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二二六事件是怎么回事|163

1帝国从此走上不归路

石原到参谋本部上任不久，就遇上了“二二六事件”。

1936年2月26日，陆军皇道派下级军官带领1400多名士兵发动政变，包围了首相官邸、国会议事堂、陆军省、参谋本部和警视厅。杀死了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将(陆大17期首席)。叛乱军的主要目标是首相冈田启介海军大将，但是杀错了人，把冈田的小舅子松尾传藏陆军大佐当作冈田本人给杀了，真的冈田躲在浴桶里逃过了一劫。

石原是26日早上从铃木贞一的电话里听到政变消息的，立即赶到参谋本部上班，被任命为警备参谋。27日戒严令下达后，又出任戒严参谋。石原很明确地给“二二六事件”下了定义：紊乱朝宪的反乱。

与此同时，海军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米内光政立即命令海军陆战队登上军舰，封锁东京湾；联合舰队也派第一舰队封锁东京湾，第二舰队封锁大阪湾，准备镇压叛乱。

当然海军行动迅速的原因之一，是娘家人冈田首相还生死不明，一旦知道了首相还活着，就想方设法救人，人一旦救出，立即打道回府。剩下你们陆军拉的屎，你们陆军自己去擦屁股，美其名曰：陆海不相斗。

而陆军呢，一直稀里糊涂的立场不明，看陆军发表的公报就知道了。第一天称政变参加部队是“出动部队”，第二天称是“蹶起部队”或者“占据部队”，第三天成了“骚扰部队”，一直到第四天，才好不情愿地称之为“叛乱部队”。而海军则从一开始就称之为“叛乱部队”，为什么陆军到第三天开始才扭扭捏捏地表态呢?因为听说天皇发火了，扬言说要是陆军镇压不了叛乱，就亲自带近卫师团去御驾亲征，这才不得已而卖卖力。

在叛乱被镇压以后，陆军也还是要想方设法保护为首者。直到昭和天皇又发了一次火，一定要杀首犯，这才把几个为首的和两个帮腔的愤青文人给枪毙了，但还是保下了幕后黑手真崎甚三郎陆军大将，只是把他转了预备役。

二二六事件和这次事件所牵涉到的“皇道派”和“统制派”之间的争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通过二二六事件就能知道，昭和军阀们为什么要接管政权和为什么能够接管政权的原因。

先来看看当时日本的社会情况，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日本的胜利而结束，日本用大清支付的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的赔偿建成了八幡制铁所(现在的新日铁的前身)等工业设施，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10年后，日本又在1905年赢得了日俄战争，虽然这次没有得到经济赔偿，但却让西方列强承认了日本的国际地位。当时日本一直在和西方列强交涉修改过去被迫和西方列强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问题，但一直被西方列强所顽固拒绝，但在日本获得日俄战争的胜利以后，英美等西方列强纷纷同意修改过去的不平等条约，日本成了列强世界里的平等一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更是身列英美法日意五大协约战胜国，成为了一个列强大国。

但是，这个列强大国实际上并不像外表看上去那样光鲜。当时日本的国威国力，确实比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还没有解决或者找不到解决方法的国内问题却堆积如山，绝大多数国民的生活水平和明治初年相比并没有什么提高。两次对外战争的胜利带来的利益没有还原给老百姓，反而因为日俄战争的借款和一次大战后劳民伤财的西伯利亚出兵，更加增重了国民的负担。当时普通日本人的生活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穷”，如果还要再加一个字的话，就是“苦”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金融危机引发的不景气影响日益扩大，日本陷入了严重的通货紧缩。1931年的物价比1925年下落了35%，国民收入和股价指数也下降了30%，工业生产下落了25%。在上升的就一样东西：失业人口。光1931年一年，日本全国工厂矿山就解雇工人76万。

当时的日本工业雇用人口基本上是农民的老二老三和女儿，没有了工作就只能回农村老家。因而此时的日本农村更是惨不忍睹。1930年日本农业大丰收加上通货紧缩，两大主要农作物中的大米价格暴跌到一半以下，蚕茧价格更是跌倒了1/3以下。但这种情况下，来自朝鲜、台湾的比日本本土便宜两成左右的殖民地大米还在冲击日本市场。

《日本农业年报》有这样一组统计数字：“1931年山形县卖女儿的农户有四五千户。举最极端的最上郡西小国村作为例子，该村15岁到24岁的女性467名中，被卖掉的有110名，占23%。另外还有150名出外做女佣或女招待。”

“文革”后最早在中国公开上映的日本电影《望乡》，反映的就是这个时代。

比如在辻政信出生的石川县山中町东谷奥村，一百多户人家中，能够吃上白米饭的就只有三户，像辻政信家里平常吃的是“豆米饭”，就是用大米和豆子混合起来做饭。但就这样，辻家还不是最贫困的，辻政信的姐姐出嫁以后，用在娘家的老规矩，直接就把豆子倒到大米里面，省得做饭时还要再混合一遍，结果被婆婆大骂了一顿，原来婆家根本就吃不起大米，大米是用来招待尊贵客人的，媳妇把豆子倒进了大米，就把仅有的一点大米给糟蹋了。

军队的士兵，下士官和下层军官基本上都是农民的老二和老三，对于农村的惨状有切肤之痛，想要变革。要求变革是正当的，问题是如何变革。政党政治的无能，政治家的腐败和资本家的贪婪，使得军人们对政治家和产业界失去了信心，认为只有比较清廉的军人才能领导这个国家，军人应该取代只会夸夸其谈的政治家，应该取缔那些不管雇员死活、一心追逐利润的资本家，只有这样日本才有出路。

应该说这种现象并不是日本专有的，这就是世界上充满了军事政变的原因。话说回来，军事政变说明了在那个国家里，军队还没有完全腐败，一旦军队也开始腐败，那就连军事政变都没有了。

军队下层官兵是从对社会现状的观察体会出发，而对于北一辉等人鼓吹的国家主义学说产生共鸣的，认为政治无能，应该“清君侧”，把重臣、财界要人全都杀了，由天皇来“亲政”，组织以军方为主体的政府。在军队下层，这种皇道派思潮很有市场。

但上层，尤其是陆大毕业的那些精英军官们，对这个问题不这么看，他们是从专业出发考虑问题的。从克劳塞维茨开始，德国人一直有“总体战”的观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更使这种思想深入人心，而且其他国家也接受了这种观念，1935年鲁登道夫的《国家总体战》一书出版以后，这个名词更是流行一时。

日本陆军本来就是学的德国人，“言必称普鲁士”，再加上希特勒上台以后所实行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使德国所发生的变化，使日本的高级参谋军人们特别欣赏这种“所有的物质资源，所有的国力都必须服务于战争”这种论点，这就是所谓“统制派”的由来。

这些高级参谋军人，就是那些从幼年学校通过士官学校进入陆军大学校，然后在陆军省、参谋本部的那些人，对他们来说，国家存在的理由就是战争，他们自身存在的意义就是打仗，为了进行战争，政府必须由军队来控制。

不管其目的是什么，在组织一个由军队控制的国家主义政府的问题上，“皇道派”和“统制派”其实没有争议，仅仅是在如何组织上的争议。“统制派”不主张采取当时流行的政变方式，捧出几个像荒木贞夫这样的人来组阁，而是主张军内统一起来向议会施加压力，从而组织以军队为主导的国家总动员体制来做到这一点。所以其实“皇道派”和“统制派”的思想根源都是军国主义，仅仅就是一个“个人”还是“组织”的区别。只要看到后来在东京国际法庭上，皇道派的老大荒木贞夫陆军大将和统制派扛把子的东条英机并排坐着就知道了。但当时就是互相斗得死去活来。让人想起《格里佛游记》里面的“大头党”和“小头党”的争斗。

这就是“二二六事件”的历史背景。

研究日本近现代史的人都同意，“二二六事件”在日本现代史上是一次最大的政治事件。这句话不能从“如果没有二二六，日本就会怎样怎样”这种角度来理解，而要从“二二六事件”是日本近现代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的意义上来理解。

“二二六事件”本身被镇压下去了，随之而来的“肃军”运动使得“统制派”完全控制了陆军，极右翼的皇道派虽然从此一蹶不振，但政党政治也从此完全退出政治舞台，政府也就沦落成为军部的一件工具，以后的日本就在军部的带领下全力以赴地冲向了侵略战争，一直到全国毁灭的终点。

那么如果皇道派政变成功了呢?结果也是一样，就是说“二二六事件”是日本帝国正式完成向军国主义蜕变的一个完全的标志，从此以后，日本帝国就正式走上了不归路了。

然而“二二六事件”以统制派的全胜而胜利的结果，也带来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个特殊标志：就是参谋们在军内爬上了近于变态的高位，可以说“二二六事件”是参谋军官们的胜利。

如果说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大纲》是皇道派的思想纲领的话，统制派的参谋军官们就仅仅只有行动纲领而没有什么思想纲领，这个行动纲领就是当时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课员池田纯久中佐(陆大36期)起草的，只有薄薄50页的《国防的本义及其强化》这本俗称“陆军小册子”的东西。

这篇东西的内容十分简单，只有五部分：

一、国防观念的再检讨；

二、国防力量的构成要素；

三、现在的国际局势和国防；

四、国防国策强化的提倡；

五、国民的觉悟。

极其典型的参谋文笔，一个没有说明、没有分析的行动计划，就像这些参谋平时起草的作战命令一样，从这本“陆军小册子”的行文，基本上就可以看到这些参谋们将来为战争而战争所可能达到的结果了。

而“二二六事件”以后所进行的“肃军人事”，结果又是怎么样的呢?1936年8月的人事异动一下子调动了3000多人。其中军事参议官荒木贞夫(陆大19期首席)、真崎甚三郎(陆大19期军刀组)、林铣十郎(陆大17期)、阿部信行(陆大19期军刀组)、西义一(陆大21期)、陆军大臣川岛义之(陆大20期军刀组)被编入预备役，侍从武官长本庄繁(陆大19期)、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陆大17期)辞职，陆军一下子炒了八名大将的鱿鱼。

接任的是陆军大臣寺内寿一大将(陆大21期)，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中将(陆大23期首席)，教育总监杉山元中将(陆大22期)。时任关东军宪兵司令的东条英机少将，也因为在事件一开始就积极主动地把满洲的军内军外皇道派分子全部一网打尽，而荣升中将。这时陆军几乎没有了现役大将，这就是太平洋战争开始时，陆军中不但没有参加过日俄战争的将官，连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都寥寥无几的原因。

中将和少将们晋升的大好时机到来了，内部已经整顿完毕，思想得到了统一，现在只要寻找机会就能争取立功、出人头地了。

“二二六事件”在日本近代史上就有这么重要的地位。

2天津军开始唱主角

“二二六事件”以后，石原也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段时间。升任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离参谋次长也就只有一步之遥，而且看起来似乎这一步也不大了。

但是还是那句话：“天佑我中华”，有人在一边挖坑准备埋石原呢。

石原一举成名，成为后辈参谋们崇拜、模仿的榜样。而石原的那些后辈们，却只有升官发财的野心，没有石原的才能。你石原不就是搞了一个“满洲事变”就一举成名了吗?你会我也会，于是大家伙一拥而上，各种各样的“事变”像雨后的狗尿苔一样，把个石原给弄傻了。

真正要了石原莞尔少将的军人生命的，就是“支那事变”(七七卢沟桥事变)。

从“九一八”到“七七”，历史走过了6年。从沈阳到卢沟桥，历史没有留下过空白。

不要说石原莞尔自己的想法也是像风车一样咕噜咕噜转，就算石原坚持自己的思想，他也没有办法来约束关东军，约束关东军的参谋们。理由很简单，就像石原的上官当年也没能约束住他一样。

“满洲事变”并不是在1931年9月18日的深夜就全结束了。半年后的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在关东军刺刀的护卫下粉墨登场。1932年9月15日，在“五一五事件”犬养毅首相被杀害4个月以后，签订了《日满议定书》，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了“满洲国”。

但是关东军没有就此停手。从1933年2月开始，关东军开始进攻热河省。4月10日，关东军突破了长城，铁蹄踏上了华北。到5月的时候，北平、天津的陷落看起来已经是早晚的事了。华北危急!

1933年3月，日本宣布退出旧国联，当时的日本代表是外务大臣、后来的甲级战犯松冈洋右，随员就是石原莞尔大佐。

在这种情况下，1933年5月31日签订了《塘沽协定》，从1931年9月18日开始的军事行动，至此才告一段落。

《塘沽协定》将长城线和延庆、芦台间连线之中，东西200公里，南北100公里，总面积相当于日本的九州那么大的区域划为“非武装中立区”，中国军队撤出了这块区域，关东军也于1933年8月7日撤回关外。

在“十五年战争”中，从《塘沽协定》到“七七卢沟桥事变”，中间大约有4年左右，在表面上看来中日军队之间没有大规模作战，被称为“休战时期”。

当时的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少将在战后的回忆录里是这样写的：“《塘沽协定》……是从满洲事变到大东亚战争的长期对外战争中最重要的境界线，如果那时候就停止了那种积极的对外政策就好了。不，就应该停止。”

但是停止得了吗?

得陇望蜀，欲壑难填，这当然是日本军参谋们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

所以关东军和天津军在这四年里几乎一天都没有闲过。《塘沽协定》以后，关东军以军事力量作后盾，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一系列铁道、航空、通信、通商的不平等条约要求。这种外交事务，本来应该是外务省的事，可在当时，出头露面的全是关东军的各级参谋，外务省只是追认一下就行了。

这里提到的所谓“天津军”，也就是“北支那驻屯军”，原来叫“清国驻屯军”，是日本在义和团动乱以后根据《辛丑条约》在华北驻扎的军队。因其司令部在天津，所以一般称“天津军”，以区别于以后的“北支那方面军”。(“七七事变”以后，这支军队就改编成了第一方面军。)

这时候的天津军是“人才济济”。以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参谋长酒井隆为首，这两人战后全是战犯，可以说牛鬼蛇神魑魅魍魉全挤到一起来了。

怎么一个天津会聚集起那么多牛鬼蛇神呢?很简单，在那些野心勃勃的参谋们眼里，满洲的事情已经结束了。要想升官发财，要想出人头地，在满洲是指望不大了，得去华北，去天津军。所以从此以后，天津军开始唱主角了。

当时的外相是后来的甲级战犯广田弘毅，广田刚刚当外相时，比起他的前任斋藤内阁的内田康哉外相来，无论怎么说还算是温和派的，起码不是那么“甲级”。那位内田康哉整个就是个紧跟军部的疯子，在议会答辩时口出狂言：“就是国家变成焦土，也要守住满洲。”可他不会想到，几年后他们还是没有守住满洲，而日本这个国家倒真是变成了一片焦土。

广田就任外相后，1935年1月22日在议会演说时提出了对华“不威胁，不侵略”，在1月25日的议会答辩时又再次明言：“在我的任期内不会进行战争。”这是他一开始的“三不原则”。

2月26日，广田弘毅又对访日的国府外交部长王宠惠表示，在原则上不反对撤销不平等条约，甚至可以准备撤退驻华日军。5月份日本又在列强中首先将驻华公使馆升格为驻华大使馆。

当时的列强驻华外交机关都是公使馆，表明他们还不承认中国是一个现代国家。现在日本带头将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即使只是象征性的，也是一种示好举动吧。但是广田的“温和派”举动，其实就只有这“大使馆升格”一项。

但是军部，尤其是少壮派参谋们，连这种举动也无法容忍。

野心和贪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他们感到了威胁——中国在走向统一。

中国在政治上由于张学良的东北易帜，基本上已经统一。各路军阀领袖起码在形式上都加入了国民党，都是“中央执行委员”；经过几次军阀混战，蒋介石在军事上已经基本控制住了局面；各地军阀都开始从传统的封建军阀向一种割据性的封锁经济圈蜕皮，甚至开始独立地引进外资来和南京中央政府对抗。像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白崇禧李宗仁、河北的商震万福麟、察哈尔的宋哲元、绥远的傅作义、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等，虽然对中央还是阳奉阴违，但要再像前几年那样动不动就和中央来一场“大战”是不可能了。

但日军参谋们总幻想是不是可能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和各路地方军阀之间插个钉子，所以首先在华北就搞了两个协定，就是所谓的“何应钦—梅津美治郎协定”和“土肥原—秦德纯协定”。

1935年5月初，天津军借口两亲日报社的社长被杀，向国民政府提出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于学忠属下的原东北军、国民党中央军和国民党机关撤出河北；改天津为直辖市、河北省政府迁往保定等无理要求。

日本人梨本佑平在《中国之中的日本人》中是这么描写“何梅协定”这件事的：

美丽的古都北平优雅闲静的居仁堂何应钦公馆。有一天来了两个代表日本陆军的驻京武官高桥坦(陆大38期)和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这两个日本军人，把端上来的茶点拨到一边，“沙”的一声就抽出军刀对准了何应钦，恶狠狠地瞪着何应钦，高叫着要他同意协定。重体面、尊礼仪的中国将军们这时候应该是怎么痛苦啊。这是黄郛流着眼泪说的。

所以在战后枪决战犯酒井隆的第二天，南京各大报在第一版都是战犯下场的大幅照片。

6月27日，这次是关东军搞了一个“土肥原—秦德纯协定”，逼着宋哲元退出热河。

需要指出，这两个“协定”都是没有成文文本的，仅仅是逼着中方给出同意日军要求的信件而已。

“七七卢沟桥事变”，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

3广田组阁：把自己组上了绞刑架

“卢沟桥事变”的前一年，在日本历史上是很重要的一年。一开年就是“二二六事件”，冈田内阁倒台，接下来广田弘毅受命组阁。据说原来是想让近卫文麿组阁的，但是近卫推病拒绝了。广田只好出来组阁，这一组就把他自己给组上了绞刑架。

广田一开始提出来的阁僚名单，受到军部的坚决反对，说都是一帮子右派人士，不行。军部反对的主要是外相候选人吉田茂(后来是战后日本的第一任首相，也是今天麻生太郎的姥爷)，但当时“军部大臣现役制”已被废除，光靠不派陆军大臣还卡不住广田。怎么办?

军部就来了个霸王硬上弓，关东军第二课课长武藤章大佐和陆军省军事科长山下奉文大佐，就挎着军刀在组阁本部所在的外相官邸走廊里走来走去，全副武装的宪兵包围了整个外相官邸。今天你不让咱哥们爽了，你也就别想爽。

后来广田内阁成立，第一件事就是在军部的压力下恢复“军部大臣现役制”。这也是广田弘毅上绞架的理由之一。但是绞死广田，主要理由是签订了“德日共同防共协定”，这是日本走向轴心国的第一步。

那个协定是当时的驻德国武官大岛浩少将(陆大27期，后为甲级战犯)背着政府搞的，等外务省知道这件事时，已经搞了半年多了。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只好装着天真地说：“只是几个淡淡的墨水字，不要紧吧?”和陆军大臣寺内寿一去见广田首相。广田一看事已如此，只好同意，但还是异想天开，想画蛇添足，说：“既然防共，何不劝英国人一起来掺和掺和?”

这是最典型的日本式自以为是的思维方式。只要和日本人打过交道的，肯定有机会被日本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弄得啼笑皆非。

还好当时的驻英大使吉田茂不是这种思维方式。他知道你可以没事去瞎想老母猪会不会上树，但真要和老母猪去商量怎样上树就似乎有点弱智了。希特勒是在公开叫嚣反英反美的，你和他们搅到一起还能有个好?更不要说把英国人也拖到什么“德日共同防共协定”里面来了。结果派去说服吉田茂的驻英副武官辰已荣一中佐(陆大31期军刀组，以后做到第三师团中将师团长)不但没有能说服吉田茂，反而被吉田茂给说服了。

但是吉田茂说服不了大岛浩，1936年11月25日，还是签订了那个“德日共同防共协定”。以后发展到“德意日三国同盟”。用吉田茂的话说来就是：“离大战还有一里路”了。

缔结了条约，马上报应就来了。当时正在和苏联谈更新捕鱼协定的事，苏联人听到日德签了协定，还是“防共”的，立马不谈了。后来日本人好说歹说，才劝着俄国人又回到了谈判桌上，但是俄国人立场坚定，一次就谈一年的，明年的明年再说，而以往的协定都是8年一次的。

到现在，日本和俄罗斯的渔业协定还是一年一签，俄国人一不爽就拖延签协定，然后就到处抓日本渔船，让北海道的渔民和政府去吵去。所以到现在也看不到有什么人帮大岛浩翻案，你敢翻案，首先北海道的渔民就饶不了你，北海道的议员也饶不了你，那拨为打不了鱼正闹心呢。

后来广田弘毅作为甲级战犯被绞死，主要理由就是这个“德日联合防共协定”。但这只是表面上的理由，实际上是美国人需要绞死一个文官。真该绞死的首相近卫文麿已经自杀了，就拿广田来顶了缸。为了广田该不该绞死的官司一直打到了美国联邦法院，而且美国联邦法院居然受理这个官司!(这个远东军事法庭到底是不是“国际”的?)后来美国联邦法院勉勉强强以5比4的微弱多数表决决定：美国联邦法院无权干涉另外一个国际法庭(还知道做一些表面文章)。这才把7个甲级战犯给绞了。

上绞刑架时，广田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一起，排在东条英机的后面。临刑时一言不发，就是在板垣和木村三唱“天皇陛下万岁”时，回头问了忏悔师一声：“他们是不是又在喊天皇万岁了?”

至于大岛浩中将呢?那位倒知道好歹，被同盟军抓起来时，就已经做好了被绞首的思想准备。有人要问，这是不是太夸大了，谈了一个条约就至于被绞首吗?问题不止那一个条约，他和希特勒有过一个秘密会谈，希特勒教了他一手：造船容易，但海员培养起来难，所以德军潜水艇在攻击商船时杀光全部船员，以此来打击同盟国的海运。而大岛浩则把这句话转给了日本海军，所以大岛浩知道，弄不好会要他对日本海军的战争犯罪行为负责。

1936年秋天还出了一件事，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大佐(就是“九一八”事件后，和板垣一唱一和策划了上海“八一三事变“的那位)在板垣参谋长的支持下，又想在内蒙古搞第二个“满洲国”了，抬了一个德王出来想建立什么“蒙古国”。但是这次板垣的运气没有上次和石原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好，上次碰上一个千载难逢的对手张大少学良，这次碰上的是傅作义。11月5日，德王发通电向绥远军傅作义叫板，11月14日还真的向傅作义进攻了。但天下哪有那么多张学良呢，11月24日，德王被傅作义将军给包了饺子。关东军也就偃旗息鼓，又回头去经营那个“满洲国”了。

但别人没有什么“满洲国”可以经营呀，于是就“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不，这边就整出来了一个“七七事变”。

作者：俞天任