题。石原还叫人拟了一份计划，1930年12月计划完成，石原捧着计划踌躇满志地说：“好了，还有两年。”
据花谷正回忆，知道这个计划的有：“桥本欣太郎中佐、根本博中佐(陆大34期，时任参谋本部支那课支那班班长)95%；建川美次少将、重滕千秋大佐(陆大30期，时任参谋本部支那课课长)90%；永田铁山大佐85%；小矶国昭少将、二宫治重中将(陆大22期军刀组，时任参谋本部次长)50%；而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以及手下的不少关东军参谋幕僚，当时倒并不知道。”
这就是所谓昭和军阀三大“下克上”事件的第一件：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策划的“满洲事变”。另两件是辻政信、服部卓四郎的“诺门罕事件”，和富永恭次、佐藤贤了的“北部法属印度支那进驻事件”。这第一件和第三件总算还各抓了一个甲级战犯结账，那第二件可真见鬼，两个首犯一个被蒋介石的情报组织军统局给保护起来了，一个被麦克阿瑟的情报组织G2给保护起来了，什么事都没有。
应该说石原和板垣是在准备进行一场豪赌，要知道“九一八事变”是被不少人看做军事学上的奇迹的，就是那个有名的“不抵抗将军”成就了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名声。能在两年之内，把老爷子留下来的50万军队，110万平方公里土地，3700万“子民”给输得精光锃亮的能人，不知道是不是能上“吉尼斯败家子世界纪录”?
咱们来看看那位“少帅”的能耐吧。
当时的关东军只有10600人，而东北军是448万，其中正规军268万，驻在平津一带的精锐有11万左右，驻在奉天的精锐有6万左右，对关东军占绝对优势。
人们在谈到抗战的时候，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虽然中国军队人数多，但是武器火力不如日军，所以失利的case比较多”。一般来说，那句话是对的，但是在1931年的中国东北，那句话不成立!东北军不但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了关东军，而且在武器火力上也远远超过了关东军。只要看看九一八事变中关东军缴获的战利品就知道了：飞机60架，坦克25辆，还有大量的日军根本没有的捷克式冲锋枪!
会不会有人奇怪，他张学良怎么有那么多钱，装备怎么会那么好?这么说吧，少帅论别的比不上他爹，就整钱的能耐比他爹要强得多了。大帅整钱靠做马贼、胡子，那钱来得不地道。少帅念过洋书，懂经济，挣钱的方法要酷得多了。东北特产是大豆，少帅就专门倒腾大豆到国际市场去卖，挺来钱。有人要说了，倒腾大豆能挣几个钱?倒腾和倒腾不一样，人家少帅发行一种不可兑换的“奉天票”，除了有花以外和废纸一样。少帅拿了那个废纸向老乡强购大豆，拿了大豆出口去换钱，换了钱去买军火，买了军火再“交”给关东军。
当然，东北军在训练程度上比关东军差远了，但是东北军训练差的责任在谁?总不能让人家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帮你张学良来负吧?攻打北大营的日军有多少?有千军万马?没有，就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二大队川岛中队，就一个连，一百来号人!
“皇姑屯事件”的硝烟未散，老爹张作霖的热孝在身，会吃棒子面的都知道是关东军炸的火车，嘿，那位张少帅偏偏就认为关东军是来和他搞联欢的。这不，扔下东北不管，跑北京享乐去了。
1931年春天，参谋本部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巴登巴登的四人帮”之一)到满洲视察时说：“虽说张学良军队素质不高，但也有22万人。人家还有三十几架飞机，咱们什么都没有。一旦有事，你们准备怎么办?”指示从国内弄几门大炮到奉天(沈阳)来。
什么炮?没有那日俄战争时打俄国人的28厘米大炮那么大，24厘米。但想来吓吓那二流子没问题，就这样把两门24厘米大炮从东京搬到神户，再装上船运到旅顺，最后拖到了奉天。那炮一动弹起来，就得几百个人伺候，整出了那么大动静，他张少帅愣就是不知道这些情报。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但是这位少帅总算还没有泯灭最后的良知：他知道他不能回东北，他还知道他无脸以对东北3700万父老乡亲。要不然这位少帅除了创吉尼斯败家子记录以外，还可以创吉尼斯厚脸皮纪录了。
和河本大作当年偷偷干不同，石原莞尔这次是公开地在干，没打算瞒谁，因为赌局实在太大了。石原的“世界最终战争”理论，参谋本部和陆军与其说反对，不如说有共鸣。但是要付诸实现则反对，理由是怕美国、苏俄或者蒋介石插手。
美国不会直接插手，这点石原敢肯定。蒋介石呢?不说正在忙着“剿共”，按老蒋的为人，石原也准确地判断得出，蒋介石肯定袖手旁观。老蒋对异己喜欢的程度，不比对共产党更多。红军长征时，老蒋都没有忘记借共产党的手剿灭异己。像胡宗南带了10万大军跟在徐海东的5000人后面，不即不离，就差半天路。徐海东进保安歇了三天，打土豪分田地，胡宗南也在城外歇三天。后来徐海东上午出城，胡宗南下午进城，也不知道是在剿共还是在剿异己。这回有日本人帮忙剿灭奉系军阀，蒋介石高兴还来不及呢。
至于苏俄那边呢?那个少帅早把活埋他自己的坑给酷酷地挖好了。1929年7月，张作霖刚死不到一个月，张学良就敢上演“爱国秀”，不去找杀父仇人关东军，却和俄国人去闹出了一个“中东路事件”。被人家打得满地找牙不说，还把一旦有事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给玩没了。
但即便真的美苏蒋全部不闻不问，东北军真的和关东军拼命，关东军也怕，所以石原又通过朝鲜军参谋神田正种(陆大31期)串通了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大将(陆大17期，后来在1937年做过4个月首相。他那个内阁，15个位置10个人干，兼职一串，特别节约人力，被人称为“两人三脚内阁”)，无视军法，擅自将朝鲜军调至边境，随时准备越境支援关东军。其实有两个大队(营)当天晚上已经越过了边界，而林铣十郎是第二天才向上边报告的。这位林铣十郎从此就得了个混名：“越境将军”。
神田正种原来就是关东军的，“九一八事变”后又回到了关东军，长期从事对苏工作，最后做到第17军中将军长。战后落到俄国人手里，给判了结结实实的14年徒刑。
整了个那么大的架势，反对的参谋本部就只呆在一边看?那倒没有，参谋本部派了个作战部次长建川美次(陆大21期)来奉天阻止关东军乱来。
建川是有名的“挺进将军”，他怎么会愿意来劝阻石原和板垣呢，可是军令在身，不得不行。他就玩了一个“磨洋工，装死狗”。从东京出来，他不坐飞机，走陆路、坐海船，横穿朝鲜慢慢来。为什么?为了帮石原们和关东军争取时间。等他坐火车到奉天，已经是9月18号傍晚了。
建川有情，石原也有意，不能让建川落不是。当天晚上关东军举行盛大招待会，为次长洗尘。建川次长心知肚明：都该忙得像耗子似的时候，怎么还全来接风?没错，看样子要出事就是今天了。于是就开怀畅饮起来，左一杯，右一杯，两杯喝完，醉倒下了。干吗来的?等明天酒醒了再说吧。
真的假的?有没有搞错?两杯就醉了?那得去问建川本人了。不过关东军原来定的日期确实是9月28日，接到参谋本部俄罗斯班班长桥本欣五郎少佐的密报，建川美次要来，这才提前到9月18日的。
9月15日，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花谷正、今田新太郎开了个紧急会议，研究建川美次部长要来的问题。板垣拿了一支铅笔竖在桌子上，说：“问天命吧，铅笔往右倒就不干了，往左倒咱们就玩命赌了。”
结果铅笔往右倒了下去。
那就是说计划中止了。
但是今田跳了起来，涨红了脸说：“你们不干我一个人干。”
这一句话，整个会议的空气为之一变。其实今田只不过是说出了大家想说的话。日本陆军的佐级参谋，是一批特别疯狂的人，他们为了早日戴上将军肩章，什么事都敢干。在他们那儿，没有“冒天下之大不韪”这句话。
于是这四个参谋就决定了在9月18日建川到达的那天晚上动手，因为那是能够争取到的最后时间。建川部长交给花谷，只要能把他灌得不省人事就行了。
等建川第二天醒来，事已经没了，沈阳的东北军已经被全部解除了武装，石原们正忙着清点战利品呢，不，应该说是缴获品，不能叫战利品，根本就没有过战斗嘛。
石原的战术应该说很简单：“打蛇打七寸”。趁那位花花公子沉醉在温柔乡之际，打掉沈阳城里的奉军指挥部，使东北军群龙无首。在沈阳动手的同时占领营口和丹东，阻断关外奉军主力回援，和确保朝鲜军可以越境增援。
应该说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算计几乎完美无缺，唯一的缺点就是他们没有想到，不但美苏蒋袖手旁观，连当事人张学良本人也同样袖手旁观!根本没有必要占领营口，就是帮张学良修一条现代高速公路，他也不会“打回老家去”。
石原的第一步，在张学良的“协助”下，走得很顺利。
到了第二天9月19日早上，建川的酒也醒了，也想起来了花这么多时间到奉天来，到底是干什么来的了。找来石原们训话，说不能在满洲闹出事来。谁知石原们的回答是已经闹完了，奉军全给缴了械，不，不是缴的械，是交的械，没事了。飞机、坦克收来了一大堆，比咱关东军的要好多了，是不是得封张少帅一个“关东军军火采购部长”的头衔，请首长指示。
建川虽然在思想上不反对关东军的胡作非为，但是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坐在参谋本部作战部次长这个位置上，这次又是钦差大臣，他必须考虑以后怎么办。于是就和石原吵了起来，最后不欢而散，坐飞机回去了。
4事变余波：犬养毅首相之死
建川回去以后的9月22日，关东军总参谋长三宅光治、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和奉天特务机关长、刚被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任命为“奉天市长”的土肥原贤二，还有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大尉(陆大40期)，就开了一个会，讨论下一步怎么办。
这个会议，后来被指定为甲级战犯、由于自杀而未被追究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陆大19期)居然没有参加。从这个事实也可以看出日本陆军的指挥系统了。
板垣说明了内阁和参谋本部的态度，片仓说明了来往电报。东京首先反对扩大事态，但是表扬了关东军的战果，到底什么意思?
土肥原说了第一句话：“要一口气解决满蒙问题，只有建立一个以日本为盟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
这就是石原一直主张的，结果这次会议上五个参谋通过了一个《满蒙问题解决策略》，主要内容是：“在我国的支持下，领有东北四省和蒙古，以宣统帝为首树立支那政权。”以关东军意见的形式上交陆军省和参谋本部。
这个《解决策略》基本上反映了石原当时的思想，也就是使满洲独立，为他的所谓“日美最终战争”服务。
石原的思想也是逐步形成的，而且在不断变化。石原是一个幼年学校出身的军人，就算是天才，也是皇军参谋型的天才，超越不了皇军参谋的根本局限。其实发动“满洲事变”，在他来说，一开始只是作为关东军参谋从对苏战略考虑出发，想把满洲作为前线基地的单纯军事上的考虑。
石原最早的考虑并不是“满蒙独立”，而是日本直接军事占领。他在1930年5月的《满蒙问题私见》中还在说，“我怀疑支那人是否有建设近代国家的能力，不如在我国的治安维持下让他们自然发展”，从这里可看不出以后鼓吹的“王道乐土”、“五族协和”的甜言蜜语，而是赤裸裸的以军事占领的方法来统治满洲，和当时的朝鲜、台湾一样。
但是石原的这个想法很当然地被军部否决了，当时的军部还知道一点什么叫做“冒天下之大不韪”，还记得甲午战争之后逼日本交出已经到手了的辽东半岛的“三国联合干涉”，知道那行不通。
这样石原莞尔才退一步去搞“满洲独立”的。这个《满蒙问题解决策略》就有这样的句子：“含泪退到满蒙独立国家案来。”中国人应该知道一个事实：扶持“满洲国”，已经是皇军参谋们退了一步了!
在“满洲事变”以后很久，在石原莞尔心中，还是对军部不让他们军事占领满洲全境而耿耿于怀，念念不忘他的武装占领计划。
那么石原莞尔又是什么时候开始才醉心于这个“满洲国”的呢?说来有趣，那还是在石原莞尔调离关东军的1932年8月以后。一般的看法，是在1932年石原莞尔认识了后来出任“满洲国”监察院院长的于冲汉以后，从于冲汉那儿批发来的“保境安民，东三省分离”的思想。也就是说，在“九一八”事件时，石原莞尔虽然主张搞“满洲独立”，但其实还是想军事吞并东三省。“独立”只不过是一种权宜的妥协方案。
话说回来，那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就会同意石原和板垣们的这个《满蒙问题解决策略》?再说上面还有内阁呢。没事，那位政变专家桥本欣五郎在积极配合。不是说政府有可能反对吗，那就把政府去掉算了，桥本策划的“十月事件”就是直接为了配合石原的。虽然政变流产，但政府因为再三的政变丑闻也倒了台。接着上台的是犬养毅内阁。
犬养毅是孙中山的老友，这次当上首相也是偶然再加上偶然。本来77岁的犬养毅已经宣布从政界退休，因为当时的政治空气已经是军国主义清一色了，那位山县有朋就曾经公开说过：“不听我话的就头山满和犬养毅”。但是犬养毅的选民不服，犬养毅辞职后举行的选举，大家选出来的还是犬养毅。加上田中义一又突然莫名其妙地死了，犬养毅这就莫名其妙地当上了政友会总裁，这次内阁倒台，大家指望能够靠犬养毅和中国国民党的关系来解决满洲问题，这才推他当了首相。
犬养毅上台以后，拒绝了军部的成立“满洲国”的要求，并且通过自己的渠道和中国国民党开始谈判。上次说到“田中奏折”的时候，提过那位言必提“我是帝国主义者”的森络，那位森络其实原来也支援过孙中山，但那时已经完全变成了右翼。犬养毅托森络来盯和国民党的谈判，可森络把来往的电报全给压下来了。那边谈了些什么，到现在都还是个谜，因为森络1932年底就见天照大神去了。
犬养毅算看出来了，有这批青年参谋在，日本迟早得完蛋，得想想法子。可他那个法子也太书呆子气，什么人不能找?他跑去找上原勇作，就前面说过的找到政府死穴的那位陆军元帅，给了他一份30人的名单，让上原勇作去找天皇商量，免了他们的官。这边又把他的计划告诉了那个森络，你说军部能不知道?
军部暴跳如雷，认为犬养毅是在侵害“统帅权”，终于在1932年下手暗杀了犬养毅首相，是为“五一五事件”。那个书呆子，在被别人打了黑枪以后，还要佣人把凶手叫来，说“让我和他谈谈”，还在梦想说服那些疯子。
张学良的50万东北军未作任何抵抗，让出了东北。张学良本人则是连他老爷子张作霖的尸首都不要了，后来还是关东军作战参谋辻政信少佐帮他下的葬。
也不要说张学良一无遗憾，他对东北视之如粪土，唯有一件事耿耿于怀：他的金银珠宝。1931年12月，张学良向日本首相犬养毅去信，哀求犬养毅帮忙向关东军疏通发还被关东军扣押的私人财物，在信中还先附上了一张作为谢礼的支票。落到关东军手里的财物还想讨回，也只能说张少帅的弱智了。这封信被军部查知，结果张学良的钱没有回来，军部主谋的五一五事件，暗杀犬养毅首相的理由之一就是“和张学良交通，接受张学良的贿赂”。犬养毅是想对那些凶手们解释这件事。
“五一五事件”在日本政治史上是一个很大的事件。随着犬养毅首相的被暗杀，政党政治也一命呜呼了，以后的内阁永远是“举国内阁”，唯军部马首是瞻。像后继首相斋藤实一上台，就赶紧承认了“满洲国”政策。
顺便说一下，上世纪末在非洲、波黑等战乱地区，经常可以看见一位跑来跑去救助难民的老太太，联合国难民救济署前高级专员——绪方贞子，她就是犬养毅首相的曾孙女。可见好人真有家传。
5石原莞尔定下的国防战略
这个“满洲国”计划，在日本都有人反对，在世界上就更不要说了。怎么糊弄全世界的人呢?关东军们又想出个转移视线的花招：到远东最大国际都市去闹事去。板垣征四郎串通田中隆吉少佐(陆大34期，当时是驻上海公使馆武官)，主谋挑起了“一二八事变”(日本叫“第一次上海事变”)，具体执行的则是所谓“男装丽人”川岛芳子。
这一打就从1932年1月28日打到了5月5日才停火，趁着上海打仗，宣统就和一帮大清的残渣余孽们，在关东军的保护下弄起了那个臭名昭著的“满洲国”。
战后，上海事变的执行犯川岛芳子被蒋介石给枪毙了，但那个主谋田中隆吉少佐呢?他后来又策划过“内蒙独立”，想扶植一个以德王为首的傀儡政权，弄出第二个“满洲国”来。因此极为东条英机所重用，一直做到陆军省军务局少将局长。这么个经历，按说应该对东条英机感恩戴德，败战了就是不算战犯，起码也要被当作嫌疑犯抓起来对不对?
可是这位脑子灵活，立即改换门庭，投靠麦克阿瑟，做盟军方证人。据说他在证人席上一出现，东条们几乎傻了。但这位可不是真的良心发现去控诉甲级战犯们的罪恶哟，他是琢磨透了麦克阿瑟的心思，要送几个人上绞架。东条倒无所谓，反正只要有一个人得上绞架的话，那就是东条了，用不着田中帮忙也成。
麦克阿瑟想要武藤章的命，因为武藤章在菲律宾和麦克阿瑟周旋了不少日子，弄得麦克阿瑟挺没面子。将来会讲到，武藤章定为甲级战犯确实不冤枉，但是在只绞死6名军人，还得扣除一个松井石根，也就是只绞死5名发动那场死亡人数达几千万人的战争的甲级战犯的情况下，应不应该有武藤章，那就值得考虑了。没有田中的证词，估计不容易绞死武藤章。
田中又是怎么作证的呢，很简单，把自己和武藤章之间的争吵内容换换位就行了，这一下武藤章死了，田中隆吉活了。不过也没活多久，武藤章死了后，田中就疯了，天天说武藤章在找他索命。
那么“满洲事变”的战犯们的下场又怎样呢?
“九一八事变”的主要战犯是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中佐、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总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和司令官本庄繁中将。
本来，当时的《大日本帝国陆军刑法》第35条规定：“司令官无故向外国开始战斗者，处死刑”；第37条规定：“司令官无故擅权命令军队进退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第38条规定：“不等待命令而无故战斗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所以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和正式下令作战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按律是应当问斩的。
但是10月18日，参谋本部只是派出了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和作战部部长今村均大佐来满洲，劝阻关东军停止作战。
石原和板垣心知肚明：他们是已经犯下了死罪的罪犯，但却不是宪兵来逮捕他们，而是陆军中央的核心人物来哀求他们，这说明什么?说明陆军中央其实同意或者默认了他们的做法。所以，对今村均大佐根本就没有好脸色。
板垣说：“箭已经发出去了，现在没有任何办法。”
石原莞尔则更不给面子：“中央要是胆小的话，关东军就是全体放弃日本国籍，改编为满洲合众国国军，也要拿下全满洲。”把今村均们吓得面无人色，哑口无言。
战斗一直在东北继续。9月21日，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降日，日军第2师团占领吉林。10月8日下午1点40分，关东军又以12架轰炸机轰炸了锦州。这12架飞机包括八八式侦察机6架，石原莞尔中佐亲自乘坐的一架客机，和5架20天前刚刚从张学良那儿收缴来的轰炸机。关东军仅仅扔了75颗25公斤的炸弹，就把在锦州观望的张学良吓进了关内。
石原返航后，有人问他：“你轰炸了锦州?”
石原莞尔的回答是：“根本没有‘轰炸’，就是把炸弹扔了下去。我炸的不是张学良，炸的是外务省的不扩大政策和国联的理事会。”
从九一八开始，张学良唯一一次认真地想过抵抗的就只有热河抗战一次。为什么，难道太阳也会从西边出来?二流子大烟鬼也要抗日了?对，正因为是大烟鬼，所以这次才要抗日，关东军进攻热河表面的理由是热河也是满洲的一部分，其实是要和张学良争夺热河的鸦片!张学良的财源大部来自热河的鸦片，而关东军也看中了这口肥肉。板垣征四郎从武汉时候开始就染指鸦片，土肥原贤二后来是坐上了“华北鸦片王”的宝座。当时满洲的很大一部分鸦片生意，就操纵在满映理事长甘粕正彦的手里。这位甘粕正彦是东条英机的亲信，有“满洲夜皇帝”之称，战败后服毒自杀。
鸦片的诱惑，是关东军参谋们丧心病狂地犯上作乱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因素，这点在中国的研究中一直没有得到重视。
关东军进攻热河时，后来也是甲级战犯、时任关东军参谋长的小矶国昭，曾特地下命令要求关东军在野外作战时“加倍注意，不准践踏耕地”。关东军什么时候学来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不是，那是让大兵们千万不要踩坏了罂粟，那可是白花花的现大洋。
“满洲事变”成功，大家都加官晋爵。本庄繁于1933年升为大将，晋升男爵，当上了昭和天皇的侍从武官长，战后被指定为甲级战犯，由于自杀而未上审判席。三宅光治后来升为中将，任职参谋本部，日本败战时为“满洲国协和会”(伪满唯一的政治组织)中央本部部长，被苏联人抓去了，后死于莫斯科的卢比杨卡监狱(知道克格勃的朋友肯定听说过这个有名的监狱)。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于1941年被升为大将，战后作为甲级战犯而被送上了绞刑架。
和“满洲事变”没有多大直接关系的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托福也成了男爵。爵位膨胀，大家都授一个，连八竿子打不着的海军大臣大角岑生也拿了一个男爵。反过来引起本庄繁很不满，觉得自己的爵位低了，天皇没有正确评价自己的功劳，从此一直和昭和天皇唱对台戏。
这种下官升官、上官晋爵的方式使得昭和军阀从此以后争先恐后到处挑起事端，挑了事就能升官晋爵，这成了军内的铁则了。
抄一段土肥原的判决书吧，看完之后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要绞他了。
第1条，1928年1月1日—1945年9月2日为止的共同策划(确保对东亚、太平洋、印度洋地区的支配)。
第27条，1931年9月18日—1945年9月2日为止的对中华民国的战争。
第29条，1941年12月7日—1945年9月2日为止的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战争。
第31条，同上时间对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战争。
第32条，同上时间对荷兰王国的战争。
第35条，1938年夏季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战争(张鼓峰事件)。
第36条，1939年夏季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战争(诺门罕事件)。
第54条，1941年12月7日—1945年9月2日为止的违反战争法规(残虐行为的授权和许可)。
前面的条数，是那时远东军事法庭制定的罪行条目，对号入座，土肥源犯了八条，当在罪不容赦。
那么关键人物石原莞尔呢?事变后立即晋为大佐军衔，升任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随后兼任参谋本部最核心的课长——第一部(作战部)作战课长。1937年升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因为“满洲事变”的成功，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成了全日本的英雄。
英雄到什么地步?说一件事吧，估计大家都知道，日本有一位著名的音乐指挥家叫小泽征尔，但另外一件事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了：小泽征尔的“征”，就是“板垣征四郎”的“征”，“尔”就是“石原莞尔”的“尔”。因为小泽征尔是1935年出生在沈阳，其父小泽开作，就是那个“满洲国协和会”的创始人之一。
这个石原可还得说下去。对于中国，他是一个十分恐怖的敌人，之所以说他十分恐怖，是因为石原的想法有相当的胜算。你看“满洲事变”他不是已经成功了吗?
石原头脑很冷静，这点和喜欢人来疯的其他日军参谋不同。他懂中文，虽然不是像伊藤博文那样的中国通，但对中国保持了最朴素的理解。
来看看他自己的话吧：“如果进入战争状态，就一定是长期持久战。惩罚中国，数月间蒋政权就会崩溃，所以只需要短期决战，这是极大的错误。一直到明治维新为止，中国作为亚洲的先进国家而令人感到害怕，日本人则从甲午战争战胜了中国以后，就认为中国是一个老衰的国家而看不起它。”“中国有自古以来的高度文明，而物质生活又极为原始，各个地方有高度的自给自足的可能，这些都成为对持久战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如果开战，有可能逼迫中国进行决战，但是会不会变成持久战则主要取决于中国的意图。”
怎么样，这几句话说得没大错吧?
石原莞尔可以说是陆军大学校惨淡经营几十年，毕业生中唯一的一位战略家。从这个意义上说，石原是陆军的“异类”。正因为是异类，所以很被人敬而远之，毕业后留校当教官，以后去德国留学，在德国形成了他的“最终战争论”，以后又去关东军，就是进不了参谋本部。这次进参谋本部，“满洲事变”有功是一个原因，但主要是由于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还记得“巴登巴登四人帮”吗?)的大力推荐。但是巧合的是，就在石原莞尔就任的1935年8月12日，统制派扛把子的永田铁山少将被皇道派军人相泽三郎中佐在办公室砍死，因为皇道派对永田罢了皇道派巨头真崎甚三郎(陆大19期军刀组，二二六事件的幕后黑手)教育总监的官不满。
石原上任后，立即又重新修订了“帝国国防方针”。那个“方针”最早是田中义一在1907年搞的，后来在1923年海军裁军时由海军军令部主导又修改过一次，1936年6月底的这次是第三次修改了，修改后名为《国防国策大纲》，主要内容是：
日本的国策是成为东亚的指导者，为此一定要具备能够排除苏美英压迫的实力。在充实能够对抗苏美英的军备特别是航空兵力的同时，做好稳固日满和北支(华北)，完成进行持久战的准备的基础工作。
完成了军备的充实和持久战的准备后，首先开始积极工作以尽快迫使苏联放弃进攻远东的图谋。在此期间努力与美国保持亲善关系，苏联屈服后与其建立亲善关系，将英国实力驱逐出东亚，解放东亚各民族。
苏联和英国屈服后，领导东亚各国合作使其实力得到飞跃发展，准备和美国的大决战。
为了使其想法能够实现，石原甚至还改组了参谋本部，将原来总务部管的“动员、编制”业务也移到作战部来了，使作战部集中了参谋本部90%的权限。
当时石原莞尔是名扬一时，权重一时。那个原来倾向于皇道派的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组阁时都改变立场，转向统制派。在内阁人员选定时，居然去征求石原莞尔(当时还只是大佐)的意见，石原就提议让他的盟友板垣征四郎当陆军大臣，结果是由于梅津美治郎(陆大23期首席，甲级战犯)不能容忍陆大28期的板垣爬到他上面去做陆相(梅津当时是陆军部次长)而极力反对，才没有成功。
大家看到这个石原莞尔主持修订的《国防国策大纲》时，可能都会吓出一身冷汗，因为现实，可行。
《国防国策大纲》提出的假想敌顺序是美、苏。首先对苏已经放弃了进攻战略，而代以“完成了军备的充实和持久战的准备后，首先开始积极工作以尽快迫使苏联放弃进攻远东的图谋”的字眼，就是说在武力的后备上与苏联谈判，不与其交恶。
对美国则是“努力与美国保持亲善关系”，因为石原知道日本和满洲都有丰富的煤、铁资源，可是缺少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石油和橡胶(那时还不知道后来会有个大庆油田，要是知道，没准石原会把南进都推迟)。那玩意儿全在美国人和英国人手里，所以千万不能和美国人翻脸。
对华战略则是“做好稳固日满和北支(华北)，完成进行持久战的准备的基础工作”，反对扩大战争。
也就是这样一回事：挑动在西北的国共内战，同时建设满洲国，巩固华北，堵住俄国人南下，再向南洋渗透，得到马来亚的橡胶和文莱的石油，同时挤走英国人，争取把手伸到“兰印”(荷属东印度，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确保石油，这以后再和美国进行“最终战争”。
如果石原的想法真的能够付诸实施，是不是很恐怖?不扩大侵华战争，日本陆军就可以腾出手来更新装备，不至于像以后的太平洋战争时扛着三八式步枪，拖着木头轮子的三八式野炮，开着薄皮大馅的九五式坦克去和英美掐架了。
有人对日本陆军不注意武器装备的解释是日本只把中国当成假想国，那种武器打打中国足够了。那种解释未免把皇军们的心肠估计得太好了，日本陆军从来就没有把目标仅仅锁定在中国。皇军们没有像样的武器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陷入了中国战场的泥潭，没有军费去添置新吃饭家伙了!
和美苏保持亲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日本不会像后来那样参加三国同盟，就算第二次世界大战照样打，日本也不会是战败国。那样的话，中国什么时候能够灭了“满洲国”都成了问题，更不要说光复台湾了。
但是天佑我中华啊，研究这些资料时，谁都会这样感叹。
天佑我中华，石原莞尔仅仅是一个日本陆军的“天才异类”而已。他能名扬一时，能权重一时，但不能阻止陆军大学校开足马力成批生产大量的二百五参谋。也阻止不了那些二百五参谋们齐心合力拉着大日本帝国这辆战车奔向灭亡。
即便是石原莞尔本人，也是一个从思想到行动无不充满了矛盾的怪物。谁要是以为石原莞尔真的拘泥于满洲这块“前进基地”，真的从来没有想过再扩大战争就错了。1932年1月，石原莞尔对应关东军邀请访问满洲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土方成美说：“我从来没有说过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也没有这样考虑过。满洲只不过是个脚手架，一定要从这里出发到山西、陕西去，听说陕西有丰富的石油。”
作者：俞天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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